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斯·韦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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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读：
导论
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时，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一环扣一环地导致在西方世界，并且只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后者——至少在我们看来——隐含着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发展方向？
而今，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了一个为人们所认可的发展阶段。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诸如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其实也都有经验性知识，有对宇宙和生命问题的深层思考，也有极为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极为精妙的学问与观察。然而，得到充分发展而具有完整体系的神学只有在受到希腊影响的基督教那里才会找到（伊斯兰教和印度的一些教派都没有完整的神学体系）；巴比伦等地的天文学缺少数学基础（在此情况下还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越发令人惊叹不已），将数学最早用于天文学的是希腊人；印度的几何学是欠缺推理性“证明”的几何学，真正的几何学是希腊人才智的又一产物，希腊人还进一步创造出了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虽然在观测方面卓有成就，却缺乏理性的实验。实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像现代实验室一样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因此，特别是在印度，其医学在经验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却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的基础。至于理性的化学，西方之外的任何文明地区都没有创出。
中国的史学固然高度发达，却没有应用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印度曾有先于马基雅弗利的治国论，但在亚洲所有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哪一种取得了可与亚里士多德体系媲美的成就，相关的理性概念也付之阙如。对于一种理性的法学来说，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印度的弥漫差学派，在法学方面曾有种种设想或预测，近东也有过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活动，印度及一些地方的法律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它们全都没有体系严密的思想形式。而这种体系严密的思维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理性法学是不可或缺的。权威的教会法形式亦为西方独有。
艺术方面同样如此。其他民族的乐感可能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不比我们差。形形色色的复调音乐遍布全世界。西方之外，也有多种乐器的合奏以及多声部的合唱。我们所有那些合理音程也早已为人所共知并被计算过，但我们合理而又和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还是和声，都是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来构成的。文艺复兴以来，我们还有取代间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为和声演绎的半音阶法与异名同音法；我们的管弦乐，是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加上管乐合奏的整体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记谱系统使谱写和演奏现代音乐作品乃至作品留存成为可能；我们的鸣奏曲、交响曲、歌剧以及最终的诸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基本乐器，所有这一切只在西方才有，尽管在其他音乐系统中也有着标题音乐、音诗、变调和半音等表现手段。
说到建筑，尖顶拱门在别的地方也早已成为一种装饰手法，比如在古希腊罗马，在亚洲。尖顶拱门和十字形拱顶相结合的建筑艺术，东方人未必不知。不过，合理地使用哥特式拱顶来分散压力，统摄各种空间结构，特别是将其作为宏伟建筑而扩展到诸如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的基础中，这在西方以外的地方是没有的。我们建筑学的技术基础固然来自东方，但后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圆顶问题，并且也缺少那种合理化的类型（比如在绘画中合理利用线条和立体透视），而这对于任何艺术来说都具有经典意义。此乃文艺复兴所成就我们的。中国早就有了印刷术，但是唯有西方发展出了通过印刷且只有通过印刷才会产生的报纸和期刊。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一些和我们的大学或科学院表面上极为相似。然而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专门人才，只在西方才有。在这里，首先体现在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身上，他们不愧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说到公务员，以前对其没有明确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秩序竟是如此重要。毋庸讳言，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工作勤恳、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自古以来就见诸不同的文明中。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像现代西方那样，其全部的生存运转，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技术、经济的基础完完全全端赖业精于勤的公务员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中那些最为重要的功能也都操之于技术和商务上受过专门训练，尤其是精通法律的公务员手中。
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里，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等级组织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朕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等级国家只在西方出现过。组成政党，以此争得政权或对权力施加影响，全世界都是如此。然而通过选举“代议制”议会，议会里活跃着的群众领袖和党团领袖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这样的代议制却是西方独有的。说到国家，它是拥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并由训练有素的公务员按照合理的规则和法令进行管理的政治机构，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于西方，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种国家的初级阶段。
