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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0 1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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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纪云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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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文集.农业卷

田纪云文集.农业卷试读:

农村改革调查报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时,根据常务副总理万里的指示,于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进行了近1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调查组跑遍了三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种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当地帮助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调查组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三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

鉴于这次调查报告对推进农村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将调查报告附录于后:

关于农村形势问题——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一

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我们一行13人到山东、河南、四川三省农村作了一些调查。我们先后到了河南省开封、周口五个地区和山东省泰安、聊城、茌平、阳谷、菏泽,河南省兰考、商水、沈丘、西华、扶沟、武陟,四川省大竹、新都、广汉等15个县,分头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公社书记、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和商业、供销、粮食部门、计划、财政、工商、银行等综合部门的同志参加的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了76家农户和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地方的同志帮助我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了调查,征求他们对各方面的意见。(一)沿途见闻

1.越冬作物、特别是小麦长势喜人。我们所到地区,在秋播时节都遇上了一场好雨,越冬作物种的适时,种的足,也种的好,特别是在责任制实行较早的地方,农民更加相信大包干不会变,舍得投肥料,下功夫。据山东聊城地区阳谷、等县、东阿三县调查:一般是每亩施化肥100斤,磷肥100斤,饼肥100斤,土杂肥10000斤,同1981年相比,平均每亩地多施饼肥20斤,磷肥30斤,农家肥1000斤。河南周口地区种麦底肥(化肥)平均比往年多10斤,良种面积也较往年扩大20%。底墒足、底肥多、良种面积大,这就决定了越冬作物长势好。农民普遍反映,今年的麦苗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目前土壤含水量都在15%以上,没有旱象。地湿滚滚的,麦苗绿油油的,有效分蘖比往年多10%。据农业科技人员分析,长势理想的一类苗占80%左右,比往年多20%,需要控制的旺苗和需要促进的弱苗各占10%左右。聊城、菏泽、兰考等地为了扩大夏播棉花面积,麦棉套种比往年多。周口地区,最近两年平均每年增产小麦6亿斤(这是上报数字,地委书记讲,实际每年增产8亿斤,据典型调查,一般少报四分之一)。这个地区种小麦收成比较稳定,秋季灾害较多,群众对小麦生产是不放松的,他们讲要力争夏季一季保全年。去年冬天麦播面积又比前年扩大100多万亩(上报麦播面积为720万亩,地委书记说,实播近千万亩)。对于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群众是充满信心的。四川省油菜面积减少,小麦面积扩大,沿途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麦苗长势壮,色气很正,社员们正忙着中耕、追肥、精心管理。准备栽稻子的田里存满了冬水。

农民最大的心事是盼丰收,有了一地好庄稼,就民心安定,皆大欢喜。

2.新房多,林木多,牲口多,一片兴旺景象。连年增产增收,农民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第一位的是改善居住条件。

聊城地区95.98万个农户,近三年盖新房的49万户,占59%;菏泽地区153万个农户,近三年盖起新瓦房152万间,平均每户近一间;盖新房最多的是兰考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瓦房,住草房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且开始出现了盖楼房的。

四川农村建新房的劲头也不小。广汉、新都这样的县,新房多系二层楼,有内外阳台,像城市居民一样,阳台上摆满了各种花草。

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应该统一规划。现在看来,有些地方还注意不够;二是节约耕地。聊城、菏泽等土地面积稍大一些的地方节约耕地的观念较差,名曰“占村边”,实际上是易地另建新村,占了好地。

在实行责任制初期,有些地方的树木曾经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现在不仅恢复了,而且又发展了,特别是豫东地区的林粮间作,十分可观。兰考县普遍搞粮桐间作,统一规划一亩地六棵泡桐树。周口地区1982年植树3408万棵,平均每人4棵多,发展粮桐间作68万亩。沈丘县1979年以来共植树1216万棵,前两年平均每人栽2棵,1981年平均每人栽3棵,1982年平均每人栽4棵,逐年增多。许多社员家的院子里种有20多棵树。四川省南充地区、大竹县大种柑橘,南充地区柑橘树已达到1992万株。大竹县乌木区三年发展柑橘30万棵,发展桑树840万棵,用来养蚕,三年后,仅此两项收入即可达500多万元,每人平均70元。四川省引进的河南泡桐长势也很好,栽上五年的已有碗口粗,群众称赞这种树是“一年光杆杆,二年成伞伞,三年结板板”,大有发展前途,可以成为速生树木。

大牲畜数量已经扭转了持续下降的局面,有些地区恢复发展很快。菏泽地区1978年以来大牲畜增加17万头,增长率为45%;鄄城县大牲畜由1978年的2.8万头发展到5.1万头;单县由4.2万头发展到9.2万头。周口地区大牲畜已达8.65万头,比1978年增加3.38万头,增长39%;村边麦地里有成群放青的牛犊驴驹,物资交流会上,可以看到成群的牛、驴。

