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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8 0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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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培根 著/张璘 译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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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精选

培根随笔精选试读:

译本序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1561年1月22日,培根于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其父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思想倾向进步,信奉英国国教,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安尼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培根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生病,但他却很爱学习,喜欢阅读比他的年龄应读的书更为高深的书籍,12岁时便进入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对传统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

大学毕业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了不少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培根的生活随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父丧之后,培根住进了葛莱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求职位。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158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589年取得法院书记资格,不过这一职位在20年内竟然出现空缺。于是培根只得四处奔走,却始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在此期间,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为科学的“伟大复兴”制订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从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培根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在任公职期间,他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不得再进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著述。

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过伦敦北郊,路过一片雪地。由于那段时间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看到雪地后,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于是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二

1597年,培根发表了其处女作《论说随笔文集》,把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人生的理解,浓缩成许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该书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1605年,培根用英语完成了两卷的《论学术的进展》,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的作用,揭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其补救办法。在这本书中,培根提出一个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的提纲,对十八世纪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起了重大启示作用。

1609年,培根在任副检察长时,又出版了第三部著作《论古人的智慧》。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着人类最古的智慧,可以通过对古代寓言故事的研究而发现失去的最古的智慧。

培根原打算撰写一部六卷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伟大的复兴》,这是他要复兴科学,要对人类知识加以重新改造的巨著,但他未能完成预期的计划,只发行了前两卷,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是该书的第二卷。《新工具》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提出了培根所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

培根去职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亨利七世》一书。这部著作得到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大约在1623年,培根写成了《新大西岛》一书,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作品,由罗莱在他去逝的第二年首次发表。培根在书中描绘了自己新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设计了一个称为“本色列”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科学主宰一切,这是培根毕业所倡导的科学的“伟大复兴”思想信念的集中表现。

此外,培根在逝世后还留下了许多遗著,后来,由许多专家学者先后整理出版,包括《论事物的本性》、《迷宫的线索》、《各家哲学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论人类的知识》等等。三

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其社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他认为是经验哲学阻碍了当时科学的发展。因此竭力批判经验哲学和神学权威。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他说这是在人心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在某情况下产生的迷惑与疑难。第一种是“种族假相”,这是由于人的天性而引起的认识错误;第二种是“洞穴假相”是个人由于性格、爱好、教育、环境而产生的认识中片面性的错误;第三种是“市场假相”,即由于人们交往时语言概念的不确定产生的思维混乱。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而造成的错误认识。培根指出,经验哲学家就是利用这四种假相来抹煞真理,制造谬误。但是培根的“假相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相辅相成。他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偏见和幻想,提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对经验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攻击。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关于物质是万物本源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具有运动的特性,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培根从唯物论立场出发,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自然界及其规律。但受时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观还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四

培根的《论文集》自问世以来,出现了无数的版本,被译成多种文字。译者主要依据的是Bartleby.com提供的由纽约柯里父子公司出版的版本,间或参考了由都柏林大主教理查德·威特利注释的伦敦帕克父子公司于1856年出版的版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参考了水天同、何新、王佐良、曹明伦等的译文,在此表示感谢,其中尤其要感谢水天同先生,正是他的译文纠正了我对原文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谬误,责任全在译者本人。

培根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信手拈来,这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为方便读者,译者依据《英汉大词典》、维基百科等提供的内容,尽量对有关人名地名进行注释。凡涉及《圣经》的内容,则依据小乐堡圣经搜索引擎进行注释。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培根的语言优美,但却有些古奥。这样的语言究竟该如何翻译?如何传递原文的风格?这是每一个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每一个译者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王佐良先生用浅近的文言进行翻译,其《论读书》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慨。水天同先生的译文准确,但是有些句子简直要把人的牙齿聱断;何新先生的(《培根论人生》的)译文流畅,但是时有疏漏和发挥过度之处。对于王佐良先生的“信”、“达”兼备的译文,译者只能高山仰止,不敢、也无力仿效。再者,时移事迁,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后,现代汉语本身也在变化,译文语言也应该随之变化,而这也恰恰是经典重译的根本原因。所以,惟有取水天同先生的“信”和何新先生的“达”,集两家之长,才能为新译本提供存在的理由。译者能做到吗?“法乎其上得其中,”若不把目标定得高一点,又怎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译文。不过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还是请读者自己判断吧。张璘

献书表

谨呈英国海军上将白金汉公爵公爵阁下:

所罗门曾说过:“美名有如香膏。”我相信您的美名也将如此,定会流芳百世。您的荣华和功绩超越世人,您的建树必将长存世间。此次《论文集》出版,我从过往的作品中,挑选出最流行或者最能切合世务直达人心的文章若干篇,并新增若干篇数和内容,集结成册。所以,此书实际上是一部新作。此书有英文和拉丁文两个版本,我希望在两个版本的卷首,都写上阁下的名字,聊表我感激之情。拉丁文作为通用语言,希望此书能借拉丁文本而永垂后世。我曾把《伟大的复兴》献给国王,把《亨利七世》(我也已经译成了拉丁文)及《自然史》的一部分献给了王子,如今我把此书献给您,书中的论说乃是上天赐予我的天赋通过我的笔端和辛劳而凝结的最甜美的果实。愿上帝保佑您!您最忠实的仆人弗朗西斯·培根

