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良霄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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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试读：
序言
（一）1982年冬，在草我所撰《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一文的结尾中这样写道：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取皇位继承这一关系当时大局的问题，来看看蒙古的旧俗如何？入元以后有了些什么变化？对内地有哪些作用和影响？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要了解元朝各种制度的特点，并全面估计元朝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便很需要把它的各种制度，逐个方面、逐个问题，从蒙汉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以及它们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对立和排斥的全部发展过程，作深入的剖析。否则，我们就很难把当前的元史研究再向前推进一大[1]步。这也就是我的方向和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写这部元史，就是实现这一方向与愿望的尝试。当然，限于体例，在这本书里，一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像写专题论文那样充分地展开。
人们习惯地把历史比作一条汹涌曲折的长河。这条河源远流长，因为它是汇合其流程内所有的支流而成的。所谓河海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中国的历史长河，便是融会了所有中国各民族——无论是历史上的或现存的——历史文化所组成的。两条巨大的江流在它们的交汇处合流，相互激荡、扭转，进而混合、交流，最后融成一体，浩荡东去，为大自然增添了奇异的景观，而且往往因此改变下流的环境。这在自然界是常见的现象。元朝的历史也很像是这样。蒙古民族如同一股湍急的山洪，不，应该说是巨大的泥石流，从漠北草原上，汹涌地冲向内地，与颇趋沉寂的汉文化主流（包括已趋汉化的女真文化）相碰撞、搏击、渗透、交融。终于一个制度上糅合汉、蒙传统文化的元王朝建立了起来，完成了全国空前规模的大统一。试想，这是一幅何等惊心动魄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朝已进入成熟的后期。在经济结构上，土地租佃制度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繁荣。在政治制度上，伴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增强，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制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峰。而就在这时，一个僻处白山黑水之间的、初跨入文明门槛的女真族征服了江淮以北的半个中国，把宋室逼迁至江南一隅。金朝初期，金统治者在中原地区扶立傀儡政权，进行间接统治。这无疑对两种文化的冲撞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1137年，金熙宗废除伪齐，积极采行汉法。显然，半定居半渔猎而兼营农业的女真人，在接受汉文化上是比较迅速的。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夺取了帝位，尽诛宗室中的反对派，将上京宫殿夷为平地，迁都中都（今北京）。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为积极推行汉法铺平了道路。内迁女真的汉化，从中央的政治建制到猛安谋克人户的风习，都很快先后完成。他们“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燕饮音乐，皆习[2][3]汉风”；宫廷丧礼，“并用汉仪”；百姓“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4]。金世宗的后期，频频提倡保存女真旧风俗，学习女真语，企图阻止这一趋势，但事实上没有奏效。当时人便有“猛安人与汉户，今皆[5]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之认识。蒙古统治时期，内迁的女真人与北方汉人已几无分别。当然，我们也完全不应该忽视，随着女真族的入主中原，它的一些落后的制度，也对中原的社会状况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说驱口制度，这对于宋朝奴婢已趋向于雇佣取给的现象，无疑造成了明显的逆转。
相形之下，蒙古从征服到采行汉法的过程则是时间长得多，在程度上也远为保守。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游牧文化与农业定居文化的对立。这一点，我们从窝阔台时的近臣别迭等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说法就可以看出。其次，蒙古的征服地区广及于中亚，当前四汗时期，在蒙古汗廷任政务、受亲信的主要是在文化上与蒙古比较接近的畏吾儿，及东来以商贩闻名的回回等人。窝阔台末年，中亚的塔剌必起义被镇压后，蒙古统治者明显地采取了对被征服民族的官员易地而任用的方针。牙老瓦赤等回回人被派到燕京来，主管汉民公事。耶律楚材也受到奥都剌合蛮的排挤。第三，当时的蒙古汗国建都在和林，远离汉地，只能遥控亚欧广大地区。在耶律楚材的主持下，蒙古在华北地区建立了一些便于统治汉人的制度，但这只是地区性的，就蒙古汗廷而言，这时并不存在采行汉法的需要与条件。采行汉法只是在忽必烈建立新王朝之后才开始的。即使在忽必烈时期，采行汉法仍然是有限度地进行的。这除了出于蒙古统治者本能的民族偏见与歧视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女真人汉化的前车之鉴。这个危险，金世宗早已有所认识。忽必烈是以大定之政作为政治楷模的，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再蹈海陵王全面汉化的覆辙。此外，忽必烈和后来的元朝皇帝，名义上是所有蒙古汗国的大汗，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一批分据草地，习惯游牧生活，主张坚持蒙古旧俗，反对“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漠北诸王。他们的态度，对忽必烈采行汉法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牵制。这些都是导致忽必烈在采行汉法上既有限度，而且很快从积极改革转而为消极保守的内在原因。
