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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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甲骨文系列)试读：
中文版自序
尽管这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二本书，但事实上，它是我在开始写作《天国之秋》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第一本个人著作。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中国的兴趣就产生于湖南。大学毕业之后，作为雅礼中学的英文教师，我在长沙度过了两年时光。自那以后，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是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学生。湘菜和湖南的大好河山令我着迷，直到今日，我花在游历湖南的时间远远多于任何其他省份。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事实上，我父亲的伯父（我的伯祖罗伯特）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生活在长沙，他是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最早期的英文教师。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些家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九一五年的长沙，这也使得我记忆中一九九○年代的那一段经历变得无比鲜活。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从长沙回国数年后，我开始了在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所的学业，湖南毫无悬念地成为我的关注重点。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通过这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想要更清楚地厘清贯穿晚清和民国初期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和领袖的线索。在每一代中，我着重考察少数几个看起来尤其重要和有趣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话语和著作理解他们。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湖南人身份？他们如何思考湖南在未来中国潜在的角色？当中国首先面临列强瓜分的威胁，而后又产生军阀混战的局面时，他们的湖南根源有怎样的重要性？
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要理解当地的抵抗与牺牲传统，它激励了无数年轻的湖南行动主义者迈出无畏的步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造一个他人可以活得更好的幸福世界。
当我写成《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的时候，我将其献给我的父母和妻子。虽然这一目的仍然适用于英文版，但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因此，我才可能将本书第一次献给那些在中国的人们。它让我有机会满怀深情地回想起那些和蔼可亲的人们，那些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来乍到时助我形成生命观点的人们，那些打开我双眼使我重新看待世界并走上一条我从未想过的道路的人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在雅礼中学时的同学和老师们。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安普顿，马萨诸塞[1] 中文版自序译者：董风云，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第四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文前辅文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毛泽东，一九二○年十月七日
文前彩插
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1]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
[2]惯。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3]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都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师生间、作者与读者间、军中同袍间、同学间、后代子孙间与堂表兄弟姊妹间——他们因此被拉进一自觉的传统和一有意义之整体。我想弄清楚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省份，以及其省份与外面世界（包括中国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有多么不同？是什么激发他们付诸行动？湖南的历史学家所缅怀的是什么，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对象？他们对未来有何梦想？总而言之，湖南的行动主义者如何解读晚清直至清朝覆灭期间中国大地上的动乱和走得踉踉跄跄的建造新民族国家之路？研究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想问，今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之由来究竟了解多少。
