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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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革命(下)试读：

“脸谱”——“打把子”

本卷第二号我有答刘半农先生的信，说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又说主张旧戏者是要保存野蛮。三号《随感录》里我讲到“脸谱”，有“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二语。我虽然说了这些话，但是我于旧戏，和傅斯年君一样，是“门外汉”，说得究竟对不对，却也不敢自信。今得张君此信，窃喜前言之不谬。现在把张君信中的话举出几句，写在下面，以为鄙说之证。“且方相氏熊皮金目，亦未尝非后世钩脸之滥觞。”“正不妨其表示野蛮。”“忠义血诚，则饰以红脸。奸佞凉薄，则饰以白脸。”又张君此信，又使我增长一点见识。原来中国的图案，是画在脸上的。领教了！至于脸上画飞燕，画兰花，此等奇妙之相貌，即无“美术上兴味”，也就够好看了！

但是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实在没有工夫来研究“画在脸上的图案”。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记者（玄同）　一九一八，十，八。

渡河与引路

惠书敬悉。

我所谓讨论者，不过要老兄说明对于人类共同的言语，和Esperanto的意见如何。决非是要开什么“爱斯不难读讨论会”，或“爱世语促进会”，拉了一班人入会，七张八嘴的瞎吵一阵子的办法。今来信所言，已经把尊意说得明明白白。虽然老兄自己说是“理由十分简单”，其实就如玄同的屡屡言及此事，所主张的理由，也不过如此简单。

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进化的，断没有永久不变的，文字亦何独不然。象形文字不适用了，改为拼音文字；习惯文字有了不规则的发言，无谓的方法（如法德文中之阴阳性等），不适用了，改用人为的发音正确、文法简赅的文字：这都是到了当变之时，不得不变，其事至为寻常。正如衣裳破了，自然改做新衣；鱼馁肉败了，自然重煮新鲜的食品。但是今年做的新衣，穿上几年，自然又破了；今天煮的新鲜食品，过上几天，又要变味了。那便须再做新的，再煮新的。所以从Esperanto里变出来的，又有I do，有人说将来的世界语，或者不用a，b，c，d 竟用Phonetics的画嘴字母，也说不定。现在“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的人，竟将世界语认为他们贵先师的专利品，遇见别人做的世界语，便说是冒牌的，这竟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请认明柴先师招牌为记，庶不致误，如有假冒，雷殛火焚，天诛地灭”的话头。哈哈！真要叫人笑死！“二五得一十”的费话，《新青年》里确乎很多。其实岂但见鬼、求仙、打脸，是毫无常识的事情；就是孔教、古文、节烈之类，又哪里是近人情的。偏偏有人主张，岂不可怪！

现在走路的人，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有故意“南辕北辙”的；现在满街的车子，有实在拉不动，以致翻车的，有故意将好好的车子推到泥塘里去的。《新青年》对于前者，是应该指导他，帮助他的；对于后者，不但元期以为可以听他，即玄同亦以为可以任其自然。但是昨天百年同我说：“看见有人吃粪，不问其有无精神病，总是该阻止他的；所以共和国提倡帝制，科学时代提倡拳匪，平等世界说‘慈善事业’、‘子惠元元’，此非驳斥不可的。”我想这话也有道理，大可各人依着自己志愿，分头去做。

我写到这里，忽然听见外面有放炮的声音，因想起数日前有个朋友来说：“过年时候的放炮，从去年起，已经弛禁了，听说今年还要热闹哩。”然则此刻的放炮，大约是“己未新正”的先声。我想为“己未”两个字，也不要紧，但愿“中华民国八年”六个字不要删除，才好。要是并这六个字而不愿保存，那我们简直可以老实不客气，照着Nietzsehe的话去办。钱玄同

