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迎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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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配套教材）试读：
前言
本书的特色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经济学原理不仅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大学人文社科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已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版本不少，既有从外文翻译而来的，也有中国学者撰写的。我之所以再撰写这本《经济学原理》，是因为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了解到，不少教科书讲授的市场理论是有缺陷的，有些方面甚至是误导的。与已有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不同，本书试图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融入经济学课程，并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帮助读者真正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
具体来讲，本书有如下特色：
第一，本书贯穿人文主义精神。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里，经济学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这一定义将经济学变成了一门计算科学，市场仅仅被当作资源配置的机制。本书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如何通过合作而发展的科学，将市场理解为人类通过分工和交换进行合作的制度。本书假定，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幸福，幸福是指人的潜能的实现和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理性人追求的是一生的幸福，而不是一时的快乐。市场的逻辑是，一个人要自己幸福，首先要给他人创造价值。这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含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尊重人的自主性，在平等和自愿交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本书的这一视角或许有助于纠正传统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
第二，本书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演化的结果。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通常从消费和生产的两分法开始，直接分析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和生产者的最优选择，然后分析价格机制如何实现市场均衡。（或者倒过来，先分析市场供求均衡，然后再分别分析消费者选择和生产者选择。）这样的分析结构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市场是天然存在的，而不是演化而来的，从而使读者看不清市场制度的价值所在。本书从消费选择和生产选择合一的“鲁滨孙经济”开始，首先讨论这样的自然经济中个人如何决策，并引入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研究交换和分工如何提高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并实现双赢，再转向研究市场经济下的消费者决策和生产者决策。这样的分析结构有助于读者理解市场作为人类的自愿合作制度的价值所在。市场首先是创造价值的制度，其次才是分配价值的制度。
第三，本书突出了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家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套利行为和创新活动，市场才趋于均衡，新产品和新技术才不断涌现，才有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但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见不到企业家的踪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假定世界是确定的，人的偏好和生产技术是给定的，每个人拥有完全的信息和完美的计算能力。在这些假设下，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的均衡和稳定。在均衡时，人们只需循规蹈矩地行动，企业家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真实世界是，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拥有完全信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预测未来，如何获得和加工信息，就成为做出有效决策的关键。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和对信息最警觉的人。本书不仅描述了作为均衡状态的市场，而且把市场作为一个由不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一个不断用新的均衡代替旧的均衡的过程，把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作为这个过程的驱动力量。在我所概括的“斯密熊彼特增长理论”中，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第四，本书澄清了传统经济学中“市场失灵”的理论误区。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市场的有效性建立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上，任何偏离完全竞争的假设都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完全竞争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企业都很小，不足以影响价格，个体行为没有外部性，并且交易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由此，传统经济学给出了三种市场失灵：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非对称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并且，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干预可以纠正市场失灵。本书则证明：传统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所谓的“垄断”，实际上是真实市场中的竞争手段；外部性本质上是个产权界定问题；信息不对称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本身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机制。因此，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传统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所谓的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不构成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
第五，本书系统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传统教科书中宏观经济学部分的经济波动理论，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波动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做了系统介绍。但在我看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并不是我们理解经济波动的正确理论，运用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际上会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波动。相比之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更有解释力，哈耶克由此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非常遗憾的是，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对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只字不提，了解这一理论的专业经济学家也寥寥无几。我相信，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避免（至少减少）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
本书的目的是使得读者学会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分析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为此，本书把抽象的理论叙述与现实的案例分析相结合，希望读者能通过具体的案例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量引用的中国本土案例，将一扫经济学教科书惯常给人们的隔靴搔痒的感觉，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如何教授本书