3.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空前活跃。我们在途中几乎每天都遇上集日,大路上人成群结队,集镇上人拥挤不动,城镇商店赶集串会,工业品大量下乡,农副产品大量上市,一些停业多年的传统手工业开始恢复,集市上货物不少。所见农民都是吃得胖乎乎的,穿得棉敦敦的,女孩子穿戴比以前花俏多了,喜笑颜开。山东有个顺口溜:“早上抬个粪,上午赶个会,下午上个地,晚上听个戏,你说自不自。”这是目前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据菏泽地区郸城县调查,实行责任制以来,98%的社员增加收入,2%的农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的原因有天灾人祸、呆傻病残、超计划生育受罚等。农民生活水平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占35%,标准是全年大部吃细粮,盖了新房,穿着较好,人均收入350元以上,扩大再生产能力较强;二类占45%,标准是有吃有穿有零花钱;三类占20%,标准是吃、穿、花钱不宽裕,甚至还有些困难。在我们访问的76个农户中,一半以上存有够吃三个月到半年的余粮,缺粮的13户(主要是四川达县地区的大竹、邻水县)。和农民谈起话来,没有不夸现在政策好、生活好的,就是现在还比较困难的户,也说比前几年强多了,而且相信过几年会更好。聊城地区群众说:过去是苦熬,人人长愁;三中全会后实行责任制,人人长劲;十二大后奔翻番,人人长志。冠县北陶公社主任是十八级干部,全公社干部工资数他高。过去群众说,啥时候收入能赶上他就中了。现在他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和他比收入,许多社员高兴地说,我们都超过十八级了。我们在茌平县迟桥生产队访问的一户社员,当我们问他对党的政策还有什么意见时,他说:“俺啥意见也没有,俺觉得现在当个社员还怪自个挠的呢!”

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有灾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现实生活比报上登的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发生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泰山石壁上刻有古人的一句话,叫作“登泰山之后而知山之大有知泰山之小”,我们访问了农村之后,认识到农村变化之大,也认识到农村潜力之大,变化才是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更大的希望。(二)农业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农村扎了根,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完善

我们调查的这几个地区,除四川大竹县是去年秋收后才将水田包干到户外,其他地区都是实行责任制较早的,一般已有2—3年的实践经验,从这些地区可以看出:

1.责任制实行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解决。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的分摊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2.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办法,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广泛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兰考也搞包干责任制,而且是用了就灵,很快见效。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

3.各地出现了一些完善发展责任制的新鲜经验。如:兰考县为了鼓励社员在责任田里栽桐树,实行统一规划,分户栽植的办法,集体拿树苗的二八分成,社员自备树苗的一九分成。大头是社员的。这样一来,树栽得多,管得好,横竖成行。

周口地区把大牲畜作价卖给社员后,大牲畜发展很快。

扶沟县采用集体统一规划、群众集资和联户办、独户办等多种办法发展农田水利,从1981年10月到1982年5月,全县新打井2800眼。相当于前六年打井的总数。群众说,过去打井是集体出钱,群众出力,形式主义,不讲效益。现在打井是讲究实效,自愿互利,不搞平调,人人积极。沈丘县为了帮助少数不会种地的农户发展生产,实行干部、党员包户的办法,把肥料送到家,技术传到家,手把手教种地。为了解决大包干后提留混乱的问题,沈丘县实行了“队搞提留,公社统管,三账相符,分项处理,粮食存粮店,现金存银行;管钱的不见钱,花钱的无权批,提留多少有规定,花多花少有项目”的办法,干部省心,社员放心。社员称赞这种办法是“不怕保管挪秤砣,不怕会计笔尖戳,干部想摸摸不着”。有人认为现在主要是统的不够,想在完善责任制中扩大统的部分。周口地委书记张文韵同志说;前一段有的地方强调分,忽视包,还应该继续在“包”字上做文章。他认为当前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调整生产关系,要在发展生产力中考验、完善、发展责任制。

4.责任制已经扎了根,广大干部群众信了、服了、认了。广大农民是拥护责任制的,但一开始也是心里没底,感到玄乎,认为大包干“表现不错,出身不好,长不了”。经过三年实践,大包干站住脚了,社员认定了这个办法。单县薛楼大队唐马村社员张新文说,“只要刀不搁到脖子上,就再不能搞大呼隆了”。部分大队、生产队干部在开始时曾经持抵触态度,其原因,除了“左”的影响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怕自己收入减少,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大量事实证明,实行大包干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一般比群众高10%左右,有的高20%。因为他们除了同社员一样包一份土地外,还具有以下有利条件:(1)一般说比较会经营,知道较多的先进技术;(2)同外地联系较多,信息灵通。良种、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群众弄不到的他可以搞到;(3)享受一定数额的补贴,一般每月20至30元。因此,很少有撂挑子不干的干部。单县大李河大队王玉福,干了27年大队支书,他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两句话:“过去的政策是整人标穷,现在的政策是增产比富。”我们曾向一百个生产队长调查,问他们“现在群众最满意的是什么?”结果第一条写的都是“群众对大包干责任制最满意”。问他们“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回答是:“政策不要变。”当然,群众对责任制的信任程度是同实行大包干的实践的程度成正比的。实行较晚的地方,一般说顾虑还多一些。四川大竹县乌木公社洪上九队由于刚刚把水田包给社员,社员李君平说:“我现在的心思还是水上浮萍,没有根,光说不变,谁知道呢?”邛崃县东安三大队一个女社员对来访的干部说:“我们现在正在爬楼梯,你们可千万不能抽梯子呀!”在一部分群众中,怕变的思想还是有的,还得继续进行政策宣传。个别地方,也有农民要求把集体的东西彻底分光的,要求土地一次分净,不留机动,人口增减不补不退。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三)农业生产出现了新势头

1.由于连年增产,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投资能力有提高,投资趋向有变化。

几个地、县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情况是:

