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经典代表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勒内·格鲁塞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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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经典代表作)试读：

数百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通过武力扩张，成功地建立起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蒙古帝国。在极盛时期，该帝国的版图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延伸至太平洋、黑海、南海和北冰洋地区，国土面积超过三千万平方公里。

有关蒙古帝国开创者铁木真名字的由来，蒙古草原上流传着一个令人惊叹的传说。公元1162年5月31日，铁木真出生在鄂嫩河上游的一个蒙古包里，那时，他的父亲孛儿只斤·也速该刚从战场上凯旋。这位蒙古联盟乞颜部落的酋长向来喜欢征战四方，心里更是有一个征服世界的梦想，于是他便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身上，他异常兴奋地对自己的妻子诃额仑说：“他将来会统领整个蒙古，当大家的可汗，所以应该为他取一个可汗的名字。”

这时，也速该听到蒙古包外人声鼎沸，一看才得知，原来是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尔勇士被五花大绑押在了外面，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和议论。也速该抱起自己的儿子说：“那就叫铁木真吧！希望他长大以后像这个勇士一样英勇。”于是，“铁木真”这个名字便陪伴着这个婴儿开始了传奇的人生。而当也速该小心翼翼地掰开孩子的右手时，他惊奇地发现，孩子的手心里居然紧握着一坨血块，形状貌似矛尖。也速该瞪大眼睛，愣了半天才说道：“我的儿子将来必成大器，他手中握着的正是战神之矛！”很快，铁木真“握血而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蒙古草原。

铁木真果然没有让父亲失望，10岁时，他的体格和力气就异于常人。他天生贵气，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怀。多年后，铁木真继承了父亲的乞颜部落酋长之位，自此，他便开启了征服世界之旅。

对于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起源，说法各不相同。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蒙古人与鲜卑人同宗。在《旧唐书》中，蒙古人又被称为“蒙兀人”，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后来，蒙兀人又分裂成众多部落，蒙古部落便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蒙古原本只是一个部落的名字，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才用这个部落名字来统称草原上的所有部落。

蒙古民族的起源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头深青色的狼和一只白鹿在蒙古高原上的斡难河一见钟情。于是，在蒙古人的心里，他们就是苍狼与白鹿的后代。但是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苍狼和白鹿或许只是一种图腾，一个象征男子，另一个代表女子，他们结合之后才繁衍出了蒙古民族。

在他们的后代里，史籍上有明确记载的人物是朵奔篾儿干。一次，朵奔篾儿干与哥哥出去放牧，途中遇到了一个从遥远的山边走来的貌美如花的女子。朵奔篾儿干对女子一见倾心，发誓要娶她为妻。他害羞地朝女子走去，到美人面前却不敢抬头说话。他的哥哥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替他询问女子身边的一位老者。老者告诉他们，女子尚未婚配。朵奔篾儿干听后兴奋不已，便鼓起勇气凑到女子眼前。看到英俊魁梧的朵奔篾儿干，女子一见倾心。

第二天，朵奔篾儿干便以貂皮、马匹作为聘礼，前往女子家里迎娶了她。这位女子名叫阿兰豁阿，就是蒙古民族的老祖母和蒙古民族共同敬奉的女神。

朵奔篾儿干与阿兰豁阿婚后非常恩爱，育有两子。不幸的是，朵奔篾儿干不久便病逝了，只留下阿兰豁阿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然而，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阿兰豁阿在朵奔篾儿干去世后，居然又生了三个儿子。这让人怀疑她不守妇道。草原上的人议论纷纷，就连她的两个儿子都觉得母亲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

一天，阿兰豁阿将五个儿子都叫到帐篷里，对他们说：“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你们的父亲过世很久了，但我又生下了三个孩子，你们一定觉得我做了不干净的事。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你们的父亲绝对忠诚。“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想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当然，或许你们听了之后会觉得我在说谎。但这的确是事实。自从你们的父亲去世，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每天晚上我都会梦见一个满头金发、浑身散发着白色光芒的天神坐在我的床边，温柔地抚摸我的肚子。然后我就看见有一道白光照在了我的肚子上，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生下了三个儿子。所以，这是神让我受孕，而这三个儿子都是上天所赐。”

这样离谱的事情当然没人相信，阿兰豁阿的儿子们面面相觑。阿兰豁阿看着他们诧异的神情，又接着说：“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不如这样，今晚你们在我的帐篷外面等着，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说谎。”夜里，五个孩子便躲在母亲的帐篷外边窥视。果然，在夜静更深的时候，一道白光快速闪进了母亲的帐篷，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飞走，五个孩子这才相信了母亲之前所说的话。

所以，蒙古人后来便有了两个部落。一个叫尼鲁温，意指阿兰豁阿跟神生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后代身份最为高贵，成吉思汗所属的“黄金家族”就是尼鲁温蒙古人的后裔；另一个叫都儿鲁斤，是阿兰豁阿前两个儿子的后代，是比较普通的蒙古人。而在这五个儿子中，阿兰豁阿最喜爱的是幼子孛端察儿。根据史料记载，孛端察儿其实就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世祖。

匈奴、突厥、月氏、柔然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民族，这些民族一直伴随着农业定居文明所建立的王朝出现。比如汉朝时，有匈奴民族在北方与其对峙；唐朝时，北方又有突厥人与其周旋；两宋时，北方被蒙古和女真占领。如此，我们对伴生于农业定居文明的草原游牧民族便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同时又在猜想：草原民族为何会不断发生变化？之前的游牧民族到底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游牧民族习惯依靠武力来征服他人？

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特性的影响下，他们的迁徙主要由他们所接触的定居文明国家的人记录，所以史料比较零散。而《草原帝国》这本书不仅描述了三千年来大草原上所发生的变化，还记录了蒙古帝国统治者成吉思汗、窝阔台、帖木儿等人一次次掀起进军农业文明的狂潮。作者以豪放的历史观，向读者展现出草原游牧民族的传奇历史。

本书作者勒内·格鲁塞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亚洲史研究界的泰斗”，素来以研究中亚和远东的历史而著称。他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代表作《成吉思汗》《草原帝国》等均享誉世界。在《草原帝国》中，他不仅为我们梳理了游牧民族背后的历史脉络，还将蒙古帝国这一战斗民族的狂傲、锋芒以及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完美画卷。

本书是一部典型的中亚通史，作者历时数十载，通过收集大量的史实资料谨慎创作而成，是世界史学史上公认的权威巨著。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欧亚大陆史正式被外界接纳，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蒙古帝国的历史。