建国初期，一些史学家把元朝说成是黑暗时代。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对它在采行汉法方面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估计。其后，这一说法遭到摒弃。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论断，元史学家们充分肯定了元朝的历史作用，但对于在元代，一些蒙古旧习被继续保留下来，牵制汉法，使社会性质的某些方面产生逆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忽略。我们以为，这也同样妨碍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元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这一点事实上已为元史学界所公认。我在1985年第3期《文史知识》上，曾以《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为题，作了通俗的说明。我把它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的重大意义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元朝的大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第二，大统一为南北方经济的恢复、交流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三，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上，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第四，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此外，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产生过巨大的作用。详细的内容，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有所涉及。但我在那篇短文中也着重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在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相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制度，它们是由元朝统治者所确立或强化，而为明代所继承，其作用十分深远。如专制皇权的加强，行省制度以及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等等。这都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制度史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课题。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旧制与金制的拼凑。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元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是由巨大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同促成的，忽略哪一个方面都将是不全面、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所以，在本书里我们比较着重于制度的叙述。对于它们，我们总是企图从蒙、汉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以及它们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对立和排斥的全过程着眼来进行考察研究的。由于水平有限，实际的效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好在作为一部断代史，本不可能专题深入。只要我们的上述一些看法能够有一点参考价值，而我们的叙述又能让人们对元朝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我们暂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二）
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们最感到头痛和不好处理的是人名、地名的音译。这个问题经常使读元史的人眼花缭乱而望书却步。魏源曾统计过，元人史料中同名为帖木儿Temür的便有一百二十四人，名不花Buqa的八十人。同一个Temür，汉语音译有帖木儿、铁木儿、铁木而、铁穆耳、帖睦尔、忒木儿、帖睦迩等许多种；Buqa译作不花、孛花、卜花、普化、溥化、普华等多种。当时译音无功令可循，所谓“译音无定字”；加上南北方言互殊，中古音和今音间又有了变化，这就更增加了译音上的混乱，使我们在恢复其原形的工作上产生困难。不单此也，当时的蒙语也很不规范，读法就有差别。比如旭烈兀的继承者阿八哈Abaγa，同在《元史》里又有作阿不哥、阿不合。又如：《元朝秘史》里的阿勒台Altan其名，《元史》里则作按台、按摊。除了蒙古语外，《元史》中还有大量突厥、波斯等许多民族的名词，对于它们，往往只有能通这种民族语言的专家才能辨识。还有一种情况，同是一个名词，不同的民族的称呼往往各不一样。比如，新疆的和阗（今和田）又作于阗，蒙古语称斡端，波斯语则作忽炭。总之，它涉及的内容本十分复杂，译写的方法又无章可循，自然就形成这种纷繁杂乱的现象，一直使人难以措手。
不过，尽管纷繁杂乱，元朝史料中的译音，大体有以下三个系统。第一种是见诸明修《元史》（取材于《实录》及家传），以及所有元人著作中的元朝时期的音译，我们姑称之为元代音译。我们把它们归之为一个系统，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当代的音译。总体上，它们更吻合元人的读音，更接近所谓“名从主人”的原则。而在事实上，它们的状况，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形容的纷繁杂乱。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熟悉汉语并对蒙古语、波斯语等有所了解的人，是不难通过汉字音译正确地恢复其原形的。问题在于，还必须掌握一些变例：
蒙古文来源于古畏吾儿文，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q（kh）—，—γ（gh）—往往不发声，变成一个分音符号—’—。如突厥语的baqa-tur，《唐书》里作莫贺弗。《元朝秘史》则读为把阿秃儿ba, atur，元人读作拔都儿ba′tur。Bulghar读成了不里阿尔Bul′ar。
字母中凡第一个辅音是h的，概不发音。如怯薛中的殿前带刀者huldüi读为云都赤，《元朝秘史》旁译中，hüldü作兀勒都。
字尾为—n的，在读音时往往省略。如按陈Alin也可以称阿勒赤Ali；达鲁花臣daruqain通常都作达鲁花赤daruqai。
y与j两个字母常常互用。如突厥语“站”作yam，蒙古语则作jam；有名的札剌亦儿部Jala′ir，《元史》里也作押剌亦而Yala′ir。
字母m与b也常互用。如乞卜察克Qibaq又作钦察Qimaq；哈卜哈纳思Qabqanas又作憨哈纳思Qamqanas。
清、浊音d、t也往往互用。如答剌罕darqan，在《北史·蠕蠕传》作塔寒，《唐书》中作达干tarqan；Ta′ir作答亦儿、塔亦儿。
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为r时，其发音则在它的前面再冠上它所后接的元音。如Ros读作斡罗思Oros；Rininpal读作懿璘质班Irininpal。拔都在西征俄罗思时残破了名城Raizan，蒙古人读起这个地名来作也烈赞Eraizan。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认为Raizan只能译作烈也赞，表面看来很正确，实际上是违反元时译例的。
字母—l在母音后多读为—n。如Altan之读作按摊，sultan之读作算端，Jalaldin之读作扎阑丁。
字尾—a，—ai，—an常常可以互用。如怯薛台käšiktai、怯薛丹käšiktän。
