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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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毛泽东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毛泽东回忆录
中国要前进 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以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对毛的反思，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面临着两难的矛盾：（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是“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落差，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治理的需要，以及符合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要求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斯大林（“朝鲜战争苏联解密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毛泽东逝世世界的反应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
在北京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世界各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10万人纪念游行，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揭密王明与毛泽东斗争失势真相
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以王稼祥为传话、代理人，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第二章 毛泽东的悲哀事
1975年毛泽东嚎啕大哭为哪般？晚年内心十分苦楚
近读中央文献版《真实的毛泽东》，有些感慨。因为这本书的几位编者都有些特殊，一个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还有另外两位都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高风与叶丽亚，因此，博主对于书中所记认，是以“信笔”相认的。内中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是毛泽东晚年白内障摘除者唐由之的一段回忆。不妨摘之于此：“那是手术后的第五天，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人，戴上眼镜后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地平静了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法家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见《真实的毛泽东》第730页）
正像本博主在《毛泽东暮年的六大铭心之痛》里所写，毛泽东晚年内心是十分苦楚的。栏杆拍遍无人会 断鸿声里看吴钩，这是毛泽东常有的一种心态。“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只成昨日梦，也是毛泽东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当他面对着南宋词人《登多景楼》所呈现的情景时，不免百箭穿胸，心肠痛彻。陈亮的词里写了些什么？毛泽东又因此想了些什么？我们先看看陈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是南宋爱国词人，一生所写诗文几乎都与抗金有关。词的上阕，写登上高楼四处眺望观察形势所生的感慨。在作者看来，这一面临江、三面环山的地形，正好是进取中原、北上争雄的有利条件，而南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何偏安江左？他们无非都是为了各自的私利罢了。词的下阕，“因笑王谢诸人”的王谢，是泛指当时那些有声望地位的士大夫们。他嘲笑这些人，虽然也学得像英雄那样感叹山河变异，但只知道泛论空谈，却无能去收复那充满了腥膻之气的敌占区。
毛泽东读到这首词时为什么大哭不已？一则是人入暮年，感情难以控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再“常情”，也要有引起其痛哭的原因。我们细细品味这一首词，是不难找到些许的因由的。
毛泽东的这一次哭，具体时间是1975年的7月28日。而在5天前，刚好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也就是说，这是毛泽东做完手术后的第一次自己用眼的“阅读”。光明的世界突然回到毛泽东的眼前，并且亲眼看到了这些已经隔离经年的古词人的文字，毛泽东心里难免不有隔世之叹。据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记载，1975年5月起，陆续有一大批的冤假错案呈现在他的面前，需要他一件件的批处。看到有些材料所记录的悲惨景况，毛泽东内心很难平静。当时毛泽东的白内障还没有摘除，他是戴着眼镜艰难地想看又看不下去，最终是听完了贺龙之女写来的报告的。“毛泽东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里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毛泽东传》第1741页）
毛泽东哭了。哭在手术之前。手术之后，毛泽东除了上文唐由之所记的“哭”，还有过另外几次，是在看完《雷锋》和《自有后来人》后，毛泽东泪流不止，哭声凄切。
而恰在那一年的夏天，河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全省有三十多个县市受严重灾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一天，工作人员在给毛泽东读内部报告，读到有多少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了饮泣之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的眼中早已浸满了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同上，1747页）当然，“伤心”的结果就是“哭”！
让我们再回到陈亮的词上来，我们应该会对毛泽东之哭有所理解了。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什么是毛泽东的“伤心处”呢？想想纷纷而来要求处理的冤情陈案，想想纷争不断的现实政治（毛泽东不得不在手术前的7月14日找江青谈话，要她对文艺界的人士放一马，不要“动不动就把他们关起来”；毛泽东又不得不在手术后的第2天即7月25日，在手术纱布还没有摘除的情况下对《创业》作出指示，并抖抖索索地写了6页的批语）；想想自己回天乏力的处境、困境，真是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感叹啊！
其实，在此前后，毛泽东读过很多与此心境有关的诗词，都是“大字本”的：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处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渔家傲 寄仲高》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鹊桥仙》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示儿》
不要说心境凄苦的毛泽东，便是我们今天读这样的词，又何尝不悲凉顿起，生出“鬓丝茶烟”之叹？这些词境里，大多是“愁无寐”“流清泪”“作渔父”、“寻兄弟”，“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毛泽东难免不与陆游一般，叹自己“心在天山”而“身老沧洲”。86岁的陆游临终有“示儿”诗自述“悲”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毛泽东焉能不有同“悲”之痛？读庾信的《枯树赋》毛泽东以“树犹如此”而感念“人何以堪”，悲从心来，况乎陆诗的“示儿”悲愤？毛泽东也是“死去”之时日近，而“九洲”殊异，国土分裂未归。谁成“王师”，何日家祭？想想几百年前的陆游临终还有“儿”可“示”，而毛泽东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痛啊！
哪十件事让毛泽东遭受巨大心理创伤
领袖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孤寂而痛苦的，毛泽东也概莫例外。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曾在他的著作里，为此，发出这样的感慨：“就毛泽东的盖世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就个人魅力与全球声望而言，他们又不及毛泽东。毛泽东，其实一直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世界政治家们非常钦佩他，当第三世界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时，都请求一睹毛泽东尊容。然而当他们因毛泽东晚年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时，回国途中泪流满面……”
