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澄中（1915-201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景熙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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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澄中（1915-2015)试读：

序一

距今一百年前，刚刚经历从专制到共和的巨变之后，有一座新型的中学在澄海崛起，它就是著名的“澄中”。

在百年校庆之际，回顾这所岭东名校的成长史，借以缅怀先人，激励来者，具有树立精神纪念碑的深远意义。《百年澄中（1915—2015）》通过平实的历史叙事，体现了崇高的办学理念。从中可以看到时代风云在校园中的投影，以及“传道、授业、解惑”的优良传统如何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百年澄中（1915—2015）》是充实而有光辉的校史，展示了几代澄中人与时俱进的高风亮节，熔史、志、传于一炉，体例完善，经纬分明，详略有度。它不是书院志，胜似书院志；不是传灯录，胜似传灯录；不是群英谱，胜似群英谱。

把这样的校史呈献给校庆，虽无任何“含金量”可言，但充溢其中的“含智量”和“含情量”，表露出对世俗的超越，对澄中来说，这是十分可贵而又高雅的。

我虽籍隶澄海，但未能与澄中结下学缘，实为憾事。承命撰序，不敢说不。只好在校门外遥致敬仰之意，战战兢兢地略撰序言，为澄中校庆助兴，并祝其后续的“百年”更加辉煌。2015年3月12日于中山大学

序二

澄海中学是潮汕地区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从1915年成立至今，经历了百年的风云变迁，起落沉浮。澄中的发展，和近现代史上的“五四”、“东征”、抗战、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息息相关，学校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陈景熙博士主编的《百年澄中（1915—2015）》，记载了澄海中学的百年校史，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归纳齐全。全书分为四编：史纲、专题、人物和文献。

史纲编梳理了澄海中学从1915年成立至今的曲折故事。不同于一般的泛泛而谈，书中引用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深刻入微的具体论析，如讨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学生的个别谈话记录表、师生演讲比赛的题目和内容、学生集体参军及《告潮汕各界同胞书》等，从中研究学校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专题编探讨了百年来澄海中学师生在体育、美术、书法、科技教育、方言研究、文学诗词、慈善公益等领域的贡献和影响。这些领域的发展历程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潮汕文化的土壤中植根，在近现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环境中发展，在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中产生激荡，从而展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色。事实上，这些资料和研究已不止于学校的校史研究，它们还能带动中国现当代艺术、科技、语言等研究领域的对话和回响。

人物编列举了澄海中学历年来的杰出师生及校友。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俊才英杰是澄中的灵魂，是澄中精神的发扬者。从人物的经历和成就来看，澄中人在各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而聚合这些人物的正是这所百年名校，澄中作为这些师友的活动网络据点，这一空间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年的澄中是不少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回国读书的首选。海外出生的南洋华侨回到中国读书发展的这种经历，揭示了近现代史上南洋和中国的联系和影响是双向且紧密的。

文献编生动地展示了有关澄海中学的各类史料，包括碑刻、校刊、学生文存等，让人仿佛沉浸在历史长河中游历澄中的每个片段和各个角落。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实属不易，着实为该书的一大贡献。这些资料丰富详尽，广泛齐全，为后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也能吸引更多学者对与澄中相关的研究产生兴趣。以“澄中金石”部分为例，其中碑版的资料，为社会文化史、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宝贵资料不仅对学术界大有裨益，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

晚清以降，教育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重中之重。晚清及民国初期，东南沿海一带民智先开，教育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澄海中学作为东南沿海一带的教育先锋，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显而易见。国有国史，家有家谱，学校是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因而澄海中学的校史修订工程意义重大。尽管过程繁杂，资料浩瀚，编写难度极大，但编撰者一一克服这些困难，为大家呈现了一本时代巨作。文章不仅是对过去的静态描述，更将校史、中国近现代史和澄中人的精神结合起来，诠释出一卷生动深刻的回顾研究。

在澄海中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这本书作为回顾过去百年的巨作，是向这所名校的最佳献礼。余躬逢其盛，身为海外澄裔，与有荣焉，谨遵嘱为书作序。祝愿澄中人能延续辉煌，传承澄中精神，高擎薪火，再创佳绩！祝福澄海中学千秋大业，万古长青！2015年3月28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序三

百年兴学，百年传衍。一部百年校史，无不彰显创办者的有识之举和传承者的耕耘之劳。清末及民国初期，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教育救国的呼声日高。澄海当地一批社会贤达胸怀广阔，目光如炬，在诡谲的历史风云中，看到教育强盛国家、福泽桑梓的前景，毅然于艰难时局中筹资创办了澄海县立中学，自此，这所借用旧参将署几间简陋房屋作为校舍的学府，开始了她不平凡的百年历程。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澄海中学是当时的一个红色据点，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澄海的第一个党支部。抗日战争期间，澄城沦陷，澄中撤出县城，辗转于澄海樟林、饶平浮山，坚持办学，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延续了澄中薪火。1949年5月9日前后，澄中116名进步师生集体上凤凰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举震撼黎明前的南中国，成就了“红色澄中”的美名。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在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的时期，还是在国家走向民族复兴的改革开放年代，澄海中学都能秉承优良传统，坚守教育的使命。百年风雨洗礼，春华秋实，澄中从一所普通的县立中学，发展成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成为享誉省内外的名校。