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宿命魔力的资本主义，其情形也大体如此。“孜孜为利”“追逐利润”以及对金钱的贪欲，这本身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侍者、医生、车夫、艺人，还是娼妓、贪官、兵丁、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和乞丐，都有发财的强烈欲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可以这样说，世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不论其实现发财愿望的可能性客观上有多大，这种念头都会始终纠缠着他。所以说，学习文化史的入门第一课就得说明，一定要抛弃那种幼稚粗浅的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贪得无厌的。对于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不仅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对于这种几乎无法遏制的非理性的发财欲念，反倒可以说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然而，资本主义就是要追逐利润，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持续的、理性的运作赚取利润，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不得不为之。当整个经济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以利用机会营利为导向，那它必定死路一条。为了说得更确切一点，让我们先给资本主义行为下个定义吧。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是期望利用交换的机会谋取利益的行为，即期望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形式上和事实上诉诸暴力来获利的行为则另有其特殊法则，如将这种行为与最终以交换营利为导向的行为归于同一范畴，实属不当。要是有人偏要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也只能悉听尊便。只要资本理性地谋求利益，就会依照资本核算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会被纳入作为获利手段的物力人力的使用计划之中，在企业经营周期结束时，企业资产的货币价值（对于一个持续运营的企业就是被定期估价的货币资产）要超过原有的资本，即超过用于交换获利的物资估值。至于是将全部的生意委托给行商打理（所获之利可能体现为其他货品），还是通过厂房、机械、现金、原材料以及可抵偿债务的半成品和成品的制造企业也罢，反正都是一码事。关键在于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核算的方式既可采用现代簿记的方式，也可采用原始粗放的方式。在此，一切都以收支平衡为依归：一个企业项目启动时要有起始估算；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也要有一番核算，以弄清利润空间的大小；在该企业项目结束之时也要进行收支结算，以确定利润的多寡。比如一次“康曼达”交易，开始时资产并没有以货币来进行估值，但初期的收支评估将会决定有多少资产投入到此项交易之中；到这项交易完成时，即会进行最终的收支结算，以此作为分配利润或计算亏损的基础。如若所进行的交易是合理的，那康曼达交易双方的每一步都要进行核算。毋庸讳言，绝对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是没有的，核算大多是在推断中进行，或者依照常规、惯例来进行。甚而直至今天，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核算的精确度要求也不是太高，而这种精确度影响的只是资本主义营利的合理程度。
对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下这样的定义乃是为着重说明，正是货币收入要和货币支出相协调来决定经济行为的实际取向，且不论这种协调的形式是多么粗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有着差强人意的资本核算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从经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已出现在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度了。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从中世纪至现代，莫不闪现它的身影。而且，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并非只是彼此隔绝、单打独斗，它的经营运转完全仰仗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经营。然而长期以来，交易并不具备连续运行的特点，基本上是一系列各行其是的事业，只是后来行业取向的内在联系才逐步渗入大商人的行为之中。总之，不论是临时起意的资本主义企业及企业家，还是百年企业及其传人，都是自古有之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脱颖而出，不但数量上颇具规模，还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出现的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全世界处处有商人，有的从事批发，有的经营零售；有的搞内贸，有的做外贸；各种贷款形式以及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也已出现，其职能近似于我们16世纪时的银行。航海借贷、康曼达、类似分店式的店铺和合作社可说是早已遍地开花。凡是有处理金融事务的公共机构的地方，总会有放贷者的影子，比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和罗马等地就是如此。正是这些放贷者为战争、为形形色色的供货人和制造者提供了资金，他们是殖民地企业主，是役使奴隶、直接或间接压榨殖民地人民的大庄园主，因而左右着对外政策；他们拥有无数良田、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控着税收。他们资助党魁竞选，也资助参加内战的雇佣兵；他们是一群千方百计追逐金钱的投机家。世界各地都活跃着这样的企业主和资本主义的冒险家。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除了贸易、信贷和银行业务之外，要么是靠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要么是靠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他们的财富不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取，就是持续不断地榨取附属国而来。
公司创办人、大投机商、殖民者和现代金融家的资本主义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当下的西方也有着这种毫无理性的印记。而以战争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活动，尤为显著。大型国际贸易中的某些部分，幸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一如既往地与这样的非理性成分相伴而生。但是，现代西方发展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并且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则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组织的萌芽。强制劳动的组织也只是在种植园和古代奴隶工场中很有限地达到某种程度的理性。但在现代初期，使用农奴和佃户劳动的领主庄园、手工工场和庄园家庭手工工场中，这种理性程度更是少之又少。在西方之外的地方，使用自由劳动的家庭手工工场可说是屈指可数。他们所使用的是短工或临时工，不会发展出我们西方中世纪那种手工工场，更不会产生手工业中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学徒制。不过这当中也有少许例外，它们完全不同于现代（特别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组织。现代的理性企业组织以市场机遇为导向，不同于暴力政治或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这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唯一的特殊之处。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还有两个重要发展因素：一是企业与家计的分离，这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建立了理性的簿记制度，这一点与前者紧密相关。工作区域与家庭生活区域的分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司空见惯，比如说东方一些国家的市集和其他文明地区的奴隶工场就是这样布局的。在远东、近东和西方古代世界，也曾出现过有独立营业账簿的资本主义组织。然而与现代营利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性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而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独立性有其内在条件：理性的企业簿记；企业财产与私人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而这些条件在某些地方不是完全缺失，就是刚刚起步。在其他各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向：将营利企业并入王公贵族或大庄园主、大商人的家产（Oikos）。洛贝尔图斯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发展趋势与理性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些特质之所以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其与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有着密切关联。即使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化”、有价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和股票交易所的成立等，也都与自由劳动组织有关。