也缘如此，毛泽东在向世人表现他富有魔力的一面时，也有其痛苦与脆弱的一面。纵观毛泽东一生，笔者认为以下十件事对毛泽东带来巨大心理创伤：
1.母亲匆匆离世，他，无限伤怀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女性。她，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在饥荒连年，穷人乞讨之时，她更是不顾丈夫反对，救人如水火之中。毛泽东相貌酷似母亲，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母亲爱子心切，儿子也终身挚爱母亲。
然而让毛泽东伤心的是，身为长子因为投身革命事业，居然在母亲患病期间竟无力医治！1919年10月这位操劳一生的贤良的母亲，尚未见到毛泽东最后一面时，便与世长辞……
守在母亲的灵前，毛泽东悲痛万分，以一首荡气回肠的《祭母文》，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2.秋收起义后倍受打压，他，心在滴血
1927年大革命陷入低潮，迫使毛泽东以枪杆子来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凭着惊人的才干，把三样东西巧妙地结合起来：枪、农民武装与马克思主义。公道地说，当时，无论哪一方面，他都不能成为先驱者，但他是真正把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第一人！可惜的是，正当这个注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者踌躇满志时，被上层迎面泼来一盆冷水：他被委员会公开除名了！最悲哀的是，连他亲手创建的湖南基层组织也无辜地诋毁他；“三湾改编”时，甚至有人扬言要报复他……
第六次党代会上，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这种政治打击，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一向要强的毛泽东。他在情绪跌入低谷时病倒了，骨瘦如柴，痛不欲生，也许他的命运只能交给他坚强的意志了，而懂得隐忍的毛泽东居然挺过了这段痛苦的岁月……
3.第五次反“围剿”，他，被迫“袖手旁观”
当蒋介石针对红色政权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国的28个布尔什维克（国际通常叫法）莫名其妙地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共产国际与王明的授意下，由德国的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负责直接指挥，而这位德国人是斯大林赠送给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件礼物。
苏联继续控制着以王明、博古为代表中国红色政权，“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这次军事行动以红军的损失惨重告终。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毛泽东目睹此惨景再次病倒，高烧达41度，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卧床不起，极度伤心……
再后来，红军高层决定以长征来躲避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红军不到八万人的队伍，不知该走向何方……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凭着超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在革命再次陷入低谷时回到了队伍之列。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终于折服了不少中共高层，尤其获得周恩来的支持。自此，毛泽东始得政治崛起……
4.毛岸英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
1946年，毛泽东的长子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自己的儿子虽然知识渊博，但缺乏劳动锻炼。于是安排儿子离开延安，让毛岸英在陕北一个村庄里学掏粪。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感觉到儿子不仅学会养猪，还要学会军事斗争，便嘱咐彭德怀带毛岸英到朝鲜参加军事活动。没想到不久传来噩耗，毛岸英在朝鲜英勇牺牲了……
闻说此讯，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坐在沙发上拼命地抽烟！想起来，毛泽东悲不自胜：从妻子杨开慧到小弟毛泽覃，再从堂妹毛泽健到大弟毛泽民，他的亲属有多少人为革命英勇献身？
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动情地对周恩来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别人的子女能上战场流血牺牲，为什么我的儿子就不能上战场牺牲？”当刘思齐提出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摇了摇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5.“高、饶”事发，他，忍无可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有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最终摧垮了这股势力，但这件事对毛泽东个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本来，高岗一直深得毛泽东器重，但“东北王”念念不忘的是，他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起过重大作用。因此他可以凌驾于中央高层之上频频与斯大林密切交往。而根据苏联提供的情报说，高岗曾于1949年谋划把东北变成苏联第17个加盟共和国。这时，饶涑石与高岗交好，对东北动向予以支持。
尽管“高、饶事件”最终得以解决，但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在中央决定撤销他们职务时，毛泽东一度病倒，他希望以政局稳定搞经济建设，没料到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对新中国构成如此严峻挑战。
6.修补体制遭到挫折，他，目光迷茫
自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艰难的1957年后，毛泽东渴望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他渴望心中的理想世界能让数亿百姓脱贫致富，他渴望中国迅速消除贫富差距，积极寻求修补体制的信念十分强烈。
然而到了1959年，无情的事实挫伤了毛泽东的激情。尽管他刚刚写的《七律·登庐山》墨迹尚未风干，在这首诗里，毛泽东仍在对美好的愿景寄托期待：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是年7月，他在失意之中来到庐山，当他坐在柳条椅子上时，目光迷茫，神情不定……
一想起彭德怀过于用严厉的词语刺激了他，毛泽东痛苦万分。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连续失眠多夜，甚至在他每天连续吃三片安眠药时仍无法入睡，他仍需要来回踱步到天明……
7.“林彪事件”，他，伤痕累累
林彪事件，直接加速了毛泽东衰老进程。毕竟毛泽东过去是十分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早年对林彪怀有特殊的情谊。
事发后，毛泽东卧倒在床，很少说话。从这以后到一他去世的五年中，他再也没有精力或激情亲身出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在国庆节……
8.周恩来逝世，他，心力交瘁
在中国，有一位伟人，他是毛泽东的忠诚的战友，他为了这个国家，日理万机，呕心沥血。他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任劳任怨。他，一直到逝世时，胸前仍佩戴着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他，就是我们伟大总理周恩来。在他逝世后，晚年毛泽东，异常难过。也许毛泽东不仅是悲悼一个英雄的在政治舞台上的大落幕，也悲悼自己：几多热情，几多苦楚，几多垂老，“谁能理解我们的苦心？穷一生打拼的伟业，究竟会结下什么样的硕果？”……
9.唐山大地震，他，默然流泪
悲伤，对1976年的中国人民似乎丝毫没有怜悯。1月，伟大的总理周恩来的逝世；到了这年仲夏时节，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几乎把唐山市连根拔起，死亡接近30万人，而这时的朱德刚辞世不久。
地震前，青蛙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老虎与牦牛都感觉到一场地震的到来而匍匐在地。
地震到来时，毛泽东虽然已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敦促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报告详情。他不忘关心百姓疾苦，仍坚持用颤巍巍的手亲自批有关阅灾情的报告，很多在场的人看到他如此神态，纷纷转身拭泪……
毛泽东告诉身边人：“负担太重，死亡是一种解脱。”以致后来他昏厥过去，久久不醒……
10.身后仍遭所谓的“精英”非议，他……