论中国旧戏之应废

启明兄：你来信的话，我句句都赞成。末段“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数语，更是至精至确之论。吴稚晖先生道：“今日欧美的物质文明，并非西学，乃是人类进化阶级上应有的新学。”（见本号）这话虽然是说科学，其实一切美术文艺皆应作如是观。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至于有一班人，已到成年还在那里骑竹马，带鬼脸，或简直还要“打哇哇”、“斗斗虫”，我们固然尽可睨之而笑，听其自由。但他们如其装出小儿样子，向着别的成年人的面孔唾唾沫，拿笔在书上乱画乱涂，这是不能不训斥他，管教他，开导他的。你道我这话对不对？钱玄同　6，Novembro，1918．

论韩柳文

来信所论韩柳是有心复古，并非有心做那近于语言之自然的文章。这话固然很是。但我前文的意思，并非说韩柳有心要做言文一致的文章；不过说他们的文章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要是继起的人能够注意此点，则不难慢慢的回复到白话路上来罢了。平心而论，韩柳的文章比了初唐的骈文，和后来归方刘姚诸人的文章，实在要好得多；其坏处，却在妄要学《左传》学《史记》而已。我们如不作诛心之论，但就文章的表面上看去，则韩柳之文，在当时也还算有点价值。本志二卷六号所载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其中论韩愈的话，我以为最公允。钱玄同

汉文改革之讨论

先生主张中国文“用白话体裁，混入寻常谈话中用惯之文言；有时需用学术上术语，即混入外国原名，亦无不可”。这个主张很有道理，很合于现在之用。惟玄同之意，以为此等办法可即从小学校实行起。白话和谈话中用惯之文言，都是现在的中国人嘴里讲惯的，耳朵里听惯的；写了出来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一切适用于现世界的新学问，是西洋人先我而发明的；其中术语，是西洋人已经有了定名的。我们研究新学，若要深求，非看西文书籍不可。在小学校时，即知其原名，则后来看西书要容易得多。若但求普通智识，亦以识得西文原字为宜。名词术语，愈能统一则愈好。西文名称，在英、法、德大致相同。日本从前虽然一一翻译，近则更用假名拼了西音，注于译名之旁，或专写拼音不用汉字，或简直把西字嵌入，连假名拼音都不用，是亦渐渐与西洋趋于一致。中国人亦何妨竟直用西名？先生谓“能力”“作用”等字，以为原文为宜；则如化学元素之类，特造许多“金字”旁之新字者，自然更是多事，简直采用拉丁原字，最为善法。至于有人以为此种新式文字“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斥为“苟且”，我则绝对不以为然。请问现在世界上哪一国文字是纯粹国风，不杂一个别国字的？且纯粹国风的文字，又有什么好处？我以为文字者，不过语言事物的记号而已。甲国此语无记号，乙国有之，就该采乙国的记号来补阙。若说外来语侵入足以破坏国粹，则惟有厉行闭关政策不与世界交通，学内山苗蛮之办法而已。至于Esperanto，虽非旦夕间遽能实行，然我辈亦何妨于改良汉文之余暇，提倡提倡呢？先生“对于改良文字之观念，完全就功效一方面着想”，我也很赞同，但既以Esperanto为“我辈所要求的最善文字”，又说“研究这问题，似非二十世纪东方人之责任，而且万万非我辈之责任”，此说玄同尚不敢苟同。中国人（书中之“东方人”，似是专指中国人言，若日本则虽未至欧美已非中国人所能企及也。）现在百事不如人，应该急起直追，灌输正当的科学文艺，自是正办；但谓世界事业绝不配我们中国人去管，持论似稍偏激。未知高明以为然否？

