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主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百家争鸣

墨家墨子

在宇宙观上，墨子主张“尊天、敬鬼神”，这是他思想背景的局限所导致的。但与一般的“敬鬼神”思想不同的是，墨家学派注重科技，讲求思辩。《墨子》书中最早记载了光学现象和几何观念。

法家韩非

韩非（前280～前233），中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他曾多次上书谏韩王变法图强，但昏庸的韩王拒不采纳。他退而著书，博览群经，分析和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思想，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赏识，但他的昔日同学李斯等人嫉妒他，对其进行陷害，后来他被迫自杀。韩非的理论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韩非像

韩非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全面论证中央集权必要性的思想家。韩非首先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立场出发，认为人与人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要治理社会和国家只有用暴力和权术。他主张法治，强调法要统一、法要严峻、法要公平、法要讲信用。君主居法律之上。韩非的君主专制学说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为后来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第一次把“理”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指出“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具体法则。“道”则是体现在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中。“道”寓于“理”中，只有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理”的认识，人们才能认识“道”。《韩非子》书影

其实，这样的认知“道”的方法，与老庄之学认知的“道”，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魏晋玄风

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它探讨宇宙的本原，提出了“有无”、“体用”、“本末”、“一多”、“动静”、“象意”、“名教自然”等哲学范畴，有较强的思辩性。

王弼的“贵无论”

王弼（226～249），字辅嗣，汉末士族后代。中国三国时期哲学家，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高逸图

王弼的一生虽然很短，但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第一个将本末、体用、动静、象意等作为哲学范畴加以研究。嵇康像阮籍像

他的贵无论风靡魏晋论坛。其主要理论是以无为本，把无当作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认为静才是事物的本质。在认识论上主张“得意忘象”，“象”是传达“意”的媒介。世界的本体依“象”来表达，发现本体忘却媒介之“象”，才能真正得“意”，即对事物得到认识。

王弼构造的玄学理论，使中国的理论思辩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玄风的终结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是何晏、王弼开创玄风。接着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随意自然使士族贵族子弟放纵不羁，终日以酒色为乐，于是出现了乐广、裴頠的纠偏之论，提出“自然不离名教”的思想。这是玄学的第二阶段。郭象发展了裴颁“崇有”的思想，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是为玄学的第三阶段。

郭象（252～312），字子玄，中国魏晋时期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庄子思想的研究，著有《庄子注》。在书中郭象总结了玄学思潮发展中的各种争论，把“贵无”和“崇有”合一，“自然”和“名教”合一，从而把玄学理论推向一个高峰。他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独化”、“玄冥”等哲学主张。他认为自然万物是自然产生，没有主宰，它们独自生存灭亡，人们认识它是徒劳无益的。但他又提出了“玄冥之境”，所有的事物在玄冥之境中得到统一。自郭象后，玄学的发展就此终结。

黄宗羲学说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思想史家。

其父在同“阉党”斗争中死去，他本人也是“阉党”之敌。清人关后，参加过反清复明的八年抗清斗争，晚年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他积极倡导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并身体力行。明夷待访录

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理气之说。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生人生物，理是依于气的，无气则无理”。

黄宗羲总结民族败亡的教训，十分重视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对皇权及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抹去了皇帝头上用来愚民的灵光，说历来的皇帝都是自私的，为天下之大害。他们“为一己之利乐而不惜荼毒天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他还对支配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君为臣纲”进行了无情批判，说大臣应以人民为重，而不要成为一家一姓的牺牲品。他主张要限制君权、监督王权，他还发出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呼声，这在17世纪的世界上是振聋发聩的先进思想。

顾炎武思想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亭林先生。明末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人关，他抗清失败后度过了25年的游居生活。

在哲学上，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物质性的气，一切万物的存亡只是气的聚散。以“道”和“器”来说明事物的规律和具体的事物。无“器”之物就无“道”之规律。顾炎武像日知录

顾炎武在政治思想方面，认为皇权不应至高无上，甚至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分权口号。用“国”和“天下”来区别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是皇帝一家一姓之灭“亡”；亡天下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人与人相残杀。王朝灭亡是权贵的事，广大民众没必要为此效愚忠。顾炎武更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问题的研究，他强调经世致用，崇尚务实。顾炎武故里