本书内容涵盖微观经济学（第2—11章）和宏观经济学（第12—16章）两大部分，既可以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教材，也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经济学原理教材，长度适合一学期讲授（16周，每周3—4课时）。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授课对象（专业还是非专业）调整技术性分析（主要是几何图形）和文字性描述（包括案例）的比重。每章的延伸阅读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阅读其他好的版本的教科书加深对内容的理解，二是引导学生读一些经典的文献。有些经典文献包括在注释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个人的兴趣做选择。
本书各章的“思考和练习”一部分是问题分析式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将所学内容运用于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另一部分是技术性的，目的是训练学生掌握经济学模型化方法。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授课对象选择具体的题目，但对于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说，做一些技术性的练习题是必要的。致谢
本书是在我的“经济学原理”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和修改完成的。这门课既是面向北京大学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双学位必修课程。这本书的写作，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陈永伟、张琥、史宇鹏和段颀，他们四人分工合作，将我的PPT讲义稿和课堂录音速记稿整理成初稿，然后再由我修改完成。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智慧，他们的整理工作比我预料的还要出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永伟博士，他一直是这门课的助教，不仅负责了近一半章节的整理工作，而且编写了全部的“思考和练习”题目。由于授课时间的限制，原讲义中宏观经济学部分浓缩在两章中，他将其扩展成独立的五章，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其中第16章几乎是重新撰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按计划完成的。当然，本书的任何错误和不足责任都在我，与他们无关。
我还要感谢参与本书前期筹划和编辑的林君秀女士和张燕女士。她们见证了本书的整个撰写过程，安排了课程录音和录像，并多次参与讨论书稿的结构安排。同时感谢“理想国”的编辑陈凌云、赵雪峰，以及西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郭学功、王岚和琚婕，本书能够迅速出版，得益于他们高效、细致的工作。张维迎2015年8月20日于北京大学 第1章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本章导读
本章是全书的开篇，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六个方面的问题：（1）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2） 经济学研究什么；（3） 经济学家应该怎样思考；（4） 市场的逻辑；（5）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6） 经济学的历史和未来。1.1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呢？简单来说，原因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学习经济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世界的历史。
作为万物之首，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对自身感到好奇的动物，不断思考着自己的历史、现状，并试图预测自己的未来。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
早在250万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动物。大约在距今20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开始出现在非洲东部。在10万年前或最晚7万年前开始，智人开始走出非洲，向东北方向迁徙，首先到达了现在的中东地区。到大约4万年前，智人的足迹已踏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并通过海路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在距今约15000年至12000年之间，智人沿着西伯利亚冰川草原，越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前，世界[1]上所有适宜居住的地区基本都已有了人类居住和开拓。
我们知道，从体力和生物机能上看，很多野兽都要比“智人”和现代人类强壮，如果单打独斗，人类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但为什么弱小的人类最终却能成为地球的主宰？或如荀子所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迫使人类最早走出非洲，踏上征服世界征程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走出非洲的人类在世界各地定居下来后，文明的历程就开启了。如果把发明文字作为文明的开端，那么人类的文明史大约已有五千多年了。但奇怪的是，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都很缓慢，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J.Bradford DeLong）教授的估[2]算，在工业革命前，世界的人均GDP是长期停滞的。在公元前13000年（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时，世界人均GDP（gross domestic [3]product）为90国际元。到了公元前1000年，世界人均GDP才达到150国际元。也就是说，经过一万多年，世界人均GDP才上涨了2/3。到1750年，也就是距今两百多年前，世界人均GDP才上升到了180国际元，也就是说，在这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才增加了20%。图1-1 世界人均GDP变化史（公元前250万年-公元2000年）
资料来源：J. Bradford DeLong数据。引自Eric D. Beinhocker （2006）。
但在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图1-1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至今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几乎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公元2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已经达到6600国际元，是1750年的36.7倍！从工业革命到公元2000年的250年，只不过是人类250万年漫长历史的万分之一，但为什么就在这万分之一的时间里，人类能够完成生活质量的飞跃，实现从“大停滞”走向“大增长”的转变呢？显然，我们不能将其归因于人类基因变化所带来的智力提升——我想没有读者敢自认为自己的智力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智者还强。事实上，有证据显示，自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缩小的！既然“大增长”不是由人本身的智力变化带来的，它又来自何方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看了全世界的基本走势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个地区发展趋势的差别。在漫长的历史中，世界各地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在图1-2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估算，直到公元15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GDP，也只是最穷国家的大致三倍左右。但在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差异迅速增大，例如现在挪威的人均GDP大约是海地的上百倍。在经济史的文献中，以上这种各国发展差异变大的现象被[4]形象地称为“大分流”。为什么会有“大分流”的出现？这又是一[5]个大问题。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不少解释，但还没有公认的答案。图1-2 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异：最富与最穷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数据计算。
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异迅速增大。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各国经济差异的变化。在古时候，国家的富强是和人口的繁盛密切相关的，因此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度非常高。如图1-3所示，在公元1000年，即我国宋代的时候，全世界各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是0.9979，几乎是完全相关。到了公元1500年，相关系数仍然是0.9873，公元1820年是0.9423。但是我们看到，从公元1820年开始，相关系数就迅速下降。到1870年，相关系数已经下降到了0.64，到191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了0.34。到1973年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就只有0.148了。这意味着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人口规模很大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可能是很小的一个经济体；而一个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究竟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也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图1-3 人口规模与GDP规模的相关系数（1000—2003）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数据计算。