一 论真理

[1]“真理是啥玩意儿?”彼拉多对这一问题嗤之以鼻,也不想得到任何答案。毫无疑问,有些人以善变为乐,以执着一念为苦,从而胡思乱想,肆意妄为。如今这些哲学家早已逝去,其言犹存,虽然不像古时那么有市场,其思想却一脉相承。人们喜爱谎言胜过真理,并不是因为发现真理有多么困难和辛劳,而是因为人们对对谎言有一种天生而变态的热爱。古希腊后期,有一派哲学家在研究这一问题,思考个中奥妙时,对人们为何爱撒谎感到困惑——人们既不像诗人那样,撒谎是为了带来快乐,也不像商人那样,撒谎是为了谋求利益,而似乎是为了撒谎而撒谎。不过对此我不也不敢肯定;真理就像赤裸无遮的日光,在它的照耀下,世上的一切假面、木乃伊和凯旋远不如烛光下那么庄严、优雅。真理似珍珠,在日光下最美;真理永远也不会像钻石和红玉那样,需要五光十色照耀才尽显其美。半真半假的话总是让人听着开心。一旦把头脑中那些虚荣、奉承、希望、想象及虚高的价值抛弃,很多人就会变成猥琐的可怜虫,满脸忧郁,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连自己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这一点有谁会怀疑?诗[2]歌因为激发人的想象,因此曾有人郑重其事地把它称之为“魔鬼的毒酒”。诚然,诗歌的确带有谎言的影子,不过正如前文所言,造成伤害的不是那种从头脑匆匆掠过的谎言,而是那种在头脑中沉淀下来根深蒂固的谎言。不过尽管这些谎言盘踞在人们腐败的判断和堕落的情感中,真理,以自身为准绳的真理,却教导我们:人的最高品德就是追求真理(向真理求爱),了解真理(把真理呈现出来),相信真理(尽情享受真理)。上帝在创世时,首先创造了感觉之光,最后创造出了理智之光;之后休息时,上帝让其灵魂之光照耀一切。他首先让光照亮物质或混沌世界,然后照耀人类,最后照耀他的选民。诗人[3][4](其所在派别本不如其它派别,却因他而闻名)说得好:“站在岸边,遥望海上船只随波起伏,不亦快哉!站在窗前,俯瞰城堡下的厮杀,不亦快哉!然此间乐又哪里比得上站在真理的制高点(一座尚未征服的山,那里的空气总是那么清洌、宁静),俯瞰山下众人的过失,遥望那里的迷雾和暴风骤雨,笑看众生误入歧途。”不过看着别人的不幸应该心怀怜悯,而不应该幸灾乐祸,自我膨胀。无疑,人若心存善念,听信天命,以真理为轴心,则虽在人间,犹在天堂。

谈完了神学和哲学上的真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世俗事务的真理。即使是行为卑鄙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光明磊落是人的美德,人一旦不诚实,就好像金币掺杂了白银,虽然能购得更多财物,却使得金币本身贬值。不走正路,专走歪门邪道,这是蛇的前进方式,因为卑鄙的蛇用肚子而不是脚走路。在人的恶行中,最让人丢脸的莫过于伪善和背叛。在探讨为什么被指责为撒谎是一种奇耻大辱,是一种最令人难堪的指控时,蒙田说得好:“指责某人撒谎前最好掂量掂量,因为那就好似说此人在上帝面前很狂妄,而在凡人面前却很懦怯。”这是因为只有谎言才敢无理面对上帝,却在凡人面前退缩。请求上帝进行末日审判的钟声就是对撒谎和背信的最好表达。曾有预言,当基督重临人间时,他将发现世上已无诚信之人。

二 论死亡

人类畏惧死亡,就如同儿童畏惧走夜路;儿童因为听多了鬼怪故事而越发害怕走夜路,人类也因为听多了死亡故事而越发害怕死亡。死亡是罪孽的报应,是抵达另一世界的通道,所以思考死亡之事是神圣虔诚的,但是畏惧死亡却人性软弱的表现。不过在宗教思索中,有时难免掺杂着虚荣与迷信。在一些修士的苦行录中,可以读到他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当指尖受挤压时,是多么的痛苦!于是就会想象当全身都腐败瓦解时,死亡的痛苦会有多大。然而很多时候,死亡的痛苦未必有四肢的伤痛那么重,这是因为人身上致命的器官,并非最灵[5]敏的器官!所以,有人(以一个智者和一个普通凡人的身份)说得好:“与其说死亡令人恐惧,不如说是与死亡相伴的那些玩意儿令人恐惧。”呻吟与痉挛,惨白的脸色,亲友的悲嚎,黑衣与葬仪,如此种种显示死亡十分可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情感还没有脆弱到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不再是孤单时,死亡就不再那么可怕,人就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仇恨击败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使人乐于献身,悲痛使[6]人奔赴死亡,恐惧总是带来死亡。我们在历史中曾看到,当奥托大[7]帝自杀身亡后,真心追随他的人出于怜悯(最温柔的一种感情),而慷慨赴死。除此之外,塞内加认为让人乐于赴死的还有厌倦和无聊:“想一想你有多长时间在做同一件事;不仅仅勇敢者和不幸者,就连吹毛求疵的人,也会以死为解脱。”一个人也许既不勇敢,也未遭受不幸,但是却因为翻来覆去地做同样的事而感到厌烦,从而乐意死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人不因死亡临近而改变。哪怕到了生命的[8]最后一刻,这种人也始终不失其本色。奥古斯都·恺撒大帝临死不忘恭维:“永别了,利维亚,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的那些日子!”提比[9][10]略大帝从容面对死亡,正如塔西佗所说:“他虽然体力日衰,却[11]从容依旧。”韦斯巴芗坐在椅子上,对死亡不屑一顾:“果不出我[12]所料,我正在成为神。”加尔巴则说:“你们杀吧,只要这对罗马[13]有利!”随后从容地引颈就戮。塞菩提缪斯·塞维鲁直到临死前还在工作:“别走远,以防万一还有什么事要我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斯多葛学者们把死亡看得过于严重,死亡也因为他们的[14]种种精神准备而越发显得可怕。有人说得好:“死亡不过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死生都是自然之事,对一个婴儿来说,生与死也许同样痛苦。在热切追求中而亡的人,仿佛流血受伤之人,是感觉不到痛楚的,因此,凡是执着于某种善念的人,是不会畏惧死亡的。人生最美好的挽歌,无过于度完了有价值的一生后,能够说:“如今[15]请你离开。”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打开通往荣誉的大门,熄灭嫉妒之火。“生前受到妒恨的人,死后将受到爱戴!”