农民从集体得到的分配收入也有很大变化:

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人均还有50元—120元不等。

这几个地方社员储蓄额平均每人为30元左右,以县为单位计算,高的达60元,低的14元。社员手中持币量与储蓄量大致相同。

调查材料表明,社员吃粮水平有明显提高;一般都在500斤以上,高的达到700多斤。多余粮食,一是进入农贸市场,二是当饲料。

农民现金的投向开始发生变化,由“两眼盯着百货楼”变为主要购买生产资料。阳谷县农民在1982年,共购买各种农业机械1.1万台(件)、大牲畜3300多头,总投资820多万元,平均每户67元。菏泽地区农机公司对168个生产队作了调查,1982年平均每个生产队用于购买农业机械的钱为1840元,预计1983年用于这方面的钱还将再增加5.7%。兰考县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张庄社员杨孩,花2400元在责任田里打了一眼机井,又花690元买了一台抽水机。打井时,有人说:“你打井还不一定谁用呢!”他说:“我估摸着政策不会变,我用上三年就把本捞回来了。”今年他用井水浇地,就多收了800多斤粮食。密县张家湾大队马庄生产队社员马留宗投资1000多元,自建电灌站,把承包的旱地变为水浇地。在我们调查的100个生产队长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出了社员购买化肥、农药、柴油难的问题。在乐至县我们看到几百个社员排长队换杂交水稻种子,八斤、九斤稻子换一斤稻种,他们也愿意。调查的100个专业户中,有30户提出要买汽车、拖拉机、电动机、粉碎机等生产设备。

除了少数地区还处于恢复阶段外,多数地区已进入发展阶段,标志是土地利用率、产量、畜力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聊城地区已开荒94万亩,菏泽地区100余万亩,村头荒、撂荒地都已利用起来。菏泽县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已由0.6%提高到0.8%,土壤中的有效氮由万分之零点三增至万分之零点四,有效磷由十万分之零点五增至十万分之零点八。

聊城地区利用国家引黄济津大渠穿过本区的有利条件,3年发展水浇地190万亩,周口地区3年发展水浇地75万亩,相当于前30年发展水浇面积的三分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形势好的最根本的标志。广大农民是勤劳节俭的,他们增加收入后第一位的要求是扩大再生产,从增产中求增收,靠劳动求富裕。

2.家庭副业普遍开展,专业户、重点户开始出现,商品生产发展较快。社员有了自主权,又有充裕的剩余劳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家庭副业普遍开展,并且成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那些高产低收入地区如泰安、温江等也在寻找新的生产门路,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发展。

下面是几个地方的家庭副业收入的情况:

最基本的家庭副业是养猪,其次是养羊、养鸡、编织、运输等。许多村庄过去都有传统手工副业,可是“十年内乱”期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被当作“资本主义”、“歪门邪道”批掉跑光了,这二年又逐渐恢复起来。鄄城县棒槌刘庄大部分社员会旋木技术,现在恢复了,光这一项副业,全村平均每人收入400元。兰考县有个村子叫豆腐营,大部分户会做豆腐,前几年不许做,连本村人也吃不上豆腐,现在恢复了,几乎家家户户磨豆腐,周围村庄又能吃上豆腐了。过去讲磨豆腐不赚钱,为的养猪和肥田,现在不仅养猪肥田,而且也赚钱。

在家庭副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些户已逐渐发展成为专业户、重点户。一路上我们看了不少重点户。所谓重点户,实际上都是兼营,很少不承包土地的。如鄄城县梁屯公社周范庄周亚民一家,仅搞种牛配种、电磨、种菜等收入即达1.3万余元,但仍承包土地27亩。兰考县固阳公社东关一大队王富安,系供销社缝纫店裁剪工,他家有四个女儿和他老婆都专业搞缝纫,他个人下班后搞剪裁,一年收入也在万元以上,现已盖起了两层楼房,但仍承包土地33亩。各地确定专业户的标准虽不完全一样,但大体说来,专业收入都占全家收入的70%以上,并且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如养牛五头以上、养猪十头以上、养鸡百只以上、养蜂十箱以上等)。专业户的数量大体已占总户数的4%左右。在我们调查的100个专业户中,大部年收入已超过5000元。他们共同的要求是,希望国家在原料、饲料、能源的供应和提供市场信息上给予帮助,在产品销售方面给予支持。1983年都准备添置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家庭副业产品和专业户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农民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据菏泽县调查,农副产品的商品率,1978年为18%,1982年为56%。1978年全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2254万元,1982年为10027万元,增长3.45倍。1978年全县出售百元以上农副产品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30%,1982年全县平均每户出售农副产品达到500元(主要是棉花和猪)。聊城地区农副产品商品率已达52.3%。农业经济正由自给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必将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是要求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其次是要求增加社会化生产服务行业。

