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上三大传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富兰克林,卡耐基,洛克菲勒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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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上三大传记试读：

序一：关于这部《富兰克林自传》

1771年

写于特怀福德村

圣阿瑟夫教堂主教家中亲爱的孩子：我向来喜欢搜集有关祖上的一些奇闻异事。也许你还记得，你和我在英格兰的时候，我曾经为了这个目的四处奔走，访遍了亲属中的所有老人。同样，我猜想你对于我的一生经历也会乐于知晓，因为这其中有许多事情都是你还没有听说过的。目前我正在乡村休假，希望能有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可以安心地为你把这些经历写下来。除此之外，促使我这么做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我出身卑微，且家境贫寒，在经历了人生无数次磨难后，竟然也积累了一些财富，在世界上也赢得了一些声誉。我的一生承蒙上帝的保佑，一帆风顺，遇事顺利，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的后辈们可能会对这些处世之道很感兴趣，或许也会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效仿的有用的地方。当我回顾起我的一生是如此的幸运时，便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生活能给我再选择一次的机会，我便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重新再过一遍。这就像一个作家，在书稿再版时可以改正初版时出现的错误那样。如果真的能这样，那么我除了可以改正错误以外，我还可以去掉种种不好的东西，让别人从中受益。就算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重新再来一遍。但是这种重演的愿望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回忆了，为了让回忆尽可能地保持得久远些，只能将它付诸笔端记录下来。因此，我也会向老人们那种常有的癖好一样，放纵一下自己，唠唠叨叨地讲述自己及自己的往事。我希望我的讲述不会让人感到厌烦，让他们有种出于对长者的尊敬而迫不得已来听的情绪，因为听与不听，毕竟是个人自愿的事儿。最后（我还是自己承认为好，因为我不想失信于他人），写这个自传，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一点虚荣心。说句实话，我时常听见或在书上读到别人在刚说完了像“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这种开场白以后，接着总是一大篇自吹自擂的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厌恶别人的这种虚荣心的，但可曾想到自己其实也或多或少的也有点贪图虚荣呢。不过，我对这种虚荣心抱的是一种公平的态度，因为我相信：有这种心理的人不仅对自己有好处，而且也能使周围的人从中受益。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生活幸福而感谢上帝，就算有点虚荣也并不一定就是荒唐的事。既然自传里提到上帝，我十分谦恭地承认，上面提到的我所有的幸福都要归功于上帝的仁慈和眷顾——上帝使我找到了处世之道，并且让我用这些方法获得了成功。至于将来，我不想多想，但我坚信：上帝的眷顾还会一如既往地降临于我，使我像以前一样幸福，并且能让我像以前一样，忍受命中注定的厄运。未来的命运有多复杂，只有上帝清楚；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威力，就算我们处于灾难之中也能够通过苦难来给我们带来福音。

序二：关于这部《林肯传》

序三：窥见上帝秘密的人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许每个人都会愿意回首往事，重拾一些记忆的片段，讲述那些大大小小的耕耘与欢愉。我正在变成这样一个絮絮叨叨的老人，在这里，我将记录下那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和事。

在某种程度上，我所交往的是这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一群人，特别是在商界——这些人建立起美国的商业王国，他们生产的产品畅销全球。我所记录的事件对我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们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如何把握公开个人隐私的尺度，或者说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攻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过度地暴露自己的经历会有自大的嫌疑；而保持缄默有时则会遭受误解，因为人们会认为你没有辩驳的理由。

我并不习惯将我的私人生活公诸于众，但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些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做一些澄清，我觉得我应该听从他们的建议，同时也重拾一些生命中的珍贵记忆。

撰写这篇回忆性质的文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人们传言的事情有十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么我那些能干、忠实的朋友一定会觉得蒙受深冤，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与世长辞。而我原本决定保持沉默，相信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裁决，但既然我活着，并且可以证明一些事情，似乎我应该澄清这些引发广泛讨论的事件。因为我确信它们仍未得到充分的了解。

所有这些关乎逝者的声誉以及生者的生活，公众在做出判断之前，有权利先了解第一手的资料。

着手写这篇回忆性质的文字时，我并没有希冀将它出版成书，甚至没有把它当成一部非正式的自传，更没有考虑顺序、次序、完整性的问题。

想起多年来与我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与同事，我感到无比开心和满足。同时也意识到：虽然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但是长篇大论会令读者厌烦，所以我仅仅提到了其中一些朋友，正是他们造就了我商业上的成功。

富兰克林自传

上部

家族逸事

我有一位伯父，也和我有着同样的爱好，喜欢搜集祖上的奇闻轶事。有一次他把他写的一些札记交给我，其中里面也讲了一些关于我们祖先的事情。从他的札记中我得知，我们这个家族在诺桑普顿郡的爱克顿教区至少已经住了三百年了，至于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也不太清楚。（也有可能是起始于“富兰克林”这个姓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姓氏标志着这个群体的阶层，全国都流行立姓氏）他们大概拥有三十英亩的不动产土地，并且还以打铁为副业——这个行业一直延续到我伯父为止，因为那时候不论什么事向来都是由长子传业的，我的父亲和伯父也都是遵循这个传统，立长子继承家业。

我在查考爱克顿教区户籍册的时候，只找到了关于他们1555年以后出生、婚娶和丧葬的记载。在此之前，这个教区已经没有户籍册可查。在这个户籍册里，我得知在前五代人中，我是小儿子的最小儿子。

我的祖父汤麦斯生于1598年，久居爱克顿教区，直到年迈体弱不能继续从事生产为止，才去了他的儿子约翰那里。约翰是牛津郡班布雷村的一个染匠，当时我父亲就是跟着他学手艺的。我的祖父就是在那里去世的，也是在那里被安葬的。1758年，我们看到了他的墓碑。

祖父的长子汤麦斯住在爱克顿教区的家里，后来他把住宅和土地都留给了他的独生女儿。他女儿的丈夫姓费雪，是威灵堡人。她和她的丈夫又把这份遗产卖给了一个叫伊斯德的人，他现在就是那里的庄园领主。

我的祖父将四个儿子抚养长大，他们分别叫汤麦斯、约翰、本杰明和约瑟。我身边没有那些资料，只能把我所记得的写下来给你。如果那些资料在我离家以后还没有丢失的话，那你将会从中找到更详细的情况。

长子汤麦斯跟着父亲学习打铁。他天生聪明机灵，在学业上受到当地教区的大绅士帕尔梅老先生的多次鼓励（他的弟兄们也都受过同样的鼓励），后来，他成了一名合格的书记官，变成地方上很有威望的人，而且还成了当地（无论是他的本村诺桑普顿的城镇还是他所在的州）所有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听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在爱克顿教区他受到哈利法克斯勋爵的高度赏识和奖励。他于1702年1月6日去世，恰巧四年后的这一天我出生了。我还记得：爱克顿教区的一些长辈在向我们讲述他的生平和他的性格时，你当时显得非常震惊，觉得他的情况和我的经历有些类似。你还说过：“他如果是在你出生的那一天死去，那么人们也许还以为你是他的灵魂转世呢！”

二伯父约翰当了一名染匠，我当时还以为是毛织品的染匠。

三伯父本杰明在伦敦当学徒，主要做染丝绸。他秉性聪颖，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渡海到波士顿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和我们一起住了好几年。他一直活到很大岁数，他的孙子塞缪尔•富兰克林直到现在还住在波士顿。他死后留下了两卷四开本的诗稿，里面有一些是写了赠给他亲友的即兴之作，下面有一首是他送给我的（此诗并没有附在信中）。作为范例，他还自己创造了一套速记法，并且还教过我，但我一直没有练习过，所以现在已经忘记了。由于父亲和他的感情特别深厚，我就随着这位伯父起了自己的名字。他笃信宗教，每当出色的教士布道时，他总是去做虔诚的听众，并且还用他自创的速记方法记录下来，因此留下了许多这样的速记本。他也热衷于政治，但以他的身份而言，他对政治的关心显然是有点过了的。

最近，我在伦敦得到了一卷他自己搜集的重要政论手册，内容论述的主要是从1641年—1717年的有关公共事务。从卷数的编号来看，有许多册已经丢失，但还是留下了八卷对开本，二十四卷四开本和八开本。由于我小时候经常在一个旧书商那里买书，长此以往，他也就认识我了，所以他就把搜集到的这些书卷全都拿来给我。看样子应该是三伯父在去美洲之前留在伦敦的，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他在书的边角还加了许多的注解。

我们这个卑微的家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宗教的改革运动，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我们就一直坚信新教，由于我们强烈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经常会处在遭遇迫害的境地。他们曾经弄到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为了能够安全地把它隐藏起来，他们就把它打开用狭带绑在一个折凳的凳底下。当我的曾祖父对着全家诵读《圣经》时，他就把折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从绳子下面翻读。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孩子还会站在门口放哨，如果发现有宗教法庭传令官露面，孩子就会预先通风报信。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把板凳又重新翻过来四脚落地，《圣经》也就会像原来那样被隐藏了起来。这也是我从三伯父本杰明那里听到的逸事。

直到大约查理二世统治的末年，我们全家还是在一直信奉英国国教。当时有些牧师因为不信奉国教教条而被一一开除教籍。这些人在诺桑普顿举行了非国教徒聚会，本杰明和约瑟跟随了他们，终生不渝，而家族中的其他人还是继续信奉着国教。

我的父亲约瑟很早就结婚了，并于1682年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移居到了新英格兰。那时候，非国教的教徒集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且还会经常受到干扰。我父亲的好友中，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就开始想到要移居到新大陆，并且劝我父亲和他们一同前往。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享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到了新英格兰，他的前妻又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他的继室又生了十个，总共有十七个孩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三个孩子，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男婚女嫁了。

我出生在英格兰的波士顿，是家里的幼子，比我小的还有两个妹妹。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继室，名叫阿拜亚•福格尔，是彼得斯•福格尔的女儿。我的外祖父是首批到英格兰的定居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科顿•马瑟曾在《美洲基督教史》中赞扬他是“一个虔诚而有学问的英国人”。我还听说他写过题材多样的即兴小诗，可是发表的只有一首，多年前我曾经读过。

这首诗写于1675年，用的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体裁，是为当地政府的有关人士而写的。诗中拥护信仰自由，声援受迫害的浸礼会、教友会和其他教派，认为殖民地所遭受到的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灾祸是迫害教徒的后果，是上帝对这种重大罪行的判决和惩罚，并奉劝当局废止那些残暴不仁的立法。整首诗看起来，真诚坦荡，自由大胆。这首诗的前两节我已经忘记了，但这首诗的最后六行我还是记得的。意思大概是：他的责备出于善意，因此他愿意让读者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

后面的六行诗是这样写的：我从内心深处，厌恶造谣中伤；我住在修彭城，姓名在此昭彰；我并无恶意，是你真诚的朋友我就是彼得斯·福格尔。

我的兄长们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行业，也都在拜师学艺。

我的父亲打算把我作为“十一税”（十个儿子中的一个）献给教会，所以在我八岁的时候就送我去了语法学校念书。我早年的悟性很高（估计我读书一定挺早的，因为我已记不清我曾经有过不识字的时期），父亲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很有造诣，进而激励了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念书。我的伯父本杰明也赞成我念书，并且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学他的速记法，他就把布道的速记全都赠送给我，这就像要开一家店铺，得先储存资本一样。

我在学校读书还不到一年，已经由班级里的中等生，渐渐地升为全班的优等生，接着就是跳级，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升到三年级。可是父亲因为家庭人口越来越多，负担不起我上学的费用，并且他看到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日后都是穷困潦倒的样子（这是我在他和朋友说话时听见的），所以他改变了他当初的决定，让我退学离开语法学校，把我送到另外一所学校学写作和算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当时著名的乔治•布朗纳先生，他在办学方面很有成就，主张采取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待人宽容，还经常鼓励学生。在他的教导下，我的写作水平日益提高，但算术却不及格，毫无长进。

在我小的时候，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又不会尊重孩子的意见，而是根据家里的生存需要来规划孩子的前途。所以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接回家，让我帮助他料理生意，他是从事油烛和肥皂制造买卖的。他本来不是做这行的，而是从事染色行业，但当到了新英格兰后，他发现这里对染色行业的需求并不大，很难以此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所以就改行做了皂烛业。面对父亲的安排，我毫无办法，只有退学，在家里帮着父亲剪烛芯、灌烛模、管店铺，有时还会照看店面，干一些跑腿送货等杂活。

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行业，而是渴望能去航海，但父亲并不赞成。因为住在沿海，我可以经常去海边与水打交道。我很早就学会了游泳，还会驾船。当我和其他的孩子在船上的时候，无论是大船还是小船，他们一般都会让我来驾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在其他场合下我一般也是个孩子王，但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陷入窘境，我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因为这件事可以说明我早年突出的热心公益精神，虽然当时那么做不一定妥当。

在靠近水磨那里有个盐碱滩，涨潮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站在盐碱滩的边上钓鱼。由于践踏过度，滩头已踩成了一片泥浆。为了可以站立在那里，我建议在那里建一个钓鱼台。我告诉我的小伙伴们：那边有一大堆石块，本来是为了在盐碱滩边上建一个房子的，现在正好我们可以拿来用。于是等到了晚上，工人都下班离开的时候，我就召集同伴过来，大家像蚂蚁一样不辞辛劳地搬着石块，遇到大点的就两三个人一起搬。最后，我们终于把所有的石块都搬了过来，建造了我们的钓鱼台。

第二天早晨，工人们发现石块全都没了，非常奇怪，后来在我们的钓鱼台找到了。他们要追究责任，并指责了我们，还向我们的家长告状，同伴中就有因此受到父亲责备的。尽管我竭力申辩搭建钓鱼台会有哪些好处，但父亲的教导使我相信：干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我想你也许很想知道有关你爷爷的一些情况。他中等身材，身体健康结实，很是强壮。他天生聪颖，擅长画画，略懂音乐，嗓音清脆悦耳。所以，有时候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就拉着小提琴，唱起赞美诗歌，听起来特别动听。在机械方面，他也很有天赋，有时候碰到其他行业的工具，他也能一样的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于公于私，都能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并果断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公务方面，他不曾有过任何职务，因为一家老小都要靠他养活，家庭的困境使他在生意上无法完全脱身。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当地总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经常过来拜访他，来请教关于镇上或其他所属教会的问题，他们非常尊重他的建议和忠告。有的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前来找他商量，因此，当有双方争执不下时，就请他调解。在家里，他经常会邀请明事理的朋友或乡亲到家里来围桌叙谈，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的选出一些明智或有意的话题讨论，好增进孩子的智慧，给孩子以启迪。

我们这些孩子，从中也认识到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人生的处世之道。对于餐桌上食物则不会或很少去想是不是时兴，花样是多是少，口味是优是劣，是否合胃口等。我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对菜肴十分随意的习惯，很少去在意每餐都吃些什么。

以至于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在几个小时之前都吃了些什么？我都会无言以对。这种生活习惯给我的日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有时候我的同伴们，因为长期对饮食都比较讲究，所以旅游的时候，就会常常因为食物得不到满足而弄得心情糟糕，很不开心。

同样，我的母亲也是个体格非常健壮的人，她的十个孩子都是用母乳喂养的。除了我父母在临终时患过病以外，我就没再见过我父母生过其他什么病。父亲活到八十九岁，母亲活到八十五岁，两位老人的遗体一起被葬在波士顿。几年前，我在那里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并在上面刻了碑文，其内容如下：约赛亚·富兰克林和他的妻子阿拜亚共葬于此。他们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五十五年。他们既无田产，又无高俸厚禄，靠着不断的辛劳和勤勉，沐浴上帝的恩泽，维持着一个大家庭快乐舒适地生活。他们抚育了十三个孩子，和七个孙儿孙女，深得赞誉。晚辈们，应从中受到激励，勤奋自勉切记要信仰上帝。约赛亚是一个虔诚谨慎的男子，阿拜亚是一个贤明淑善的女子。他们的幼子为了纪念，敬立此碑。约赛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五五年，死于一七四四年，享年八十九岁。阿拜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六七年，死于一七五二年，享年八十五岁。

我唠唠叨叨了这么多，感觉说的话有点杂乱无章了，通过这我也觉得自己的确是已经慢慢衰老了，过去写东西可是比较有条有理的。不过和家里人相聚，没必要像出席公共的舞会那样乔装打扮，这可能也是我随意的原因吧。

我的学徒生涯

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在我父亲的店铺里继续工作了两年，也就是说，我一直干到十二岁为止。我的哥哥约翰本来是学艺的，却离开了父亲，成家后跑到罗特岛安起家来。很显然，我将要接替他做蜡烛工匠了。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干这行。

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能为我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很可能会像他的儿子约瑟亚一样私自离家出走，去航海，这让他感到十分难过。因此，他会经常带我去外面走走，散散步，去看看木匠、瓦匠、旋工、铜匠等工作。好从中发现我会对什么感兴趣，力图把我的兴趣固定在陆地上的某种行业。

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很感兴趣地观察手艺高明的工人是如何使用他们的工具的，并且受益匪浅。所以当家里有什么零碎的活儿一时半会找不到人做的时候，我就会靠学习的一点东西，自己动手干起来。当做实验的兴致在心里还很强烈的时候，我就想着自己做一些小机器。

父亲看我这样子，最后决定让我从事制造刀具这个行业。由于我伯父本杰明的儿子撒木耳在伦敦学的就是制刀业，并且还在波士顿开了业，所以我被父亲送到他那里去学习手艺。但我在那里学了一段时间后，他要收取一些学徒费，惹得我父亲很不高兴，所以就又把我带回家了。

我打小就很喜欢读书，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全部零用钱都花在了买书上。由于我很喜欢《天路历程》这个小册子，所以我购买的第一个册子就是约翰•班扬文集的单行本。后来我又把它卖了，用这笔钱买了柏顿的《历史文集》。这部著作一共有四五十册，但在小贩子的手中出售，价格却很便宜。我父亲有个小书库，里面收藏的书主要是关于神学辩论的，大部分我也都阅读过。但可惜的是，那时我正处在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却没有找到适合我读的书籍，因为我很清楚，我是绝对不会去当一名牧师的。

但是有一本普鲁泰克写的《英雄传》，我反复读了很多次，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读这么一本书还是很值得的，我从中受益匪浅。另外，还有笛福的《计划论》和马太博士的《论行善》，这两本书也曾经使我的思想有过一定的改变，在后来经历的一些事件中，也深受其影响。

我父亲有个儿子叫詹姆士•富兰克林，他学的是印刷业，自从父亲知道我有爱读书的嗜好后，终于决定让我也干这一行。1717年，哥哥詹姆士从英国带回来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准备在波士顿开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要远远超过我父亲所从事的行业，但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渴望能去航海。为了防止我这个想法产生可怕的后果，父亲急切地安排我跟哥哥做学徒。我做了一些反抗，但最终还是依了父亲，并且和哥哥签了师徒合同，那时我才十二岁。

按照合同上规定，我作为学徒将要做到二十一岁为止，并且只能在学徒的最后一年我才能领到学徒期满的薪水。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就熟悉了印刷业的整个流程，并且能驾轻就熟，成了我哥哥的得力助手。

这时我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好的书籍了，并且还结识了几家书店当学徒的朋友，这样我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借一点书看看，当然还得按时归还，并且要保证图书的整洁。有时候晚上借来的书，要挑灯读到大半夜，因为怕被人发现或是怕有人正好也买这本书，所以到第二天早上就必须得归还。

没过多长时间，有一个名叫马太•亚当的聪明商人经常来我们印刷铺，并且注意到了我。在他的家里收藏了很多的书，还邀请我去他的藏书室去看看，如果我要向他借书，他也总是欣然允诺，借我一些书籍。那时候我开始喜欢上了诗歌，并且自己还创作了几首。我哥哥觉得作诗会大有前途，所以一直都鼓励我，还让我即兴创作了两首小诗。

一首是《灯塔的悲剧》，主要讲的是船长华萨雷和他的两个女儿溺水的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的是海盗铁契（或叫做“黑胡子”）被擒拿的故事。这两首诗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属于格拉布街道民谣，很俗气，难登大雅之堂。这两首诗印出来后，哥哥叫我拿到街上到处去叫卖。第一首由于讲的是新近发生的，而且又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所以卖得非常好，而且反响很强烈。

这样的经历让我顿时有点沾沾自喜。可父亲却表示反对，并且还嘲笑我的诗歌，说搞诗歌创作的大部分都是穷光蛋。就这样，我避免了当上诗人，而且很可能会是个非常低劣的诗人。但是散文的写作在我的人生中却派上了很大的用场，也是我奋进的主要手段。现在我将告诉你，在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获得那么一点写作能力的。

在镇上有一个名叫约翰•高令斯的小孩，也是个书迷，我和他交往非常密切。我们都很喜欢争论，也都很想驳倒对方。但我想顺便说一下，这种喜欢争论的癖好，很容易让人养成一种坏习惯。那就是为了争辩时常要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那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不愉快，其结果不仅破坏了交谈气氛，还让人产生厌恶，甚至还会让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彼此反目成仇。我这种爱好争论的习惯是从父亲的那些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中得来的。从那时起我就发现，除了律师、大学生、以及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外，一个有头脑的人是很少染上这种癖性的。

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记得和高令斯曾发生过一次争论，其主题是女性受教育是否合适，她们是否具有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等。他的观点是，女性不适合受高深的教育，因为她们天赋较差，不能很好地胜任。可能是为争论而争论吧，我则持相反观点。他天生就能言善辩，并且是词汇丰富，满腹经纶。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之所以能在争论中压倒我，与其说是他的伦理，倒不如说是他的口才。直到我们分开了，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想到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再见面，所以我就开始静下心来把自己的论点写出来，并工整地抄了一份邮寄给他，他也给了我回复。就这样我们往返了三四封信件之后，碰巧让父亲看到了，他并没有和我作争论，而是借此机会和我谈起了写作。他认为，虽然在拼写和标点方面我是胜过对方的（这要归功于印刷所），但在措辞的优雅、叙述的条例清晰方面我远不如对方，他还举了几个实例让我信服。我能看出来，他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更加注意我的写作风格，并且决心要努力改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很偶然地看到了一本名叫《旁观者》的册子，是第三卷，残缺不齐，以前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刊物。所以我就买了这本散册，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非常满意，我觉得文章写得真的很好，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模仿他的风格。

我抱着这样的想法，从刊物中挑选了几篇文章，把每一句的思想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放在一边，也不看它。等过了几天，我会凭着自己记忆，用适当的文字把原文重新表述出来，并要求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然后我再把自己表述的和《旁观者》上面的进行比较，找出了自己一些错误，加以改正。但是从中我发现我的词汇量非常贫乏，或者说在掌握和运用词汇方面还很欠功夫。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突然中断诗歌的创作的话，那么我现在的词汇量可能也不至如此。因为进行诗歌创作是要讲究韵律的和谐的，常常需要长短不一，音调相异而意思又相同的词汇，并且加以运用。于是，我把其中的一些故事改成了诗歌，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把原来的故事遗忘的时候，我又会把它们重新还原。

有时候，我会故意把自己摘录的要旨有意打乱，等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便会设法把它们用最好的顺序重新复原，然后整理出整个句子，拼成文章。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在文思上的条理性。文章整理以后，我就会和原文进行比较，发现了不少的错误，我就一一加以改正。但有时候我也会得意地认为，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可以侥幸地改进原文的章法和措辞。这种意识鼓励了我，使我相信将来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英语作家。对此，我一直都雄心勃勃。

我做这些阅读和训练的时候，基本都是在晚上下班以后进行的，或是早上上班以前，要么就是在星期天。每到星期天，我就设法一个人待在印刷所里，尽量避免去参加礼拜天的教堂祈祷会。以前父亲管我的时候，总是很严格，常常要求我必须到场，尽管我没有时间去，但当时确实认为做礼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大概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偶然看到屈里昂写的一本关于宣传素食的书。我决定身体力行。我哥哥因为还没有成家，所以没人支持家务，他和他的学徒们就在别人家里寄食。我荤腥不吃，所以引来了不少麻烦，甚至还因此引来他们的责备。我按照屈里昂的素食谱，学会了几种烹饪的方法。比如煮土豆或烧米饭，做速成布丁和其他几样饭菜。于是我向哥哥提出建议：如果他能每周给我一半的伙食费，我就愿意自己单独开伙，他也立刻同意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可以从哥哥给我的伙食费中再省出一半，这些钱也就成了我买书的额外资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哥哥和其他人离开印刷所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独自一个人在所里，很快就能用完餐。我吃的常常比较简单，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片饼干和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从面包铺里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可以利用自己节省的时间看书学习。由于饮食比较节制，所以常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因此我在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从来不赞成那些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的做法，有些人能从这其中找到乐趣，可是我却不以为然。

有时常常因为在数学上的无知，而深感惭愧。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数学曾有两次不及格。因此我拿了考克氏的《算术》，从头到尾又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我还读了舍勒和斯图美的关于航海方面的书，从中学到了一点有关几何方面的知识，但是从来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波尔洛亚尔派的先生们所著的《思维的艺术》。

正当我一心一意地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时，突然发现了一本英语语法书（我想是格林乌所著）。在这本书的后面附有两篇很简短的提要，分别是关于修辞学和逻辑学的，其中逻辑学的结束部分有苏格拉底辩论术的范例。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正痴迷于与人辩论呢。

看到这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的辩论实例后，我就四处找相关的图书。在此后不久，我又买了一本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重要言行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类似于苏格拉底辩论的许多实例。我对这种方法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所以在辩论中，我加以采用，放弃了我之前生硬的反驳和独断式的立论，采取了谦逊与怀疑式的探究方法。当时我还读了有关柯令斯和莎夫茨贝利的作品。使自己真正对宗教教义产生了各种疑问。我发现他的这种方法很稳妥，能使和我争辩的对手陷入为难的境地。因此，我从这些方法中得到了很多的乐趣，不断地运用它，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让对方，甚至是很有学识和造诣的对手也不得不让步。他们因无法预见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而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从而使得我自己和我的论题常常获得未必能达到的胜利局面。

这个方法我继续用了一些年，但后来慢慢开始放弃它，在辩论的时候只用谦逊的口吻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已记不清是什么事情促使我发生了这样的改变，但是我确实意识到，这种一直试图驳倒对方的方法实在是很让人讨厌的。而且为了显示自己的话多么有说服力，在与别人争执的时候语气也常常会显得非常的强硬，并且会说一些绝对性的词语，这些自然会让人感觉说话的人非常的傲慢。

于是，当我提出的问题很可能引起争论的时候，我也不会用过于肯定的字眼。比如“一定”、“毫无疑问”，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而是说“我以为”，“我觉得事情会怎样怎样”，“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我想象事情是这样的”，或者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等等。

我坚信养成这样的习惯对我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每当提出意见或主张，引起别人的重视时，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升华。再说，我们平时与人交谈的目的无非是教诲人，或被人教诲，使人愉快或者说服别人。所以我奉劝那些心地善良且又聪慧的人，不要以过于傲慢自负的态度来削弱自己行善的能力。持那样态度的人往往使人感到厌恶、反感，容易产生对立的情绪，根本达不成谈话的目的。要知道，我们谈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彼此间的交流沟通，互相愉悦。如果你和别人交流，采取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别人就会很容易产生反感或者是对立的情绪，使得本来开诚布公的交谈受到阻碍。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教训和教益，而同时你又对自己的认识固执己见，那么那些态度谦逊、明白事理的人因为不爱争辩，很可能会不屑指出你的错误，让你依然故我。用这样的态度，你很难让对方愉悦，也不能使你赢得别人的赞同。蒲柏就曾经这么说过：如果你不作教人之态，那么别人一定会从中受益，别人不懂的事情，你就应该当做他已经忘记。

他还进一步对我们说：即使你自己深信无疑，说话的时候也应当做到外表谦逊。

本来下面可以用更好的一句话来搭配，可是他却用了这样对句，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如果你问为什么会不太合适？那我只要重引两行诗句：大言不惭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你看，“愚蠢”（这样的是人是不幸的）不正是“傲慢”的托词吗？这两行诗，如果这样写，不是更合理吗？大言不惭，只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傲慢即是愚蠢。

但是，究竟孰是孰非，还该让智者评判。

在1720年或1721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开始着手创办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是当时美洲殖民地发行的第二份报纸，在这之前又分《波士顿新闻报》。我记得在我哥哥的朋友中，曾有人劝阻过他，说这样的计划是很难成功的，希望他最好放弃。因为在他的朋友看来，殖民地有一份报纸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1771年），这里的报纸数已不下二十五家。但是，哥哥还是坚持按他的计划执行，当报纸排版印刷完毕后，他就派我到大街小巷把报纸送给订户。

在他的朋友中，有些人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他们时常为报纸写一些小短文，作为消遣。这些短文使报纸大受好评，销售量也直线上升。这些朋友也常常到印刷所来访，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对我们的报纸很是肯定，我很兴奋，跃跃欲试地也想写些东西投到报馆去，但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他是会反对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的改变我的笔迹，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在夜里塞进了印刷所的门底下。第二天早上，哥哥发现了，像平时一样拿给聚会的朋友看。他们阅读的时候，我还听到他们在议论纷纷，并对文章大加赞许，还对作者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是我，而是列举了许多他们中有学问有才华的知名人士，听到他们是这样猜测的，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现在想起来，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实在是我的运气，尽管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真正很有眼力的鉴识家。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了很大鼓舞，于是又接着写了好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同样这些文章也都一一获得好评。我保守了这个秘密，继续玩着这个小把戏，直到我才思枯竭时才暴露了真相。

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却感到不怎么愉快。也许他认为，那样会让我产生自负。大概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开始有点不怎么和睦了，这可能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我们虽然是兄弟，但他是师傅，我是学徒，我应该理所当然的像其他学徒一样多听他的指派。而我呢，总觉得他对我有时候是比较过分的，所以希望他能宽容，因为他有时候叫我做的事过分的降低了我身份。有时候，我们之间的争吵常常会闹到父亲那里，但父亲总是偏向我的，因为或许是我在理，也或许是我能言善辩。但是我哥哥脾气却很暴躁，经常对我动手，这让我很是气愤。我越来越觉得学徒的生活非常的枯燥乏味，因此我总是不断地寻找机会来缩短学徒期。出乎我意料的是机会终于来临了。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就一些政治问题惹怒了州议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哥哥因此遭到拘捕，受到审查，还坐了一个月的班房。他之所以受到这样遭遇，大概和他没有泄露原作者姓名有关吧。