当然，这样的变例还有一些。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的有语言学上的根据，有的则出于约定俗成。比如说波斯语Abu Said，元人译作不赛因；Abu Bakr译作不别。首音A似乎是可以省略的。Said却读作赛音，《明史》里则作撒因，d变成了n。究竟根据什么？则不得而解了。因此，掌握它们，除了多看、熟悉以外，可能别无良法。不掌握这些变例，读《元史》就会横生许多困难。譬如，在讹答剌城杀死蒙古使者，遂致引发成吉思汗西征的花剌子模将军哈亦儿汗，其名为亦难赤或亦纳勒出黑Inālchik、Yinaluq。但《元史·太祖纪》却成了哈只儿只兰秃。只兰秃Jinaltuq这一读法乍看与亦纳勒出黑简直是两个人名。其实，根据变例：J＞y，—l转读为—n，蒙古语尾tuq代替了突厥语语尾uq。这其实都是有译例可循的。
第二种即所谓洪武译音，是明初朱元璋为了编行蒙语教材，培养翻译人员而任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亦黑等编行《华夷译语》时所使用的音译办法。他们曾“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明太祖实录》）依靠以汉字译音而保存下来的《元朝秘史》，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语言与文学的重要文献。其译音的办法也是极为严谨的，而且对标音的汉字，有的还特别加上偏旁，以表示原事物的性质。山名的对音皆从山，如不峏罕山；水名从水，如腾汲吉水。其中的“峏”字完全是新创；“汲”也是有意的使用。其他如与口有关者从口、从食、从言、从齿；与足有关者从足、从辵、从走；与衣有关者从衣、从系、从巾；器物从金、从皿，等等。都是既标出其读音，又示意其属性。已故的陈垣先生曾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明。从其译例方面，还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1.所有母音的标音是：
阳性元音 a阿 o斡 u兀
阴性元音 ä（e）额ö斡ü兀
中性元音 i亦
众所周知，根据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在任何一个蒙古语字里，其元音或者一律为阳性，或者为阴性，是不容羼杂的。中性则可通用在阳性或阴性字里。
2.凡有辅音q的字，其元音都只能是阳性；有k者则都是阴性。
3.当时汉语中没有与q音对应的字，故只有用h的音来标示。为了区别于ha合，故在qa的标音“合”字的左上角注上一个小“中”字，其形式为“中合”。碰到左上角有小“中”字的标音，我们便可确定它的辅音是q。
4.凡对音汉字之左下方标有“舌”字者，表示其辅音为r。
5.在对音汉字的右下方标有小“黑”字者，表示其后有辅音-q；有“克”字者表示有辅音-k；有“惕”字者表示有辅音-t；有“勒”字者表示有辅音-l，有“木”字者表示有辅音-m。
6.辅音n所构成之诸音节，其对音为na 纳 no 那 nu 讷nä 捏 nö（那）nü 奴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比较容易把《元秘史》的标音复原其蒙文原形。不过，由于这本书长期来辗转传抄，鲁鱼亥豕之处不少。现存的三种版本（《四部丛刊》本、《叶德辉刻本》、《莫斯科影印本》即韩泰华[6]藏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错误。13世纪的早期蒙古文，到今天已有很多变化。因此，要正确复原并重新翻译，也并不是件容易事。而且，《元朝秘史》所保存的洪武译音，虽然严谨规范，但它毕竟是用明初的音读来标注的，与元代已有某些变化。比如元代称宫廷宿卫与执事人员为“怯薛”（kä-säk=käšik），《元朝秘史》则将它准确地标为“克失克”，但这已不是元朝的读法。元朝人也把kä克读为“怯”，故克烈部kärä’it也称为怯烈。ši失的读音在元代蒙古文中尚未流行，故读如薛sä。从严格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当然仍应以元代的音读为准。
第三种即所谓乾隆译音，是清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时，对辽、金、元三史及部分著作的译名的改译。编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文人，根本不具备语言学的必要修养。根据乾隆的旨意，他们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企图“使音训皆得其真”。他们完全不懂得，契丹语不同于索伦语；当时的满洲语、蒙古语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全同于金代的女真语及元代的蒙古语。而且，《元史》中还杂有大量中亚诸族的语言。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单使音失其准，训失其真，而且使有的文献原貌丧失，几乎无法利用。比如，他们把俄罗思王公密赤思老Mstislav改译为穆尔奇扎尔，将孛兰奚（相当于汉语的“阑遗”，即遗失之意）改译为布哷齐，注云：“吹海螺人也。”被改译的元人文集中，有著名的《元朝名臣事略》一书。解放前，史学研究者们只能接触到乾隆的改译本。其中叙土土哈之先，居玉理伯里山，“襟带二河。左约罗，右曰伊苏”。这就使再大的学问家也无法推定这两条河在哪里。根据解放后中华书局影印的原本，“约罗”原作“押赤”，即《元朝秘史》之扎牙黑；“伊苏”原作“也的里”，参考西方史料，明眼人一望就知，前者是今乌拉尔河，后者即伏尔加河。这种改译简直是胡译，同他们对许多史籍进行篡改、删削和销毁的做法一样，只能认为是一种文化犯罪。所以在研究辽、金、元三史时，我们一般很忌讳使用乾隆改译本，只是在原书已佚的情况下，才不得已引用它。
以上表述，是因为谈到元史人名、地名的音译时，顺便就这方面的常识作点介绍。具体到本书时，我们在译名上基本是依据《元史》。但《元史》中写法也常有几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体上是有本传者，取本传的写法；没有本传的，则择其流传较多者。也有的选择纯是习惯和偏好，实在定不出一个标准来。还有，在叙述蒙古初期时，因其惟一的、详尽的文献，首推《元朝秘史》，我们常常大段加以引用。其中的译名与《元史》及元人文献自然不同。比如：成吉思汗的名字，《元史》作铁木真，《秘史》作帖木真。我们在行文中采“铁木真”这一译法，但在引用《秘史》时，却只能照用“帖木真”，而无法改写。又如：忙兀部首领畏答儿，他在《元史》里是有传的。但在《元朝秘史》中，却译作忽亦勒答儿。我们在不能改动《秘史》引文的情况下，只好在全书中一律以忽亦勒答儿称之，免使读者误认为他们是指不同的两人，因而产生混乱。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总之，在元代译音与洪武译音这两套系统的使用上，虽基本上是以前者为准，但迁就的事是常有的。总的目的与要求是，要让一个人名或地名，只能以一种写法在本书里出现。在初见的时候，我们也尽可能注上罗马字拼音，这对于读者或许有所帮助。（三）
最后还有一个年代的写法问题，我们也不能不在这里简单申明。按照我国史学界通行的办法，年代用公元，而月日则用旧历，混合使用。这是一个明白而又简便的办法，我们在本书中也使用了这个办法。但是，元史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又有特殊之处。比如说，蒙古军的三次西征，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原是按回历记载的。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这些著作时，都折合成了公历的月日。我们在写作时便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些成果，同时也认为没有必要再把它折合成旧历的月日，强求与本书的其他章节相一致。为了区别，凡是公历的月日，我们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并在相应的章节中加注，作特别说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简便处理办法，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书中引用的资料，一般情况，我们是都注明出处的。但为了避免注码太多，当引用《元史》本纪，已明著事件年月，或者涉及个人，而《元史》里有本传可稽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至于看法不正确，引用或理解史料有错误或疏漏，则均属水平问题，唯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赐教，以利改正、提高。幸甚，幸甚。周良霄1990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章 蒙古族的起源第一节 历史上的东胡诸部族