答姚寄人论Esperanto

姚先生的议论，玄同个人极端赞成。玄同以为语言文字，是表思想事物的记号；记号有适用不适用的分别。中国语言是单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写识都很困难，意义极为含糊，根本上已极拙劣。再加以象形字变到楷书，草书，行书，连象形的好处也没有了；文章专为替贵人搭臭架子，什么“典丽矞皇”，什么“气息高古”，搅到嘴里这样讲，手下不许这样写，叫人人嘴可以生今人的，手一定要生数千年前的僵尸的，于是言文歧异，不能合一个；各省土语不同，互相非笑，绝不肯彼此都牺牲一点，使他慢慢接近，因之全国不同的语言，少说些，也必有一千种左右。请教这样的语言文字，难道还不是不适用的吗？既不适用，便当根本改革。如其现在还没有制造世界语，我必主张改用德、法、英诸国的文字。既然有了比德、法、英文尤较良的Esperanto，我自然主张改用Esperanto。惟Esperanto尚未通用以前，也不能无暂用的记号。我现在的意见，以为这暂用的记号应有二种：（1）暂留汉字。书写用草书，废楷书；文章用现在普通的话做，不用古代已死的话做；语音字音，都照一九一三年全国代表公议的国音读（此国音字母，近已由教育部公布。吴稚晖先生撰有《国音字典》，闻不久将由商务印书馆印售），不照《康熙字典》的古反切读，不照各省不能通行的土音读；字旁注注音字母（就是国音的字母），不叫字母独立；而一切新的事物为中国向来所没有的，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不必有瞎讨好，闹什么译音译义如lampo、alumeto等等，一定应该写原字；因为lampo是现在人类用的灯，alumeto是现在人类取火之具，无所谓“洋灯”“洋火”也。Etiko既不足讲五伦，就无所谓“伦理学”。Logiko既不是惠施、公孙龙诸人发明的，就不该叫“名学”。Geoi起头的字很多，则不能单称Geometrio叫“几何”。Respubliko不是皇帝逃走了，叫两个宰相管理国政，则与“共和”有什么相干？Revoluolo是改良进化的意思，其中并不含有什么“天命”的极野蛮话，就非“革命”可知。诸如此类，都该写原字。（2）即采用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此第二国语，似以法文为最宜；因一则行用较广，二则其字与Esperanto相同者最多也。）一面应该赶紧提倡传播Esperanto，冀十年廿年之后可以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个办法，不知姚先生以为然否？至于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议论，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为言，醒先生早已驳斥，无须再说。惟我意且以为国魂国粹要是永远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则国真要“不国”了。国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脸谱”戏，遂至一千九百年闹出拳匪的一种成绩品，国几不国。国粹中又有主张三纲五伦的孔教；到了共和时代，国会里选出的总统，曾想由“国民公仆”晋封为“天下共主”；垂辫的匪徒，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闹大逆不道的什么“复辟”把戏，国又几乎不国，近来一班坐拥多妻主张节烈的“真正拆白党”，又竭力的提倡“猗欤盛矣”的事业了。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国几不国的日子，恐怕要快到了。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记者（玄同）

答胡天月论Esperanto

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而一切真理新知，亟待灌输，刻不容缓，断不能一切搁起，等Esperanto通行了再来讲新学。如此说来，则用他种文字作过渡品，以便青年学子可以由一种外国文直接看新书，求新理，实为必要之图。假如现在Esperanto文出版之书籍，其数略等于现在法、德、英文之书籍，或略等于现在日本文之书籍，则自然不必更用他种文字作过渡品。无如现在Esperanto文之书籍，尚嫌太少，不足供用。所以中国现在就使Esperanto即日通行，亦不能不取一种外国文以为辅助。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我亦无奈何也。若说习英文的人反对Esperanto，此是别一问题。不能因他们反对Esperanto，我们就来反对英文。我以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张民族文字之人，无论如何反对，终之不能损其毫末。若有与Zamenhof同志之人，别造新语，竟把Esperanto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能存在；是则Esperanto已处于劣败地位，我们无论如何维持，亦维持他不住。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又认定Esperanto以前各种世界语已处于劣败地位，今日之世界语惟Esperanto为较良，则当竭力提倡Es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若有较Esperanto更良之文字，自然当舍Esperanto而就彼。总之我们对于Zamenhof，当与Darwin、Kropotkin同视而认他为先觉，为学者；不当与孔丘、耶稣同视而认他为圣人，为教主。钱玄同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百年兄，——