王夫之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一生著述颇多，有100多种，共400多卷。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

王夫之对明朝灭亡也总结了教训，认为其与“理”学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认为只有人欲的合理满足，才合乎道理。明儒学案王夫之像

他的突出贡献是在哲学上，王夫之把中国朴素的惟物辩证法推向新的高度，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思想，运动的普遍性及量变、质变思想，矛盾对立面相互依存、转化的思想，这些都是超越前人的，反映了明清之际哲学的时代精华。

龚自珍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出生于官僚世家。他大胆揭露了官僚制度的黑暗、腐败。他不堪忍受封建专制下的政治沉寂、人才毁灭和思想压抑。他的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广为世人传诵。他憧憬社会的大变革能给一个民族带来生机。他的政论与刚正的人品，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定庵全集龚自珍雕像

严复思想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清廷第一批留欧学生，学习海军知识，回国后，任职水师学堂。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积极宣传、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主张变法。严复像

严复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阐发进化论思想。他把进化论应用于中国社会，阐述了他的“天演哲学”。

严复的进化观点带来的进步思想，在激发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变法图强、振奋精神方面起着积极和进步的作用。

二、佛教文化

佛教教义教规

中国佛教在基本教义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中的原有说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三法印说、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等，其教规分为小乘戒和大乘戒。

四谛说指四种佛教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讲人生就是痛苦。佛教对苦又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八苦说，它指出人生所经历的八种痛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八苦包括了生理的痛苦和社会生活的痛苦。集谛讲痛苦的原因，佛教以无明即对佛教真理的愚昧无知为苦因，认为众生由于无明而作恶业，于是感招苦的结果。灭谛讲灭尽诸苦，涅槃寂静的理想境界。道谛讲灭除痛苦的方法或途径，佛教认为有八种正确的方法，称八正道。

缘起论也叫缘生论，是“因缘生起”的简称，“缘”指条件、原因或关系。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都有其原因，都处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的因果关系之中。缘起论是佛教用来解释自然、社会、人生及各种精神现象的最基本的理论。

三法印说是三种印证佛教学说的标准，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不居的，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诸法无我是说一切事物都由缘而生起，没有独立的、恒常不变的实体作为自己的主宰。涅槃寂静指超越生死烦恼而达到寂静常住的涅槃境界。三法印再加“一切皆苦”就是四法印。只有符合法印的学说才称得上是佛教学说。

因果报应论是说有因必有果，无因必无果。人们的任何言行都必然会引起相应的结果，任何原因在未得到果报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善的行为产生善的果报，恶的行为产生恶的果报。人们在今生今世的贫穷富贵，都取决于自己的善行或恶行。佛教以此教导人们去恶从善，由积德行善而求得解脱。

六道轮回论说明人们由于作业（即活动）的不同而产生六种不同的报应，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人们在六道中流转，如同车轮旋转，循环无穷。这是因果报应论的进一步说明。强调恶行产生恶报，恶报又引出种种不良观念，产生新的恶行，感招未来的恶报，如此往复不尽，永无停止，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中永远不能出离六道，只有皈依佛教，才能超越轮回。

