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域鸿爪(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内藤湖南 著,李振声 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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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域鸿爪试读：

总序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es' 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1)游，而《禹域鸿爪记》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卷首

绪言

一、《禹域鸿爪记》，是我明治三十二年（译按，1899年八月末至同年十一月末，这三个月里，对禹域游踪所作记述的一个概略，当时偶有触发便率尔落笔，文体之驳杂及详略之失当，自然在所难免。取“燕山楚水”作为书名，乃是顺从书肆之所喜好也。

二、本记序文阙如，转而以次韵野口宁斋赠诗数首，以及此前草就之文《

学徒暑中旅行

三、附录的论文，是游历前后的数月间，我就中国问题所草就之

(2)文章，用以表明我此番游清的缘起以及游历所得意见之一斑，盖欲以统摄与概括此次游历之前后经纬也。

四、文芸阁之诗，系其今春游赏东京时所酬赠者。与文氏交游，始于此番游清期间，也是此行我最感倾心者，故影印摹写于此，以代题词。明治三十三年四月著者识

(1)编者注：此篇为《禹域鸿爪记》原序，因此集化用此名，故列于此，作为全书之序。

(2)译者注：因译丛体例，这几篇论文本书未译入，特此说明。（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1)学徒暑中旅行其一

车前载着柳条包，驰往新桥、上野两车站，与此类少年人途中相遇，一日里不下数十回的，近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由此怀想起学生时代的乐趣，不胜怃然之际，陡然萌生出错失天堂之感。学徒之习俗时尚，每年皆有所迁移，与往昔相比，趋于堕落之倾向则一目了然，值得慨当以慷者，实已寥寥无多，惟独此暑中休暇期间，旅行者有增无减一事，似可视为美好风尚进步征兆之一端。此虽因铁路轮船之利，在既往十年间，有突飞猛进之发展，其便捷已不复往昔所可比拟使然，而概乎言之，耳闻目睹境界之开拓，既使知识范围得以推扩，又为其落实了用武之地，由此还自然带来了将囿于三百年封建之旧习，当今政党犹难摆脱之地方割据之积弊，此类根本之病患，一朝加以击溃之利。更何况，步履所至，山水不乏秀媚横逸之态，此乃上天眷顾我邦之幸，故而汗漫之游，有利于滋养趣味之处绝不在少数，以致诵读名胜地志与纪行文字，在近日少年学徒那里，也便颇有了大行其道之概，这不能不是值得人为之欣慨的现象。只是涉猎犹浅，尚不出投合今人(2)时俗风尚之兔园册子范围，实为恨事！然而其旅行之范围，不出一二年间，终将因不甘于本国海岛之湫隘，进而着鞭于大陆，上下长江，(3)揽武昌、金陵之形胜，由闽、粤、厦、澳而抵香港、新嘉坡，以观欧人东侵之经营，不亦壮哉？！此等壮游，益发仿之效之，今日视为异乎寻常者，至他日辄习以为常，当不足为奇矣。终至，更进而深入其内陆，踏勘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发为咏怀之作的所在，而羁旅之愁苦况味，至今犹在；或者跋涉于新近为欧洲列强所侵占之东三省及山东等地，以察识其战略雄图；而对于准备作此一区域游历之旅行者，我还将进而奉劝其应该稍稍具备些学术、美术的眼光。