你说的“粪谱”，我原想来编他一部。因为我的年纪，虽然只有三十二岁，对于“粪学”的研究，不能像那班老前辈大方家的深造。但是我在一九〇三以前，曾经做过八股，策论，试帖诗；戴过顶座，提过考监；默过粪学结晶体的什么“圣谕广训”，写过什么避讳的缺笔字，什么《字学举隅》的字体，什么“圣天子”“我皇上”“国朝”“枫宸”的双抬单抬粪款式；曾经骂过康梁变法；曾经骂过章邹革命；曾经相信过拳匪真会扶清灭洋；曾经相信过《推背图》、《烧饼歌》确有灵验。就是从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五（民国四年），这十二年间，虽然自以为比一九〇三以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却又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做过写古体字的怪文章；并且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所以我于“粪学”上的知识，比到那些老前辈大方家，虽望尘莫及，然而决可比得上王敬轩君。既然如此，何妨竟来编他一部“粪谱”呢！但是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到了编谱的时候，纵然搜索枯肠，无孔不入，终恐挂一漏万，仍望老兄和半农诸公匡其不逮，俾成全璧，幸甚幸甚！“粪谱”虽然是个滑稽的名词，其实按之实际，却很确当。因为今天所指名为粪的，实是昨天所吃的饭菜的糟粕；昨天把饭菜吃到胃里，其精华既然做了人体的营养料，其糟粕自然便成了粪，到今天自然该排泄了。所以排泄物不过是没有用处，应该丢掉的东西，原不是有害人体，致人生病的东西，但是若不排泄，藏在胃里，却要有害人体致人生病。照此看来，粪的本身，原没有什么可恶者，可恶者，在那些藏粪不泄的人。而且他们不但自己藏粪不泄，还要劝人道：“今天的粪，是昨天的饭菜变的；昨天因为吃了饭菜肚子饱了，所以才不生病；今天要是把粪排泄了，则肚子空了，就要生病了，所以你们万不可排泄。”这样说法，尤其可恶了。更有甚者，要想叫人学牛的“反刍”办法，把昨天吃进胃里的东西重行倒入嘴里，细细咀嚼，这简直比嚼甘蔗渣还要不近人情，其思想，比起那些自己要保存牙黄，保存顶得破老布棉袜的长脚爪，终身不洗的古怪人，和那用油纸包了尊粪挂在墙上的于式枚来，还要下作，这真是可恶到了极处。说他可恶，不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体臭难近，实在因为他“天天想把那些没有掉换的眼珠换了去”。你想青年和他们有什么的九世深仇宿怨，他们竟要用这种亡国灭种的圈套来陷害青年啊！

你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眼珠，努力去换回人眼来：这确是现在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唯一大目的。《新青年》出了将近三十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像你的《辟灵学》，独秀的论孔教、论政治，元期和适之的论节烈，适之和半农的论文学：这都是想换回人眼的文章。启明的译《贞操论》，孑民和守常的提倡工作，适之和孟和的译Idsen戏剧：这都是想保护眼珠的文章。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撕毁十九世纪以前的“脸谱”（脸谱不是二十世纪的东西，就是“马二先生”也是这样说）。打破二十四部家谱相斫旧的老例。因此，不顾翦陋，不怕献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和答信里，说几句良心发现的话。却是万万比不上诸公，对于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办法，深愧毫无心得，但想就着淘粪坑扬臭气的方面努力去做，能得“熏染未久的那班纯洁的青年掩住鼻子逃走”的多几个，那便欢喜不尽了。

百年！你从《辟灵学》以后，还没有做过文章。我劝你也要努力做些保护眼珠，换回人眼的文章才好啊！钱玄同谨复。

罗马字与新青年

来信敬悉。先生所说的“不要‘人’还没有弄清楚，便去胡乱谈政治，法律，爱国，救国”，这实在是极精当的议论，我佩服得很。那些圣人贤人，要是专门吃饭，我们尽可任他去。所可恨的，他于吃饭之外，还要逼在我们去做那先王的留声机器；我们要是偶然良知发现，想要做“人”，他便说我们大逆不道，“宜正两观之诛”；那我们自然不能不竭力的反抗他了。