要是没有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组织，上述一切，连同“商业化”，即便有可能出现，也绝不会如此重要，更不会产生西方那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西方特有的问题。核算乃是一切的基础，而精确的核算只有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方有可能。除了现代西方之外，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里有理性的劳动组织，更别说什么理性的社会主义了。毋庸讳言，在其他地方也有城市经济、城市粮食供应政策、王公贵族的重商主义和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管制、保护主义和放任主义（比如在中国）。相应地，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比如基于家庭、宗教或者军事的共产主义，还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比如在埃及）、垄断卡特尔组织、消费者组织。尽管世界各地都有城市的市场特权、行会和同业公会，并且城乡之间在法律上也有种种差别，但西方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市民”概念，也没有资产阶级的概念，更没有“无产阶级”概念。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并不存在，而企业不是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阶级斗争”以各种形态——债权人和债务者、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商人和消费者或地主——在世界各地上演。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外包雇主（putters-out）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而在其他地方这种斗争还只是初露端倪，现代大工业企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冲突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由此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并非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也不是这种发展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冒险家的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凭借政治或行政手段来获利的资本主义，而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的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企业（bürgerlichen Betriebskapitalismus）是如何形成的。从文化史本身来看，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特质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这是因为等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一词早在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这只在西方才有。显然，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拓展对现代西方所特有的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今它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后者是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得益于西方的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精确而又理性的自然科学。反过来说，科学的发展以及基于科学发展的技术进步应用于经济实践，取得效益后会反哺科技，从而又促进科技的发展。当然，西方科学的缘起不可归诸这种实用性机会。印度人使用代数和十进制计算法，他们是十进制计算法的发明者。然而，这种计算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却没有使印度借此发展出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同样，数学和机械学也不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利益驱使。不过，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对大众生活水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确实是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说，在西方，经济利益对科学知识应用于技术极具动力。而这种动力源自西方社会秩序独特的结构。西方社会结构中有很多组成部分，但并非所有部分都同等重要。那么，经济动力究竟来自其中哪些部分呢？不言而喻，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乃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这是因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可靠的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如果没有这些，冒险和投机的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资本主义就会应运而生，而有着固定资本和精确核算的理性的私人企业却无法兴起。这样的法律体系，这样的行政机关，在法律技术和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为经营管理提供服务，而这样的情形也只出现在西方。于是，我们要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一般而言，资本主义利益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学家支配司法和行政开辟了道路。但这利益绝非引向这条道路的唯一因素，也绝非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资本主义利益并没有从其自身创造出法律来。很显然，其他力量也对法律的形成起过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利益为何没能在中国和印度发挥同样的作用？为什么在这些国度，无论是科学、艺术、政治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都未能走上西方特有的理性轨道呢？
上述所有例子都可归结为西方文化中独有的理性主义。而对“理性主义”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接下来的讨论中会充分说明。比如说，神秘冥想（Kontemplation）的理性化，这种以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来看特别非理性的行为亦有其理性化的一面，经济、技术、科研、教育、战争、法律或行政同样如此，而且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予以理性化。所以，以某种观点看来是理性的，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则可能是非理性的。由此可见，所有文明地区的不同生活领域中都曾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理性化。如果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那首先要弄清生活中的哪些领域理性化了，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了？而这其中的关键便是认识西方的，尤其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并弄清其源流。鉴于经济因素具有基础性意义，任何对其进行解释的尝试都要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不过，也不可忽略反向的因果关系。因为经济上的理性主义肇始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同时也取决于倾向实践某种理性生活方式的人的能力和素质。而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受到心灵挂碍的阻挠，经济上的理性生活方式的发展也会遭遇强大的内在阻力。从前，世界上到处都有神秘力量、宗教力量，它们是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因素，人们也正是基于此形成了对职责伦理的信仰。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便是来讨论这些力量的。