我要讲的故事，围绕着两个主题铺陈。第一个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共同特色；第二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从近代中国主流叙述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根本不该存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告诉我们，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中国大一统的向往，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怀抱着中国一统的梦想。这一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由想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国版图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构造，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当成首要效忠对象的事实，却恰好在掏空这个立论。本书检视的许多例子里，有一个一贯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摆第一位，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的话）摆第二位。从中国境内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湖南省可同样轻易地（且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更轻易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旧帝国弃之在后。或者如某湖南学生于一九○三年所说的，湖南人应该让中国步罗马帝国之后尘消失于历史舞台，湖南本身则要成为法国或英国之类的国家，把旧帝国的文明带进未来。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乃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对湖南学者王夫之的重新发掘。王夫之是明朝遗老，义不仕清，十七世纪隐居乡野，其生平和著作于十九、二十世纪成为建构新湖南认同和历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对王夫之的探究，并未走从哲学角度分析他著作的传统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响应他的想法，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进步、民主、民族主义之类的[4]“西方”思想之间找到不同寻常的契合之处。本书是探讨思想历史的专题论著，但具体地说，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为基础的论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变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我认为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human context）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在这样的探究路径下，引述文本此时所具有的意义，至少就和该文本起初被撰写的那一刻同样重要。因此，本书不是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是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后人运用：近代学者如何复兴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他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用此思想研究路径来探讨上述主题，可以说再适切不过，因为王夫之也非常重视文本意义经时空转换而改变的类似观念。
最后得谈谈我个人的地区史研究方式。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有关湖南的书，却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当成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书。已有人写出把湖南当作近代中国缩影的出色著[5]作，而要掌握整个中国的趋势，这是较容易办到的研究路径。但就本书的目标来说，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在于：把湖南当个案研究，就是在强调当地历史里最容易被归纳出来以适用于其他诸省的元素，或者对今人所知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似乎是最有助于阐明该过程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则是要为湖南历史里该省所独有且与熟悉的叙述格格不入的诸多元素腾出空间。简单地说，第一种研究路径用该地区来小幅调整既有的中国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为完善，第二种则用该地区来质疑该模式。
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1]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始设政治局，共8名委员，其中蔡和森、李维汉为湖南籍，毛泽东并非委员。——编者注[2] 对此问题，晚近大部分中国人似乎认为源于“吃辣”。关于学界从地理角度解释“湖南精神”，参见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6月），第145～157页。[3] 叶文心（Yeh Wen-hsin）在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一书中，对浙江省看似“褊狭落后”提出类似的观点。有人主张有一个由北京和上海往外扩散以启迪内陆地区的统一民族运动，她对此类民族运动（就她来说，五四运动）的狭窄主叙事，提出了令我受惠良多的批判。浙江省，用叶女士的话说，仍是“清末文化最先进、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第3页），但此描述并不适用于湖南，因此从这点来看，我的研究方向将与她的不同。[4] 已有一些从哲学角度精辟剖析王夫之的思想的著作，尤其是Ian McMorran的佳作，The Passionate Reali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Wang Fuzhi（1619-1692）（Hong Kong：Sunshine Book Company，1992）；以及其他出色之作如下：Alison Black所著的Man and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Wang Fu-chi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与Kim Young-Oak所写的“The Philosophy of Wang Fu-chih（1619-1692）”（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大著作出现于一九七○年代约略同一时候，然后，对湖南的研究突然停摆。