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还审问了我，虽然我的回答没有让他们达到满意，但还是把我教训了一顿才放我走人。也许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的为师父保守秘密是应尽的义务吧。

尽管我和哥哥有分歧，但在哥哥拘留期间，我还是非常气愤的。我把私人恩怨完全抛在脑后，接管了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大胆地对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支持我这么做，可别人却因此对我有一些微词，说我染上诽谤和讽刺脾气。但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条非常奇怪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好友们在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是最妥当的。有人建议：只要改了报纸名称就可以逃避议会的命令。但是我哥哥觉得，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商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以后报纸就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进行出版。但是即便这样，报纸让他的徒弟发行，州议会责难下来还是会落在我哥哥的头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家想出了这样一个对策，那就是在我签的合同背面写上完全解除师徒关系，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拿出来证实。但是为了保障我哥哥的利益，我还得另外再和他签一份合同，表明我在学徒期限未满的时间内还得为他继续服务。这份合同只能私底下保存。虽然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实质性可言，但还是很快就执行了，这样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又继续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和我哥哥之间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我觉得他是没有胆量把新合同公开出来的，所以我就坚决维护我的自由。我也知道我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是很不对的，因此我把他看成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重大的错误。但是再一想想，与哥哥的暴躁脾气，以及他经常对我出手动武相比，使我心中产生强烈的憎恨，那我这点不正当也就觉得算不上什么了。尽管他在别的方面不一定会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也许我那时候也确实有点鲁莽和好胜了吧。

独自闯费城

当我哥哥得知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地让我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无法找到工作。他每个印刷所都一一拜访，和每个老板都打好招呼，让他们不要雇佣我。那时我想到了去纽约，因为那里也有不少印刷所，而且离波士顿也比较近。其实我是非常倾向于离开波士顿的，因为我在当地显然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眼中钉，而且从议会对哥哥案件的处理中我也得知他们有多么的专横。如果我还继续待在波士顿的话，是很容易就陷入窘困境地的。再加上我在宗教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比较轻率的言论，就连善良的人们也会对我感到恐惧，个个都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当我想到这些时，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的。

但是，我的父亲这个时候是完全站在哥哥那边的，所以如果我离开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各种办法来阻挠我。因此，我一个叫高令斯的朋友为我想了一个不错的妙计。他和纽约一艘船的船长打招呼，说我是他的一个不错的朋友，把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孩子给弄怀孕了，现在那个女孩的朋友非强迫我和她结婚，因此我无法公开地露面上船，就算出走也得偷偷的，不能让人知道，所以要搭乘他的船。船长最后同意了。为了凑一点钱，我把一些书给卖了，然后悄悄地上了船。航行中一路都是顺风，所以航行了三天就到了纽约。就这样，一个年仅十七岁的我，只身一人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多少钱，来到了这个离家有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早已没有了，要不然倒是可以满足这个愿望了。还好我学会了一门手艺，并且觉得自己应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印刷工人，所以就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于是我到了威廉•勃拉福那里，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因为和乔治•开夫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才把印刷厂迁到纽约的。由于他自己的工厂现在处于人多事少的阶段，所以就不能再雇佣我了。不过他对我说：“我的儿子在费城，他最近正好有一个名叫阿克拉•罗斯的很得力的助手离开了他，如果你到他那里的话，很可能会雇佣你。”这儿离费城还有大概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我还是乘上了一条前往安蒲的船出发了，并从海路托运了我的箱子和行李。

当船要横渡海湾的时候，我们遭到了狂风的袭击，船帆刹那间被撕成了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基尔，任凭狂风把我们吹到长岛上去。在航行的途中，有一个荷兰乘客，他因为喝得烂醉而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在一点点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上来，让他又回到我们中间。可能是因为他从海水中上来的吧，一下子头脑好像清醒了很多，他从口袋里拿了一本书，想让我替他弄干，然后自己就去睡觉去了。我拿了一看竟然是我一直以来最喜爱的作者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是荷兰文版的，纸质优良，是用铜版纸印刷的，其装帧之精美，要比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本原版书都还要好。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已经在欧洲翻译成好多种语言版本，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就要属它拥有的读者最为广泛了。据我所知，把叙述和对白融为一体的写法，诚实的约翰•班扬应该是第一个人。这种写作技巧能紧扣读者的心弦，读到兴趣之处仿佛身临其境，亲自参与到讨论中一样。笛福的作品，比如《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非常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还有理查孙的《帕米拉》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航行靠近长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里乱石丛生，惊涛骇浪，根本无法登陆。我们的船也抛锚了，向着岸边摇摆，岸上这时来了一个人，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呼叫喊应，但是风声和浪涛声都太大了，听不清楚对方都在说些什么，因而也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边有几艘小船，我们一边打手势一边呼喊他们让小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可能是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可能是认为这样做根本就不行，所以就走了。夜幕降临了，我们除了等待飓风弱下来，别无他法。这时候，我和船老板都决定尽可能去睡会儿。海浪拍打着船头，海水溅落在我们身上。很快，我们也像那个荷兰人一样浑身都湿透了。我们就这样躺了一夜，几乎没有怎么休息。第二天，风力渐渐减弱，我们要尽可能地在天黑之前赶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在船上已经漂流了三十个小时，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一瓶浑浊的甜酒和咸海水。

那天晚上，我浑身无力，发了高烧，所以早早就上床睡了。我记得有本书上这么说过，大量饮用凉水可以治疗发烧。于是，我就照着这个办法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终于退烧了。第二天早上，我乘船上了岸，朝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走去。因为我听说那里有船，可以送我们直接去费城。

这一天，整整下了一天的雨，我浑身都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非常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了，心想要是当初不离开家那该多好啊。我现在的样子很凄惨，要是别人问起来，可能还会怀疑我是私自逃跑出来的仆人呢，甚至还会有被抓的危险。第二天，我还是在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就在离柏林顿八到十英里的地方找了一个小客栈住宿了一晚，店主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医生。

我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和布朗医生交谈，当他发现我读过一些书时，对我显得十分的和蔼和友好。从那时起，我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我猜想他以前一定是个奔游四方的郎中，因为他对英国的城镇，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没有不知道的。他有一些学问，也有一点天赋，但是对宗教却不以为然。几年以后，他戏谑性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得很蹩脚，就像科顿当年改写维吉尔的诗歌那样。经他这么一改，《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变得十分荒谬，如果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很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幸好从来没有出版过。

那天晚上我在他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沮丧地发现在我到达前不久，定期去费城的船就已经开走了，下次的班船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而这天才星期六。无奈，我只好返回城里，到了一位老妇人那里（我曾在她那里买过姜饼，准备带到船上），我向她请教我该怎么办。他邀请我先在他家里住下，等下一趟班船。由于我徒步辛劳，非常疲惫，所以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得知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希望我能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一家自己的印刷铺，但是她却并不知道开设一家印刷铺是多么的困难。

她很热情地招待了我，还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肉饭，我想回报她，她却只接受了一瓶啤酒。这样我满以为我是要在这里等到星期二才能走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来了一艘船，而且正好是要去费城的。船上载了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我们只好一路划船前行，到了午夜，还是没有看到费城，船上就有人开始认为一定是已经过了费城，就不愿意再往前划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河汊，终于在一个木围栏旁上了岸。

十月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尤其是在夜里。所以我们就用栏木生了火，一直待到天明。这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地方是库柏河，离费城并不远。只要过了这条河，就可以到费城了。终于，我们在周日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在市场街的码头那里上了岸。

我之所以要把我的这次经历描述的这么详细，并且还会同样地描述我刚到费城时的情景，目的就是要让你更具体想象一下，把我在刚开始的失败经历和我后来所取得的成功作一番对比。

由于我的衣服还没有从海上托运过来，当时就只能穿工作服，而工作服在途中已经弄得很脏，口袋里面装满了衬衫和袜子。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找住宿的地方。

我由于长时间的航行、划船和缺少休息，所以感到又饿又疲累。但我的身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块荷兰硬币和一先令的铜币。我把这个铜币给了船上的人作为我的船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肯收的，因为我也出力划了船，但我硬坚持让他们收下了。我突然发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要比有钱的时候还要慷慨大方，这可能是因为怕人家觉得他没钱，很穷酸吧。

接着我上了街，到处东张西望着，当我走近市场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拿着面包的小男孩。以前，我可是经常拿面包当饭吃的。于是我就问他面包是在哪里买的，并按照他的指点，立刻朝着第二大街的面包房走去。我本来以为这里的面包和波士顿卖的一样，结果他们并不做我想要的硬面包。我要买三便士的面包，他们告诉我说没有。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者说是不知道两地货币竟然存在着价值上差异。所以就不管多少钱，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面包，只要是三便士吃的东西就行。于是，他给了我三个面包卷，鼓鼓的，分量相当大，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不过我还是收下了。因为口袋已经装不下了，我就把两个面包卷分别放在了胳膊下面夹着，另外一个就拿在手里吃着。就这样，我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的门口，他就是我未来的岳父。我未来的妻子正好这时候也站在门口，看见我的样子，觉得十分的滑稽可笑，不过也确实如此。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一路上我仍然一边吃着面包卷，一边走着，转了一个弯之后，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离我们停泊的船那儿很近。我跑到码头，去喝了些水，一个面包卷已经让我感到很饱，于是就把剩下的两个给了一个妇人和她的孩子。他们正在等下一班船继续赶路。

吃完东西，突然觉得浑身都有劲了，于是又去大街上漫步，这时只见街上有许多人，穿着整洁的衣服，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也跟着他们，来到了市场附近的“教友会”的礼拜堂。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四下里打量了一会儿，也听不见有人说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累和缺少睡眠，我感到十分疲倦，于是很快就沉沉入睡了。等到礼拜结束了我还没有醒来，还是一个好心人把我给叫醒。因此，我来费城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

我又往河边那儿走去，一路看着来往的行人，这时遇见一个年轻的教友会教徒，相貌觉得很和善，便和他打了招呼，向他询问外地人在哪里可以找到住宿的地方。当时我们所站的地方附近正好有个“三水手”的牌子。他告诉我说：“这里可以招待外地人的住宿，但是它的声誉不是很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走，那我带你找一个比较好点的旅店。”他把我带到了水街，那里有一个叫“克鲁克”的旅馆。我在那里吃了午餐，店主在我吃饭的时候试探性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因为他从我的年龄和相貌上看，似乎是在怀疑我可能是私自出逃的人。

午饭过后，我又开始感到有点困倦了，店主把我带到了床铺那里，我就和衣倒下，一觉睡到晚上六点多才被人叫醒起来吃饭。当天晚上我又很早就睡了，并且美美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这天，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些，然后前往安得鲁·勃拉福的印刷所去。在铺子里我看见了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老人，也就是老板的父亲。他是骑着马过来的，所以要比我早些到费城。他向他儿子介绍了，他儿子对我也很客气，还请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已经雇到一个新人，所以眼下也就不缺人手了。不过他又说城里还有一家印刷所，老板叫凯默，他或许能雇佣我。万一不能的话，我可以暂时住在他的店里，他也会比较欢迎，而且在我没有找到较好的工作之前，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布雷福德老先生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见那位新开的印刷所老板。当见到凯默时，布雷福德介绍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凯默听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给了我一个排字架，看我是如何使用的。他接着又说：虽然他一时半会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但不多久就可以雇用我。他和布雷福德老先生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把他当做是对他怀着善意的老乡。大谈他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对未来的展望。布雷福德一点也没有泄露他是城里另一家印刷所老板的父亲，当他听到凯默说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城里大部分印刷业务都承包下来时，老先生就巧妙地问了一些小问题，还说对他的设想有点疑问，把对方的所有意图全都引诱出来：他靠了谁的势力，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步骤等等。我站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全部谈话，很快我就看出，他们两个一个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一个是初来乍到的新手。布雷福德走了，我留了下来。当凯默听到我说出那个老人是谁时，顿时大惊失色。

在凯默的印刷所里，我发现了一台破旧不堪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样的铅字排阿基拉·罗斯的挽歌。此人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大家尊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凯默也作诗，但是写得不怎么样。但他那种方法不能说是作诗，因为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头脑里的想法直接用铅字排出来而已，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一套排字盘，而排挽歌差不多就要占用所有的铅字，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这个印刷机他还从来没有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能够正常工作，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帮他印刷。然后我就回到布雷福德的印刷所去了。布雷福德暂时给了我一点零活干，我在那里也是有吃有住的。几天之后，凯默派人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又弄了一套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安排我做这个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印刷所的老板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相称。布雷福德本来学的并不是印刷，而且又没有什么文化。凯默虽然有点学问，但只会排字，对印刷却是一窍不通的。凯默曾是法国先知派的一个教徒，办起事来就像那一派一样，比较激昂和冲动。这时候，他并不表明自己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派别都相信点而已。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知，然而后来我发现，他性格里是有点无赖气的。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是不喜欢我住在布雷福德那里的。他有一处房子，那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无法让我居住。不过他给我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里德先生那里。这时候我的行李都已经运到了。在里德小姐的眼里，我现在的打扮要比第一次看到我在大街上边吃面包边走路时的样子要得体得多。

在这期间，我在城里还认识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人，晚上我都会很愉快地和他们在一起度过。我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节俭，挣了一些钱，日子过的十分自在舒坦。我尽量把波士顿给忘掉，除了科林斯，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的去向。科林斯是知道我的行踪的，我写信给他，要他务必守住这个秘密。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波士顿，而且比我原先定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有一个叫罗伯茨·霍姆斯的姐夫，是个帆船船长，经常来往于波士顿与特拉华之间做生意。当他住在离费城四十英里的纽卡斯尔时，听说我就在费城，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说：在波士顿的亲友对我的突然离开非常挂念。他可以担保，大家都是心怀善意的，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来安排，他非常诚恳地劝我回去。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对他的劝告表示十分地感谢，但也详细地叙述了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可以使他相信，我的离家出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糟糕。

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斯这时正好也在纽卡斯尔。霍姆斯船长收到我信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正好在一起。我姐夫向他说了我，还让他看了我写的信。当他得知我的年龄后，好像很惊讶。他说我显然是个很有前途的人，应该多多给予鼓励和支持，还说费城那里的印刷所都很不像样，如果在那边开业，兴办印刷厂，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至于他自己，他愿意想办法为我招揽些公家印刷生意，其他方面的业务，他也会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全力帮助我。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姐夫后来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和凯默一起在窗户旁边工作的时候，就见到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得知他是纽开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过街道，直接朝我们这边走来，接着就听见敲门声。

凯默以为是找他的，立刻飞快地跑到楼下，但州长要见的人是我，便走上楼来。他彬彬有礼，态度谦和地把我夸奖、鼓励了一番，让我感到很不自然。他说他很愿意和我结识，还非常好意地责怪我来到这个地方怎么也不告诉他一声，说着说着就邀请我一起去了一个酒店，他要在那里和弗伦奇上校品尝一种如他所说的叫马德拉的上等美酒。他的举止和言谈，让我受宠若惊，凯默更是呆若木鸡。但是我还是陪着州长和弗伦奇上校出了门。

酒店就在第三道街的拐弯处，我们一边喝着马德拉酒，一边交谈着。州长劝我自己开印刷厂，并且还给我讲了成功的种种可能性。州长和弗伦奇上校都向我保证，在军政两方面他们都会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为我招揽业务。当我提出我不确定我的父亲愿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支持我的时候，州长威廉·基斯说他会给我父亲写封信，在信中他会说明开展这个业务的可行性，并且很有把握能把我父亲说服。因此开办印刷所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将带着州长给我父亲写的信搭坐下一班船回到波士顿去。但我们的计划暂不宣布，我还像平常一样继续在凯默的印刷所工作。在这期间，州长不时地请我和他一起就餐，和我谈话也是亲密无间，十分友好，这些让我感到无比的荣耀。

大约是在1724年的4月底，有一只开往波士顿的小船来了，我以看望好友的名义向凯默辞别了。州长给我了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向我父亲说了很多肯定赞美我的话，强烈举荐我在费城兴办印刷所，并且相信一定会大有前途的。我们的船在驶入海湾的时候碰上了礁石，船开始漏水了。并且同时还遇到了暴风，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地抽水，我也被轮流参加值班。经过十四天的航行，我们终于平安到达了波士顿。

我离家出走已经有七个月了，在这期间，我的亲友们对我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姐夫霍姆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在信中提到我。现在突然回来，全家上下都感到非常地惊讶。不过大家见到我的时候非常高兴，也都表示热烈欢迎。但哥哥除外，是我亲自到印刷所里去看他的。与我之前在他那里学徒时相比，我现在的穿衣打扮要比以前好很多，全身上下都焕然一新。胸前挂了一只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五英镑的银币。他对我的态度不太自然，勉强地接见我后，就又去干活去了。

印刷所的工人们都很好奇地问了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我去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喜不喜欢那里等等。我对费城是极力地称赞，告诉了大家我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还强烈表达了我要回去的愿望。他们中有一个工人突然问我那里用的都是什么样的钱时，我就掏出一把银币放在他们面前，这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银币，波士顿用的都是纸币。接着我又乘机让他们看了我的表。最后（我哥哥的脸一直都是气呼呼地紧绷着），我给了他们留了一块钱买酒喝，就告辞了。

我这次对哥哥的拜访，让他极为恼火。因为当母亲劝他能和我和好，希望我们彼此能够融洽，以后还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时，他说我在他的工人面前侮辱了他，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错怪我了。

当父亲接到州长写的信时，显然是很惊讶的，但对我好几天却只字未提。霍姆斯船长回来后，他把信拿了给他看，还问他是否认识基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父亲还表达了他的看法说：此人考虑问题一定欠周到，竟然叫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子去开印刷所。霍姆斯尽力表示赞同这个计划，但父亲显然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最后还是直截了当地当场否决了。后来父亲给州长写了一封信，措辞委婉礼貌，对州长给予我的厚爱表示感谢，但是表示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年纪还太小，挑不起那样的重担，而且筹备办厂的费用也是很巨大的。

我的一个老朋友科林斯，是邮局的一名职员，他听了关于我到新地方的情况后，十分羡慕和喜欢，也决定要去费城。由于我当时还在等父亲作决定，所以他就提前动身，经陆路去了罗特岛。他收集了很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要我把这些书和我的书一起带到纽约去，他会在那里等我。

我父亲虽然没有赞同威廉·基斯的建议，但对于我能在自己所在地获得如此有威望的人写的一封推崇备至的推荐信，对于我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靠着自己的刻苦和谨慎把自己磨炼成这个样子，仍然感到很欣慰。因此，他觉得我和我哥哥既然没有和解的可能，就同意我返回费城了。并且教导我对当地人要保持谦恭有礼的态度，获得人们的普遍好评。他认为我之前是有讽刺和诽谤的偏好的，所以要我一定要戒除这些恶习。他还教导我，要坚持勤劳，悉心节俭，到二十一岁时就会有足够的财力来开办自己的印刷厂。等我的准备基本就绪的时候，如果还差一些资金的话，他愿意为我补足，这就是我所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另外还有几件小礼物，那是父母慈爱的象征。就这样，我带着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再次动身去了纽约。

帆船驶入了罗德岛，在纽波特停了下来。我去看望了哥哥约翰，他在那里成了家，并且已经定居了好几年了。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因为他一直都是很疼爱我的。他有一个叫弗农的朋友，有人大概欠了他三十五英镑，那人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哥哥要我代他把这笔欠款收了，并为其保管好，直到我接到他的通知再把款汇给他。因此，他给了我一张汇单。没想到，这件事后来给了我很多不安。

在纽波特，船上又上来了一些去纽约的乘客。其中有两个结伴而行的年轻女人，还有一个主妇模样的教友会女人，以及她的仆人。这位教友会的女人样子很庄重，而且也很明白事理。我曾表示愿意为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估计他对我也有印象和好感。所以当她看到我和身边的两个主妇一天比一天熟悉起来时，就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人，我很为你担心啊。因为你身边没有朋友，你好像也没怎么见过世面，有的人就是想给年轻人设圈套，你也看不出来。你要相信我，那两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不小心点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拖下水。我是为了你的美满和幸福，才奉劝你的，你和她们素不相识，就别和她们来往了。”

开始我觉得那两个女人似乎并没有她说的那么坏，可是她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都是我所没注意到的，因此我觉得她说得很对。我对她的友好忠告也表示了谢意，并答应了要听从她的劝告。

当我们到达纽约时，那两个女人告诉我她们住在什么地方，还邀请我到她们那里看看，但我拒绝了。幸亏没有去，因为第二天船长就发现他的一只银勺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见了，这些东西都是从他的船舱里偷走的。因为船主知道这两个女人是妓女，所以就弄到一张搜查证到她们的住所去搜查，结果是人赃俱获，让两个小偷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在航行的途中，我们虽然避开了触礁的危险，可是这一次能够躲过这么一劫，我觉得更加具有意义。

在纽约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科林斯，他比我早到了一些日子。我们从小就亲密无间，连所读的书都是一样的。但是他的条件要比我好得多，所以他读书和钻研的时间要比我多，同时他对学习数学有着极高的天分，所以在数学方面他要远远好于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我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和他在一起聊天度过的。他当时是个滴酒不沾的勤勉小伙子，当时有几个牧师和其他的一些绅士对他都很欣赏、也很尊敬，都认为他将是一个非等闲之辈。可是，就在我离开波士顿期间，他染上了滥喝白兰地的恶习。从他的嘴里，也从别人那里，我得知他自从来了纽约以后，几乎每天都在酗酒，而且还有异常行为。不仅如此，他还赌博，输光了自己所有的钱，因此他的住宿费以及他去费城的各种开销，都不得不由我来支付，这让我感到很不高兴。

当时纽约的州长伯内特（保奈特主教之子）听船长说过在他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书籍，就要求船长把我带去见见他，因此我就去拜访了他。我本来是想带科林斯一起去的，结果他又喝得烂醉。那位州长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一个非常大的藏书室，我们就书籍和作者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他是第二个对我关注和赏识的州长，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穷小子来说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开了一张印刷所所需要的设备清单，大概估计了一下需要一百英镑。他非常高兴，不过问我是否可以自己去英国购买各种物品，每样东西都挑选精良的，那样可能会更好些。接着他又说：“当你在那里的时候，还可以在书籍和文具方面结交一些熟人，今后和他们建立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我觉得这样做确实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情。”

他还吩咐我说：“那么你就准备一下，乘‘安尼斯’号船去。”“安尼斯”号船是航行于伦敦与费城之间的，每年只有一次航班。由于离“安尼斯”起航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继续在默凯印刷所里工作。不过科林斯从我这里借走的钱，让我每天都很担心弗农如果要我汇款那该怎么办。不过，后来好几年他都没有提到过这个钱的事。

还有一件事我大概忘了告诉你，那就是我刚从波士顿到费城时的一些情况。

在去费城的途中，由于海面风浪太大，船就在布劳克岛附近停下来了。船上的乘客开始去钓鳕鱼，而且钓了很多。我向来不沾荤，有时候还会经常想到特莱昂老师说过的话：吃一条鱼好比伤害了一条人命，而且是无辜的伤害，因为鱼不曾伤害过我们，也伤害不了我们，杀害它们也没有道理的。这话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过去，我是非常喜欢吃鱼的，所以当热气腾腾的鱼从油锅里端出来的时候，它那扑鼻的香味真的是太诱人了。在欲望和原则之间，我总是要犹豫一番。直到我想起来有人在剖开鱼腹、从里面取出很多小鱼的时候，我就想：“既然你们可以大鱼残杀小鱼，那么我吃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我就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以后也和别人一样吃荤，偶尔也会吃素食。做一个理智的动物总是有道理的：他想干什么，就能找到或者制造出理由来。

我和凯默很熟悉，相处也一直很融洽，因为他还不知道我办印刷所的事。他在很大程度上还和以前差不多，仍然保持着他旧日的虔诚狂信，酷爱争辩，我们已经有好几次交锋了。我常常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和他进行辩论，用一些看起来显然离我们当前的题目很远的问题提问，然后逐渐地把他引入窘境，让他进入圈套，陷入被动的矛盾之中。如此一来，他最后竟然谨慎到可笑的地步，连最普通的问题都不敢回答，而是总先问一下：“你这个问题又打算把我引向何方呢？”但是这件事，让他对我辩论水平有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还郑重其事地要我作为他的同伴，一起创办一个新教派。他去宣传教义，如果有反对的人，我就出面进行反驳。在他向我解释教义的时候，其中有些地方也是我很难赞同的，除非以我自己的解释来阐明，或者是介绍一点我自己对宗教的一些看法。

在摩西教义中，有这样一个明文规定：“胡须的边缘不能被毁坏。”因此，凯默蓄着满脸的胡须，同时还恪守每个星期的第七天是安息日。这两件事对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因此，如果要我同意的话，就得答应我个条件，那就是：在教义里加上一条“不吃荤”，他说：“这样一来，怕我的身体会吃不消。”我向他保证，这样做身体肯定不会受影响，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他一向喜欢吃荤食，如果看到他半饥半饱的样子，一定会很有意思。他同意了试行素食，但是要以我答应与他搭档为条件。我同意了，并且一起坚持吃了三个月的素食。我们的饮食一直由邻居的一个妇女做好送过来的。我定了个食谱，列出了四十种菜肴，轮流换着食用，在这食谱中，既没有鱼肉，也没有鸡鸭。这种一时的兴致很合乎我的要求，因为那时候素食很便宜，一个星期的费用只要稍稍多于十八个便士就够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严格坚持着素食主义。过了几个四旬斋，我又突然从平常的食物转换到吃斋食，或者又从斋食转换到吃平常的食物，并且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方便的。有人说，食物的转换要有一个渐渐适应的过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这么做了也很愉快。但是可怜的凯默却遭殃了，他吃了很多苦，对这个计划也就产生了厌恶，一心向往着丰富美味的菜肴，因此叫了一份烤猪肉。他邀请了我，还有两个女友和他一起进餐，但由于烤猪肉很早就端上了桌子，他又实在抵挡不了这种诱惑，所以我们人还没有到，他就把它已经吃得一干二净了。

求爱与交友

在这个时期，我和里德小姐恋爱了。我对她不仅充满了爱意，还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一定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要出门远航，再加上我们两都很年轻，都刚满十八岁，所以她母亲觉得，我们不要操之过急，以谨慎为好，就算要谈婚论嫁，也要等我从海外回来了才比较合适。因为到时候，就会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有了自己的实业。她可能认为，我所期望的未必能像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段时间里，和我交往的人主要有查理•奥斯本、约瑟•华生和詹姆士•雷夫，他们都是些爱读书的人。前两个是镇上有名的公证人查理•勃罗克田的书记，后一个是城里很有名望的公证人和产权转让事务律师；劳尔夫在一家商行当职员；沃森是个诚实的年轻人，明白事理，信仰虔诚。另外两个人的信仰比较淡漠，特别是劳尔夫，他和科林斯一样，因为受我的影响在信仰上发生动摇，为此他们两个人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奥斯本通情达理，为人正直而坦率，对朋友诚恳又热情，但就是喜欢进行文字批评。雷夫头脑聪明，颇有绅士风度，尤其能言善辩。我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善于辞令的人。他和奥斯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诗歌，而且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些小诗。到了星期天，我们常常到斯基库尔河附近的森林里，一边散着步，一边轮流诵读，并对所读的作品加以评论。

劳尔夫喜欢对诗歌做些研究，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并且通过诗歌发财成名，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觉得，即使是最好的诗人，在其初学作诗阶段，也是会犯很多错误的。奥斯本却规劝他，说他并没有作诗的天赋，不要想入非非了，而是应该把心思集中在自己的老本行上。他在经商方面，虽然没有什么资本，但他勤劳规矩、讲信誉的作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代理商，而且随着资金的不断积累，还会走向独立经营之路。我偶尔也会作一些诗，但都是自娱自乐，也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并没有什么奢望。

谈到写诗，这时有人这么提议，在下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自己的诗，通过大家相互鉴赏、批评和指正，以达到提高的目的。我们注重的是语言以及语言的表达，而并不在意个人的创作，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改写《赞美诗》的第十八篇，也就是描写上帝降临的那一篇。

当聚会即将来临的时候，劳尔夫找到了我，告诉我说他已经把诗写好了。我告诉他我最近一直没空，也没什么诗兴，所以就一直没写。然后他就把他的诗拿给我看，并要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看后，十分欣赏它，并对它大大称赞了一番，说他的诗写得真的很棒。但是他说：“奥斯本一定会觉得我的作品没有一丝一毫的优点，由于嫉妒，他总是百般指责和挑剔。不过他对你还是没有此心的，所以我希望你拿着这首诗，把它当作是你自己创作的交出去，而我则假装没有时间，什么也没有写，到时候看看他会说些什么。”我也同意了，就立刻把它誊写了一遍，使它看上去就像是我的作品。

我们终于相聚了，沃森首先把自己的诗读了一遍，诗中有不少佳句，但也有不少毛病。接着他又把奥斯本的作品读了一遍，这篇要比前一个好得多。劳尔夫很客观公正，在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不忘表扬了一些精彩的地方。他说他没有写，而我则向后躲闪，装作要请求他们原谅的样子，还说不曾有时间加以修改等等之类的话，但是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借口，非要我读出来不可。我只好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沃森和奥斯本听后自愿服输，两人退出了竞赛，并跟大家一起对诗大加称赞。劳尔夫只是作了一些点评，并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是我仍为我的原诗进行辩护。奥斯本此时又来反对劳尔夫，说他的评论和他的诗歌一样糟糕，劳尔夫也就没有再争论什么。