在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北与南西伯利亚相接，地理学上称作蒙古高原的地区（今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很古以来便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这些强悍的草原民族，一个接一个勃然兴起，像劲健的雄鹰一样，飞掠过草原，然后大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逝。这些民族既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历史，又与当时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中生动多彩且不可分割的篇章。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和北方地区的开发，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历史上活跃在蒙古草原上的诸民族，就主要而言，包括东胡与突厥两大文化系统。这两种人在文化上各有其明显的特质，而又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突厥种类“千种万类”，他们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畜产多马、牛、羊，操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大多以蒙古高原中部山地为中心，向东、西和南方向发展，长时期是蒙古草原上的强大统治民族。东胡也是种类繁多。他们原始的居地大概在大兴安岭。由于所居的地理条件不同，同属于东胡的诸部，在生活模式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东胡诸部，东与通古斯人为邻。他们过着半定居的狩猎兼畜牧生活，牲畜有牛、马，兼畜豕，但无羊。大兴安岭西侧的东胡诸部最早大概都是森林狩猎民，其中一部分进入蒙古东部平原的开始转营游牧生活，养羊的习惯则是从它的西邻突厥人那里学来的。至于散处在大兴安岭南段，并由此而弥漫于辽东、西，乃至阴山东段的东胡诸部，虽以游牧为主，亦兼有粗放的农业。他们因伴汉塞而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水平则较其他同族为高。东胡语当是属阿尔泰或土兰语系的蒙古语支，在发音上多带很重的颚音。东胡诸部在历史上虽曾屡次役属于它的西邻突厥族，但也多次征服过突厥而成为高原的强大统治者。在长时期的相互角逐中，彼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婚姻媾通、兼并融合，在这些合力的推动下，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族日益趋于接近，终于导致13世纪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不过，从族源的角度看，早期的原蒙古人是出自东胡种。这种看法，近半个多世纪来，在蒙古史学界已大体上趋于一致。早在20世纪20年代，《蒙兀儿史记》一书的作者屠寄就提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1949年以来，中国的蒙古史学界大多数人都持东胡说，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一文，与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一书，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然而，其中不少的环节仍然是若暗若明，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为了深入一步来探讨蒙古族的起源，让我们也追寻历史的足迹，对东胡诸部的演进作某些必要的追索。东胡
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晚出的《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书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也说：“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类似的说法，都是这些少数民族内迁后编造出来的故事，用意可能是在张扬族胄，自然是可疑的。据《史记·匈奴传》：远在战国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国语·齐语》韦昭注：“山戎，今之鲜卑。”当时人把匈奴称之曰“胡”，另部在匈奴之东，故即以“东胡”称之，显然这并不是它的自称。《管子·小匡》说：管仲佐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唐初国子博士尹知章注《管子》，谓“屠何，东胡之先也”。不过，这一说法出现较晚，其根据云何？难于肯定。而且在《逸周书·王会解》里，是把“不屠何”与东胡、山戎并列的。因此，也很难相信古之东胡便是屠何。《史记·赵世家》里，又有“三胡”之说。《索隐》云：“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在当时众多的北狄部落中，把这三部统而称之，有可能它们都是同一族类的部落。《正义》指明：林胡、楼烦接岚、胜之北，其居地在今晋西北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之地；东胡在赵国之东，燕国之北，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之地。赵武灵王变俗，服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东自代郡，沿阴山，西至高阙，既北拒匈奴，也东御东胡。其后有燕将秦开，曾充质于东胡，熟悉东胡的内部情况，且骗得了东胡的信任，故得乘间袭破东胡。东胡却走千余里。燕也筑长城，自造阳东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以拒守北边。秦并六国，以蒙恬伐匈奴，尽收河南之地。匈奴势蹙，北方因而一度形成“东胡强而月氏盛”的局面。东胡王恃势无厌地向匈奴冒顿单于索取名马、爱姬，冒顿隐忍求全，悉数奉予。东胡王愈益骄纵，引兵西侵，要求割予边地瓯脱之外的大片弃地。冒顿已忍无可忍，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奋然而起，乘东胡不备而袭之。骄傲的东胡王大败，人民畜产悉为匈奴所掳。从此，东胡灭亡，北方开始出现强大的匈奴政权与中原汉王朝相对峙的局面。乌桓、鲜卑