三 论基督教统一

基督教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纽带,只有当它隶属于统一的真正纽带时,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基督教的分争和分裂是异教徒所不能理解的罪恶,这是因为异教徒的宗教是由种种仪式,而不是恒定的信仰构成。当异教徒的主要神学家和长老们竟然是诗人时,就不难想象[16]出他们所持的是什么样的信仰了。然而真实的上帝却好妒忌的,对他的崇拜,还有他的宗教,是不容任何掺杂或其它神灵存在的。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基督教统一,谈一谈基督教统一的结果、纽带和手段。

统一的结果(最终目的就是取悦上帝) 有二: 一是针对异教徒的,另一则是针对基督教徒的。就异教徒而言,异端和分裂无疑是基督教最大的丑闻;的确,这比形式上的腐败更严重。就人的肉体而言,伤口或残肢破体远比坏脾气糟糕;人的精神也犹如人的肉体。使人远离教会,把人驱出教会的,莫过于基督教内部的纷争。在寻找基督时,[17]有人说:“瞧,在沙漠中,”又有人说:“瞧,在高坛上,”换句话说,有人异教集会上寻找基督,有人在教会的表象中寻找基督,每当[18]这时候,就需要提醒人们:“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圣保罗(其职业要求他特别关注异教徒)质问道:“如果一个异教徒走进来,听到你们争论不休,难道不会说你们都疯了吗?”当无神论者和亵渎者听到基督教竟然有那么多彼此矛盾甚至相互抵牾的观点时,情况也肯定不会好多少;争论只会使他们回避基督教,嘲笑基督教。曾有一位讥[19]讽大师,在他那虚设的图书馆的书目中,给一本书取名为《异端[20]的莫利斯舞》。在如此严肃的事情上,这样的引述也许有些轻率,但它却反映了基督教的缺陷。基督教的每一个教派都摆出不同的姿态,或者说讨好媚俗,但这只会让世俗之人和腐败的政客嘲笑——他们习惯于对神圣的事物嗤之以鼻。

就基督教徒而言,统一的结果意味着和平,其中包含无限的祝福。统一确立信仰,激发仁爱之心。统一使基督教外在的和平凝炼成为良心的和平,把浪费在争论和辩驳中的精力花在苦行和奉献上。

谈到统一的纽带,找到它们极其重要。似乎有两个极端。对某些狂热的信徒来说,一切和平的话语都令人作呕。“都平安吗,耶胡?”[21]“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他们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服从,是结党。相反,某些温和的教徒认为他们可以在上帝和人之间进行调和,走中间路线,容纳不同的观点,从而长袖善舞,各不得罪。以上这两个极端都应当避免。我们的救世主自己已经用两句话把基督徒分得清清楚楚:“凡不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凡[22]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支持我们的。”换句话说,根本性的宗教观点必须和观念、秩序及良好意愿,也就是说非纯粹的信仰观点,区别开来。做到了这一点,也就可以避免两个极端了。这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平常事,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不过倘若在做事过程中,能够不那么偏心,也许会更受欢迎。

关于这一点,我只有以下一隅之见。人们应该注意到上帝的教会因为两种争论而分裂。一种情况下,双方争论的问题微不足道,不值[23]得一争,争论仅仅因为有矛盾而已。正如一位前辈所言:“基督的外衣天衣无缝,但是教会的衣服五彩斑斓;”对此,他认为衣服的式样可以不同,但是不可以有缝:统一和一致是两回事。另一种情况下,双方争论的问题倒是大问题,但是却被无限放大,直到拘泥于细节,变得含混不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善于决断和理解的人,有时不妨听一听无知者的争论,但是内心必须清楚:别看他们争个不休,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不过他们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的意见。一想到人与人之间判断力存在那么大的差距,我们难道不会这么想:尽管高高在上却知悉人心的上帝早就知道脆弱的人类虽然彼此争论,却指的是同一回事,从而接受争论双方吗?圣保罗在有关论述中,曾警告说:[24]“莫要滥用新词,莫借学问之名而争论。”争论本不存在,是人强为之,赋予新的名词,并固定下来——本该以词就意,实际上却以辞害意。同时还存在两种假和平,或假统一: 一种是建立在无知之上——黑暗中一切颜色都是一样的;另一种是坦承矛盾,把不同的观点拼凑在一起。在根本观点方面,真理和谬误就像尼布甲尼撒二世[25]塑像脚趾上的铁和泥,只会泾渭分明,不会和尘同光。

接下来谈一谈统一的手段。人们必须明白,获得或加强宗教统一时,并不一定要废除或玷污向善之心和人类社会的律法。基督徒有二把剑:精神之剑和世俗之剑,两者在维护宗教方面各司其职,各有所属。不过我们却不能拿起第三把剑,也就是默罕默德之剑,或类似的剑,亦即通过战争去传教,或通过血腥迫害去获得良心。除非是在有公开地用丑闻、亵渎或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一律不得动用第三把剑;更不用说制造煽动叛乱,把武器交给群氓之类旨在颠覆政府的行为了,因为政府受命于天。上述行为是用第一条宗教律法对抗第二条世俗社会的律法: 当我们把自己视为基督徒,却忘记了自己同时也是世[26][27]俗的人。诗人卢克莱修看到阿伽门农竟让忍心牺牲亲生女儿时,忍不住惊叹道:“宗教竟然能让人如此作孽!”[28]

不过要是他知道了在法国发生的屠杀,或在英国的火药阴谋[29],他又会说什么呢?他会变成更加坚定的享乐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凡事关宗教,拔出世俗之剑必须十分慎重;所以把剑交到群氓的手中是非常恐怖的事。还是把它留给再洗礼派和其他忿忿不平的教徒[30]吧。当恶魔说:我将高升,要像那至高无上者一样,这固然是亵渎;把上帝凡人化,让他开口说:我将堕落,要像那黑暗王子一样,这更是亵渎。把宗教事业降格成为君王间的残杀,对百姓的屠戮,和对国家和政府的颠覆,降格到这样残暴而邪恶的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毫无疑问,这是对圣灵的亵渎,将圣灵的形象从鸽子变成秃鹫或乌鸦,将基督教的旗帜换成海盗和刺客的旗帜。所以,教会应该通过教义和律令,君王应该用手中的宝剑,学者则应该利用手中的笔,诅咒一切亵渎上帝的事实和观点,把它们送到地狱——好在大部分已经被这样处理了。在一切关于宗教的理论中,最高明的无过于使徒圣[31]雅各的这句话:“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还有一位古代神学家的话,也同样精彩:“凡是以良知压迫别人的,通常都别具目的。”

四 论报复

报复是一种野蛮的寻求公正的行为。人越是想报复,法律就越应当加以剪除。如果说最初的罪行只是触犯了法律的话,那么报复却是对法律的完全否定。报复的目的无非是和敌人扯平,然而如果宽恕了敌人,则盖过了对方,因为惟有王者才能宽恕。所罗门曾说过:“宽[32]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过去的事情毕竟过去了,不可追回。聪明的人绝不会纠缠于过去的事,而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谁都不会为作恶而作恶,作恶无非是为了谋利、作乐、求名等而已。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因为别人只爱自身不爱我而生气?倘若有人作恶是因为他生性险恶,我又何必生气?这种人就像荆棘,除了刺人,别的什么也不会!有一种报复可以原谅,那就是无法用法律来追究一件罪行之时。不过这也要注意,报复只能报复法律无法顾及的罪行,否则就会被仇人再次占得先手:吃两次亏却只能报复一次。