佛教戒律是为在家和出家的佛教徒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戒是出家僧侣和在家信徒共同遵守的用以防非制恶、归向善道正法的戒规，律是专为出家僧侣制定的用以制伏恶行恶念的禁戒。佛教戒律一般分为小乘戒和大乘戒。小乘戒包括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在家居士必须守五戒和八戒。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居士终生遵守的戒条。八戒是在五戒之外加不眠坐高广华丽的大床、不修饰打扮和视听歌舞、不于午后吃饭三条，是居士在过临时性的类似僧人的生活时短期遵守的戒规。十戒是为沙弥和沙弥尼制定的戒规，其内容是将八戒中的第七戒不修饰打扮和视听歌舞分为两条，再加上不蓄积私人财物一条而成十戒。佛教规定，出家后受十戒的僧人，男性称沙弥，俗称小和尚，女性称沙弥尼，俗称小尼姑，年龄在17至20岁之间。具足戒是为比丘和比丘尼制定的戒规，因戒品完备具足而得名，也称大戒。比丘和比丘尼所遵守的戒规数量不一样，按《四分律》的规定，比丘戒有250条，分8个方面，而比丘尼戒有348条，分7个方面，对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及衣、食、坐、卧等从身（行动）、口（语言）、意（思想）三个方面作出了详细而又繁杂的规定。受过具足戒的僧人，男性称比丘，俗称和尚，女性称比丘尼，俗称尼姑。大乘戒又称菩萨戒，分为重戒和轻戒两部分。重戒有十条，为十重戒。这十条是：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卖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即吝啬财法，不肯施舍，且加以诽滂诋毁）、瞋心不受悔戒（即仇恨他人，不受对方忏谢）、谤三宝戒（即毁谤佛、法、僧三宝）。犯十重禁戒者要受开除僧籍的重处。轻戒有四十八条，称四十八轻戒，它分为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两种，前者是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菩萨六度而设立的，分别为轻障施戒（妨碍布施的轻戒，如不信三宝、不敬长老等）、轻障戒戒（妨碍持戒的轻戒，如不乐涅槃、威仪不静等）、轻障忍戒（妨碍忍辱的轻戒，如报复瞋打骂弃等）、轻障精进戒（妨碍精进的轻戒，如贪图睡眠依卧、贪无义语虚度时光等）、轻障定戒（妨碍禅定的轻戒，如不求教授、不除障碍等）、轻障慧戒（妨碍智慧的轻戒，如诽谤佛教教义、不精研佛教而学异端异学等）。这六种戒旨在引导僧众行善法，所以又称摄善法戒。另外一种是利益有情众生，这是帮助他人的戒律，所以称饶益有情戒，具体指轻障同事戒（对他人痛苦不闻不问，如不帮助同伴、不看望病苦者等）、轻障布施戒（前一障施戒是妨碍布施佛法，这一戒是妨碍布施财物等）、轻障利行戒（对不良行为不予制止）。犯四十八轻戒者按照佛教有关规定进行忏悔，而不予开除。

佛教源流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文献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就有八种之多，一般以汉明帝永平（58～75）年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当时中国流行黄老方术，佛教也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而来自西域的传教僧侣也以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佛教，比如用道家守一的修行方法解释佛教的静坐观心的禅定方法。有些僧人还掌握某种方术，并以此来扩大佛教的影响。佛教依附于盛行的黄老方术，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信奉。汉代的佛教传播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并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地。传教僧人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代表。安世高（约2世纪），西域安息国人，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他是汉译佛经的创始人，他翻译的佛经集中在小乘佛教的禅数学方面，译风偏质，注重直译，共译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佛教经典。支娄迦谶（约2世纪），西域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167年之前）到洛阳，传播大乘佛教般若学，译风偏文，注重意译，所译《道行般若经》对以后的佛教理论发展影响较大。

魏晋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更多的印度和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译经传教，中国僧人也开始前往西域和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带回翻译，所译经典涉及大小乘经、律两部分。两晋时期译籍范围更加广大，法显（？～约422）西行印度，取回许多戒律和其他经典原本并加以翻译。道安（312，一说314～385）第一次在由政府组织的译场中译经，他把翻译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要求译经家按照中国语言习惯翻译佛经经意并提高译经水平。四部《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也在这一时期译出。当时成就最突出的译经僧当推鸠摩罗什。鸠摩罗什（343～413），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后秦弘始三年（401）到长安，组织僧团，设立国家译场，从事译经。罗什所译主要是印度龙树（约3世纪）一系的大乘空宗学说，其译风以达意为原则，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尽量使梵语与汉语完美结合，后人给其译文质量以很高的评价。他所翻译的经典主要有《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阿弥陀经》、《大晶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成实论》和《十诵律》等，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派别所研究和尊奉的经典依据。当时译经事业的发展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是玄学。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学经典，融会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现象和本体的关系，而佛教般若学恰恰具有和玄学相近似的特征，于是般若学说依附玄学而流行开来。般若学思想渊源于印度大乘空宗，大乘空宗以非有非无的双非方法论证世界的虚幻不实。但当时中国流行的般若学说并没有完全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有模式去理解和解释般若经义，而是按照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玄学关于世界万物本体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般若学也依据这三种观点理解《般若经》中“空”的意义，形成“六家七宗”，即道安的本无宗、支道林（314～366）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敏度的心无宗和于道邃的缘会宗，加上本无宗的分派即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共为7家。一般以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三家最能概括七家的观点。本无宗主张无或空是世界的本体，无在万物变化之前，空为万物的开始。本无不是从无生有，而是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所以称本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的无。心无宗主张使心虚静，不对事物起执着之心，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它侧重于说明现象的有。即色宗主张“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认为事物由众缘和会而生起，没有自性，本性空寂，同时事物又有虚假的存在，并非空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和现象的相互联系。