这三大著作为Joseph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Charlton M. Lewis，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与 Angus McDonald，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其中的McDonald对湖南政治文化的特性与习性最感兴趣，但他的主要目标仍是以湖南作为个案研究，借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因而遗憾的是，（例如）他对湖南自治运动之分离主义意涵的探讨不够深入。 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据认识邓显鹤的曾国藩所述，邓显鹤搜罗、刊布家乡湖南的文献，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食饮”。而当邓显鹤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这份工作时，没什么文献可供他搜罗。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产生的著名学者甚少，从当地通过科考成为举人和更上层楼成为进士的士子人数来看，湖南在诸省中也几乎是敬陪末座。他省人喜称湖南人为“骡子”，借以形容他们吃苦耐劳且固执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的人里面[1]几乎出不了一流学者或领导人。
但在一八一○年代，邓显鹤从某文献里读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书中宣称这本书收录了他家乡所在地区历来出过的诸多大儒、名臣的传记，年代从公元前四世纪湖南地区为楚国南部之时起，经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灭亡，再经历诸多朝代，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明初为止。那是本不折不扣的地区性历史著作，完全不受省、国、帝国之疆界变[2]动的影响。邓显鹤花了十余年时间寻找该书，最后终于在湖南商业[3]城市湘潭的某处私人藏书里找到一孤本。为这一发现欣喜若狂的他，校订此书，重新刊行，并增添新词条以将后来的湖南先贤也纳入其中。经他增辑的新《楚宝》于一八二九年刊行，列出从楚国至十七世纪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楚宝·文苑》开头介绍楚国著名大夫屈原的生平。邓显鹤说明道，[4]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是第一首“振南国之风”的诗作。屈原在朝中遭谗，遭出卖，被贬至楚国南方（长沙附近），在那里成为后代无数人心目中忠君爱国、孤单寥落的浪漫象征。《楚宝》介绍屈原时[5]引用了他的诗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后说道，当秦国大军入侵他所挚爱的楚国时，屈原投汨罗江（湘江支流）自尽。《离骚》以如下的著名诗句结尾：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6]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彭咸是个巫师，也是楚国南部地区的象征，这一节诗描述屈原以不屈服的心态拥抱被流放到未开化的南方荒野的人生。楚国被灭后，此国以荒蛮之地、巫师与巫术之地、浪漫文化之地（此浪漫文化已佚失，只有在诗歌中还可窥见，而屈原为其悲剧缪斯），为后世中国人所缅怀。屈原自尽一个世纪后，汉朝大臣贾谊，因宫廷阴谋，一如屈原被贬到湘江流域。有感于屈原的遭遇，他写下《吊屈原赋》回应[7]《离骚》，赋中他发出同样的感叹：“已矣，国其莫我知兮。”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以对贾谊的一段描述作结：自屈原沉汨[8]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文苑》门一章以屈原为始，以将近二千年后另一位同样悲剧性的人物作结。此人就是忠于明朝的学者王夫之。被邓显鹤称为“我师”的王夫之，二十五岁遭逢明亡清兴之变（一六四四年）。邓显鹤写道：[9]“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数日。”邓显鹤详细描述了明朝甫亡之时王夫之的生活：游历华南寻找尚存的明朝皇族，找到皇族，在西南与之共同抗清，然后满腔希望禁不住现实摧折而破灭。诚如邓显鹤所述，流亡朝廷的内斗和出卖，最终使王夫之决定隐迹江湖。
王夫之回到故乡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续梦庵”。他将在此度过余生，过着与屈原、贾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幽居流放生活。王夫之本人也体认到这相似的遭遇，曾写道：“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10]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王夫之未如屈原自杀明志，而是在湖南中部山中度过了四十年隐士生活，钻研中国传统典籍（史书、哲学著作、儒家经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
在《楚宝》中，邓显鹤引用了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11]
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但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哀叹道，王夫之的著作（他“衔恤”——永久之悲——的体现）已佚失。他写道：“先生家故贫，著书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家。书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于家者盖无几焉。”邓显鹤指出，他能看到的王夫之著作不多，于是以如下的恳求，作为王夫之这一词条和论楚地文人这一章的结尾：“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12]仰！”
一八三九年，即《楚宝》刊行十年后，邓显鹤的愿望成真。那时他已把注意力转向湖南较晚近的历史，正在编辑、扩增另一部明朝诗文集，即以贯穿湖南的两条主要河川之名命名的《沅湘耆旧集》，书中收录一千余首七十岁以上的湖南人所写的诗。那时邓显鹤已六十二岁，也几乎要步入古稀之年。有一天，当他正在他位于长沙城南书院的书房里编纂《沅湘耆旧集》时，两名男子登门拜访。一人是来自湘潭的商人王世全，另一人是王世全的友人欧阳兆熊。欧阳兆熊是年轻文人，也是湘潭人，两年前已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王世全是王夫之的六世孙。