人口规模与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自1820年起迅速下降，1973—2003年又转向上升。
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知识。
第二，学习经济学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生活的环境。
以上是历史留给人们的迷思。除了满足对历史的好奇心外，学习经济学还有更为实用的价值。相比于历史，人们对未来发展和变化的好奇心可能更大。例如，前文提到的“大分流”表明，各国的发展差异在工业革命以来迅速增大了。但是，这种增大会持续吗？还是会从“大分流”走向“大趋同”？从图1-3中我们看到，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在从16世纪开始持续了近500年的下降后，1973—2003年又转向上升，这个新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吗？我们说到中、印这些人口大国曾经被英、法这些人口小国远远甩在身后，那么在未来，人口大国能重新成为经济大国吗？再如，对于世界各国的民众来说，为了让自己的国家更好地发展，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制度、运用怎样的政策？
虽然相比于祖先，当今人类的各项福利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我们面临的麻烦似乎一点也不比祖先们少。例如，人们对于收入分配状况似乎总是很不满，对于环境的恶化总是很担忧，对于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总是充满了恐惧。
自1978年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13位上升到第2位，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今天的中国，似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的高速增长可持续吗？中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吗？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中国能否在不牺牲效率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状态？能否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趋同，还是永远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国有没有可能从现在的经济大国变成真正的创新大国？对中国民众来说，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解开历史和我们未来面临的这么多问题，我们就需要从人自身的经济激励去进行思考，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将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思维帮助。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经济学的重要理由。
第三，学习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什么？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同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天体现象来归纳天体运行规律一样，经济学家通过观测现实经济现象归纳经济规律。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诸如需求、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比较优势、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均衡等等，是经济学的基本语言。掌握了这些经济学语言，你就可以更好地思考你周围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你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决策，而且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理解你周围的世界如何运行，自然有助于改进你的决策。你可能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感到惊奇。比如说，当你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只要支付必要的价格，就可以把它从商场搬回家；当你在大街上走得饥肠辘辘的时候，走进一家饭馆就可以指挥别人给你上菜，而无须回家自己做饭。事实上，你事前并没有告诉电视机的生产厂家为你生产一台电视机，也没有通知饭馆的老板为你准备饭菜。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经济学是有关人们之间的决策如何相互作用的科学。学了经济学，你就可以明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使自利的个人为他人服务。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个流行歌手演出一晚上可以赚好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而一个建筑工人一个月却只能赚几千元；为什么利率一上升股票价格就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那么难；为什么权力越大的政府部门，腐败越严重；为什么限制“三公”消费会导致高档餐馆和奢侈品价格的下跌等等。
第四，学习经济学有助于我们对政府政策的优劣做出评价。
每个社会都离不开政府。当今世界，政府不仅直接消耗掉国民财富的相当部分，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法律干预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决策。学习了经济学，你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做的。传统上讲，我们需要政府，是因为在存在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这样的场合，依靠市场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私自利的企业家也许会使你喝太多的污水；如果没有政府，私人部门也许不会为你提供诸如路灯这样的公共产品。特别地，我们需要政府来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这样一类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保护我们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但经济学也会告诉我们，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常常导致供给不足、价格扭曲、资源浪费、垄断横行。政府的政策选择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公民的福利。所以当你希望政府制定某种政策的时候，你必须谨慎考虑这种政策的不利后果。经济学常识有助于你更理性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仔，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法”保护你的利益，或者向富人多征税来补贴你，而经济学原理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也许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再比如，作为消费者，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商品的价格做出限制，而经济学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你也许再也买不到这种商品。常识可能会误导你，经济学会使你能够对政府政策的优劣做出客观评价。
第五，学习经济学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
经济学不仅关注国计民生，而且对于我们规划自身的前景也很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会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例如，选修经济学课程还是哲学课程，毕业后继续读书还是就业，这些问题都会困扰我们。而学习经济学，对于我们训练选择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它有助于让我们的事业更为成功、生活更加美满。