有人报复时,光明正大,明告敌人,值得钦佩。这种报复更加大度,与其说是为了伤害对方,不如说是为了让对方悔罪。然而卑怯恶劣的懦夫却似暗箭一般。

佛罗伦萨大公卡斯曼斯谈到那种忘恩负义的朋友时,曾说过:“《圣经》曾经教导我们宽恕仇敌,但却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宽恕朋友,”仿佛这些朋友的罪孽无可宽恕一样。不过约伯的话似乎更动听:[33]“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朋友也同样有好坏之分。一个念念不忘报复的人,伤口将永远难以愈合;相反,忘记报复,伤口则会痊愈。为公复仇是幸运的,例如为恺撒被刺、为波克[34][35]那克斯和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之死而复仇。为私复仇是不幸的。念念不忘报复的人,其生活似妖巫般的阴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害人,因此死时凄惨无比。

五 论逆境

塞内加秉承斯多葛派之风,高谈阔论:“顺境中的好处人人向往,逆境中的好处人人羡慕。”毫无疑问,倘若奇迹意味着战胜自然,则多半出现在逆境之中。然而塞内加还有更为高明的见解(对于一个异教徒来说,实在是太高明了):“人同时具备了人的脆弱与神明的坚强,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这句话要是写成诗就更妙了,因为诗更能表达超凡的境界。的确,诗人们一直在忙着描写这种超凡境界,因为实际上这种超凡就是古代诗人们奇特虚构的主题,颇有几分神秘色[36]彩,和基督徒的状态有些接近。古代诗人笔下的赫拉克勒斯前去解救普罗米修斯(人类天性的象征)时,他曾坐在一个陶瓮或水壶之类的东西上,渡过茫茫大海——这实际上就是对基督徒坚定不移的决心的生动描述,亦即凭借血肉做成的舟楫,横渡世间的惊涛骇浪。不夸张地说,顺境的美德在于节制,逆境的美德在于坚韧不拔。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美德让人更显英雄。顺境是《旧约》中的赐福,逆境是《新约》中的赐福,后者带来更多的上帝恩泽,更加清晰地显示上帝的喜好。然而即使是在《旧约》中,如果你仔细聆听大卫所弹奏的竖琴,你不仅可以听到颂歌,而且还会听到同样多的哀乐;圣灵之笔的确对所罗门的福气有所描述,但是更多的却是对约伯之苦恼忧伤的描述。顺境中不乏恐惧与厌恶,逆境中也不乏安慰与希望。刺绣时,将生动的图案绣在黑布上,比起将阴暗、忧郁的图案绣在浅颜色的布上,更让人愉快——悦目才会赏心。美德犹如珍贵的香料,只有当焚烧或碾碎时,才最为芳香。顺境最能显示邪恶,逆境最能显示美德。

六 论韬晦

韬光养晦是一种示弱的策略或智慧,它要求强者本该实话实说时,却故意不说。因此,韬光养晦是示敌以弱的政治手段,是自我保全的妙法。

塔西佗曾说过:“利维亚兼有其丈夫的机智和儿子的深沉,”并且认为其机智来自奥古斯都·恺撒,而深沉正是提比略的优点。在谈到穆奇阿努斯建议韦斯帕芗进攻维特里乌斯时,塔西佗又说:“我们的敌人既不具备奥古斯都明察秋毫的智慧,也不具备提比略的审慎和深沉。”的确,机智和深沉显示不同的习惯和能力,必须加以辨别。一个人如果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能晓得什么应当公开,什么应当保密,什么应当半公开,能晓得何时及对何人公开(这实际就是塔西佗所谓的那种政治的艺术),那么对他来说,韬光养晦就会变成阻碍,成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反之,一个人如果不具有这种明智的判断力,那他最好不动声色,懂得掩饰自己,因为当一个人无法抉择时,最好是选择最安全、最谨慎的路线,比如避开众人耳目,悄悄地前进。最伟大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以言行一致、诚实可信而闻名于世。他们正像那种训练有素的马,晓得何时应当止步,何时应当转弯,因此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掩饰自己时,因为他们诚实、磊落的名声在外,他们真正的意图反而几乎无人知晓。

韬晦之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保守秘密,喜怒不形于色,不让别人注意到或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策是真真假假,用虚假的符号和言论来掩饰真正的自己。下策是施放烟幕,故意乔装成某种样子。

谈到三策中的第一策,保守秘密,它可说是告解神父的美德。毫无疑问,能守密的人才有机会听到很多秘密。谁会对一个大嘴巴敞开心扉披露隐私?一个人倘若被认为能够保守秘密,就会有人前来吐露心扉,这就好似一个皮囊吸进的空气越多,就越敞开一样。在忏悔过程中,坦露秘密不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而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同样,与其说人们想分享秘密,不如说是想摆脱思想包袱,因此能够保守秘密的人会因此了解很多秘密。简言之,因为守密,才有神秘。况且,(老实说)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赤裸都很不雅,因此把肉体和灵魂遮掩得严严实实,可以使人们的行为举止大受尊敬。而那些饶舌者和无所事事的人,通常都很虚荣,偏听偏信。这是因为议论知道的事情的人,同样也会议论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所以,必须牢记:保密的习惯不仅明智,而且正确。而且就保密而言,人的脸比嘴更有发言权。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倘若通过表情而流露出来,这是懦弱、不善掩饰的表现;倘若其表情比言辞更让人相信,则这种表现更明显。

再说第二策,真真假假,它在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保守秘密的需要。因此,凡是想保守秘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善于伪装。世人都太精明,不允许执两可之词,要想守密,必须选择某一方。他们会穷追猛打,不停追问,直到被问之人显示某种倾向,而不是愚蠢地沉默不语;即使被问者避而不答,他们也会从沉默中得到答案。模糊其词或者雄辩大言都不能持久。因此,凡是想要保守秘密之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伪装,换句说,用无关紧要的事实来掩盖真正的秘密。

至于第三策,施放烟幕,我认为,除非事关重要,否则与其称道其机智,不如加以谴责。因此,动辄施放烟幕是一种恶行,要么是因为此人天生就爱作假,或杞人忧天,要么是因为他的思想出了毛病,仅仅因为人有时候需要伪装,就不断习练伪装,以备不时之需。