承介绍日本关于提倡Romaji的书，谢谢。这一类书，我也看过一两种。但我对于华文改用罗马字拼音的办法，却不甚主张。其理由，见四卷四号致陈独秀君、同五卷四号致胡适之君信内。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于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日本话改用罗马字拼音，比中国要容易得多。然而提倡了将近二十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改用Romaji。则中国人要使罗马字拼音能完全见诸实行，一定比日本还要迟缓。我以为即使从今日起，赶紧提倡，恐怕完全见诸实行之期，总要在国民二十年以后；并且中途经过的困难，一定很多。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叫人家学上三年五年，就可以看“现在世界上做‘人’的好书”。凡关于学问方面，就是自己发表著作，也可以用这第二国语来做；——日本人之于英文，实在就有这样的趋势。——至于普通应用同浅俗书报之类，中国话一日存在，便可仍用旧文字：在文章的方面，用国语来做；在读音的方面，用注音字母注起音来；在书写的方面，渐渐的废去楷书、行书专写草书，或更采用许多简笔字。如此，则旧文字也还可以用用，不至感绝大的困难，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

但是假如有人来做这罗马字拼音的事业，我也不反对。我并非要做蝙蝠派、骑墙派的人，两面讨好。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字，以为无论如何主张，只要是存补救或改革旧文字之心者，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我虽然不甚主张罗马字拼音，但若有人做这事业，竟能在数年之内完全告成，条理精密，可以施行无碍，我所说“民国二十年以后”的话，幸而言不中。到那时候，我一定抛弃我的主张，也来鼓吹拼音的新汉字，能够第一国语和第二国语用同样形式的字母，岂不更为便利吗？

总而言之，我的不主张罗马字拼音，是因为个人的观察，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很是困难。假如有人竟做到了，那就是我这观察完全谬误。既自知其谬误，自然应该舍己从人；——但是若靠了传教的西洋人做的几本拼方音的书，就说是拼音文字告成，那是我绝对不承认的。——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同读了几句Esperanto的人，便竭力骂别种“世界语”为“冒牌之国际语”。我以为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我的符号比人家的好，我自然用我的；人家的符号比我的好，我自然该舍己从人。今天觉得甲符号好了，明天又遇见乙符号，确比甲符号还要好，自然该舍甲从乙，推而至于后天大后天……又遇见了丙丁……符号，假如丙确胜于乙，丁确胜于丙，自然该舍旧谋新。所以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以为“世界语”只许“柴明华先师”造的，别人没有造“世界语”的资格，这话我也不敢随声附和。

若说中国人用了外国文做第二国语，便不免要做洋奴，将为印度、波兰、朝鲜之续。这种议论，是二十年前的老新党发的，实际上初不如此。要知道人而肯做洋奴，一定是脑筋简单、知识卑下的缘故。据我看来，有了第二国语，才可以多看“做‘人’的好书”，知道该做“人”了，难道还肯做“洋奴”吗？请看日本，他自己除了几句普通话以外，维新以前，是用汉文做第二国语；维新以来，是用西文做第二国语；——日本虽然没有“第二国语”之名，但是研究他们学问的人，几乎无一不懂英语、德语。——他究竟做了“汉奴”、“洋奴”没有？再看那班扶清灭洋的拳匪，到了一九〇一年以后，都要学吃番菜，学同外国人拉手了。他难道是学了第二国语才变心的吗？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无论习惯的，人造的，但看学了哪一种文字可以看得到“做‘人’的好书”，可以表示二十世纪人类的思想事物。看定了一种，我们便该学这一种，采用这一种。因为我们想做“人”，我们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部分。钱玄同