此外，经济学本身也充满了美感。抽象思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对于爱好抽象思维的人来说，学习经济学、寻找经济运行背后的逻辑本身也是一种幸福。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生活分成三个层次：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而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远不如沉思的生活幸福，因为只有沉思的生活是自足的。当读者对经济学的精妙之处有所感觉后，一定会享受到用经济学思想沉思所带来的幸福。1.2 经济学研究什么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我们知道，无论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好奇心、改善生活环境、理解现实世界的运行，抑或是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学习经济学都颇有意义。那么，经济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呢？它究竟研究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前辈先贤们的定义。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科学”。在斯密看来，在决定国民财富增进的过程中，市场机制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哪些国家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它们的发展就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理解国民财富的增进，关键就是要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的科学，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门研究市场运作的科学。
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大体是和斯密类似的。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就逐渐从宏观的经济发展、市场运行转向了更为微观的资源配置层面。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其中就明确提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6]学”。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关于经济学的最为通行的定义。但当我们将罗宾斯的定义和斯密的古典定义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虽然更为“科学化”，但却过于狭窄了。虽然“资源配置”本身可以涵盖很多问题，但它过于静态化了，这让不少本应属于经济学的话题都无法被涵盖在内。事实上，经济发展中很多事情不能被理解为静态意义上的配置问题。例如，石油在地底下储存了四五千万年，但直到一百多年前，它才变成我们的资源。虽然现在怎么用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配置问题，但发现石油作用的过程就很难被概括为资源配置问题。
经济学：
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学（狭义）；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学问（广义）。
除了将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经济运行或者资源配置的学问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例如，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理性人如何决策的科学”。在他们看来，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是“理性人”怎样在各类约束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此外，还有一支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它研究有目的的人是怎样行动的。
在笔者看来，上述种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也有各自的缺陷。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学问。人类实际上是如何合作的？人类应该如何合作？为什么有些地方人的合作精神高，有的地方人的合作精神低？这些都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而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从“合作”这个角度来寻找答案。在上一节中，我们曾问道为什么是人类而不是其他动物成为地球的主宰，其答案就在于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问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他的答案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所谓的“群”，就是“合作”；正是合作，才让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人类的文明是怎么逐渐演进、逐步发展的呢？我们依然可以从“合作”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的进步不仅来自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且来自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合作。举例来说，青铜器最初产生在中东的“两河领域”，后来才传到了东亚；玉米、土豆这些作物本身是美洲的，却被传播到了欧亚大陆广泛种植。这些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明创造的传播，本质上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合作的结果。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与合作，一个文明国度里的微不足道之人，即便按照我们的虚幻想象过他最普通简陋的生活，也无法获得日常用的供给”。
既然合作对于人类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促进了合作，又是什么破坏了合作呢？其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制度。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两百多年里，人类社会摆脱了长达数千年的“大停滞”，开始了“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类找到了市场经济这种能够极大促进合作的制度。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其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摆脱了束缚合作的计划经济制度，转而走向了鼓励合作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我们理解了怎样的制度能促进合作，我们也就同时找到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以合作为观察视角的经济学是与斯密倡导的经济学殊途同归的。1.3 怎样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在明确了经济学的定义后，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怎样思考。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经济生活总在变，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处理经济问题、促进合作的方法总是在变，因此对于各位学习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要学会正确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7]1.3.1 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在现实中，人的各种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end），其实现目的的愿望就是行动的动机（motive）。因此，行动就是改变现状，而之所以要改变现状就是由于对现状不满，其中必然有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不仅要关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目的”和“后果”之间可能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例如人由于无知，可能做错事。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从中去找寻人的行动目的，因为“目的”是行动的“基据”（datum），离开了目的是不可能理解人的行动的。1.3.2 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决策
经济学假定，只有个体，也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意识的生命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人要行动，就必须思考，就需要搜集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而这些活动只有个体才能完成。集体是不会思考的，它本身也不可能有行动。
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完全大公无私的。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被理解，例如为什么政府会有腐败，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那么一切困惑就自然迎刃而解了。1.3.3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例如我们在前文提到，1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要走出非洲，其根本动因就是生存资源已不能满足族群生存繁衍的需要，因此相对于族群需要而言，生存资源是稀缺的。再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拥有的钱不足以支撑花费，因此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就是稀缺的。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大富翁们，例如比尔·盖茨、马云，他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