本书覆盖的时间久远，始于蛮荒时期的匈奴，终于清初。作者从活跃在欧亚草原上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路线中，精心整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范围一度涉及东欧、西亚、中亚、北亚、俄罗斯草原以及其他高原山脉，令读者全面领悟草原政权的实质。第一章早期历史：上古时期的草原游牧部落文明

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种石器艺术——奥瑞纳文化传统流行开来。奥瑞纳文化沿着历史上开辟最早的欧亚之路，从西伯利亚涌入中国的北方。

公元前1200年，辛梅里安人成为黑海以北俄罗斯草原的主人，在这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青铜文明。公元前750～前700年，斯基泰艺术在俄罗斯草原蔚然兴起，这是由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创造的，他们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

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由俄罗斯草原的新主人——萨尔马特人创造出来，成为今天突厥文化的雏形；公元3世纪后期，跋涉而来的匈奴人为这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鄂尔多斯艺术；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上半叶，柔然人成为外蒙古的统治者，并创造了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这历时2000年的时代更迭变迁，共同构成了欧亚草原的早期历史。1.辛梅里安文化：石器时代的草原文明

广袤无垠的北方草原上有一条横贯欧亚的道路，这条路也是迄今人类所知的最早的欧亚之路。奥瑞纳文化发源于西伯利亚，沿欧亚之路延伸到中国北方，宁夏水洞沟黄土坡和榆林萨拉乌苏河流域都曾发现过奥瑞纳文明的遗址。玛格德琳文化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文明形式，其文物也曾在西伯利亚、中国华北、东北被发现。

新石器时代末期，俄罗斯中部的石梳形陶器经过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进入中国。公元前20世纪，沿着西伯利亚草原之路，一种源自特里波利耶的带有螺旋装饰的陶器，在中国仰韶村和甘肃半山地区发展盛行，同时，公元前1500年发展起来的西西伯利亚青铜技术也流入中国。

上古时期草原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种独特而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与游牧民族的特性相契合，而此种艺术也是当时被雕刻在马具和装备上的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金银花瓶和纯金动物形象。这些艺术品多数出土于库班，即今天外蒙古的乌兰巴托，成型于公元前1600～前1500年，与爱琴海古代文明——米诺安中期文化处于同一时期。

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一支印欧人种的辛梅里安人开始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活动，并在此定居。大量的考古文物相继在库班和第聂伯河流域被发现，包括各种青铜器和金银动物形象。著名考古学家泰尔格伦表示，这些物品当时的主人应当有一大半都是辛梅里安人。从南俄罗斯出土的艺术品则与外高加索文化有密切关联，塔利西文化也与辛梅里安人相互联系。

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经由伏尔加河进入突厥斯坦和乌拉尔山区的，一些珍贵文物的出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还处于低级阶段的青铜文化。公元前1150～前950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传播，向黑海以北推进，在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发现的青铜斧等可以印证其传播进程。另外，捷列克草原和格鲁吉亚两地的文化，也都是辛梅里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辛梅里安文化的最后阶段，应该在公元前900～前750年，同一时期的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与辛梅里安文化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随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开始流入辛梅里安文化。

铁器时代的到来，促使辛梅里安文化渐渐被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超越，当然，在辛梅里安文化晚期也曾经发现过哈尔希塔特铁刀，这说明，几种文化的发展并无明确的分界线，而是相互交融的。2.西亚文化大融合：斯基泰文明

辛梅里安人居住的南俄罗斯草原，在公元前750～前700年这50年里，被来自西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斯基泰人强势占领。作为突厥斯坦草原上最久远的游牧民族，由于地域缘故，斯基泰人没有受到当时亚述—巴比伦文明的任何影响。

斯基泰人的形象被生动灵活地展现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他们身穿束腰上衣和肥大的裤子，留着胡须，手牵骏马，头戴能保护耳朵的尖顶帽。与他们相伴而行的是弓箭和篷车，随着季节的更迭，他们带着妻儿和财物、装饰品四处漂泊。

斯基泰人对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斯基泰文化，并引导和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形式和走向。而继辛梅里安人之后，俄罗斯草原就被斯基泰人统治，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

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斯基泰人同突厥—蒙古人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弓箭手的服装和民间流行的丧葬风俗，但是语言学家们却认为，斯基泰人属于印欧家族的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种或者印伊人种。

公元前750年开始，斯基泰人就从乌拉尔河和图尔盖河进入俄罗斯草原，并驱逐了居住在这里近500年的辛梅里安人。辛梅里安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逃往小亚细亚，在公元前630年左右到达了达彭蒂斯；另一部分则逃到了匈牙利。斯基泰人不打算放过辛梅里安人，就对他们展开了不断的追击。不过，由于路线错误，斯基泰人穿过高加索后，同亚述帝国的强大军队狭路相逢。公元前678年，斯基泰人与亚述帝国正面交锋，但因力量悬殊失败。后来，另一位斯基泰王巴塔图亚为了有效打击辛梅里安人，同亚述帝国联手，在公元前638年击败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

公元前628年，迫于古伊朗王国米底的入侵，亚述帝国请求斯基泰王出兵援助，巴塔图亚的儿子马戴斯迎战，并彻底击败了米底。不久，米底人奋起反击，斯基泰人首领在战争中被杀，剩余的部众不得不退回南俄罗斯草原。

斯基泰人对西亚近70年的征伐和入侵，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与南方文明地区的融合。作为被入侵的一方，西亚在被波斯人占领后，就开始对伊朗的安全进行维护，以有效防范和对抗外敌。其中，波斯帝国的创造者居鲁士领导了对抗斯基泰人的最后一次战争。

在南俄罗斯草原上，斯基泰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了300年。虽然西亚对斯基泰人的征伐以失败告终，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亚得到了安全发展，而免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

从不断扩大的斯基泰文化中，我们也能对他们侵占俄罗斯的进程有所推断：公元前700～前550年，斯基泰人是分散的，其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他满半岛和库班地区；在公元前550年以后的100年里，乌克兰地区涌现出大量斯基泰文物，并在公元前350～前250年发展到顶峰。这些文物的分布显示出，斯基泰人的疆域从东北的伏尔加河延续至萨拉托夫，向西则抵达沃罗涅什地区。至于南俄罗斯斯基泰人，他们或许只是一个贵族，统治辛梅里安人下层；而那些居于斯基泰北部的，则可能是混杂在辛梅里安人中的野蛮游牧民族。

