作者：王建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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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试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
绪论 20世纪的族际关系和族际政治
马克思让我明白，历史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1]——霍布斯鲍姆
一 历史视野中的20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问题
1900年，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William E.Burghardt Du Bois）[2]断言，20世纪将是亚洲、非洲深色种族对西方浅色种族的反抗。
1967年，英国历史协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总结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主要趋势时指出，20世纪前半叶的历[3]史，没有哪一个主题会比对西方的反抗这一主题更加重要。
2000年，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在撰写20世纪的世界史时回顾说：“20世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人类生活水平的下降。无数的精力、创新能力和意志力被用于战争。亿万生[4]灵，包括大量平民和几百万儿童，死于战火之中。”
以上是三位著名历史学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对20世纪世界历史的预见和评价。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一方面，20世纪见证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观念的全面普及，见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全面凯旋，见证了殖民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它也目睹了以国家名义进行种族灭绝的历史阴暗面，目睹了纳粹的集中营，目睹了将生化武器、原子弹用于大规模战争的恐怖行为和族际之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是一个文明的世纪，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现代政治实践中最基本的原则观念大传播、大普及、大凯旋的世纪；同时，20世纪也是一个战争和恐怖的世纪，是民族矛盾最激烈、暴力冲突最残酷的一个世纪。这一世纪的族际关系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有排斥性的。从凡尔登战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南京大屠杀到卢旺达内战，从印巴分治后的人口交换到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种族冲突，这些在20世纪屡屡发生的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民族清洗、种族混战和部族战争，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历史和沉重的记忆。与此同时，它们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反思空间，敦促人们深刻地解析这些令人发指的暴力冲突的行为根源，殚精竭虑地寻求走出人类集体梦魇的理性通衢。
20世纪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极端矛盾的世纪？是什么导致了20世纪这些历史悲剧的发生？为什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会有那么多族裔身份和语言文化迥然相异的民族集团的存在？为什么民族主义占据了现代世界政治情感的中心，具有那样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为什么它能够拨动人类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之弦，让千百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不惜为之抛洒热血、奉献生命，谱写人类精神的华美乐章？为什么它又可以把这种强烈情感转变为最残忍、最疯狂的野蛮行为，在技术进步、文化昌盛、人道主义理想普及的现代世界，制造出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这样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为什么看似文明且具有人文精神的个人一旦集结成为特定的民族群体，在所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意志”的蛊惑下会对另一个社会群体做出那样疯狂的行为，甚至在践踏人的生命和尊严时毫无怜悯之心和犯罪之感？为什么在20世纪会有民族主义浪潮的一次又一次的高涨？民族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0世纪发生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由多元族裔构成和历史文化多样性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普遍现象的世界上，同在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是否可以和睦相处？怎样处理族际关系才能避免族裔认同差异和族际冲突演变成人道主义悲剧，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现代国家创造了怎样的制度、设计了怎样的机制、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和政策来应对疆域内部的族裔多样性、协调利益诉求和文化认同差异？隐藏在这些制度、机制、手段和政策背后的观念动力是什么？由这些思想观念主导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践后果？现代国家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避免制度法律和机制政策的消极后果，创造多元社会的和睦安宁、和谐稳定，在存在族裔文化多样性的各个差异集团中创造出包容并超越这些差异和多样性的政治认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20世纪发生的这些民族现象和族际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进行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并且在实践上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从根本上消除它们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土壤，则是现代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然而，要正确理解这些现象，找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回答20世纪历史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有对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全面了解，也需要有对这些事件发生背景的深刻洞悉，更需要有一个能够深入历史事件的核心、洞察并揭示这些事件的本质及其整体联系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那么，何种角度是理解20世纪发生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合适视角？什么样的眼光和方法才能深入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又是怎样的叙述才能向人们表述出事件的原委真相并揭示其根源和联系呢？
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兴起，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解构主义对主流宏大叙事传统的质疑，学术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尽量避免宏观的理论和大规模历史背景的发掘和叙述，而注重于个别事件的微观描述和心理发掘。2005年10月，笔者参加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界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有没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史。不言而喻，这个议题本身反映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提出批判和质疑的学术背景。但是，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宏大叙事传统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在怎样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恰切的？它是对传统的带有偏见和霸权的宏大叙事的扬弃，还是对整体历史的全面抛弃？离开了总体世界史眼光的单纯的个别性的事件描述，是否能够真正解释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是否能够全面地揭示事件的真相和本质？解构主义在对传统叙事进行解构的同时，是否本身也正在被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观念和眼光所主宰？我们真的不需要一种理解历史事件的整体眼光和宏观理论吗？由美国新史学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德国思想史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创立的注重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历史作用的研究方法真的过时了吗？