百年沧桑，百年树人。一部百年校史，无不彰显澄中文化精神的光华所在，无不彰显历任校长、教师和万千学子的苦心经营和理想追求。澄中诞生于不平凡的年代，明耻爱国、强学强国的办学宗旨为澄中奠定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它为先师所造就，为后生所传承，坚持以“爱国”为核心的“爱”的教育，铸造出澄中事业的内核。澄海位于韩江冲积平原，人多地少，特定的地域环境，使澄海人磨炼出勤奋刻苦、精明能干，做事精益求精的特性。1860年汕头开埠以来，澄海更是“潮循首邑”，澄海人自有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崇文教、尚礼仪。澄中现校舍在学宫旧址上兴建，浸润着孔门儒风的文脉精华。根植于澄海这片沃土的澄中文化，饱含乡土文化、域外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渐染，深刻地影响着澄中精神，造就了澄中人的特质：博爱精诚，儒雅大气，勤知敏行，稳重开拓。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历任校长殚精竭虑谋发展，上下求索，不断实践，开拓创新；一代代教师修德厚学，探微求真，在教育的园地里精细耕耘。即使是在颠沛流离、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们也矢志不渝，衷心不改，将人类的智慧、品格和梦想薪火相传，创造了澄中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一代代学子在这所学府里沐浴着雨露春风，陶冶情操，历练品质，树德启智，夯实人生基础；一代代俊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岗位上，拼搏奋斗，贡献力量，用自己的才华叱咤风云于大江南北，建功立业于五湖四海，让澄中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澄中的一百年是艰苦创业、栉风沐雨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生生不息的一百年，是克难求进、发展壮大的一百年！澄中之所以历经百年，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是因为她紧跟时代的脚步，始终坚守爱国兴邦的教育使命，每逢民族有难，澄中师生总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发挥正能量，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一部澄中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的缩影，一所与国家同命运、与民族共沉浮的学府，必定长青！一百年，它赋予澄中的不只是简单的计数，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历经数代，孜孜以求，澄中以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造就出代代英才俊杰，当国家、民族需要时，他们能度义而后动，争为人先，建功立业。一所学校有一种文化认同，这所学校就会生生不息，魅力永存！“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启迪未来。澄中百年史，是一笔巨大的教育财富，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倘若能让我们的今人和后代，读懂澄中，缅怀先辈的拓荒精神，传承祖先之优秀文化，更好地继往开来，幸莫大矣！一百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驿站，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面对未来，时代的责任感在呼唤，事业的神圣感在升腾。我们将永远铭记澄中走过的嶙峋坎坷、屡挫屡奋的艰难历程，永远铭记她如歌的沧桑岁月和散发着芬芳的春华秋实。我们将承载澄中百年的深厚文化与历代澄中人的宏伟梦想，尽毕生之心力，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澄中文化的精神内涵，找准发展定位和目标，锐意进取，再创澄中新辉煌！2015年3月15日于澄海中学第一编史纲第一章庠序肇创　以化澄邑（1915—1939）引言

澄海中学（简称澄中）创办于民国四年（1915）9月，一百年来，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为粤东百年名校。

近代以降，面对国家危亡局面，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建设强国的重要作用，改变旧式教育、发展新式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近代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为满足地方社会对中学教育的迫切需求，澄海中学应运而生。

澄海中学从创建开始，就确立了为国育才和建设潮循道全道20余县之模范学校的目标。李景濂、叶浩章两任校长与全校教职员工筚路蓝缕，苦心筹划，扩展了学校教室，清理了学田，并购置了仪器、标本、图书，使学校稍具规模。此后，杜国庠、王鼎新两任校长以新的教育理念革新校政，使学校风貌为之一新，学校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民国十六年（1927）4月，国共分裂，学生星散。此后，经蔡吟秋、杜兰、周英耀、余仿真历任校长悉心规划、苦心经营，学校又有了新的起色。

澄海中学自创建之时，即确立了爱国救国的教育理念，不论是在“五四”运动、“东征”影响下的革命运动中，还是在抗日救亡的教育、宣传中，澄海中学都走在时代前列，爱国传统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第一节 澄海旧式教育回顾图1.1.1　澄海县学宫图

澄海历史上文脉不断，教育代代相传。现在澄海中学的校址正是明清时期澄海县学宫与县衙旧址。

为使读者对澄海中学的创建背景及其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先对澄海的旧式教育历程（1902年以前）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澄海古代的学校教育分为官办和私办两种。官办的有县儒学（即学宫）、书院和义学（也称义塾），私办的有义学和私塾。教育事务管理以教谕为主、训导为辅，协助知县管理。

澄海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置县，明万历五年（1577），知县顾奕主持建学宫于县署左边。按朝廷规制，学宫设教谕、训导各1人，教谕、训导既是官员，又是学宫教官，实行“官守学业”、“学在官府”的“政教合一”政策。按朝廷规定设经、史、性理书及时文等功课。按月给生员开“月课”，并按月或按季课考所属生员，并输送合格生员（秀才）参加科举考试，以培养“忠臣清官”为目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王岱按照朝廷的统一规定，立“卧碑”于澄海县学宫，规定学校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生员要“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立志学为“忠臣清官”。

澄海是书院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明隆庆六年（1572），知县蔡楠于冠山乡神山麓倡建冠山书院。明万历十二年（1584），摄澄海县事何敢复于县城龙潭寺东面主持建景韩书院。明清时期，澄海县还先后建有绿波书院、尊育书院、敦化书院、凤山书院、蓬砂书院、文范书院、苏湾书院等书院。清代书院设掌教（俗称“山长”）总领院务，书院成为藏书、讲学、祭祀先贤之场所。明末之后的书院教育主要针对科举考试，讲习儒家经籍、八股文，教学上采用个人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形式。