无论是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还是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参加了反对大流士入侵的战争，不过北部斯基泰的文化遗址风格却不同于斯基泰文化。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以及米底王国（一个古伊朗国）进行大规模入侵，而这样的入侵所产生的后果，则超越了政治历史的范畴。3.草原魔音：游牧民族的大文艺复兴

斯基泰人同亚述人的盟友关系持续了近1个世纪，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草原文化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斯基泰人也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尔希塔特铁器文化对斯基泰文化没有影响，只不过斯基泰文化受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更多一些。库班出土的铁合金斧头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该斧头上描绘了一群长着弯角的野山羊和一群美丽的鹿，其描绘手法属于亚述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但是装饰风格则是典型的斯基泰方式。

我们能从中看出，亚述文明的自然主义艺术开始向实用艺术转变，转变的标志就是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而这种艺术也有固定的形式，比如金鹿的鹿角都是程式化的螺旋形状，而早在公元前6世纪，这种固定的形式就已经在库班出现。

经历了几个世纪，南俄罗斯草原美学以固定形式被保存，并不断向东发展，最终进入蒙古和中国。这种艺术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从希腊和亚述文化中发展而来的自然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装饰艺术倾向，并且前者总会受到后者的影响。

这种艺术倾向放到游牧民族大环境中就能被很好地诠释。四处游牧、居无定所的生活，决定了他们对现实主义的雕刻或绘画不会产生太过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用品或者服装上进行修饰。正因如此，他们对所有的艺术都进行了程式化处理——用几何图形的风格来表现动物形象。

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我们会发现螺旋状或弯曲的鹿角、马鬃，很显然，装饰艺术已经完全取代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物艺术。从中也可以看到定居民族艺术与草原民族艺术的不同和对比，与斯基泰艺术相对的，是亚述阿赫门尼德朝艺术；同匈奴艺术相对的，则是中国汉朝艺术。不过，它们也存在共同之处，即都对狩猎和动物搏斗场景进行描述，不过，定居民族的描述主要以迅速而简洁的风格为主，而且背景也多是简单、模糊的；而草原民族则是以残缺的鸟类、被捕捉的猎物为重点，对动物及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进行描绘。

形式固定的草原艺术参差不齐地分布在广袤的草原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安纳尼诺文化。在局部上，安纳尼诺文化采取了斯基泰草原的动物风格，以几何图案为主要装饰，而动物身体则呈现出蜷曲的形状。

但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则是另一种情况。青铜文化繁盛时代，阿尔泰地区一直是米努辛斯克的金属加工中心，它经常在生产一种用纯粹的几何图形作装饰的有孔手斧。在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下，这种装饰风格由简单渐渐变为复杂，描绘的动物图像也变得扭曲。4.草原文化的黑马——萨尔马特人

萨尔马特人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标志是普罗霍罗夫卡墓群的发现，墓群坐落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奥伦堡地区，其中有很多萨尔马特人的独特武器“矛”。

萨尔马特人同斯基泰人一样，都属于伊朗游牧民族，居住和活动于咸海北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他们渡过伏尔加河，来到俄罗斯草原，将居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赶往克里米亚，成为南俄罗斯草原的新主人。

虽然萨尔马特人与斯基泰人同源，但是两个民族的风格却迥然不同，无论是服装、武器使用还是艺术风格，都是如此。斯基泰人擅长骑马，武器是弓箭，衣着一般是宽松的服装和萨加帽；而萨尔马特人则喜欢锥形的帽子，身穿铠甲，以长矛为武器。

或者说，斯基泰人所发展和传承的是一种以自然主义风格为主的动物艺术，而萨尔马特人的艺术风格虽然也是以动物为主，但他们对几何图案和程式化更为情有独钟。他们的艺术风格是在希腊—罗马艺术造型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在金属制品中，通过程式化的花纹进行表面装饰。

萨尔马特人更加崇尚那种极简的“东方”格调。这种中世纪之前的艺术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并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由哥特人传播到日耳曼部落。

公元前3世纪初，斯基泰艺术开始向萨尔马特艺术过渡，这从亚历山大堡出土的文物中就能看出来。萨尔马特艺术在南俄罗斯确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库班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宝石首饰，还有一条迈科普银带，在考古学家看来，这些都是公元前2世纪左右萨尔马特人的艺术代表作。

在西伯利亚中部及米努辛斯克附近也发现了那一时期的人类头骨，科学证实，这些头盖骨并非突厥—蒙古人种所留，而极有可能是萨尔马特人的姻亲种族，或者是与当时斯基泰人或萨尔马特人往来的印欧人种。5.浮出水面的前突厥文化

前突厥文化起源于阿尔泰地区。公元前5世纪初，米努辛斯克地区作为金属加工的中心，活动变得日益频繁，为前突厥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一种长方形的石槽坟墓出现，而当时的艺术风格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直立、翘望、蜷曲、斜卧等不同姿势的动物图文，其中最主要的动物形象是鹿。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形象的起源应该是南俄罗斯。

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小刀和杯状大锅出现，小刀犹显精致，柄端装饰着一颗鹿头，刀身略微弯曲，很薄。公元前330～前200年，青铜时代的米努辛斯克逐渐过渡到铁器时代，这一时期，一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斧头出现。在该地区，考古人员还发现装饰着各种互动的动物形象的青铜饰片，它们的耳朵、肌肉和皮毛都是空心三角形形状。

很显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同南俄罗斯的萨尔马特艺术存在很大的关系，它们经米努辛斯克传到了位于鄂尔多斯的匈奴人那里，并对他们的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阿尔泰地区西南的帕兹雷克，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00年的埋葬地，从文物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题材与斯基泰艺术有密切关系，但是工艺更为复杂和严谨。除了帕兹雷克，阿尔泰地区的文化群还有各类棺椁，由此也可推断出，这里的人与萨尔马特人有过姻亲关系。

到了1世纪至2世纪，米努辛斯克地区继续流行动物图案，但不久，这一处文化中心却消失了，没有丝毫的踪迹可循。这也意味着米努辛斯克地区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密切关系正在变化，而直到7世纪左右，青铜装饰还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生产。

不过，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衔接时间内，米努辛斯克地区很显然曾经遭遇过突厥各部落的入侵，只是米努辛斯克文化中心虽然消失了，但它对居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草原艺术的传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6.匈奴源起及多情的鄂尔多斯艺术

当南俄罗斯草原、西西伯利亚和图尔盖河相继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提供活动场地时，东部的草原却被突厥—蒙古种族控制。这一种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被中国人称为“匈奴”，而在公元前9世纪，中国人就将这一地区的人称为“猃狁”、“荤粥”，或者更为笼统地称为“胡人”。