当他们俩一起回去的时候，奥斯本还把那首诗当做是我的作品更加地赞不绝口。还解释说他当时没有夸奖我，那是在克制自己，因为怕人家觉得他是在阿谀奉承。“但是又有谁能想得到呢？”他说：“富兰克林竟然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如此的绘声绘色，铿锵有力，热情奔放，甚至比原来的诗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平时交流的时候，他还会辞不达意，结结巴巴，错误百出。天啊，他的诗竟然会写得这么好。”当我们再次聚会时，劳尔夫把我们玩的小把戏给揭穿了，奥斯本被大家嘲笑了一番。不过劳尔夫通过这件事更加坚定了他要成为诗人的决定。我虽然竭力劝阻他，但是他并没有听，还是继续写着自己的诗歌，直到后来被蒲柏给说服了。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这个我会在后面继续提到他。

但是还有两个，我可能没有机会再提了，所以在这里我得作个交代：沃森是我们几个当中最优秀的，但是没过几年，他竟然在我的怀里死去，这让我悲痛万分。奥斯本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成了出色的律师，赚了很多钱，但是却早年夭折了。他和我曾经非常认真地约定过：无论谁先去世，只要有可能，都得在死前向另外一个人作友好的拜访，向他讲述所在地方的风光，可是他并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

出访伦敦

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让我经常到他家去，每次都会谈到帮助我开业的事情，好像已经木已成舟。他答应在我临走前，给我信用证和足够的钱用于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另外还有几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为了取那封信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了，但每次去了都说等下一个时间吧，结果日期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眼看船又要起航了，我又去辞行拿信，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在写信，特别忙，说会在船到之前先赶到纽卡斯尔，在那里，他定会把信给我。

劳尔夫虽然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一个孩子，但还是决定和我一起远航。我本来以为，他是为了便于销售货物才想在那里建立一些联系的。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因为和他妻子的家人相处不好，想把妻子留下给他们，自己一去不复返了。我告别了朋友，并与里德小姐彼此作了承诺，然后就乘船离开费城了。

船行了没多久就在纽卡斯尔停下来了，州长果真在那里。当我去他住所的时候，又是他的秘书出来接见的我，他极其谦恭地告诉我，州长因为要事缠身，不能亲自来见我，真的十分抱歉。但是一定会把介绍信送到船上交给我的，还衷心地祝我一帆风顺、早日回来等等。于是我又上了船，虽然心中难免会有点疑惑，但还是没有对他的诚意产生丝毫的怀疑。

费城有个著名的律师叫安德鲁•汉密尔顿，带着儿子乘坐了同一只船，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马里兰州铁厂的两位老板奥奈恩和罗塞尔先生，他们分别占据了头等和二等船舱，这样我和劳尔夫的铺位就不得不安顿在三等舱了。在船上，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别人也把我们当做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后来担任过州长）要从纽卡斯尔返回费城，因为那里有一艘船被扣押，有人用重金请老汉密尔顿去辩护。

就在我们刚要起航的时候，弗伦奇上校到船上来了。他对我颇为礼貌，别人也就对我和我的朋友比较关注起来，那些绅士们邀请我们到头等舱去，我们也就过去了，因为在那里正好有位子还空着。

我以为弗伦奇上校已经把州长的信带到了船上，所以就请船长把那些信交给我来保管。他说所有的信笺都装在袋子里了，但由于一时无法挑选出来，所以会在到伦敦之前，找机会让我选出来的。这样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很多，我们的船继续向前航行。

上等舱里都是些很善于交往的人，大家彼此都相处得很融洽；同时我们的饮食也非常的丰富，因为除了一般的伙食外，我们还有汉密尔顿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很多有用的东西，因此大家都很愉快。在途中，教友会商人德纳姆先生还和我成了至交，并且成了终生的朋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次的航行也不是很舒适，因为有好几天的天气都是很恶劣的。

但我们的船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长实现了对我的承诺，给了我在信笺中把州长的信找出来的机会。结果那些信笺中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也没有一封是让我转交的。于是我根据他的笔记从里面挑了六七封，心想这些可能就是州长答应为我写的信吧。特别是其中的一封是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信，还有一封是给某文具商的信。我们的船于1724年12月24日终于抵达了伦敦。

下船后，我首先拜访的是途中经过的文具商，并把基斯州长的信递交给了他。

他说：“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但还是把信给拆开了，“啊，是里德尔斯写的信。我最近发现他简直就是个骗子，我要和他拒绝一切往来，也拒绝收他的任何一封信。”

于是他把他的信又还给了我，转身离开，去接待别的客人去了。我很奇怪，因为我发现这些信好像都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我的仔细回顾和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朋友德纳姆先生，向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听后向我道出了基斯的人品，说他绝对不可能为我写什么信的，凡是知道他的人不会有一个人会信任他的，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款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账款可汇。

我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建议我想办法在本行中找一份工作。

他说：“在这里的印刷所里工作，可以提高你自己的技术，以后回到美洲开业，也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两人就像那个文具商一样，碰巧也知道里德尔斯律师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曾经唆使里德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并与他订立了师徒合同，结果使他的家产损失了一半。

从这封信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在陷害汉密尔顿（他们以为汉密尔顿和我们是一起到英国的），而这个阴谋又与基斯和里德尔斯登有关，德纳姆是汉密尔顿的朋友，他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的内容告知汉密尔顿。这样时隔没多久，汉密尔顿来到了英国，为了表示对他的友好，也是出自对基斯和里德尔斯登的厌恶与憎恨，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他非常诚挚地对我表示了感谢，因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真的是太重要了。从那以后，他便成了我的好朋友，并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但是一个州长，对待一个贫穷而无辜的孩子，竟然玩起这样卑劣的把戏，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原来他已经习惯成性，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所以就只有给人希望了。除了这个恶习，这个人的精通事理，才思敏捷，擅长文辞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尽管有时候他对有资产的选民的意见并不在意，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还是能算个比较不错的州长的。我们有些非常合理的法律都是由他来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制定并通过的。

我和劳尔夫的关系已经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我们一起住在小不列颠的街道，每个礼拜的租金是三先令六便士，这个租金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已经是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了。劳尔夫还找过他的一些亲戚，但是他们也都比较穷，所以都无能为力给他帮助。

这时他对我说明了他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还要回到费城去。他身上已身无分文，他所带的钱也都全用来买船票了。我身边还有十五个披斯托尔（一些欧洲国家的旧金币名），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常常向我借钱来维持一下生活。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进剧院上班的，他觉得自己能够当一名演员，于是就向威尔科克斯求职，可是对方却坦率地劝他还是把这个念头放弃，因为，在那个行业里，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后来他同佩特诺斯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取得了联系，说要为他编写像《旁观者》那样的周报，但是由于有一些附加条件，所以罗伯茨没有同意。接着他试图在伦敦法学院附近的文具商或者律师那里找个差事，做些誊写的工作，但是又没有那样的职位空着。

在巴斯罗米区，我很快就在一家当时很有名气的印刷所——帕尔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在这里，我大概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是很努力地工作，可是我却把我工资的很大部分花在了与劳尔夫一起去剧场和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并且还把我原来的十五个批斯托尔也花了个精光。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勉强度日了。

劳尔夫好像已经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给忘脑后了，而我也渐渐地忘了我和里德小姐的誓言。而且我给她就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一时半会儿的还不能回去。现在想起来，这又是我一生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多希望能够改正这个错误。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开销太大，而让我们经常处于无钱回家的状态。

帕尔默印刷所打算再版沃拉斯顿的《自然宗教》，所以就安排我去排字。因为他的一些论据在我看来不是太充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比较短小的哲学论文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评论。我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赠给了我的朋友劳尔夫，还少量地印了一些。

没想到帕尔默先生很偶然地见了这篇文章后，竟然非常重视，夸我年轻有才。但他还是非常严厉地抨击了小册子所阐明的，他认为是很可恶的论点。因此，印行这本小册子又是我犯下的一个错。

当我在小不列颠的旅馆居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威尔科克斯的书商，他的书店和我住的地方相邻着。他收集了很多的旧书。那时候由于流通书馆还没有，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出一笔合理的费用，具体是多少数目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可以向他随便借书，然后归还。我把这看做是极大的便利，所以非常的珍惜，并且我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

没过多久，我的小册子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被一个叫莱昂斯的外科医生看到了，他是《人类判断的正确性》一书的作者，我们因此而相识。他很重视我，也会经常到我这里看我，和我一起讨论关于这类的问题。他还带我去了齐普赛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的霍恩斯酒店，在那里他把《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博士介绍给了我。他在那家酒店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俱乐部，由于他是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人，所以他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人物。莱昂斯还在巴特森咖啡店那里，把我介绍给了佩姆顿博士，并且佩姆顿博士还答应我早晚会把我介绍给艾萨克•牛顿爵士认识一下，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却从未实现过。

我从美洲带来了一些珍品，其中一个钱包特别的珍贵，它是用耐火的石棉制成的。汉斯•斯隆爵士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来看我，邀请我到他在布鲁姆斯伯广场的家里去，也就是在伦敦有名的文化广场附近。在那里，他让我看了他所收藏的所有的珍品，并劝我把钱包转让给他，收藏在他的收藏库里。为此，他给了我非常丰厚的报酬。

在我住的地方，还住着一个年轻的经营女帽的女人，我想她可能在修道院附近开了一家店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情达理，性格活泼，谈吐风趣，在与别人交谈时，总能给人带去快乐。到了晚上，劳尔夫给她朗诵戏剧，关系也日渐亲昵起来。没多久，她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寄宿了，他也随她而去，两个人同居了一段时间。

由于劳尔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足以维持她们俩和她孩子的生活。所以他决定离开伦敦，到乡下做一名教师。他觉得他完全能够胜任教师这个工作，因为他的字写得很好，尤其擅长算术和簿记。但是他觉得这是和他很不相称的卑微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这对他而言简直是大材小用，但是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的。所以他就更换了姓名，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他借用了我的姓氏，这使我感到很荣幸。因为不久，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经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猜想可能是伯克郡）。在那里，他每个星期有六个便士的收入，在那里他为十一二个孩子教阅读和算术，还委托我为他照顾好T夫人，希望我能给他写封回信，收信人的地址就是那个地方，并且写明了是富兰克林先生收。

他的写作一直都没有中止过，而且还把最新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寄来给我看，希望我能够给予一些批评和指正。这些我都按照他的要求照办了，但是我还是得设法劝他不能再这样继续写下去了。当时正好有一本杨格新出版的讽刺诗，我把其中的大部分抄写了一遍邮寄给他。这首诗非常鲜明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毫无希望地追逐诗神的那些人的愚蠢行为，我希望他看了这些能够就此罢手。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还是在寄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夹有诗稿。

这时候那位T夫人，因为劳尔夫的离去不仅失去了很多的朋友，连生意都没有了，日子过得日益艰难，所以常常来我这里向我借钱，我也尽我所能尽量地帮助她度过难关。渐渐地我也喜欢上和她来往了。由于这时候我已经不受任何宗教的戒律约束，所以就利用她对我的依赖，试图和她的关系更亲昵些（这是我人生中犯下的又一个错误），可是她愤然地拒绝了我，并且还把我的这个行为告诉了劳尔夫。这样一来，劳尔夫也就和我绝交了，我们的友谊从此破灭。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宣称，我以前对他的所有的情谊都因我的所作所为而一笔勾销了。这时我也就明白：我过去借给他的钱，以及我为他提前预支的钱，都将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这些也无关紧要，因为在我看来，他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进行偿还的，而且失去了他的友谊以后，我反倒发现了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很多。

在印刷所

这时我开始考虑要攒一些钱了，为了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到了林肯客栈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所，这家规模比较大，我一直在这里工作到我离开伦敦。

之前在美洲印刷所工作的时候，印刷和排字并不是分开的，因此我常常做体力上的锻炼。现在我刚到这家印刷所，就分配在印刷部工作，也就缺少了那种身体的锻炼。我只是喝水，而其他大概有五十名员工，都是在疯狂地饮啤酒。有时候，我上下楼梯一只手就能拿一大块铅字，而别人却要两只手才能拿一块铅字。所以，他们通过这件事或其他的一些事惊奇地发现，我这个“喝水的美洲人”要比他们那些“喝啤酒的人”还要强壮有力。

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酒店的伙计给工人们送啤酒。和我一起在印刷部工作的搭档，每天都会先喝一品脱啤酒才吃早餐，早餐时就着面包和奶酪喝一品脱，早餐和中餐之间喝一品脱，吃午饭时喝一品脱，下午大概在六点钟时喝一品脱，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再喝一品脱。我觉得这种习惯实在是太可恶了，而他则认为应该这样，因为喝了啤酒后工作起来会更有劲。我设法说服他们，并且给他们讲道理：啤酒所产生的能量，与造酒时溶于水中的谷物或大麦成正比，价值一便士的面包里面所含的大麦粉比啤酒的含量还要多呢。所以你吃面包时喝一品脱水所得到的能量比喝一品啤酒还要多呢。但是他还是继续喝着他的啤酒，所以每到星期六晚上领工资的时候，他总要拿出四五先令来支付那浑浊的酒钱。那些可怜的酒鬼也因此总是生活得捉襟见肘，而我则省下了这笔开支。

几个星期之后，印刷所的老板瓦茨把我调到排字房工作了，这样我也就和那些印刷工人分开了。排字工人却要我先拿出五先令来请他们喝酒，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因为我之前已经在印刷部付过了。老板也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必要出这个钱。

我就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结果他们就把我看作是教会的异己，并且背着我对我做了很多小小的恶作剧。只要我稍微离开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我排好的铅字搅乱，把我的页码颠倒，把我排的版搅乱等等。他们并且因此还谎称是因为教堂的鬼魂在作祟，还说鬼魂最喜欢缠的就是那些没有被教堂接纳的人。尽管老板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但出于无奈，我还是不得不同意把那钱给拿出来，因为恶作剧实在发生了太多次，而且我觉得和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把关系搞得很僵，实在是个愚蠢的行为。

打这以后，我和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很友好，渐渐地还在他们当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势。对于他们印刷工会的章程，我提出了一些比较合理的修改意见，并且压倒所有的反对意见，通过了这次修案。由于我的带头作用，他们中间有一大部分人的早餐不再把啤酒、面包和奶酪搅和在一起吃了。而是学着我，开始从隔壁的饭馆里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稀饭吃，里面拌有一些碎面包、涂点奶油、撒些胡椒，价钱就相当于一品脱啤酒的价钱，即一个半便士。

这样的早餐不仅经济实惠，还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些整天喝得烂醉的人，由于常常欠债不还，店主也就不肯再赊账了，没办法，只好再向我借钱，用他们的话说，这叫“灯火熄了”。等到星期六晚上发工资的时候，我就向他们收回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给他们付将近三十个先令呢！

通过这件事，我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他们都认为我人很好，而且是个妙趣横生的讽刺家。这也使我在他们当中很快就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另外，我上班从不缺勤，我从来不会因为星期天玩累了，而要在星期一继续休假，因此老板对我也很喜欢。同时，由于我排字迅速，技术较好，所以有什么重要的活儿都会安排我去做。当然做这些事也会有比较多的报酬。所以，我在这段时间里生活得非常的愉快。

我一直住在小不列颠街，由于离上班的地方太远，所以就另外找了个住的地方。地点在公爵街，对面就是罗马教堂。住的地方是一个意大利仓库，房间就在后面的三层楼上。房东是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用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工人，但他却寄宿在外面。

这位房东派人找到了我原来的房东，从他那里了解了我的人品之后，同意了我住在她的那个地方。房租还和原来的一样，一个星期是三个先令六个便士。她说这房租之所以这么低廉，那是因为有个男人住在这个所里，她可以有望获得一些保护。这个寡妇年纪稍微有点大，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从小就接受着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让他改信了天主教，并且对他十分的敬重。过去她和上层人物经常有些往来，因此她知道很多关于上流社会的逸闻趣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情。她的膝部患有风湿病，所以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很少外出，有时候也希望能有人和她做伴。对我来说，她的谈吐非常幽默，只要她叫我，我都会很乐意地和她聊上一晚上。晚餐每人只有半条小鱼，一小块面包加牛油，两个人喝半品脱酒，她的话常使人心醉神怡。

我向来都是早睡早起，安分守己，没有给她添过一点麻烦，这也让她并不愿意让我搬走。但我听说在我印刷所附近有房子出租，每个星期租金只要两个先令，这对于一心一意想攒钱的我而言，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就和她谈了这事，结果她让我不要考虑那个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为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就一直居住在她那里，直到我离开伦敦，每个星期的租金只有一个先令六便士。

在房东家的楼上，住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几乎每天都过着隐居的生活。房东和我谈到她的情况时，这样说道：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被送往国外，住在修道院里，并立志要当一名修女。但由于水土不服，又返回到英国，可是英国并没有修道院。因此她发誓，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可能地过着隐居的生活。因此她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慈善事业，每年只留下十二英镑作为生活费用；但就这十二英镑，她还要拿出一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稀饭，除了煮稀饭就不再生火。长期以来，她一直住在那个阁楼里，许多年来楼下连续不断地租赁客都信奉天主教，所以都允许她不用缴房租，因为他们都认为有她在那里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一位神甫还每天都来听她的忏悔。

房东曾经问过她：“像你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天天忏悔呢？”

她回答说：“人的思想是不能干净的。”

经她的允许，我曾得到过拜访她的机会，她性格开朗，待人礼貌，谈话时神情愉悦。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里面没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有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壁炉上挂着的一幅圣维罗妮卡画像。她非常严肃地向我解释说：“画中的那个人所展示的那个手帕上印有耶稣面孔流血时的样子。这位女主人脸色苍白，但是从不生病。这又给了一个例证，那就是不管收入有多么微薄也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瓦茨印刷所我认识了一个叫威盖特的年轻朋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家里有一些亲戚比较有钱，所以和大部分的印刷工人相比，他受到的教育要更好。他的拉丁文不错，而且还会说法语，爱好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游泳，只教了两次，就能游得相当的棒。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乡下的绅士——这些绅士们为了能参观学校和唐索尔特罗的珍藏，是专门乘船到切尔西来的。在返程的途中，威盖特提起我的游泳技能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因此在大家的要求下，我脱下了衣服，跳进水里，从切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莱克福利亚。我在水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花样表演，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沉入水里，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花样一样，都感到很新鲜也很惊奇。

我从童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很喜欢游泳。对于赛沃诺的游泳姿势和动作，我也都全部学习过，而且还实践过，后来结合游泳的一些心得，使得自己的游泳姿势既优美又实用。这次有这么个机会，让我乘机把自己的全部本领都向大家表演了一番，并得到了他们的欣赏和赞扬，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威盖特原本想成为一个有用专家，同时又因为我们所学的内容很相似，和我的相处也就越来越亲近。他后来甚至提议我们一起去欧洲旅行，并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印刷工人都是可以维持生活的。我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意向，由于我在空闲的时候常常是和朋友德纳姆先生在一起的，所以就和他提起了这件事，但他要我打消这个念头，还劝我尽快回宾夕法尼亚州，因为他正准备在费城开业呢。

关于好朋友德纳姆先生的人品，我觉得有必要说一点关于他的逸事。他过去曾在英国的城市布里斯托做买卖，结果生意做亏了，还欠了一些人的债，后来只好赔了一部分债款了事，回到了美洲。到了那里，他一心一意的经商，几年以后就积累了一笔财富。他和我一起乘船返回英国后，就宴请那些往日的债主，向他们之前的宽容大度表示了感谢。那些债主都以为仅仅只是一个招待而已，并没有指望其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移动盘子的时候，都发现每个盘子下面都放着一张银行支票，支票上除了之前欠下的余款外，还有一些利息。

这时候，他对我说，他快要回费城去了，为了在费城开一家商号，他要带回去很多的物资。他建议我去他的店铺里当个店员，他一边教我记账，同时还让我为他管理账簿；帮他抄写信笺，还为他照料铺子。他还说等我对业务很熟悉后，会对我委以重任，让我运送一船面粉和面包去印度群岛去，在那里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的业务中获得佣金，得利丰厚。如果我经营得当，我还能获得相当可观的财富。

他的这番话正合我意，因为我对伦敦已经渐渐产生厌恶，回忆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个月的愉快时光，就想能够旧地重游。所以我立即表示了同意，一年的俸禄是宾夕法尼亚币五十英镑，和我现在做的排字工相比，收入的确要少一些，但是这个却为我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比较有前途。

当时我还以为，就要这么永远告别了印刷行业呢。每天都沉浸在新的业务之中，跟着德纳姆先生在商人之间进行各种周旋，购买各种商品，监督人们包装，联系各种事务，催促发货等等。装运结束后，我还有几天空闲时间。

在我空闲的几天里，我突然收到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邀请，那就是威廉·温德姆爵士，我以前也只不过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于是就去拜访了他。原来他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不仅能从切尔西游到布莱克福利亚，而且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教会了威盖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游泳。他有两个儿子，正准备外出旅游，首先想让他们先学会游泳再出门。如果我能答应教他们，他将以重金对我表示感谢。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当时并不在城里，而且我也不能断定我能在这个城里待多久，所以这个差事我还是不能答应下来的。不过通过这件事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如果我继续在英格兰待着，办一个游泳训练班，很可能就会得到非常丰富的报酬。这个想法让我深受启发，如果那个爵士能够早一点向我提出这个要求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这么快就决定回美洲了。多年以后，我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和威廉·温德姆爵士的一个儿子打过交道，那时他已经是埃格雷蒙伯爵——这事我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提到。

这样，前前后后我在伦敦过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用来辛勤地工作，除了看戏和看书，很少再有别的什么花销。我的朋友劳尔夫把我害得很惨，他又从我这里借走了二十七英镑，我也不可能指望他还了。和我微薄收入相比，这该是多么了不得的一笔数目啊。尽管如此，我还是挺喜欢他，因为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虽然我还没有攒到多少钱，但是认识了一些外面的朋友，他们聪明智慧，和他们交谈我总能受益匪浅。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很多的书籍。

从伦敦到费城

我们于1726年7月23日，从格雷夫森德开船启程。你如果想知道这次航行发生了什么，那么我建议你最好去看看我写的日记，因为那里面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就是我在航行的途中所制定的行动方案，并且这个方案对我的一生都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制定这方案的时候还是挺年轻的，现在岁数已高，人也老了，但仍然还在忠实地执行着。

10月11日，我们的船在费城登陆，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基斯已经不再当总督了，接替他的是柯登少校。我看到过基斯在大街上行走，就像是个普通公民。他看见我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好像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不过如果是我见到里德小姐的话，同样也会是这样子。她的亲友们在接到我的信笺后，让她对我的回去不要再抱有什么希望，还劝她另外再嫁人。这样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她跟一个叫罗杰斯的陶工结了婚。但是，她的婚姻并不是很美满，两个人很快就分手了。她拒绝和他住在一起，也不愿改用他的姓氏，因为他被人揭露他已经另有妻室。他是个手艺很高超的人，里德小姐的亲友也正是看上了他的这一点，但是他却是个非常卑鄙的小人。他负债累累，为了躲债他于1727年或者是1728年离开了费城，跑到了西印度群岛，后来也就在那里去世了。

凯默的印刷铺扩大了，并且还开了一家很大的文具铺，里面增加了许多新式文具。他又雇佣了一些人手，虽然这些人的技术并不高明，但他的生意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兴旺的。

我的朋友德纳姆先生在水街租了一个店铺，在那里我们把商品陈列出来，开了业。我在店里非常勤勉地照料生意，学习记账。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学会了生意上的买卖。我们在一起吃住，他就像父亲一般地教导我，真诚地关心体贴我，这让我对他也非常地尊敬和爱戴。

我们原可以很快乐地一直合作下去。但是，在1727年的2月，当我刚过完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时，我们俩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几乎丧命。当时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以为自己真的快要死了，所以情绪非常低落。但就在我的身体逐渐康复时，我又反而有些失望了，因为我觉得日后迟早还得重新再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

德纳姆先生得的什么病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他在床上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终于还是死了。他在口述中给我留下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以表示对我的友情。他就这么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让我再一次流浪失业，由于他的那个铺子是由他的继承人接管的，所以我和他的雇佣合同也就从此宣告结束了。

我的姐夫霍姆斯这个时候也在费城，他劝我还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与此同时，凯默也想用高额的年薪雇佣我替他管理他的印刷所，好让他腾出手来专门照料他的文具铺。由于当年在伦敦的时候，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得知他的名声很坏，所以就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往来。我设法想在一个商店里谋求一个雇员的职位，但是一时找不到，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了凯默。

在他的印刷所里，我认识了这样一些工人：

休·梅雷迪斯，是一个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三十岁，从小务农，为人诚实，明白事理，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也是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但喜欢喝酒。

斯蒂芬·波茨，是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天资颖悟，生性幽默，喜欢开玩笑，有点懒散。凯默跟他们约定，开始每周的工资会比较低，但随着他们技术的进步，每隔三个月他们的工资将会增加一先令，因此他们要想加工资就得好好地干活。梅雷迪斯做印刷，波茨做装订。按照合同规定，他要教他们这两种技术，虽然他自己这两种技术哪一个都不懂。

约翰，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以前什么也没有做过，凯默从一艘船的船主那里买了他四年的雇佣期，也要让他成为一个印刷工人。

乔治·韦布，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以同样的方式也买了他四年的雇佣期，打算让他做一个排字工人，关于他的情况下面我还会提到。

还有一个乡下孩子，名叫大卫·哈里，凯默雇佣他为学徒。

我很快就意识到，凯默之所以违背了他的习惯用这么高的工资来雇用我，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的雇工，这些人都和他签了契约，一旦他们学会了技术，他就可以不再用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愉快地工作着，把本来凌乱不堪的印刷所的各项事务整理得井然有序，逐步让他们的雇员们注意和改进他们的工作，而且越做越好。

说来也奇怪，一位牛津学生竟然会卖身为雇工，而且还不到十八岁。于是他向我道出了他的身世：他生于英国西部城市的格洛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学习过，当他们在学校演戏时，他由于在表演时显露了很醒目的才华，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而且还参加了学校的“幽默社”，也写过一些短篇的诗歌和散文，它们曾经在格洛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后来他到牛津求学，在那里待了大概有一年，但是他对这样的生活很不满意，他最希望的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后来，当他领到三个月的学期补助金十五个金币时，他没有去偿还债务，而是把他的大学礼服藏在金雀花丛中，偷偷溜走了，步行到了伦敦。在伦敦，因为没有亲友规劝，他结识了一些坏人，很快就花完了他的金币，但还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于是他把衣服等东西都当出去了，但没几天又没钱买面包了。那天他空着肚子在街上闲逛，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把一张人贩子的传单塞到他的手中，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出卖自己到美洲去服役的人现在就可以得到饮食和奖励，于是他马上就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契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上了船，就渡海到美洲来了。他连一个字也没有寄给他的亲友告诉他的近况。他很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是懒惰、轻率和极度地不细心。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和其余的人相处得很愉快，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凯默自己不能教他们技术，而他们能够每天从我这里学到一点东西的时候，他们就都更加尊敬我了。我们在礼拜六从不工作，因为那是凯默的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可以读书了。凯默待我十分殷勤，至少在表面上很尊敬我，这时我心中别无牵挂，只是我欠弗农的债款，到这时我还无力偿还，因为我不善节约。但是，他很讲情义，从不提起这笔债。

我们的印刷所常常需要整套的铅字，而在美洲还没有浇铅字的人。在伦敦时我在詹姆斯的铺子里曾经见过人家浇铸铅字，可是没有十分注意烧制它的方法。但是这时我发明了一种铸模，利用我们用作打印器的字母，把铅制成铸模，这样可以很不错地满足各种需要。必要时我也雕刻几块铜板，还制造油墨，还兼顾做库房的管理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简单地说，我差不多就是一个打杂工。

但是不管我的工作多么努力，我发现：其他工人的业务已经逐渐在提高，而我在所里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显得不重要了。当凯默付了我第二季度的工资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应该适当地降一些。他对我的态度也逐渐没有以前那么彬彬有礼了，并且还时常摆出老板的面孔，吹毛求疵，无事生非，寻找着爆发的机会。但是，我还是继续工作着，勉强忍耐，因为我觉得他向我生气的部分原因可能也是由于他的经济情况欠佳，所以不是不可原谅的。后来为了一件琐碎小事，我们的关系完全闹僵了。

有一次在法院附近传来一阵吵闹声，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凯默这时正在街上站着，抬头看见我，马上声色俱厉地冲我大声嚷嚷，要我别管闲事，并且还说了一些责备的话。这时所有在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地待我的，正因为他是在当众责备我，才更加激怒了我。不仅如此，他还立即跑到楼上的印刷所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

根据合同的规定，他提醒我说要在三个月后把我解雇，不过他对我还要再待三个月才走感到非常懊悔。我告诉他懊悔是没必要的，因为我马上就离开这里。说完，我就拿着自己的帽子离开了印刷所，在楼下我碰见了梅雷迪斯，就拜托他收拾一下我留下来的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

等到晚上，梅雷迪斯来了，并就这件事我们又议论了一番。他很尊敬我，因此在我离开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待在那里了。我告诉他我准备回到波士顿去，但是他却劝阻我。他提醒我说凯默所欠的债和他的资产已经差不多了，他的债主们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把他的铺子弄得乱七八糟，为了得到现金他常常会做些并不赚钱的生意，而且还老赊卖货物，又不记账，所以断定他一定会倒闭的，只要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机。但是我说我没有钱，他又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很信任我，在从他和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和他合伙的话，他父亲一定会投资帮我们开业的。他说：“我跟凯默的合同将在明年春天到期，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买回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提供技术，我可以提供资本，咱们平分赢利。”

这个建议确实让人感到激动，于是我欣然同意了，正好他父亲这时候也在城里，对我们的计划表示了认可，主要他知道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的儿子听了我的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饮酒了。他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样的合作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能够让他的儿子彻底把这一恶习改掉。于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此期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所找些工作干干。可是由于没有找到，就暂时闲了几天。

这时，凯默有希望获得为新泽西州印纸币的生意，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具备雕版和各式各样的铅字，而这些东西只有我能做到。同时他又担心布拉福德雇用了我会把这生意抢去，所以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谦卑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该为了几句气头上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雷迪斯也劝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在我平常的指导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所以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很多。