清雍正十三年（1735）起，澄海先后设立5处官学（此处特指教习官话的学校）及9处义塾。其中，清雍正十三年（1735），澄海县奉令设立官学，由官府拨给经费，选懂正音的秀才作为老师，以教地方子弟。官学共设5处，借县城樊公祠、南洋文昌祠、冠山书院、鸥汀文昌祠、蓬洲文昌祠为学馆。清康熙年间，在县署左边、海防馆旧址、景韩祠前设立3处义学，后相继停办。清嘉庆十七年（1812）至十九年（1814），知县李书吉于景韩祠前义学旧址、县城冯公祠、苏湾文昌祠、南洋两院祠、苏湾文祠、鸥汀文祠6处设义塾，免费收纳12岁以上贫寒儿童就学，对聘请的塾师“免其差徭”，并给薪水。

清末开始，全县城乡又创办了许多私塾，有的是殷户在家设办的，只供自家子弟就学，或让个别亲朋子弟寄读；有的是塾师开馆设办的，给附近学童缴费就读；有的是宗族设办的，以供族内子弟就学。各种私塾，一般是一塾一师，学生人数不等，学习年限、学童入学时间不一，塾师多采用分部或个别教学的方法。

综观澄海古代传统教育模式，基本上以儒学经典为教学内容，以培养科举人才和教化民众为目的。正如明代邑人王天性在《澄海重修儒学记》中所说：“国家以儒名学而庙祀孔子，盖欲士学孔子儒，明树之的哉。”图1.1.2　清初澄海学宫“卧碑”拓片

近年，在澄海中学扩建的施工过程中发现清初置于学宫的“卧碑”。碑上镌刻有“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等八条“学规”。卧碑始创于明洪武年间，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明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这一做法，于清顺治九年（1652）颁行新卧碑“学规”，全文八条，通令全国刊刻于各地学宫明伦堂之左，作为诸生守则。据记载，在八条“学规”前还有序言：“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清文献通考·学校考七》）明确地表明了当时教育的目的、方向。第二节 澄海中学的创建一、创建背景

澄海中学创建于民国四年（1915），其创建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产物，与近代教育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近代学制改革之后，地方社会对中学教育的需求直接促成了澄海中学的创建。汕头开埠之后，粤东政区格局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澄海中学的创建和定位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近代学制改革与地方社会对中学教育的需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特别是甲午战败，令举国惶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建设强国的重要作用，力倡非变法不足以图强，而尤以书院制度为当时的指摘之点。于是，改变旧式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皇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朱寿朋《光绪朝华录》）。翌年，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由此，改办学堂正式起步。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颁令废除“忠君”、“尊教”的教育宗旨，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不同于传统旧式教育的近代教育就这样在不断演进中逐步转型。

在潮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潮州府城的金山书院和城南书院分别改为中学堂和小学堂。此后，各地又有21所书院改制为官办学堂。据统计，近代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62年间，潮汕地区改办、创办的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100所。

在澄海，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起，景韩书院、冠山书院、凤山书院等相继改办为小学堂，许多义塾和私塾也改为小学堂，各乡村先后办起了小学堂，至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备案的高、初等小学堂有60多所，未备案的有40所。

民国元年（1912）3月起，教育部相继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些教育法令。根据小学堂改称小学校的规定，景韩、凤山等小学堂于这一年7月改称为小学校；一些私塾也改为小学校。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1912—1918），澄海县的小学校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办的小学校有34所。澄海小学堂（校）的数量在近代学制改革过程中得以迅猛增长，这其中除近代学制改革的大背景的影响外，也离不开该地区自身的条件。

一方面，潮汕地区历来为宗族、士绅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澄海县亦不例外。随着清政府学制改革的施行和地方官员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开明士绅鼓吹新式教育，并身体力行，倡办新式学堂。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莲阳杜氏乡贤杜作臣、杜道吾等于苏湾都莲阳中社永平乡（永新乡）内杜氏大宗祠创办崇德堂初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于苏湾都人口增加，崇德堂初等小学堂已不能满足民众入学需求，杜氏乡贤遂把永平乡杜氏大宗祠改办为苏湾都高等小学，崇德堂初等小学堂则迁往涂城帝赉公祠继续开办，并更名为崇德学校。同年，莲阳杜氏乡贤杜国玮等人在苏湾都兰祖祠创办崇本小学堂；秀才林毓英于南砂乡林氏宗祠创办新学，取“兴学报国”之意，定名为“报国学校”。清宣统三年（1911），在举人彭鑫倡议下，秀才徐其琪设于东里的“蒙学”改为毓英小学堂。民国二年（1913），槐泽乡人王之法、王克让、王仲钧等在王氏宗祠敦本堂办小学堂。