王世全与欧阳兆熊呈上一份不为人知的王夫之诗作手稿，供其放入《沅湘耆旧集》中，且说这些诗只是开端。王夫之另一位六世孙王承佺，近几年在湘潭收藏了一批书籍，其藏书正符合邓显鹤十年前购求王夫之全书的心愿。这批藏书中包含绝无仅有的王夫之儒家经籍评注手稿，他论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文学创作草稿和政治论文，以及其他多种著作。他们询问邓显鹤是否愿意将它们刊布于世，可想[13]而知，邓显鹤“大喜过望”。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项发现。王夫之的六部儒家经籍注解（包含论《尚书》《春秋》《诗经》《易经》的著作），已在一七七三年被湖南巡抚选中，进呈并被编入朝廷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为湖南人难得之殊荣。但除了这些注解性作品，王夫之的著作——自一六九一年他去世后——只有少量传世。所有已为人知的出版物，就和《四库全书》收录的这些著作一样，全是注解儒家典籍的著作。因此，王世全和欧阳兆熊带给邓显鹤的这些未刊布的诗作，乃是全新的资料。而凭借这些诗作，加上同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和个人创作，将大有可能使这位当地大学者的思想首度完整呈现于世人眼前。
但这些著作此前一直未曾刊布有其充分理由。王夫之隐居山野，因他忠于明朝，所以不肯顺服于篡夺大位的满人，且瞧不起在清朝当官的汉人。王夫之这一不肯顺服和蔑视当道的性格，深深嵌入了他的学问里。但当时的征服者，到了邓显鹤的时代，已是地位稳固且受人民认可的统治者。而争议就在这里。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儒家典籍注解，只是王夫之全部著作里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凡是表明其仇满倾向的字句都已遭移除。此外，编纂《四库全书》这个庞大计划，也[14]成了必须找出反满著作并予以销毁的文字狱。王夫之著作名列《四库全书》的殊荣，掩盖了他有九部著作被斥为异端然后惨遭烧毁[15]的事实。但受朝廷肯定和烧毁的著作，只有十五部，不及此时王夫之后人承诺给予邓显鹤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王夫之手稿的守护者费尽苦心，使他的大部分著作免于官方审查。因此，这严格来讲不是个“发现”，而是王夫之后人对他们已用心保守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秘密的刻意披露。
王氏宗族决定把这些宝贵手稿交给邓显鹤刊行，代表了多年来一直未定案的一个家族计划终于有了结果。乾隆帝时期清朝统治的巩固，使一扇门在十八世纪晚期首次开启。《四库全书》的编纂于乾隆帝在位期间大功告成，它代表了官方认可的中国正统学术著作的集大成。它在清廷主持下编成，为清朝从败亡的明朝继承了天命一事提供不容辩驳的明证，把清朝打造为中国道统的真正守护者。在这一昂扬自信的气氛下，宫廷史家回顾一百五十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之事以从明人的忠君爱国精神里汲取新的教训，为此甚至批评未反抗的明朝官员（迅即背弃明朝、归顺满人的那些官员）为带有二心的“贰臣”（仕二朝的大臣），而那些忠于明朝者（至少是那些未拿起武器反抗者），则[16]被试探性地捧为儒家忠贞不贰精神的典范。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忠于明朝的学者，已被迎入官修的《国史儒林传》。《国史儒林传》中的王夫之传，只强调他的儒家忠孝价值观，只字未提他未见于《四库全书》的那些著作。对于他在山中度过的后半生，这篇传记简短带过：“吴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吴逆平，[17]巡抚嘉之，馈粟帛请见，夫之辞帛受粟。未几卒。”虽然行文造作，这则传记给了他重要的官方认可，至少他的名字不再是不能提的禁
[18]忌。在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之后，其家乡衡阳县一文人刊刻了他论古典典籍的著作十种，但刊印数量不多。这批书是自《四库全书》之后王夫之新著作的首度刊行，它们（尽管数量不多）未遭没收或烧毁意味着十九世纪初期出版王夫之的未刊行著作，已较无安全[19]疑虑。
从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到一八三九年王世全登门拜访邓显鹤，这中间数十年代表了一个世代的过去。据某份王氏族谱，首次感[20]受到先人召唤、“以复先业自任”者是王承佺。根据同一份史料，最早开始搜集王夫之散落手稿者也是他。他似乎也经商极有成，因为他重建了王夫之最早的山中书斋续梦庵，也翻修了祠庙。一八三九年时王承佺已是湘潭该家族的族长，有财力且有威信支持他完成刊印王夫之著作的大愿。至于时机方面，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承佺和王世全都是在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成年。他们的父亲对那段危险时期记忆犹新，大概没什么意愿冒着让家族抬不起头的风险刊行这些佚失的著作。第一次刊行
邓显鹤欣然接下这一工程。他仔细翻查得自王承佺藏书的索引和书信，确认王夫之写了五十二部作品（如今则被认为有百部左右），包括二十二部注解古典经籍的著作，三部历史著作，十七部论哲学家的著作，十部“集”——包括王夫之本人的诗、剧作和政治性文章选集。在这五十二部已知著作中，邓显鹤能找到其中四十二部的手抄本。他组织一编辑小组抄写手稿，为出版做准备。一八四二年这一计划完工时，该小组有五名审阅兼编纂、八名主编、八名文字编辑和一名督导印刷事宜者。这批工作人员中，属较低阶层者，大部分是王夫之的直系后裔（五名文字编辑和那位印刷事务主管）；属于最高阶层的审阅兼编纂全是资深学者，主编则是年轻有为的学者，其中有数人[21]不久前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参与这项计划者全是湖南人。
编辑群由不同层次人士组成一事，间接表明这一计划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王夫之后代的大量投入，表明这是家族之事，王氏家族有意借此传扬他们著作甚丰的先人的名声，进而光宗耀祖。他们搜罗手稿，借此启动这一工程，并且提供资金。总编自称“受聘”于王家；王氏[22]族谱也提到，王世全个人捐了一小笔钱给这个计划。
对于那些由邓显鹤领导、担任审稿或主编的那些湖南籍资深学者来说，这是和《楚宝》或方志之类的编纂工程一样光耀本省门楣的大事。他们是深受崇敬的一群人，以名列其中的何绍基为例，他于一八三五年得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后出任翰林院编修（清朝最高的学[23]术性官职）。他的父亲是户部尚书。身为湖南人，这些素孚众望的学者大有可能从他们的同乡先贤处得到威望，就和王家大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光宗耀祖差不多。有鉴于他们都已在仕途上颇有所成，其投入这份工作大概只是为了保存本省历史和提升本省学术水准。