凯默接到了新泽西州的这笔生意，我为他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出现呢！为了印制钞票，我还设计了一些花纹和方格图案。我和凯默还一同到柏灵顿跑了一趟，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而不致于马上破产了。

在柏灵顿，我结识了新泽西州很多重要人物。为了监督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纸币的印刷数目，州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认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经常轮流地和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都要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

由于我以前读了许多书，在文化修养上要比凯默高，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聊天。他们还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热情友好。凯默虽然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冷淡。

说实话，凯默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对待公共场合的事儿，他显得有点无知，喜欢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一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的习气。

我在那里持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月，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不少人，能当朋友的有：

法官：艾伦。

州议会秘书长：艾萨尔。

州议会议员：皮尔逊、约瑟夫·库柏，还有几个姓史密斯的人。

测量局长：萨克·迪科。迪科是一个非常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干过砖匠、运送黏土等工作，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为测量员背链带，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测量技术，现在他凭着自己的勤劳，已经积攒了一份很不错的家产，他说：“我觉得不久，你将会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是不知道我在费城或其他地方有开业意图的。

上面这些朋友，日后对我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帮助，有时我也会偶尔帮助他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对我始终给予关注和重视。

道德与原则

在谈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先让你了解一下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也就是关于道德和原则的观点。你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观点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并受到虔诚的新教思想的较深影响。由于我读了大量的各种不同的书籍，发现书中一些争辩的论点，因此在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怀疑，甚至开始怀疑到《圣经》中的《启示录》。

我偶然还读过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伊尔布道演讲时所用的。但它们对我的影响却恰好和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信徒的论点，但是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更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信徒了。我的论点带引了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柯林斯和拉尔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对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想到基斯对我的影响（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所作所为，有时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开始对教义有了怀疑，虽然它也许是真的，但它对人们而言并没有多少用途。1725年，我在伦敦时写的小册子里，就引用了德莱顿的诗作为箴言：存在即是合理，而半盲人看到的，只是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那权衡一切的秤杆，他的双目视而不见。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对上帝的本性，无限的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世间的一切全然正确，善与恶的区别纯属空谈，根本就不存在。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过去曾经一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论断，以致影响随之而来的全部推论，正如形而上学推理中常见的错误一样。

渐渐地我相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善良和正直。我这一生定会身体力行，而且这个决心已经付诸笔端，记载我的日记里，至今仍保留着。就算是《启示录》也没有我这个决心重要。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禁忌的行为，未必就是坏的；我们要遵守的行为，未必就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各种情况以后，感觉到也许正因为它们不对，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是依靠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一些偶然的情形，也可能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安全度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有时候即便陷入了困境，也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本是应该出现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算是过得去的。我现在开始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要保持它。

开办印刷所

我们回到费城后不久，从伦敦购买的新铅字就运到了。我们跟凯默办清了手续，并得到他的同意，才离开他的店铺，这时他还不知道我们开业的计划。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房子，并租了下来，当时的租金是每年二十四英镑，现在要七十英镑了。为了节省租金，我们就和玻璃匠一家同住，他们要负担全部租金的大部分，而我们则寄食在他们家。

我们刚刚打开铅字，整理好印刷机，生意就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带了一个乡下客户来找我们。他在街上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他正在找印刷所。这个时候我们的现金都已经花在我们必须置办的各式各样的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客户的五先令，简直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它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及时，它带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我出于对豪斯的感激，常常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刚开业的人，如果不是这件事，我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热心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悲观主义者，当时费城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知名人士，表面看上去像是一个睿智的人，讲话时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名字叫萨缪尔·米盖尔。这位先生与我素不相识，有一天突然跑到我店铺的门口，问我是不是那个新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我回答他是的，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因为开一家印刷所要花很多钱，但是这笔钱注定是要亏损赔掉的。他说费城是一个已经没落了的城市，城里的市民都处在半破产状态中。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是这样，有许多新建的大厦，而且房租也在持续不断的上涨，但他确信这是虚假的繁荣。因为这些，正是要在不久的将来把整个费城以及费城的所有店铺毁灭的原因之一。接着他这样详细地令人毛骨悚然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或是即将发生的灾祸。

当他离开时，我有点闷闷不乐了。如果我是在开业之前听到他说的这番话的话，可能我的店铺就永远不会开业了。这个人一直住在一所破败的房屋里，用同样的腔调对费城的所有人宣扬着这个论调，并且持续了很多年，这些年来他不肯在费城买一所房子，因为这一切马上就要毁灭了。

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终于买房子了，这与他高谈毁灭论调的时候相比，此时的价格是那时候的五倍。

我早应该提到这件事，就在前一年的秋天，我和我所能聚集到的大多数的有才华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研究的社团，我们管它叫“密社”。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开会。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社员须顺次提出一两篇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中讨论，每隔三月要诵读本人习作一篇，题目任选。我们的讨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根据真诚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看重胜负的态度来进行。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激昂的情绪产生，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争辩就都被禁止了，违者处以小额罚金。

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是：

约瑟夫·布伦特诺，一个公证事务所的契约誊写员，他是一个温厚、友好的中年人，酷爱读诗，遇诗即读，也能写一些还算过得去的诗，善于做一些小玩意儿，谈话很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德福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对于他的本行有独到的研究，后来成为现在所谓的“哈德利象限仪”的发明者，但除数学以外，他一无所知，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都要绝对的准确，无止境地纠缠于琐碎细小的细节，妨碍整个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格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做了测量局局长，喜欢读书，有时也写几行诗。

威廉·帕森斯，从事制鞋业，热爱读书，学了不少的数学，他本来是为了占星学才学数学的，以后谈起这件事他就笑了，他后来也做了测量局局长。

威廉·莫利歌德，一个细木匠，一个十分优秀的工匠，有着十分娴熟的手艺，性情也十分稳健。

休·梅雷迪斯，司蒂芬·波茨，乔治·韦伯，这几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有些财产的年轻绅士，慷慨，活泼，幽默，爱讲双关话，爱朋友。

还有威廉·科尔曼，当时是一个商店店员，好像是与我同岁，他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头脑最冷静清楚、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间断，前后延续了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社团差不多也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是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会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中肯。在这会上我们也会培养与人交流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产生争执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我将在以后的机会中再提到它。

我之所以在这里叙述关于这个社团的事，目的是要指出我当时的一些伙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大伙介绍生意。特别是布莱特诺，帮我们把教友会的生意都兜揽来了，我们给他们印刷四十个印张的会史，其余部分将由凯默承印，在这宗生意上我们做得非常辛苦，因为定价很低。我们印对开本要用十二磅大号活字，附上注释用的十磅铅字，特别沉重。我每天负责排正版，梅雷迪斯就负责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我才能做好第二天的拆版工作。但有时候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又总是会打断我们的这个大订单。但我每天还是坚持要排完一个对开的大版。

甚至有一天夜里，当我装好了版以后，我以为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可以好好休息了，结果其中有一版一不小心给碰坏了，有两页的铅字就乱成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印，然后才上床睡觉。这样的勤快我们的邻居们都有目共睹，我们的名誉和声望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有人还特意告诉我：“在每晚的商人聚会中，当有人提到这家新开的印刷所时，大家普遍地认为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凯默和布拉福德的两家印刷所了。”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得路兹，见到过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快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在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身前他又在工作了。”

这番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当时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并如此直率地提到勤快这一点，别人可能觉得我是在自吹自擂，但我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无非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里，当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见勤劳是怎样对我有利时，他们就能明白这一品德的可贵了。

乔治·韦伯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钱让韦伯从凯默那儿把自己的四年劳役赎了回来，接着他想让我雇他。当时我们不缺人手，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计划在不久之后开办一个报纸，到那时我就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了他成功的希望在于：当时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布拉福德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拙劣，内容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能有赢利，因此我想一份优秀的报纸一定会赚钱。我请韦伯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竟把这事告诉了凯默。凯默为了抢在我前面，立即宣布他自己办报纸的计划，并雇用韦伯办报。我对此很愤慨。

因为当时我还不能马上办报，但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替布拉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莱特诺又续写了几个月之久。这样广大民众的注意就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默的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最后他虽然坚持办了报，但只办了九个月，最多的时候只有九十个订户，以后他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做好了接手这家报纸的准备，就马上把它接受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变成了我十分赚钱的事业了。

我突然发现我一直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说话。这时虽然我和梅雷迪斯还是合伙经营的，但是铺子里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来负责，梅雷迪斯根本不能排字，印刷也不精通，而且难得有几天不喝醉酒。我的朋友们经常因为我和他合伙而表示惋惜，但是我也是不得已。

我们的报纸一印刷出来，人们就发现它的表面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前的报纸迥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伯内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着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说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他们聊天的话题，不到几个星期他们就都成为我们的订户。

于是就有很多人仿效他们，这样我们的读者就很快地增加起来，这是我会写些小文章的最开始的优势。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显要看到了一个能够写作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拉拢我，对我施些恩惠。布拉福德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递交的请愿书印得既粗劣又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印了，印得既精美又准确，并给每个议员送了一份。他们清楚地看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报纸也在这些议员朋友的心中有了更高的威望。他们投票决定：把下年度的印刷工作交给我来承印。

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中，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密尔顿先生，这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并且当选为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地支持我。像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终生对我都爱护备至。

大约就在这时候，弗农提醒我该还他的欠款了，但是他并没有逼迫我。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坦诚地承认我的过失，恳请他再延缓一些时候，他也答应了。后来等到我有了些偿还能力时，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我的一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得以纠正。

但是在这时，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按照我们原来的协议，梅雷迪斯的父亲要替我们负担印刷设备的全部费用，他已经提前交了一百英镑的现金，我们还欠设备商一半的钱。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后，还必须很快把钱筹集到手将之还上，要不然法庭在不久之后就要宣判执行规定。我们所有美好的前程将和我们一起毁灭，因为他们要把印刷机和铅字卖了还债，很有可能还是半价出售。

就在这焦头烂额的关键时刻，我遇到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将一生铭记。

他们双双自愿为我垫付所有款项，使我能够自己独立经营。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梅雷迪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常看见梅雷迪斯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也有人看见他在酒馆里玩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克劳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雷迪斯父子还有希望能够履行他们在协定中的义务，我就不忍心提议拆伙，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现在还将帮我忙，我接受了他们太多的恩惠。但是如果他们始终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我们的合作达到非解散不可的话，那到时候我就会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友人们的协助了。

事情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合作伙伴说：“是不是你父亲不喜欢你和我一块合作，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如果他愿意替你一人出钱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离开这里。”“不，”他说，“我父亲是对我真正的感到失望了，而且他也无力垫付这笔款项了，同时我也不想使他更痛心。我现在知道我不能胜任这项印刷工作。我从小就学农，三十岁进城来，充当学徒去学了一种新的行业，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士人将到北卡罗来纳去殖民，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干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的一百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零星债务，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个新的马鞍，我将把我的全部产权转让给你。”

我同意他的提议，并马上写了份契约，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寄了两封长信给我，信里提到了那里的气候、土壤、农业等，都是他十分熟悉在行的。我把它们在报上发表了，读者大为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请求我的两位朋友提供帮助。他们两人都希望为我偿还全部的债务，但我不愿意显得厚此薄彼，就向他们每人借了一半的钱，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半数，偿清了印刷所的债务。于是，我自己独立拥有了这家印刷所，并公开宣布了合伙的解散。这是发生在1729年或是那年前后的事情。

大约在这个时候，民间发出一波增发纸币的声音，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而且就是这一数目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在不久将要减少。这是因为富裕阶层反对增发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他们认为纸币会使货币贬值，会使他们的财富缩水，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密社”中曾经讨论过。当时我表示赞成增发纸币，因为我认为1723年所铸造的小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提高了居民就业机会，增加了本州居民的人口数量，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在拔地而起，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年我刚来费城吃着面包卷走在街上的时候，从胡桃街第二街到前街，这么长的一段街道上的大部分房屋都在门上贴着招租条子，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也是如此。当时我甚至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座城市呢。

我们的辩论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把我的想法与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汇集成一本未署名的小册子，书名为《纸币的本质和必然性》。这本书很受普通百姓的欢迎，但是在有钱人那里它却受到了谴责，因为这本书让人们更加坚定的支持增加货币的举措。还好，富人这边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作家来反击这本书，因此他们反对的声音没能传得很远。这样，增发纸币的议案就在州议会中很快就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没有忘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做出的贡献，就让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丰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就是我会写文章给我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的验证，纸币的效用十分巨大，在这以后很少有人还对此怀有异议。于是，不久以后纸币发行额就达到了五千镑，到1739年的时候又增加到了八万镑，在以后的战争期间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的人数都在不断地增多。现在我觉得纸币的发行额也有一定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不久以后，我的朋友汉密尔顿帮助我获得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又是一宗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一件小生意也显得很重要，它们的利润让我很是欣喜。汉密尔顿还帮我招揽了承印纽卡斯尔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我手中。

之后我还开了小小的一家文具铺，主要经营各式各样的空白单据，在这方面靠着我的朋友布莱特诺的帮助，我们出售的单据格式在殖民地是最正确的。我的店里也备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一个叫做怀特麦的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非常优秀，现在他到我这里来了，不辞劳苦地同我在一起工作，我也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不久，我把开业时所欠下的款的还清了。作为一名商人，我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声望，我不但要真正的做到克勤克俭，并且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留给别人不够勤快的印象的行为。我衣着朴素，从不在那些让人醉生梦死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是的，有时候我会旷工，有时候一本让我着迷的书会使我留在居所，但这只是偶然才发生的事，而且是隐秘的，不会张扬到要大家说闲话的程度。

为了表达我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的态度，我有时会亲自推独轮车把我在纸店里买好的纸张运回家来。这样，在大家的眼中，我成为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严守信用，从不拖欠，有了良好的声誉，所以那些贩卖文具用品的商人们求我惠顾，别的商人们也提议我替他们代销书籍。

我的事业因此而一帆风顺，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却日益衰落，最后他不得不把印刷所设备都变卖来清偿债务，然后他到巴巴多斯群岛去了。在那里他度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

他的学徒大卫·哈里是我的老相识，以前我在凯默铺子里工作时，曾经教导过他。这时候，他购买了凯默的设备，也开了一家印刷所。

开始时，我以为哈里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戚们都很有能力，也很有势力。因此，我还建议跟他合伙经营，幸好当时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非常骄傲自大，穿着昂贵的服装，生活很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荒废了业务，还背了外债。因此，他的印刷所也很快就倒闭了。无奈之下，他学了凯默的样，到巴巴多斯群岛去了，还把印刷所也搬到那里去。在那里这位大卫·哈里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凯默作为一个职工。他们时常争吵。哈里负债越来越多了，最后他只得把设备卖了，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所设备的那个人依旧雇用了凯默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没几年凯默就死了。

现在，在费城就只剩下布拉福德，这个多年的劲敌与我竞争了。布拉福德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然雇用些零工来做少量的印刷工作，但是他并不为生意清淡而担忧，因为他管理驿站，而且毫不讲情理地禁止骑师们寄递我的报纸。人们觉得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因此大家认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的大，因此他的报纸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对我很不利。虽然我也从驿站里接收和寄发报纸，但是不为外界所知，我是通过贿赂驿站的骑师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骑师们只能暗中收受寄件，因为我不能声张。布拉福德这种行为使我感到生气，也使我因此而瞧不起他，后来当我代替他接管邮局时，决心绝不学他的做派。

和里德小姐完婚

这些年我一直在戈德福莱家寄膳。我所租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他们家占着，在我的印刷所旁边，他开了一家玻璃店，但他无心管理这个店，因为他一直热衷于数学的研究。

戈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让我们见面，到了后来我对那个女孩真的产生了感情，因为这个女孩原本就很可爱。她家的长辈不断地鼓励我，不断地邀请我去吃饭，极力让我们两人在一起。

等到了提婚的时机，我告诉我们的媒婆——戈德福莱太太，我希望女方家的嫁妆最起码能帮我把印刷所欠下的账的余额还清，这笔钱应该不会超过一百镑。媒人传回来的话是他们没有那么多嫁妆，我就让媒人传话说可以用房子作抵押物，过了几天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婚事了。好像是因为他们曾向布拉福德打探我的事情，布拉福德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铅字损坏的很快，需要购买更多的铅字，因此凯默和哈里相继地都失败了，我大概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要步他们的后尘了，这个消息使得他们家不许我再去做客。同时，也把他们的女儿禁闭起来。

事实的真相我到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他们真的因为不看好我的职业而改变了主意，还是认为我和他们的女儿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他们不同意我们也许会私奔，这样就可以省下他们一笔嫁资了。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动机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很生气，就决定不再去她家了。戈德福莱太太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态度改变了，还想诱使我再去，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定不与那家再有来往了。戈德福莱一家因此都很生我的气，于是我与他们一家之间有了矛盾，不久他们就搬走了，整所房屋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收租户了。

由于这件事的提醒，使得我产生了要结婚的念头，所以我开始观察周围的姑娘。但是不久我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印刷业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我不能希望从妻子处得到钱财，除非是从那些不合我心意的女人那里。同时，那一种不可抑制的年轻人的情欲常常驱使我与那些偶然相遇的下流女人发生关系，这种事不但花钱，而且非常麻烦，很有可能使我传染到一种我最最害怕的疾病，虽然侥天之幸，我一直没有被传染上这种病。

在这期间，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里德太太全家继续维持着一种友好的通信关系，从我寄住在她们家的第一天起，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她们都很尊重我。她们常常邀请我去他们家，让我在一些事情上给予忠告或提供一些帮助，我也很乐意这么做。我对可怜的里德小姐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她总是没精打采的，很少有高高兴兴的时候，而且不愿意和人来往。我认为我在伦敦期间的轻浮与变心应该对她的痛苦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她很善良的母亲却以为她自己的责任比我的还大，因为她曾经阻止我们在我去英国之前结婚，而且还在我出国期间劝她嫁给别人。但是现在我们之间的感情又恢复了。可现在我们要结婚却面临许多困难，她第一次的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据说他的前妻还在英国活着，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要证明这一点很不容易。还有就是传说他已经死了，但也是不太确定的事。而且即使他真的死了，他留下了许多欠账，也许需要他的继承人来偿付。但是我们还是冒着这些危险，于1730年的9月1日结婚了，结婚后，我们担心的那些麻烦一件都没有发生。

她是一个善良的忠实的伴侣，精心地帮助我照料铺子，我们一起发展我们的事业、家庭，互相体贴关爱，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我也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兴办图书馆

大概就是这时候，我们社团开始不再在酒馆里开会，而改在格雷斯家里的一间小房间里了。那间房间是特意留作这一用途的。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还不如把我们的书籍全都放在聚会的地方，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方便在需要的时候做参考。而且，把我们的书籍集中在一起，这样每个人就都有机会阅读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了，就好像每个人都拥有全部书籍一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很快就实行了。我们就把暂时用不着的书籍都放在了这个房间。但书籍的数量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多。这些书放在一起虽然有很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没有人对这些书籍加以应有的保管，也产生了一些麻烦和不便，所以好像是在一年以后，这些书籍又都物归原主了。

这件事促使我产生了第一项公共事业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

我拟定了提案，再由我们的大律师布克登把它格式化，靠着我在“密社”中的朋友们，我们一开始就获得了五十个订阅户，每户在开始时出四十先令，以后每年出十先令，以五十年为期限。以后当订阅人数增加到一百时，我们取得了一张执照。这就是所有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

现在的图书馆在北美是如此的普遍了。这种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它的数字在不断地增多，在不断改善着美洲人的日常生活、交际，使得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像别国大多数绅士那样的聪明、睿智，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殖民地人民积极开展广泛的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起了应有的贡献。

中部

朋友的鼓励与期待

詹姆斯先生的来信

艾贝尔·詹姆斯（Abel James）——是一个费城富商。根据法兰德（Farrand）在他的《富兰克林传》中记载：富兰克林出使法国时，把一小箱子文稿交给他的一位朋友约瑟夫·盖洛韦保存；英军占领费城时，盖洛韦投敌，他夫人把这箱文稿从敌人手中抢救了下来；她在去世前夕，把它交给德高望重的艾贝尔·詹姆斯保存。下面是艾贝尔·詹姆斯先生的来信，附我的自传摘录。（在巴黎收到）我敬爱的朋友：我很早就想写信给您了，但是我深怕我的信件会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我怕假如印刷商人或好事之徒把信件的内容公布出去，会使您痛苦也使我自己陷入不义之地。不久以前，我非常高兴地获得了您的手稿约二十三张，它是寄给令郎的，其中叙述您的出身以及您的生平，直到1730年为止。同时还附有摘录，也是您的手稿。我把摘录誊写了一份，随函奉上。万一您继续写下去的话，这手稿我希望能够帮助您把上下两部分衔接起来。假如迄今您还没有继续动笔的话，我希望您不要再延搁了。照传教士的说法，人生是变幻莫测的。万一亲切厚道而又仁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旦与世长辞，就会使人世间失去这样一部隽永风趣、大有裨益的作品，一部不仅仅是对少数人，而是对千百万人既有用又饶有趣味的作品，那将是世人莫大的损失。这一类作品对青年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看来，在我们公众领袖的日记中这种感化力尤其明显。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引领青年努力成为一个像作者一样善良和优秀的人。如果您的传记发表出去（我想它一定会发表），引领青年模仿您早年的勤恳和节制，那么这样一部作品对青年们来说将是多么的有益呀！在这一代人中，我找不到一个人甚至是许多人联合起来，能够像您这样能够促进美国青年勤勉的精神和对尽职、俭朴和节制的注重。我并不是说这本自传没有其他的优点和其他在人世间的用处，事实决不是如此；但是这第一个用处是那么的重要，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与它相提并论的了。艾贝尔·詹姆斯

我把上面的这封信和它的附件记录给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沃恩看了以后，我收到他下面这封信。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an，1751—1835）——英国驻法外交官，同情美国革命，与富兰克林建立了深厚友谊；1779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富兰克林选集》。

本杰明·沃恩先生来信我最亲爱的先生：当我读完了您的教友会友人替您找到的记载着您一生中主要事迹的笔记以后，我曾经告诉过您我将写给您一封信，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假如您能依照他的要求把它写完并且发表出来，那将是一桩有益的事。过去一些时候因为各种事务羁身，没有功夫写这封信，同时我也不知道究竟这信是否值得对它寄予任何期望。但是目前我碰巧有空，我将把它写出来，至少可以使我自己感到兴趣并且获得教益。但是由于我想用的措辞或许会触犯像您这样的人，所以我将只告诉您，假如我对另外一个像您一样善良和伟大，但是不像您那样谦逊的人写信，我将说什么，我将对他说：先生，我恳请您发表您自传的理由如下：您的一生是如此的出类拔俗，假如您自己不写，别人一定会编写您的传记，与其由别人来写，造成许多危害，不如由您自己来主持有益得多，并且您的自传能够介绍贵国内部的情况，它一定会吸引善良勇敢的人们移居到贵国来。照这些移民对于这种报道的迫切需要而论，就您的声望来讲，我想不出比您的自传更有效的广告了。您的毕生经历也是对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的一切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来，我认为您的自传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真正研究风土人情和人类社会的学者说来，不亚于凯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但是在我看来，先生，这些理由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跟您的自传对未来伟大人物的引领作用，与您打算发表的《道德的艺术》一起对私人道德的改善，从而对公共事业和家庭幸福的良好促进作用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的话。上述两部作品，先生，一定会成为自学的崇高法则和经典。学校教育和其他教育制度常常不能按照正确的原则进行教学，多遵循一套指向着错误目标的笨拙方法。但是您的方法既简单，目标又正确。正当家长们和年轻人因找不到其他恰当的方法而感到彷徨失措，不知道对未来一生中合理的道路方向当如何进行估计和准备时，您的发现将告诉他们主要的东西是大多数人所能够做到的。这一发现是多么珍贵呀！当一个成人的个人品德已经定型后，无论施加多大的影响，都已经太晚了，而且收效甚微。我们是在青年时期形成我们主要的习惯和好恶的，我们是在青年时期选择我们的工作、职业和配偶的。因此，青年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在青年时期甚至已经定型了对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私德和公德。由于人的一生只限于从青年到晚年这一时期，我们就应该好好地从青年时期开始，特别是在我们决定我们的主要目标之前。但是您的自传不仅仅能教人自学，它并且能教人如何成为一个智者。即使最明智的人，在看到了另一个智者一举一动的详细报道以后，也能有所收获，也能对自己有所改进。我们看到人类自有智以来，一直在暗中摸索，但在这方面几乎连一个指路人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意志较软弱的人就应当被剥夺这种接受帮助的权利呢？因此先生，把该做的事指示给父亲们和儿子们看，帮助一切智者成为像您自己一样的人，也帮助其他人成为明智之士。当我们在看到政治家和军人使人类变得残酷，在那些社会名流又是如何逆情背理地对待自己的朋友的同时，也看到温和顺服的风气的增长；看到伟大和善于治家、令人羡慕的品德和和蔼可亲的作风能够共存于一身，是对人有益的。你一定要叙述那些琐碎的私生活事件，它们也将派上大用场，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正是有关日常生活处世接物的准则，因此您处理这些日常事务的智慧正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这部自传在这些事上将成为一种生活的指南，为人们解释许多早就应当有人向他们解释过的问题，使他们能有机会成为深谋远虑的智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亲身经历的是阅读用风趣隽永的风格写成的别人的经历。您的笔调必然会引人入胜。您曾经面临的问题和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会使人有一种化繁为简的感受，或者会令人深刻地认识这种处世之道的重要性。我深信您在叙述这些事情时您是独出心裁，宛如您在主持政治或哲学的讨论一样（假如我们考虑到生命的重要性和生命中的过失），还有什么东西比人生更值得加以试验和规律化呢？有的人是盲目地善良，有的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忌，另外还有些人是别有用心地心怀不轨，但是，先生，我深信您所写的必然是同时又明智、又实用、又善良的东西。您的自传（因为我想我正在描述的这个与富兰克林博士相类似的人，不但在品德方面与您相似，而且在私人经历方面也是一样的）将要表明您不以出身为可耻。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由于您证明了高贵的出身与快乐、美德或是伟大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要达到一个目的也不能没有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将看到，先生，连您自己也制订了一个使您成为伟人的方案。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结局是如此的伟大，但是实现这个计划的手段却是人类智慧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手段，那就是：依靠本性、德行、思考和习惯。在自传中证明的另一点是：每人应当等待适当时机登上世界舞台。由于我们的感觉集中在目前，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将来，所以人应当合理安排他的行动以适应整个一生。您的成功看来当归功于您一生的坚持不懈，您使得您生命中的每个转瞬即逝的片段充满着知足和快乐因而显得生动活泼，而不是使它因愚蠢的急躁或懊悔而受到折磨，对于那些仿效真正伟大人物而增进自己修养的人，这种做人方法原是容易的，因为长久地坚持往往就是这些伟人们的特色。您的教友会的通信者，先生（因为这里我又假定我信中的主人翁与富兰克林博士相似），赞扬您的朴实、勤劳和节制，认为足为青年的榜样。但是奇怪的是他竟忘了您的谦逊和大公无私。假如没有这些品质，您就不会有耐心等到您发迹的机会的到来，也不可能在这段时期安贫若饴，处之泰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荣誉的虚幻和掌控自己思想的重要性。假如这位通信者能够像我这样地了解您的声誉的性质，他就会说：您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您提出的议案会使人注意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反过来，您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会使人注意到您的论文和议案。这就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的优点，这种身份更能充分地利用它所包含的一切。这样您的自传将更加有用，因为不懂得如何改进自己的思想和品德的人一定比没有时间或兴趣进行这种工作的人来得多。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感想，先生，说明作为一篇传记您的自传有什么用途。自传这一式样现在好像有点不太流行了，但是它是非常有用处的。您的自传也许会尤其有用，因为它可以用来与许多社会上知名的暴徒和阴谋家的传记比较，也可以用来与那些逆情悖理僧院式的苦行者或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无聊文人的传记相比。假如您的自传能够鼓励别人写出更多的这类作品，并且诱导人们使他们的处世为人能见得天日写入传记，那么它的价值将等同于将普鲁塔克的全部传记合在一起。我已经厌倦于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每一特点只能适合于世界上的某一类人，这种特点也不能使我们对他歌颂，我将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向您本人提出一个私人的恳求。因此，我恳切地希望，我亲爱的先生，您一定要让世人最真实的了解您，否则政治上的分歧或许会掩盖或是诋毁您真正性情了。考虑到您的高龄，您生性的谨慎小心，和您思考事物的特殊风格，除了您自己以外大概不再会有人能够对您的一生或是对您的思想动机有充分的了解。除此以外，目前的巨大革命将必然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革命的首创者。因为革命既然号称是为了某些道德的原则，那么指出这些原则如何真正地影响了革命，就变成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了。因为您自己的品德将是受到详细的审视的主要对象，您的品行就应当是（即使是为了对您那巨大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对英国和欧洲的影响）规矩端正，流芳百世。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我一向以为我们不仅必须证明人类在目前是一种品行恶劣、惹人厌恶的动物，而且更必须证明正确地处理人生可以大大地改进人的本性。为了类似的理由，我很想使大家公认，在人类社会里个别的人还是具有高尚的品德的，因为假如一旦我们认为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不可救药的，那么对善良的追求将会被人们认为是无用的努力，或是只想到在人世间弱肉强食的利益纷争中分得一杯羹，或是只愿意追求他们自己舒适而已。那么，我亲爱的先生，赶快动手写吧，显示出您是善良的，因为您的确是这样，显示出您是稳健的，因为您也的确是如此，最要紧的是证明您自己是一个从小就酷爱正义、自由和和谐的人，这种信仰自然而然地使您的一贯行事一直就像我们在您最近的十七年中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但愿您使得英国人不但尊敬您，并且甚至爱慕您。当英国人尊敬贵国个别的国民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尊敬贵国了。当贵国人民看到他们自己受到英国人的尊敬时，他们也就会逐渐地看得起英国了。甚至把您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要局限于说英语的人民中间。您在解决了关于人性和政治的这么多的问题以后，您就有改进全人类的能力和资格了。由于我未曾读过这部自传的任何部分，我只认识自传的主人翁，所以我有点胡言乱语。但是我相信我提及的自传和关于道德的艺术的论文必然会满足我的这些期望。假如您能采纳上述的一些意见，那就更合乎我的期望了。即使退一步讲，这些作品不能满足您的热烈的赞扬者所寄予的希望，至少您已经写出了两部有趣味的作品。一个人能够给人们一种纯洁的快感，那他就大大地增进了人生的幸福，人的生命本来就有着过多的焦虑和痛苦。因此，我希望您能倾听我在这里提出的恳求，即此等等。本杰明·沃恩（签名）1783年1月31日，巴黎