因为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就得放弃另一样东西。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你为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年薪10万元的大学教职，另一个是年薪50万元的投行交易员，那么在不考虑非货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去大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就是50万元。当然，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人们在选择时还必须要考虑很多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素，例如亲情、友情、自由、尊严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机会成本：
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必须放弃的最大的价值。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人们在个人决策时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考虑公共福利提供等问题时，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很多人总希望政府能够多建设公共设施，增加公共福利，仿佛这些都是无需成本的，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无疑是大错特错了。政府为了增加公共福利，就必须获得收入，要做到这点无非是通过三个途径：征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借公债。无论是哪一种途径，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被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减少个人可获得的资源和产品。由于相对于私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们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1.3.4 人们是在边际上做选择
所谓“边际”（marginal），指的是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些微小调整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别被称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
边际：
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
举例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购置食品和购置衣物上分配收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只买衣服不吃饭，也不会只吃饭不买衣服，而会考虑是多买些食物而少买些衣服，还是多买些衣服而少买些食品，这样的选择就是边际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知识拓展水和钻石的悖论
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而从“边际”的概念入手，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1.3.5 自由交换是互利的
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交易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自由交易是正和博弈，不是零和博弈。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那么，如果我用1.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5元钱。也就是说，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当然，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如果我强买强卖，非要用5元钱把水卖给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时，减少了你的收益。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问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换，大部分都不是等价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自由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
上述道理，在考虑个人交换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考虑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时就不那么明显了。事实上，所谓的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同一地区内个人间的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就更是如此。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
课堂思考 为什么自由交易是互利的？1.3.6 分工是进步的源泉
分工是和交易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分工，人类的交易也许会有，但是很少。只有有了精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能更加频繁地开展。
关于分工的思想，很多先哲都有过阐述。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度里，君王是国家的统治者，士兵是国家的保卫者，人民是国家的劳动者，所有的人都遵守这种分工，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正义。大卫·休谟曾指出，人类的欲望和个人的能力之间是不匹配的，只有通过协作提高能力、分工增加才能、互助减少风险，才能让人满足尽可能多的欲望。当然，这些先哲关于分工的论述都很简单，只有到亚当·斯密那里才对分工展开了较为完整的论述。
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就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分工的重要性。斯密指出，分工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第二，它节约了在不同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劳动的时间；第三，它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好处，人们才得以通过分工合作大幅提升自身的力量，完成仅靠单个人难以完成的事情。知识拓展亚当·斯密的制针工厂《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著作，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并没有选择从对国家大事的论述开始，而是选择描述了一段扣针的制造经过。
扣针制造，几乎是一项被人遗忘的产业，但是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而如果工人们有了分工，“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段，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分工之下，一个十人的小厂，一天就可以生产十二磅的针。十二磅是什么概念？就是四万八千根，也就是平均每个工人生产了四千八百根针。由此可见，即使在扣针制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产业，只要利用分工，生产的效率也能提升成百上千倍。
从这个看似平凡的制针的例子中，竟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
资料来源：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既然分工可以很大地改善效率，那么分工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斯密认为，它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
在斯密看来，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罪名，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开启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随着市场的扩大，斯密所预言的良性循环就启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就在于此。1.3.7 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
人的行动既有动机，也有结果，而结果和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一致。那么，当我们评价人的行动时，应该更看重动机，还是更看重结果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更看重结果。
在现实中，人们通常不习惯于经济学家的这种评价方式，常常以某项行为的出发点来判断某项行动的好坏：如果行动的出发点是利人的，且最终也达到了利人的后果，那固然最好；而如果行动的结果是损人的，只要其出发点是利人的，那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但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则与此迥然不同。