无论少数所谓的精英如何诋毁毛泽东，都无法改变海内外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因为，在中国，尚没有哪个历史人物像毛泽东那样得到亿万民众的热烈拥戴；在海外，没有哪位伟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倍受崇拜。
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堪与他对比的只有孔子及其圣哲，但毛泽东在众多领域却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已声名遐迩，而中国大多先哲是身后才流芳于世；作为社会的改造者，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可以匹敌，但毛泽东在改革体制上却比嬴政更惊心动魄；作为战略家，他可与汉武帝、唐太宗和康熙帝并驾齐驱，但他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决心与勇气又让那些执政者们黯然失色。
话说回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不担心“工农群众再吃二道苦”，毛泽东他怎能会如此疲累？无论如何，毛泽东仍不失为纯粹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永远是卓越的军事统帅，是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东方伦理的哲学家，是新中国黄金时代的奠基人。他渴望全民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雄心壮志震撼每一位有良知炎黄子孙的心灵……“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这是何等自信、乐观、勇往直前的气魄呵。唉！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伟大的领袖于此间流淌多少泪水呢？
太强了！毛泽东对西藏平叛及国际反响的讲话酣畅淋漓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第三章 毛泽东访苏始末
毛泽东访苏始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终生耿耿于怀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可是，对于这次出访莫斯科，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他对别人说，从感情上讲，我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当他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毛泽东说，有一次他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然而，1950年元旦那天，情况出现转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8226；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毛泽东访苏始末：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终生耿耿于怀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可是，对于这次出访莫斯科，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他对别人说，从感情上讲，我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当他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毛泽东说，有一次他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然而，1950年元旦那天，情况出现转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与斯大林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毛泽东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不加任何修改；2.签订新条约；3.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多么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3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建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时曾表示，得到3亿美元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布）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布）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爽快地答应：“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响。”
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
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日，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挑选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8226；尤金派给了毛泽东。
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时流露了他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何要说这番话？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
尽管第一次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快，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于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
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毛泽东说，去莫斯科祝寿，不歌颂斯大林，难道“还能骂他”
自12月16日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意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还声称“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寿辰的安排问题。
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映，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宴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
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纪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指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
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日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
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作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
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
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一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3月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
这段时间，师哲特地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
1950年1月1日，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
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
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
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讨论条约。