僧肇纠正了六家七宗对般若学说的曲解，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佛教般若学理论，从而使佛教义学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384～414），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少年时以抄书为业，因此而阅读了大量典籍，尤其喜欢老、庄之学。后来阅读了《维摩诘经》而信仰佛教，出家修行，拜罗什为师，是罗什弟子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位。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其中《不真空论》破斥本无、心无和即色三宗，说明空的意义即不真空，万物本性空寂，虚假不真，是为非有；但万物已经形成，假象还在，是为非无。《物不迁论》以求静于动、静不离动的即动即静论来证明不真空义的体用一如论。《般若无知论》强调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才能认识真谛。

慧远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佛学家。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13岁开始学习儒家典籍和老、庄之学，21岁时从道安出家，继承并弘扬道安的般若学思想。后在庐山定居，组织僧团。他曾与罗什通信讨论佛学，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对出家僧人礼敬帝王，使政府要沙门敬王的诏令未能实行。他在东晋元兴元年（402）率领僧众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缔结莲社，希望升人西方净土世界，为中国弥陀净土信仰之滥觞。他还著有《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等多部论著。提出了法性本体论，认为法性是宇宙万物的绝对真实的体性，同时也是修行成道后的涅槃境界。主张形尽神不灭，以神不灭论作为报应论的基础。又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称为三报。现报为现世受报，生报为下世受报，后报为在长期的轮回中受报。

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当时不少封建统治者不仅支持译经，还组织国家译场，并与高僧保持良好的关系。孙权（182～252）专为康僧会（？～280）建造建初寺，道安实际上成为苻坚（338～385）的政治顾问，鸠摩罗什则受到后凉政权和后秦政权的敬重。慧远也与王公贵族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佛教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据传西晋时洛阳和长安两地的寺院共有180多所，僧尼3700余人，而佛图澄（232～348）在后赵所建的佛寺就有893所。东晋时代也热衷于造寺。与此同时，佛教音乐、绘画、造像都得到发展，特别是综合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开始兴起，著名的莫高窟即于建元二年（366）开始修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体裁也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出现。

南北朝时期，佛教从两个方向发展，南朝侧重于佛教理论，北朝侧重于佛教实践。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并支持佛教，尤以梁武帝（502～549在位）最为突出。他原来信奉老子，天监三年（504）下诏皈依佛教，并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两教为邪道。实际上他主张三教一致，而且从不同方面利用三教。他在宗教信仰领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他给著名的义学僧侣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请他们讲经说法，撰写论著。他敕建许多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等11处。又广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等。又令僧人译编佛典，并亲自撰写佛学论著，向僧俗讲经。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政府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中，这实际上充实了佛教的寺院经济。南朝的佛教在梁朝时达到极盛，计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而宋代有寺院1913所，僧尼36000人。陈代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

北朝统治阶级对佛教则有废有兴。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386～409在位）及其继任都重视佛教。到太武帝（424～452在位）时下令毁灭佛教，为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北魏文成帝（452～466在位）时又复兴佛教，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各地寺庙达到6478所，僧尼77258人，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就有寺庙1376所。北周时期武帝（561～578在位）再次推行灭佛政策，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令僧尼还俗。朝廷的灭佛措施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矛盾的激化，但每次灭佛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佛教的再度振兴。