乌桓属东胡的一支。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汉初，匈奴冒顿攻灭东胡，其一部分余众走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乌桓山在哪里？说法纷纭。考《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属有“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属内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乌丸即乌桓之异书，古代桓丸同音。这是关于乌桓山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此乌州之位置，虽《辽史》所记不详，然同时期乌桓遗种之居地，《旧唐书·室韦传》犹斑斑可考。其中记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又：“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又同书《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那河即嫩江。乌罗护之西邻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居啜河之南，啜河即今绰尔河。前引之峱越河，约可以雅鲁河当之。然则此乌丸人之居地，当在今内蒙古布哈特境内。[7]前人所考，恐皆失之于偏南。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乌桓是匈奴的属部，每年向匈奴统治者输纳牛、马、羊皮充岁贡，过期不纳，辄没其妻子充奴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将大军伐匈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亦即古东胡之旧地，为汉侦伺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以领之。乌桓恒依违于西汉与匈奴统治者之间，叛服不常。东汉光武帝时，乌桓转盛，西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乌桓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附汉，汉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迁居塞内，布列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为汉侦备，以防匈奴、鲜卑。但它亦常与匈奴、鲜卑勾结，钞掠边地。东汉末，乌桓势力复兴，辽西、辽东属国及右北平诸乌桓大人率各自称王，而以蹋顿为总摄，始置千夫长、百夫长部伍其众。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蹋顿于柳城，大破其众，并将其余部及幽州、并州所统之乌桓万余落，尽徙居内地。这些人此后与汉人融合。
据记载：乌桓善骑射，随水草游牧，迁徙无常。庐帐门朝东。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伴塞而居的乌桓人，已有粗放的农业。其地宜青穄、东墙。东墙是一种形如蓬草，实如穄子的植物，十月间成熟。乌桓人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糵。其所食之米皆仰给汉地。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缕。居常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如汉人之箇步摇。其俗“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足见其母权制残余仍十分严重。他们推举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并不世袭。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婚姻先将女子掠归，待半岁或百日后，再遣人致送牛、马、羊畜，以为聘礼。婿随妻归，妻方居一二年，充其仆役，于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然后妻家为置居处财物以为嫁妆遣还。父兄死，子弟可收其后母或寡嫂为妻。人死殓以棺，葬则歌舞相送，并以彩绳系肥犬，连同死者所乘之马匹、衣物、服饰，皆烧以送之。其意“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8]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引《魏书》对这种仪式作了详细的描叙：“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马长寿注意到这种风俗是“乌桓人怕死者灵魂回不到原始家乡，所以延请萨满诵指路经，使死魂经历险阻，归至赤山，中间勿被横鬼遮断道路。并以一犬牵之，说明他们的祖先原初就是坐着犬拉的雪橇到草原的东[9]南部的。”这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推测。可以补充的是，在殉葬物中突出犬、马，说明他们原是一种狩猎民，而且似乎是不养羊的。
鲜卑也是出自东胡的一个分支。《魏书·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把鲜卑托源于黄帝，当然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对史学家来说，历来感兴趣的是大鲜卑山的位置问题。同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1981年，米文平经过实地勘察，发表了《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10]究》一文，终于揭开了这个长期来引人瞩目的历史之谜，确证了《魏书》所记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石庙，位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所属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峰东麓之嘎仙洞（北纬50°38′，东经123°36′）。这就为我们证明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顶峰，“幽都”便是指大兴安岭北段的广漠林海雪原。这里的鲜卑人，是一种森林狩猎民，当时仍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这就是拓跋鲜卑的先民。
拓跋鲜卑之外，在大兴安岭的南段，与乌桓同时活动在代北以至辽东边外的，还有一种鲜卑人。他们早从东汉或更古的时候起便已见诸汉籍。《晋书·慕容廆传》：“慕容廆，字弈洛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山据诸书所载，一在柳城[11]东南，一在棘城之东。它们都有一定的根据。但究竟是那里的山以族得名，还是族以山得名，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大兴安岭北段就还有一座大鲜卑山。而且，王忱《魏书》是把其人“别保鲜卑山，因号焉”的记载，放在“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12]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一段之前分别叙述的。这就说明，鲜卑之名，早在被冒顿所破之前就有了。分散在辽东、代北边外的东部鲜卑，很可能同是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分衍南迁的。