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就是试图从某个重要的切入点出发，探究上述问题最最难以把握的方面，亦即特定宗教信仰的内涵是如何制约“经济思想”，或者说某一经济形式的伦理的，并以现代经济伦理与基督教禁欲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之。因此，此处的探究只触及因果关系的一个方面。接下来的几篇有关“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论文探讨的则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文明地区的宗教与经济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便找到与西方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西方宗教的经济伦理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因素显现出因果关系。此处不再赘述。这些文章并非单纯想要对文明地区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尽管有时候不得不如此，而是要强调各文明地区中与西方文明发展相对照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论文都着眼于那些对表述西方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此目的而言，其他任何研究方法都是行不通的。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研究目标是有一定界限的，另外，还要提醒那些入行尚浅的研究者，切勿夸大本书中这些文章的重要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族学家以及埃及学家想必不会在这些表述中发现什么新事物，我们只希望他们别在其中发现明显的根本性错误，那就谢天谢地了。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一理想，我不得而知。很显然，一个人如果使用的是翻译资料，并且有赖于这些资料，那他就不得不了解在有争议的参考资料中那些巨著、参考文献的使用情况如何，对这些资料的评价如何。从其个人来说，他也无法评论这些资料的价值，那他就必须对自己的著述保持谦卑的态度。鉴于第一手资料（即铭文和资料原件）现有的译文（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资料）与残存的重要资料相比少之又少，那就更要谦逊谨慎了。所有上述因素导致这些论文只有暂时的价值，有关亚洲的部分更是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进行最终评判。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专家抱持这样特殊的目标，从这样特殊的观点出发进行评述。因此，我们才写出了这些论文。而它们肯定会被超越，就像所有被称为科研成果的作品被超越一样，只不过程度更激烈，意义更重大。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跨学科进入其他专业领域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现今的风尚或文艺热潮往往使人认为专家学者可有可无，并将他们贬称为帮闲者。几乎所有的学术都受惠于非专业者提供的宝贵见解，但是若因此把外行人的建议当作发展学术的第一要义，学术就会走上末路。谁想要“直观”，不妨去电影院。目前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领域里，有大量的以文学形式来表现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心态与意图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进行论证陈述，简直是南辕北辙。而且，容我再多说一句，谁要是想听布道，干脆去参加秘密的宗教集会好了。至于相互比较的各文明之间存在怎样的价值关系，本书概不予讨论。人类命运的历程绵长，即使考察其中一段也会使人无比震撼，心潮澎湃。不过，他最好谨慎行事，将个人微不足道的感慨埋藏心间，就像望见高山大海时那样。除非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他，并赋予他雄才大略，可以进行艺术的呈现或预言式的表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喋喋不休地大谈“直觉”不过是在掩饰自己对研究对象并不了然的窘态。由此亦可判定，他对人类本身缺乏深入的了解。
以民族志研究在今天的地位来看，应用于宗教研究——特别是亚洲的宗教研究——已不可避免，也是当务之急。不过对于这里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几乎没有用到，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个人的研究力量有限，主要是因为此处要探讨的问题与相关地区的“文化担纲者”阶层的特定宗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确实事关这些阶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只有在与民族志—民俗学的事实进行比较之后，才能真正把握其特质。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强调，这里确有缺憾，民族志研究者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而我希望能用宗教社会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对此缺憾稍作弥补。但这样一来，就会超出我们既定目标的研究范围。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与我们西方的文化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能达到这一步也就满足了。
最后还要谈一下这些问题涉及的人类学层面。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尽管生活于看似彼此分隔的地区，但是在西方，唯独在西方，总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理性化。于是便会推断，此乃遗传基因在起作用。笔者倒不吝于承认，从个人主观角度上讲，生物遗传至关重要。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然而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精确地抑或大致地验证我们在此进行的研究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产生了这些影响。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揭示所有可能的影响和因果关系之链，那些通过对命运和环境的反应可以充分解释的影响以及因果关系。只有在此之后，比起种族神经病学和种族心理学的发展超越了前景光明的初步阶段时，我们才能对问题的解答有所期待，或至少会出现解答的可能。在我看来，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条件，若大谈遗传因素就等于放弃已经获得的认知，并把问题推给当下仍未可知的因素。第一部分问题一 宗教信仰与社会分层
在一个各种宗教信仰混杂的国家，只要看一看那里的职业统计，就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一再引起天主教报刊和文献以及德国天主教大会的热烈争论。那就是：在资本家、企业家以及现代企业的劳工中，高级熟练工人阶层，特别是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培训的人员中，新教教徒占大多数。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存在教派差异、民族差异因而有文化发展差异的地方（比如说居住着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德国东部），而且几乎凡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任由居民按其需要形成社会分化和职业结构分化的地方，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都会显现出同样的局面。居民的自由度越大，这种情况就越明显。毋庸讳言，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中，资本占有者、领导层和高级工人之中的新教教徒所占比例甚高。这一事实部分出于历史原因，而且可以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那时教派的归属并非出于经济原因，某种程度上倒是经济状况的后果。从事上述经济职能是有先决条件的，或要占有资本，或要受过所费不赀的教育，多数情况下还要二者兼而有之。而在今天，非得拥有遗产或者自身相当富裕才行。正是昔日帝国中许许多多极为富裕的，自然环境或交通状况极为优越且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富裕的城镇，在16世纪时皈依了新教。此事影响甚大，以致新教教徒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至今仍处于有利地位。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历史问题：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如此强烈地认同？而回答这一问题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从经济的传统主义中挣脱出来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契机，它大大支持了人们怀疑宗教传统、反抗传统权威的倾向。