同样的一份山水，若听说它是有古迹的，便会平添三分神奇之感。四浓的山野景色，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及至辨认得庆长、庚子及虎踞龙盘之迹，自会生出一番勃郁难遏的雄心。芳野的山势，并非没有奇趣，但念及南帝播迁、犹自慨叹称幸的那份哀怜，便于依依不舍间，(4)平添了一份低回不忍离去的心念。若是没有千年帝王的遗址，诺乐之地终不过是残山剩水，何来赏心悦目之处？正因为有人留下过题咏的篇什，宫城之野纵然犁为田圃，也仍会牵动讽咏之怀。这就好比式(5)内的祠庙和朱印的寺观，山阻水涯，每每成了它的景致，为其增添光彩。留传下来的古时制作，其技艺之精妙，不由得令人对文明的进步持以怀疑，乃至让人生出甘愿前往当年那个文明极盛的社会去栖身的心念。诸如此类，实为吾邦所特有，旅行者之至乐。两千年间，有过多少社会变迁，层层鳞次，便这样一步步地展现在了眼前，其快意又哪里是言语所能表述得了的？可是，倘若不是稍稍具备相关的史学知识与美术嗜好，则又将与之当面错过，仿佛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终不免会有珠玉满地却蹂躏踩踏一番而去的遗憾。近年学术之进步，对学徒措意于此类事情，本当极具便利之势，然而近日坊间出售的名胜纪行书籍，倘若与平泽的《漫游文草》、宫川的《东西游记》，乃(6)至与当时大多脱不了鄙俗之嫌的诸如《名所图会》之类相比较，趣味似乎反而还更为贫乏。何以至此？显然绝非仅仅缘于木版雕刻古雅而活字印刷纤巧，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错觉，乃是因为世道之需求仅止于此，故而编述者所提供者，也只能如彼所需而已。吾辈又何必非得将时下绅士、绅商避暑之浴泉，一概视为放纵之温习场或不道德之播散地，抑或将那些对数步之外的胜景视若无睹、无所措意，只知弄花牌、昵贱妓，并以此炫耀豪奢者，一概斥为迹近禽兽之徒？如少年学徒这般，出于怡心养性之目的，跋山涉水，寻访胜迹，尚且错失了此等主要关目，对于其动辄予以轻视的古人，岂不多有愧疚耶？所以敢以瞽盲之言冒犯诸君者，但愿诸君于此有所思虑，则幸甚。（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稿）其二

去年夏天，归省途中，我特地花了一天工夫前去叩访那须国造碑，从守碑人那里得知，前来观碑的人几近绝迹，不由得暗地里为世人史学兴趣的如此淡漠而感到惊骇。那须盐原的温泉，就紧挨着西那须野车站，洗温泉浴的人，年年岁岁，摩肩接踵，纷至沓来。茫茫原野，半数已垦辟为树林和菜圃，只需花费半天的时间，在犁头剩下的四处，朝那长得比人还要高出一头的几茎野花，张望上那么几眼，浮想当年武士整饬箭筒、护臂钉饰闪烁如霰的情景，频频顾视硫烟直薄云天的那须岳；顺着弯曲的野径迂回而行，摩挲一千二百年前的古碑：这些，岂不都是让人意兴大感畅然的事？何况这地方位于那珂河的上游，是片高原，累累车冢，起伏于陇亩之间，纵然没有这块石碑，犹且让人仿佛有来往于神朱鸟之前的时代的感觉，然而，不想其落寞竟一至于此。上毛三碑散落在通往富冈的途次之间，雄劲超妙，有比肩瘗鹤铭之美誉的那块多胡郡碑，前往叩访者尚且寥寥无多，更何况其余二碑了。像存放在妙心寺中的法金刚院的古钟，以之询问寺僧，寺僧也不得而知，寻遍整个寺内，这才在一处颓败的钟楼上把它辨认了出来。长柄鹤满寺的钟，因在浪华郊外，而人们只知赏玩寺内的垂丝樱花，却置此华鲸绝响、梵音久遏之奇物于不顾！去芳草萋萋的原野上游玩的人里边，可曾有人留心驻目过藏山所藏的锈涩古奇的天宝铎？在考证古史的材料中，金石本是最为精确无误的依据，并且也是玩赏时趣味最多的品类，然而，对其意义绝少有所留意者，不想竟至于如此，那么其余的也便可想而知了。

我曾由笠置，沿着所谓的瓶之原分流而来的泉川，一路西下。河流折而北向处，别拓一境，不知何处是恭仁古都旧址，何处是净琉璃寺，海住山寺的塔尖，则浮露在北端的林峦间。南边紧挨着奈良山，(7)位于城与二州的咽喉处，但见暮烟一抹，鸭建角见命经略之迹，于若隐若显间，依稀犹存。若夫有香取、鹿岛之浦、霞湖及刀水诸景点缀其间，趁涨潮之时，鼓棹于明月朗照下的十二桥之间，有这般神圣降临的往昔岁月可供寻梦，则万劫一弹指间，古耶？今耶？让人有不胜今夕何夕之慨。进而往来于白石称之为高天原的常、磐一带，寻访二神儿孙诸神的祠庙，不经意间遇见了盐灶松岛的胜景，或者是碰巧访得了多贺燕泽之碑，汗漫游兴，皆莫过于此时之深湛而有味者矣。