至于构成拓跋鲜卑的一支，其南迁的时代则要比东部鲜卑晚得多。《魏书·序纪》记其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马长寿推定：此推寅活动的年代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公[13]元25—55年）年间；所谓大泽，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种低湿的草原地对一个原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又八传而至诘汾，亦号为“推寅”（鲜卑语钻研之意），在神人之指示下，又开始率部南迁，“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诘汾统治时期，正是匈奴亡败，东部鲜卑檀石槐勃兴时期。檀石槐建汗廷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南掠汉地，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他分其境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其所置大帅中有日律推演（或作曰律推演）者，即上述之第二代推寅诘汾无疑。可见诘汾的南迁，正是和檀石槐的扩张这一形势相联系的。所谓“匈奴故地”，马长寿认为当指匈奴单于祖先发迹之所的漠南五原郡内（《乌桓与鲜卑》第243页注（一））。然《晋书·秃发乌孤传》：“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秃发乌孤》所记亦同。可证拓跋氏在诘汾、力微统治时期，据地是在漠北。所谓匈奴故地，乃指单于龙庭而言。力微灭没鹿回部，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神元三十九年（258年），力微始迁于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八传而至什翼犍，始置百官，建年号，称代王，移都云中之盛乐宫，筑盛乐城。其孙拓跋珪重建代国，改称魏王，创建了北魏王朝，统一了北半个中国。
鲜卑的风俗语言同于乌桓。在辽东、西的鲜卑人，常以春秋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拓跋鲜卑披发左衽，故被称为“索头”。鲜卑语厨名阿真，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台中乘驿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14]谓之羊真。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沈曾植早就指出：鲜卑语与蒙古[15]语相去无几。法国卓越的汉学家伯希和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16]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上录诸鲜卑语词都有一个后缀“真”，正相当于蒙古语词的后缀-in，在元人的汉语音译中通作“臣”或“赤”（蒙古语中字尾-n往往脱落，故读作i），其意即执其事之人，相当于汉语的“者”。蒙古语中司文书者作必阇赤（bitiki），站驿人员作站赤（jami），这同鲜卑语的“比德真”、“咸真”读音几乎完全相同。鲜卑语“处可寒”，犹汉语言“尔官家”，蒙古语中第二人称[17]“你”亦读作i。鲜卑语称兄为阿干，蒙古语亦作aqa。这都说明，鲜卑语同蒙古语确有共同的祖源。拓跋珪营平城，在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又于宫殿西筑土[18]台，谓之白楼。说明拓跋鲜卑尚白色，与蒙古相同。辽东鲜卑大人投鹿侯外出从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檀石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其妻告曰：“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19]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这与蒙古传说中的阿兰豁阿感神光而生孛端察儿，其后裔繁衍为蒙古尼伦部的神话，不无类似。当然，南迁后的鲜卑诸部，由于大批匈奴人被吸收进来，因之在文化上必然受匈奴的影响。随着与汉人交往密切，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愈来愈高。迁入中原的鲜卑人，最后都融合在汉人之中。从辽地鲜卑人中则分衍出来库莫奚与契丹两种。室韦《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史·室韦传》也说：“室或为失，盖契丹之类。”契丹是鲜卑的一个分支。《辽史·世表》记辽东鲜卑为慕容燕所破，“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可知室韦与鲜卑实同一源流。伯希和认为，无论鲜卑或室韦，似均为Serbi, Sirbi或Sirvi的汉译。《魏书·失韦传》第一次对室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㮈水。国土下湿。”啜水即今之绰尔河，盖水（《北史》作善水）、屈利水、刃水皆嫩江之某一支流。㮈水即嫩江。以此推之，此部室韦之居地，殆即今内蒙古呼盟莫力达瓦旗一带。他们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与豆莫娄同。夏则城居，冬逐水草。他们是一种渔猎民，多产貂皮，亦有简单的农业，种植粟、麦和穄。同他们的东邻通古斯人一样，多畜豕，惟食猪、鱼；饲养牛、马，俗无羊。丈夫索发，妇女束发，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使用角弓，箭尤长。有麹酿酒。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举行天葬。此部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始遣使入贡。到隋代，关于室韦的了解有了增加。他们分为五部：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旦室韦以及大室韦，各不相一，皆役属于突厥。突厥置三吐屯领之。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冬夏迁徙，夏天则移住西北之贷勃、欠对二山。其地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故人皆巢居以避其害。此部稍后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意即酋长。死则以子弟世袭为之。男子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遽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筏，亦有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为屋，以遽篨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皆抱膝而坐。畜产无羊，少马，多猪、牛；田收甚薄。“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方便将新妇盗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以为死者之妻不可共居，故寡妇不再嫁。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物产多貂。这里的南室韦，显然是就《魏书》所记之室韦部而加详，他们的居住地即嫩江河谷。由此北行十一日为北室韦，分为九个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地气候寒冷，雪深没马，故居民冬则居土穴中。骑木（乘雪橇）而行，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亦凿冰捕鱼，衣以鱼皮。其部落酋长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副之。上引余莫弗瞒咄之“弗瞒咄”、乞引莫贺咄之“莫贺咄”和“莫何弗”，皆突厥语baatur（＞蒙古语拔都儿、把阿秃儿，意为勇士）。北室韦北千余里为钵室韦，依胡布山而居，以桦皮为屋。钵室韦西南四日为深末旦室韦，因水为号。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言语不通，多产貂鼠、青鼠。