站在一个历史学批判的立场上，笔者认为，无论解构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这些现代学术流派都并非不需要宏大叙事、宏大结构和宏观的理论。它们要扬弃的只是传统的带有西方文化霸权和潜规则的宏观理论和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用捏造的神话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解构的目的也不是抛弃宏大视野本身，而是抛弃这种传统的、带有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以及伪造成分的宏大叙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立场，来解释和理解世界历史宏大结构中的具体内容和个别事件，重建微观叙述和宏大视野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主义对现代民族和国家建构事实的发现和揭示，本身就是在揭开神话的面纱，恢复历史的真相，具有全面重建世界历史的意义。
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观点，现代民族和国家都是建构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建构主义的这个观念，承认民族、国家、制度、法律都是因现代行为者的建构行为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建构行为本身进行分析，并紧接着把我们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人们是在怎样的历史局势中建构历史、建构国家的？进行这些想象和建构的行为主体是谁？想象和建构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苍穹有多么高远？想象行为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所给予他们的想象空间又是如何？想象者做如此想象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动力是什么？想象者和建构者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想象者将其付诸实践的行为和手段有哪些？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研究者应该更加关心隐藏在人们这些行为背后的观念动力，尤其是政治家们的活动所依据的思想背景，我们就会接着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建构行为的目的和手段是依据什么确定的？建构行为的观念动力和历史局势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事件背后的心理动机的发掘，是否离得开对行为人所处时代背景的宏观关照？发生在不同地区但却在同一个历史苍穹下的历史事件是个别的、孤立的吗？相同的历史时间是否会赋予发生在其中的、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一种内在的同一性？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那里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否出自共同的意识、为共同的思想背景所驱动？脱离对建构行为的历史背景分析而单纯用微观叙事的方法对20世纪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个别的分析，能够揭示事实的真相吗？
从一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上看，解构主义是专业化研究趋势的产物。其特点是把宏观趋向问题的解释转向对微观社会和个人行为动力的解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深受这种解构主义的影响，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看做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固然反映了民族形成的某种特征，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仅把民族看成想象和人为建构的产物，则忽视了民族形成的另外方面，甚至是更主要的方面，即决定人类做如此想象、并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想象来进行民族建构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局势。这些问题，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上来，并且不断地提醒我们，想象作为一种行为，其本身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它既是历史运动的一部分，构成了历史局势本身，并且也是历史局势的产物。脱离想象者和建构者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局势的想象和建构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若要了解想象的共同体即现代民族的建构过程，了解现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想象行为发生的历史空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地了解产生驱动想象者做如此想象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仍然是有用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尤根·哈贝马斯才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往理性的命题。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地理上分散的人们借以联合起来的物质手段的方式和水平。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进行的工具、手段的发展改进，决定了人们的交往行为的范围和频率的变化，因而也就决定了想象共同体的规模、外延、内涵及其意义和变化。利用小型舟楫驮马进行交往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与利用铁路、公路、机车、空客、互联网进行联系和交往的工业和信息时代的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显然不一样。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由于道路的简陋，中世纪的市民联合需要几个世纪，而由于铁[5]路的出现，现代无产者的联合只需要几年时间。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物质手段对人类交往行为、方式、范围和交往程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和进步，信息科学通信技术的新发明，会不断创造出新的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改变并扩大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范围，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而也改变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规模和性质的认知，以及作为能动主体想象并建构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早已超越了村落、地方、城市和国家的地理范围，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文化联系，而变得越来越带有全方位的性质，在全球和地方之间创造了一种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联系。人们对共同体空间的想象必然会随着这种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超越孟子和柏拉图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而进入一种更大的想象空间。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具体的实在，又这样带有如此多的想象因素和建构性质的社会共同体，在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康珀内拉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想象行为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引导和驱动。决定想象者对社会共同体做此种想象而不做彼种想象的，是在当时局势下存在的社会观念，是人们对共同体和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期冀，以及当时人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通行程度和社会影响力。而驱动人们做如此想象的观念和价值的产生，以及它对当时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的主宰程度，也离不开人们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局势。
当代荷兰历史学家克里斯·洛伦兹曾指出，20世纪的历史已经成为最确切意义上的全球的历史，这个时代的民族性历史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20世纪历史的超民族性恰恰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一种超民族的视角。用全球的视角取代民族的视角成为必要。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的历史学家只能成为谬见的可怜牺牲
[6]品。