然而，有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又必须注意，即宗教改革并非是要清除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支配，而是要用另一种支配形式来取代它。也就是说，过去那种支配是非常随意的，实际上当时人们已经无感，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流于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渗透进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生活方式无休止地苛责且严阵以待的规则。天主教教会以“惩处异端，宽待罪人”的原则来进行控制。如今，这种控制已为具有完全的现代经济特征的各民族民众所服膺，一如15世纪初世界上最富庶、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们那样服膺于它，只不过当时的控制比今天更甚。而加尔文教派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度在英国本土对于民众个人所实施的控制，在我们看来，其形式是前所未有并且令人无法忍受的。当时，旧有的广大城市贵族阶层，不论是在日内瓦、荷兰或英国的，都对此深有同感。但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宗教改革者所抱怨的并非是对民众生活监管得太多，而是太少。当时，经济最发达国家以及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在其国内崛起的经济上的“市民”中产阶级，不仅忍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暴政，还为此辩护，并从中发扬出一种英雄主义。这种现象当作何解释呢？对市民阶级来说，这种英雄主义可谓空前绝后，以至于卡莱尔称其为“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the last our heroisms）。
进一步来讲，需特别强调的是：新教教徒今天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内部的资本占有和领导岗位上具有相当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在历史上传袭了较好的财富状况，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亦表明不可如此解释。为此，特举几例加以说明：无论在巴登、巴伐利亚，还是匈牙利，天主教徒父母提供给子女的高等教育类别通常与新教教徒父母提供给子女的高等教育类别大相径庭。天主教徒在中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天主教徒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所以如此，多半可以归因于前述遗产继承多寡的差别。而在天主教教徒的中学毕业生中，从为迎合现代资产阶级工商职业所设立的、专事培养技术人才和工商从业人员的实科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和高级市立中学毕业的人数比例，也都大大低于新教教徒所占比例。而天主教徒所偏好的学校是能够提供人文教育的文理中学。这一现象不能以遗产多寡来解释，反倒可以说明天主教徒中何以很少有人参与资本主义实业的营利活动。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天主教教徒在现代大企业的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众所周知，工厂往往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纳熟练工人，让青年手工业者对工人进行培训，培训完成之后，一般工人就成了熟练工人。而在满师的手艺人中，新教教徒的数量远远高于天主教徒。换言之，手艺人中的天主教徒倾向于留在本行业内成为师傅；新教教徒则大多流向工厂成为高级技工和管理人员。这种现象中表现出的因果关系无疑源于教育培养出的精神特质，由家乡和父母家庭营造的宗教气氛决定了教育方向，进而决定了此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生涯。
更令人讶异的是，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现代工商业生活，这一点与自古以来以及现在所取得的经验背道而驰：少数民族或少数教派，作为“被统治者”集团面对作为“统治者”的另一集团，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有影响的政治地位之外，他们当中才华横溢者往往在政治舞台上无用武之地，于是会努力踏足工商界，以酬其雄心壮志。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即是如此，他们在这两地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所统治的加利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国的非国教派（Nonkonformisten）和贵格会教徒，以及不可不提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皆是如此。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完全没有受到其所处社会地位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在过去受迫害或仅仅被宽容的岁月里，无论是在荷兰或英国，天主教徒都没有像新教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突出的进展。恰恰相反，新教教徒（特别是以后还要详加考察的新教运动当中的某些教派）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层，还是统治阶层，无论是处于多数者，还是少数者，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但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处于上述何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出现这种倾向。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首先要从其宗教信仰持久的、内在的特质中，而不是单单从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状况来找寻原因。
重要的是，首先应该探讨一下各个教派的内在特质中，有哪些或曾经有哪些元素导致了前述那种态度倾向，并且其某部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只是进行一些浅表性观察，从现代的某些印象出发，就会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做出如下表述：天主教“苦修来世”，其最高理想所具有的禁欲主义色彩必然导致其信徒对现世财富不大感兴趣。这种说法确实符合现今颇为流行的对这两个教派参与经济之方式的论证套路。新教一方便以此来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的（真实的或所谓的）禁欲主义理想；天主教一方则回敬说，新教带来的“唯物主义”将所有的生活内容统统世俗化。一位当代学者也相信两个教派对经济生活表现出相互对立的态度，他是这样说的：“天主教徒……较为恬淡，很少生意经；他们宁愿安安稳稳过日子，即使收入少一点，也不愿过危险、刺激但可能名利双收的生活。难怪民谚有云：要么吃得好，要么睡得好。放在这里是说，新教教徒喜欢吃得好，天主教徒则宁愿睡得安稳。”事实上，“吃得好”这句话概括了当代德国对教会漠不关心的新教教徒的行为动机。尽管未必尽然，但不乏形象之处。过去却不是这样的。众所周知，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正与“俗世享乐”相反，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正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不仅过去是这样，比如说法国的新教，长久以来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加尔文教派所具有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宗教斗争时代的磨难留下的。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像我们下面还要提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不言而喻，这些特征是法国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在幸免于宗教迫害的小范围里至今仍是如此。如果把这种严肃的态度和宗教利益主导的生活方式称为“苦修来世”，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至少都像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一样苦修来世。后者视天主教为须臾不可或缺的大事，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会投入到如此地步。这两者分别以同样的方式与国内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区分：法国天主教徒的下层耽于生活享乐，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德国新教教徒欣欣然投身于尘世的经济生活，上层则对宗教异常漠然。上述比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说到天主教，便想当然地认定它“苦修来世”；一说到新教，就想当然地以为它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而以此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区别，既无法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亦不能说明过去的情形。如果要以这样的区别来探究问题，那么在上述说法之外，还得进行一些另外的考察，这些考察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的想法：一方是苦修来世、禁欲、宗教虔诚；另一方则投身资本主义营利活动，两者的相互对立中是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呢？