另一方面，澄海又是跟海外特别是南洋联系非常密切的典型侨乡。清代以至民国初期，凭借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两个重要移民口岸的便利，澄海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较早且人数众多。20世纪30年代，国立中山大学的陈国梁、卢明合编的《樟林社会概况》中记述的澄海侨乡情况如下：“澄海县因为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生产不足以供给，所以县属各乡往南洋谋生的人都很多，樟林是各乡出洋人数最多的一处；其次是第七区的第二乡和二区的东湖乡、冠山乡，每乡出洋人数都在千数百人以上，最少的也有一百几十人以上。但这些都是县属较小的乡村。”海外侨胞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同时出于经商的需要，要求自己乃至族中子弟掌握算术、地理等知识，以便更好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许多华侨商人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学校。清光绪三十年（1904），南徽乡旅居印尼的华侨李武平在该乡购买“修德堂”开办有德小学堂，并由该乡旅居印尼的华侨各商号联合集资负责学堂经费，该学堂成为潮汕地区最早的侨办学校。岭东同文学堂开办之时，丘逢甲到南洋绅商中劝捐，得到绅商们的鼎力支持，所募之款达五千多元，约占1900—1903年全部捐款的一半。（《岭东同文学堂历年捐款列明》）在新式教育的发展中，海外侨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澄海是潮汕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的地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德国传教士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来到澄海县盐灶村传教。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教会学校也开始出现。黎力基创办教会学校，附设于盐灶港头乡佩兰轩书屋的基督教会盐灶堂会。清光绪七年（1881），教会于中社太平庙建成新会所，学校遂迁新址，名为“志上轩”。特别是当时澄海辖属的汕头埠在“开埠”后创办的教会学校，成为推动新式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英国长老会于汕头埠创办女子小学，为“潮惠女子读书之先者”。至清末，汕头埠教会所办的小学堂有汕头女子小学、礐石小学、淑德女校、正光女校、若瑟小学、普益社小学等；中学堂有聿怀中学、礐石中学、华英中学堂等。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地方的官办、民办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开办时间早，且依照西方教育制度开设课程，对地方教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汕头开埠与粤东政区格局及社会结构的转变

清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议定潮州为通商口岸之一，并于咸丰十年（1860）在汕头开埠。这是粤东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对地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引起了粤东政区格局及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也对地方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汕头开埠虽然是被迫的，但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使粤东经济被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范畴，汕头埠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为粤东地区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成为粤东、闽西南、赣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及重要进出口港和商品集散地。汕头“外贸之销售内地者日益繁多，内地产物之运售海外者亦较百十年前激增倍蓰，由是而贸易之事日加繁盛”（温廷敬《大埔县志·民生志上·贸易》）。“舟车云集，商旅辐辏，内则惠梅二州、赣南七县、闽南八县资为挹注，外则握南洋贸易之枢纽。”（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至民国初年，汕头成为“汕—香—暹—叻”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商贸额居全国第七位。随着汕头商业中心的形成，粤东地区的商业网络中心也从潮州府城转移到汕头埠。饶宗颐的《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中记载，汕头开埠后，“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皆以汕头为吐纳，若郡城、樟林、东里等处虽有遗存商业，仅同转驳之站，已降而为附庸”。

汕头开埠也带动了汕头近代工业的兴起和繁荣，推动着汕头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铁路、水电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商贸、港口、金融、实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各方面均获得空前发展。至清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在汕头设立“惠潮嘉兵备道行署”，并在署内专设“汕头洋务公所”，处理涉外事务。至民国初年，潮州安抚使、潮梅镇守使、潮循道和潮梅善后处等机构先后驻汕或设驻所于汕头，管理粤东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使政权中心移至汕头埠，汕头埠逐步取代潮州府城。

汕头开埠之后，隶属于澄海县浦司管辖，民国三年（1914）改由澄海县管辖。至民国十年（1921）汕头市政厅成立后，汕头才与澄海县分治。作为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汕头得风气之先，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入，使得汕头以至澄海一带的人们思想比较活跃、视野开阔，对新式学校教育有着迫切需求。岭东同文学堂在汕头开办后，不少教会学校也在汕头以至澄海一带出现。汕头埠开埠引起了粤东政区格局及社会结构的转变，管辖汕头的澄海县也有了顺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创办一所在粤东具有示范性作用的中学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求。“清季定例，县有小学，郡始有中学。革政以还，中学之建，始能县自为政。”（鲁国斌《澄海中学落成记》）民国元年（1912）之后，中央政府改变了清朝只许府（直隶州）设立中学的规定，规定在县级也可以设立中学。澄海中学应运而生。二、创建经过

自清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堂之后，澄海各区纷纷创办小学。民国初，学校繁兴，各区高小毕业人数日众，而潮属中学，仅有金中、韩师等3所学校，不足以容纳要求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因此在澄海县创建中学的呼声甚高。民国三年（1914）秋，澄海县劝学所所长李世铎有感于此，由学界呈请省宪将县城旧参将废署（地址在原大众影剧院）拨为县中学校校址；同时商请县长吴静庵委任士绅林毓英等15人为筹备中学校筹办员。县长吴静庵对建校之举极力支持，亲自捐廉三百金以资提倡。后因建设经费无着，各界人士共商，将县同善祠产业中名为“鬼塭”的田产变卖，并将得到的3万余元拨充作为建设校舍的费用。民国四年（1915），鲁国斌继任县长，对于学校的建设大为支持，督促各筹办员限期完成校舍建设。图1.1.3　建于1915年的澄海中学校门

校舍建成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仍没有着落，而当时澄海县景韩书院的院产颇为饶裕。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之后，景韩书院的产业悉数拨给景韩和凤山两所县立小学作为经费。于是，各筹办员与两所小学的校长协商，经商议，两所小学的校长同意将原景韩书院产业中的数千亩田园的一部分交由澄海中学收管，以解决常年经费问题。同年，在校舍即将落成之时，县长鲁国斌委任邑人李景濂为校长。李景濂为清末附贡生，曾任民国初年澄海县政府教育课长。同时，县长鲁国斌委任黄高翔为学监，林毓英为舍监兼会计，聘请杜国玮、林一鸣、蔡吟秋、李湘国、王逸垣、颜威亚、许乃秋、许梦松等为学校教职员。定期招考四年制新生100名，分为甲、乙两班，于民国四年（1915）9月开学。课程按照教育部规定，开设修身、国文、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国画、手工、歌乐、体操（分普通、兵式两种）十四科。县长鲁国斌将该校筹办以至开学的经过呈请省宪立案，该校正式成立。