横行与标点

“黑幕”书

答区声白论Esperanto

声白先生，我以为我们既认为Esperanto为适用之语言文字，可以为中国语言文字之代兴物，则便该多立团体，分头传播。传播的时候，应该说明其语根如何精良；文法如何明确；发音如何整齐；用Esperanto著的、译的书籍已有多少，学成以后，可以看多少新科学、新思想的好书。尤其要紧者，在说明这是人类公有的语言，当与本国文同视，不当以外国文视之。有欲将新名词、新术语嵌入于汉文中使用者，更该提倡；如此，则国人与Esperanto可以一日接近一日。吴稚晖先生谓“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汉文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Esperanto之张本”（见《新世纪》第四十号）。我以为这是提倡Esperanto最切要、最适当的办法。若有人说，“汉文既未废灭，则正式之文辞中，断不容他种文字夹杂于其间”，则我不知其将用何种方法，叫中国人使用Esperanto。难道有人发一命令曰：“汉文汉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废止，‘爱世语’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施行”吗？恐怕这个办法有些行不通罢！至于汉文改用拼音，在理论上自然可以成一句话，而在事实上我以为很难办到。因为中国是单音语，同音之字太多也。我以为汉语一日未废，则汉文只可暂时沿用，而旁注音读，仿日本人的办法，此法在现在最为合宜。若标准音，只可用普通音，即俗所谓“官音”才是。因以官音与方音相比，则官音实为“适者”，暂时尚可“生存”也。——先生是广东人，我是浙江人，我二人讲话之时，即须用官音，此即官音为适者之明证。

新文体

钜猷兄：——

你的来信，我看了，非常的佩服。近年以来，那些家里请了先生，读《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的，固不必论。其投身于学校中而研究中国文学者，往往都是弯腰驼背，规行矩步，举那老先生的样子，有时或朗诵《四六法海》，或吟哦《归方合评史记》，或则竖直了羊毫笔，临几个颜字，或则抖膝摇头，做几首“无题”、“有感”的诗，遇到什么纪念会，追悼会，……便集《文选》，集《杜诗》，拼成几篇“百衲文章”。——这就是研究中国文学者的成绩。你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者之一，而思想如此新颖，见识如此超卓，我焉得不佩服呢。“正宗”这个名词，本来是随手拉来用用，原非当他一种确当的字样。五卷四号傅孟真君论戏剧的文章里，用了“天经地义”四个字，也有人来驳过。其实这都是用成语的毛病。“新文体”这个名称，我很以为然。我以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废文言，用白话”这句话，也有语病。因为嘴里讲的叫做“话”，也叫做“语”，笔下写的叫做“文”，古人既用古语写成文章，今人就该用今语写成文章。我以为该说“我们是今人，该用今语做文章，不用古语做文章。”这才没有语病。并有照此说法，则今世只该有今语之文，那古语之文决没有可以并存的理由，更为明显。那“正宗”的话，简直不成问题了。因为既没有古语之文来占“旁支”的地位，就不必说“正宗”的话了。

你说我们尽可用方言来做文章，尽可用方音来叶韵，这话也很不错。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得好，他说：“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又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这话很有道理。至于做新文学用的白话的取裁，他说道：“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的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的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我现在再加几句话道：“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原来这国语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来制造，那就该旁搜博取，拣适用的尽量采用。文学里用得多了，这句话便成了一句有价值有势力的国语了。有人说：国语这样制造，不是庞杂不纯吗？我说：无论何种语言文字，凡是有载思想学术的能力的，都是很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惟有那文化的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那桐城派所以没有价值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到无可如何只好仿“削足适履”的办法，改事实以就文章，如章实斋《古文十弊》篇所讥的话了。有人讲笑话说：“一个塾师替人家做祭文，抄错了一篇成文。人家来质问。塾师大怒，说，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无错理，除非他们家里死错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纯不要杂的缘故。——照此看来，国语的杂采古语和今语，普通话和方言，中国话和外国话而成，正是极好的现象，极适宜的办法。