这一阶段的译经事业继续得到发展，译经范围涉及大乘各种经典，包括净土经典和密宗早期经典，小乘经、律、论三典，佛教逻辑学和印度佛教史料等。南朝译出的重要经典有《大方广华严经》60卷、《达摩多罗禅经》2卷、《大般泥洹经》10卷、《胜鬘经》1卷、《楞伽经》4卷、《杂阿含经》50卷。著名的译师为真谛（499～569），他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重点译出了瑜伽行派的论著，据说《大乘起信论》也是真谛所译。北朝译经以菩提流支（生卒年不详）为首，组成译经集团，翻译的主要内容是瑜伽行派的经论，给佛教义学不发达的北朝提供了许多资料，但大多数没有发生理论影响，惟一发挥作用的是《十地经论》。昙无谶（385～433）在北凉玄始十年（421）翻译的《大般涅槃经》40卷首先流传到北朝，传入南朝后对南方佛教义学影响极大。

这一阶段的重要的佛学家当推竺道生。道生（355～434），俗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寓居彭城。从竺法汰（320～387）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出家，随师姓竺。15岁开始讲经，受具足戒后已经很有名气了。晋安帝隆安（397～401）年中到庐山修行7年。隆安五年（401），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传法译经，道生慕名北上受学，成为著名弟子之一。义熙五年（409）又回建康。不久，法显与人合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经中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一阐提人即没有善根的人除外。道生经过研究，首先提出一阐提人也能成佛的观点，被佛教界视为邪说，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到苏州虎丘山，南朝宋元嘉七年（430）西行至庐山。不久，昙无谶的凉译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然说一阐提人也有佛性，僧众极为佩服道生。在佛性论的基础上，道生又提出顿悟论，反对魏晋般若学者关于在七位顿悟（即在成佛的十个修行阶段中只在第七阶段顿悟）的观点，主张真理不可能分为不同的部分，觉悟只能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他还提出法身五色、佛无净土和善不受报等理论。以道生为首倡，涅槃佛性论和顿悟论曾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随着这一时期佛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各种佛教学派陆续兴起。当时最重要的佛教学派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三论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毗昙学派、俱舍学派等。

涅槃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大槃涅槃经》而得名。《大槃涅槃经》以常、乐、我、净为涅槃的四种品德，强调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南方的涅槃师以道生和慧观（383～453）为两大系，北方的涅槃学者则以慧嵩、道朗等为先驱。当时对于涅槃佛性的解释达11种之多。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正因佛性，即成佛的内在依据？佛性是本有（即本来就有）还是当有（即将来必当成佛）？这一学派还首次提出判教说。

成实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成实论》而得名。《成实论》的“实”指四谛，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这一学派以四谛论组织教义，主要强调我空，兼论法空。成实师分为寿春系和彭城系两大系统，南方寿春系以僧导为代表，北方彭城系以僧嵩为代表。

三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中论》论述缘起性空和八不中道的中观学说；《百论》说明世界万物“毕竟空”的道理；《十二门论》也说明万物性空之理。梁代以前的三论学派称为“关河三论学”，指罗什之后在研习三论的同时，又研习《般苦》和《成实》等经论的综合性风格。自梁代僧朗在摄山（今南京栖霞山）开创“摄山三论学派”，主要研究二谛论和中道观。

地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阐述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段、阿黎耶识缘起等内容。地论师分为南道系和北道系，南道系以慧光为代表，他的弟子中以法上（495～580）为上首。北道系以道宠为代表。南道系主张八识说和佛性本有（现常），北道系主张有第七识即阿摩罗识，强调佛性当有（当常）。

摄论学派因研习和弘传《摄大乘论》而得名。《摄大乘论》主要宣传惟识观。由真谛首倡，其下以智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为最著，其主要观点是以第八阿梨耶识为妄识，而又立第九阿摩罗识作为纯净之识，认为阿摩罗识亦指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毗昙学派因研习和弘传阿毗昙理论而得名。阿毗昙指佛教的各种论说，作为毗昙学派研究的只限于小乘佛教的各种论。南朝的毗昙师以梁代慧集（456～515）为最著名，北朝则以道安为重视毗昙学的第一人，最著名者为慧嵩。他们主要讨论我空法有的理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

俱舍学派因研习和弘传《俱舍论》而得名。《俱舍论》主张一切法为有，三世中的法都是有。俱舍师分两阶段，真谛译出《俱舍释论》后，由弟子慧恺等弘传，为第一阶段。唐代玄奘又重译《俱舍论》，其弟子从事传习，为第二阶段。这一学派主张现在世的法是有，过去世的法为无，而与《俱舍论》有异。