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这一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它“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日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答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即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随即，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十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地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
1月3日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作出如下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5日，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2.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日或22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日到达；3.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
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嘱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
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1月13日，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毛泽东评斯大林：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斯大林问题的出现，其中最带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毛泽东思考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生前没有真正地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没有确立，身后便根基不稳，后院起火。
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一事变传来后，毛泽东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力，点评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自己的意见，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是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考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他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
1945年，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华履任途经莫斯科，专程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询问苏联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回答是肯定的，苏联支持国民党。随后，斯大林又向赫尔利证实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原因，毛泽东的访苏日程才被一再拖延。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便提出访苏的动议，其间由于种种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对此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热情，延至1948年7月，毛泽东访苏的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妥贴，斯大林却发来电报，以“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为由，又一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程。
显然，这是斯大林的托词，实际上，他还是怀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表示，毛泽东毕竟是游击战的领导人，尽管访苏是秘密的，但终究是瞒不住的。如果西方知道了，便会大做文章，说毛泽东来苏联请领指示，从而将毛泽东当作莫斯科的代理人，那样就会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国家关系”，以致使美国全面卷入，直接危及苏联的国家利益。
这一切，毛泽东早就不以为然，只是顾全两党关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大局，才求同存异。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开始在党的高层批评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多次以激烈的语气批评斯大林：“怀疑我们在赢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会象南斯拉夫，而我会是第二个铁托。”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
1967年4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他曾经询问周恩来，斯大林是否建议过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时，周恩来回答说：“对于一九四九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认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的。”
毛泽东还在不同的场合对外国客人说：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说，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老虎口里的肉
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首先想到的便是寻求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支持。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日，斯大林会见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毛泽东虽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在谈到实质性的问题，诸如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则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后来甚至采取拖延、回避的办法。
第一次会谈后，斯大林竟然不理不睬毛泽东。毛泽东恼火了，因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态度，而是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党，如何对待新中国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苏方人员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毛泽东清楚这次访苏的艰难性，所以，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他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苏两国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却将毛泽东置之别墅，不闻不问，使中苏会谈一开始便冷了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随访的伍修权（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回忆：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只是在此后，苏联方面才谈到双方签订友好条约的事。
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的“冷场”，引起西方媒体的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已经被软禁在莫斯科。这时，斯大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放弃往昔的成见，带着莫洛托夫前来拜望毛泽东，表示重新会谈的诚意。他们之间的会谈呈现融洽、友好的气氛。毛泽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从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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