中国人对所谓的胡人的了解，也仅局限于那些居住在鄂尔多斯、山西、河北北部等边境的少数民族。在战国时期，中国就与匈奴有过接触。当时，赵武灵王攻打并降服了一些匈奴部落，同时夺取了山西大同和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由于正值天下大乱，为了有效对抗匈奴和敌国的干扰，赵武灵王向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旨在对赵国的骑兵实行全面的游牧化，学习匈奴机动性强的优点，从而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系列胜利。

游牧民族与中原接触不久，中国就出现了骑兵。匈奴的游牧生活同军事训练一体化，在交战中经常获胜，赵国吸取了几次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与匈奴同样的作战方式。不仅如此，赵国还在边境线上筑起了长城，以有效阻挡敌人的入侵。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就壮大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其首领称为“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其中，“撑犁”是指天，“孤涂”的寓意为地，而“单于”则指广大无边。辅佐单于的官员一般为屠耆王，“屠耆”的意思是“正直而忠诚的人”，分为左、右贤王。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匈奴人主要生活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这也是单于的居住地；左贤王作为单于的继承人，居住在西部的克鲁伦高地和乌里雅苏台附近。在屠耆王之下，匈奴还细分职务，包括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军、左右斗位等，最下级为十夫长。在迁徙过程中，匈奴部落能够像军队一样朝南行进，而且保持队形。

匈奴人的相貌特征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相似，他们身材不高，但很强壮，头大脸阔，颧骨突出，颔下留有一撮硬须；眉毛浓密，如杏的双目炯炯有神，肥大的耳垂上戴有装饰性耳环。在着装上，匈奴人会选择长及小腿的、两边开叉的长袍，戴皮帽和短毛皮的围巾，腰间系着弓箭袋，背上背着弓箭筒。

另外，这几个民族也有很多习俗一脉相承，比如殉葬习俗等。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会根据季节的不同而迁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长生天。同时，他们也是充满智慧的掠夺者，中国边境经常会出现匈奴人的踪迹，而那里的牲畜和财物也是他们的猎物，并且他们总能满载而归。

匈奴人非常推崇诱敌深入这样的传统战术，凭借灵巧的骑兵和杀伤力强大的弓箭有效阻止追兵，这一战术在原始时期就已形成，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时期。

匈奴人种的划分一直存在分歧，如果从它在突厥—蒙古种语言中的地位来看，匈奴应该属于蒙古人，但是匈奴的领导者却具备极为明显的突厥特点，所以一些学者也将他们归为突厥人。

极具特性的还有匈奴人的鄂尔多斯艺术，这种艺术主要是以程式化动物装饰为代表的青铜片、马具、棍棒闻名，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部分。同时，匈奴艺术也与中国美学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考证，人们发现，诞生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影响，从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判断，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而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到战国式的转变，也是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

匈奴艺术文物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北部边境地区，其中，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公元前118年中国发行的汉代钱币；在一座位于外蒙古诺恩乌拉的匈奴王子的墓地中，发现了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风格的壁画；在中国鄂尔多斯、绥远、宣化等地区发现了大量匈奴人使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产于中国汉朝时期，可以说，从六朝时期到成吉思汗时期，中国一直受到鄂尔多斯草原艺术的影响。7.蝴蝶效应：匈奴对草原的连锁影响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力量逐渐强大，并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中国恰逢结束战乱，秦始皇嬴政完成了中原六国统一后，命蒙恬率军修筑长城，以防止匈奴的进攻和骚扰。

修筑长城是一项艰辛而浩大的工程，直到公元前215年才完成。第二年，蒙恬将匈奴驱逐至鄂尔多斯地区。由于长城这一壁垒的防护，入侵中国变得更为困难，于是头曼单于带领部众转向甘肃，攻打甘肃西部的月氏。后来，冒顿单于继位，击败了东胡。

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勾结匈奴，企图叛乱，冒顿单于趁中国秦汉交替的契机，举兵围攻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战。战争初期，汉高祖得胜，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到楼烦一带，却不想中了匈奴诱敌深入之计。

当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中，汉高祖没有听取前哨探军的建议和阻拦，执意追击匈奴到大同平城，而这正中匈奴人的下怀。汉高祖及汉军的先头部队被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七天七夜，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了联系，汉军不适应北方严寒的气候和生活，伤者众多。

后来，汉高祖采取陈平的计策，向冒顿单于的妻子行贿才得以谈判解围，条件包括为匈奴提供大量的物资。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仅仅凭借武力手段根本无法解决同匈奴的争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朝一直采用“和亲”的政策来笼络匈奴，以维护边境的和平。

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亲率大军征讨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并获得成功。后来，冒顿的继承人老上单于再度出征，彻底击溃月氏，并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饮酒的器皿，至此，月氏对匈奴的威胁被解除。剩余的月氏部落离开甘肃后，仓皇向西部的戈壁深处逃窜，这是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民族大迁徙。在西逃过程中，一部分月氏人选择在秦岭南部地区羌人和吐蕃人居住地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月氏的语言被当地同化，被称为“小月氏”。另一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原本他们征服了伊犁河流域以及伊塞克湖盆地的乌孙人，打算在此定居，但没想到匈奴再次介入，失败的大月氏人只能继续西逃。公元前160年，长途跋涉的大月氏人终于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定居，这里也被中国人称为“大宛”，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相邻。

费尔干纳地区大部分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是塞语，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塞人”。不过，随着大月氏人的到来，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因此不得不想办法拓宽领地。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30年，塞人穿越索格底亚那地区，将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人那里夺了过来，在此定居的大月氏人也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公元前128年，西汉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时，大月氏人就已经稳定在了索格底亚那地区，并以监氏城为首都。两年之后，大月氏人成功渡过阿姆河，击败了居住在巴克特里亚的塞人，五位首领对这里进行了瓜分。

总体而言，月氏人的这次迁徙是当时游牧民族陷入混乱的标志。被大月氏人驱赶的塞人最终占领了德兰吉亚那，而自此之后，这些地区就成了“塞人之地”。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活动广泛而激烈，所有的游牧部落都从锡斯坦出发，对帕提亚帝国进行毁灭式入侵。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二世出兵攻打叙利亚，希望以此解除本国面临的威胁。最初，弗拉特斯二世获得了一些游牧部落的支持，但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这些部落纷纷倒戈，并杀死了弗拉特斯二世。

新继任的帕提亚国王阿特班努斯二世，在公元前124年对吐火罗人的反攻战争中身受重伤而离世。随后，米特里达提二世继位，他继续作战，有效地阻止了各个部落的入侵，还成功地征服了锡斯坦，获得了当地的宗主权。