3.生产社会化的雏形开始出现。各地适应生产需要建立起来的植保公司、灌溉公司、种子公司、农技服务公司、会计服务公司、饲料公司等虽然还很不完备,但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如四川新都县的种子公司,他们培育的小麦、水稻良种,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为7个省、90多个县提供良种,不仅打破了县界,而且打破了省界。该县植保公司有不脱产的植保人员1310人,专业人员仅40人,已将全县植保任务全部担负起来,两天半就可将全县农作物普遍防治一次,增产效果明显,深受社员欢迎。社员们再也不用到处买农药,不怕农药中毒了。(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农村形势既要充分看到发生的巨大变化,又要看到这种变化还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农民增收了,但底子还很薄,农业这个基础还很脆弱。在我们访问的农户中,绝大多数家里还没有像样的家具,衣、食、住虽有改善,但水平还很低。还有一部分困难户。劳动条件还相当落后,特别是四川山区,运输还是靠抬、担、背,种地还是靠镢头。唐朝诗人就说蜀道难,至今蜀道仍很落后,全省尚有1000多个公社不通汽车。因此,对农村的政策宜继续采取稳定的方针,不要看到农民稍富了一点,就动手动脚,过早过多地在农民身上打算盘。

这次调查组所到的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周口、兰考等地,过去是有名的穷地方,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三中全会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粮、棉都增产,多种经营发展较快。加之,国家提高了粮、棉收购价格,而且由于原有基数很低,所以农民收入增加较快。四川省新都、广汉等地,在四川原来就是比较好的地方。这些是我们研究上面情况时需要注意的。

要经常告诫全党干部,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浮夸和形式主义、赶浪头、“一刀切”。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报的产量不实,有的把开荒地的产量也加在良田上算单产。有的对农民收入估算过高,有的提留过多,个别地方人均提留超过百元,有的地方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高达30多项。还有,在我们访问的农户中,凡是当地给我们安排的,就富裕一些,而我们自己走进去的,困难的比例就大一些。一些区社干部不大喜欢农民向我们提意见、讲困难。一些地区对农业翻番计算缺乏根据,指标过高。菏泽地区定陶县原计划到1985年翻一番,中央领导同志到该县视察后,该县县委决定1983年就翻一番,这样做不够实在,也不尽妥当,三年计划一年实现谈何容易,片面追求翻番速度未必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在形势大好,一片赞扬声中,一定要防止头脑发热,注意珍惜民力民财,切不可搞什么花架子。(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

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二

农村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都对商品流通和商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卖难、买难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卖难、买难,就我们所到之处都普遍存在,只是品种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卖猪难、卖菜难;有的是卖油难;有的是卖粮难;有的是卖粮、棉、油、烟、麻都难。

从具体品种看,粮食,仅河南省商水、淮阳、沈丘三个县就要求再卖余粮2亿斤(这些县征购任务早已完成)。但由于省卡住卖不了(省里想由粮食部门统一搞,赚点钱)。县委书记反映十分强烈,要求粮食部门议价收购。

棉花,老棉区如聊城已逐步解决了收购排队的问题,新棉区如菏泽地区卖棉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收购网点少、人员不足、业务生疏,很多棉农都要带上被子在收购站前排长蛇阵,等上两天、三天,以至五、六天才能交售。

油,聊城地区前年有1400多万斤棉油没有收,要农民自行处理;去年预计还有1500万斤收购不了。

猪,泰安地区去年夏天为解决卖猪难问题,动员每个职工吃5斤肉,用机关福利费补助每斤四至五角;农村也搞“派吃”,每斤应收八角,只收了四角。

烟,周口地区商水县去年产烟2500万斤,只收购了1800万斤。

麻,商水县去年产红麻700万斤,基本没有收购;四川大竹县产宁麻12万担,供销社虽然收了起来,但大部分还没有找到出路。

就买难而言,从鲁西、豫东地区看,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建房材料;三是名牌、优质工业品和多种多样的小商品。过去认为,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农村同样滞销,现在看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实际。有些在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到了农村却成了畅销货。

分品种看,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最突出的是柴油、化肥、高效低毒农药,还有塑料薄膜(特别是地膜)、中小农具等。

化肥,包括磷肥、复合肥、尿素、碳氢等全面紧张。兰考县供销社反映,棉花的奖售化肥绝大部分不能与棉农兑现,而被各级的一些干部层层扣留、挪用或开了后门。山东单县某公社有个小学,教员因分不到化肥,罢课七天最后干部“投降”,也分给了一份。山东有的地方的群众编了顺口溜:“合化肥(指复合肥),沙子药(指尿素),干部明里拿,暗里驮,社员摸不着,气得直跺脚。”

农药,棉区最缺的是吠哺丹、菊酯、久效磷等,棉农说,只要有货,贵一点也不怕。聊城地区有个老农花15元从黑市买回一瓶“菊酯”,老伴嫌贵,发生争吵,老头想不开,一赌气把农药喝了,这才发现原来买回的是瓶酱油。

建房材料,砖瓦沙石绝大部分购自社队企业,要求国家供应的主要是木材、水泥、钢筋、玻璃,但基本上没有供应渠道。集市上的木材一般要四、五百元一方,水泥、玻璃一般比牌价贵一倍左右。很多农民盖了新房,配不上玻璃。

日用消费品,紧缺的是上海、天津产的自行车,上海的缝纫机,上海、烟台的木钟等。就是山东的“大金鹿”、河南的“飞鹰”等地方名牌自行车也偏紧。一辆上海产的自行车,黑市价格高达250元—300元左右。煤油、煤炭、火柴、红糖、纯棉花布、大小花哔叽、蚊帐布、豆包布等也供不应求,或花色陈旧。小商品主要是品种不全或脱销断档,如扣子在基层社一般只有十来种,煤油灯有灯无罩,暖瓶胆、老太太用的头巾和尖足鞋袜、儿童服装、小学生用的低档铅笔等,也买不到。