1784年，于巴黎附近的帕西，继续自传的写作。

在很久以前我就收到了上面的两封信，但是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时间来履行信中所提出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我在家里写，手边有我的笔记可以帮助我回忆，并帮助我确定每个事件的确切时间，那样的话，就好多了。但现在我的归期迟迟不能确定，正好现在稍稍有点空闲，我想就努力回忆一下，把我所能记起的都写出来吧。如果有一天我还能生还故乡，那时再加以更正吧。

因为手边没有上半部的稿子，我也不记得我是否已经叙述过关于创办费城公共图书馆时所用的办法。这种图书馆开始时规模很小，现在却相当巨大了。虽然我记得我已经讲到靠近创办图书馆的时期（1730年）了。所以这里我将从创办图书馆讲起，如果以后发现已经讲过了，那么就把它删了吧。

成立图书馆

我在宾夕法尼亚开业时，在波士顿以南的所有殖民地里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虽然在纽约和费城印刷所兼营文具店，但是他们只销售各式纸张、历书、民歌和一些普通的课本。喜欢读书的朋友就不得不从英国去订购他们需要的书籍了。“密社”的社员们每个人都拥有几本书。开始时我们安排在一家啤酒店聚会，后来我们租了一间专用于开会的房间。我提议大家应当把我们的书籍搬到那间房间里去，这样不但开会时方便参考，而且利益共享，每个人都可随意将自己喜爱的别人的书借回家去看。

接着，大家又提出另一个推广有偿读书的计划，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我就起草了一个计划，拟订了一些章程。并请了一个熟悉业务的公证人，查理·布克登先生，把全文写成了订阅合同条款，合同规定每一个订阅户为第一批购书先付一笔费用，以后每年付一定数目的会费来添置图书。

在那时候费城喜欢读书的人寥若晨星，更何况我们大多数又很穷，结果我东奔西跑也只不过凑了五十个人，多半是年轻的工人，他们愿意每人先付四十先令，以后每人每年付十先令。我们就靠了这样微薄的资金开始了。购置书籍以后，图书馆每周开放一天，订阅户凭证办理借阅手续，如果书籍不能按时归还，就得照价加倍偿还。

图书馆很快就展现出了巨大的作用，其他州的城镇也起来效仿了。这些图书馆获得了更多的私人捐款，规模也在日益扩大，读书成为一种风尚。因为我们的公民除了读书以外就没有什么公共娱乐活动用来消遣了，所以他们对书籍就比较熟悉。几年以后，照外国观察家的看法，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他们的综合素质明显高于别的国家中同一阶级的人民。

于是，我们决定签署一份上述文件中的有关协议，协议以五十年为期。这样对我们和我们的继承人都起到了约束与限制的作用。当时公证人布克登先生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你们当中也可能会有人不能等到协议到期的那一天。”但直到如今，我们当中有几个还健在，但是那协议书倒是在几年后被宣布无效了。代之出现的是一张特许证书，同时这个图书馆也转变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公司了。

我在邀请人们加入订阅图书馆时所受到的冷遇使我意识到，当一个有用的计划可能被认为会使一个人的名誉稍稍高出他的邻居，而实现这个计划又需要别人的赞助时，最好不要宣布你自己就是这个计划的首创者。所以我尽可能地不暴露自己，只说这是几个朋友的计划，我受了他们的委托去拜访那些被认为是爱好读书的人并邀请他们参加。

如此一来，我的工作就进展顺利得多，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这样处理的。我衷心地推荐这个效果良好的方法。你只要牺牲一点虚荣，就可以得到巨大的收益。如果一时还不能确定功劳的归属，就会有一些比你更爱慕虚荣的人跳出来自称是他的功劳，那时会连忌妒你的人也愿意为你主持公道，他们会拔取那些沾在虚荣者身上冒充孔雀的羽毛，把它们送还给原有的主人。

这个图书馆给了我一个不断钻研提高自己的机会，我每天都会空出一两个小时来读书，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缺陷。我父亲曾经一度有意让我接受这种高深广博的教育。除了读书以外，我从不参加其他的娱乐。我从不到酒馆、赌场或任何其他娱乐场所去消磨时光。否则，也对我正在辛辛苦苦做的印刷生意不利。

我的孩子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是我开印刷所时欠的债还未偿清，而且还得面对两家开业比我早的印刷所的竞争。虽然有诸多的困难，但我的境遇还是逐渐好转了，但我从来没有丢弃过我一贯的节俭朴素的习惯。

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父亲曾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所罗门的一句格言：“若是一个人勤勉从事，他将站在君王的面前，而不是与普通人同列。”因此我认为勤勉是成名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一信仰鼓励了我，虽然我从没有想象我会真正地站在君王面前。不过这一点现在倒真的已经做到了，因为我曾经在五位国王的面前站过，甚至还有与一位国王同坐吃饭的光荣——那就是跟丹麦国王。

我们有一句英国的谚语说：“人要发财，就得请教他的妻子。”荣幸的是，我的妻子也愿意像我一样地克勤克俭地过日子。她愉快地帮我照看文具店，帮我折叠和装订小册子，帮我收购破布等等。我们从没有雇佣过仆人，我们的伙食很简单，我们的家具都是必需的，比如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的早餐只是面包和牛奶（不喝茶），用的是一只价值两便士的陶制粥碗和一只锡制的调羹。

但是不管你如何的避免奢侈，恪守节俭，奢侈总是在悄无声息地侵入家庭并不断滋长。有一天早晨我去吃早餐时，我发现早餐器具换成了一只瓷碗和一只银调羹。我妻子瞒着我替我买了这些东西，她一共花了二十三先令的巨款，她没有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仅仅说她认为她的丈夫也应该像邻居们一样享用银调羹和瓷碗了。这是银器瓷器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里。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我们的财富逐渐增多，我家杯盘碗碟之类的瓷器也逐渐增加到价值几百镑的数目了。

宗教信仰和道德完美

在宗教信仰方面，我从小接受的就是长老会教派的教义。但是长老会的某些教条，例如上帝的永恒判决、上帝的选拔、上帝的定罪等等，听起来很是莫名其妙，还有其他的一些教条也是很让人怀疑的，但我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我在很早以前就不到长老会教堂去做礼拜了，因为礼拜天是我读书的日子，但是我仍然保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比如说，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坚信是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上帝在统治世界，上帝最喜悦的贡献是对人行善，我们的灵魂是不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将在来世实现……这些我认为是所有宗教的要素。因为在我国的各个教派的教义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所以我尊重一切教派。

虽然我对宗教的派别持尊重的态度，但尊重的程度也有不同。因为我发现宗教总会或多或少地掺杂着其他的东西，总与名利等混杂在一块，并没有纯粹的鼓励、促进或确定道德观念的宗教，而且不论是哪种宗教，都有排他性，都认为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而其他的宗教都是错误的，这只能使我们分裂，使我们相互之间不友好，相互攻击。而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教派也有一些好的效果。

对一切宗教都持一定程度的尊重态度，一方面也使我在谈论宗教信仰时，不至于说出一些造成不良影响的话来。

随着我们州里的居民日益增多，对新的教堂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教堂一般都是通过募捐的方式修建起来的。但无论是什么教派，当人们要我捐助时，我总是愿意贡献一臂之力的。

虽然我很少参加任何公共礼拜，但我仍然认为做礼拜是必要的、有用的，但前提是要主持得当。

我定期地缴纳年捐，以维持费城唯一的一家长老会牧师或教堂。这位牧师有时会以友人的身份来拜访我，劝我到他的教堂去做礼拜，有时候我也被他拖去参加礼拜，有一次连续去了五个礼拜天。如果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传教士，也许我会用礼拜天读书的空暇时间去继续做礼拜，但是他讲道的主题不是神学上的争论，就是阐述长老会独特的教条，这些对我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毫无启发性的，因为这种讲道从不宣扬或鼓吹普世道德伦理原则，它的目的好像只是要我们做好长老会的教友，而不是要我们做好公民。

后来，他用腓立比书第四章中的某一节作为讲道的主题：“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正直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是有什么德行或是任何可赞美的地方，你们都要加以思考。”

我想用这样一段经文做主题的讲道总不可能不讲一些道德方面的东西吧。但是他讲的只限于五点，并且认为这五点就是使徒的本意。它们是：一、虔守安息日；二、勤读《圣经》；三、按时做礼拜；四、参加圣典；五、尊敬教牧师。

这些可能全是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我想从那段经文里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使得我再也不对他的讲道怀有任何希望了，对他的讲道我讨厌极了，以后再也不去听他的道了。

我准备使用我在1728年自己编的一本叫做《信条和宗教条例》的祈祷文做祈祷词，不再到教堂做礼拜去了。

我这一举动可能是不对的，在这里我并不想为之粉饰，然后撇清自己。因为我这本书的目的是叙述事实，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想出了一个使自己的品德达到完美境界的大胆而费力的计划。我希望我一生中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不犯任何错误，我要克服我的所有缺点，无论它们是由嗜好，或是由习惯，还是由交友不慎所引起的。

我以为我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我想我可以做到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但是我很快地发现，我想进行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每当我全神贯注地在克服某一缺点时，另一个缺点又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冒出来。一时的疏忽大意总被习惯寻隙利用，而嗜好又总把理智击败。后来，我终于明白，仅从理论上相信完善的品德对自己有利是远远不够的。要避免我们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而犯下的错误，就必须打破坏的习惯，学习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言行永远绝对正确。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又想出以下的办法。

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在总结道德品质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人在总结道德品行时，在分类上有所差别。对同一个词，不同的作者便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节制这个词，有人把它的意义限于饮食，但另外有人却认为它的意义应该包括其他的快乐、欲望、癖好和肉体的或精神的情欲，甚至把它推广到贪婪和野心方面。为了明确起见，我宁可多设几项内容的条目，也不要那种模糊不清的简单分类。

在下面，我提出了十三种德行，这是当时的我认为是必需的或是应该的全部德行条目，在每一项底下我加了一些简单的箴言，充分地说明了我认为该词涵义应有的范围。

这些德行的条目和它们的涵义如下：一、节制食不可饱，饮不可醉。二、沉默寡言言必有用，杜绝闲聊。三、生活秩序物必有所，事必有期。四、决心当做必做；持之以恒。五、俭朴花钱谨慎，切戒浪费。六、勤勉珍惜光阴，做有益的事。七、诚恳以诚相待，言行如一。八、公正害人之事不可做，利人之事应常行。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事事容忍。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干净。十一、镇静临危不乱，处乱不惊。十二、贞节房事少行，爱惜羽毛，珍惜身体十三、谦虚以耶稣和苏格拉底为榜样。

虽然我的目的是把这一切美德都养成习惯，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立即全面地去尝试，以免分散注意力，最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对付其中的一个。当我掌握了那个美德以后，接着就开始实行另外一个，这样坚持下去，直到我把那十三条都做到为止。因为有的美德之间有一定联系，一些美德可以利于其他美德的培养，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主张把它们像上面的次序排列起来。

我把节制放在第一，因为它可能使我头脑冷静，思想清楚。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思想对能够时刻保持警惕，抵御旧习惯不停诱惑是很有必要的。做到这一点以后，沉默寡言就很容易做到了。在改进我品德的同时我还不忘汲取知识，我认为在谈话时与其用嘴还不如用耳朵更能增进知识，因此我想打破我当时正在形成的爱好喋喋不休、爱说俏皮话、爱开玩笑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只能落入轻浮者的行列，因此我把沉默寡言排在第二位。在获得了这一项和下一项（生活秩序）的美德以后，我认为这将会有更多结余的时间来做计划和学习了。

等到养成了有“决心”这一习惯后，我就能更坚决更努力地获得其他的美德了。俭朴和勤勉能使我能够尽快还清债款，会给我财富和产业，会使诚恳和公正的实践更加容易实行，等等。

按照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诗篇》里所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每日必须自省，因此我又想出下面的方法来进行反省。

我做了一本小册子，每一项美德占一页。每一页用红墨水画成七行，一周的七天各占一行，并在每一行前标明星期几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再划出十三条横线，在每一条横格的开端注明每一种美德的第一个字母。在这横格的适当直行中，我可以记上一个小小的黑点，代表在检查当天该项美德时所发现的过失。

我又决定了以一周为限，依次对每项进行更严格集中地审查，如此轮流替换。比如，在第一星期中，我密切杜绝任何有违节制这一美德的极细微的过失。其他就像平时一样，只是每晚记下有关的过失。如果在第一个星期中，“节制”这一行里没有黑点，我就以为这一美德已经加强了，我就应该去实行下一项了，争取在下一周内也不出现黑点。这样下去直到最后一项。完成一个循环要用十三个星期的时间，一年可以循环四次。一个人要替一个花园拔草，他不能想着一次就消灭所有的野草，这样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但是他在某一段时间内只对付一个花坛，在消灭了第一个花坛的野草以后，再动手消灭第二个，那就比较容易了。

我希望人们能非常欣慰地在我的本子上看到我在品德上的进步，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了几个循环之后，我愉快地看到一本非常干净的本子。

我从约瑟夫·爱迪生的《加图：一个悲剧》中引用下面这几行作为这本小册子的题词：在此我要持之以恒。若是上苍有灵，那上苍必然喜欢美好的德行；而上苍所喜欢的人必然幸运。

另外还引了西塞罗的话作为题句：啊！哲学，是人生的指南！啊！美德的探索人，是罪恶的驱逐者！每一天，照您的指示好好地生活，罪孽就会远离你的。

另一句题词引自所罗门的箴言：她右手掌握着岁月的年轮，左手里全是财富和荣誉。她的道路是幸福快乐的，她的前方是一片和平。

我确信上帝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我认为在寻求智慧中我应当，且必须祈求上帝的赐予。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下面这篇短短的祈祷文，放在我检查表格的前面，以便每日使用：啊！无所不能的上帝！慈悲的天父！仁慈的指路人！您增添我的智慧，使我能认清真正的自我，增强我的意志力，使我能够执行智慧的命令。请接受我，这个您最虔诚的子民，最衷心的服从，这是我对您长久福佑的唯一可能的报答。

有时我也引用汤姆生的一首诗作为祈祷词：人类光明之父，生命至尊之神！啊！教我与美德认识，救我于浮华、虚荣之中！让一切无聊下贱的追名逐利脱离于我，祈求圣主让我的灵魂，被丰富的知识填满，让我的心神得以安宁，让我的德行更加纯洁，让圣洁更加真实可信，让幸福和幸运伴我始终。

根据“秩序”这条美德对我的要求，我所从事的任何一个工作都要遵循规定的时间。在我的小册子里有一页，记载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作息时间表。早晨问题：今天我要做些什么好事？5点—7点：起身，盥洗，祈祷全能至善的上帝！计划一天的工作，提醒自己当日应注意的地方；进行当前的研究工作，早餐。7点—12点：工作。中午12点—1点：阅读，查看我的册子，午餐。1点—5点：工作。晚上问题：今天我做了些什么好事？5点—9点：物归原处。晚餐。音乐或文娱活动，或闲谈。检查当天的行为。夜间10点—凌晨4点：睡眠。

为了反省起见，我开始执行这一计划。除了偶然有过几次间断以外，我一直坚持不懈。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我的身上发现的过失，远远多于我的想象，但我又很欣喜地发现它们在不断减少。

因为我经常需要把表格上的代表老的过失的记号擦掉，以便在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后我记入新的记号，我的小册子变得千疮百孔了。为了避免不时地需要重新做小册子的麻烦，我用一种光亮的厚纸制成小册子，横直线是用红墨水画的，可以经久耐用，在这些格子里我用黑铅笔记载我的过失。这种铅笔记号可以很容易擦掉。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年中仅仅完成了一个循环，在以后几年中也只完成了一个循环，到后来我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我在外旅行或因公出国时，常常有许多事务阻碍我执行计划，但是这本小册子一直在我身边带着。

第三项“秩序”给我制造的麻烦最多。我发现对于印刷所职工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工作固定，他可以安排他的时间，他或许可以轻易地做到把每件事情都控制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但作为一个必须经常外出应酬，在任何时间都可能会有来访的客人的老板，那他就不可能严格遵守这一点了。关于杂物、文件等等必须放置在一定地方这一问题，我发现也是十分难做到的。因为按照我年轻时候养成的习惯，我已经不习惯这样做，但我年轻时候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我也不觉得因缺乏这种秩序而乱放东西的习惯有什么不便。因此现在这一条也花了我不少的心血和努力，我常常为在这一项上出现的过多的黑点而感到很烦恼，而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又收效甚微，并因此感到极大的麻烦，甚至要放弃对这一条的执行，干脆任其发展算了。这就像有一个人向我的邻居铁匠买了一把斧头，他要求铁匠把整个斧头都磨得像斧口一样亮。铁匠同意替他磨亮，但条件是他来摇磨刀的轮子，于是他摇了，铁匠把斧背紧紧地贴在磨刀轮上，这样使得摇轮子很吃力。那人一边摇轮子，一边不时地看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最后他实在摇不下去了，宁可接受没有磨光的斧头。铁匠说，“不，还是继续摇吧，继续摇吧。慢慢地我们就会把它磨亮的。现在只不过是还有一些斑点罢了。”那人说，“是的，但是我更喜欢一把有斑点的斧头。”

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没有“秩序”来约束，所以会以为戒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就不再努力了，最后断定“一把有斑点的斧头是最好的”。

某些看似理性的东西不时地在暗示我，像我这样极度吹毛求疵地苛求自己也许会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如果被人知道了，我将成为笑柄。更何况拥有完美的品德会引起别人的忌妒和敌视，那样反倒更加麻烦了。也可以说，一个仁慈的人应为了他的朋友的一点虚荣，准许自己偶尔犯一些错误。

说来说去，我发现，我在秩序这方面的习惯是难以矫正的。现在我年纪大了，我的记忆变差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没有这种习惯的不便。可我从来没有达到我原先雄心勃勃地想要达到的完善境界，而且还差得很远，但比我做这方面的努力之前要好得多，快乐得多。这正像临摹帖本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得完美的书法，也许他们永远也达不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是在临摹帖本时他们的书法却改善了，字也写得不但整洁易读，而且相当不错了。

我希望我的后代应该知道，他们的祖先一生中一直持续的幸运，直到他七十九岁写本书时还没有结束，全靠这一小小的方法和上帝的祝福。至于作为你们的先辈余生还有没有困难和挫折，我也无从知晓。但即使遇到什么不幸，往日所经历的快乐已经是对他足够的补偿了。

多年来，我都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应当归功于我的“节制”。早年境遇的安适和所获得的财产，以及一切使我成为一个有用公民和使我在学术界得到一些声誉的知识，都应当归功于“勤勉”和“俭朴”的养成；国家对我的信任和国家给我的光荣的职位当归功于“诚恳”和“公正”；我的和气和我谈话时的愉快爽直当归功于这些全部品德的影响。

即使我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已足以让我与人谈话时带给人以愉悦、平和，并至今深受民众的欢迎，甚至年轻的友人们也愿意与我交往。因此，我发自内心地希望我子孙中会有人也能像我一样。相信也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受益无穷。

应该注意的是：我的行动指南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并没有夹杂着任何一个教派的某条教义。因为我深信我的方法不仅有用，而且很棒，是普世的，是信仰各种教派的人都能够采用的，并且我还有要把它发表的打算，因此我不愿意它会因为宗教原因而引起某一教派的人反对。我曾打算替每一条美德写一些说明，指出获得这种品德的好处和与它相反的恶习的危害性。我原打算把这本书命名为《道德的艺术》（没有一样东西能像道德一样使人发财致富），因为它会指出养成这些美德的方法和方式，这就使它与那些空泛地劝人为善的书籍有所区别。那种空洞的理论不教诲人，也不指出方法，但是正像那个使徒的口头慈善家一样，不告诉赤身裸体的和饥饿的人如何找到衣服或食物，而只是对他们说应该吃饱穿暖。

但是我撰写和发表这些说明的打算一直没有实现。多年来，我一直有把一些简短的感想、论断等记成笔记的习惯，有一部分我至今还保存着，但是由于我早年对企业和后来对国家大事必须加以密切的关注，使得我把这个计划耽搁了。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是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精力来投入的。可是接二连三的公务私事缠在身上，一时又无法干别的事，所以直到今天这个计划也未能如愿。

在这部作品中，我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假如光从人性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不道德行为不是因为被禁止而有害，而是由于有害而被禁止。因此，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对于他实现自己的利益，也是非常有益的。我本想努力使年轻人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品质能像诚实廉洁一样可能使一个穷小子发财。

我的品德条目最初只有十二条，但是一个教友会的朋友很亲切地告诉我说，大多人都认为我很自大，这种品质常在谈话中显露出来，我在讨论任何问题时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还显得傲慢自大，有点盛气凌人。他还列举了几个实例使我信服。我决心在尽可能地克服其他缺点的同时，努力改掉这种坏习惯或者说是愚蠢的行径，所以我在单子上加了“谦虚”一项，并使这词具有广泛的涵义。

我不敢自夸在养成“谦虚”习惯方面，我有多大的成就，但在表面上我却有了不少进展。我经常禁止我自己说出一切直接与别人的意见相左的以及一切过分自信的话，我甚至按照我们“密社”的老规矩不许自己使用英语中一切表明肯定见解的单词或辞句，例如“一定地”、“无疑地”等等。相反，我采用了“我想象”、“我料想”，或是“我猜想一件事情是如此如此”，或是“现在在我看来好像是……”当别人表示一个我认为是错误的意见时，我并不会粗暴地驳斥他的看法，立即指出他的话中某些荒谬悖理的地方，我放弃了这样驳斥时所给我的快慰，而是在等说完后，我才指出在某种情况下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在我看来或是好像有些不同，等等。不久我发现这种改变说话方法的好处，我跟别人的谈话比以前融洽了。由于我“谦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意见反而更容易让人接受，更少引起人们的反驳。当我发现我错了的时候，我也不至于过分地懊恼；当我是对的时候，我也更易于说服别人放弃他们的错误，接受我的意见。

这种做法，开始时我感到很别扭，后来终于变成习惯了，是很自然的了，我想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应该没有人听过我说一句武断的话。当年在我提议建立新的制度或是修改旧的制度时，我的意见之所以被人重视，后来之所以成为议员，在议会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我想这主要应当归功于这种种谦虚的习惯（撇开我的诚实廉洁品德不讲的话）；因为我不善辞令，从来不是一个能说善辩的人，讲话笨嘴拙舌，但是尽管如此，我的主张一般仍然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

其实，在我们天生的各种情感中，恐怕没有一样比骄傲更难以驯服的了。尽管你把它极力隐藏，与它拼斗，把它打翻，让它窒息，但你还是消灭不了它，一不留神，它就会从你话语里，从你的行动中冒出来。

可能就在这本自传里你也会经常遇见它，虽然我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一恶习，但此时的我，却可能又让你感到谦虚的骄傲了。

以上1784年写于巴黎。

下部

对政党与宗教的见解

既然我在前面提到了，我曾经设想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那么我现在应当在这里叙述一下那个计划产生的经过和它的目标。下面这个偶然被保存下来的小小文件说明了它是怎样在我头脑中产生的。那文件就是：

1731年5月19日我在图书馆读历史时的感想。

政党推进和影响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

这些政党的主张代表着他们当前的利益或是它们认为是它们当前的利益。

这些不同政党的不同见解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当一个政党在执行一个大计划时，党内每一个成员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人利益。

在政党实现了它的大的目标以后，它的每一个成员就一心一意地要求实现他自己的利益了。而这些个人的利益错综复杂，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这样就把一个政党分成许多派别，结果是导致了更大的混乱的发生。

不管他们在嘴上是怎么说的，但是这些政客们的行动很少是以国家利益这一目的出发点的。尽管他们的有些行为对他们国家来说是真正有益的，但他们的出发点也只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目标一致而导致的，而并不是出于尽忠报国的至诚。

政界中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人那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我看来目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德行而又善良的人组织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定名为“联合道德党”，党员要服从妥善、合适而又明智的党章。这些善良而明智的人，若与普通人遵守普通法律相比，当更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党章了。

目前我认为假如一个有资望的人能够正确地试办这样一个党，他必然能得到上帝的垂青，因此一定会成功的。

那时我打算在以后空闲的时候，来从事这一工作。在筹划这一计划时，我经常把随时想到的东西记在纸上。这些笔记大部分都遗失了，但是我仍然找到一个原本作为教条草案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当时我认为的各种教派的精髓，它摒弃了一切能够引起争议的东西。原文如下：天地间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上帝运用天道统治全世界。人应当用崇拜、祈祷和感恩来敬拜上帝。但是上帝最喜悦的服役是对人行善。灵魂不灭。不论是在今世或来世，上帝必赏善罚恶。

当时我对这一教团有下面的一些主张：开始时它应当只在年轻的单身汉中间开始传布，每一个入教的信徒不但要宣布接受这些教条，而且应当按照我所创造的方式对于那些美德经过十三个星期的考察与实践。

这一教团的存在应当暂时保密，直到信徒增加到相当人数时为止，以防止坏人申请入教，但是信徒们应当在认识的人中间物色智力颖悟、性情温和的青年，并且将该计划在他们之间小心谨慎、逐步地做好宣传工作。信徒们应当保证在各人的利益、事业和上进中相互劝告、协助和支持。这一教派将定名为“自由安逸社”。所谓自由，是指由于普遍地养成了坚持美德的习惯以后，人们能脱离罪恶的统治而言，特别是指在养成了勤俭美德之后人们可以避免负债，负债使人有遭受拘禁和成为债主奴隶的危险。

关于这一计划我现在能够记忆起的就仅仅是这些了，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部分的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非常赞成这样做。但是由于我当时经济拮据，必须努力赚钱，因此当时我不得不把这个计划留待日后，在后来由于千头万绪的公私事务羁身，使我一再延期，直到现在。如今我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活动力来从事这样的一种事业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许多好公民组织起来，应该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同时我也没有被这件事表面上的艰巨吓倒，因为我一向以为一个有相当才能的人可以造成巨大的变革，可以在人世间铸就伟业，但前提是他首先拟订一个良好的计划，摒绝一切足以分散他注意力的娱乐和其他工作，把执行计划作为他唯一的对象和工作，他才能有所作为，并在人世间建立伟绩。

对美德的宣扬

在1732年我第一次用了理查·桑德斯的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书名叫《穷理查历书》，连续出版了二十五年。我想方设法地把它变得既生动有趣、又实际有用，因此它曾风行一时，并使我从中获了不少利，每年销售量高达一万册之多。

我看到很多人都读这本书，在宾夕法尼亚州几乎每家都有一本，我就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最好方式。这本书有可能成为一些人这辈子买过的唯一一本书，因此我还在历书中重要日子的空白处印上一些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大多是教人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的，而且又是一种美德。我试图让人们能够养成并保持这一美德。

要一个穷人经久不变地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格言来说吧，因为“空口袋站不直”。

这些格言警句是来自很多国家不同时代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串联起来组成了一篇演讲稿，当成一位睿智的老人在一次拍卖活动上的演讲，并把它放在1757年历书的卷首。把这些分散的格言这样地集中起来就使它们能够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一经出版，受到很多赞誉，所有美洲的报纸都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纸张翻印，贴在家里；它还有两个法文译本。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

又因为文中主张把钱财花在本国的物品上，而不要将之浪费在国外的奢侈品上。在宾夕法尼亚，在它出版后的几年中，市场上的货币不断地增加了，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作用功不可没。

我认为我的报纸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经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本是为了在“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坚持不懈，直到该种美德已经成为习惯才算完结。这些文章大概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纸上找到。

在我编辑报纸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具有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现在已经成为我国莫大的耻辱。有人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找出的理由一般是：报纸就像公共马车，任何人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置。我的回答是：假如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单独印刷，由他自己去散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但是我不能承担替他散播毁谤的责任；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担义务向他们提供一份有意义、有趣味的报纸，那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是对我的订户的不公平。如今在我国的报纸发行人中间有许多人，毫无原则地满足了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造谣中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不负责任的刊登一些对邻国或友邦责难污蔑的文章，这种举动甚至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我提起这些事情，是想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请他们不要沾染这种恶习，这会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切身体验来看，这样做不会损害发行人的利益。

1733年我和我的一个职工合伙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开了一家印刷所。我和他签订了一份合同：我负责提供一台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设备，并支付三分之一的开支，利润分成，我占三分之一。这个职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廉洁，但不懂会计。虽然到时间我会收到他的汇款，但我从没有收到过他的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一直不能得到一份关于我们合伙情况的令人满意的报告。

在他死后，他的守寡的妻子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是在荷兰长大的，据说在那里，记账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但对过去的收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报告，而且在以后还每个季度都按时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她对于管理业务是如此成功，不但把所有孩子都教育成人，而且在合伙期满以后，能够把印刷所从我手里买了过去，交给她的儿子去经营业务。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向我们的年轻妇女们推荐这门学科，万一以后守了寡，记账大概会比音乐或跳舞对她们本人或她们的子女更有用，它使她们不会因受人欺骗而遭受损失，也许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能够继承事业时为止，这样做无论对于哪个家庭来说都是既有益又有利的。

大概在1734年，一个叫汉姆菲尔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就是没有讲稿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他的说教吸引了很大一批分属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在一起齐声赞美他。