此后，塞人继续扩张领地，他们从锡斯坦出发，一直扩张到喀布尔和旁遮普地区，但是这次扩张却再一次被大月氏人驱逐，所以，他们不得不迁徙，最终来到了马尔瓦和吉莱特，在这里定居到4世纪。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建立贵霜帝国，随着国家的确立，大月氏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扩张，其版图则延伸到了北印度附近的马图拉和旁遮普。

这一段历史表现了匈奴人的第一次出击将月氏人驱逐出甘肃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月氏部落的到来，阿富汗地区的希腊化特征消失，被冲击的还有帕提亚的伊朗；迁徙的月氏人一路向西，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如同蝴蝶效应，草原某处的一点异动，就足以引发整个草原的动荡，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8.分裂与冲突：匈奴同汉朝的对抗

对中国来说，随着月氏部落的西迁，中原北部强大的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愈加明显，其中，外蒙古的鄂尔浑河和内蒙古的长城脚下一直处于匈奴人的掌控之中。公元前167年，匈奴骑兵一路南下进入陕西，直捣位于宁夏境内的彭阳；公元前158年，匈奴人回到渭河北部，直接威胁西汉都城长安；公元前157年，汉武帝继位，当时中国多处边境都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

这一时期，匈奴人活动于鄂尔浑河河源地带以及翁金河下游的戈壁滩附近，这两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面对虎视眈眈的匈奴，汉武帝刘彻决定将他们驱逐出中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同那些被赶出甘肃的月氏人联合，前后夹击对抗匈奴。但是张骞不幸被俘，被匈奴扣押达十年之久。等到他逃脱匈奴的控制，赶到索格底亚那时，月氏人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变得安于现状，张骞只能在公元前126年无功而返。

既然寻求月氏人的支持已然无望，汉武帝只能凭自身的实力同匈奴对抗。公元前129年，趁匈奴进犯渔阳、上谷之际，汉武帝通过避实就虚战术，对匈奴反击。首先，汉武帝派遣卫青率领军队从山西北部出发，穿越戈壁，攻击翁金河畔的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

公元前127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的朔方部署兵力、修建军屯，有效地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保护；公元前124年，匈奴再度入侵，卫青以朔方为据点，成功击败匈奴；公元前121年，少年将领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将甘肃部分地区的匈奴赶走，降服两支匈奴部落；公元前119年，卫青同霍去病联合，对匈奴帝国中心发动攻击，给匈奴以重创，不但将伊稚斜单于赶走，还将整个匈奴部落逼退至外蒙古，但霍去病却不幸在公元前117年离世。

为了防止匈奴再度袭击，汉武帝在甘肃兰州到玉门关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这一方面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另一方面有助于汉朝时刻关注匈奴的行为动态。

公元前108年，西汉将领赵破奴率军一路向西，取得了楼兰和车师国的宗主权，并与费尔干纳建立起贸易关系。不过，这段关系因费尔干纳暗杀汉朝使者而一度停止，最终，在李广率兵镇压之下，贸易再度恢复。

虽然西汉在一系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北方战败的匈奴一直心有不甘，在李陵率5000步兵远征蒙古之际，匈奴曾派8万大军大举围攻，西汉一方除了400人突破重围，剩余军将全部被俘。而这一次计划的失败，也迫使朝廷不得不中止远征外蒙古的计划，幸运的是，汉朝损失的只是一支部队，边境并未受到牵连。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汉与匈奴的冲突地点由蒙古长城脚下转移到塔里木以北的绿洲地带，二者争夺的目标也变成丝绸之路的实际控制权。公元前77年，楼兰同匈奴联合，以期夺回宗主权，最终被西汉平定。汉宣帝年间，西汉的统治进一步深化，建立起众多亲汉政权，通过对塔里木地区局势的掌控，最终获得了丝绸之路的终极掌控权。

在此期间，匈奴内部在公元前60年发生了一次内战，极大地耗费了元气，以致再也无力发动外战。当时，呼韩邪与郅支因争夺单于称号，打得不可开交，公元前51年，呼韩邪前往长安，寻求汉宣帝的帮助，并表示愿意归顺汉朝。在汉宣帝的帮助下，呼韩邪战胜了郅支，并在鄂尔浑河附近定居。公元前33年，呼韩邪再度进都觐见，并与汉朝联姻。

作为战败的一方，郅支带领部落离开蒙古，向突厥斯坦方向迁徙。迁徙过程中，郅支部众打败了乌孙人，实现对成海草原和伊犁河地区的占领，最终在楚河地区的草原定居。

公元前36年，西汉大将率精兵远征楚河，成功击败郅支部落，杀死了郅支。至此，西方这个刚刚具备雏形的匈奴帝国就此消亡，郅支部落也由此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东匈奴的归顺和西匈奴的迁徙稳固了西汉王朝在中亚地区的霸权，但归顺的东匈奴趁西汉灭亡的间隙，举兵攻占了塔里木地区，再度侵犯中原边境。本来东汉政权建立后，曾打算派兵征伐匈奴，不过未等出兵，匈奴内乱又起。公元48年，南方匈奴归顺汉朝，双方联合对抗北方匈奴蒲奴单于。

平定匈奴叛乱后，汉光武帝将归顺的匈奴安置在山西、甘肃边境及戈壁南部地区，成立了南匈奴国。而逃往鄂尔浑河的北匈奴依旧是东汉的敌人，公元49年，乌桓部落和鲜卑部落联合东汉，共同夹击北匈奴，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从此之后，东汉唯一的威胁也暂时被解除。第二章蛮族祖先：游弋于西部地区部落间的征伐

匈奴人分裂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中原和西部的贸易、文化交流通道，于是，对丝绸之路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点。汉朝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西域各民族宗主权的控制。同一时期，塔里木绿洲文化因贸易的繁荣和文化交流而逐渐发展起来，并孕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然而，随着游牧部落的繁衍壮大以及中原力量的衰落，中原成为北方民族抢夺的战场，中国也从过去的统一走向分裂。在征伐不断的年代，各个部落依次登上历史舞台，有的延续下去，有的则如昙花一现，激起一些浪花后就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同时，分裂的匈奴有一支进入欧洲，同罗马帝国展开了一番力量的角逐和争夺，并对罗马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些力量依旧无法摆脱最终消亡的命运，鼎盛之后，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丝路之争：谁是商贸桥梁的实际掌控者

东汉获得对塔里木地区的宗主权后，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塔里木地区地处战略要隘，资源丰富，其绿洲沿盆地南北两侧形成两条弧线，成为华夏文明连接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通线。