角色最吃重的主编群，乃是较年轻的学者，三十岁出头。对他们来说，与资深学者搞好关系，攸关日后前途；参与这项工程等于实习当学徒。受魏源（湖南杰出的地理学家，当时在北京工作）之类学者的启发，经世之学（又称实学）盛行于湖南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而[24]这些年轻主编正是此领域的佼佼者。编辑群的年轻主管（亦被视为实际促成此编纂工程付梓之人）邹汉勋，受聘于一八四一年，彼时手稿初步收集完成。时年三十五岁的邹汉勋尚未通过乡试（一八五一年他才乡试中举），但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钻研甚勤。他是邓显鹤的门生，常在家书中提到邓。他本身的学问反映了邓显鹤在方法、题材两方面对他的影响。例如，他早期曾写了篇文章，试图比较来自地理学、历史学、诗学、天文学方面的原始资料，以断定屈原的[25]确切生卒年。他写道，是邓显鹤要他从事这一考证工作。
邹汉勋底下有一八三七年乡试中举的欧阳兆熊，一八三二年乡试第一的左宗植和他一八三三年乡试中举的弟弟左宗棠。这些人全是讲究经世之学的学者，他们的兴趣涵盖从医学到地理学、军事策略再到洪水控制、天文学、农学等多种实用学科。欧阳兆熊尤其精于医学，左宗植则专注于天文学。左宗棠对军事史、农学最感兴趣，以“湘上[26]农人”之化名出版过数篇谈农业的论文。
留存至今的书信证实这些主编彼此交情甚笃（其中大部分人应邹汉勋之邀加入这团队），且彼此支持、关注对方其他的事业。有封邹汉勋写给左宗棠的信，提到左宗棠所编的一本军事策略地图集。一如他一心提升楚文化地位的恩师对他寄予厚望，邹汉勋也对左宗棠的著作寄予厚望：“皇舆图当速成，以张吾大国楚，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27]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也。”在这赞誉背后，邹汉勋把湖南的知识界称作“草莽”，正透露了一种普遍的担心，担心湖南文化落后于中国其他地方。邹汉勋确信左宗棠的地理学著作将“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而这份笃定指出了当地学者的一种防御性心态。这种心态在年轻一辈身上尤其强烈，表现在欲使湖南看起来默默无闻的杰出之处为世人所知的意向里。这一动机推动了邓显鹤先前那些出版品的问世，此刻则在背后推动王夫之著作的出版。
这一出版行动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乃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于编辑作业开始的那年，结束于付印那一年。在一八四一年夏写给左宗棠的某封信中，邹汉勋把王夫之注解《礼记》的著作（《礼记章句》）送去给他校对，并询问战争情况：“续寄上《礼记章句》一部望拨冗[28]校之。英夷自（阴历）七月陷厦门以后不知又作何情形？”他在信中既提到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也询问英“夷”的动向，其实有其深意，并非随兴之举。邹汉勋刚校正过王夫之的自序，此刻送去给左宗棠过目，而这篇自序对这类华夷争斗有非常具体的看法：“人之[29]所以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仁而已矣。”换句话说，中国人之于蛮夷，就如人之于禽兽，两者间的差异在于仁。此外，王夫之解释道，“仁之经纬斯为礼”，因此，了解人兽或华夷之区别的关键，就包含在此书中。通过此序的阐发，《礼记》成为说明中国人优于外人的文献。
著述于明亡之时的王夫之，其所关注的“夷”，不同于此时邹汉勋所关注的“夷”。王夫之的夷是满人，邹汉勋的夷是英国人。但两人用的是同一词，而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自满人入主中原以来，首度有满人以外的“夷”人作势欲入侵中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王夫之关于夷的陈述，用在西方人身上，比用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更为适切。邹汉勋写信时当然读过这篇序，但这篇序让担心时局的他生起何等戚戚焉的感受，他未留下只字片语的说明（但他的确在写给左宗植的某封信中引述了给左宗棠信中的这部分段落，同样把《礼记章句》和英夷动向之事摆在一块，此举倒也间接表露了他的心[30]思）。最后，只有这些主编看过这篇具有煽动性的序，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将《礼记章句》付印时，他们把此序拿掉了。
一八四二年这部书以《船山遗书》之名付印时，被拿掉的不只那篇序。诚如先前所提过的，邓显鹤亲自看过王夫之的四十二部著作，共三百多卷。但最后他只出版了十八部一百五十卷，而且一如此前所出版的王夫之著作，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他按下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和王夫之所有个人创作未出版，甚至未出版王世全最初拿来给他的诗作。
主要原因似乎是政治考虑，尤以《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历史著作最有这方面的顾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读司马光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后发表的议论，《宋论》则是王夫之论外患频仍之宋朝的著作。诚如邓显鹤在某篇索引文里说明的，这两部著作，编辑们可完整取得。邹汉勋曾致函左宗植，说《读通鉴论》和《宋论》合计[31]“约五六万字”，这表示编辑已在计算字数以便出版。
邹汉勋在那封信中指出，最早向邓显鹤提出书计划的那两人意见不合。他写道：“晓岑（欧阳兆熊）怂恿半溪（王世全）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在局中，不便赞成，如何如何？”这封信间接指出了几件事：首先，不愿照计划出版的是王家，这说明他们担心引发轩然大波，自身可能遭殃。其次，这也说明邹汉勋很担心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挂上他的名字会危害他的仕途。总而言之，这些争议意味着这两部著作可能惹祸，致使它们最终未付梓刊行。
欧阳兆熊本人有志于经世之学，力促《读通鉴论》与《宋论》出版也就不难理解。它们严格来讲不属经世之学的范畴，但它们切实剖析中国历史，且特别着墨于秩序的建立和击退入侵外敌，而这两者在一八四一年正切合时势所需，因而还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末尾所写，审视历史的用意在于以古为“鉴”，用之于当下：“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32]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
对于一八四一年时忧心于如何控制中国口岸之英国人的经世派年轻学者来说，王夫之论历史的著作极有借鉴的价值，但王夫之在其历史鉴镜里想识出的“失”，却是明朝的灭亡和满人的入主中原，而这一点在当下却可能招致祸端。