事实上，从表面看，大批笃信基督教的精英多出自商业圈，特别是虔敬派，其中最热切的信徒都是这样的出身，人数之多，出人意料。或许这可以解释为由于其内在不适应商人的职业天性而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一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那样，许多虔敬派教徒也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许多资本主义大企业家，包括塞西尔·罗德斯，都出身牧师家庭，之所以从商，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对青少年时期所受禁欲教育的反叛。不过，当练达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贯穿并规范整个生活，有着无比强烈的形式感的虔诚，落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身上时，这样的解释就显得苍白了。况且上述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历史上许多最为重要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群体所共有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派，无论在哪里出现，就一定会体现出这样的结合。当宗教改革（比如某个新教教派）在某个国家风起云涌时，加尔文派与某个阶级并没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法国胡格诺教会中，修道士和实业家（商人和手工业者）改宗者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更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典型的。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即荷兰的加尔文派）“促进了商业精神的发展”，而这种说法与威廉·佩蒂勋爵在研讨荷兰资本主义兴盛的原因时所阐发的见解如出一辙。格赛因曾不无道理地称加尔文教徒聚居之地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甚至可以说，这些聚居区大多发源于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文化，而这两国经济文化的优势才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这是流放的重大影响以及与打破传统的生活关系撕裂所致。然而法国自身，正如我们从柯尔贝尔的奋斗中所知，在17世纪时情况仍是如此。就连奥地利都直接引进新教教徒手工业者，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只不过，并非所有新教教派在这方面都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加尔文教派似乎在德国也是影响最大的。改革派，即加尔文教派，不管是在乌珀塔尔，还是在其他地方，似乎都比其他教派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加尔文教派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要比路德教派大得多，无论是大体而言，还是就各地情况分别来看，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乌珀塔尔。苏格兰的巴克尔，英格兰诗人济慈都曾着重提到过这些关系。有一种更加令人吃惊的状况需要在此提一提：在一些教派里，特别是贵格派和门诺派中有不少人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他们将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意识的强化发展结合了起来。贵格教派在英国和北美所扮演的角色，门诺派亦在荷兰和德国扮演着。在东普鲁士，尽管门诺派教徒断然拒服兵役，但由于他们是工业不可或缺的担纲者，腓特烈·威廉一世只能听之任之。这只不过是为数众多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中的一个，但鉴于这位国王的性格，这应该是最有力的一个例证。对于虔敬派教徒来说，坚定稳固的虔诚终于和高度发达的商业意识相结合，并取得了成功，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里还应提到莱茵地区和卡尔夫，不过在这仅是导读性质的描述中，无需再给出更多的例证。这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劳动精神”“进步精神”或者人们倾向于归诸新教所提振的精神，不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俗世享乐”抑或某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东西。路德、加尔文、诺克斯、沃特的早期基督新教和今天所说的“进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连最极端的教派也不想加以拒绝的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昔日的基督新教却抱着敌视的态度。如果说旧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所谓的）或多或少带有唯物主义色彩或者反禁欲主义的“俗世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特性中寻找。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第20卷第7章）中提及英国人时，说他们“在三个方面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要先进，那就是信仰、商业和自由”。他们在商业上的优势，连同他们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会不会和孟德斯鸠所称许的宗教上的极端虔诚有所关联呢？
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时，就会有一连串隐约朦胧的关联浮现在我们眼前。鉴于无尽的多样性隐身于所有的历史现象里，尽可能清晰地将浮现在眼前的模糊不清的关联梳理出来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不得不抛开前面所提到的笼统模糊的概念，努力深入地探究基督教历史上各个流派的伟大的宗教思想的固有特质和彼此差异。
不过，在此之前还得进行一些说明。首先，如何对我们所研究对象的特质进行历史解释；其次，这样的解释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下具有怎样的意义。二 资本主义“精神”
本章使用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标题，似乎大了些。这究竟该作何理解呢？通常，当我们尝试对某个事物下定义时，立即就会面临源于研究目的本质的某些困难。
如果说有某种对象，既可以使用这样的称谓，又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该对象只能是“历史个体”（historisches individuum），亦即在历史真实中相互关联的综合体，我们从文化角度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实体。然而，这样一种历史概念由于在内涵上与一种历史真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可按照“类+种别”（genus proximum, diferentia specifica）的公式来加以定义，而应将从历史真实中抽取出来的部分慢慢整合在一起。所以说，概念的最终完成不是在研究之初，而是要在研究的结束之时。换言之，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佳表述，即对我们所感兴趣的观点最为贴切的表述，只有在研讨的过程中，才会作为其主要成果显露出来。只不过，这些并不是我们考察、分析那些历史现象时唯一可行的观点（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在此，对任何一种历史现象进行考察都会产生不同于“基本观点”的观点和特征，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既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理解为对我们的观点唯一重要的那种东西。之所以如此，乃是“历史概念形成”的本质造成的。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历史真实置于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努力将其置于具体的、动态的相互关联之中，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体色彩。