其中，南部绿洲包括楼兰、敦煌、帕米尔山谷等地，北部绿洲则囊括了敦煌、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喀什等地。这些王国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经济实力却不容小觑，因为希腊和印、伊同中国连接的伟大丝绸之路，即必然经过这些绿洲。在喀什，丝绸之路一分为二，到了敦煌，两条路再度汇合进入中原，经酒泉和张掖抵达长安。

丝绸之路起于中国长安，止于意大利罗马，是最早最重要的中西方文明交流通道。它从长安出发，途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连接欧洲与北非，到达中海，全长达6440公里。丝绸之路被认为是古代连接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线，数千年来，无数的民族都同这条路有过联系，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等都是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东汉帝王们深知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因此一直致力于其控制权的争夺，汉明帝、汉章帝与汉和帝在位期间更是将其作为一项主要事业看待。公元73年，将领窦固和耿秉联合出兵，实现了对南北车师的征服，将匈奴赶走。随后，班超率兵征服鄯善、于阗和库车。公元75年，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叛乱，旨在反抗汉朝的控制，驻守塔里木的班超和耿恭被叛军围攻。

汉明帝去世后，继位的汉宣帝再三权衡，决定放弃对塔里木的保护，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撤离途中，班超决定重返喀什，于公元78年在于阗和喀什辅助军的帮助下，成功收复了吐鲁番和阿克苏，同时，甘肃驻军也征服了南北车师。在回师途中，班超提出了“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著名策略。

公元80年开始，班超凭借着驱逐匈奴、保护丝绸之路的信念，征服了喀什和叶尔羌，并同乌孙建立了良好的盟友关系。公元90年，东汉同库车实现了贸易上的友好往来，随着匈奴被打败，汉朝同南北车师的关系也再度恢复。公元91年，东汉将领耿夔再度给匈奴以沉重打击。两年后，新继位的单于被鲜卑人杀死，至此，北匈奴损伤的元气再也无力恢复。

失去了匈奴的支持，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这些小王国唯一的选择就是臣服于汉朝。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出使西域，并于公元94年降服焉耆，至此，汉朝对整个塔里木地区的征服得以完成。

公元102年，班超离世，新继任的西域都护没有有效运用“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策略，致使塔里木地区在公元106年再度发生叛乱。而此时，东汉王朝面对接二连三的叛乱已经疲惫不堪，所以在公元107年将塔里木地区的驻军全部撤回。

公元108年，青海西南的游牧民族吐蕃攻击位于甘肃的汉军据点，企图击败汉朝军队，截断敦煌这条路线。汉将梁慬率兵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击退敌军，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公元109年，位于内蒙古的南匈奴再次侵犯汉朝边境，耿夔企图游说鲜卑部落一同对抗匈奴，但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年，梁慬和耿夔才击败了进犯的匈奴。

从公元119年开始，东汉开始着手重建与塔里木的关系，建立了伊吾的移民军团，随后，吐鲁番和鄯善也归附汉朝。其间，由于北匈奴和车师的突然袭击，伊吾军团全军覆没，而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在公元123年屯兵于鲁克沁，对鄯善的统治进行扶持。随后，处于不利地位的库车和阿克苏也归顺东汉，并帮助班勇将匈奴驱逐出吐鲁番。

公元127年，班勇进入焉耆，成功征服了塔里木盆地。在之后的几年里，除了南匈奴左支发动过一次为期四年的叛乱之外，东汉王朝的主要威胁就是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呼衍部匈奴在公元131年进军北车师，残害当地的居民；公元151年又进军伊吾军屯区，几乎将其摧毁，东汉花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将此地保全。公元170年，汉朝联合吐鲁番、焉耆和库车，对喀什进行了一次警告性远征。2.塔里木绿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有效掌握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既可以保障汉朝同西方贸易的通行，也可以促进包括佛学在内的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通过今天的考古探险可以发现，敦煌以西两条丝绸之路，南道是最为繁华的商路，也就是经过于阗和莎车的路线。探险家们在古于阗地区发现了罗马钱币和希腊—佛教式浅浮雕，这些浮雕上刻有服饰精致的希腊人。在尼雅境内的一处遗址，人们还发现了罗马图章以及印度—塞人的货币；而在米兰，即原鄯善国，发现了希腊—佛教式壁画，这些壁画的内容多样而精美，有僧侣、佛陀和天使等多种形象，而这些文物全部都是3世纪到4世纪的作品。

和平年代，许多佛家使者也是沿着南道进入中国。公元148年，来自帕提亚的安士高来到中国定居，直至离世；同一年，来自印度的圣人竺佛朔和来自月氏的支谶来到中国，并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社团。

公元223年至253年，月氏使者之子支曜将部分佛家典籍翻译成汉文，这也反映出当时地域辽阔的贵霜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对佛学文化传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当时，有很多来自印度和帕提亚的佛家弟子在亚洲草原和远东地区进行文化宣传工作，还有一些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僧侣，他们在塔里木地区进行梵文翻译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即新疆的库车，他的家庭在当地非常显赫，其祖上世代为相，地位非常高贵。从小，鸠摩罗什就显示出超凡的天资，半岁时就能开口说话，3岁能认字，5岁博览群书。鸠摩罗什7岁的时候，跟随母亲一同出家，其间，他游学于天竺诸国，遍访名师，深究妙义。年少的他博闻强记，有着极深的佛学造诣。

鸠摩罗什不曾贪图荣华富贵，随母亲在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学归来，他在喀什短暂逗留了一年时间。当时的喀什被活跃的印度思想影响，鸠摩罗什在当地受到推崇和爱戴，一年之后，他婉拒了喀什统治者的极力挽留，回到库车，积极在当地传播佛学文化。后来，鸠摩罗什被中国将领带回长安，对推动汉朝佛家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因塔里木绿洲的连接而受到希腊、印度和伊朗艺术的较大影响，表现为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

这种塔里木艺术主要集中在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考古学家对当地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证实这类艺术起源于阿富汗，而依据出土的纯萨珊式壁画，我们还能推断出，阿富汗地区应该是印度文明同古波斯文明的交汇之处。

公元450年到650年出现的第一期克孜尔风格壁画与巴米安壁画之间有继承关系，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用色高雅、浓重，形象逼真。其中，出土的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壁画带有浓重的印度壁画色彩，由此可见印度文化的影响。