澄海中学创建之时正是教育救国思潮高涨时期。近代中国危机四伏，面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艰难地寻求着国家自强之路。从洋务派学习西学西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自强”、“求富”思想以至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希望通过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来达到自强救国的目的，一股借教育以自强救国的教育救国思潮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后，民族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育救国仍被当时许多仁人志士视为救亡图存的途径。澄海中学的创建也深受这种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县长鲁国斌在《澄海中学落成记》中即说：

今澄海中学落成，期其肯堂肯构者，谁乎？我中国学校之兴，在甲午庚子战败而后。吾知诸生肄业斯校者，必悠然思曰：“强学即所以强国”，而不敢以荒嬉自诿。

民国四年（1915）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在此时创建的澄海中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救国热情。县长鲁国斌更是谆谆教育学子应不忘国耻，卧薪尝胆：

吾爱国明耻之员生，睹斯校之轮兴，则当兴尝胆卧薪之思；按时间以讲习，则当以明耻教战为务。……然亦正望我同校员生，无如国斌之爱国家教育不能强国，必使不再有第二五月九日之发生，则官斯、教斯、学于斯者，皆大有荣幸也。

建校之时所确立的这种爱国报国的思想在澄海中学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传承、发展，成为该校历史的一大特色。

鲁国斌还在《澄海中学落成记》中对学校寄予厚望：

澄海为潮循首邑，全道二十余县皆将于兹观感焉，兴起焉。我中学而善也，则观感兴起者皆善，否亦如之。是全道二十余县皆将以吾澄为模范。吾知诸生之肄习于斯校者，必自知负有全道模范之责任，不仅一县一乡已也，其力学自爱当何如矣。

文中的“全道”系指潮循道。该道于民国三年（1914）设置，辖境依清代惠潮嘉道区域，驻澄海县汕头埠。辖澄海、惠阳、博罗、新丰、紫金、海丰、陆丰、龙川、河源、和平、连平、潮安、丰顺、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普宁、南澳、梅县、五华、兴宁、平远、蕉岭25县。澄海为“潮循首邑”，澄海中学也相应地肩负起作为全道二十余县“模范”的历史使命。

自此，学校教育步入正轨，于民国五年（1916）秋季再招收了四年制新生1班共56名。民国六年（1917）春季，因教室缺乏，教学仪器不足，学校向士绅富户劝捐并建成前楼教室2座，购置仪器、标本多件，于当年秋季招考四年制新生1班共65名。民国七年（1918）秋季招考四年制学生1班53名。民国八年（1919）暑假，首届2班60名学生毕业。自此以后，每年毕业1班，续招新生1班，从不间断。表1.1.1　1921年澄中教职员名录据《澄海县立中学校同学录》整理。第三节 “五四”运动中的澄海中学

民国八年（1919）5月4日，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废除“二十一条”的合理要求、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青年学生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5月6日，汕头《公言日报》发行“五四”号外，消息传开，群情激昂。澄海、汕头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搜查和焚毁日货。5月14日，澄海中学学生李衡带领学生代表赴汕头，参加“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参加了会后的示威游行、搜查和焚毁日货、捣毁汕头警察局等一系列行动。5月下旬，澄海中学在潮州旅省学生杨倬汉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学生会，李衡任主席。接着，澄海中学发起在县学宫（现澄海中学校址）召开的由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会议，通电全国反对不平等条约。会后还组织示威游行，四处张贴标语，随后分头在学宫内的明伦堂和同善祠等处集会宣传。

为更广泛地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斗争，澄海中学学生会发动全校100多名学生（澄海中学当时只有4个班级，全校学生只此人数）停课，成立9支宣传队伍，分赴全县9个区的各个乡村、学校，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活动。

6月初，澄海县学生联合会以澄海中学、县立女校的学生会为主体成立纠察团，积极开展查缉日货活动。同年11月在澄海查获了培成、公益、振德、同泰、文昌、荣隆、大成等商号置办的大批日货，均予以没收，后在澄海中学校内全部焚毁。在纠察团的带动下，东里、苏南等地的师生也积极响应，在当地查获了一些商号的日本火酒、火柴等，全部予以焚毁。

这次抵制日货的行动，一直延续至民国九年（1920），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澄海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澄海中学学生会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五四”运动也推动着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民国九年（1920），《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每周评论》、《赤心周刊》等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书籍开始在澄海学生尤其是澄海中学学生和知识青年中流传，激发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包括澄海中学学生）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图1.1.4　许包野旅欧时与朱德等合影（前排右四为朱德，三排右二为许包野）

民国八年（1919），澄海中学第一届学生许鸿藻（即许包野）中学毕业，恰逢“五四”运动，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许鸿藻于是年冬毅然参加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民国九年（1920）4月，许鸿藻到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民国十二年（1923）转到德国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博士学位，并由朱德介绍参加中共旅欧支部。

许包野于民国十四年（1925）赴苏联执教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民国二十年（1931）底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起先后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被捕而牺牲于南京雨花台监狱。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澄海中学的进步学生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澄海革命运动的开展和新思想的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第四节 “八二风灾”与校舍重建

民国十一年（1922）春，李景濂校长因年老多病，屡请辞职，于是县长呈教育厅委派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农学士、东莞人叶浩章接任校长。