在现代世界，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通过环节复杂、网络密集的商品链，将过去分散的、孤立的各个民族组织到世界性的生产过程之中，使其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政策行为，也都已经超出了绝对自主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联系。受到这种世界性联系的制约，孤立抽象的民族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理解民族的内涵，理解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把眼光投向包括全部民族、国家的复杂行为和社会分工、交换关系的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过程，对民族存在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体系有一个总的认识，对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宏观的视角。因此，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问题，如南亚、非洲等新兴国家内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暴力，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种族屠杀，等等，也就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孤立地进行解释，仅仅从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将它们放到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对民族国家行为发生决定作用的世界性结构中去认识，即放到世界体系的阶段性变化、世界性的民族国家建构浪潮、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观念指导和政策选择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这个视野，既是沃勒斯坦所倡导的世界体系的整体眼光，也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从这种长时段大空间的历史社会学视野出发，我们才可以看出，20世纪发生的所有这些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都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些民族的愚蠢幼稚、野蛮好战的民族劣根性使然，而是与现代世界体系及其阶段性的变化之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的。所有这些现象，不仅可以从殖民统治时期给不同民族留下的不同历史记忆中找到根源，也可以从后殖民化时代新兴国家的政治建构和权利关系中寻求解释，更可以从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观念价值中找到行为动力。
在当代世界，随着全球性的经济联系扩展渗透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区，随着人类的交往关系在不断地扩大、日益地深入，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所有民族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疆域之中，并且通过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被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网络之中，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起彼此的政治联系，其行为和命运与这个世界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被这种世界性的联系所规范、所制约、所支配。在思想文化层面，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挣脱了中世纪神权枷锁并且在时间长河中淬炼而成的人权价值观的世界性普及，不仅制约着国家的建构模式，约束着国家权力的实施，轨制着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并且也在另一个方面启迪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容、形式、诉求和目标选择上一再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明确地反映出所有这些问题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联系，显示出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人民主权观念对现代世界政治行为的基本规范。
站在21世纪的时间门槛上，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透过混沌模糊纷纭暗淡的历史表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世界范围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宗教改革以来长达500年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有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旧的封建帝国、教皇权威、教会统治秩序的冲击。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在对这种旧秩序的解构中建立起来。从那时起，作为现代世界历史重要内容的建构民族性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并且借助欧洲一度的全球霸权从西欧逐渐地扩展到全世界。20世纪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一再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是建构民族性的历史巨流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向旧的世界秩序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潮涌，是民族国家体系向世界各大洲的挺进和延伸。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20世纪才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事件，而且这种种族冲突暴力行为大多发生在新兴国家内。这其实只是一幅缺乏历史眼光的短视画面。从建构民族性的历史长时段眼光来看，由国家发动或支持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以及在国家范围内围绕着权利资源分配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并不是20世纪才发生的新鲜事。自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的历史，其实已经充满了这类的冲突。20世纪的民族冲突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世纪冲突频仍、程度剧烈、范围广泛，牵涉的国家、地区和人口的规模都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历史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使然。当代世界的种族冲突之所以多发生在新兴国家，是因为它们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相对较晚，建构民族性的过程起步较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张力的释放自然也比较迟缓。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对20世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后正确指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有些国家享有几百年的民族独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以积累政治经验，发展政治体制，扩展政治忠诚，消弭文化分裂，建立国家地位，形成调停冲突的手段。而有的国家是经过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外国统治和殖民主义后最近才获得独立的。这些新兴国家仍然在为完成民族的认同[7]而奋斗，仍然在经历混乱时代，受着公开的或潜在的冲突的折磨。罗伯特·达尔无疑具备了历史长时段的眼光。他的见解道出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真实内容。但是他的《现代政治分析》一书对此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深入研究。因此，研究现代世界各国普遍经历的建构民族性这一历史进程以及建构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工作，就成为我们这些研究20世纪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后来者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从历史长时段看，现代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建构民族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个混乱的、动荡的、不稳定的时期。建构民族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结构重组的过程，非常平稳一帆风顺的案例十分罕见。自宗教改革甚至更早的西班牙复兴运动以来的欧洲历史，已经充满了这种冲突、动荡和残忍的社会排斥。其行为甚至更公开、更野蛮、更加肆无忌惮。15世纪由西班牙基督教徒发动的比利牛斯半岛的复兴运动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驱逐和剥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审判与迫害，堪与20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暴行相比；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中发生的圣巴泰勒米大屠杀，其残忍程度也不亚于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这些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点上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都是在相同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相同事情。其性质和惨烈程度也都非常相似。只不过由于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步、不平衡，才在历史的年表上表现出时间的距离和形式的差异。