我也和其他人在一起，经常去听他讲道；我喜欢听他的说教，他不作死板的阐述，而是一心劝人为善或是用宗教术语来讲所谓“做善事，积善果”。

但是，有一些自命为正统的长老会信徒的人，他们反对他的教义；很多年长的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汉姆菲尔为邪教徒，要求禁止他传教。可是我在这过程中，却成为他积极的拥护者，而且我用所有的力量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与对方进行论战，在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有了获胜的可能。双方之间唇枪舌剑，论战不休。

这时我发现，汉姆菲尔虽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传教士，但他写文章却不是很拿手，因此我就代他执笔，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论文，发表在1735年4月的《公报》上，这些小册子，和当时其他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在当时曾经引起很大轰动，但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我猜想恐怕现在连一本也找不到了。

但是在论战中间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严重地影响了汉姆菲尔的事业。在对方阵营里有一个人，他在听汉姆菲尔讲完了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似曾相识，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至少是有一部分曾经见过。经过查找以后，终于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原文，竟然是从福斯特博士的讲道文中引来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从此也就不再支持他了，也使得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但是我一直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而不愿听那些牧师们自己杜撰的那些拙劣的说教。后来汉姆菲尔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他有很强的记忆力，任何讲道文他都能过目不忘。我们失败以后，他就离开了这里，到别处碰运气去了，我也退出了这一圣公会。从那以后，虽然我还是坚持给该会的牧师们捐赠，并且长达数年之久，但是我始终没有再回到该会。

我从1733年就开始学习法语了。不久我就能够熟练地阅读法语书籍了。接着我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他时常找我和他下棋。但我发现，下棋过多地占用了我原定的学习时间，我就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为失败的一方指定一种作业，包括语法、背诵和翻译，失败的一方必须在我们下次会晤之前做好作业。由于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的赌约就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再后来我还下了一番苦功去学西班牙语，因此我也掌握了阅读西班牙语书籍的能力。

前文提到过，我在小时候曾在拉丁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但是以后我就完全把它抛到脑后了。但是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后，当偶尔翻一下拉丁文《圣经》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记得的拉丁文远比我以为的要多，这大大地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的决心，我的收获很大，很快就掌握了它，我以前学过的这几种语言为我掌握拉丁文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外语教育方式是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的。很多人说我们应当先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以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出来的其他语言就容易得多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从希腊文学起呢？当然，假如你能直接站在最高点，然后在下台阶时就容易得多了。但是无疑地，假如你先从最低的台阶开始，那就更容易达到顶点了。有许多人学拉丁文，但学了几年后见不到成绩就把它放弃了，这等于他们白白浪费了几年时间而毫无收获。既然如此，我建议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先从法语开始，然后学意大利语，然后再学其他外语等等。因为学习这些语言，即使他们不能达到学拉丁语的水平，但他们毕竟已经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或其他两门外语了，而这些外语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实用。

初入仕途，热心公务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有十年了，现在我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生活也优裕了，因此我决定到波士顿旅行一趟，去探望我的亲戚，这可是我期盼已久但一直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的旅行。

在途中，我转道到新港去看了我的哥哥詹姆斯，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所搬到那里去了。我们过去的恩怨都已经化解，再见面时是十分热烈和恳挚的。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请求我在他死后（他觉得自己的死期不远了），让我帮他照顾他十岁的儿子。我答应了哥哥的要求。在哥哥去世后，我先送他儿子去学校上了几年学，然后就教他学印刷。在此期间，他的母亲继续经营印刷所，直到他成年为止。他成人后，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就充分地赔偿了我哥哥由于我离开他而遭受的损失。

在1736年，我的一个四岁，长得很漂亮的儿子，因感染了天花而夭折了。我在很长时间里都痛不欲生，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没有事先为他种痘。我在这里说到这件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万一因感染天花而死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没有为孩子种痘的自己。我的教训已经说明，给孩子种痘预防天花，是避免悲剧，不使自己后悔的唯一途径。

我们的社团（密社）成为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它给会员们带来十分有利的作用，因此也使得有些会员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这样就会超过我们开始时决定的名额，那就是十二人。从一开始我们的社团就是秘密的，我们每一个会员都遵守这一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坏人申请入会，因为有些人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

我的观点是反对放宽限额，为了达到不放宽限额的目的，我作了一个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各自建立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社团规则，但是不泄露它与密社的联系。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青年享受社团的帮助并获得提高，从而可以更全面具体地了解大多居民的意见，还可以把密社的主张和看法通过分社传播到社会上去，可以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同时，对我们的个人事业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个计划得到了会员们的赞同。于是，每一个社员就着手组织他的社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最后只有五六个分社组建了起来，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它们不但对社员自己有益，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

1736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担任公职。这一年我是全票当选的，但在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支持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最终我还是当选了。我非常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以外，这个职位使我有很好的机会与那些议员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帮我争取到印刷选举票、法律、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大多是利润比较丰厚的。

对于那位反对我的新议员，我很失望，这位新议员的资产很丰厚，而且受过教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觉得他用不了多久会成为议会的领袖之一（后来事实果然如此）。我虽然不打算卑躬屈膝地去奉承他，以获得他的青睐，但也希望能够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防止他成为我事业上的障碍。

于是不久，我就采用了一个方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很珍贵的善本，我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希望他能借我看一下。他很快就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送还给他，附了一张便条，深切地表示了我对他的感谢。

当下一次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跟我打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非常殷勤。从此以后，他不管什么时候都愿意帮我的忙，我们也成为了知己，彼此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的去世。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了我从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的正确性。这句格言是这样说的：“一个得罪过你的人帮过你一次，会比受你恩惠的人更愿意再次帮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了与其怨恨、报复，远不如把它消除更为有利。

在1737年，斯伯茨伍德上校（弗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务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政代办在处理账册方面的疏忽失职和账目不明，就把布拉福德革了职，并提议我来继任。我欣然答应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能使我更加便利的邮寄信件，使得我的报纸能够更快的发出，从而增加了它的发行量，同时也更增加我的报纸的公信力，招来了更多的广告，使我的收入得以大大的增加。作为我多年竞争对手的那家报纸也因此衰落了，那家报纸的老板布拉福德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递送我的报纸，我对此很气愤。但现在我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手段，因为他已经足够倒霉了。

他因为在担任邮政代办期间的账目不规范而倒了大霉。我提起这件事是想借他的教训提醒年轻人，你们将来如果要为别人办事，就一定要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清楚楚，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项上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的品德就会成为你最有力的推荐书，能够替你谋得新的职位和招来更多的生意。

现在我开始把我的工作重心稍稍转到公共事务上去了。无论干什么，都得先从小事做起。

费城的巡夜制度是我认为急需解决的事项之一。原本夜防是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一些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的人可以每年出资六先令雇人替代。但这笔钱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差。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一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夜，但是那些有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夜工作也常常被忽略了，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因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密社宣读，指责这些不正常的情形，特别强调警察在缴费时不问缴费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平等，因为一个穷人家的全部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五十镑的价值，而他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仓库中贮藏着价值几千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样。

我还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合适的人固定的从事巡夜工作；我也提出一个较公平的摊派巡夜费用的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缴费。经过密社的同意以后，这一计划就传播到各分社去，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些计划，虽然这些计划并没有立刻实行，但是我们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上做好变革的准备，替几年后那条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当那条法律通过时，我们社员的社会地位就更加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先在密社宣读，但后来却发表了），讲到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防火须知，并提醒人们小心火烛。大家认为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因此，为了能够在发生火灾后有迅速的反应，我就产生了一个组织消防队的计划。不久就有三十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每一个队员必须经常准备好一定数量的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以便装运货物）；一旦有火灾发生就必须马上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种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对我们有用。

消防队的作用在不久之后就大显身手了。愿意参加的人大大的超过了我们认为每队应有的适当限额。于是就又组织了一队。这样新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组织起来，直到后来它的数目十分众多，大部分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

现在我写这本书时，离我最初建立那个叫“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它还依旧很活跃。在第一批队员当中，除了我和另外一位长我一岁的人以外，其余的人都已经去世了。

消防队规定队员们如果不出席每月的例会就缴纳小额罚金，这笔钱就用来购置救火机、云梯和其他消防器械。我相信这是一支拥有最优良的消防手段的消防队，它可以保证火势随时被扑灭。而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就已经扑灭了。

怀特菲尔德牧师

1739年，怀特菲尔德牧师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他是爱尔兰一个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教会允许他在我们的一些教堂中说教，但是这些牧师们不喜欢他，不久就不准他在他们的教堂里讲道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到旷野里去布道了。

许多属于各种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说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他的演说对公众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人们还是非常敬仰他。这真的让我有点想不明白。

他的布道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种情况真的令人惊叹不止，人们原先认为宗教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现在看来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沉时，如果有人到城里各处走一走，他会听到所有街上的每个家庭在唱赞歌。

因为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人提出建造教堂的计划。这一计划一经提出，立即得到纷纷响应，很快就募集了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地皮修建教堂。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差不多。建设工作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在出乎人意料的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房地产都归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任何教派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布道时，都可以使用这所教堂，因为该教堂的修建原意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要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讲堂。

因不同教派的人都参加了教堂的捐款，所以为了避免偏向教派的嫌疑，董事会从每个教派中推出一名人员共同参与对教堂的管理，即新教、长老会教、浸礼会教和兄弟派教各出一名。

怀特菲尔德先生在离开这里以后，又到沿途各殖民地继续讲道，一直讲到佐治亚。

佐治亚是新建立的殖民地，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人不是能吃苦的庄稼汉，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许多人好吃懒做，还有不少是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这些人在这蛮荒之地住下后，因为不能胜任开垦工作，不能忍受艰苦生活，很多人都死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

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以后，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仁心大受震撼，决心要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返回北方的途中，他大力宣传推荐这一慈善事业，募集到了大量的捐款，因为他的讲话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使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

而我却是一个例外。我对这一计划并没有意见，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非常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去，但这样花费太过高昂了，于是我建议把孤儿院建在这里，把小孩子接了来，岂不是更合适吗？但是怀特菲尔德坚持他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

但不久后的一天，我凑巧又听他讲道，当时我看出他可能要在讲道结束后收一次捐，我就暗地下了个决心，一分钱也不给，这时我钱包里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元和五块金币。当他开始讲的时候，我的决心就有些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当他讲到中间时，又使我感到惭愧了，觉得给铜币太少了，就决心把银币也给他，但是当他讲到高潮快要结束时，我不由自主地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

同时听布道的还有我们密社的一个成员，他和我的意见一样都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怕自己要捐款，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光了。但在讲道快结束时，他非常想捐点钱，他就向站在他附近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去献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一个有坚强的毅力不受传教士蛊惑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霍布金森兄，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给你多少。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某些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纳入自己的口袋，但作为和他很熟和他有过很多次近距离接触的人（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从来没有丝毫怀疑他的诚实和廉洁，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诚人。我想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人的重视，因为我们并不属于相同的教派。的确，他曾经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他的这项祷告从来没有传达到上帝那里去。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这件事多少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他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他听说以前招待他住宿的老朋友贝内泽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镇去了，不知道在逗留费城时他可以住在什么地方。我回答他说：“你知道我家的地址。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住。”他回答说：“如果你是看基督的面上竭诚招待我，那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基督的面上，是看你的面上。”

圣徒们有一个习惯，当他们受了人们款待的时候，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意说他们自己领了情，我们的一个朋友因此就开玩笑说，圣徒们把人情记在天上，而我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了。

上次我在伦敦遇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时，他跟我谈起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吐字特别清晰，人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讲话，特别是他的听众，不管有多少人，总是非常安静。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说教，法院在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是成直角的）。这两条街上站满了人，一直到很远的地方。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想确切的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出多远，我就一直向河边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在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喧闹声才把它掩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离作一个半圆形，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应该有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有人说他曾在野地里向两万五千人布道的传闻。在史书中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大声疾呼的演说，过去我曾经怀疑过，这时候我也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所以后来我就能够很容易地分清他刚写好的和那些在旅行途中讲过多次的布道的不同。由于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用后一类说教时，他的讲演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都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有人对于他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对他的演讲还是感到愉快的，这种愉快与听优美的音乐时所引起的快感有些相同。这是巡回传教士相比较固定的牧师的一个优势所在，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说教，来改进他讲演的声调和姿态。

但他所发表的文字作品却给其敌人留下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他的把柄。有时他在讲道时一不留神说错了话或者提出了错误的意见，尽管在以后还可以加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语境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白纸黑字的证据是不能更改的。这给了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他的著作的机会，表面看起来他们的批评还是十分有道理的，这样他的信徒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

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的信徒一定会更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会更有影响力，同时他的名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著作就没有根据，他的敌人就无从加以谴责或毁谤，他的信徒们也就可以任意把他想象成具有无数美德的完美之人，因为他们是如此热烈地崇拜他，他们会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的。

加强国防建设

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的经济状况也一天比一天宽裕了，我的报纸利润很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懂得了这句话的真理：“在获得了第一个一百镑以后，再去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得多了。”因为金钱本身就是衍生的。

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是成功的，因此我很受鼓舞，想再提拔一些一向行为端正的职工，按照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订立合作合同，帮助他们在各殖民地开设印刷所。这些职工的事业绝大多数都很发达，在我们的合作合同六年期满之后，他们都有能力向我购买铅字，自己独立经营，这也足够他们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了。

通常大多数的合伙都是在争吵中结束的，但是我和合伙人的关系却一直很融洽，合作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防范争议的发生，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才不会发生什么争执的。

因此我想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要采取这种措施，因为不管在订立什么合同时，双方都是相互尊敬、相互信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如在照料业务和事务负担方面的不平等等，就会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甚至可能引起法律或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总的说来，我对宾夕法尼亚还是十分满意的，我对我的事业能够在这里立足并发展壮大，也是感到很欣慰的。但是有两件事却使我感到遗憾，那就是：没有民兵队，也没有一所大学。因此在1743年我建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彼得斯牧师正好失业，我认为他倒是管理这样一个学校的理想人选，我就把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因为想替有钱人服务，赚取丰厚的佣金，而且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样一个职位，所以他就不愿意来做这事了。由于当时我也想不出还有谁适合这种职位，于是这计划就搁置下来了。第二年（1744年）我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我为了成立这个会而写的一篇论文，以后在我的文集出版时你可以在其中找到这篇文章。

至于防务问题，当时西班牙跟英国已经交战几年了，后来法国也加入西班牙一方了，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们的州长托马斯曾经不辞劳苦地劝说在教友会控制下的我们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采取措施保障本州的安全，但是他的努力毫无效果。

因此我就试着从民众中间征募义勇军，让自愿联合起来。为了做成这件事，我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特别指出我们没有武装力量的情况，指出为了我们的国防我们必须征集和训练军队，并且计划在几天之内我将建议组织义勇军团队，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

这本书出版后，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惊奇的效果。有很多人向我要入队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拟定了一个志愿书草样以后，我就在前面提过的大会堂里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会堂里差不多都坐满了人。

我提前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会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国防的话，读了志愿书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以后就把它们发出去，大家踊跃地在志愿书上签了名，连一点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散会后，我们收到了一千二百个以上的队员。另外加上在宾夕法尼亚的其他各地招收的队员，最后申请的人数终于达到一万以上。

这些人尽快地自备枪械，自己组织成团队或联队，选举他们的长官，每周集训一次，进行射击教练和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集资购买了绸缎绘制军旗，赠送给团队，旗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都是由我来提供的。

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推举我担任他们的团长，但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就谢绝了，而且推荐了劳伦斯先生。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军官们就请他担任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彩票，筹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不久就落成了，外围用圆木构成，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炮，但是因为数量还不够，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我们的领主请求援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上面是不应该存有任何奢望的。

同时，团队派遣我和劳伦斯团长、威廉·阿伦先生、亚伯拉罕·泰勒先生到纽约去向克里顿州长借几尊大炮。

我们刚到时，他就以严词拒绝了我们。当他和他的参事共进晚餐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他们喝了很多白葡萄酒后，他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他说他愿意借给我们六尊。接着又满满地喝了几杯，他把数目增高到十尊，到了最后他非常慷慨地答应让给我们十八尊。于是我们得到了质地优良的上等十八磅炮，连同炮架在内。

没多久我们把它们运回来装在了费城的炮台上。在战争继续期间，团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着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的这些举动得到了州长和参事会的支持。他们把我当作了最信任的朋友，他们总向我询问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够有益于团练。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援，我希望他宣布吃斋一日，以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事业。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因为在宾州从没有举行过斋日，无从参照，所以秘书不知道该如何起草这个文告。在新英格兰这种斋日却是每年都举行的，因此我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在这里也派上了用场。我就按照传统的格式起了一个草案，并译成德文，然后用两种文字印了出来，向全州公布。

这使得各教派的牧师都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参加兵团。如果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教派都会踊跃地参加兵团。

我有些朋友认为，我从事这些活动会冒犯教友会而使得我失去在宾州州议会中的职位，因为他们基本上操控了在州议会。

一个年轻绅士，他觉得自己在州议会里也有一些强援，想要把我挤掉，好让他来继任州议会的秘书。他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把我免职，他假惺惺地劝我辞职，认为辞职比免职要体面些。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经读到过或听到过有这样一个政治家，他有一条原则：他从不谋求职位，但是当别人请他任职时他也从不拒绝接受。我赞成并遵循他的原则，只是我在执行时我将补充一点：我将从不谋求职位，也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如果他们把我秘书的职位交给另一个人，他们可以把我免职。但是我决不辞职，因而放弃在适当时候向我的对手报复的权利。”但是在后来这件事就不再有下文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又一次当选了，同往常一样依旧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历任州长与他的参事会在军事准备问题上一直和州议会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州议会对这些问题感到头痛。那些议员们不喜欢我与参事们来往过密，他们希望我自动离职，但是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我热心团练就把我免职。

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当中也是赞成国防建设的。我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虽然反对对外侵略的战争，但是却不反对防御性的战事，这种人比我预料的还要多。关于国防这个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却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教友写的。我相信这些书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后来在消防队中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了解到一些教友会教友之间流行的想法。有人建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设，我们应当用把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用来购买彩票。根据我们的规章，动用款项必须在建议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

消防队的三十个会员中，就有二十二个是教友会教友，仅仅只有八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我们八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猜想会有一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少人站在我们这边，因此对这个主张能否获得多数通过毫无把握。

最后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斯·莫里斯先生持反对态度。他说他对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他认为所有教友会教友都反对这件事，这件事会引起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我们告诉他，我们认为不至于发展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们是少数，假如教友会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时胜过了我们，按照议事规程我们必须服从多数，因此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讨论议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莫里斯同意按照规章我们可以开始表决，但是他说他可以向我们证明有一些会员是打算来出席投反对票的，我们就应该稍稍等待他们一会儿。

当我们正在争论时，有个侍者跑过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找我谈话。我跑到楼下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位教友会的会员。他们告诉我还有八位教友会的会员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他们说假如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和我们在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们希望如果能够不需要他们的出席而通过议案，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参加投票，因为如果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议案，他们的长辈和朋友们可能会指责他们。这样我就有了通过这一措施的把握，我就回到楼上去，假装犹豫一会以后，就同意延迟一小时。莫理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但是他的那些来投反对票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到来，这就使他大为诧异。一小时后，我们就以8比1的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因为在二十二个教友会教友中，八个愿意和我们投赞成票，十三人不出席，表示他们不愿意投票反对，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1与21之比，因为这些人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好，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

有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洛根先生，他一直是教友会教友，他发表了一封写给教友会教友的公开信，说明他支持防御性战事，并且言之确凿，有理有据。他还亲自交给我六十镑去购买炮台奖券，并且说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将全部捐献作为修建炮台之用。关于防御性战争，他告诉我一个关于他从前的东家威廉·佩恩的故事。当他年轻时，曾担任领主威廉·佩恩的秘书，他是跟着领主从英国渡海到美洲来的。刚巧这时是战争时期，有一艘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艘敌船。他们的船长就准备抵抗，但是船长告诉威廉·佩恩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他不期望他们的协助，他们可以躲到舱里去，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斯·洛根一人，他宁愿留在甲板上，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幸好这艘船，不是敌船，所以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佩恩严厉地责备他不应该留在甲板上，违反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威廉·佩恩当着大家的面责骂他，惹怒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倒很愿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呢？”

教友会教友在州议会中占据了大多数的席位，我在那里工作多年，我常常看到每当有国王的命令，让他们通过军事补助金时，他们就会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战争，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得罪英王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拨款。陷入这种地步的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托词来推托，而每当到了无可推诿的地步时，他们又想出各种类似于掩耳盗铃的欺瞒手段。最常用的方法虽然是在“供国王应用”的名义下通过了拨款，但是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如果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来自国王的，这个方法就不大适用了，他们就得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比方说，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夕法尼亚支援一些火药，托马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而州议会又无法给钱购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消耗品，但是他们会通过援助新英格兰的三千镑拨款，款项交由州长掌握，作为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之用。州长的一些参事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就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他的要求，但是州长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很了解它的意义。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火药。”因此州长购买了火药，而议员们从不过问此事。

现在我们同样担心买彩票援建炮台的建议难以通过，我便由这件事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我就对我的朋友辛格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我们可以改革建议，要求用这些钱购买一台灭火器，这样那些议员们应该同意了吧。然后你再提出我和你一起办理此事。我们买一门火炮，也应当算是一台灭火器了。”辛格一听说：“你在州议会里待了那么久，终于也有了一些进步了。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相提并论了。”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作为他们的原则之一确立起来并宣传出去之后，尽管在以后他们的观点有了变化，但是这些原则已经公开宣布了，所以就不能很轻易地把它们推翻了。因此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使我想起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派叫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慎重的方法。在这个教派成立以后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韦尔法利。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告他们，说这个教派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他说，这是新成立的教派必经的一个过程，为了制止这些无耻谰言的泛滥，我认为最好是把他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他说：这话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为了下面这个缘故大家不同意。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得到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其实是谬误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原来却是真理，上帝不时在指引着我们，我们的原则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怕如果一旦我们把信条公布的话，我们会觉得受它的约束和限制，可能会使我们不愿意再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长辈和创立人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坚守不渝的。”

一个教派能够有如此谦逊的态度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教派总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像一个人在大雾弥漫的时候行路，那些在他前面以及四周的人，他看上去好像完全沉浸在大雾中，而在他身旁的一切好像很清晰，事实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为了避免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宁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不愿在原则上作妥协。

关注科学与教育

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讲，我早就应当提起下面这件事了。在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火炉”，这种火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能节省燃料，因为冷空气在进炉时就烘热了。以后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他开设一家翻砂厂，他发现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获利很丰厚，因为买这种火炉的人越来越多了。

为了推广销路，我编写和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新发明宾夕法尼亚火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反响很好，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所介绍的这种火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内给我专利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向有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方便，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得到方便，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

但是，有个伦敦的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这些技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这些改动只是降低了火炉的效力。然后他就把它作为自己发明的东西，并到伦敦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还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

别人从我的发明中盗窃我的专利权不只有这一个例子，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总能得逞，但是我从不跟他们计较，因为我自己没有利用专利权来获利的意愿，同时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火炉广泛普及，不管是在宾州还是在附近的殖民地里，给居民节约了大量的柴火。

战争结束了，因此团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工作重心又一次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去了。我计划的第一步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不少是密社的社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行一本小册子，叫《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影响有地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时，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进行募捐。捐款在五年内分五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捐款额大一些。事实也的确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总捐款数不下五千镑。

按照一贯的做法，我没有在这些计划的序文中，列举我的功劳，而是把它们归功于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绅士。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出了二十一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这个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请好了，1749年学校也正式开学了。

随着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我们正在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皮来修建校舍时，上帝忽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当做校舍。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们出资修建起来的教堂。

我们记得这所教堂是由很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的，所以在推选管理该项地产的理事时，没有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背修建这所教堂的原旨，使得这所教堂落入某个教派的囊中。因此他们从每一教派中推选一人做理事，就是说，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派一人，等等。如果因死亡而有空额时，就由理事会在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填补之。碰巧弟兄派的理事与其他教派的理事关系不佳，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拔弟兄派的人做理事了。但是问题在于选举新理事时如何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由于已经有同教派的人担任理事而未能通过，终于有一个理事提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仅仅是一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于是他们推选了我。

当年修建教堂时的那股宗教热情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筹得新捐款来付偿地租和其他与教堂有关的债务，正感到犯难。由于我现在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与两方商议，最后终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教堂理事会把会堂转让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债务，并遵照修建该堂的原意永远在教堂里划出一间供传教士们的传道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教育贫困子弟的学校。于是双方签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偿付债务以后，就接管了房产。

我们把这高大的教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个小房间作为教室。我们另外又买了一些地建筑其他设施，整个场所马上就符合我们的需要了。学生们就搬进了这所大楼。一切跟工人订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我的肩上，但是我非常乐意地负责这些工作，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妨害我自己的事业，因为一年前我已经跟一个十分能干、勤勉和诚实的好友大卫·霍尔先生合了伙。他以前为我工作了四年，所以我对他的性格很了解。他负担了管理印刷所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脱身，他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这一合作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过了一段时间，学院理事会向州长申请了特许状，组成了一个社团，在英国得到的捐款也转来了学校理事会，土地所有者也捐献了土地给学校，所以理事会的基金增加了，州议会迄今为止也捐了不少。

现今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一开始就是理事之一，迄今已经四十年了。我看到许多青年在大学受了教育后，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能为国增光了，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如上所述，我把印刷所的生意转给大卫·霍尔以后，得到一笔足够维持我生计的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是已经足够使我在未来的岁月里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欢度晚年。

当斯宾塞博士从英国来到美洲讲学时，我购买了他的全部仪器，我开始着手研究电学试验。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闲在家里，就纷纷邀请我为他们服务，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向我发出了邀请。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法官；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市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后面的那个职位特别使我乐意，因为我对于光坐在一旁听别人辩论也感到很厌烦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是不能参加辩论的，而这些辩论又是如此枯燥无味，我只得在纸上画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任何东西以自娱。

同时我认为当选州议员以后，就可以为民众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对于这些荣誉还是很看重的，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出身低微，这些地位对我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一种自发的称赞，完全不是我自己钻营得来的光荣。

治安法官的职务我稍履行了一点。我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治安法官的工作，像我这样仅对于习惯法有一点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因此我逐渐地推掉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得在州议会中履行议员更重要的任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十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要与印第安人在卡利斯莱谈判了，州长通知议会，建议州议会从议员中指定几位议员，和参事会中的一部分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定了我和州议会议长（诺里斯先生），我们就奉命到卡利斯莱去，在这里见到了印第安人。

因为印第安人很爱喝酒，喝醉以后又喜欢耍酒疯，所以我们严格禁止把任何酒类卖给他们。当他们因为禁酒而抱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谈判期间不喝酒，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请他们喝甜酒。他们答应了，他们也很守约，因为没有人卖给他们酒。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也使得双方满意。谈判结束后，我们就给了他们甜酒。

当天下午，他们男女老少一共有一百余人，在城外的木屋里狂欢。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那里人声嘈杂，就去城外去看个究竟。我们看见在四方形的木屋中央是一个大篝火，他们男男女女全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着厮打着。在闪烁的篝火的火光之下隐约看见他们半裸体的淡黑色的身躯，互相追逐着，拿着火把互相殴打着，口中还发出可怕的喊叫声。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喧嚣经久不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寓所去了。在午夜的时候，几个印第安人跑来打雷一样地敲我们寓所的门，要更多的甜酒，我们没有理睬他们。

第二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不该来打搅我们，就派了他们的三个酋长来道歉。发言人承认了错误，但是竟想方设法地讲责任推到了甜酒的身上，然后又想办法为甜酒找理由：“创造万物的大神创造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他特定的用途，既然神指定这种东西的用途，不管这用途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来遵守。当神创造甜酒时，神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

是啊，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灭这些野蛮人，给殖民者让出地方，那么看来很可能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它已经消灭了所有以前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了。

城市的医疗和卫生

在175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十分慈善的计划，有人说这计划是我的，但是最初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管是本州居民还是外地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医治。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个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个举措在美洲没有出现过，人们还不很了解它，所以他收效甚微。

于是他到我这里来请我帮忙，他恭维我说，他觉得要实现一项公益事业，没有我参与就不行。他说：“我去向人们募捐时，人们会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谈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并不是你擅长的，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会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答案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情向别人募捐。但是在向人募捐之前，我先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人们有思想准备。这也是我的一种惯例，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步。

以后人们捐款也比以前踊跃多了。但是不久以后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州议会若不加以援助，光靠民众捐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提议申请州议会津贴，但我们在议会上提出这个议案时，代表乡村的议员们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个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当完全由城里的居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个计划。和他们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它受到市民普遍的欢迎，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募得两千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是完全不能兑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种僵局下产生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一个议案，按照捐款人的请求把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对他们进行补贴，我提出如果他们不同意可以否决它。但我的议案还是通过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大概与我其中的一个条款单列出来作为一个条件有关：“兹经本议会决定，当上述捐款人组织起来，选出理事和司库，募集基金若干（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供应贫困病人的伙食、看护、诊治和药剂之用），并向当时的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证明时，上述议长当依法签署通知州库给上述医院拨款两千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得到慈善家的美誉，何乐而不为呢？

在募捐时，我们便把这个有条件的承诺拿出来宣传鼓励，刺激大家的捐款热情，说这一条件可以使人们的捐款增长一倍。这一下可谓双赢，很快捐款总额就超过了两千镑。我们如愿以偿得到了补助。不久我们建了一所大方而又美观的大楼。

事实证明，这座医院对市民是大有好处的，直到今日它还很兴盛。在我政治生涯中，没有哪件事情的成功，能像这件事一样给我这么多的快乐。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尊敬的先生，吉尔伯特·坦内特牧师，请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所教堂将归长老会教友使用，他们都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这会使他们对我不信任。他退一步又要求我提供给他一张名单，列出我认为是慷慨好赐、热心公益的人的姓名。我想他们在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捐款以后，我反倒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过分了。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的名单。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愿意，”我说，“首先，你要先向那些你确定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确定是否会捐钱的人募捐，并把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认为肯定不会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劝告。他倒真的这样做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结果是他得到的捐款额数比他料想的多得多。用这笔钱他就修建了拱门街的那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费城表面上看虽然规划得美观整齐，街道既宽阔笔直，并且相互交错成直角形，但是这些街道没有修铺路面，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轮就把它们翻掘成泥沼，使人裹足不前，在晴天则尘土飞扬，长年累月的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当我看到市民在购买食物时在污泥中艰难行进的情形，颇感不忍。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段路面铺上了砖，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不用再踩泥地了，但是市场外面的街道依然泥泞不堪。