韬光养晦有三点好处:第一是可以迷惑对手,攻敌不备。一个人的意图一旦明确,就会给对方一个警告,使得对方动用一切手段来破坏这些意图。第二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从容退却。一个人一旦大张旗鼓地做某件事,就只有两种选择:不成功,便成仁。第三是更容易探悉对方的意图。对坦诚布公的人,世人往往很友善,不加干涉,不枉加评议,有什么想法都闷在心里。所以,西班牙人有一句成语:“撒个小谎,换来真话。”这句话似乎是说,只有通过伪装才能发现秘密。同样,韬光养晦也有三种害处:第一,韬光养晦往往表现为懦怯,从而影响正大光明地实现目标;第二,韬光养晦使很多人迷惑,从而失去合作者,只能孤零零地走向目标;第三,这也是最根本的害处,韬光养晦剥夺了一个人最重要的行为工具之一:信任和信仰。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树立坦荡的美名,养成守密的习惯,有时候真中不妨带几分假,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行欺诈之术。

七 论亲子关系

父母的喜怒哀乐应该不形于色。他们的快乐无须说,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不能说。子女使劳动果实变甜,但也使不幸更加苦涩。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烦忧,却也减轻了他们对于死亡的记忆。繁衍后代是野兽的共有行为,惟有人类才能通过后代留下记忆、美名和杰作。毫无疑问,我们不难发现有的人虽没有留下后代,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杰作,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其肉体,却复制了其精神。所以,这种无后继之人的人其实倒是最关心后代的人。第一代家主对子女最宠爱,把子女视为香火的承继者和道统的传承者,所以子女既是他肉体的产物,也是他精神的产物。

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并不是一视同仁的,有时候甚至溺爱得毫无道理。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37]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我们不难发现,一家人如果子女众多,那么老大老二就会受到尊敬,老小会很任性,而那些中间的往往最优秀,但却会被遗忘。父母不应对子女太小气,否则会有害,使他们变得卑鄙,甚至投机取巧,以至堕入下流,有了财富后更加欲壑难求。所以,父母对子女最好是严加管教,而不是在钱财用度上加以克扣。成年人(包括父母、老师和仆人)有时候很愚蠢,在孩子小时,挑动兄弟之间进行争斗,这种争斗往往导致在他们成年后,彼此之间产生嫌隙,因此家庭不和。意大利人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并不在意是否是亲生。老实说,本性上子女和侄甥其实差不多,君不见外甥往往像舅舅,而不是像自己的父母?父母应尽早决定自己希望子女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和所走的人生之路,因为这时候子女最容易塑造。但是父母千万不要操心子女的性格,千万别以为自己想让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子女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孩子确实有某种超群之才,那当然应该加以扶植发展。但就一般情况说,还是下面这句格言说得对:“选择最好的——习惯将使得这种选择令人愉悦,容易接受。”幼弟往往很幸运,但是凡是长兄得不到的,幼弟也很少或永远得不到。

八 论婚姻与单身

有妻子儿女就等于是向命运做了抵押,想行大善或大恶而不得。大事,尤其是事关公众福祉的大事,都是未结婚或没有子女的人做的,因为无论在情感还是财富上,他们都已经和公众结合,把一切都交给了公众。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说:那些有子女的人应该最关心未来,因为他们知道必须把宝押在未来。然而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过着单身生活,却只想着自己,视未来与己无关。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把妻子儿女看成经济负担;甚至还有一些愚蠢、贪婪的富人,他们认为没有子女瓜分其财产,自己会更加富有,从而感到自豪。也许他们听到有人说:“某某是个大财主”,又听到另一个人加以否认,说:“没错,不过他家子女很多,”就好似子女多会让财富减少似的。单身最普通的原因是自由,特别是某些自得其乐、心情怪癖的人,他们对任何约束都很敏感,几乎把自己的袜带和腰带都看成镣铐与枷锁。没有结婚的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却并不总是最好的臣民——他们容易脚下抹油。几乎所有的逃犯都是单身汉。教会人士适合过单身生活,因为教会必须首先救济他人,然后才能顾及自身。对于法官与官员来说,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如果他们腐败堕落,出工不出力,养一个仆人会比妻子更能帮助他们干坏事。谈到士兵,我发现将军们为了鼓舞士气,通常会让士兵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我还认为,土耳其人轻视结婚,使粗俗的士兵更下流。妻子儿女无疑是对人性的一种约束;单身者虽然因为费用较小而更乐善好施,但另一方面,他们不需要经常发善心,所以会更残酷,心肠更硬,适合做严格的检察官。疼爱妻子的丈夫却会因为习惯而不苟言笑,忠心耿耿,就像尤利西斯那样:“他宁要老妻,不要永生。”贞洁的女人往往骄傲难驯,以贞洁为借口,胆大妄为。女人如果认为丈夫足够聪明,那么贞洁和顺从就是联络夫妻情感最好的纽带之一;如果发现丈夫嫉妒,她就决不会这样做。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所以,无论何时结婚,总是有借口的。“一个人究竟应该什么时候结婚呢?”据说是最聪明的人之一的泰利[38]斯回答说:“年青时尚未结婚,老来全无必要。”人们常常见到贤妻往往相伴恶夫,究其个中原因,这样会使丈夫偶然的良心发现更加珍贵,或者妻子为自己的忍辱负重而感到自豪。倘若恶夫是自己不顾亲友的反对而自行选择的,这种情况一准会发生,于是妻子不得不为自己的愚蠢而饱尝苦果。

九 论妒忌

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最惑人心智的莫过于爱情与妒忌。这两种感情都能激起强烈的欲望,并化为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暗示。倘若果真存在蛊惑人心之物,一旦遇见了,眼中立刻就会出现钟情或妒忌之火。我们发现《圣经》中把“妒忌”称做“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天体对人间的不良影响称为“荧惑”,换句话说,人们似乎相信,人在妒忌时,眼睛会冒火。不仅如此,好奇的人还会发现妒忌的恶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后者的春风得意,使得前者的妒忌之心如虎添翼;而且,春风得意之时,正是暴露自己之时,所以也最容易受到打击。

不过我们暂且打住,不谈这些(换一种场合还是值得谈一谈的)。接下来我们将谈一谈哪些人容易妒忌,哪些人容易遭受妒忌,以及公众的妒忌和个人的妒忌有何不同。

无德之人总是妒忌他人的德操。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善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以别人的恶作为养料。凡是缺少某种东西的,必定要以别的东西作为掳掠目标,因此,凡是达不到别人的道德水准的,必定会通过破坏别人的幸福来谋求某种平衡。