前者表现为宗教战争，而后者则表现为种族冲突。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影响现代世界历史、并且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产生直接驱动作用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是观念的力量，即通行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政治学说。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它体现出思想和文化的价值和力量。现代世界的政治文化是围绕着两条思想路线展开的，一是在对旧的封建秩序、宗教权威的挑战中发展起来的国家主权思想，最早体现在博丹和霍布斯等人关于国家绝对主权的观念中；二是在近代世界反抗暴君暴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民主权思想。根据卢梭和洛克等人的理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统治者对人民实施暴政，那么人民就有权推翻他。这种由人民主权延伸出来的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自诞生以来，就是挑战君主统治的观念动力，也是政治权利合法性的现代原则的思想基础。18世纪，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夕，这种发源于欧洲的人民主权观念广为传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在美国革命中，它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被写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而后，它又在法国革命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得到再次的重申和确认。从那时起，人民主权和反抗暴政的权利，便成为改变旧世界、旧结构、旧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现代世界历史中通行的基本政治原则。如果说，世界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重组，现代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受到了交往和经济联系全球化的驱动，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实践，则不仅受到了由博丹和霍布斯等人提出的国家绝对主权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在反抗旧有的政治秩序中发展起来的人民主权观念的引导。这种人民主权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萌生驱动的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合而为一，便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的历史洪流，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基础。对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的民族主义理论，本身也是这种政治体系的一部分，是与这种政治体系相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诸多概念和原则，如自治、自决、自由、平等以及脱离的权利等，也都根源于此。
20世纪新的力量的崛起和世界霸权的转移，使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重组，旧的殖民体系创造的权利平衡被打破，殖民帝国对各个地区的控制遭瓦解。欧洲民族在反对殖民帝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民族主义政治观念和社会运动，由于欧洲本身的世界性优势，对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围绕着欧洲民族主义理念构建起来的一些政治原则，如领土主权、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等，成为普世接受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观念，动摇了旧殖民势力建立起来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合法性，促进了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自决观念第一次得到了运用，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人类首次的政治实践。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是在战后非殖民化过程中获得独立的国家，都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或是接受了欧洲模式的主权平等、社会民主的政治思想，建立起民主的民族国家；或是将领土主权与世袭王权相结合，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成为20世纪世界性组织形式的决定性典范。
作为世界体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民族国家把其地域上所有的人都纳入其司法行政领域，在对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地区进行内部绥靖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权力机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在外部，民族国家与其他相同的政治单元一道，构成了更大的社会体系即世界体系，并且以这个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的身份而行动。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世界性的权利和资源分配关系。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差别和分歧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内部，民族国家制约着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关系：中央与地方、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等等。民族国家这种政治模式本身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产物，但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世界历史，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由国家推动的建构民族性过程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而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法律，又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巨大的钳制作用，并且直接影响了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二 族际政治研究相关的学科与方法
理解20世纪历史中的民族运动和民族关系，理解20世纪民族问题的多样性表现形式及其内涵和联系，对20世纪发生的各种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给出回答和解释，仅仅叙述事件发生的事实以及揭示这些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英国历史学家J.B.布里早就说过，除非能够确定“它们与整个现实体系的本质联系，事实的集合或事实的罗列在理[8]论上毫无意义”。而要确定事件之间的本质联系，我们就不仅需要有能够涵盖这些现象及其联系的全球性视野，还需要对现代世界的组织结构、制度法律，个人与群体在这种结构中的权利与地位有深入了解，对这种结构、制度对人们的心理、观念的塑造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宰制有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从特定历史事件发生于其中的特定历史过程和特定的时空联系中发现各种问题的根源和动力，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作出合理的解释。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了蒲鲁东单纯从观念哲学出发解释历史和世界的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从经济角度、从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出发解释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19世纪末，恩格斯在他晚年的通信中进一步地提出了从多重因果联系的角度理解人类历史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具有结构主义的特征，强调社会结构和大规模的历史活动对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支配性影响。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也提出了“全方位地考虑人的活动”的主张，认为单个的与其他社会侧面孤立开来的社会生活侧面是无法理解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对个人心理、行为都具有重要作用。后来的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些被称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对意识作用的强调，对文化和心理变量的关注，以及卡尔·波普在哲学领域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批判，等等，都为认识人的创造性开辟了道路，对建构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建构主义从人的行为角度提出的认识和解释现象、制度和社会实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为理解历史和现代世界提供了现实的手段和方法、促进了社会科学进步的同时，也为民族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给我们观照和洞察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实质以深刻的启迪。