为了解决卖难、买难问题,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去年六月,国务院下达了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以来,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卖难、买难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造成卖难、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六条:

一是多渠道、少环节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粮、棉、油、猪等主要农副产品只能由粮食、供销、商业部门各自独家经营,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自行运销经营,也不准其他部门插手经营。但实际上农民跨省、跨县运销的络绎不绝,有人说:“明里拉,暗里驮,国家就是摸不着。”聊城地区现存等外棉7万多担,菏泽地区20万担,上级既不调出,又不让地方自行处理,还不负担资金利息。兰考县县委书记说,县里的大豆、棉油和菜籽油,粮食部门和农民可以运销,就是不准供销社经营,这叫作“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可以点灯,就是不准其他部门点灯”。工业品下乡,一般要经过二级站、三级站和基层社三个环节,上海来的要经过四道环节,层层流转,连很多小商品也不能例外。许多农副产品一般都要经过基层社、县社、地区社,才能调运到城市或销地出售,有时连鲜活商品也不能不如此。

二是铁饭碗、大锅饭问题没有解决,官商作风比较普遍。河南省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生活资料零售额比前年大幅度下降。该社主任说,主要原因之一是坐门等客,官商作风依旧,“人家赶集我不赶,人家摆摊我不摆,人家营业不限钟点,我是照常早六点开门晚六点关门”。周口地区二级站经营工业品有一万多种,而谭庄供销社只经营一千多种,有的供销社只有几百种。

三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互相封锁、分割和争权。在河南省,县的粮食出省一律要经省里批准;淮阳县一个生产队拉了2800斤大豆到安徽阜阳县换大米,被当地市场管理委员会扣住,按牌价强行收购,说是没有粮食部门的介绍信,违反了粮食政策。在工业品下乡问题上,很多地方的供销社不愿意商业下伸,商业不愿意同基层供销社联营。周口地区办了一些国、合联营店,大部分是靠行政命令搞起来的。有的人说:“开始是强迫婚姻,现在是同床异梦,到年底看看分红,明年不行就吹灯。”

四是价格管得太死。一、二类农副产品完成交售任务后,别人可以按市价运销,商业部门不经过批准,不敢随行就市经营。工业品价格,工厂直销和小商贩经营可以浮动,商业部门不能动。滞销商品可以放在仓库里长期积压,甚至霉烂变质,但一个县公司要削价销售一种商品,一次只有500元损失的处理权。

五是生产中存在着计划不周和盲目性。各地普遍反映,农业生产迫切需要的高效低毒农药,生产上不去,进口进不来,而群众不欢迎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品种却大量生产。分配的农用柴油一年比一年减少,而农机具的生产都年年增长。由于价格不合理,有些工业部门单纯追求产值和利润,农民迫切需要的纯棉花布、蚊帐布和很多小商品,工厂不愿意生产,而大量积压的化纤布要限产还很困难。河南省的大豆因为价格高,去年多种了400万亩,挤了玉米和红薯的面积。商水县的烟叶种植面积,计划安排4万亩,实际种了9万亩;1983年下达计划1万亩,据县委书记讲,再压也下不来5万亩。原因是种烟的收入高,多种一些对农民、对地方财政都有好处。另外,市场信息不灵,也造成生产中的一些盲目性。

六是商业设施不足,运输困难,经营亏损,也影响了商业部门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反映,由于仓库、收购网点、加工能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收购工作。聊城地区棉花库存过去一般是三四个月,现在要七八个月,仅利息一项就要多开支500多万元。聊城、菏泽地区的一些产棉县,对于多收、多存棉花,增加了开支,再加上棉花收购价提高而调拨价未作相应调整,每年亏损都在百万元左右,一般占县财政收入的20%。县委书记们说,这是“利了国家,富了农民,苦了地方”。这两年国家统一调低化纤布、手表等部分工业品的零售价,降低损失由基层负担。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就损失6.3万元,占全年利润计划7.8万元的81%,不仅影响了发奖金,而且担心再降价,不敢大胆进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最本质、最基本的原因是两条,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经济利益问题。其他的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互为制约,互为影响。如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困难重重。如现在存在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阻塞等,就难于解决。反之,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会返转来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中央已经决策的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以及利改税等,都将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起极大的促进作用。所谓经济问题,包括如何合理地解决企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批发与零售之间的经济利益,不解决这个问题,体制的改革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群众的呼声很高、要求迫切,领导批评,有关部门指责。商业部门也感到问题非解决不可,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不少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有的同志说,“商业干了30年,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难”;有的有“危机感”,觉得受到集体商业、工业自销、个体商业等的包围,四面楚歌;有的有埋怨情绪,埋怨领导和生产、交通、财政、银行、物价等部门不支持,不提供条件;甚至还有少数人看不惯现状,认为这样搞下去要“乱”。另一方面,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确实也涉及各个方面,难度较大。看来,要解决农村商业流通问题,必须全党重视,商业部门和各有关部门一齐动手才行。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从何入手?