好管闲事之人通常都很妒忌。费尽心机了解别人家的事,不可能是因为这样做和自己的家产有关,而是因为窥探别人家的财产这件事本身会让他们感到开心。凡是只顾自己事业的人,都不大会妒忌。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四处流浪,从不安家。“好奇者必有某种恶意以驱使其好奇之心。”

世家子弟往往妒忌新贵,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改变了。这就像错觉,别人往前行,自己虽不动,却感到在往后退。

残疾人、太监、老年人或私生子容易妒忌。凡是身体有残缺的人,除非这种残缺是由于自己英雄勇敢的行为造成的,成为荣誉的一部分,否则必定会竭力伤害别人。而说起这类人中的英雄,尽管身为太[39]监或瘸子,却干出大事,成就奇迹,比如太监纳西斯,还有瘸腿[40][41]的阿格西劳斯二世和铁木尔。

遭受不幸、劫后余生的人也容易妒忌。这种人满肚子不合时宜,认为只有别人受到伤害,自己的痛苦才能得到抵偿。

凡是都想出人一头的轻浮、虚荣之人,总是很妒忌。他们无法安[42]心工作,因为很多人难免会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们。哈德良皇帝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因为他很想在文艺方面崭露头角,所以非常嫉妒诗人、画家和艺术家。

最后,亲族、同事和发小更看不得自己的伙伴得到升迁。伙伴的高升似乎是在数说自己的无能,不仅自己会常常想起自己的不幸,而且别人更容易注意到。别人的声誉和名望使得妒忌者更加妒忌。所以,该隐对其兄弟亚伯的妒忌越发邪恶,因为亚伯提供的牺牲更受上帝的欢迎,而这一点并没有人看见。善于妒忌的人就谈这么多。

接下来谈一谈或多或少会受到妒忌的人。首先,有大德的人,即使升迁,也不那么遭人嫉恨。这种人的福气似乎是上苍欠他们的,而还债,谁都不会妒忌,妒忌的只会是奖赏和赐予。其次,妒忌总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产生,没有比较,就不会有妒忌。所以,妒忌君王的人惟有君王而已。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无德而窃据其位的人一开始最招人嫉恨,而过后反而不那么遭受嫉恨;相反,有德之人倘若福运长久,则最招人嫉恨,因为到那时,其德未变,却失去了早先的光泽。新人的长成会使旧有之德失色。

出生高贵之人高升时,不那么招人嫉恨。这种人一生下来,似乎就注定要高升。而且高升并不能为他们增加多少财运。妒忌就好似阳光,相对于平地,会把崖岸或土丘晒得更烫。同样,相对于平步青云之人,步步高升之人则不那么招人嫉恨。

历经苦难或危险而获得荣耀,不太招人嫉恨。人们认为这种荣耀得来不易,有时甚至会产生同情,而同情则一向是医治嫉妒的良药。因此不难发现,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尽管身居高位,却总是哀叹生活艰辛,高唱“我们好累!”。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觉得那么累,只不过是想减弱别人的妒火而已。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白:这里指的都是布置下来的任务,而不是自找的事。最让人嫉恨的莫过于没事找事,伸手过界,而最能够熄灭妒火的莫过于身居高位,全力维护下属——这样做等于竖起了一道道屏障,使得自己免遭嫉妒。

傲慢无礼、盛气凌人之辈最招人嫉恨。这种人时刻不忘炫耀,总想着如何表现自己有多了不起。他们或是大肆铺张,或者力图压倒对手。其实真正的聪明人倒宁可向妒忌低头,有意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吃点小亏。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相对于弄权,身居高位而率直坦承(因而不显得傲慢虚荣),则不那么招人嫉恨。矢口否认自己的好运,就好像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德才不备似的,那样只会让别人妒忌。

最后,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总结一下。我们在开始时说过,妒忌有点像巫术。所以,要防止妒忌,就只能采用巫术,嫁祸他人。为此,聪明人总是把别人拉上舞台,当做靶子,从而躲开射向自己的妒火。被拉上台的有大臣或奴仆,有同事或伙伴。这样的人从来不缺,因为总有些性格暴躁、使气任性之徒,有权有势,心甘情愿地充当靶子。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公众的妒忌。如果说个人的妒忌一无是处的话,公众的妒忌起码还有几分好处。公众的妒忌是一种放逐,当某些人太过伟大时,公众的妒忌会让他们失去耀眼的光芒。所以,公众的妒忌对于大人物来说,是一种约束,防止他们越过雷池。

这种妒忌在拉丁语中叫做invidia,在英语中叫做discontentment(不满),我们在处理叛乱时,往往会提起这个词。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是一种传染病。就像传染病感染健康的躯体一样,这种妒忌一旦进入某一国家,哪怕是最良善的行为也会被玷污,发出恶臭。所以,用善行去感动恶行,是没有机会的,因为这样做是在示弱,显示对妒忌的畏惧,因此更会造成更大更深的伤害。这就好像感染一样,你越是怕感染,就越会被感染。

公众妒忌的主要是大臣,而不是君王和国家。不过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公众越是妒忌某一位大臣,那么引起妒忌的事由就越是微不足道;公众妒忌的大臣越多,这种妒忌(尽管是隐藏的)越是针对整个国家。关于公众的妒忌或公愤,及其与个人的妒忌之间的差别,就谈到这里。

关于妒忌,最后再补充一点。在人类的一切情感中,妒忌是最顽强、最持久的。其它情感都是不时出现,惟有“嫉妒不知休息”,不是针对张三,就是针对李四。同时还应注意到,爱情和妒忌令人神伤,而且其它感情则不会,因为其它感情没有这两者顽强。妒忌是最邪恶、最堕落的情感,是一种魔鬼所有用的素质。魔鬼被称作“妒忌之人,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上稗子。”妒忌总是在黑暗中悄悄地进行,总是对美好事物,比如说麦子,存有偏见。