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族裔民族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高涨，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逐渐形成热点。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安东尼·史密斯在这个研究中崭露头角。安东尼·史密斯把历史主义方法与建构主义方法相结合，开创了一种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建构主义方法。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把社会事实看做是个人和集体行为者建构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若干方面，不是人们的认识和发现，而是人们的创造和发明。民族和国家就是这种建构行为的产物。安东尼·史密斯则从历史中发掘民族及民族主义现象的本质和联系，在注重观念作用的同时，注重历史前提的制约和作为。安东尼·史密斯用族裔符号学这个概念，区分了族裔集团和民族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阐释了前现代社会集体文化认同的普遍存在及其意义，揭示了过去、现在之间的复杂联系。他把前现代社会存在的民族，用法语的ethnie一词表示，以示与现代的nation相区别。既把从前的集体文化认同与现代的民族相联系，又承认它们中间存在着历史断裂现象，承认存在着各种族裔类型和共同体在晚近民族形成过程中发生新的结合的可能性，强调民族主义对族裔历史的重新开发和利用，回应了人们提出的一些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后果等更尖锐的问题，把人们的视野再次引向了历史的价值和作用，起到了对建构主义存在的历史虚无倾向矫枉过正的作用。
平心而论，安东尼·史密斯的历史建构主义方法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创造，也不是原生性的，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方法与现实的新方法的结合。恩格斯晚年通信中关于从多重因果联系的角度理解历史的方法，就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意义。而马克思关于人民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包含了历史建构主义的成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是现代的产物，但是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诉诸历史，无论是分离主义还是复国主义，都从历史当中寻找其诉求的合法性，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建构集体认同，动员人民的参与，调动人民的热情。从安东尼·史密斯对历史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既然民族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实体，那么民族研究，特别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具有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积累，也需要对这些学科的视野、方法和传统的改造更新。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民族研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都有广泛的联系，它既需要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也需要对传统学科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需要避免孤立僵硬地固守陈式，提倡各种方法的能动选择，在批判、继承和扬弃中，推陈出新，通过方法的革新和视野的开放，促进知识的增长，保持与时俱进的学术生命力。
民族研究首先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人类学是从描述异族和异文化的民族志演变而来的。它有着不容否认的欧洲起源。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随着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反抗，随着欧洲中心论理念的被打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随着人们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平等交往关系的期求和渴望，人类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学这个术语本身所蕴涵的对人类共同性的深层关怀、它所包含的人性相通的理念意识、它所涵盖的博大的视阈空间，使它从描述西方人眼中的原始民族、非欧民族转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探讨，从了解周围各族的愿望发展到对人类共性和人类文化的探讨，对人类的共同性和文化的差异性的探讨。
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田野调查。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几乎不存在人类学初创时期那种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始村落和人群，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形态描述已经没有意义。这种认识有失偏颇。田野调查方法的价值在于它的普遍适用性。如果我们认为田野方法带有猎奇的性质，只适合于发现和描述边缘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差异，始终认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边缘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饮食服饰、生活习惯和传统社会组织及传统宗教，把他们看做静止的社会，那么民族学和田野方法本身就枯竭了、停滞了，失去意义了。反之，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不把田野方法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从外来者的角度对当地原始社会形态的描述，也不把民族学局限于从静止形态上对调查对象的考察，而是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确定不同的研究计划和调查对象，调整观察的视角、内容和目标，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角度考察社会变化对边缘少数民族的冲击，少数民族在与外界压力互动过程中社会心理的重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对边缘少数民族社会观念、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边缘少数民族对国家民族政策的态度，国家为改变少数民族的边缘地位所采取的政策及其效应，在现代国家格局下边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边缘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和认同形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等等。从这种新的视角出发，田野调查的方法不仅不会过时，而且非常有效。它可以用来作为政策效果追踪考察的方法，直接为民族政策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素材，使我们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触摸到世界性历史变化的脉搏，从一个整体、宏观的大视野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各种现象、变化之间的动力和联系，检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国家行为和国家政策的实践效果，避免片面、盲从和僵化，不断调整、改进和完善协调民族关系的政治机制和各种政策，使之达到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
民族研究同样离不开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和概念之于民族研究不仅适用，而且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共同体”，如部落、部族、民族都纳入了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而这些政治共同体之间历史际遇的不同、文化习俗的歧异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构成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体之间复杂的群体认同，也会导致多民族国家内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分层，即不同民族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差别待遇。近年来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把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概念应用到民族关系研究，指出在许多国家，存在着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权利等方面以民族为基本分野的社会阶层划分，不同的民族群体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差别。一些民族处于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而另一些民族则处于劣势地位。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就业市场上劳动分工也日益地种族化。