我跟人说起过这件事，我也为它写过文章，终于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这段人行道也铺上了石板。这在一段时间内，使得人们可以不弄脏鞋子顺利地到达市场了。

但所铺的地段有限，马车常常把泥土地段的污泥带上石板路。时间一长，石板路就又变成掉渣了。

因为那时还没有清洁工这个职业的出现，所以无人清扫街道。我经过了一番调查以后，找了一个贫穷勤劳的人，让他做清道工作，每周打扫两次街道，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拉走，每家每月出资六便士。

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分发给邻居们，指出这一笔小小的支出能够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好处。街道干净了，会使我们的家里也更清洁；一条干净的街道，更能招来吸引顾客上门，可以增加店铺的生意；在刮风天气，灰沙不至于弄脏他们的货物等等。我每家分发一张传单，过了一两天后我去各家拜访，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付出这六便士。各家都毫无例外地签订了合同，这个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全市居民都看到了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使得大家很便利，于是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修铺起来，同时也使得他们更愿意为铺路而纳税。

过了些时候，大概是在1757年，在我去英国之前，我起草了一份为费城修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但等这份议案获得通过时，我已经离开了美洲。通过的议案只是在估定税额的方面做了某些更改，但我认为这些改动并不合理。不过通过的议案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有一个叫约翰·克利夫顿的市民，现在已经去世，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他门口，他用这个行动说明了路灯的效用，人们是受他的启发才想到要在全城各处都安装灯的。有人把首倡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际上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受他启发，并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稍有一点功劳罢了。

我们的路灯跟起初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球形路灯的下面进入空气，而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只在圆球内打转，用不了几天灯壁就变黑而不亮了，因此需要每天去擦拭灯罩，这样就增加了灯罩的耗损。所以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一烟囱以便烟煤散去，灯下开口以便空气进去。这样，灯罩就可长时间保持干净，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成昏暗无光了。而且这灯不易损坏，即使偶然碰坏一块玻璃，重配也很方便。

伦敦沃克斯霍尔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得灯罩很干净，我有时候也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地也开几个孔。虽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洞是用来穿麻绳的，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洞悬挂下来，使得火焰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灯心。至于放入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因此，路灯在点了几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已经暗淡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福瑟吉尔博士建议的一件事。福瑟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先行者。

在伦敦，我发现这儿的街道无人打扫。天晴时，垃圾、纸片、灰尘漫天飞舞；而到雨天时，则到处泥泞，寸步难行。这些泥土在路面上堆积了一层又一层。要不是因为一些穷人把它扫出一条路来，根本就无法行走。你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这些垃圾收拾到专收垃圾的敞篷马车上。路面的颠簸把垃圾车中的灰尘烂泥块从车两侧震荡下来，弄得行人苦不堪言。

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得我知道了原来打扫街道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我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打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很苍白很软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是谁雇佣她来打扫街道的，她说：“谁也没有雇佣我，但是我很拮据，我在有钱人家门前扫地，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一点钱。”我告诉她如果把整条街扫干净，我就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上午九点，在十二点钟她就来要钱了。我那时看她动作很迟缓，根本不能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把这件事干完了。我派我的仆人去看一下，他回来说整条街扫得一干二净，所有尘土都扫在路中央的明沟中了。下一次下雨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尘土冲走，所有的人行道，甚至阴沟，都十分干净了。

当时我认为如果一个大病初愈的妇人可以在三小时内扫完这样一条街，一个强壮的男子或许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在这里我有一个提议，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在道路两边各开一条明沟，还不如在街道中央开一条沟更方便，当一条街上的全部雨水汇集成一条激流时，有足够的冲击力可以冲走它所接触到的全部泥土。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路，水流就太弱，不能冲洗掉两边的泥土，只会使他们成为烂泥，如果马车经过，车轮和马脚就把它溅到人行道上，因此使得人行道肮脏泞滑，有时甚至会把泥浆溅在路人身上。我曾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用清洁工若干名，在晴天扫除泥土，在雨天清除泥泞，每名清洁工负责几条街巷。他们要置备扫帚和其他清道用具，放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他们所雇用的穷人扫街之用。在干旱的夏季里，在通常商店开始营业和居民起床之前，用紧闭的车子将垃圾拉走。清扫来的泥土不要堆积在街上，免得车轮和马足又把它散到路面上。清洁工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装在贴地的滑盘上。车底做成格子状，上面覆盖稻草，可以留住倒入的污泥，而使水分从底下排出，这样就可以装更多的泥浆。这种车辆应停放在合适的地点，泥浆将用手推车运来，泥车将停留原处直到水分排干时，再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后来我对这个建议能否实行有点怀疑了，因为有的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会阻塞交通，但是我认为那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扫清街道运走垃圾），尤其是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记得有一天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路过伦敦河滨街和弗利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大亮了，太阳出来已有三小时多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他们又时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过昂，真是有点不可理解。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就像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这些都是小事，但是想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或店铺反复受到灰沙的袭击，他们就不会再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了，也就不再会去责怪关注这些看似小事的人了。也许他们就不会过分地非难那些留意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人了。

成就人类幸福的与其说是伟大的变革或是战争等等，还不如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日积月累的小事。

所以如果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自己修面，保养他的剃刀，你对他一生幸福所做的贡献可能比赠给他一千金币还大。钱可能很快地花光，只留下了对自己胡乱挥霍的悔恨。但是如果教会了他自己修面，他就可以避开了百无聊赖的等待理发师来修面的麻烦，避开了理发师肮脏的手指在你脸上乱抹的恶心，和那迟钝的剃刀折磨你的皮肤的痛苦。他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修面，每天享受用锋利剃刀修面的快乐。

在这种情感的支持下，我冒昧地写下了前面这几页，希望它们包含了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亲爱的城市（我在这城里快乐地住了许多年了）、或对我们美洲的其他城市有一点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我被美洲邮政总长任命为他的会计检察官，管理几个邮政分局并监督邮局职员。在1753年当他过世时，我和威廉·亨特一同被英国的邮政总长任命为美洲邮政总长，继任他的遗职，在这以前美洲的邮局从没有向英国的邮局上缴过利润。如果我们可以从邮局的营业中获得足够的盈余的话，我们两人将有六百镑的年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得做许多改进工作，其中有几项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投入许多钱，所以在起初的四年中邮局欠了我们薪金达九百余镑之多。但是不久邮局就能够付清我们的欠薪了。当英王政府的大臣们异想天开地把我免职时（我以后还要提到此事），我们已经让它向英王政府上缴的净收益比爱尔兰邮局多三倍之多。自从他们轻举妄动地把我免职以后，他们连一文钱也没有拿到过。

这一年，我到英格兰去了一次，是为邮政总局的事务。在那里，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以前也授予过我一个类似的学位。这样，虽然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获得大学的荣誉。这些学位的授予是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我对物理学电学部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成立“联邦政府”

1754年，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之争又到了爆发战争的程度了，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亚举行代表大会，与印第安人“六个部落”的酋长共同商讨防御各自的边界的问题。汉密尔顿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以备在开会时赠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里斯先生会同托马斯·佩恩先生和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夕法尼亚代表团。虽然议员们不大赞成在宾州以外进行谈判，但州议会最后还是通过了这个名单，提供了礼品。我们和其他代表团大约于六月中旬在阿尔巴尼亚集会。

在赴会途中，我拟订了一个按照国防和其他重大共同事业把各殖民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的计划。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这两位对于政治是颇有研究的。他们的赞同给了我信心，我就把这个建议大胆地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代表都拟定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先决问题：是否应当组建一个联邦？我们一致同意要建立一个联邦。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处理关于建立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该委员会由每一殖民地各自委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碰巧选择了我的计划，于是做了一些修改以后，我的计划就被报请州议会考虑采纳了。

按照这个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人领导，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对英王负责。各殖民地州议会民主选举内阁阁员。在这次会议中，代表们一面讨论着印第安人事务，一面却讨论着这个计划。大家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最后，该计划还是被一致通过了。

抄本被邮寄到英国商务部和各州议会手中。但传来的消息让人感到惊奇：一方面，州议会担心联合政府会拥有太多特权，坚决不同意该计划；另一方面，英王内阁却认为这个计划太民主化了；商务部则持中庸态度，不支持，也不向英王呈报。

在这样的僵局下，有人又提出了另一个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种计划，各殖民地州长与部分参事一起商讨招募军队、修筑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大不列颠国库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相关说明可以在我已经发行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跟雷利州长讨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两人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

人们用截然相反的理由反对我这个计划，这就使我猜想它其实是一个真正折中的办法。到现在我还以为如果当年我们能够采纳这一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有好处。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后，殖民地就会有足够的自卫能力，那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也就不会向殖民地征税了，因征税而引起的流血斗争也都可以避免了。

但是这种错误并不是历史上仅有的错误，历史其实是由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

古往今来，真正清醒的人和知错能改后奋起直追的人寥若晨星。

当政者因为事务繁忙，一般都习惯避免麻烦，不喜欢考虑或是执行新的计划。因此大多数优良的议案不是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才被采纳的，而是被时势所迫勉强地被接受的。

当宾夕法尼亚的州长把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对这一计划表示了肯定，认为：“这一计划似乎判断精确，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因此值得州议会对此进行最细心的和最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一个议员采取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趁我缺席的时候，把我的计划拿出来走了一下过场，便被草草否决了。我对他们这种卑鄙的做法感到非常的惋惜。

这一年，我在去纽约的路上，遇到了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以前我跟他很熟。他奉命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州长因为和州议会之间漫长的不停的争吵感到厌倦而辞职了。

莫里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是否他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感到处境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能够避免与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境遇将是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幽默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劝我避免争辩呢？你知道我喜欢跟人争辩，争辩是我人生里最大的快乐。但是，为了表示我尊重你的劝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辩。”

莫里斯爱好争辩，倒也不假，因为他是一位能说善辩，巧舌如簧的辩论家，常常是争辩双方中胜利的一方。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常常在饭后坐在桌旁，让他的孩子们互相争辩作为消遣，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辩驳的人在工作中一般都不会很成功。因为他们在口舌上获得了胜利，却失去了人们对他们的好感，因为获得人们的好感对他们比胜利更为有用。

我们告别后，他返回费城，我前往波士顿。

在归途中，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议决案，从这些议决案看来，尽管莫里斯州长向我做了保证，但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时期，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唇枪舌剑，争论不休。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议员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批驳州长的讲演和咨文，而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总是很尖酸刻薄，有时竟是粗鄙的谩骂。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州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也许觉得我们见面时，也难免要辩论一番。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忠厚的人，我们两人并不会因这些争执而产生距离，而是依旧经常在一起聚餐。

一天下午，我们在街上碰到了。这段时间正是州长和议会的关系闹得最僵的时候。他对我说：“富兰克林，请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消磨一个晚上。我有一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他挽着我的胳臂，领我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聊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乔·潘萨的想法，如果有人提议他做国王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卖掉。当时，有一个州长的拥护者坐在我旁边，对我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褊袒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吗？我们能找到出高价的买主。”我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抹得够黑呢。”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其能地把州议会描述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便马上把它擦去，而且把它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己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他自己就要变成黑人的时候，他也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对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他就辞职了。

这些公务上争执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土，他们是我们世袭的州长，但当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而需要负担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小气是难以置信的，他们命令他们的代理人拒绝征收必须捐税的议案通过，成为法令，除非在这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巨大的财产获得豁免。他们甚至要他们的代表签约担保遵守他们的命令。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但最后也不得不屈服。继任莫里斯州长的丹尼上尉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训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将在下文中叙述。

也许我讲得太快，抢到故事的前面去了，在莫里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需要提一下。

在这个时候，对法国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州准备进攻王冠岬，派遣了昆西先生到宾夕法尼亚，伯纳尔（后来成为伯纳尔州长）到纽约去求援。因为我是州议员，熟悉议会里的情况，又是昆西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请求我帮助他。我在议会中重复了昆西先生的演讲，这篇演讲的反响很好。州议会通过一万镑的援助，用来购买粮草。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议案（该议案包括这笔援助和其他给英王的津贴），除非议案中加入一条，豁免领主的财产支付任何因此而需要缴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非常想使得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成为有效的，但是不知道应当如何进行。昆西先生很顽固地努力敦促州长加以批准。

我为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绕开州长，那就是开贷款局董事的汇单。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开该项汇单。事实上，贷款局当时没有多少存款，因此我提议这些汇单应当在一年中兑现，并且支付五厘的利息。我觉得用这些汇单或许可以顺利地购买粮草。州议会毫不迟疑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些汇单立即印制了，而我是指定签署和推销这些汇单的委员之一。发行这些汇单的经费是当时全州纸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这两者用来发行汇单大家知道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立即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它们不但用来支付粮草的费用，而且许多手上有闲钱的人，都把钱投资在这些汇单上了。他们发现这种投资是很有利的，因为当这些汇单在手上时它们有利息，在任何时候它们可当作现金使用，所以在几个礼拜以后，它们全部被抢光了。就这样，通过我的方法，这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昆西先生为表达感谢之情，写了一份言辞华美的备忘录呈给了州议会。他因任务胜利完成，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并且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有了更为深厚诚挚的友谊了。

为英军备战奔波

英国政府不肯允许各殖民地按照阿尔巴尼亚的建议联合起来，也不愿意让这个联邦建立它们自己的防务，害怕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会因此过分强大，因而脱离他们的控制。这时候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满怀猜忌，因此它派遣了布雷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渡海来美洲作为驻防军。

军队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登陆，由此向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进军，在这里他停止前进，征集车辆。我们的州议会听说这位将军对州议会有极强烈的成见，认为州议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要我以邮务总长的身份，而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以商量用最迅速稳妥的办法传递他与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去试探他的态度，并加强和他的联系，缓和与他之间的关系。

我儿子这一次随我同行。我们在弗雷德里克找到了这位将军，他很焦急地等待他副官们的回来，他派他们去整个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地区去收集车辆。我跟他在一起待了好几天，每天和他一同进餐，我有充足的机会消除他对议会的成见，我告诉他为了帮助他作战，州议会在他到达前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而且现在也愿意尽力协助。

当我正要动身回来的时候，征集运货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但是只有二十五辆车子，而且好多还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副官们惊惶失措，认为这次战争完蛋了，无法进行下去了，他们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地叫他们在缺乏运输粮草行李等工具的地带登陆，因为他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

于是我巧妙地说了句可惜他们不在宾夕法尼亚登陆，因为那里几乎每户农家都有运货马车。那位将军马上抓住我这句话，他说：“那么，先生，你在那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也许你能够帮替我们搞到这些车辆，我请求你承办这件事。”我问他愿意给马车主人怎样的报酬，他就要我把我认为必需的报酬写在纸上。我照办了，他答应这些报酬，于是马上准备了委托书和训令。我一到兰开斯特马上就登了一个广告，这些报酬可以在广告中找到。这个广告产生了巨大迅速的效果，所以倒是一个有趣的文件，我将全文插入。原文如下：布告1755年4月26日，兰加斯德应英王陛下的军队开赴威尔港集合的需要，现需要一百五十辆运货马车，每辆配备马四匹，和一千五百匹鞍马或驮马。布雷多克将军大人授权与我订立雇用上述车马的合同。特此通告，从即日起到下星期三晚上为止我将在兰开斯特，从下星期四上午起到星期五晚上为止我将在约克敦办理此事。在上述两地租用车辆、牲口联队或单独马匹的费用如下：一、备有良马四匹和马夫一人的马车，每日每辆支付十五先令，配有驭鞍一个或其他马鞍和设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支付两先令。没有马鞍配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支付十八便士。二、各种车马的租费从加入威尔港部队之日算起。车辆马匹必须在下月（五月）二十日以前向威尔港部队报到。除了规定的租金以外，还将根据往返旅途的必需时间将给予适当的补贴。三、每一辆马车每一匹鞍马或驭马应由我和物主共同选定的公正人士加以估价，假如任何车辆或马匹在军役中遗失，就应照价赔偿。四、在订合同时，如有必要，物主可向我预支七天的租金，余款将由布雷多克将军或军需官在解雇时或按照需要在其他时候支付。五、马车的马夫或照料雇用马匹的马夫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命其履行兵士的职务或其他照料车马以外的工作。六、凡由马车或马匹运抵军营的一切燕麦、玉米或其他饲料，除饲养马匹必需者外，概由军队按照合理价格加以收购，以供军用。备注——我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有权在昆布兰郡与任何人订立此类合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告兰加斯德、约克和昆布兰郡居民书朋友们，同胞们：几天之前我偶然到弗雷德里克军营去，我发现那位将军和军官们因为缺乏马匹和车辆，感到十分恼怒。他们认为宾夕法尼亚州最有能力帮助他们，期待着本州提供这些便利，但是由于我们的州长和州议会意见不合，我们既没有拨款，又没有为此采取其他措施。有人提议立即派遣一支武装部队进入本州各郡，按照需要强占必要数量的最优良的车辆和马匹，并强征必要数量的人民入伍，来驾驭和照料车辆和马匹。我担心英国士兵带着这样的使命进入本州各郡，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愤怒和他们对我们的怨恨，会使居民遭受到许许多多巨大的不便。因此我愿意不辞辛劳，用公平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州边境地区的居民最近曾向州议会诉苦说他们缺少货币，现在你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获得一个相当巨大的数目的货币。因为假如这次征讨的服役持续到一百二十天的话（看上去它一定会这样），租用这些车辆和马匹的租费会超过三万镑之数，他们将用英王的金银币来支付这些租金。这种服役是简单而容易的，因为这支军队一天只前进二十英里路。这些运货马车和搬运行李的马匹，因为它们所运输的东西是对军队的保障绝对必要的，所以必须跟着部队走，不能走得太快，并且为了军队的安全起见，不论在行军或扎营时，这些车马总是放置在最安全的地方的。如果你们真的是英王陛下的善良而忠诚的子民，那么现在局势是你们尽忠的机会，而且做起来也并不会使你们感到困难。若是因为忙于种植，因而不能单独提供一辆马车，四匹马和一位马夫，那么三四家合起来就可以了，一家出车，另一家出一匹或两匹马，另一家出一个马夫，租费你们可以按比例分摊。假如面对着这样优厚的待遇和合理的报酬，你们仍不肯自动地效忠报国，那么人们就会大大地怀疑你们的忠心了。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那么多勇敢的战士，千里迢迢来保卫你们，决不能因为你们玩忽你们应尽的责任而袖手旁观；车辆和马匹是非有不可的，如果他们采取强制手段，到时你们就会遭受很大损失，而且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为给马夫预支费用，我在布雷多克将军那里领取了八百镑，但这笔钱不够支付，我又掏了两百镑。两周后，军营里多了一百五十辆马车。

布雷多克将军看到我为他征集的马车后，非常满意，马上把我垫付的两百镑付给了我，对我感激不尽，并希望我帮他采购粮草，我答应了他。此后我一直忙碌于采购的事，直到他打败战的消息传来。那时我已经为采购粮草垫付了一千多镑，幸好在开仗前我已经把账单寄给了他，还收到他的一千镑的汇票，并答应余款下次结算。后来我一直庆幸，能收到这一千镑实在是万幸了，因为在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奢望能看见余款的影子了。

在我看来，布雷多克是位了不起的勇士，他也有成为名将的潜质，如果他不是那么骄傲自大的话。他把自己估计得过高，而把敌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又估计得过低。如果他当初能够善待印第安语翻译乔治·克洛根带来的那一百多个印第安降兵，并让他们带路的话会大大加快进军速度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的傲慢无礼，使得那些人离去。

一次和他聊起了进攻战略，我冒昧的对拉长战线会使得印第安人袭击表示了担忧，但他以“一笑”原谅了我的“无知”：“我想，对于你的那些乌合之众的民兵来说，印第安黑鬼是难以对付的，但对我们久经沙场的英国正规军来说，他们只不过是癣疥之疾罢了，不堪一击。”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敌军并没有在小路上趁他们行军时袭击他们，而是到了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突然发起了猛攻。当时部队刚刚过河，正集结在一起等待后续部队渡河，敌人就隐蔽在丛林背后猛烈攻击前锋部队，火力非常密集。

枪声一响，将军就知道不妙，马上发出了救援令，但是主力需要穿过乱纷纷的牲口群、货车才能援助前锋，当主力尚在乱七八糟地穿越牲口群时，前锋已被击溃。这时，部队的侧翼又突然响起了枪声，高高的骑在马背上的军官，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一个接一个被击倒，没有了军官的指挥，军队更是一片混乱，只能束手待毙，或是举手投降。有百分之六十的士兵被击毙，余下的四散逃窜。

有一个车夫赶紧拉出一匹马来，骑上去匆忙地逃走了。其他的人立即模仿了他的榜样，因此所有的马车、粮草、大炮和军火全丢给敌人了。布雷多克将军受了伤，好容易才把他救了出来。他的秘书雷利先生在他的身边中弹而死。八十六名军官中，死伤的达六十三人之多，一千一百个士兵中死了七百一十四个。这一千一百个士兵是全军中的精英，其余的部队留在后方归邓巴上校率领，按照原定的计划邓巴上校将押运着大量的军火、粮草和行李跟随前进。逃走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敌人的追击，他们逃到了邓巴的军营里，他们所带来的恐慌立即使得邓巴上校和他的部下惊惶失措。虽然他现在还有一千多名士兵，而击溃布雷多克的敌人最多总共也不会超过四百名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但是他不但不向前进军，设法报仇雪耻，反而命令把全部粮草和弹药等物加以销毁，免受拖累，以便获得更多的马匹帮助他逃回殖民地。当时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州长们请求他把军队在边境上驻守，以便保护居民，但是他一心匆匆忙忙地往回撤退，一直退到费城，那里的民兵可以保护他，他才觉得自己安全了。这件事第一次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想到：我们对于英国正规军的勇敢无敌推崇备至，是毫无根据的。

并且英军在登陆后的第一次行军中，他们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使得一些穷困家庭完全破产。若有人敢稍加反抗，就会遭受侮辱虐待和幽禁的待遇。这件事就足够让我们拒绝这种保卫者了，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我们所需的保卫者的话。这与我们法国盟友的行为是有天壤之别的。法国人在1781年从罗特岛到弗吉尼亚，经过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近七百英里的行军中，秋毫无犯，没有人因失去一只猪、一只鸡或者甚至一只苹果而抱怨过。

那位将军的一个副官奥姆上尉受了重伤，和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并且继续跟他待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死亡为止。奥姆上尉告诉我将军在第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夜间他只说：“谁想得到呀！”第二天他又沉默了，到了最后只是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在这句话说完几分钟以后他就死了。

将军秘书的文件，保留了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这些全部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他们挑选了几件，把它翻译成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已经产生敌意了。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了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有对我向陆军提供的巨大帮助的赞誉，并提醒他们留意我。大卫·休谟几年以后做了哈考特勋爵驻法公使任内的秘书，以后在康韦将军任国务大臣时，他又当了康韦先生的秘书，他也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雷多克的信件，极力地推荐我。但是因为这次出征失利，人们大概觉得我的协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我对布雷多克将军只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召我们的契约奴仆，已经征召的请他释放。这件事他很快地应允了，所以有几个契约奴仆，还是由我来归还他们的主人的。但当军权转入邓巴手中时，邓巴就不那么慷慨了。当他撤退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开斯特三个穷困农民家的被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布雷多克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命令。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开到纽约去，几天之后他将在特伦顿将这些仆人还给他们的主人。于是这些农民破费了船资，不辞辛劳的到特伦顿去，到了那里他却又反悔了，根本没有还回去的意思，致使这些人们白白花费很多却一无所获。

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人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拨到军需官那里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雷利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雷利将军申请赔偿，但是因为他在远处，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复信，他们必须有耐心。这一番话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最后雷利将军终于使我解脱了这种可怕的处境，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和支付赔款。赔款总数几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要我赔偿，我就要破产了。

在我们接到失利的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巨大的烟火，准备在获得我们攻下度垦堡的消息之后狂欢庆祝之用。我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当我们确实知道胜利消息后，再来筹备也不为晚。他们好像很惊讶我没有立刻附和他们的建议。其中有一个人说：“哦！你总不会以为这个炮台打不下吧？”“我并不以为这个炮台会攻不下，但是我知道胜败难料。”我就告诉他们我对此怀疑的理由，募捐就此作罢，因此他们总算避免了一件会使他们尴尬的事。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一定会悔恨交加。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邦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先见之明。

奔赴前线，统军边防

在布雷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不断地跟州议会纠缠不清，写了许多咨文，企图强迫州议会通过州防经费而免征领主财产的条文，他为此还否决了所有州议会的议案，因为这些议案都没有豁免领主财产的条款。现在州防面临的危险更大了，州防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便借机加紧向州议会进攻，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的态度还是非常坚决的，因为他们坚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被州长修改了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威将受到严重的侵犯。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一份议案，拨款五万镑，州长只做了一个字的改动。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课税，领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不”字，虽然仅仅是一个字的修改，意义却截然相反。我们就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当这次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们就纷纷指责领主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非正义的命令。有的甚至说他们既然破坏了他们殖民地的州防，那么他们就丧失他们对该殖民地享有的权益了。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后，就命令他们的财务总监不论州议会通过多少州防经费，每年都捐献五千镑。

州议会接到了这个通知以后，就接受了以这五千镑作为他们税款的代金，接着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文，于是议案就通过了。根据这个决议，我担任了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共达六万镑。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并努力使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义勇军民兵的议案，并且很容易地使它在议会中获得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们的留意，所以没有使教友会教友陷入两难境地。为了成立建立民兵所必需的团练，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和民兵法案一起刊登在《绅士杂志》上。尽我所能地提出了一切反对这种民兵形式的想法，并分别给以答复和驳斥。这篇文章印出来后，我想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当整个州都开始了民兵的组织和训练的时候，我答应了州长的任命去接办我们西北部的边防，那里经常有敌人侵扰。州长要我去训练团练，并修建一连串的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我把这个军事任务承担下来，虽然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重任。州长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人。招募民兵倒没费多大劲，很快就招募了五百六十名，由我来统帅。我的儿子在上次战争中是攻打加拿大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就当了我的副官，他对我很有帮助。印第安人曾经焚毁了纳登荷（这是一个弟兄派教友居住的村落），并且屠杀了当地的居民，我们选定这个地方作为建筑炮台的一个地点。

为了向纳登荷进发，我在伯利恒集合了连队，伯利恒也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出乎意料地我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准备做得非常好，因为纳登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唇亡齿寒的危险。该地主要的房屋都用栅栏护卫了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很多枪支和弹药，他们甚至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与窗户之间，放了很多石头，以备妇女们用来向任何企图侵入的印第安人的头顶投掷。武装起来的教友们也轮班巡逻，像其他所有有守备队驻防的城市一样井井有条。在跟他们的主教施藩根伯谈话时，我说到了对他们军备严整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豁免他们在殖民地的军役，我原以为他们是真心诚意认真地反对当兵的。他回答说反对服兵役不是他们的原则，只是由于他们获得议会的特许，别人认为他们的信徒中有许多人是反对服兵役的。但是这一次，出乎意料地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想法。看来不是他们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常识和当前的危险结合起来有时候是能够改变这种观念的。

在1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始修筑炮台了。我派遣了一个支队到密尼新克去，为了保护那个高地，我决定在那里修建一个炮台，我又派了另一个支队带着类似的使命到地势较低的地区去。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部队到纳登荷去，在那里我们认为必须加快修建炮台的速度。那些弟兄派教友替我张罗了五辆运输马车，帮我们运送工具、粮草、军火、行李等物。

就在我们刚要从伯利恒出发时，有十一个农民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上赶了出来。他们跑来找我，请求发给他们枪支，使得他们可以回去抢回牲口。我发给每人一支枪和一些弹药。我们出发还没有几英里路，就下起雨来了，而且连续下了一天还没停。在路上也没有避雨的场所，直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德国移民的家里，在他的马厩里我们大家紧紧地挤成一团，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样。幸亏我们在路上没有碰到敌人，因为我们的火器十分简陋，我们的士兵没有办法使枪机不受潮湿。印第安人能想出巧妙的办法来保持枪机干燥，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就在这天这些印第安人碰见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可怜的农民，打死了十个。那个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唯一幸存者说他和他同伴的枪打不出去，因为枪管给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就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荒无人烟的纳登荷。在附近有一个废弃的锯木厂，厂旁还留有几堆木板，我们就利用这些木板临时营地，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修建营房倒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开始的第一件工作是妥善地埋葬留在那里的尸首，在这以前乡下人只把它们草草收殓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制定了修建炮台的计划，选择了台基。炮台周长是四百五十五英尺，这就需要四百五十五根栅栏，紧密排列，每根栅栏由一根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立即用仅有的七十把斧头开始了伐木工作。我们的士兵是伐木能手，效率很高。他们伐木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当两个人开始砍伐一棵松树时，我就好奇地望着我的表，仅仅六分钟他们两人已经把它放倒在地上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足有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可做三根长达十八英尺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在伐木工作进行的同时，其他士兵在炮台四围挖掘了深达三英尺的壕沟，来安放栅栏。我们把五辆马车拆成十辆，每辆由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当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工在圈内沿着栅栏在离地约有六英尺的地方用木板搭了一个搭脚，以便让士兵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装在一个角上，一经装妥我们就开炮，通知印第安人（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装备了。这样尽管每隔一天就大雨倾盆，耽搁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炮台（假如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用得上这样雄伟的名称的话）还是在一星期内完成了。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看到，当人们在工作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满足，在他们工作的日子里，他们都很愉快，他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们的夜晚就过得很充实。但是在空闲的日子里，他们就桀骜不驯，不断地发脾气，不是吵嘴打架，就是挑剔他们的伙食，这使我想起一个船长来了，他总是驱使他的水手们继续不断地工作着。有一次他的大副报告说，他们的工作全做完了，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可叫他们做了。他说：“是吗，那叫他们洗刷锚吧。”