北朝还流行净土学派、楞伽学派。但北朝佛教的特点是侧重实践，特别是禅观，除楞伽系的禅师外，北朝还有许多重要禅师，尤其是僧稠比较突出。僧稠（479～560），俗姓孙，昌黎（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人，28岁出家，后投少林寺跋陀禅师，受北齐皇室厚遇。他的禅法主要是以四念处实行禁欲，流行面很广。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尼的增多，各级政府便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政府管理僧务。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僧官。南朝僧制沿袭后秦，设僧正、悦众、僧录等职，以僧正为最高僧官，地方设寺主掌管一寺事务。北朝各代，北魏设监福曹为最高佛教管理机构，后改为昭玄寺，北朝其他各代大致也都如此。以沙门统为最高僧官，其副职为都维那。地方上设维那、上座、寺主等职。与此同时，寺院经济有了发展，寺院拥有土地，这些土地多为皇帝、贵族和地主捐赠。梁武帝建大爱敬寺时，一次赐给良田80多顷。寺院开设当铺性质的“质库”赢利，同时还受信徒施舍钱财，收入很可观。北朝还设置了僧祗户和佛图户，僧祗户是寺院的佃户，佛图户是寺院奴隶，来自罪犯和官奴。

南北朝佛教文学、绘画、寺塔、造像等继续发展。佛教文学分为诗和文两部分，佛教诗人以谢灵运最为突出，擅长佛教文论的有宗炳、颜延之、沈约等，许多人是诗文兼优。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北朝则以曹仲达为最，后世称其作品风格为“曹衣出水”。寺塔建筑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南朝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最华丽，北朝所造也极为壮观。石窟造像艺术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南朝只在摄山开凿石窟，北朝则极盛此风，北魏开凿有云冈、龙门和天水麦积山等著名石窟。北齐有天龙山和响堂山等石窟，并刻有石经。

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繁荣鼎盛期，其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产生，而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则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为隋唐佛教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隋唐佛教首先得到朝廷的支持。隋文帝（581～604在位）在当政伊始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扶植佛教，度僧建寺，造像写经，他在100多个州立舍利塔，度僧23万，建寺3000多所，写经46藏，造像10.6万多尊。他还设昭玄寺为中央佛教管理机构，并立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各州设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地方僧官。他还将全国各派佛教学者集中在长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隋炀帝（605～618在位）采取扶植和保护佛教的政策，在各地建造寺院，支持译经。也曾设立无遮大会，即贤圣道俗平等无遮，共施财物佛法的法会。据传他在位期间共度僧尼16200人，铸刻新佛像3850尊。

唐代帝王自称是老子后代，尊重道教，实际上三教并重，以道教同佛教抗衡，又以儒教约束佛、道两教。唐高祖（618～626在位）早年就信佛教，执政后就立寺造像。他曾诏令三教次序为老子、孔子、释迦，后因太史令傅奕疏请而下诏沙汰僧尼，但未能实行。唐太宗（627～649在位）本人不信佛，但仍然奖挹佛法，既尊重佛教，又抬高道教。他在每处旧战场都立有寺院。他还设立译场，支持玄奘（600～664）等人译经。武则天（624～705）诏令佛教在道教之前。他组织翻译80卷本的《华严经》，聚敛钱财铸造大佛像。唐玄宗（712～755在位）恢复三教并用。唐朝的寺院和僧尼数量，唐太宗时全国有寺3716所，唐玄宗时有寺5358所、僧尼126000多人。唐朝的僧官制度，唐初以鸿胪寺为最高佛教机构，武则天时改为礼部的祠部统管佛事，设郎中、员外郎二位僧官。每寺设上座、寺主、都维那三纲各一人。贞元四年（788）又设左、右街大功德使掌管全国佛事。唐代实行度牒制度，由祠部发给合法僧侣身份证明书，称为牒，凭此可以免除徭役。唐代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唐均田制规定僧人道士每人给田30亩，女尼女冠20亩，百人以上寺观可拥有常住田10顷，50人以上则7顷。实际上寺院占有大量田产，武则天时，全国公私田宅多为僧占。后来均田制破坏，寺院更是扩充庄田。另外还放高利贷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与世俗地主利益的矛盾加深。到唐武宗（841～846在位）时，终于下令毁佛，称会昌法难，使佛教发展大受打击。后来五代的周世宗（954～958在位）也诏令毁佛。洛阳白马寺