多元社会中存在的以族裔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是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根源。而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模式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其中，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分配体系对社会分层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特兰就将社会结构看成是由权利和义务所规范的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当代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也指出，偏袒某些群体，迫使其他群体处于被动状态的正是社会结构。而协调民族国[9]家内部的各个民族集团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正是政治。从这一点上说，民族问题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研究。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下，对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与权利的研究，更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不同民族如何在一个共同体内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地位平等和权利共享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就是族际政治。对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的政治地位、经济文化权利和资源分配份额等问题的研究，属于族际政治研究。
我们强调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政治内涵，并不是要否认和拒绝学者们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角度理解和研究民族现象和民族特性的正当性。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族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一旦把民族当做一种实在的社会实体，并且置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民族就不是纯文化的研究对象了，而进入了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网络之中。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那么简单了，它包括了对社会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包括在这个占有和分配体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已经远远不是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所能够涵盖得了的了。
无论社会学研究还是政治学研究，都不应该是静止孤立的研究，都应该有历史学的时间和变化的视野。19世纪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古朗治曾指出，历史学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即真正的社会学。当代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也认为，社会学是对单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则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侧重于研究题目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
[10]化。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就提出研究各个社会的“动态变化”是正确的方法。他指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因此应该对它们进行动态的研究。
无独有偶，美籍德裔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也提出了从历史的动态角度研究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形态学方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可以用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它是多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结成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结构。社会发展和心理活动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动的，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他们倡导的动态研究和历史的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实践。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始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注重历史向度的趋势。英国历史学家厄尔斯特·盖尔纳和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都遵循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历史传统，区分不同的社会类型并阐释它们之间的转变，以及社会结构和权利分配制度的变化和调整。与此同时，弗朗兹·博厄斯、诺贝特·埃利亚斯等人倡导的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角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方法，也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发展。
比较研究的方法有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研究，就是截取两个不同时间点上的社会切面，通过对在不同时期社会结构形态的比较，获得某一历史时期社会变化的真实性量化指标，确切地衡量变化的规模、内容和程度，真实地了解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动力和联系。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会发现这样几种现象：（1）在历史的不同时间点上存在的各个民族的数目是不同的；（2）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的内涵和特征也不尽相同：在古代历史上，共同祖先的血缘纽带，曾经是民族或集团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它的意义就远不如前，而让位于一些新的特征和要素，如领土、国家和政治认同等。
一般来说，纵向的比较反映历史的变化和走向，可以衡量民族生活的变化，衡量民族政策的实施效果。而横向的比较，则具有一种“文化批评”的功能，不仅能够用来比较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也可以运用于不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效果的比较。用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话来说，“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并未表明文化多样性的消除，而是表明了在共享一个共同世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模式的共存和较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因而，不同文化依然可以从[11]反差中找到对自身的理解。”横向的对照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人类文化的共通性，消除误会和隔阂，增进理解和合作，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砥砺、磨合与共处；还可以使我们从不同国家的政策实践中，了解各种观念、制度、政策的现实背景、理论思路、方法选择及其实践后果，在对政策效果的比较研究中，在对利弊得失的批判反思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不断改进和完善制度、政策和措施。
多民族国家的普遍性，决定了民族问题绝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现象，族际政治研究也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研究领域。世界各民族在处理族际关系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反思批判和借鉴学习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各个国家民族政策及实践效果的比较，找出各种政策之间的差异和利弊，趋利避害，纠正错误，完善协调民族关系的制度机制和各项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是从世界角度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价值所在。反之，缺乏世界性的研究视野，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不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封闭的状态下自说自话，那么民族研究、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研究就失去了参照系，失去了与世界各个民族对话的平台，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从而失去了认知能力，失去为族际政治提供决策基础和咨询服务的特性与功能。