读者如何看待这样的著作至为关键；它既可以被解读为支持中国对抗西方入侵者的著作，也可以被解读为谴责中国当前统治者的著作，端视所处的时空环境与指涉对象。因此，王家会担心中国现状还不适于它们的出版，邹汉勋会担心自己前途受累，这也是极能理解的事。邹汉勋虽是总编辑，却还不是举人，他名下任何看似羞辱清廷的举动，都可能会葬送他的仕途。但从他的顾虑（“如何如何？”）中可察觉到，他与欧阳兆熊同样对这两部著作感兴趣，且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深意。在他讨论这两部著作的那封信中，他列出手上其他较具争议性的王夫之著作，指出它们的副本已誊抄完毕，随时可刻版，但坦[33]承其问世还有待来日（“容后日褎稾面质”）。
邓显鹤最后只刊行了十八部著作，且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但重要的是，这十八部著作中指出王夫之的著作不止于此的字句未遭抹除。邓显鹤写了篇《船山遗书目录序》，放在这批出版著作的第一卷里，其中列出了他所确信出自王夫之之手的所有著作，包括他已读过但未刊印的那些著作。因此，邓显鹤在出版物里证实，王夫之的著作比正在刊印的著作还多一倍，此次印行的并非王夫之著作全集。他甚至承认其他著作具有争议性，在文章里写道：“尝慨然发愤，思购求[34]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因此，邓显鹤所刻印的《船山遗书》，强调了出版者的自我审查，把王夫之非经学类的学术著作自行剔除出出版之列。它也首度告知读者，王夫之写过不少政治立场鲜明的著作，而且那些著作其实并未佚失。《船山遗书》也描述了王夫之的隐居生活，且内容大不同于《国[35]史儒林传》所述。长沙岳麓书院山长暨湖南经世运动开创者之一的唐鉴，为《船山遗书》的出版写了篇序，云：“夫人之不得于时，以幽忧隐怨抒其不平之情……先生不屈于外，不挫于内，探天人之精蕴，契性道之流行，知其所以然，而言其所同然。举凡所遇之艰，所[36]履之险，所守之穷，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相较于《国史儒林传》对王夫之逃居山中之事的草草带过，唐鉴将王夫之这一阶段的人生誉为他忠贞与愿意忍受孤贫以坚守其节操的明证。
最后，唐鉴表示，其实王夫之本就希望保存他的著作以供后人之用，说“先生发义理之真传，皆不得于时而欲传之于后世者也”。唐鉴最后论道，王夫之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写道：“其性之冲和，理之纯粹，流露于楮墨间者，令人不能置也。”总的来看，唐鉴的序强调这些著作切合时代需求，它们不只是来自过去的学术著作，还是意在供人“致用”、供用于当下之作。
但邓刻版的《船山遗书》存世甚短，从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只十余年时间。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天军摧毁湘潭城时，找到《船山遗书》的雕版，将其烧掉，并毁掉了为此出书计划所辛苦投入的所有编辑、刻版成果。这时，邓显鹤已离世，负责校刊的邹汉勋也在那年打太平军时战死。郭嵩焘的发现
一八五二年九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一位名叫郭嵩焘的三十四岁学者与其邻居左宗植、左宗棠逃到山中。左氏两兄弟曾任《船山遗书》主编，这时带着一套《船山遗书》离家逃难。郭嵩焘在近半年前下葬了父母，此刻人生已没什么牵挂。在避难山中、远离下方山谷战祸时，郭嵩焘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且在将近四十年后写了《礼记质疑》一书。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写道：“咸丰壬子（一八五[37]二）避难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恉。”在避居湖南崎岖山中，乡人在山下平原遭太平军屠杀之际，郭嵩焘看到了自己往后的人生道路。在《船山遗书》的序中，他大概会读到唐鉴对王夫之山中生活的描述，而那和他自己此时此刻的遭遇何其相似。
以王夫之为指引，郭嵩焘开始研究《礼记》，且终生不辍。这本书号称最古老的儒家典籍，书里详细论述了多种人际互动所应遵循的礼仪：该如何坐立、饮食或接待宾客，睡觉时该如何躺，肉该摆在盘中何处，如何举行婚丧礼，典礼和其他场合中得体的头手姿势、鞠躬，大臣的得体举止，君王的得体行为——也就是孔子认为最为重要，作为他的和谐社会观之基础的所有礼仪。
王夫之和他之后的郭嵩焘都认同孔子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衰落，只能通过检讨该社会是否恪守得体的礼仪来寻得衰落的原因。礼仪决定人类行为的所有层面，因而是和谐社会运作的张本。要了解何为“得体”的礼仪，进而了解当今之世所应循的张本，学者得在经后人之手流传下来的不完整的文本中寻索埋藏其中的真义。此外，《礼记》的文本沿革史比大部分中国古典典籍更为含糊不明：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烧儒家典籍之后，据说含有夏商周三代礼仪的《仪礼》原本从此佚失。汉朝时编纂的三种较新的文本，都自称是以《仪[38]礼》为本，而公元前一世纪编成的《礼记》只是其中之一。但对王夫之和郭嵩焘两人来说，仔细研读此书，乃是了解他们所处之社会有何弊病的法门。
这一做法切近孔子的教诲，但到了明清时期，那已是专业人士的领域，而非主流的领域。宋朝学者朱熹对儒家典籍的诠释，后来被奉为儒学正宗，但他未注解《礼记》全本，只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视为自成一体的典籍，予以注解。于是，为了参加科考而读《礼记》的学生，只读过其余内容的基本正文。那些正文既未附上后人的注解，也就不会有儒家文人传统所极为看重的经文训诂、考证或注疏。老师要学生为考试选定一部儒家典籍来专攻时，《礼记》[39]常敬陪末座。《礼记》所提出的良方，有多处对避居山中的王夫之和郭嵩焘来说别具深意，其中包含了文人处乱世之道。《儒行》篇写道：“儒有今[40]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这就是郭嵩焘与王夫之关系的基本样貌。以王夫之这位古人为师，这一关系始于一八五二年，终郭嵩焘一生都是如此。郭嵩焘知道王夫之于明亡后隐居山中，就此度过余生。而此刻威胁清廷存亡的太平天国之乱，情势似乎和明亡时一样严峻，因而郭嵩焘认定他将“终焉”山中。他对王夫之著作的研读超越了他本身的时代框限，以这位先哲作为此刻人生的榜样。他以王夫之为师，一时成为隐士。《儒行》篇接着写道：“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王夫之在此处加上注解，说这里的“忧思谓忧世思治”。也就是说，尽管身处险境（如他和郭嵩焘那般），学者的职责仍是专注于世事，通过其学问找出拨乱反正之道。王夫之的微妙区分，道出避居山中空谈哲理和在避难时寻找切实可行之治道两者的差别。《儒行》篇也论及文人隐居这主题，写道：“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此前对这一行经文的注解将其解读为文人独居应杜绝离经叛道或不道德的念头，文人当上高官则能善尽其职责，行事不受拘束[41]（大概是因为他有官员身份）。爱隐居更甚于当朝臣的王夫之，在自己的注解里指出，《礼记》的文本在传写过程中出错，这一行经文应该倒转过来：“幽居当云不困，上通当云不淫。”也就是说，对放逐山林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行，而是他能有何成就。经过王夫之的诠释性修正，首先，这一文本成为针对朝廷之腐败发出的道德性陈述——学者出仕必须念兹在兹避免淫行，暗示朝廷本身是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其次，最重要的一点，这一文本被赋予以下意旨：学者即使幽居——或更贴切地说，因为幽居所以——不该失去其潜能。王夫之在前一段里认为学者应将使天下拨乱反正视为己任，因此他的注解最起码间接表示，隐士即使独居，也不该失去为时弊找出针砭之道的能力，甚至认为隐士正因为幽居，才能找到时弊的针砭之道。否定世界的隐士和一心匡正世界的隐士，其差别在此。根据王夫之对《礼记》的解读，避难而隐居山中的学者，如写下《礼记章句》的王夫之或读到《礼记章句》的郭嵩焘，乃是最能献身于拨乱反正之事且发挥实质影响力的人。