首先,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于卖难、买难和“生意难做”问题,究竟怎么看?是采取堵和截的办法,还是因势利导,疏通渠道?是顺水推舟,还是逆水行船?这是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商品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以后,摆在商业工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确的方针,只有顺水推舟,因势利导,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商业部门必须从思想、作风、工作和体制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破除旧的框框,变压力为动力,既要勇于改革,又要有求实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流通活不了,必将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级领导一定要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支持商业部门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也要关心商业工作,支持商业部门把农村商业工作搞活。

其次,要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进国家对重要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统购派购农副产品的品种要适当减少,但计划管理要加强。我们研究,今后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主要靠三条:一是对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要层层落实到户,要教育农民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二是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特别是制定合理的价格,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按照社会需要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要同农副产品收购挂钩,直接与农民订立购销结合合同。在保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要允许农民自己安排生产,处理剩余产品,参加市场调节。

第三,价格要搞活。重要农副产品除棉花外,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包括农村的专业购销户)都可以随行就市,议价购销,包括出省、出县长途运销。

在出现卖粮难的地方,当地粮食部门应当积极开展议购,议购的粮食可以由省、县比例分成,归县掌握的议价粮允许出省出县议销(出省的运输问题应报省统一安排)在县粮食部门仓容不足的情况下,经县委批准,可允许供销社参与议购。如果遇到灾年,省有权在省内实行丰、歉调剂。议购议销所获利润,可以考虑一部分(比如40%)用于弥补国家经营粮食的亏损,大部分(比如60%)留给省、县,主要用于粮库和加工设施的建设,小部分用于职工福利、奖励等。此外,如各省、市收购有困难的,可由商业部直接收购,粮食归中央。一切费用由商业部出。有关运输问题由商业部联系交通部门统一安排。

为了扩大小商品的经营,促进小商品下乡,建议适当扩大小商品的批零差价。

适当扩大基层商业企业处理冷背呆滞商品的削价权限。实行承包责任制的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削价处理商品,不必报批。

国家统一规定降低或提高商品零售价,其降价损失,由财政负担;提价收入,亦全归财政。

第四,全面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渠道、少环节、城乡通开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商业要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在零售和饮食、服务业方面,当前要重点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除计划供应的少数品种外,在经营范围和货源分配上,对他们尽量放开,不要限制过多。国营商业要发挥主导作用,做好指导和协调工作。

工业品要按经济区设立批发机构,组织商品流通。撤除单纯按行政区设立的批发机构。同在一地的重叠的批发机构,要尽可能合并。小商品大流转的做法必须改变,积极推广建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经验,尽可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农副产品进城(包括计划内、计划外)原则上应由产地直接运到销地,不经过中间环节。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坚决实行城乡通开,供销社可以进城,国营商业可以下乡。进一步办好国营商业下伸点和商业、供销联营店,合理调整双方的经济利益,做到同心协力、共同发展。

第五,加快农村商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农村商业工作,在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后,只要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经营作风对头,并且合理改革商业体制,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例如,聊城地区过去是2.5万个生产队交售棉花,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棉花交售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约100万户,而且每个农户一般要交售十次左右,卖棉难问题十分尖锐。1981年以来,他们采取了五条措施:(一)增设收购网点和人员。收购站由过去的70个增为192个,收购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6.1万人(其中80%以上是临时工);(二)一点多门。全部收购点设磅秤902个,比过去增加295个;(三)约时定点收购,有的还定品级收购;(四)培训五员(验级员、过磅员、结算员、保全员、出纳员);(五)增加加工能力,由过去的150万担增加到410万担。结果,绝大部分收购点都可以做到当天来当天收,排长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周口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措施比较得力,效果比较显著。日前,全地区商业、供销部门已建立专职行商队伍560个、3100人,下乡送货2.3万多人次,从1982年7月至11月统计,五个民行商下乡共销售工业品1575万元,占同期工业品下乡销售总额的11%。很多长期积压滞销的品种如暖瓶塞、大碗、竹椅、粪勺、菜刀等,都找到了出路。

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有个北门粮店,原来以供应城镇居民粮油为主,兼管县郊区部分农业户粮食周转、调剂和品种兑换业务。由于经营单一,不讲究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每年总要亏损3万元左右。1981年底,经过企业整顿,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管收粮、看粮、管粮、调粮的老习惯,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在出售粮油的同时,经营多种生、熟食品。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打破“铁饭碗”,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员、定额,有奖有罚,把粮店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

1982年1至11月,共增加91个食品新品种,加工各种食品共160多万斤。结果粮店转亏为盈,仅仅11个月加工食品就获毛利9万余元,扣除费用、基建投资和积累共7万余元后,得纯利1.65万元,其中60%上缴县粮食局,40%奖给个人,全店92名职工平均每人得72元。北门粮店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闯出了一条搞活粮食工作的新路子,真正把粮店办成了一个粮食综合经营管理店,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而同样是在淮阳县的公社粮管所,去年他们也试办过食品加工,拨出三个人专门做油条、模和稀饭等出售。干了4个月,由于继续吃“大锅饭”,职工积极性提不起来,还是那一套官商作风,结果以亏损四角八分而告终。为经营食品,在街边盖了一间房子,也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拆掉,白花了国家600元资金。他们从此得出的结论是“此路不通”,又掉转头去单打一地看管粮食。群众说:像这样的粮店应该改个名,叫“看粮所”。两个粮店对比,真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经营作风,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

事实证明,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是可以开创出一个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局面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