当代社会科学的变革和进步，为民族研究铺垫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平台，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并且提供了多样性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民族研究需要的就是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变革和进步保持一致，从当代社会科学的变革和进步的趋势中吸取力量，将多种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事实上，当代世界研究民族问题的大家及其论著，都很难归于哪一个学科。如厄尔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的《历史上的民族》，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些在民族和民族国家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明显地不能划入哪一个学科领域，而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广泛知识。它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和马尔库斯与费彻尔的“重建社会科学”的主张，以及沃勒斯坦主张“开放社会科学”的趋向是一致的，代表着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性变革。
更重要的是，民族研究必须体现通过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功用，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今天，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地区联系在一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世界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传统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极大变化。同一社会中族裔身份的多样性和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国家的现象，已经变成不可逆转的常态。这种历史局势，促使当代社会科学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研究作出反应，把它置于全球性社会变化的背景中去考量，对传统的民族理论、民族概念、民族政策实践以及传统的民族研究方法进行深刻的反思，“接受一与多、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张力，并且把这种张力看作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而非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12]。
在我国，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是一个晚近起步的研究领域。将研究的主要视点瞄向国外的民族，系统地研究外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研究者们主要从事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借鉴采用人类学及民族志的方法，对世界各大洲的民族进行了社会形态、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描述；翻译出版了国外民族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主要是苏联的一些出版物和相关文章（如《民族译丛》）；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民族冲突的“热点”问题进行追踪报道和背景研究；对非殖民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一些历史研究。这些工作无疑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增进了我们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积累了世界民族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知识，为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以往的这些研究，或是传统人类学的形态描述，停留在对某一国家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民族构成、文化习俗及宗教传统等知识层面上的认识；或是历史学上的短时段性的事件描述和追踪。这些工作，在性质上属于知识的积累和事实的发掘，是基本面上的工作，还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层面。要将世界民族研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我们还需要做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全面地理解世界民族的本质联系，从世界性的角度揭示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的缘由，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民族主义占据了现代世界政治情感的中心，具有那样巨大的动员力和持久的能量这样的一般性现实问题。二是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一种时间上的观照，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内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形式、内容和诉求上的变化，比较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民族形态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异同，从而全面地揭示各种民族主义类型和民族冲突的形式变化与历史趋势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三是培养整体的历史眼光，能够揭示现象的本质，解释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变化的动力和逻辑；解释民族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全方位的历史社会联系，特别是它和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联系，探求如何通过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来调节、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不容否认，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学科分野，成为一种无形的藩篱，分裂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整体研究，也限制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就民族现象的研究来说，它的一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割裂了民族问题的复杂而多重的联系，把民族研究的不同维面，切割到不同的研究领域，使其彼此孤立、不相联系，阻碍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实现。即便一些接受跨学科研究主张并且了解综合研究真正价值的学者们，在对待民族研究这样需要系统知识的综合研究问题上，也往往摆脱不了传统学科背景的局限。在缺乏学科沟通的情况下，很容易使此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彼研究领域的概念作望文生义的理解，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和观点。这就将民族问题弄得更为复杂。仅就“民族”一词来说，汉语中“民族”的一词多义，很容易使人对各种民族概念定义的民族现象产生混淆，将作为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民族”相混淆，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上的民族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民族，国际层面上的民族和国内层面上的民族混为一谈。例如，人类学家坚持认为不存在美利坚民族，在他们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存在人种、族裔和文化上的美利坚民族。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如果认为不存在美利坚民族则会成为笑话。从两种意义上说，二者都没有错。问题是二者所说的民族，并不是同一所指。前者是社会文化学概念上的民族（ethnic group），后者是政治学概念上的民族（nation）。二者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再比如，近年来，无论国内国外的学术界，不断有一些社会学家提出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主张去除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性内容，把它留给纯粹的文化领域。这些社会学家实际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不同范畴的民族问题混为一谈。一般来说，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可以没有政治内容，研究社会共同体形式的发展演变时，可以不涉及当下的政治结构。不仅如此，不同社会共同体即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包括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都可以看成文化上的差异。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制度本身就包含在广义的文化内涵之中，也因为这些人类共同体没有被置于发生政治联系的场景之中当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来对待。但是，一旦将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它就必然地涉及国家的制度法律和权力结构，因而也就必然地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了。