叶浩章校长上任不久，适逢发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8月2日的“八二风灾”。这次特大风灾，给潮汕沿海各县造成严重破坏，尤以澄海、饶平、南澳、潮阳等县和汕头市为甚，死亡34500多人，庐舍成墟，尸骸遍野。“八二风灾”是澄海置县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风灾。8月2日下午3时起，刮强台风，傍晚愈急，夜9时狂风夹暴雨，海潮涌起。全县决堤5万余丈，平地水深丈余，乡村多被淹于海水中，共有4万多间房屋倒塌，2.69万余人死亡，6.6万余人流离失所。“诚千数百年未有之奇灾也。死者则尸骸遍地，生者则痛苦呼号，凄怆状况，实有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者矣。”（《县署关于赈灾事宜与各界往来文牍》）在这场特大风灾中，澄海中学后楼宿舍、前座礼堂及图书馆全部倒塌，加之田租失收，经费无着，学校几至停办。

面对风灾造成的严重后果，地方政府、士绅商人、海外华侨以及各种慈善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开展灾后救助。澄海县政府迅速开展对内赈济灾民、维护社会稳定，对外请求救助的工作。全县官绅合力组织救灾善后公所，推举县长李鉴渊为总理，周之松、周之柏为协理，围绕“救灾善后各事，如伏尸之清理、灾黎之赈济、流亡之安集、堤基之修筑、卫生之讲求、交通之恢复”展开工作。华侨及各地商号、慈善团体和个人对于灾情关心倍切，捐赠不遗余力。据灾后所立的“捐款芳名碑”，澄海救灾善后公所收到各界捐款32项共19万多元，其中包括了香港、实叻（今新加坡）、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地的商号、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款，而“直接向各地捐款救济者为数视上倍巨”。图1.1.5　“八二风灾”后修复的宿舍

为重建校舍，澄海中学教师杜君侠受县长李鉴渊委派为驻汕代表，与各善团接洽救济事宜。后征得各善团同意，在救济款中拨出2000多元作为重建澄中宿舍之用。当时县署谷仓因风灾坍塌，积存的陈谷没有地方存放，招商阄受。经呈请，县府同意拨给谷款1000多元补助建筑费用。在各界捐资、县府拨款以及员生捐赠、合力共建之下，校舍得以修葺盖建。

针对田租失收、经费无着的情况，会计林毓英重新擘画，将校产田园展仰开租，使办学经费得以落实，莘莘学子得以继续学业。

校舍重建后，叶浩章校长着力改革校政，使学校全部经费收支编配有序，对学生学业严厉督教，自此学校稍具规模。民国十三年（1924）秋，学校举行创校纪念大会并举办成绩展览会，同时伴有文艺表演助兴，受到社会人士的好评。第五节 杜国庠、王鼎新对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一、杜国庠接任校长

民国十四年（1925）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胜利抵达潮汕，澄海中学等各校学生会恢复活动。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澄海中学学生会在澄海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发起澄海县各界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人们积极投入国民革命的斗争中。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澄海中学师生愤慨万分，学生会发起号召，再度成立澄海县学生联合会，澄海中学学生林灿担任主席。在成立大会上，林灿报告了“五卅”惨案经过。会后，澄海中学学生又联合其他学校学生下乡开展宣传活动，使反帝爱国运动更加深入人心。“五卅”惨案发生后，校长叶浩章反对学生经常外出参加革命活动，引起学生强烈不满。民国十四年（1925）暑假前夕，澄海中学学生会发动全体学生罢课。校长叶浩章辞职，县长委任蔡吟秋暂为代理。当时正值杜国庠回乡奔母丧，即由校董会推举、由县长聘任为校长，并于8月上任。同年9月，澄海中学更名为澄海县立中学（简称“澄中”），改学制为三年，办为初级中学。二、杜国庠对澄中的改革图1.1.6　杜国庠

杜国庠（1889—1961），澄海县兰苑村人，曾用名杜守素、林伯修、吴啸仙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传载第三编）

杜国庠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留学，民国八年（1919）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因深感北洋政府的腐败，于民国十四年（1925）趁奔母丧之机辞职回到故乡。民国十四年（1925）8月就任澄海中学校长。杜国庠在其为杜氏崇德学校撰的校训中提出了学校是“学术阐明地，人才制造场”的教育主张。就任澄中校长后，杜国庠以这一新的教育理念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澄中风貌为之一新。（一）聘请李春蕃等进步人士到校任教

李春蕃（即柯柏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5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城区（今湘桥区），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外交家、翻译家，曾与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彭湃等一起参加早期革命活动。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翻译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

民国十四年（1925）8月，杜国庠聘请李春蕃到澄中任教员。两人志同道合，一起协力鼎新校政，对学校进行大力改革。（二）开创男女同校新风

19世纪中后期，由于基督教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开始在澄海及其辖属的汕头埠开办教会学校。清咸丰十年（1860），汕头开埠之后，伴随着传教活动的扩展，教会女子教育日益兴起。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对地方女子教育的兴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正式颁布《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章程》，第一次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鼓励女子教育的呼声更高，教育部相继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教育法令也规定“准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准许女子升读中学以上的级别”等内容。女子教育受到重视，各种私立、公立女校相继出现。民国元年（1912），汕头埠在外马路开设私立坤纲女校。民国二年（1913），毕业于两广女子师范学堂的林质兰、黄嫫妽妯娌在澄海县城红门宫（城角楼附近）创办澄海私立女子学校，林质兰自任校长，黄嫫妽任训导主任兼舍监。她俩由于治校严谨有方，学生成绩优良，受到省督学赞许，省督学遂饬令澄海县政府为该校择地拨款，定名为“澄海县立第一女子学校”，校址迁往城隍庙附近的育婴堂旧址。学生由最初的20余名，在数年间增至三四百人，为解决毕业女生升学问题，校内还附设女子师范讲习所。民国十一年（1922）林质兰病逝，校长由黄嫫妽继任。黄嫫妽积极向东南亚华侨及开明士绅筹募资金，扩建校舍，于澄海城东建成三层楼校舍以满足需求。此外，澄海县又先后开办私立宗英、城南等女子学校。