十 论爱情

对于爱情来说,舞台总是比人生更精彩。舞台上,爱情大多是喜剧,偶或也会演几场悲剧,而在人生中,爱情却常常惹出麻烦,有时像海妖一般迷人,有时却又像复仇女神一样可怕。你会发现,(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只要是能让后人记得的)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谁都不曾因爱情而发狂。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抵挡爱情[43]这种软弱的情感。你必须把罗马帝国的共同执政者马可·安东尼和大法官阿皮乌斯·克劳狄排除在外。前者的确是个好色之徒,然而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尽管罕见,爱情似乎不仅会占领不设防的胸怀,而且有的心灵尽管壁垒森严,倘若守御不严,也会被[44]爱情攻陷。伊壁鸠鲁曾说过一句笨话:“每个人相对于他人,都是个足够大的舞台。”这句话仿佛是说,人本该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标,却只知道跪拜在小小的偶像之前,尽管没有像野兽那样,成为口腹之欲的奴隶,却成了贪花恋色的奴隶。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奇怪的是爱情往往无所节制,蔑视事物的本性和价值,所以只有恋爱中的人才会总是夸张其辞。夸张不仅仅限于辞令。有句话说得好:“最大的奉承者就是奉承自己的人,余者都相形见绌。”不过这句话对情人不适用。骄傲的人固然会自大,但是惟有情人眼中才出西施,所以说:“恋爱和聪明不可兼得。”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外人看得见,就是在被爱者也看得见;而且,除非爱情得到回报,否则被爱者看得最清楚。有句话永远不会错:爱情要么得到回报,要么会受到深藏于心的轻视。所以,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种激情。这种激情不仅会使人丧失其它东西,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己本身。至于其它损失,诗[45][46]人早告诉我们:选择海伦的人拒绝了天后朱诺和智慧女神帕拉斯的礼物。为情而生的人甘愿放弃财富和智慧。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泛滥;换句话说,人在春风得意或穷困潦倒时,最容易产生爱情,不过后一种情况下比较少见而已。顺逆二境都能够点燃情爱之火,使得爱情更加狂热,从而向世人显示爱情其实是“愚蠢”的产物。爱而不逾矩,把爱情和事业及生活分开,这种人可谓是把爱情处理得恰到好处,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事业,就会影响人的财运,使人偏离目标。我不懂得个中原因,不过军人的确更容易堕入情网,我想这也学和他们嗜好醇酒的原因一样,危险通常需要欢乐来补偿。人性中似乎有一种秘密的爱人倾向,倘若不能钟情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则必然推及更多人,使得人像托钵修士一样,变得博爱。夫妻之爱,使人类繁衍;朋友之爱,使人类完善;滥情只会使人类堕落卑鄙!

十一 论高位

身处高位者身受三重奴役——君主和国家的奴役、名誉的奴役以及事业的奴役。他们失去了三重自由——人身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以及时间的自由。为谋得权势而失去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为谋求驾驭他人的权势而失去自身的自由,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仕途的升迁很辛苦,需要忍受许多痛苦,到头来获得的却是更大的痛苦;有时候为了升迁而不得不卑鄙下流,为谋求尊严而不得不低三下四。不仅如此,高位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坐的,一不小心,结果不是灰飞烟灭,最起码也是名誉扫地,因此,说起来真是可怜。俗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年岁和疾病使得身居高位之人本该退隐幕后,但是由于寂寞难耐,想急流勇退时却退不成,该急流勇退时却不想退。他们就像那些坐在门口的老人,让人徒笑其老而不休。毫无疑问,大人物幸不幸福得由小人物来说。大人物要是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那么肯定找不到幸福;他们要是能够换位思考,想想别人怎么看待他们,发现别人恨不能取代他们的地位,那么他们即使心里不那么想,也会觉得很幸福。有什么忧伤烦恼,他们总是最先发现,而谈到自己的过错,他们却总是最后才觉察。大富大贵之人往往不了解自己,在忙于事务时,总是没时间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塞内加说过:“人若是一辈子活得稀里糊涂,死时却名满天下,这真是件可悲的事。”身居高位就仿佛拿到了行善或作恶的许可证。作恶就像是一种诅咒,最好是不愿做,其次是不能做。崇高理想的真正而合法目标是获得行善的权力。善念(虽然上帝可以接受,)倘若不能付诸行动,也就和美梦差不多。所以,光有善念还不行,还必须有能够付诸行动的权势和地位,就像打仗必须占领制高点一样。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养成美德,多多行善;人类最终的安息是要求得良心的安稳。人类若是和上帝同看,也必然和上帝同息。“上帝转过身望着亲手创造的[47]一切,看见一切都很好”,然后就安息了。初登高位者,应当向最好的榜样学习,萧规曹随。一段时间后,首先检查自己是否尚有改进之处,然后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反面例子也不能忽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所以,改革时,要力避前人的鲁莽和耻辱,要为后人开创好的先例。凡事要追根溯源,观察事物是何时及如何蜕化的;要同时向历史和当下取经,在历史中寻找最优秀的东西,在当下寻找最适用的东西。应当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迹可循,这样手下人就能事先知道能够得到什么;绝不要过于武断和傲慢,万一需要变更陈规时,应当向公众解释清楚。不要擅自挑起有关判事权的争议——与其开口要权,不如默默行使这种权力,让权力实际落入手中。要保护下属的权力,充分认识到原则性指导比事事亲为更加光荣。要欢迎一切有利于工作的帮助和忠告,不要把那些能够提供建议的人当作“多管闲事者”而拒之门外。

掌权者犯的过错主要有四种:办事拖拉,贪污腐败,态度蛮横,听信谗言。为防止办事拖拉,必须扫清衙门作风,信守时间,当断则断,根据需要安排事情。要防止贪污腐败,不仅自己和家奴不能伸手,而且要看住行贿之手。自身正,则不会伸手;自身正而令人知晓,明明白白反对行贿受贿,则可以防止行贿。不仅要防止行贿受贿,而且要防微杜渐。凡是心性过于活络,行为举止大变而原因不明的,都有受贿嫌疑。因此,改变自己的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明说,把改变的原因告诉大家,千万别想隐瞒。奴仆或亲信倘若无故受宠,常常被看做是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至于态度蛮横,则徒惹不满而已。严厉令人产生敬畏,蛮横只能招致怨恨。上级对下属可以严厉斥责,而不可讽刺挖苦。说道听信谗言,那要比行贿受贿危害更大。行贿受贿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人如果听信了谗言,则一辈子都无法摆脱。所罗门曾说过:“讲私情没有好处。这样的人会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破坏法律。”