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一项行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结果是利人的，那么这项行动就符合市场道德，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对此有过精彩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8]的打算。”这里，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是值得赞许的。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动机导致的损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视。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这个目标当然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这个由善意出发的法规就可能引起与其初衷相悖的结果。因为当企业预测到了这点时，雇用员工就会更加慎重，从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一忠告我们应时刻谨记。
课堂讨论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柴静女士拍摄的《穹顶之下：雾霾调查》节目自2015年2月28日在各大网站播出后，得到许多好评，也受到不少质疑。一些批评者怀疑柴静拍摄这个片子的动机，认为她的目的是博得个人名声和赚钱。你认可这样的批评吗？为什么？
经济学家经常需要对政策进行评价。根据以上“结果重于动机”的原则，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三条政策评价的准则：
其一，要看政策的结果与目标是一致还是相反。一个政策之所以是“坏”的，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不喜欢它希望达到的政策目标，而是因为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自己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对于一个“善意”的政策，只有当它的结果和目标一致时，才能被称为是好政策。
其二，要看同样的目标是否有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如果达成既定目标还有更低成本的方案，那么现有的政策就不是最好的。例如，北京的交通过于拥堵了，应该用什么政策来缓解拥堵呢？现在的做法是限行，规定特定尾号的车辆某些日子不能上街。这种政策的成本很高，能不能有成本更低的方法呢？一个办法是在道路高峰时段收费，在物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政策要比限行更容易执行，其成本也更低，因此就是更好的政策。
其三，要看政策是否承认“消费者主权”。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是真正的“老板”，企业决策的基础是预测消费者的决策，因此就需要更好地考虑消费者的偏好。而某些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企业行为，因为享受政策的企业家需要更多关心的将不是消费者偏好，而是政府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其结果也往往很糟糕。1.3.8 自由竞争是件好事情
我们在前面指出“利己之心”可以产生“利人之行”，达成这点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那么“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中国农村有句老话，叫“匠人要发，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一点。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不断有钱赚。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如果有竞争，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当然，自由竞争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自由和平等，没有暴力的威胁。弄虚作假、强买强卖都不能算作自由竞争。
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竞争’这个名词背负恶名，而且还包[9]含某种利己心和对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和熟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能发生，这看起来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竞争让人们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这似乎大大冲淡了社会的人情味，因而会招致一些人的厌恶。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人情”，其实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超出这个圈子时，人们往往相互敌视。恰恰是自由竞争改变了这一切，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这点上看，自由竞争本身对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3.9 制度比人强
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一种激励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宗教和传统道德哲学多以改变人性为目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作为人类，我们的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
例如，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种植的农作物经常歉收。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激励，使被人民公社制长期束缚的生产力充分释放了出来。
有一些人说，经济学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也伴随着各类腐败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国度，腐败就相对较少。这说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就是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1.3.10 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是重要的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受许多非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其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这一点对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奥秘尤为重要。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解释过去，也在试图预测未来。但总体来说，在前一项工作中，他们做得比较成功，而在后一项工作中则经常犯错。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危机，经济学家们似乎总是难以预见——1929年的“大萧条”没有人预见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人预见到。
事实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经济学家至多只能进行“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而不可能精确地预见未来。[10]1.4 市场的逻辑
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因为市场是最有利于人类合作、能为人类提供最大利益的制度。
人类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追求着自身的幸福。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追求幸福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如偷、抢、掠夺、战争；第二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创造财富，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过更好的生活。第一种方式可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可称之为“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不断作用下演进的。总体来说，在近代之前，强盗的逻辑相对占据优势，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征服，还是秦帝国的统一，靠的都是强盗的逻辑。虽然市场的逻辑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描述过他所处的时代商业的繁盛），但总体来说并不占主导。在强盗的逻辑占主导的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比较缓慢。到近代之后，市场的逻辑已经开始主导这个世界，强盗的逻辑开始衰落，由此带来了工业化和人类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反复。日本、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用强盗的逻辑使本国富有，但都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转而采用市场的逻辑，想方设法使其他国家的人民通过买它们的东西感到幸福，就很快变得富强起来。