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三

从河南省武陟、信阳县和四川省大竹县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情况看,改与不改大不一样。大竹县1980年搞农商联营,1981年搞了清股扩股,民主选举,成立县联社。武陟县从去年5月开始试点,到成立县联社,用了4个月时间。信阳县的具体作法,和大竹、武陟差不多。现在,大竹县、武陟县入股社员均占总农户的80%,信阳县占72%。社员股金占自有资金的比例,大竹县占8.7%,武陟县占4.8%,信阳县占2.7%。这三个县的试点各有特色,大竹县联营搞得好,武陟县支持生产搞得好,信阳县民主选举搞得好。

这三个县通过试点,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经营方式都有很大变化。一是增强了群众观点,密切了与农民的关系。去年武陟县遭受洪涝灾害,农民自动组织起来保护供销社财产。二是加强了生产观点,积极扶持发展多种经营。对畅销商品,供销社在人员、资金、物资、良种、技术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对于滞销产品,供销社除积极打开销路外,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抑制生产。三是积极开展联营,由单纯的买卖关系变为联合经营。通过联营,把供销社的业务活动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除生产联营、加工联营外,还有农工商联营,但目前多数是购销联营。联营搞得好的地方,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不愁产品卖不出去。联营利润,生产者得50%,供销社得40%,公社得10%。生产者和供销社都满意。大竹县近三年来,生产单位和个人通过联营,所得红利每年都在30万元左右。四是民主管理有了加强。由于加强了群众监督,服务态度普遍好转,经营品种也有增加。武陟县大封供销社,经营的百货品种由改革前的474种增加到1031种,生产资料由610种增加到850种。供销社社章规定,社员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干部和辞退职工。信阳县有一基层社主任工作极不负责,并擅离工作岗位,群众多次请求上级处理没有答复,这次被落选了。群众说,这回算是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我们所到之处,都认为现行的供销社体制非改不可。这是农副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以家庭或小组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成了主要形式。如何使农副业生产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并解决由于作物布局的调整,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商品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农副产品在地区之间、品种之间的相互交换问题,已成为目前流通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不少产品已由过去的收不到,变为收不了。农民对我们过去那种少了就赶、多了就砍的做法,存有强烈的不满和疑虑,不仅迫切要求解决目前存在的卖难问题,而且要求及时提供市场信息。目前,供销社的状况很难适应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发展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离开现有供销社机构,另搞一套农村商业组织,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可能是劳民伤财。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供销社体制,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现在,四川、河南、山东省委都在抓供销社体制改革。四川省打算今年把大竹县的经验在全省推开。河南省打算今年全面推广武陟、信阳的经验,争取上半年把基层社的改革搞完。山东省去年在诸城、巨野两县进行了基层社改革试点,打算今年每个地、市各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估计今年全国供销社体制改革将会有较大进展。如何搞好这项改革,我们与省、地、县负责同志和基层商业、供销社的同志,进行了广泛座谈。认为供销社体制的改革必须明确以下几条原则:(1)适应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供销社体制改革的出发点;(2)供销社要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一条主渠道,同时不排斥其他流通渠道。比如国营商业下乡、社队企业、工厂自销产品、农工商联合体、小商小贩、集市贸易等,这些渠道要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可以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愿联合时也可以退出;(3)供销社既是国家任务的承担者,又是农民社员利益的代表者;(4)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变官办为民办。

关于县供销社,现在提出和正在试行的有三种方案:一是把县联社搞成虚的,协商议事机构;二是办成实的,产供销、人财物统管;三是搞两套,把现在的几个公司交国营商业,供销社另起炉灶,重建几个公司。对这些方案,都有不同看法,但从地方党政领导来看多数同志都主张搞成实的。我们分析:(1)如果把县联社办成纯议事部门、协商机构,基层社各自为战,其结果只能是多头采购、多头运销,采购员、推销员满天飞,矛盾增多,费用增加,从社会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合算的;(2)如果搞成实的,又是集体性质的,几个专业公司仍继续由县联社管,作为县联社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大好解释。现在,公司的资金和财产大部分是国家的。不少一、二类农副产品和计划内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品,都由供销社经营。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较大的计划内产品,在经营上如何实现国家计划的控制,也值得研究;(3)有的省打算,将供销社所管的几个公司全部交给县商业局,县联社另外再成立农产品联营公司、工业品联营公司、食品加工公司、技术服务公司。这种设想,最终也将是难于行通的。硬要这么办,供销社可能只交业务,人员、机构、设施保留,资金问题上也会有很大争论,势将会造成很大浪费和矛盾。现在看来,上述三种设想的哪一个方案,都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

经与省、地、县的同志反复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县联社办成带有双重经济成分的经济联合体,不作为县政府的职能机构。它一身二任,既要指导、协调基层社开展经营活动,又要承担国家的任务,执行国家计划和政策。县联社既是与基层社的经济联合体,又是与国营商业即各专业公司的经济联合体。在组织上,县联社接受县政府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上级商业部门的指导。各专业公司独立经营,县联社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和协调。今后,县商业局应逐步向商业行政管理机构的方向过渡,既要管国营商业,又要管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主要管方针政策和商业计划,而不直接搞商品经营业务。

关于基层社,我们认为,必须办成带有全民成分的、名副其实的集体性质的合作商业组织。所谓带有全民成分,就是资金的大部分还是国家的,这可作为国家对合作商业的支持,不收利息,但所有制不变。今后基层社只按税法规定向国家交税,税后自负盈亏。税后利润要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作为分红基金返还农民。基层社的设置应打破行政区划,按农村经济区(经济比较发达的集镇)设置,公社所在地和大自然村可设门市部。这样设置的好处:一是符合商品流向,节约流通费用;二是有利于农村小集镇的建设和繁荣;三是节约行政管理人员。