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职位展示性格。”同样的职位,它让好人显得更好,坏人显得更坏。塔西佗曾批评加尔巴说:“假使他不曾是皇帝,大家倒会相信他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而对于韦斯巴芗,他却说:“他是唯一一个掌权以后,人格得到增进的帝王。”第一句话批评加尔巴的失败,而后一句话则赞许韦斯帕芗的修养。高位倘若与荣誉结合,则是高尚大度之人的化身。荣誉(应当)源自德操。在自然界,物体在到达目的地前,势若排山倒海,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偃旗息鼓;同样,未登高位时,德操呈排山倒海之势,而登上高位之后,则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攀登高位之路绝难一帆风顺,如有党派之争,在未登高位时,则应当缔结盟友,而在登上高位之后,则应当左右逢源。当权者对前任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自己引退时,就会遭到报复。对待同事要尊重,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在他们请求会见时拒绝他们。在和下属交谈或答复下属的问题时,千万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要下属说:“他在工作时,就像换了个人。”

十二 论勇敢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小故事,但是却发人深省。有人曾问德摩斯[48]梯尼:“对演说家来说,什么最重要?”他回答说:“表情”。“其次呢?”“表情”。“再其次呢?”“还是表情”。德摩斯梯尼本人并没有演说天分,但是却深谙演说之道。他看重的不是演说者的德操,而是“表情”,认为“表情”比吐字明快、别出机杼等演讲要素更为重要;不,他几乎认为有了“表情”,就胜过一切。这乍看起来有些奇怪,但个中道理却很明显。人性当中,愚昧的成分通常要多于智慧,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中愚昧部分的才最有威力。在生活中,“勇敢”和演说家的“表情”何其相似!“什么最重要?”“勇敢。”“其次及再次呢?”“勇敢”。然而勇敢却是愚昧无知和卑鄙下流的产儿,远比不上人的其它品质。不过大多数人不是见识肤浅,就是缺乏勇气,因此勇敢令这些人迷惑,受到左右;甚至连聪明人在人生低潮时,也难免受其蛊惑。所以,我们发现平民百姓最易受到蛊惑,而元老和君主则不那么受其蛊惑;初生牛犊最易受到蛊惑,而老成之人则不那么受其蛊惑。究其原因,勇气是再而衰,三而竭。自然之人中不乏坑蒙拐骗之徒,同样,政治团体中也不乏欺诈耍滑之流。号称包医百病的也许在一两个人身上侥幸成功,但是因为缺乏科学依据,终究会原形毕露。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有人在重复穆罕默德的奇迹。穆罕默德曾让人们相信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面前,而后登山布道。人们都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召唤那座山,山却依然屹立不动。穆罕默德一点都不脸红,轻飘飘地说:“既然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里来,那么就让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吧!”所以,这种人总是大言不惭,失败了也不以为耻,而是转过身,扬长而去。世事洞明之人总是躲在一旁看戏,笑看无畏者的滑稽表演;不仅如此,就连一般人有时也会觉得蛮勇实在可笑。倘若说荒唐是人们嘲笑的对象,那么大勇之中总是带有几分荒唐。最可笑的莫过于牛皮吹破之时,这会让吹牛者哭丧着脸。人若懂得害羞,就不会一味地勇敢直前。面对同样情况,莽撞之徒却进退维谷。这就好像下棋,虽未将死,却落入僵局,再也下不下去。这后一种情况更适合作讽刺素材,而不宜认真观察。蛮勇无视艰难险阻,总是很盲目,这一点必须心中有数。蛮勇不利于运筹,但却有利于行动,所以勇者适合冲锋陷阵,而不宜作三军统帅。这是因为运筹帷幄时,必须能够预见到危险,而在冲锋陷阵时,除非敌势难挡,否则必须无视危险。

十三 论善与性善

我认为善的意思就是关心大众的福祉。希腊语里的“善”叫做Philanthropia,而英语的humanity一词分量太轻,不足以表现这个意思。行善是习惯,性善是天性。在人类的美德和尊严中,善最伟大,属于神的品格。离开了善,人不过是一个忙忙碌碌,惹是生非的可怜虫。善响应“博爱”这一神圣美德的号召,允许错误,但却不允许贪婪。对权势的过分追求使得天使堕落,对知识的过分渴求使得人类堕落。凡事都有度,唯有博爱无边,无论是神或人,都不会因为过分博爱而招致危险。向善的倾向深深地烙印在人性之上,人如果不能爱人,就会施及其它生物。人们不难发现,土耳其人尽管对人很残忍,但对[49]动物却很仁慈,常常救助狗和鸟。据伯斯贝斯记载,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基督教男孩一时兴起,用东西把一只长嘴鸟的嘴给塞住,结果差点儿被人人用石块砸死。仁善有时的确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人有句成语嘲讽说:“他太好了,都好到窝囊的程度。”意大利著[50]名学者之一的尼古拉斯·马基雅弗利曾大胆写道:“基督教的教义使得好人成为猎物,倍受那些暴君欺凌。”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世上的确没有任何其它法律、宗教或学说,比基督教更鼓励人行善了。所以,为了避免丑闻和危险,人在行善之时,最好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做烂好人。别人的优点当然要学习,但是不要被他们的面孔或花言巧语所蒙骗,从而变得太轻信和软心肠。轻信和软心肠其实常常是束缚老实人的枷锁。不要把宝石送给伊索寓言里的那只公鸡,给它麦粒,它会更高兴。上帝给我们上了一课:“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然而上帝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把财富、荣誉和美德分配给所有人。一般的福利人人均沾,而特殊的荣耀只赐予上帝选中的人。请注意你在画肖像时,是如何突破样板的。神让热爱自己成为样板,热爱我们的邻居成为肖像。“去[51]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跟从我。”除非你跟从我,否则还是不要把所有的都卖掉。换句话说,除非你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能尽一份心,否则不要把所有的都卖掉,要不然的话,会满了小溪,干了源头。

世上不仅仅有人受正确的理由引导而行善,也有人天生向善,就像有人生来就心地险恶一样。恶人最见不得别人行善,轻则任性而为,横加阻拦,乖张抑郁,重则横生嫉妒之心,捣乱破坏。这种人在别人[52]遭难时,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准备,落井下石,连给拉撒路舔疮的狗都不如。他们就像围着生肉嗡嗡乱飞的苍蝇。他们憎恨人类,栽树只是为了引诱别人去上吊,而不是像雅典的泰门那样,栽树是为了造园。这样的心性是人性的错误,但是没有这样的心性,却成就不了伟大的政治艺术。这就好似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因为船只注定要在海里颠簸,但是却不能用作栋梁,因为房屋必须立根稳固。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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