至于声音一端，与语言似乎微有不同。因为语言是有意义的，声音是无意义的。既是无意义的，似乎不必广采方音，就用普通所谓“官音”者来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可。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议决的注音字母，和审定的字音，我们读书可以照他读音，做韵文也可以照他押韵。惟国语既采及方言，则方言之音必当各仍其旧，不可强照字面，改为官音。假如苏语之“像煞有介事”有采入国语之必要，则其音必当读为Zang - sah - yin - ka - zn，不可读为Siang - sha - diu - cliek - shi。所以读音统一会审定之字音，也不过一个大概。将来国语发达，应该添入的字音一定是很多的。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

纪年是历史上一种很重要的符号。有了这种符号，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见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所以必须有一种能够永久继续的纪年法，才能适用。中国向来，是用皇帝来纪年。皇帝配不配拿来纪年，还是第二个问题。单从一个皇帝改一次元来说，已经可以证明这种纪年在历史上全无用处。何况一个皇帝还不止改一次元？像那武则天，做了二十一年的皇帝，竟改了十八次元。还有一个皇帝在一年之中改两三次元的。这样胡闹的纪年，倒不如索性没有纪年，还干净些。距今二十年以前，中国的明白人，看见西洋史上用基督纪年，觉得实在便利，于是也想改良中国纪年的方法。如梁任公做的《纪年公理》，可以算是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自此以后，中国人就想出了几种新纪年的方法：（1）有人看见西洋人用基督纪年，就说：“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教主来纪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孔大教主，我们应该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康有为一派的孔子纪年。（2）有人看见日本人用神武天皇纪年，就说：“神武天皇是日本第一个皇帝，又是日本民族的始祖；他们拿他来纪年，却很合于爱国保种的道理。我们汉族的始祖是黄帝，我们该学日本人的办法，拿他来纪年。”于是就有《民报》一派的黄帝纪年。

这两种新纪年，除了始创的人以外，别人也有用他的。此外还有主张用干支纪年的，却是只见此说，没有看见人用过。

又章太炎先生主张用“周召共和”纪年。他的意思，绝不是拿那二千七百年以前的“共和”两个字，来冒现在的“共和政体”的牌。他是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起，自此以后，才有确实的年数，可以计算到现在。在“周召共和”以前的年数，都是靠不住的。甚么《帝王世纪》、《竹书纪年》、《通鉴外纪》、《通鉴前编》等书，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年数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这都是各人做各人的春梦，没有一个可信的。所以太炎先生用共和纪年，倒并不含什么“微言大义”在内，只是老老实实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起，拿来做中国的新纪年。（我以前也主张这一说，曾于一千九百十年做过一篇《共和纪年说》，登在《教育今语杂志》里。）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共和革命军起兵。其时军中的檄文布告等等，都用黄帝纪年。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革命军，本标揭“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而以民族革命列在第一，所以檄文布告等等都带着“排满”的口气。那么用汉族的始祖来纪年，原是当然，毫不足怪。到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改用世界通用的阳历，于是就改称那天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就用“中华民国”来纪年。有些人因为民国纪年已经通行，那改良民国以前纪年的方法，可以不用想旁的花样，就称为“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就行了。

我对于以上各种新纪年的意见，只有那孔子、黄帝两种含有特别作用，不能赞成他，——因为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信孔教，不能强迫全国的人都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余的两种，我也并不怎样反对他。因为符号这样东西里面，本来没有含着绝对的真理。只要简单易记，制作的时候又不含特别作用在内，甚么都可以用得。共和纪年，从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年代记起，用了他，可以把二千七百年以前文化的进退，事物的变迁，彼此距离的年代一目了然。“民国纪年元前若干年”的方法，从现在逆溯上去，可以知道历史上某人某事距现在有若干年。这两种纪年法，都算有一种用处。

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说尧舜怎样的仁，桀纣怎样的暴；刘备是正统，曹丕和孙权是伪；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一定是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历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得便当。

我举一件小事为例。那黄梨洲作《原君》、《原臣》两篇文章，近来如梁任公诸人，都拿他来和法国的卢梭的《民约论》相提并论。虽然有些比得过当，可是二百余年以前的中国人能够讲这样透彻的话，在历史上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我们假如要拿梨洲和卢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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