逃至山中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被召回长沙协防该城。在郭嵩焘的鼓励下，他下山重新投入纷乱的世局。但郭嵩焘留在了山中。一八五二年隆冬，太平军弃围长沙、北移湖北之后，郭嵩焘去了一趟长沙西南边的湘乡，参加其老友兼同学曾国藩的母亲的丧礼。这时曾国藩刚接到要他帮办团练攻打太平军的命令，但他原则上不愿接此职务，因为按照儒家礼制，父母丧，子必须守孝三年，而曾国藩极守礼法。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劝说曾国藩，告以社稷有危，不应拘守礼法。两人合力说服曾国藩接下此任务，湘军于焉诞生。曾国藩和左宗棠，此前均没有带兵打仗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最杰出的将领。但郭嵩焘却回到了山中，回到他的书堆里，继续与王夫之神交。湘军每次邀其出山协助平乱，均遭他拒绝。后来，次年春天，他才终[42]于软化，下山参与平乱。湘军与王夫之著作的重新刊行
曾国藩组建湘军攻打太平军，而湘军的基本骨干乃是为因应清廷正规军战力日益低落而在中国各地兴起的乡团（保护村、镇，乃至有钱乡绅家宅的小型自卫民兵队）。曾国藩将这些零散的民兵组织正规化，在多处设立训练中心和招兵局，最后将它们串联在一块，放进一个从全省汲取资源的组织里。他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军队，从最低阶到最高阶，都建立在对个人的效忠上。高阶军官自择下属，士官挑自己的兵。建立在人与地区上的同乡情谊将这支军队从将领到步卒牢牢团结在一块。湘军这一建军方法，在帝国体制里是前所未见的。帝国体制必然把对地区的效忠视为帝国效忠的敌人，因为对地区[43]的效忠乃是对帝国完整性的潜在威胁。大体来讲，曾国藩接纳了来自村子的农民和来自书院的学者既有的效忠，将其扩大到涵盖整个湖南省的程度，再把这股效忠心态导入这一战斗力奇高的军事组织里。
参与一八四二年《船山遗书》刊印之事的学者，全与湘军诸领袖关系密切。为《船山遗书》写下赞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郭嵩焘和左宗棠在一八三○年代一起受业于长沙的城南书院。郭嵩焘也曾在岳麓书院受业，在那里与刘蓉结为莫逆，并通过刘蓉的关系，在一八三六年与曾国藩结交。这三人求学时曾同住一处达数月之久。左宗棠、郭嵩焘和曾国藩三人还一起待在京城，参加了一八三八年的会试（但那一年只有曾国藩通过会试成为进士）。郭嵩焘于一八三七年通过乡试中举，与欧阳兆熊和湘军将领江忠源为同年。主编《船山遗书》的邹汉勋，在江忠源幕下当军官攻打太平军，一八五四年战死；左宗棠为邹汉勋写了挽联，强调邹与他和曾国藩交情甚笃。欧阳兆熊在医学上的钻研，使他能够在一八四○年曾国藩在北京卧病一月时救他一命[44][45]，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因此，出版《船山遗书》的那群讲究经世之学的文人最终都进入湘军，成为其核心骨干。王夫之的著作在他们的部队里流传甚广，因而一八九○年代有位学者在著述中说，王[46]夫之论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为湘军将领提供了意识形态。
一八六○年五月之前，湘军在战场上的角色主要是作为清廷八旗部队的辅助兵力，但在攻打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的长达七年的战事在该月以官军的惨败画下句点之后，湘军成为平乱主力。此后，曾国藩和其湘军，在李鸿章的淮军支援下，主导了平乱。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仿湘军之制建立了自己的地区性武装。一八六○年五月湘军开始围攻战略要地安庆城，十六个月后于一八六一年九月攻下该城。经短暂休兵后，次年春天，由湘军主导的进攻南京之役开战。在这场处处让人瞠目结舌的平乱战争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骁勇善战少有人能及。一八六二年五月，曾国荃率领三万湘军攻打南京城里据称达三十万兵力的太平天国守军——不久后城中守军还将得到从苏[47]州召回的二十多万部队增援，为此役揭开了序幕。
那年八月，当弟弟在南京被五十万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写了封信给欧阳兆熊，转达曾国荃想重刊王夫之著作之意，且曾国荃已请曾[48]国藩总揽这一出书工程。重刊《船山遗书》的想法，出现于正全力以赴打一场战争时（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最终夺走了三千万人性命），出现于这场战争的胜负还混沌未明、官军撤退而兵力大大居于劣势的湘军刚要攻打遭叛军盘踞九年的南京之时，这正戏剧性地说明了在湘军军官心目中，王夫之的学问会对他们匡正社稷的任务有多大影响（或更贴切地说，有多大用处）。曾国荃等湖南人承诺资助出书，欧阳兆熊代曾国藩拟了封信给仍在湖南的王夫之后代，请他[49]们再次凑齐原始手稿，送到位于安庆的湘军司令部以供刊行。
一八四二年，欧阳兆熊是第一版编辑群里较年轻浮躁的一员，这时他已五十三岁，担任新版《船山遗书》的资深主编。情况已不同于一八四二年，特别是这次刊行由王家以外的人出资，从而使王家较无权置喙刊印书目。一八四一年时邹汉勋担心欧阳兆熊的分量不足以让所有著作刊印，而这一次，重新刊行的工程由曾国藩挂名主持。一八六二年时，整个大清帝国没有哪个官员比曾国藩权力更大。这一次，[50]欧阳兆熊的想法将主导出书事宜。
欧阳兆熊讲述了一八六二年在王氏宗祠发生的一件怪事，证明这次重刊有前兆可寻。他说：“守祠者闻飨堂有声，开门视之，则先生神位自龛中跃至案上，植立不堕。”隔天（据欧阳兆熊所述），曾国藩的信送达，请他们集好手稿送到安庆以供刊印。欧阳兆熊把这视为王夫之本人欣然乐见重刊的明兆，指出王夫之“先生尝言‘吾书二百[51]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欧阳兆熊严正表示，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刻已到，新刊的《船山遗书》正实现了王夫之本人的遗志，他[52]的亡魂证实此事不假。王承佺已死，他儿子把手稿送到安庆。