为了把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搞好,当前有几个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一)县联社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现在县联社是上缴利润,武陟县上缴65%,大竹县上缴40%。体制改革后,如全国的县联社都改按基层社39%的税率征收,对国家财政影响太大,而且同其他集体商业摆不平。我们建议,可在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改为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税率如何制定,请财政部研究提出方案。(二)劳动人事制度要作相应的变革。这是合作社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既然是集体性质,在劳动人事制度上就要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我们整个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可考虑先以基层供销社作为突破口,进行试点。但为了安定人心,原有国家职工的政治、经济待遇不变。今后,基层社新增职工,原则上不再招收为正式职工,逐步做到亦商亦农,能进能出。大竹县规定,在农村高中毕业生中招用亦工亦农临时工,但不转为城镇户口,表现好的继续使用,表现不好的可以辞退。职工被选为领导干部的,实行职务津贴;落选了的,取消津贴,回原工作岗位。他们还打算随着经营责任制的落实,逐步试行浮动工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有利于解决“铁饭碗”和“大锅饭”问题。(三)扩大供销社业务范围。现在有些规定;束缚了供销社的手脚。山东泰安地区猪肉积压,用福利费补助职工多吃肉,而聊城、菏泽地区猪肉供应紧张,食品公司怕亏损不愿经营,却又不允许供销社经营。有的地方卖粮难,也不允许供销社买去加工成饲料,供应专业户发展养猪、养鸡。油料也有类似问题。这些限制不打破,供销社即使搞了体制改革,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现行的一些不利于商品流转的规定,要随着供销社的体制改革作相应的改变。可否考虑,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收购、调拨任务的前提下,除不准议购议销的以外,供销社可不受商品经营分工限制,灵活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四)供销社内部要逐步开展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利润包干盈亏自负、超额分成等办法,与职工利益直接挂钩。搞了经营承包,才有内部动力,有利于巩固体制改革的成果。但商业承包又比农业承包复杂,建议有关部门现在就着手调查研究,拟定一些具体办法。(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

发展改革成果 繁荣商品经济

[1]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日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开五天了。开始时,万里同志作了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他简要地回顾了农村改革的历程,概括地总结了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对指导今后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上,大家围绕万里同志的讲话和代中央起草的文件进行了充分讨论,认真分析了当前农村形势,既肯定了成绩,又充分研究了出现的新问题,并对明年农村工作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现在,我就以下几个问题讲点意见。

一、关于经济形势问题

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包括农村形势,是我们作出正确判断,进行正确工作指导和部署的前提和依据。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搞“四化”,一派兴旺景象。今年,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将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上半年一度出现工业生产速度过高、基建规模过大等问题,经过加强宏观控制,经济生活渐趋正常。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今年可以消除赤字。市场比较兴旺。现在除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有的地区开始向小康型转变。总之,生产发展了,流通搞活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农村形势也很好。今年虽然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农民收入继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要一步,除了粮食、棉花以外,各种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都有较大增长。取消统购派购制度以后,商品流通渠道增多了,经营方式灵活了,流通范围扩大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进一步完善、提高,社会化服务有了新的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也很快,累计已安排60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产值今年预计可达到2300亿元,在全国工农业产值中已占有重要位置。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加快了小城镇建设,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我国农业在从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进程中又迈出了新的步伐,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格局。对粮食、棉花的生产要作具体分析。今年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是有计划调减的,现在国家棉花库存仍然过大,调减一点对国家和农民都有利。粮食产量估计要比去年减少2500万吨左右,一是自然灾害严重,这是难以抗拒的;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还牧,调减种植面积,总的看是正常的;三是有些地区管理放松、经营粗放,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粮食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确实应该引起重视。看粮食形势,不能单看一年。由于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难以做到年年增产,在五年中如能做到年平均有较大增长,就很不错。我国已是连续六年获得大丰收,平均每年增产1700万吨粮食,今年的产量并不低于丰收的1982年。现在国家粮食库存是充裕的,农民也有些家底,市场供应完全有保证,有些地方的粮食安排可能要紧一点,但只要做好余缺调剂,不会出问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有的地方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工作中,不大注意从实际出发,对需要与可能全面考虑不够,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加上基建占地过多,粮田面积减得多了点。有些地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所下降,这里有种粮和搞工副业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有生产资料涨价、粮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有工作跟不上,农民卖粮难等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处理好种粮和其他产业的经济利益,逐步理顺关系,既要坚持调整产业结构,又要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总之,我们看农村形势,不仅要看农业形势,还要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看农业形势,不仅要看粮食形势,还要看农村整个经济形势。我们对农村形势作全面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势确实很好。我们通过改革已经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今天的成绩来自于改革,明天的进步还要靠改革。但是也要看到,有些政策还不落实,有些改革措施不配套,精神文明建设抓得不紧,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对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以坚定信心;对前进中存在的问题,要正视,不能回避,以便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的改革和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关于若干政策问题

这几年,中央对农村的改革和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这几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之所以很好,重要的一条是加强了农业这个基础,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问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农村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变。我们要实现四化,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我国十亿人口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这个基础还比较脆弱,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还在日益向农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继续强化农业这个基础,保持粮食在4亿吨的基础上稳定增长是全局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这是我们指导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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