据上可知，当时的室韦部落是散布在大兴安岭北端，以渔猎为主的森林民。唐初李延寿修《北史》，其中之《室韦传》，前半部分照抄《魏书》，后半部分则照抄《隋书》，但令人不解的是，把《隋书》“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一句脱去“造酒、食啖”四字，这样就成了室韦“与靺鞨同俗”，与《隋书》原意相去千里。杜佑《通典》记室韦大唐所闻有九部，其名为岭西室韦、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纳婆莴室韦、达木室韦、骆驼室韦，实为十一部，漏讷北室韦一部（据《唐会要》补）。其文字则全袭《隋书》。不过，在“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句中，又增入“言语”二字。《唐会要·室韦传》复删“造酒食啖”四字，而径作“语言与靺鞨相通”。这些记载，很难认为是无根据的率尔增删，可能正反映了其近邻靺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唐代，室韦部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唐人对室韦的了解也有所增多。《新唐书·地理志》说，呼伦贝尔池四面皆室韦。湖区的西南，与回纥接境有乌素固部落，以东为移塞没部落、塞曷支部落，后者居啜河（今绰尔河）之南。其次为和解部落，即所谓黑车子室韦。其东为乌罗护部落、那礼部落。乌罗护之东为靺鞨，西接突厥，南邻契丹，北即乌丸。乌罗护与那礼部落之东北为山北室韦部落，又北为小如者室韦部落，又北为婆莴室韦部落，东为岭西室韦部落，东南为黄头室韦部落。黄头室韦人户甚多，兵强势盛，其东北与居混同江北之达垢族为邻。岭西室韦北为讷北支室韦，部落甚小。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之嫩江北岸有乌丸人，其北大山之北为大室韦部落，傍额尔古纳河而居。乌丸东南三百余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此河东南流，汇入于嫩江。此外，在从呼伦池屈曲东流的额尔古纳河畔，从西而东，依次有西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落俎室韦。所有这些室韦部落都处于分散状态，彼此在经济生活、社会发展水平上，都有颇大的差距。
从这些室韦诸部的发展中，明显地表明一种南向迁移的趋势。乌罗护在《魏书》里作乌洛侯，它的居地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完水即额尔古纳河，难水即嫩江（或作㮈水、那江）。它的西北即拓跋氏先祖石庙所在的大鲜卑山。而唐代的乌罗护，大体上已南移到了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另一部和解室韦（黑车子室韦），到唐的后期，[20]已出没在幽州界外。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在辽河上的契丹衙帐更北百余里，就进入了室韦人的居地。这都是有力的佐证。
840年，蒙古草原上的回纥汗国为黠戛斯所攻破，余众溃散，特勤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可汗乌介率余众亡至振武、大同塞外，据室韦黑沙榆林。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唐河东节度使刘沔突袭乌介营，乌介惊走，至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乌介旋被害，其名王贵臣遏捻等留室韦者尚五百余人。唐政府逼使室韦引渡，遏捻不自安，乘夜西走。余众则分属为七姓室韦所有。几天之后，黠戛斯相阿播领军七万自西南天德界追蹑而至，大破室韦，将回纥之留室韦余众尽掳北还。
辽兴，分散的室韦部落先后为阿保机所征服招徕。辽为置官府统治。《辽史·百官志》载：北面部族官中有大黄室韦部、小黄室韦部，各置闼林统领，后又改闼林为仆射或司空。辽的属国名单中有黑车子室韦国王府、室韦国王府。辽的诸属部有七火室韦、黄皮室韦等。北宋沈括使辽，记室韦“今谓之皮室，其俗类契丹。”辽亡，耶律大石在漠北称王，其所会部众中犹有大黄室韦部。入金以后，室韦之名就开始在文献上消失。第二节 蒙古部的西迁
两《唐书·室韦传》中所记的蒙兀室韦，是我们迄今所见关于“蒙古”一名最早的记载。伯希和指出：“蒙兀二字，唐代读为Mung-[21]nguat，乃Mongghol之绝对的正规译音。”至于《新唐书》把“兀”作“瓦”，完全是描刻时的讹误。兀字的收声-t，在唐代的西北方言[22]中已读为-r，所以兀（-r）正就是Mongghol中尾音-l的对音。《旧唐书》把额尔古纳河称作望建河（《新唐书》作室建河），它说：“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可知蒙兀室韦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深林中。这同波斯著名的史学家剌失德丁所记完全契合。《史集》说：“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内哄，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23]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又说：“已经知道，〔前述〕〔蒙古〕各部族起源于遁入额儿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24]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蒙古一词成了他们氏族的名称。”“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某时〕逃到额儿古涅—昆来的那两个人的[25]氏族产生的。”《史集》中关于蒙古弘吉剌部的叙述，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证的记载。弘吉剌部与成吉思汗所出的尼伦部，同出于“曾经遁入额儿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由于人口繁殖，久之，额儿古涅—昆之地已难以维持生存，他们于是谋向外发展。但是，严寒的山谷和狭窄的险道使他们无法通行。他们便发明把牛皮制成鼓风箱，煽燃大量堆集的木柴和煤，使岩壁熔化，以此获得了大量的铁，并凿通了走向原野的道路。而弘吉剌却“未经商议，就先于他人突然走出〔峡谷〕，[26]以致踏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弘吉剌部在12世纪时的居地，屠寄和日人箭内亘根据《元史·特薛禅传》考证，在额尔古纳河与特勒[27]布儿河合流处的苦烈业尔山（《元史》作苦烈儿温都儿斤）。弘吉剌部正是蒙古人中不曾西迁蒙古草原中部山地，而是继续留居在额尔古纳河畔的一支。13世纪时的蒙古人，对于他们的原始住地在额尔古纳河上，似乎仍是人各皆知的。