随着女子小学的开办和女子入学人数的增加，女子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日益突出。民国十年（1921），教会所办的汕头正光女校开始招收女中4个班。民国十一年（1922），教会所办的汕头明道妇校、淑德女校、若瑟中学也同时附设师范班。然而，自民国十一年（1922）开始，全国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汕头成为广东省内除广州之外另一个“收回教育权”运动最激烈的地方。民国十四年（1925）3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收复潮汕。12月，汕头市政厅教育科、教职员委员会、外交后援会和学生联合会等5个团体成立了“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提出要“树全国回收教育权之先声”。随后，汕头市政厅正式发布收回教育权的法令。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许多教会学校或停办，或被收回，或向政府立案。教会女子学校也停办或改办。

此时，澄海县立第一女子学校为解决毕业女子升学问题而开设的女子师范讲习所，也因遭到严重破坏而停办。据记载，国民革命军“东征”潮汕，校长黄嫫妽率女校代表赴汕头市欢迎劳军，地方封建势力乘机将女校捣毁焚烧，女校一夜之间成为废墟。其时，澄海唯一的中学——澄海中学只招男生，不招女生，而汕头市的教会女子学校也多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停办或改办。女子师范讲习所的蔡楚吟、吴文兰、黄质、陈馥芳、陈馥卿、李实煌6名女生感到要打破“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就要勇敢带头，付诸行动，因此，主动向澄中校长杜国庠提出澄中应接收女生的要求。她们的行动得到社会开明人士和学生界的积极支持。杜国庠和澄海县教育局长王鼎新均是当时知名的进步人士，欣然接受这一要求，于9月新学期开学时，破例录取了蔡楚吟、吴文兰等6名女生，开创了男女同校的新风。蔡楚吟、吴文兰等人进入澄中之后，不断得到锻炼。蔡楚吟于民国十五年（1926）1月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澄海党组织的第一位女党员。吴文兰也于民国十五年（1926）1月底由蔡楚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潮汕妇女运动的著名组织者，被誉为“巾帼英雄”、“潮汕女丈夫”。（三）创办青年话剧团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话剧活动也获得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国十四年（1925）秋，学校创办青年话剧团，李春蕃与胞弟李春霖在话剧团的创建、剧目的创作和演出中起到了带头作用。话剧团的主要演员有：王金满、蔡作楷、许泽藻、陈澄、邹克英、王绍杰、魏兆梁、吴文兰、蔡楚吟、侯楚华、黄质、侯枫等。演出剧目有《爱国男儿》、《婉真姑娘》、《闹学》、《黄浦怒潮》等，剧本由陈澄、杜英三、林星曹、李春蕃等人创作。澄中青年话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三、王鼎新与澄中的新发展图1.1.7　王鼎新

民国十五年（1926）1月，杜国庠调任省立金山中学校长，王鼎新（传载第三编）接任校长。

王鼎新（1894—1968），又名王心民、王慎名，澄海县槐泽村人。爱国民主人士，岭东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民国三年（1914）春，王鼎新东渡日本求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留日期间参加彭湃、陈卓凡等留学生组织的“赤心社”。民国十年（1921）春回国后，王鼎新在广州任潮州旅省八邑中学校长，致力于改革旧教育。民国十二年（1923），在汕头创办《时报》，担任总编辑。民国十四年（1925）出任澄海县教育局长。民国十五年（1926）1月担任澄中校长。

王鼎新接任澄中校长后，在杜国庠对学校改革的基础上，对校政勇于革新，使学校得到新的发展。（一）激励学生，支持学生革命行动

王鼎新对校政勇于革新，对学生循循善诱，经常教育学生：“做人要有志气，要有方向，就是说要有宏伟的目标，每个人必须从青年时期开始，立志向上，勤奋苦学。”“如果没有学识，就谈不到振兴国家。”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海无涯，惟勤是岸”等来激励学生。同时，他积极向学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依靠学校中的共产党员李春蕃和一批进步学生，团结广大师生，鼓励学生投身社会革命。（二）辟建操场，增建校舍

当时，学校西边有一尼姑庵。澄中学生会在王鼎新校长的支持下，组织学生到县署请愿，要求拆迁尼姑庵并将其拨给学校改建为图书馆。当时的县长当面许诺，背后却敷衍不理。王鼎新校长态度坚决，大大鼓舞了学生的斗志，终于迫使县长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使得学校在尼姑庵址新建操场。接着，学校又向外洋募捐，增建了图书馆、校舍及教室。

经过杜国庠、王鼎新对学校的大力革新和发展，澄中面貌焕然一新，成绩斐然。民国十六年（1927）春，全校学生人数达到300多人。学校自开办以来，至此达到第一个高峰。表1.1.2　1915—1926年学校招生及毕业人数统计表年份秋季招生人数暑假毕业人数1915年四年制中学生2班95名1916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56名1917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65名1918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53名1919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48名2班60名1920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53名1班35名1921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63名1班16名1922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58名1班16名1923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64名1班25名1924年四年制中学生1班63名1班29名1925年三年制初中学生1班61名1班25名1926年三年制初中学生1班53名1班29名据《澄海中学校初中第廿班乡师第四届纪念刊》整理。第六节 “东征”影响下澄中学生的革命活动图1.1.8　“东征”时的周恩来

民国十四年（1925），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到达潮汕。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汕头接见了澄中校长杜国庠和澄海县教育局长王鼎新等，听取了汇报并讨论了学生运动问题。