如果要明确我们正试图分析并做历史说明的这个对象，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其进行概念性的定义，而是首先至少要对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预做一番形象的描述。这样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对于了解研究对象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我们先来看一份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献，它经典而纯粹地保留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内涵，同时又有这样的优点：与宗教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题目来说，没有任何先入之见。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一个凭借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10个先令的人，要是有半天是在外闲逛或在家偷闲，即便他只为自己的消遣花去6个便士，也不可将此看成是他全部的花销；实际上他还花去了除此之外的5个先令，或者说有5个先令打了水漂。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要是有人将钱存放在我这里超过了该交还的日期，那他等于是把利息或者说在此期间利用这笔钱所能赚取的利息赠给了我。一个人信用良好，能得到大笔贷款并善加利用的话，那他所得的利益就会相当可观。
切记，金钱具有再生繁衍性。钱能生钱，生出的钱又能生更多的钱，如此生生不已。5个先令经过周转可变为6个先令，再一周转就会变成7先令3便士，一直周转下去就会变成100英镑。手头的钱越多，经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收益幅度也会节节高升，越来越快。杀一头母猪，等于消灭了她所能繁衍的成千上万头猪。若是毁掉了5个先令，那就等于毁了（！）它本可再生的所有的钱，不知有多少镑。
切记，俗话说：善于花钱的人也会善于掌控别人的钱包。一个人若被公认是会信守承诺准时还钱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聚起他朋友所有的闲钱。这一点往往大有裨益。除了勤奋节俭外，凡与人交易，定要守时公道，这对年轻人安身立命至关重要。借人钱财，到期奉还，一刻也不可耽搁。一次失信，朋友的钱包就会永远对你紧闭。
事关你的信用，哪怕是最琐碎的事你也得小心留意。要是债权人清晨5点或晚上8点听到你锤子的敲打声，他就会安心半年。要是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者在酒馆吃喝，那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债，要你把尚未使用的钱还给他。
此外，你的锤子声还表明你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债务，这让你看起来像个既细心又诚实的人，会给你的信用加分。
请注意，不要将你所拥有的一切视为己有，并依此来安排生活。许多动用到信用的人都陷入这样的错觉之中。为防止错误的发生，将你的支出和收入详加计算。花些工夫，一一列出细目，这样的好处是：你会发现，一笔笔微不足道的支出足以积聚成一大笔款项。这样你就会知道，什么花销可以省去，将来能够节省什么。
假如你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聪明又诚实的人，你一年哪怕只有6个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100个英镑。而一天浪费4个便士，一年就是浪费6个英镑，其代价为一年内不能使用100英镑。一天虚掷了4个便士的时间，日复一日，一年下来就是丧失了使用100英镑的权益。一天浪费了5个先令的时间，那就是白白损失了5个先令，等于把5个先令扔进了大海。损失了5个先令的人，实际损失的还不止这个数，还有它在周转中可能带来的全部收益，这个数额，积累到老年可能是一大笔钱。
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我们的教诲。斐迪南·屈恩贝尔格尔在其既富才气又有些恶毒的《美国文化印象》一书中曾把这段话嘲讽为所谓的美国佬的自白书。富兰克林以独特方式宣告的资本主义精神，没人怀疑，但也没有人认为这段话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内涵都囊括进去了。我们不妨在此停留一下，以体会其中的意味。屈恩贝尔格尔在书中将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概括为两句话：“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然而，有信用的诚实君子的理想就是抱持这种贪婪的哲学，领略这种哲学的独特内涵并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自己有义务首先要使自己的资本增殖，增殖就是目的本身。事实上，这里所宣扬的不仅是发迹的伎俩，也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反这一伦理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玩忽职守。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它所教导的不仅是一种“生意经”，精明能干地做生意再常见不过了；它还展现了一种伦理气质，我们所感兴趣的正是这个。
有个业已退休的商界同仁劝雅克布·福格尔退隐，说他的钱赚得够多了，也该给别人留点赚钱的机会。福格尔答道，有钱不赚是“胆小鬼”，他“（福格尔）可不这么想，只要有钱赚，就要一直赚下去”。这种说法显然与富兰克林的说法大相径庭，前者表现出商人的胆略和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爱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箴言。本书就是在此特殊意义上使用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当然，这里说的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鉴于研讨的课题所限，此处所谈仅限于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不过它们的资本主义缺少那种独特的伦理气质，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训诫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有用，诚实会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有用，所以说是美德。循此推论，在富兰克林看来，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成事，那么这个外表也就够了，道德上多做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浪费。谁要是在富兰克林的自传里读到他讲述自己是如何皈依这些美德的，或者读到他关于“用处”的表述——恪守谦逊的外表，对自己的贡献抱着故意谦抑的态度，从而获得众口一词的赞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富兰克林看来，所有的美德只是在其对个人有实际用处之时才称得上是美德。只要能成事，就不在乎什么表面，这可真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在德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所谓的美德不过是伪善，而在这里可说是证据确凿。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不仅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的品格，这在其以少有的坦诚撰写的自传中已经表露无遗；还有他将美德的“用处”归诸上帝的启示（正是上帝通过启示使他走上了美德之路）这件事，表明其中另有文章，他并非是在美化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格言。其实，这种伦理所追求的“至善”（summum bonum）——即赚钱，多多益善，并杜绝一切无节制的享乐，排除幸福主义，甚而根除享乐主义——纯粹是目的本身，以致从个人所谓“幸福”抑或“用处”的角度来看，完全是超越感官直觉和非理性的。人活着就要赚钱，赚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这对自然事态可说是本末倒置，非常荒谬，却公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指导纲领。这样的本末倒置对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丝毫影响的人来说，也会觉得莫名其妙。然而，它同时包含着某种情操，与一系列宗教概念有着密切关联。要是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从别人身上赚钱”，他在自传里引用了一句《圣经》里的话作答：“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侍立在君王面前。”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无宗无派的自然神论者，他父亲则是个严格的加尔文派教徒。他在自传中提到，父亲不厌其烦地向他灌输这句箴言。赚钱，只要赚得合法，那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应算是忠于职守，是精明干练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精明干练乃是富兰克林的道德劝诫的关键，这一点无论是在上面的引言，还是在其所有著作中都不难看出。