剌失德丁还亲耳听到过“有一群现在住在这里（按：指波斯）并曾见过额儿古涅—昆的蒙古人肯定地[28]说，虽然这个地方很艰苦，但尚未达到〔所说的〕那种程度”。但是，类似的记载，在中国的史籍中却几乎很少有踪迹可寻。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和它的御用文士们，所着意的是蒙古先世神话的渲染，借以证明成吉思汗是一个“法天启运”的“圣武皇帝”，而对于蒙古人原来住处北荒的落后情况，则有意地进行隐讳而遂至于被遗忘了。“蒙古”一词，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解释十分纷繁。其中许多是晚出的，很难作为实据。《黑鞑事略》的作者彭大雅提出“鞑语谓银曰蒙古”之说。然蒙语里银作münggün，《元朝秘史》旁译作“蒙昆”，读音不能相通。把蒙古与“蒙昆”混淆，只能认为是一种附会，当是涉女真王朝之称“金”而来的。剌失德丁则说：“蒙古（m（u）ūl）一词，最初作萌古（mūnk（u）），意即‘孱弱’和‘淳朴’。”[29]但蒙语“愚”应为蒙合黑（mungqaq），与Mongol并不是一个字。故《蒙古源流》一书的德译者施密德，指责这一说法毫无根据，认为“盖西域史家于蒙古语一无所知也”。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就语言问题进行讨论，只想介绍一些宋元文献中关于蒙古山的记载，以供参考。《契丹国志》一书的扉页上，附有一幅《契丹地理之图》。在上京之北，标有“蒙古山”三字，山的西傍有白文的“蒙古”二字，表明当时的蒙古部是傍蒙古山而居。蒙古部之西，依次为于厥、鳖古里、鞑靼。在鳖古里与鞑靼之间有“萌古司”，当即辽所设控御蒙古等部的官府机构。清人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一书，其卷3《巴林》一章中，引《辽史·地理志》谓：“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二年城之。”后名为上京。今本《辽史·地理志》但作“天梯、别鲁等三山”，而阙蒙国之名。然卷一一六六《国语解》龙眉宫条明载“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三山”云云，不审《地理志》何以解“蒙国”之名。要之，蒙古山之名，在宋人文献中绝非仅见。如《事林广记》卷3所载《大元混一图》中，长城以北，辽阳界与古北口之间，自东往西，分列有“木叶山”、“蒙古山”、“祖山”。《黑鞑事略》也载：“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此山在于厥之东，则其位置在大兴安岭一带，正是蒙古初兴之地。有关蒙古山的说法，很容易给我们以联想，使我们把蒙古与同源的拓跋鲜卑来对照。他们同起源于大兴安岭的北端，据说都是兵后逃亡到这里的幸存者。鲜卑的始兴地有大鲜卑山，蒙古人的先世所居地也有蒙古山，前者通过“推寅”（钻研）而得以南迁，后者则依靠凿山锻铁而向外发展。两者之间明显存在某些共同性质，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蒙兀室韦部落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西迁？一般推测在840年黠戛斯灭亡回纥汗国之后。每当草原上的强大汗国崩溃时，那里的部族分布图也相应发生变化，这是合乎情势的。剌失德丁在谈到蒙古部发展的历史时说：“虽然没有确切的年代，但〔这个氏族〕大约经历了四百[30]年。”《元朝秘史》记始迁来不儿罕的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代祖先。看来，它们是有所根据的。
传说中的蒙古部的祖先，即额尔古纳河森林中的两个人，一名捏古思（Näküs），一名乞颜（Kiyan）。“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31]以人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捏古思和乞颜可能就是原蒙古人时代互通婚姻的两个氏族。它们的后裔中，有一个“有命于上天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蒙语：孛儿帖Börte意为苍色；赤那ino意为狼），“他是若干部落的首领”。他的妻子名豁埃马兰勒（豁埃Qo′ai意为惨白色；马兰勒Manal意为鹿）。他们一同渡过腾吉思水，迁至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之地。狼的神话出现在蒙古的传说，正是他们西迁蒙古草原以后，开始受到突厥文化影响的反映。
据《元朝秘史》记载：由孛儿帖赤那八传而有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妻子名忙豁勒真豁阿。按照当时蒙古草原诸部命名的习惯，如果是男性，则在本部族名后缀“台”（tāi、dai又译歹、䚟），如塔塔儿分部秃秃黑里兀惕（Tūtūqliūt）的男子命名为秃秃黑里台（Tūtūqlitāi）。如果是女性，则加后缀“真”（in），名为秃秃黑里真[32]（Tūtūqliin）。按照这种命名的习惯，可知孛儿只吉歹（Borigidai）一名，当是出自孛儿只斤（Borigin）部族。而忙豁勒真（Mongqolin）一名，则明为出自蒙古（Mongqol）部的女子。“孛儿只斤”一词[33]原是突厥语，意为蓝色目睛。邵循正指出：孛儿只吉歹与忙豁勒[34]真之名，均不见于《史集》，显然是一种臆造。正是从这种臆造里，透露出成吉思汗的先世是具有突厥血统的。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孛端察儿（孛儿只吉歹之曾孙）始建蒙古孛儿只斤部。这个部便是以父系的名字为氏，以母系的氏为部结合而成的。其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又把“孛儿只斤”命名为自己所创建的氏族。据此，正如邵循正所指出的：“我们可以说蒙古是室韦和突厥的混合。”蒙兀室韦西迁的过程，也就是它接受突厥影响而迅速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多数的蒙古部落从森林民转化成了典型的草原游牧民。第三节 辽金统治时期的蒙古草原辽对蒙古草原的统治
回纥汗国崩溃后，蒙古草原上一度出现契丹和鞑靼互争雄长的局面。
关于鞑靼，最早见于鄂尔浑突厥碑文，作Tatar，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达打、挞笪、塔塔儿等异译。《辽史》中通常作阻卜，《金史》作靻䪁，它们可能是契丹语对鞑靼的称呼。关于鞑靼的族属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通行的说法是属室韦的一支。不过，把室韦与鞑靼连读或互称的记载，仅见于仍有争议的两例。[35]而两宋人的著作，则几乎都肯定鞑靼乃是靺鞨的别种，也就是出自通古斯人。考这一说法最早的持论者，是北宋初人宋白。《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勃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稍后的欧阳修，在《五代史记·达靼传》中，亦谓：“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勃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其后，南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诸家，皆循此说而无异词。宋白，《宋史·文苑传》有传，字太素，大名人，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举进士第。宋太宗时，曾预修《太祖实录》，且以史馆编修纂修《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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