第二期克孜尔风格壁画出现在公元650年至750年，这一时期，壁画内容的造型没有固定形式，色彩也变得明快活泼。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萨珊服饰，在现存的第二期克孜尔风格壁画中，萨珊服饰与5世纪到8世纪的库车国宫廷服饰一样。

也可以说，这一时期，在文学和精神上对塔里木地区影响最大的是印度，而在物质和服饰上，塔里木地区则深受伊朗的影响。在塔里木南部的于阗和吐鲁番，我们也能发现这种混合影响的印记，由此也能推断出，8世纪后半期，塔里木盆地被突厥部落征服以前，这里的文化主要受到伊朗和印度文明的影响，而不是草原文明。3.鲜卑：诞生于混乱割据形势下的民族

当希腊佛教、伊朗佛教两种文化自由地在塔里木绿洲国家成长之际，处于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在北部的草原上进行征伐和厮杀。公元155年左右，鲜卑部落成功取代位于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成为北部草原的直接统治者。

鲜卑部落是继匈奴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一支古代游牧民族，兴起于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大兴安岭，分布在中国北方。秦汉年间，冒顿单于打败东胡，东胡分为两部分，分别退守在乌桓山和鲜卑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分民族以山为名，形成了乌桓族和鲜卑族。

西汉初期，匈奴击败东胡后，鲜卑人不得不退守鲜卑山，并遭受匈奴人的控制和奴役。汉武帝时期，鲜卑战胜匈奴，将乌桓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五处，同时开始南下，在乌桓故地饶乐水流域定居，但一直没有与中原王朝产生联系。直到公元45年，鲜卑连同匈奴对汉朝边境入侵，鲜卑部落才被中原王朝所知。公元49年，鲜卑首领归附东汉，而随着匈奴的分裂，鲜卑部落也渐渐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公元85年，鲜卑联合乌桓、南匈奴和西域各国大败北匈奴，随后趁机占据了蒙古草原，将匈奴十余万部众吞并，从此，鲜卑部落变得强盛，正式进入历史舞台。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鲜卑人属于通古斯人，但研究发现，他们更有可能是蒙古人。实现了对蒙古草原的统治之后，他们同匈奴一样，开始对南方的中原边境虎视眈眈。在公元156年、158年、177年，鲜卑首领檀石槐曾三次率军入侵中原，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公元207年，鲜卑部落中最具实力的乌桓大举进兵热河地区，但是最终被曹操击退。公元216年，曹操对南匈奴实施安置，将他们分别置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并囚禁其首领。

公元220年，东汉王权被曹丕夺取，国号更改为“魏”。此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天下被三分。中原内战期间，过去受到中国打击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并没有趁机入侵或叛乱，塔里木地区的小王国也继续忠于魏国。公元224年，鄯善、库车和于阗先后向曹丕表示忠心。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内战局面结束，晋朝重新统一了中原。公元285年，库车国王子进入晋朝宫廷任职，塔里木地区继续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另外，鲜卑部落对凉州附近的甘肃边境发起进攻，但最终因不敌中国而失败。

至此，来自草原的威胁似乎被完全解除，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卷土重来，再度掀起了进攻中原的战役。而这次战役同爆发于5世纪的欧洲民族大迁徙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这一次对中原的入侵，根本原因在于中原力量的削弱。4.蛮族入侵：游牧部落入主中原

由于不断地分裂，匈奴的力量逐渐削弱，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在单于的统治下，匈奴部落活动于内外蒙古地带，而其首领则居住在鄂尔浑河地区。公元前44年，郅支部落被驱逐，他们离开蒙古前往巴尔喀什湖流域，匈奴也被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两部分。

到了公元48年，东部匈奴内部分裂，以内外蒙古为界，形成了北匈奴和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北匈奴被鲜卑人降服，满洲到哈密一带也被鲜卑控制。

东汉末年，南部匈奴为了躲避鲜卑人的进攻，逃到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并在这三个地区一直居住到三国时期。其间，南匈奴一直以中原盟邦的身份存在，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混乱、更迭，他们始终都同中原保持着亲密关系，并经常出入于长安和洛阳这两座都城。在中原王朝看来，南匈奴也是值得信任的民族，因此也会给予他们一些统治上的经验授权。

为了更好地为中原皇帝效劳，南匈奴继续向南推进，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山西中部的平阳地区。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朝正被内战困扰，濒临崩溃。南匈奴首领呼厨泉单于在此时想起了自己的一位祖先曾经是汉朝公主，就将自己改为刘姓，采用汉朝的国姓，于是，在这样关键的时期，已经被废止的汉皇正室在山西由南匈奴人恢复，即北汉。

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山西太原被晋朝授予封号，成为五部落单于；同年，刘渊以汉朝合法继承者为名，率领5万匈奴精兵建立了北汉王朝，定都太原，自立为帝。刘渊离世后，其子刘聪继位，开始扩大北汉的领地和影响。公元311年，刘聪率兵攻占洛阳，俘虏晋怀帝，并让晋怀帝在平阳做斟酒侍者，不久，晋怀帝被赐死；公元316年，刘聪又率兵包围长安，晋愍帝投降，归降的晋愍帝被要求在宴席上洗刷碗碟，并在两年后被处死。

两位皇帝的悲惨命运让中原感受到蛮族的威胁，于是，一位皇室后裔逃往建康，以长江为天然屏障，在公元317年建立第二个晋朝，即东晋。此后近三百年，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被建康取代。而刘聪因在洛阳和长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为这两大都城的实际拥有者，长江以北地区，包括山西中南部、汉水流域以外的陕西、开封以外的河南和山东东北部，都被匈奴控制。

刘聪虽然从小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但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中原文化所包围和影响，所以耳濡目染之下，也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习惯。但是在北汉的疆土北部，一支纯游牧民族却开始涌入。

早在公元260年，山西北部就有突厥拓跋部落的活动踪迹，之后数年，这些拓跋人渐渐南移，到达长城以南，并进入山西大同地区。公元310年，他们在大同地区永久定居，与此同时，在辽东和辽西，鲜卑族的慕容部也建立起新王朝。

这些不同的游牧民族部落因利益冲突而爆发了激烈的纷争，各部落占领的地区也因纷争而动荡不安。公元318年，刘聪离世，北汉实力开始下降，其后裔也只能保全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疆域。同时，刘渊的部将石勒叛乱，在河北南部的襄国建立国家。公元329年，石勒废除北汉，并在邺城建都，成立新王朝，历史上称为“后赵”。

公元333年，石勒去世，石虎继位。石虎在位期间，进一步扩充领土，但他在位时间不长，于公元349年离世。随后，后赵的后裔爆发内乱，辽东逐渐强大的鲜卑则趁机攻占了后赵的领土，并建都北京，史称“前燕”。不过，前燕和后赵一样，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成为历史洪流中转瞬即逝的浪花。