事实上，有关职业义务的这种独特观念，今天我们是如此熟悉，但其实又不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一观念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其本质所在。个人应该能感觉到对本职工作的责任，而且应该能感觉到自己“职业”活动的内容；至于本职工作的内容是什么，至于他是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还是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作为资本来进行职业活动，全都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此种观念只在资本主义的土壤里滋长。后文将会追根溯源，探明它的根底。当然，我们更不能认为，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来说，让个别担纲者——比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企业主或工人——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伦理准则，就是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犹如浩瀚的宇宙，对于生长在其中的个体来说，它是无法突破的铜墙铁壁，不得不生存于斯，它迫使个人遵守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规范，只要他被卷入市场关系的网络之中。要是工场主老是跟这些规范对着干，那他就注定会被市场经济淘汰；要是工人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那他就会变成失业者，流落街头。
如今资本主义已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导权，以经济筛选的方式教育和造就它所需的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以“筛选”的概念来解释历史现象是有其局限性的。那种适合资本主义特质的生活方式和职业观若能被“筛选”出来，即从其他方式和观念中胜出，它首先必定是既已形成的，并且不是出自个别孤立的个人的观念，而是群体共有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才真正是需要解释的。朴素的历史唯物论认为，这样的“观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上层建筑”产生的，对此我们会于后文详细讨论。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无疑，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兰地区——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工于计算、唯利是图的特殊现象）。而毗邻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南方各州，资本主义精神大大落后于新英格兰，尽管这些殖民地和南方各州都是由大资本家出于商业目的建立和开发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连同小市民、手工匠人、自耕农出于宗教原因创建的。在此情况下，因果关系与“唯物论”立场所设想的正好相反。一般来说，这些观念的成长期经历了比“上层建筑”理论家们以为的更多的荆棘坎坷，而且其发展的复杂程度也远非草木生花可比。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在此掌握的这一概念的意义而言，必得与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进行过一番坚苦卓绝的斗争方才傲然挺立。前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段话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赢得了整个民族一代人的称誉，可在古代及中世纪就会被斥为卑污贪婪、毫无自尊的表现。现今尚未卷入或者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群体，对资本主义精神也往往抱着这样的拒斥态度。这并不是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营利欲”仍不为人知或很不发达，就像大家常说的那样；也不是因为无法抑制的“拜金欲”（auri sacra fames），就像耽于幻想的近代浪漫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在当时或今天，在市民的资本主义圈外没有资本主义特有的圈子内来得强烈。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这一点上。中国清朝的官员、古罗马贵族、近代庄园主的贪欲不比任何人的逊色。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他们的亚洲同行，甚或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工匠，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他们的“贪财”远比相同情况下的英国人更加强烈，更加肆无忌惮。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西方标准来看还处于“落后”状态；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普遍盛行着在赚钱谋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方面绝对的肆无忌惮，这已经成了它们突出的特征。正如每个工厂主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工人缺少劳动“自觉”（coscienziosità），比如意大利较之于德国，这一点以前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不会雇佣那些不守纪律、“随心所欲”（liberum arbitrium）的人来劳动，也不可能用那些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得极其无耻的商人，这是富兰克林告诉我们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对钱财“欲求”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对财富的贪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有些人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对金钱的追逐，就像“穿越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烧焦船帆也在所不惜”的那位荷兰船长。然而这些人绝非让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滋长为普遍现象的那种心志的代表，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任何时代、任何时间地点都有可能出现置一切道德规范于不顾的谋利行为。在与异族、非伙伴关系者进行不受规范束缚的自由贸易时，也像战争和海上劫掠时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凡在“兄弟间”关系中禁止的，在“对外道德”情况下却是允许的。而从外表来看，举凡懂得以货币方式积累财富并提供机会得以利用财富，经由康曼达、包税、举贷国债、战争筹款、宫廷王侯与官员等途径来获利的所有经济形态之中，总有土生土长的“冒险投机”的资本主义营利活动存在，而嘲弄伦理约束的投机家心态也是随处可见。获利过程中那种绝对的肆无忌惮往往与严守传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随着传统的解体以及自由经济或多或少地不断渗透进社会群体内部，这种新生事物并没有得到伦理的肯定，也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只是作为事实被容忍。这种事实要么被视为与伦理不相干，要么是令人不快的，却又不幸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所有伦理学说的普遍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通人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所谓“前资本主义”，是指企业经营中理性地运用资本和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尚未成为决定经济行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不过，这样的态度却是人们在适应有序的市民—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时，普遍遭遇的最大心理障碍之一。
披着“伦理”外衣出现的，受着规范束缚的特定生活方式的首要对手，是人们可以称为传统主义的那种感觉与作风。在此必须终止做出最终“定义”的一切尝试，把一些特殊情况说说清楚，当然这也只是姑且说之。我们就从底层，也就是劳动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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