现代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无论是社会文化学概念上的民族（ethnic group），还是历史上作为文化共同体存在的民族（people），都进入了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内，成为政治学概念上的民族（nation）的组成部分，并且必然地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与其他的社会文化学概念上的民族（ethnic group，现在一般通译为族群）发生联系。这样，原本没有政治含义的族群，就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了政治的含义。而一旦进入这个政治场，族群便再也没有办法去掉它的政治内容了。因此，社会学家若要研究族群（ethnic group）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或不同的族群在现代国家中的关系，就离不开政治学的知识和原理。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容易闹出笑话。所谓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族群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族群可以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一旦作为一种主义、一种集体的社会运动，它就具有了政治含义，带有挑战国家现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结构的意义。因此，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才有族性、族群主义对抗民族主义之说（ethnicity，ethnicalism vs nationalism）。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是须臾也离不开政治的。因为现代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进入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场阈之中，不存在生活于民族国家之外的民族。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本质决定了现代民族关系的本质，在这个政治场中发生的所有关系必然都带有政治的内容。
当代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普遍性，民族概念上附着的多层含义，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激烈形式和多重国际联系，决定了民族研究不可能属于哪一个学科，而必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学科界限模糊学术前沿开放的时代，一个各种知识[13]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时代。”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环境生态学的分野，已经成为深刻理解民族现象、深入研究民族问题的一个障碍。要弥补这些不足，民族研究就必须打破学科藩篱，突破传统的学科限制，突破个别事件描述的局限，创建一种既有社会学的方法也有历史学的眼界，能够从纷繁现象中发现共通本质、从表面的相似中发现内在差异、从哲学政治学的高度理解民族关系、探讨社会体制与民族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就必须具有一种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眼光，把个别事件的描述置于整体历史结构的分析之中，寻找和发现个案发生的总的背景和深刻联系，在对历史局势和世界体系的总的理解中，研究和解释现代社会的民族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研究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洞察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结构联系，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指导现实社会民族关系的政治实践，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政策思路和可行方法。
三 本课题研究的层次、对象、目标和任务
一般来说，世界民族研究主要包含四个层次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世界民族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总体认识，即从民族存在于其中的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理解民族关系的本质，这是理论视野与研究框架的问题；二是民族概念和术语问题；三是实践层次的民族形态、民族问题和个案的研究；四是民族政治研究，包括民族政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研究。这四个研究层次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渗透的。总体理解离不开个案研究的基础，是对个案研究的抽象和概括；个案的考察也离不开总体眼光的指导；概念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族际政治研究则是民族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对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所有理解和认识，最终都要化为民族政治决策的理论基础。
理论视野和框架，涉及对当代世界和民族问题的总体认识，是一种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民族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其存在，因而民族研究首先要有一个体系的视野和框架。把握了整体框架问题，才能够确定研究领域的内涵和外延，选择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现代民族和国家具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下，民族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与国家问题密切联系，而且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民族与国家的密切联系，决定了现代世界民族关系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即国际层面的民族关系和国内层面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这两方面含义，又决定了研究世界民族关系的两个领域，即国际政治和族际政治，前者讨论国际层面上的民族关系，后者讨论国家内部构成民族的各部分即具有各自族裔特征和社会传统的地域性人口集团之间的关系二者都属于世界民族研究的范畴。现代民族问题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多样复杂，在本质上都离不开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争取民族的主权，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少数民族的权利地位问题，这类问题还可以再分为世居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共同体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权利等。
民族是人的集合，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上居住，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法律制度、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结成的人类共同体，国家是在这个共同体机体上建立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民族的组织和权力机构，在民族国家彼此的交往中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和主权。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关系，传统上称做国际关系，属于国际政治领域，在这个层面上，民族追求独立的国家主权，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平地位和同等权利；但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同一个过程，国家疆域的确立与生活在这一疆域上人民的共同法律制度、共同社会习俗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在时间上并不同步。在国家内部，居住在同一疆域之内、构成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种族和历史文化集团，具有同一种语言或有统一的历史经验。根据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还可以再分为不同的亚民族（nationalities，ethnic groups）。各历史文化民族，以及构成各历史文化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要求在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内在自由，即在共处条件下的公正平等。历史际遇的不同和文化习俗的歧异，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集团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是，由于传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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