大国主威令已久行全国，所到之处，祠庙祭祀之严整谨肃自不待言，这里边，沿海一带的鹿岛、香取姑且不论，即便是安房神社的天太玉命，尾张真清田神社的天火明命，盐灶神社，纪伊的日前国悬及熊野诸社，位于日本海海岸一带者，诸如若狭彦与弥彦，也都存留有天神的灵迹可供观赏。倘若将其与分布各处的古坟加以参照，那么对古史的研究，想必也就会稍稍多几分把握了。诸如这样的山陵规制，诚如蒲生氏所言，自太祖至孝元，开化以来二十三朝，筑陵墓于丘陇，前方后圆，取象于宫车；用明以下之十陵，则凿治玄宫以安置石椁；直至南都，方始重新恢复旧制。倘若在观览各地留存至今的古墓时，多少有些关于此等变迁的知识，也就不至于会有面壁相向时一脸茫然的尴尬了。(8)

在秽多的人种问题上，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相关研究中，必定会留有这样的记载，诸如自古以来，守陵之户乃是不得与良民通婚之一种贱民；而近畿诸国，不管已知抑或未知，幸存抑或已遭毁坏，陵墓总不下有千百座之数，散布在屈指难以尽数的各处，而贱种与良民，则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蒙古、马来种族迁徙的行踪，倘若也能从诸如此类散布在各处的古祠和坟冢那里一一加以证实的话，那么，诸多的情形，或许也就能像这样了如指掌了吧。并未对此类行踪做出寻索，而是像近日某记者那样，在谈论中国人杂居的问题时，援引蕃别作为例证，就会犯下认大内氏为嬴姓的错误。虽然无关宏旨，却也动辄闹成笑柄。而这一点，想必是不难特别留意到的。

凡此种种，若一一列举，更仆难尽，今仅就史学一端，取其触及思绪者拉杂陈之，以资旅行者有所启发。若能触类引申，则于学徒诸子，岂无小补也欤？（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稿）

(1)指读书求学之学生，非学手艺之学徒。

(2)兔园，又称菟园，古时梁孝王所建园林名，位于今河南商丘东郊。兔园册原指该园藏书，文字多粗鄙俚俗者，这里用来喻指日本当时流行的粗俗纪行文字。

(3)今作新加坡。

(4)指奈良。

(5)指记录平安中期律令法度的《延喜式》，由醍醐天皇下令编纂，于延长五年（927年）完成。

(6)指日本近世末期盛行的通俗地志、旅行指南，记述名胜古迹、神社佛寺的由来及地方物产等，并配以风景插图，作为庶民旅行出游的手册或有趣的地方读物。

(7)神魂命之孙，相传神武天皇东征由熊野攻入大和时，他化身为八咫鸟，自天而降，给天皇指路，并作为天皇的使者，对大和豪族兄矶城及弟矶城进行劝降。后成为贺茂御祖神社（下贺茂神社）的祭神。

(8)日本明治时代以前对贱民的蔑称。

赠诗及送别诗

文芸阁诗文廷式汉西百年基沛县，元三万里极欧罗；佛家别有河图谶，未若金轮世界多。帝出东方本系言，乌龙王气启金源；我读揅经无字说，更从西极望昆仑。杭爱山边自一方，白翎原向海滨翔；何因牧马思南土，天子中原乃卫王。别传虬髯事未真，近人云是盖苏文；若非晋水真龙兴，丹穴将求海外君。赌棋别墅是兵机，射笴聊城未解围；千古英雄惆怅处，秦王十八已龙飞。

游清杂诗次野口宁斋见送诗韵风尘满目近中秋，一剑将观禹九州；故旧当年空鬼籍，江山异域久神游。斗底朴昔开藩地，天接羲和宾日头；要访秦皇勒铭处，片帆先指古之罘。郊原草木激悲风，万马闻会蹀血红；王气朔方钟异类，龙神碣石限山戎。重关洪武修时壁，废苑咸丰劫后宫；一路寒烟青冢底，算来枯骨有英雄。庙前楸槚朔风多，斜日蒿莱没石驼；披发煤山宁有此，借兵回鹘竟如何。兴亡关数倾难挽，夷夏惟天覆不颇；剩得丰碑深刻在，乾隆皇帝谒陵歌。寂寞山川阅废兴，秦淮秋色感难胜；莫愁湖冷疏疏柳，长乐桥荒漠漠塍。儿女英雄千载恨，君王宰相一春灯；凭谁更问南朝事，碎雨零烟满秣陵。楼空不见鹤翩跹，落日浮云客系船；赖有司勋诗句在，朅来薄海羽书传。千秋江汉东南蔽，一部经纶内外篇；登瞩因生无限意，平波浩渺接长天。