尽管这种炮台鄙陋不堪，但用来防备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已经绰绰有余了。当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以后，就开始大胆地搜索周边地区。我们没有找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他们的哨岗，是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他们躲在这里窥伺着我们的行动。这些地方非常巧妙，似乎值得一提。这时是冬季，印第安人需要烤火取暖，但是如果在地面上生火，那么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就能发现他们的位置了。因此他们在地上挖了宽三英尺深三英尺多的洞。我们还找到了他们用斧头从森林里的烧焦木头边上砍下木炭的痕迹。他们用这些木炭就在洞底生起了小火，并且我们看到他们上半身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所留下的痕迹，这样，他们的腿挂在洞里以保持脚部温暖，保持脚部温暖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用这种方法来生火，敌人看不到火光、火焰和火星，甚至也看不到烟，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发现。但看起来他们人数似乎并不多，好像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即使袭击也不能取胜。

我们有一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比提先生担任我们的随军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从来不参加祈祷会，不来听他的训诫。当他们应征时，除了饷银和伙食外，我们还答应每天给他们一及耳甜酒，上午一半，晚上一半。我发现他们领酒倒是十分按时的。因此我跟比提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甜酒或许是有点委屈，但是如果你等到祈祷会完毕后才发酒，他们就会来的。”他觉得这主意不错，接受了这个职位，找几个人帮他斟酒，这事进行得很顺利，自军队集结以来，祈祷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座无虚席，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军法来处罚那些不参加礼拜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更有效。

炮台修好，并在炮台里贮备了充分的粮草弹药以后，我接到了州长的一封来信，告诉我要我去参加他召集的州议会会议，如果边境的形势不是严峻到非得需要我坐镇的话。我在州议会里的同僚们也来信劝我去开会，如果能抽身的话。现在我的三个炮台既然已经修建完毕了，居民们在炮台的保护之下也安心地待在自己的农场里了，我就决定回去。更高兴的是一个新英格兰的军官，叫做克拉彭上校，对和印第安人作战颇有经验，刚巧到我们的地方来访问，并且同意担任指挥官的职务。我给他一张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全军宣布了这项委任，并把他介绍给全体士兵，我认为他具有足够的军事技能，比我更适宜于担任他们的指挥官。对他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在这里我小住了几天，消除疲劳，当我第一夜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时，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因为与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我们纳登荷木屋里的地板上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在逗留伯利恒期间，我稍微留心了一下弟兄派教友的风俗。有几个弟兄派教友一直陪着我，所有的弟兄派教友都对我十分客气。我发现他们同吃同住，很多人一起睡在集体宿舍里。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开一个气孔。我认为这些气孔为了流通空气，开在上端，是很合适的，我参加了他们的礼拜仪式，当时我听到了优美的音乐，感到愉悦，他们用提琴、箫、横笛、竖笛等乐器来伴奏风琴。我还知道了他们讲道时，不像其他教派那样，是对男女老少混合的听众讲的，他们有时候召集已婚的男子，有时候召集他们的妻子，有时未婚青年男子、未婚青年女子和儿童分头讲道。我曾听过他们向儿童说教。男孩由一个青年男子（他们的导师）带领，女孩由一个青年妇女带领进入会场，排队坐在凳子上。所讲的内容也很适合他们的理解水平，讲时用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是在诱哄他们做乖孩子似的。他们的纪律很好，但是面色苍白，似乎健康欠佳。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被关在屋子里的时间太多了，或是运动太少了。

我还了解了弟兄派的婚姻习惯，我想弄明白他们是否像传说那样用抽签方式来决定配偶。他们告诉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用抽签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就告诉他班上的长辈们，他们又跟那些教导青年女子的老年妇女商量，由于这些男女长辈们对于他们各人自己的学生的性格脾气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定谁和谁最合适，一般男女双方总是同意他们的长辈做决定的，但是比方说，如果他们认为有两三个青年女子都同样地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说，如果婚姻不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会感到不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这样说：“就是你让当事人自己选择，他们也可能会产生不满。”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无法否认。

回到了费城以后，我看到团练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以外，其他居民几乎全都加入了，他们按照新的法律把自己组成多个中队，选出了他们的上尉、中尉和少尉。B博士来看我，告诉我他在宣扬有关团练法律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且说这种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这以前我认为这一法律的通过全由于我的那篇《对话》。但是我想他所说的或许有点道理，所以我就没有辩驳他的意见。我想这是解决争议的最好的办法。团练的军官们开会时，选举我做民团的团长，这一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忘了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中队，但是我们有一千两百个雄赳赳的战士列队游行，还有一中队的炮兵，他们带有六门铜质野战炮，他们使用这种野炮颇为娴熟，每分钟能发十二炮。在我第一次检阅了我的民团以后，炮兵们送我回家，坚持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对我致敬，炮声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的这个职位也跟这些玻璃一样的脆弱，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我们的军衔也接着被撤销了。

在我充当团长的短短时间里，有一次在我要到弗吉尼亚旅行之前，我团队中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应当护送我出城直到渡口。于是就在我正要上马时，他们有三四十个人，骑着马穿着军服，来到我的门前。事前我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否则我会加以劝阻，因为我生性不喜欢在任何场合摆威风。他们来了，我真的十分为难，因为我这时无法拒绝他们的好意。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开始出发时，他们拔出了他们的指挥刀，一路上骑着马举着刀前进。有人替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寄给领主，他大为不乐。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时，也从来没有受过这样隆重的待遇，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的亲王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敬礼。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大清楚。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对这种事情的礼节我都是外行。

这件事更增添了领主对我的敌意。以前由于我在州议会中有对他不利的言行，这已经使得他很恨我了。我一直强烈地反对领主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斥责领主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他因此向内阁控告我，说我是英王军务的完成的一个巨大障碍，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反对通过必需的筹款议案。他还援引我跟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作为例证，说明我试图使用武力从他手中夺取宾州的政权。他还请求邮务总长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免除我的职务，但他的越俎代庖，只换来弗拉德爵士的一顿委婉的批评而已。

尽管州长与州议会间不断发生的龃龉中，作为一个议员的我，在争论中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我与州长之间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很融洽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私人的嫌隙。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种职业性习惯的结果，因为他以前是个律师，他只把我们两人的关系看做是诉讼中争执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领主，而我代表州议会。有时候他会来我家里来做客，要我对一些问题提些意见，他有时也会采纳我的劝告，虽然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们一起合作为布雷多克的部队采购粮草。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传到后，州长心急火燎地找我，问我该如何防止边陲城镇居民逃亡。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邓巴，要邓巴如果可能的话暂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许可以继续进行征伐。等到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任命我率领殖民地军队去进行征伐，去夺回迪凯纳堡，如果邓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自己军事才能的估计低于他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许他认为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会有助于州议会通过拨款议案来付军饷，并且也许这项拨款可以豁免领主财产的纳税。后来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那样地热衷于战争的时候，这一计划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他就去职了，继任者是丹尼上尉。

科学研究成果

在我继续记叙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讲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荣誉。

在1746年，在波士顿时，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斯宾塞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到这里，他做给我看了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还不够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是很娴熟。但是因为这门学问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它们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林斯先生那里收到了一份礼品——一个附有说明书、做实验时使用玻璃管。我趁机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在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还增添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经过多次练习，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人们云集而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使一些朋友们能够稍稍分流一些好奇的人群，我请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我的朋友也有了做实验的设备了，所以到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做实验的表演者了。在这些人中间，金内斯利先生是最重要的主力，他是我的邻居，很有才华，由于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靠表演这种实验来赚钱，并且我还为他撰写了两篇演讲稿，使得实验的先后排列、讲解说明的措辞和方法，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的地步。于是他购买了一套漂亮考究的仪器，那些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部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精致了。听他演讲的人很多，听了也很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因此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空气很湿。

对于柯林斯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绩，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的实验结果。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开始时认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内斯利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米歇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遭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福瑟吉尔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林斯先生把它们交给凯佛，要他刊登在《绅士杂志》上。但是凯佛却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福瑟吉尔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凯佛的如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没出分文。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段时间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享誉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比丰爵士，偶然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里巴德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杰出的实验科学家，他以前曾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很流行。他开始时不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一定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这是费城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弄出来的，与他的论敌没有关系，他给我写了许多信，后来发表了一本很厚的信件集。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有时候我也打算给他回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中已经详细描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照做，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猜想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论断，因此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而且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会加深，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曾经被误译过，因此我就决定不为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白白浪费时间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我用这些时间来做新的实验呢。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后来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来罗伊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所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理论。所以诺莱先生在死前只剩下唯一一个他自己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那就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诺莱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非常迅速和广泛地被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描述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里巴德和德勒两先生在玛丽学院进行的，这件事轰动一时。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教授实验科学，他开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欣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他在巴黎见到了这种情况，就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很不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研究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信件。著名的沃森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信件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坎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以前忽视我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接纳我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且决定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在1753年授予我戈弗雷·科普利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菲尔德勋爵还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给了我极高的评价。

出使伦敦

这枚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表示了他对我的敬意，措辞十分谦逊，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当参加宴会的人还在喝酒的时候，他就寻机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多和我交往，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忠告，是最能对他的执政给以帮助的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建立良好关系，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帮我的忙。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希望宾州更美好的话，他说如果能够放弃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领主各项措施的对抗，使得领主与他的臣民能够重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个人，都有很大的好处。能够做成这件事的，他说大家都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没有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恳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

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条件很好，我不需要领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领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和领主之间并没有个人恩怨，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议案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领主所提倡的措施明显只为领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我还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达的好意，他尽可以放心，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不是和他的前任一样，是带着不幸的指示来的，这些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置可否。但是当他后来开始在州议会办公时，这种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依然像过去一样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领主指示告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关于这些指示的文件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的回顾》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怨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王子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三百镑的年金。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确不算很杰出，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越来越觉得，领主执迷不悟地坚持指示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民众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很大的妨害，因此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议决案，决定向国王去控告他们，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到英国去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在这以前州议会曾经向州长送去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拨款六万镑给英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领主的指示坚决地拒绝不予批准。

我和一艘纽约邮船的莫里斯船主约好坐他的船渡海去，我的行李已经送上船去了，这时劳登勋爵忽然到费城来了，他说他是特意为调解州长和州议会之间的矛盾而来的，以使英王的军务不至于因两者间的不和而受到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跟他见面，使他可以听取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理由，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印在州议会的记录里。州长却用他领主的指示来辩护，他说他曾经保证过要遵守领主的指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指示，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冒险一试，如果劳登勋爵能够支持他的话。可是劳登勋爵却不愿做出这个决定，虽然有段时间我以为我已经说服他了，但是最后他宁愿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威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做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就要遭受敌人的袭击。

我把这些经过报告给州议会，我起草并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决议案申明我们的权利，声言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逼，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了抗议。最后州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领主指示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因此接着我就可以渡海去英国了。但是在这当儿那只邮船已经载着我的行李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但是我唯一的收获是劳登勋爵感谢我帮助的几句话，这次调解的功劳却全是他的。

劳登勋爵在我之前就到纽约去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决定的。这时候有两只船在港内，其中有一只他说不久就要起航。我请他告诉我起航的准确时间，使我不至于误了船期，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人它将在下星期六起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在星期一上午到达码头，还来得及，可是再晚便不行了。”由于在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当我到纽约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很担心船可能已经开走了，但是我马上就听说它还在港内，要到第二天才起航，我就放心了。大家也许以为我马上就要动身到欧洲去了，我也这样认为，但这时因为当时我还不大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举一些例子。我到纽约来是在四月初，可一直到了六月底我们才起航。那两艘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这位将军的信件，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可一直没有写好。第三艘邮船来了，也被扣留住，在我们起航之前，第四艘邮船就快要来了。我们的那只最先起航，因为它在港内停留的时间最久。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旅客们十分焦急地渴望着动身，商人们在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可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呢。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叫做艾尼斯的邮差，他是特地从费城来送丹尼州长给将军的一个小包裹的。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什么事没办，回去时帮我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复信，然后立刻动身。于是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艾尼斯。两星期以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你这么快又回来了，艾尼斯？”“回来了？不，我还没有去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的回信，信总是还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很勤快的人，我看他总是坐在案头书写呢！”艾尼斯说：“是呀，但是他就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似乎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庇特先生撤换劳登勋爵，派遣阿姆海斯特和沃尔夫两位将军接任他的职位，撤换的一个理由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劳登勋爵的报告，根本不知道他工作情况。

由于每天都在等待起航，同时三艘邮船都要开到桑迪·胡克港去加入那里的舰队，乘客们认为最好是守在船上，否则的话万一邮船突然接到命令起航，他们就会被丢在岸上了。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就这样在船上等了有六个星期，消耗完了船中补给，不得不又去添购。最后舰队终于起航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军队都要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行的邮船接到命令，要跟随将军的舰队，以等他的公文一写好就可立刻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五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许我们离开，到了这时候我们的船才离开舰队，开赴英国。其他两只邮船仍被他继续扣留着，把它们带到哈里法克斯，在那里他停留了一段时间，训练他的部队进行攻击炮台的演习，接着他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全部人马跟上述两只邮船和船上的全体乘客又回纽约去了。在他在海上的一段时期，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已经攻下了纽约边境上的乔治堡，印第安人还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了的士兵。

后来在伦敦我遇见鲍内尔船长，他是那又返回纽约的两艘邮船中一艘的船长。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已经长满了海藻贝壳，必须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否则将影响航行。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起航了。”这样这位船长的请求在接下来被扣留的三个月里从未获得批准，因为将军马上会在明天就写好信的。

后来我在伦敦也遇见了鲍内尔船长的一位乘客，他简直要气疯了，他发誓要提出诉讼，请求赔偿损失，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以后把他带到哈里法克斯，又把他带回纽约，这让他遭受了十分巨大的损失。

从大的方面讲，我一直十分奇怪为什么人们会把像指挥大军那样的重大任务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我久经世事，见多了官场上钱权之间的丑恶暧昧的关系之后，就不再惊奇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雷多克掌握军权的雷利将军不被免职的话，在1757年的战役中，战绩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却轻举妄动，铺张浪费，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奇耻大辱，因为虽然雷利并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是他通情达理，精明机警，能够接受别人正确的劝说，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果断迅速。劳登不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而让他们去遭受敌人的侵袭，可是他自己却吊儿郎当地在哈里法克斯练兵，这样就丢掉了乔治堡。他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运粮食出口，因而使我们的商业饱受打击。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为了不使敌人获得粮草，但在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据说（可能这只是猜疑）他还接受了承包人的贿赂呢。最后当禁运令撤销时，由于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尔士敦去，却使卡罗来纳的舰队在海上多停留了三月之久，这使得舰队船底严重地受到了蛀虫的侵蚀，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对于一个不熟识军务的人来说，指挥一支大军一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雷利被免职，他自己反是真正乐意见到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民为他举行的宴会。雷利虽然被免职，也出席了宴会。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出席，有一些椅子是向邻近居民借来的，其中有一把椅子很低，不料雷利恰巧坐在上面。我在他旁边看到了，我就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他说：“没有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的座位最舒适。”

在我上述逗留纽约期间，我收到了我替布雷多克采办粮草时的各种账单，在这以前，其中有些账单我没有来得及从我所雇用的各采办员那里收回，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处，请求付偿余数。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底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每一张付款凭单以后，证明账目和差额准确无误，劳登勋爵就答应给我一张发款员的支票，但是在明天。但是我每次去取，一直没有拿到。最后，在我动身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他决定不把他的账目和他前任的账目混在一起。他说：“你到了英国，只要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他们马上就会把余款还给你的。”

我提到（但是毫无效果）我被迫长期滞留在纽约，因而使我不得不支付巨大而意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指出我办理采购并未支取佣金，因此他们应当马上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烦，也不应当再行拖延。听到这句话，他说：“先生，你不要以为你会使我们相信你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事情我们很了解，我们知道所有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都有办法中饱私囊。”我使他相信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并没有从中赚一文钱，但是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确实听到有人常从这种工作中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余款，到今天还没有偿还，以后我还要提到。

在我们起航前，我们的船长大大地夸奖了他的船的速度。但是不幸得很，航行一开始，它就被证明了是九十六只帆船中行动最迟缓的一只，这使得船长非常烦恼。关于行动迟缓的原因船长做了许多猜测，有一次我们遇到另外一只几乎跟我们一样慢的船，但是那只船却很快就追上我们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到船尾去，都站在旗杆附近。包括乘客在内，我们共有四十多人。当我们站在船尾时，船速马上就快了，一会儿就把附近的一只船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船长所猜想的是确实的：就是船头的负载得太重了。这是因为有大桶的水都放在船头，因此船长命令把这些水桶向船尾搬动。于是这只船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成为全队中最快速的帆船。

那位船长说这只船的速度能够到达十三海里，我们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海军的肯尼迪上校，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哪只船能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标度弄错了，或是掷测线时出了问题。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赌，等候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胜负。于是肯尼迪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满意以后，他就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于是过了几天，当风力很强时，邮船的船长劳特威说他相信当时船行的速度是十三海里，肯尼迪就进行了测量，结果他承认自己赌输了。

我记载上面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下面这一点，作为造船技术的一个缺陷，一只新船造好后，究竟它是不是一只优良的帆船，非要等到试航后才能知道，因为尽管你严格地按照一只好船的模型仿造，新船造好后有可能会变成十分呆滞。我想这一部分是由于海员们对于装货、装帆和驶帆的方式各有一套。同一艘船，按照不同的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行驶起来也会有快有慢各个不同。并且从来没有一艘船是由同一人制造、装备和驾驶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装帆，第三个人装货和驾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因此当这几方面合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了。

即便在海上的简单驾驶操作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值班时间里，不同船员有不同做法，虽然风力并无大的变化。一个船员比另一个船员把帆篷扯转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只能是各个船员凭借自己的经验而已，没有一套必须遵循的规则。

但是我认为可以做以下一系列的实验：首先，确定最适合快速航行的船身式样；其次，桅杆最合适的尺寸和放置桅杆最合适的位置；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和随着风向的变化而与之相应的各种扯帆的方式；最后，装货的方式。现在是实验时代，经过这样一系列设计精确和相互配合起来的实验，对造船业和航海业都会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一定会从事这种研究，我先预祝他们取得成功。

在海上的航行中，有几次我们受到了敌人的追击，但是没有谁能追上我们的这艘船，在三十天之内我们驶到浅水海域了。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带到非常靠近我们的港口法尔莫斯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夜里快速航行，在早晨我们也许就停在港口了，并且夜间航行可以避免敌方海盗船的骚扰，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拉起了所有的帆，因为那天风力很强，我们向前直驶，速度很快。船长在测量以后决定了航线，认为一定可以远远地避开锡利群岛。但是穿过圣乔治海峡时，似乎感觉到有一股强烈的对流，它经常使海员上当，曾经使得克劳兹莱·肖佛尔爵士的舰队覆没。这股对流或许就是我们遇到事故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看守人在船头观察海情，他们常向他叫喊“仔细看前面的地方”，他下意识的回答：“是，是，”但是有可能这时候他正闭着眼睛处在在半睡的状态中。他们大多时候只是机械地问答；因此在我们前面的灯塔却没有看见。这个灯被副帆遮住了，那些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但是由于船身偶然一偏，他们发现了这个灯，因此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离这个灯已经很近了，灯光看去大似车轮。这时正是午夜，我们的船长正在酣睡，但是肯尼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危险，命令调转船头，所有风篷都张开，这一举措对桅杆来说是危险的，但是这样却使我们躲开了礁石，使我们幸免于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向着安装着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灯塔的作用，使我决心提倡在美洲修建更多的灯塔，如果我能在有生之年重返美洲的话。

到了早晨，通过锤测等方法，发现我们已经接近我们的港口了，但是大雾弥漫，见不到陆地。大概在九时左右，雾渐渐地散了，好像剧院里的幕幔一样，雾从水上升了起来，在幕下看到了法尔莫斯的市镇、港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对那些长时期以来除了单调的茫茫大海以外再看不见别的任何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动人的景色，同时使我们更感到愉悦的是现在我们再不必担心会有敌船来骚扰了。

我和我的儿子马上出发到伦敦去了，在路上我们只稍稍逗留去参观索尔兹伯尔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尔顿的佩姆布罗勋爵的私邸和花园，还有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我们在1757年7月27日到达伦敦。

尾声

与领主打官司

查尔斯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住所，我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就去拜访福瑟吉尔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时人们也劝我去请教他关于诉讼的程序。他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他主张先私下跟领主们协商，或许经过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领主们会愿意友好解决。接着我就去访问我的老友和通信者彼得·柯林斯先生，他告诉我那个弗吉尼亚大商人约翰·汉布利要求他等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他可以带我去见枢密院议长格朗维尔勋爵，这位勋爵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我，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跟他同去。

第二天汉布利先生来接我，跟我同坐着他的马车去见那位达贵。格朗维尔勋爵待我谦恭有礼，在聊了一些关于美洲现状的问题以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治制度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认为国王对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认为你们可以任意自由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与公使出国时所带的有关礼仪标准的袖珍指南不同，它们首先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在枢密院里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从你们方面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告诉格朗维尔勋爵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特许状的条款，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这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他说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不同意。与格朗维尔勋爵的谈话使我对英王政府对于我们美洲殖民地的看法稍稍有点担心，我一回到住所，就把这次谈话记下来。

我记得大概在二十年以前，内阁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有一条，建议把国王的训令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众议院否决了这一条款，当时我们还因此感激他们，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自由的守卫者。从1765年从他们对我们的举动中看来，好像他们以前拒绝予国王以统治权，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享有这一特权罢了。

过了几天，福瑟吉尔博士跟领主们提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在春园的T·佩恩先生家中跟我会面。

谈话开始时双方表示愿意寻求合理解决，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各有自己的解释。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控诉的观点，我一一加以列举。领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动辩护。当时我们的观点相差很远，简直有十万八千里，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最后决定要我把我们控诉的条目用书面一一列出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

不久以后我就照办了。但是，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帕里斯，他在他们跟邻州马里兰的领主鲍得摩尔勋爵的诉讼案中替他们办理过法律事务，这件诉讼案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

领主们与州议会争执中的所有文件和咨文都是帕里斯执笔的。他生性傲慢，脾气暴躁，由于过去在州议会的复文中我曾对他的文件发难过，因为那些文件事实上是理念浅薄，措辞蛮横，所以他与我结下了冤仇，每次我们见面，他总是露出这种仇恨，领主们提出要我和他单独讨论控诉的各项内容，我拒绝了，除了领主们自己以外我不愿跟任何人谈判。以后，根据帕里斯的建议，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但是这件案子在他们手里足足耽搁了离一整年只差八天。在这段时期我屡次向领主们要求答复，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他们还没有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即使他们接到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但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告诉我。但是他们写了一篇冗长的咨文（由帕里斯起稿和签署的）寄给州议会，讲到我的控诉书，说我粗鲁无礼，措辞不当，同时也替他们自己的行动作了些浅薄的辩解，最后表示如果州议会派遣一个公正坦率的人来跟他们谈判，他们愿意和解。他们用这种方法暗示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谓措辞不当或是粗鲁无礼可能是指我写给他们的文件中我没有写上他们得意的尊称“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领主”，我之所以没有写上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文件的目的只是在于把我口头所讲的用文字确定下来。

但是在这耽搁期间，州议会已经怂恿丹尼州长通过一个议案，领主们的财产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这是争执中的焦点，州议会也不答复领主们的咨文了。

但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领主们根据帕里斯的建议，决定反对由国王加以批准。于是他们在枢密院里向国王请愿，接着枢密院就定期审案，领主们雇用了两个律师反对这个议案，我也雇用两个律师辩护这个议案。

他们陈述这个议案的目的是在于让领主的承担过重的赋税，来减轻其他人的负担。如果这个法律持续有效，由于人民对领主有反感，领主们在纳税负担方面就只好由人民任意摆布，他们就一定会破产。

我们说这个议案并没有这样的目的，也绝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我们说纳税评估员都是诚实和谨慎的人，他们立誓要公平合理地估税，即使增加了领主们的税额，他们每人因此而得到的利益是非常渺小的，他们决不至于因为这点蝇头小利毁誓背约。

根据我的回忆，这是双方陈词的要旨，此外我们强调指出这一法律废除后的严重后果，因为我们已经发行了十万镑金额的纸币，供给英王使用，用于英王军务，现在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一旦废除，在人民手中的纸币就成了废纸了，许多人会因此而破产，将来要发行补助金就完全没有把握了。我们强调指出领主们损人利己的品质，仅仅因为他们无中生有地担心他们的财产会承担过重的赋税，他们就教唆他人造成这样巨大的灾难。

讲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招手，当律师们正在进行辩论时，把我拉到秘书室里，问我是否能够做到在执行这法律时领主的财产不致受到歧视。我说当然。

他说：“那么你不会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吧？”

我说：“并不反对。”

接着他把帕里斯叫了进来，经过一些讨论以后，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枢密院的秘书就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我和查尔斯先生在上面签了字，查尔斯先生是宾州的代理人，处理日常事务的，然后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会议室，最后这条法律就生效了。

但是枢密院建议作某些修正，我们也保证把这些修正放在附录里，但是州议会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这个法律的第一年捐税已经征收了。州议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检查纳税评估员的工作，他们委任了几个领主们的代理人作为委员。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以后，他们全体一致地签署了一个报告，证明估税工作是完全公平无私的。

州议会认为我所签署的契约的第一部分是对于宾州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它巩固了分布在全国各处的纸币的信用。当我回来时他们正式向我道谢。但是领主们恨极了丹尼州长，因为他批准了这一议案，他们撤销了他的职务，威胁着要控告他违背他立约遵守的指示。但是他是奉将军之命而签署的，并且是为了英王的军务，同时他在英国宫廷里也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所以他不把这些威胁放在眼里，这些威胁也从来没有能够实现。

附：富兰克林生平大事年表

1706年：1月17日生于波士顿，其父有十七个孩子，富兰克林排在第十位。

1714年：8岁，到语法学校读书，后转到另一所学校学写作和算术。

1716年：10岁，辍学回家，给父亲当助手，从事肥皂、蜡烛制造业。

1718年：12岁，在詹姆斯兄长印刷所当学徒。

1721年：15岁，用笔名在《新英格兰报》发表文章；成为自由思想家；成为素食者。

1723年：17岁，打破与兄长的契约，去了费城；在凯默印刷厂受雇；废除素食。

1724年：18岁，去伦敦购买印刷器材；在那里做印刷工作；发表了《论自由与必然，欢乐与痛苦》。

1726年：20岁，回到费城；先当店员，后当印刷所经理。

1727年：21岁，创立“俊托”俱乐部。

1728年：22岁，与梅雷迪斯开办印刷所。

1729年：23岁，合办《宾夕法尼亚州报》；用匿名发表《纸币的性质及其必要性》。

1730年：24岁，与莱贝卡里德结婚。

1731年：25岁，创办费城图书馆。

1732年：26岁，第一次出版《穷理查年鉴》。

1736年：30岁，受聘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秘书；组建消防队。

1737年：31岁，担任议会议员；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

1739年：33岁，乔治·怀特菲尔德牧师首次访问了费城，富兰克林为其辩护。

1739年-1740年：33-34岁，发明了“富兰克林式火炉”。

1743年：37岁，在波士顿遇见斯宾塞博士，目睹了电学实验。

1744年：38岁，建立了美洲哲学学会。

1746年：40岁，发表了《朴实的真理》小册子，并论述了防务的必要性；与几个朋友研究电学现象。

1747年：41岁，建立州消防队。

1748年：42岁，与戴维·霍尔合作经营印刷所，十八年后退出了印刷业务活动，当选为市议员。

1749年：43岁，发表《宾夕法尼亚州青年教育之建议》；当选费城高等学院理事会会长（后来成立宾夕法尼亚大学）。

1751年：45岁，资助建立医院；发表《电学实验观察报告》；代表费城进入州议会；当选为市参议员。

1752年：46岁，利用风筝做实验，发现闪电放电。

1753年：47岁，分别接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荣誉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皇家学会会员；被授予科普利奖章；担任邮政局局长。

1754年：48岁，出席奥尔巴尼会议，提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即“联邦政府”计划）。

1755年：49岁，布雷德多克将军与印第安人作战，富兰克林为其筹备马匹、车辆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1756年：50岁，任边防司令，在边境建立三个要塞；任费城军团上校。

1757年：51岁，向议会提出议案，修建费城街道；发表著名的《健康之路》；受任为代表前往英国，处理议会与领主的纠纷。

1759年：53岁，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广交朋友，并成为几个市的荣誉公民。

1760年：54岁，在枢密院的听证会上与领主打官司，结果容许征收领主财产税；第一次被选为皇家学会理事。

1762年：56岁，接受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返回费城。

1764年：58岁，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长；作为议会代理人再次前往伦敦。

1765年：59岁，争取阻止通过《印花税法案》。

1766年：60岁，发表文章，鼓吹废除《印花税法案》；英国议员审查富兰克林关于废除印花税的声明；《印花税法案》被废除。

1767年：61岁，去法国旅游，被引见路易十五；会见了一些科学家。

1769年：63岁，当选为美洲哲学学会主席；被新泽西州议会任命为代理人。

1770年：64岁，被指定为马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

1772年：66岁，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国籍院士。

1774年：68岁，被免去邮政局局长职务。

1775年：69岁，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

1776年：70岁，受任为《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作为美国特使前往法国谈判。

1777年：71岁，法国承认美国独立。

1778年：72岁，与法国签订盟约和友好通商条约；参加巴黎和谈；在法国争取贷款。

1779年：73岁，奉命为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1782年：76岁，与英国代表举行和谈，以承认美国独立为先决条件。

1783年：77岁，出席签字仪式，英美和约生效，宣布停战。

1785年：79岁，回到费城，全城出动欢迎；当选为州长。

1787年：81岁，再次当选为州长；被选为代表出席联邦制宪会议。

1788年：82岁，结束公共事务活动。

1790年：84岁，在费城去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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