重刊工作几乎是立即启动。曾国藩的日记记载道，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他已在帐中读此前未刊布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每晚读数页。攻打太平军时，他用了一个月时间读完此书。该年结束前，他就在安庆设立了书局；选在安庆乃是妥协后的结果，因为曾国藩原更中意在湖南完成此事。但诚如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湖南缺乏技术纯熟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攻打南京之役打了两年多，重刊的编辑工作也耗时两年多。在左宗棠部、李鸿章淮军以及一支以上海为基地的常胜军的协同下，曾国藩策划了对南京的最后进攻，终于在一八六四年七月攻下该城。不久后，他将印刷总[53]部移入满目疮痍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
一八六六年六月，雕版这一主要工作已完成，曾国藩用了四个月时间精读王夫之著作，然后为新版《船山遗书》写了序，概括说明这批终于要问世的著作之身世的坎坷。他在序里写到王夫之，说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一八六七年一月上旬，整批著作已准备付印，曾国藩写了封信给郭嵩焘，表达了其对王夫之的钦敬之情。曾国藩，一如郭嵩焘，主张《礼记章句》是王夫之最重要的著作。在致郭嵩焘的信中，他也特别挑出《宋论》来谈，写道：“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这段话出自刚平定清朝史上最严重的叛乱且此刻面临重建中国失灵的治理体制之艰[54]巨工作的将领之口，的确是极高的赞誉。
新版王夫之著作于一八六七年付印，同样取名《船山遗书》。在新版中，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修正了多处地方以规避王夫之仇满的敏感议题，以原始手稿有缺陷为借口，删掉了原文中对清朝统治者不敬的字眼。诚如欧阳兆熊在其序里所写：“书中传写讹误，可以意会者，[55]略为校正，其有日久漫漶者，不敢臆断，悉留空格，以示阙疑。”其实手稿状况极佳，那些空白之处正是王夫之谈华夷之辨的部分。[56]
但编辑以空格取代冒犯当道的字眼，而非更动那些字眼乃至删除整个句子，其实反倒完整地保留了原意。于是，在《读通鉴论》中，读者能找到如下一段文字：“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于□，即以绝禽于人（空格处分别为夷、[57]夏）。”在同一本书中，读者能读到王夫之谴责南北朝时期的司马国璠和其弟率先投奔夷狄之举的言论，“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并指出此举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乃是使“中夏[58]之士相率而不以事□为羞”，然后问道：“罪可胜诛乎？”在《噩[59]梦》一文中，读者可发现，“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于□□”。而在《宋论》中，读者能读到在帝国北部遭入侵的女真游牧民族（满人的先祖）占领后，创立南宋朝的高宗，“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举皇帝[60]王霸慭留之宇宙而授之□□，自此始矣”。（空格处为“异族”）有意猜测空格中为何字者，应轻易就能发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尽管有此倾向的读者要再过一个世代才会大量出现。湖南人的兴起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可趁机夺取大位，但他本人并无此意。他的女儿忆及工人替曾家房子立屋梁时，边干活边唱[61]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但他几乎是平乱之后就立即解散湘军，而此举当然有其影响。步卒解甲归田，军官重拾书本。但尽管军队解散，这场漫长平乱战役期间所建立的层层效忠的关系并未立即被遗忘。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湖南乡间、深植在集体记忆里、盘根交错的关系网，将来自不同村子的农民结为同袍，且使他们与地位更高的本地学者和邻近城镇的士绅领袖连在一块。事实上，湘军把湖南省团结为一，使该省境内再怎么偏远地区的居民，都有了把彼此视为湖南人的凭借。共同经验所产生的宏大且深远的影响，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此外，这不只是一支胜利之师，还是一支以儒家正统的捍卫者和帝国拯救者自居的正义之师。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见而无比高昂的地区自豪感。
打赢太平天国，为湖南人入朝为官开辟了新通道，湖南的复兴于焉展开。朝廷惊觉国势日蹙、重建渺茫，于是按照军功，而非根据传统科考，授予官职和决定升迁。湘军将领迅速跻身官场最高层，且安排自己的军官旧部充任他们下面的职务。以新宁县这个位于湖南偏僻南部、地近广西边界的地区来看，就可清楚地看出此变化。一八五○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即使是该县最杰出的子弟，官职也不过是县令（清朝最低阶文官）。但在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几十年里，新宁县产生了多达一百七十四位文官，包括三名统辖两省或三省之军政经事务的总督、一名巡抚与七十三名司道府县长官。新宁县还产生了一百六十七名统兵官，包括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总兵、五十六名副将和参将。这种情形并非新宁所独有；中国七个总督，“湖南骡子”一度占了六个。这时期有六千多名军官来自湖南，文官数目之多在各省中居第二位，其中大部分未取得进士资格。湖南省内平民家庭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该省人士在朝为官人数的增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湖南士绅，[62]将近三分之二是平民背景出身的“新进”，比例之高居各省之冠。
太平天国之乱后湖南人地位的上升，在华洋人士心里都留下了强烈且久远的印象。有位外国观察家在这场战争结束数十年后写道：“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天生的冲劲使他们放弃了更平和的人生目标，从而使中华帝国的军队成员大概过半数是湖南人。许多文职也由这些人把持，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头角峥嵘，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固执与顽强，他人眼中湖南人的“特质”，过去使他们有了“骡子”的[63]封号，这时则反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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