宁斋曰：湖南《

禹域鸿爪记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蔼蔼大内青峦索索西风落木初，长城秋色果如何；津头若遇耦耕客，为报日东存逸书。

内藤湖南书来知其即日上程赴清国率然赋七律五章饯之野口宁斋其一天高鸿雁语清秋，有客俄传赴九州；蓄艾三年嗟我病，观潮八月壮君行。海青风急新罗角，山翠晴分渤海头；闻道人夷争午市，祖龙旧址吊芝罘。其二居庸关外冷西风，沙碛荒荒烽燧红；盗贼边疆甘伏奔，金缯社稷惯和戎。长城万里秦明月，黄草千年元古宫；毳幕穹庐人卧雪，可能物色到英雄。其三束手君臣涕泪多，他年风雨哭铜驼；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如何。只见北军归吕禄，未闻老将起廉颇；狗屠击筑声悲壮，谁唱牛羊敕勒歌。其四王气南朝几废兴，老臣忧国感何胜；长江滚滚空天堑，六代茫茫半循塍。狎客新声歌玉树，阉儿乐府唱春灯；草间石马无人吊，落日寒烟十一陵。其五楼头黄鹤舞翩跹，笳鼓秋清鄂清船；半夜闻鸡声已恶，中流击楫语曾传。海瀛人物同文会，江汉勋名劝学篇；应有起予书一纸，迢迢望断白云天。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幸德秋水王气中原竭，八维纷似麻；饮河诸葛马，浮斗张骞楂。天地秋风动，荆湘落日斜；江云骚国客，一酬吊长沙。

送内藤湖南次秋水词兄韵三首国府犀东汉庭文武坠，吕氏下诏麻；金晕九重阙，银河八月楂。吴门秦碣古，湘浦楚云斜；诗舫澧沅去，招魂万里沙。楚天大江划，千里一鞋麻；倚剑行吴地，乘秋上汉楂。魏人横槊赋，越舸举帆斜；乌鹊南飞夕，五湖月满沙。北斗黄河，海漘盗似麻；胶州扼形胜，沪上警行楂。汉口宾鸿度，荆门俊鹘斜；归篷及期下，莫远溯金沙。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次秋水君韵芝水渔夫谁致回天力，中原理乱麻；一枝提健笔，万里上仙楂。树古秋风急，城孤落日斜；汉庭金气尽，无术化丹沙。

送内藤湖南游于清国松冈素侠空中有声知何物，长鸣夜堕渤澥；紫气直上贯斗牛，三眼如电固不群。知君道德希古圣，儒业又见穷典坟；时务常年钦诸葛，归来欲继贾生文。长城明月苦风露，楚地秋色滋英芬；况复征人泪万斛，凭吊洒尽入暮云。禹域江山虽易到，蒿目之徒终何分；千古真游谁最是，今年今日独有君。

(1)文廷式（1856—1904），江西萍乡人；字道希，号云阁，一作芸阁，又号芗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清光绪十六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戊戌变法前，劾李鸿章，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赞助光绪亲政，后遭慈禧太后革职，颇受新派文人尊崇。长于诗词，学问也佳，有《补晋书艺文志》等数种著述，词作于浙西、常州二派外，独树一帜。

(2)内藤湖南同乡先辈，死于中日甲午之战，本书《禹域鸿爪记·其二》中有所叙及，可参读。禹域鸿爪记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1)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2)若傍晚抵达门司，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3)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极目眺望，大伽罗、耽罗国，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4)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5)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1)畑山吕泣，生卒年未详。内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员。先后参与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日本人》和《亚细亚》的编辑工作。

(2)门司，日本福冈县一港市。

(3)海域名，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4)英里旧作哩。

(5)三井物产会社，1876年三井组合并两家较小的公司后创设，后成为三井财阀的核心。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1)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2)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3)是我在台湾时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4)城相距约一里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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