那么，为什么市场的逻辑会有如此大的力量呢？这是因为它激活了潜藏于经济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只隐形的眼睛”。“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而“一只隐形的眼睛”就是声誉机制。在市场逻辑的指引下，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做正确的事情，隐形的眼睛则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这只隐形的眼睛，使得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务，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正能量”就由此被充分发掘了出来。
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虽然现在市场的逻辑已成为主流，但强盗的逻辑仍然潜藏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不少人本身不是强盗，但由于深受强盗的欺凌，所以反而习惯了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举例来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们很怕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认为这样会被剥削、被欺诈。在他们的字典里，要么“赢”，要么“输”，“双赢”是难以被理解的。显然，在类似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市场很难发展起来，经济也很难搞好。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课堂讨论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学术经典司马迁论自由市场
司马迁是汉代的伟大史学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倡导自由放任市场的人。在他的巨著《史记》中，他不仅描述了帝王将相的生平，也记录了当时市场的繁盛及其运作的规律。
作为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司马迁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认为当政者应该顺应经济规律去治理国家。他指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见，在司马迁看来，治国的最高境界是顺应人性，给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是与民争利。只有人民有了追求幸福的自由，社会才会和谐发展。
司马迁的第二个贡献是指出了商人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他将商人和农、虞（指管理山泽的人）、工等职业相提并论，指出了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司马迁的第三个贡献是总结了市场运作的一些规律。例如，他指出：“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一思想是和经济学中的供求规律不谋而合的。
司马迁的第四个贡献是总结了企业家的特质，并记录了企业家的行动。他指出，企业家应该“时用则知物”“择人而任时”“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这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有着很多契合。另外，他还描述了当时企业家的生活，指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由此我们可以一窥企业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提出了很多其他有价值的论述。例如他指出“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这其实就是现代的声誉理论。
资料来源：本专题中的史料都引自《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学术经典亚当·斯密：市场是一种“看不见的手”“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就容易得多。不论是谁，如果他要和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获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国富论（上）》，第12页）“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国富论》（下），第30页）
资料来源：译文选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1.5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为了理解人，理解人的行为，理解人类生存制度环境的变化，理解人类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又从现在走到未来。但是每一个学科在方法、假设、具体的着眼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简单来说，经济学秉承的是从个人到社会、从微观到宏观（from micro to macro）的研究思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关注的主要是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只有有血有肉、有思想意识的个人才能决策，才能行动。和经济学正好相反，社会学秉承的是从社会到个人、从宏观到微观（from macro to micro）的研究思路。它首先假定一种制度是存在的，一种组织是存在的，一种习惯是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考察这种习惯、这种制度怎么约束人的行为。还有一门和经济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是心理学。它是用观察、实验的方法看人们实际上是怎么行为的。
应该看到，无论是社会学、心理学，抑或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经济学都有反驳或挑战，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学科之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之间相互促进，推动了彼此的发展。有很多交叉学科，如经济社会学、行为经济学等，就是在学科的相互碰撞、争鸣中产生的。
这里需要重点说明一下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现代的经济学已经是高度数学化了的。如果大家翻翻经济学的专业刊物或高级教科书，就会发现通篇都是公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经济学中有很多关系和数学很契合，例如需求与价格的关系可以用需求函数表示，边际效用、边际成本与数学上的导数就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使用数学进行推演可以大大简化文字叙述，并避免文字叙述容易产生的一些逻辑错误。
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但现在经济学却有了变成数学奴隶的危险。有一种倾向是，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长期以来被很多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和资源配置，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协调者和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曾警告说，过去一百多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做经济学研究，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数学固然要用，但使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为了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不能被数学所束缚。学术经典马歇尔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马歇尔是一名数学专业出身的经济学大师。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数学训练是有用的，因为数学能通过异常简练准确的语言来清楚表达一些一般关系和一些经济推理的简短过程，虽然这的确可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但不会有同样清晰的轮廓。”
在一封写给钟爱的学生鲍利的信中，马歇尔曾这样传达使用数学的六步“秘诀”：“（1） 把数学作为速记语言，而非调查工具；（2） 坚持使用数学直到研究完成；（3） 把数学语言翻译成文字；（4） 通过真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例来解释说明；（5） 去掉数学；（6） 如果不能成功做到（4），那就尽量做到（3）。最后一步是我经常做的。”在自己的论著中，马歇尔严格遵守了自己提出的“秘诀”。例如在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数学推导全被放到了附录中，正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但由于正文中的文字推导都是由数学推理得到的，所以其严谨性十分令人称道。正是这种论证上的严谨，加上马氏优美的文风，让《经济学原理》一书至今还是经济学者们必读的经典。
资料来源：罗纳德·科斯，“马歇尔论方法”，见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等2010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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