当时，石虎手下有一名蒙古军官，名为苻洪。后赵在公元350年灭亡之后，苻洪以长安为都城，在陕西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前秦。苻洪的孙子苻坚是部族中非常优秀的统治者，而且，苻坚非常认同中原文化，以仁慈之主和佛家守卫者自居。

公元369年，苻坚率军进攻洛阳，成功击败了鲜卑族的慕容氏，俘虏慕容氏国王，实现了对北部中国的统一。公元376年，苻坚再度出击，成功吞并了甘肃境内的凉国。公元382年，苻坚派遣吕光前往塔里木盆地，征服了西域地区鄯善、焉耆和南车师，并将学识渊博的鸠摩罗什带回长安。

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之后，苻坚又将目光转向了长江以南的东晋，产生了统一中国的想法。

公元383年8月，苻融率领25万先锋军队，苻坚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共112万大军挥师南下，试图一举消灭东晋。而面对强大的前秦攻势，当时正在内斗的东晋内部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宰相谢安亲自布阵，让谢玄、谢石等人率领8万兵力前往淮水迎敌。11月，东晋采取突袭策略，派遣刘牢率领五千精兵夜渡洛河，击破秦军前哨，斩杀秦军数十名将领。

东晋首战告捷，以弱势兵力取得关键胜利，一时之间士气大增，将苻坚军队逼到淝水东岸。苻坚在寿阳城观察晋军，发现其军队严整，又以为八公山上的草木都是晋军，内心不禁充满恐惧。谢玄则针对秦军厌战、军心涣散的情况，要求秦军略向后撤退，双方渡河决战；而苻坚恃众轻敌，又想速战速决，于是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但是在后撤过程中，在襄阳被俘的晋将趁机大喊秦兵失败了，不明真相的秦军一时间大乱，而晋军则趁机抢渡淝水，对秦军展开猛烈攻击，打败苻坚。趁着胜利的时机，谢玄又收复了洛阳、彭城等北方重要地区。

经过淝水之战，前秦的元气遭到毁灭性打击，军队的士气也一蹶不振。就这样，刚刚建立起来的前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此后，中国北方呈现出众多小国并立的局面。5.柔然：崛起于亚洲草原的大漠统治者

各个游牧部落的出现和强大，往往都是昙花一现，但是在同一时期，拓跋部却因为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而发展强大起来，也由此得以在中原进行长时间的统治。

拓跋部落的汉化程度很深，这让他们可以同中原主体很好地融为一体。同时，他们还对佛家文化有着狂热的追求，黄河流域是他们的守护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从容应对草原深处那些依旧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

拓跋珪在后燕先后获取了晋阳、中山和邺城的控制权，之后，拓跋部落的蓬勃发展时期到来。后来，拓跋部落采用中原王朝的名称“魏”，在山西平成定都，由此，拓跋氏的北魏王国诞生。

北魏建国不久，就受到来自蒙古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当时的北魏领土主要包括山西和河北，以黄河为界。而柔然则实现了对整个北部戈壁的统治，击败了高车。柔然首领名为“可汗”或“汗”，是拓跋部落最大的威胁。

面对柔然的威胁，北魏统治者采取了反击到底的政策。从公元402年开始，拓跋珪就展开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将敌人赶离了河套地区。拓跋珪离世后，继任者拓跋嗣继续采取反击柔然的政策，在对通往长城的地区进行保护的同时，又成功夺取了东晋的洛阳和河南地区，使得北魏在南方的力量得以充实。

拓跋焘继位之后，击溃了柔然的再次进犯，而为了彻底解除来自柔然的威胁，拓跋焘在公元425年亲自率兵反击，在领兵北上穿越戈壁的同时，又将目标对准了建立在陕西的赫连氏夏国。公元427年，趁夏国夺取长安之际，拓跋焘对夏国都城统万城发动突然袭击，并在公元431年成功消灭夏国，将陕西纳入北魏的版图。随后，拓跋焘又征服了慕容氏北燕和北凉。到公元439年，拓跋部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统一，所有突厥—蒙古王国的领土也全归北魏所有。实现了北部中原的统一后，拓跋焘又三次深入戈壁，征讨柔然，取得了较大胜利。公元445年，拓跋焘攻打鄯善、库车和焉耆，取得了这些地区的宗主权。

相对而言，因为军事实力高于中原地区和其他游牧民族，不论面对汉人或者北方的游牧部落，拓跋部落都能借助自身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最终战胜敌人。而拓跋焘作为拓跋家族最为杰出而有个性的代表，其实力对柔然而言确实是极大的震慑和威胁。拓跋焘不仅深谋远虑，还在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个性，避免同化，而且不断对拓跋军队的战斗力进行强化。这也是拓跋焘将都城建在草原边境，而不是长安和洛阳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突厥—蒙古族有个风俗，即登基的新王的母亲都会被处死，以防止太后左右国家政务，而这一风俗也被拓跋焘保留。此外，他还对佛学深恶痛绝，曾在公元438年强制命令僧侣还俗，后来又颁布了迫害僧侣的法令。

而之后继位的拓跋濬则终止了对佛教的厌恶和迫害。拓跋濬的继位源于一次宫廷政变，在他统治时期，大同云冈石窟出现了大量凸刻雕塑，很多作品使北魏在文化领域名垂千古。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中国文化和佛家的影响，拓跋人的活力被削弱。拓跋濬统治期间，拓跋部落占领哈密绿洲，并在公元458年再度对柔然发起反击。公元460年，柔然出兵占领了吐鲁番，此后，北魏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开始扩张北方领土，在拓跋弘统治期间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战果，先后占领彭城、淮河流域、山东等地，击败了鲜卑人，实力再一次扩大。

同拓跋焘不同的是，拓跋弘是一名虔诚的佛学信仰者，公元471年，他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年幼的儿子拓跋宏，自己出家为僧。拓跋宏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佛学有极大的热情，因此他制定的律法也更具人道精神。

公元494年，拓跋宏将都城迁往洛阳，拓跋人从此被彻底汉化。定都洛阳后，拓跋宏就着手修筑龙门石窟的工程。通过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我们可以看到佛学文化在当时中国的盛行，这也是拓跋人征服中原的有力证明。

不过，在被汉化的过程中，拓跋人原有的突厥种族的英勇和坚韧却在慢慢丧失，对中国南部王朝的征服也一直未能实现。公元5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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