佛教宗派在隋代和唐代前期纷纷建立，隋朝时三论宗和天台宗创立，唐太宗时法相宗和净土宗创立，唐高宗（650～683在位）时律宗创立，武则天时华严宗和禅宗创立，唐玄宗时，密宗创立。禅宗在唐中叶后又出现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派。各佛教宗派又先后传入朝鲜、日本等地。

隋唐佛教艺术也发展到了顶峰，集中体现在石窟艺术上。隋开皇九年（589）在河南安阳开凿的那罗延窟最为著名，云冈、龙门、响堂山、天龙山和敦煌石窟则继续开凿。唐代扩造龙门石窟，其中的奉先寺为龙门最大的石窟，窟中凿刻有卢舍那大佛，是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又在其他各处继续建窟。在敦煌壁画中画有许多经变图画。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即俗人的讲经活动的流行，变文的创作极为普及。变文是对描绘极乐和地狱的各种情景的变相图所作的说明，用通俗文字写成，为说唱文学的鼻祖。

宋明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逐渐衰落时期，其标志是佛教内部失去了创造力。隋唐佛教宗派大都以寺院为理论和传教中心，这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封闭性，使僧众信仰和民众信仰之间产生隔阂，佛教本身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失去了理论创造的活力，经过会昌法难后，除了适合于民众信仰的净土宗和适合于士大夫口味并强调自耕自食的禅宗之外，其余诸宗均告衰落，而净土和禅宗也逐渐合流。

宋代一反后周的反佛政策而适当地保护佛教，寺院数量增加，寺院拥有土地，免除赋税徭役。宋初派遣157个僧人去印度求法，自太平兴国（976～983）初设立译经院，建立了完备的译经组织，译出以密典为主的大批经典，但并未对佛教义学发生多大影响。宋代开刻大藏经，共有官私五种版本，即蜀版《开宝藏》、东禅版《崇宁藏》、开元版《毗比卢藏》、思溪版《圆觉藏》和延圣版《碛砂藏》。宋代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禅宗以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盛行。云门宗只在北宋流行。一批禅宗史书如《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禅宗语录如《古尊宿语录》相继编纂完成。净土宗提倡念佛。其他如律宗、华严、天台等宗的理论也在宋代流行，而他们的修行方法则结合了念佛禅法。宋代反佛势力也很大，佛教以儒佛调和论来替自己辩护。理学吸收华严、禅宗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标志了佛教地位的降低。宋代盛行的口语体禅宗语录对文学有很大影响，宋代佛教塑像和绘画都以写实见长，主要石刻则有四川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中华大藏经

辽代佛教流行华严宗、密教和净土宗。寺院经济特别发达。刻印《契丹藏》或《辽藏》大藏经，在刻自隋末唐初的房山石经上又凿刻了一些重要经典。金代受北宋影响则以禅宗最为流行，金刻大藏经为《赵城藏》，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被发现。元代佛教也很发达，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就有寺院24318所，僧尼21300多人，还不算私度的僧尼数。寺院经济发展很畸形，寺院除拥有大量土地外，还从事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甚至开采矿藏。元代刻印的大藏经有《普宁藏》、《弘法藏》和《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流行西藏密教和汉地禅宗。密教中重要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1239～1280）。元代佛教造像因采用藏密造像风格而称为梵式，传统的汉地风格则称为汉式。永乐南藏

明代改变了元朝尊奉西藏密教的政策，改奉汉地佛教，但自明初就限制和整顿佛教。朱元璋（1328～1398）令全国寺院分禅、讲、律三类，不得混杂，制定僧人服色区别。官方每三年发一次度牒，仿宋制设立僧官，并限制寺院经济发展，流行的是禅宗临济、曹洞两系，净土宗则是各宗的共同信仰，居士佛教也很盛行。明初高僧有楚石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