中共潮梅特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两次莅澄会见澄中学生中的妇女运动骨干。在“东征”胜利的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澄海党、团组织的创建中，澄中学生发挥了骨干作用。一、澄中学生与澄海党、团组织

民国十四年（1925）第一次“东征”胜利后，汕头建立了共青团特别支部，恢复发展新学生社汕头分社，并派员加强对各县市学生工作的联系和指导。五六月间，在共青团汕头特别支部的帮助下，澄中建立了新学生社，主要领导人是林灿、陈澄，吸引了一批学生骨干参加。

民国十四年（1925）8月，共青团汕头地委又派共青团员朱叟林到澄海负责建立共青团组织。此时，在上海读书的中共党员蔡作楷也利用暑假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同杜国庠、李春蕃等通过多种途径与澄中的学生骨干谈心并进行引导，物色了一批共青团员的培养对象。杜国庠和李春蕃、方次雄等进步教师则在教学中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了澄中进步学生的革命理论素养，使澄海基本上具备了建团条件。但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澄海党、团的建立也因此推迟。

民国十四年（1925）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同月，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命李春蕃为国民革命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澄海政治特派员，负责领导澄海的国民革命运动。12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进驻澄海县城、莲阳、樟东、庵埠（澄属部分）等地方。东征军进驻澄海后立即组织政治宣传队分赴澄海各地进行广泛宣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驻澄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在澄中发表“关于帝国主义浅说”、“谈马列主义”演讲，由李春蕃担任翻译，使澄中师生受到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11月下旬，共青团汕头地委第三次常委会要求澄海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建立共青团澄海支部，为此，朱叟林、李春蕃等加紧对澄中骨干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1月底，李春蕃在杜国庠校长的大力支持下，亲率澄中20多名进步学生，以旅行为名到海丰吸取农民运动的经验，使学生们对国民革命特别是农民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批学生回澄中后，多数加入了共青团。

同年12月，共青团澄海支部成立。在澄海的第一个团支部中，澄中就有林灿、王金满、杜式哲、魏兆梁、邹克英、蔡楚吟（女）等学生参加，占支部人数的一半。不久，团支部又吸收了陈克锐、王绍杰、李亦流等一批澄中学生。12月底，上述团员因工作需要，被中共潮梅特委批准为“跨党”团员。

民国十五年（1926）1月上旬，经中共潮梅特委批准，澄海党、团组织分开，成立中共澄海支部和共青团澄海支部，其主要骨干多是澄中学生。民国十五年（1926）春，朱叟林被调到潮安，中共澄海县支部及其后的中共澄海县特别支部、中共澄海县部委的书记均由林灿担任。5月，中共澄海县支部改称中共澄海县特别支部，澄中也随之建立党支部。二、澄中学生与汕头妇女运动

民国十四年（1925）12月和十五年（1926）1月，中共潮梅特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两次亲临澄海并于1926年1月在澄中向学生妇女运动骨干讲话，和蔡楚吟、吴文兰、黄质等座谈，讲解了开展妇女运动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妇女运动必须向工农妇女运动的方向发展的指示。在邓颖超的指导下，蔡楚吟、吴文兰等常常奔波于山野乡间宣传革命。

民国十五年（1926）2月，共青团汕头地委根据邓颖超的提议，决定将蔡楚吟转学到汕头女子师范学校发展团组织，打开汕头妇女运动的新局面。2月23日至3月3日，吴文兰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会后，周恩来以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的名义主持改组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吴文兰被任命为汕头市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兼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汕头分会会长。在周恩来、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吴文兰开始致力于妇女运动。民国十五年（1926）春夏间，澄中、县立女校首先成立妇女解放协会。不久，澄海县妇女解放协会也宣布成立。第七节 1927—1939年澄中发展历程一、办学概况

民国十六年（1927）4月，国共分裂。4月15日澄城戒严，四处搜捕澄中进步师生。结果有四五十名学生被捕，在校教师除两三位年纪比较大的教员外，均被拘押，学校停课。王鼎新校长在师生的掩护下乔装出城，流亡海外。被逮捕、拘押的师生，虽经教务主任蔡吟秋多方努力营救而出狱，但因学校停课时间较长，学生星散，至复课时学生人数已从300多人减为50多人。

民国十六年（1927）初夏，王鼎新校长流亡海外后，由教务主任蔡吟秋出任校长。蔡吟秋为澄海人，毕业于两广方言高等专门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蔡吟秋校长因事出洋，由杜兰继任校长。杜兰为澄海人，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省立金山中学、潮州旅省中学校长和汕头市教育局长。上任澄中校长后，他对学校悉心规划，认真办学，购置了一大批理化实验仪器及动植物标本以备学习之用。学校于民国十九年（1930）增办二年制乡村师范班，于民国二十年（1931）增办三年制乡村师范班，澄中因此得到新的发展。

民国二十四年（1935）1月，杜兰校长因事辞职，由周英耀继任校长。周英耀为澄海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士。学校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增办四年制简易师范班，兼办附属小学，学生人数渐增。图1.1.9　20世纪30年代的澄中礼堂图1.1.10　20世纪30年代的澄中图书馆

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周英耀调任澄海县教育局长，由余仿真继任校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4月，余仿真校长因事辞职，校长由教务主任陈心圃代理。7月，周英耀兼任校长。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第一学期，全校初中5个班，简易师范班4个班，学生200多人。随着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学校提前考试放假。表1.1.3　1927—1938年学校招生及毕业人数统计表年秋季招生人数暑假毕业人数份192初中学生1班56名四年制学生1班42名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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