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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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艺术试读：
第一讲
1913年，1月29日，星期三在哲学和诗歌之间长久的争辩中，我认为最为精彩的，也是最可怜无望的，便是柏拉图在他最后的对话《法律篇》中对自我的回归。一些人认为这篇对话（未经修定）沉闷无趣、不堪忍受，因为它无疑既杂乱无章又唠叨冗长。但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再三斟酌，或许能在这艰深晦涩和反复唠叨之间体会出这位老者的审慎，于是便能怀着全新的宽容、甚至些许情感再来解读。彼时，柏拉图已经知道他余下的时日不多，无需故作高明，即使在他曾经非常笃定的问题上亦无需[1]如此。这种审慎已经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便如勒南所说的那般：“真理介于微妙之间。”当然，在这最后的对话中，那颗“如同黑暗小屋千疮百孔”的心灵发散了令人赞叹的智慧闪光——
从天堂降落到[2]
苏格拉底的矮房，
或更准确地说，曾让苏格拉底流连忘返的“盛宴过后的大厅”
校长们，先生们，在展开我的演讲之前，容我为将诸位置身于一个美丽而独特的背景之中。地点是克里特岛，三个对话者——克里特人克里尼亚斯，拉栖代蒙人麦吉卢和雅典异乡人——结伴迈向宙斯神殿的洞窟朝圣。克里特岛上的第一位立法者米诺斯（宙斯之子，依父指示拟定法律），不仅继承了宙斯的血统，更重要的是遵循了宙斯的神谕。这一日，酷暑炎炎，从克诺索斯到神圣洞窟的路途也颇为漫长，三位偶遇的朝圣老者决定悠闲漫步，并提出讨论米诺斯与其法律以消磨时光。“好啊，”克里特岛人同意，“在途中，我们将行至青葱高大的柏树林和一片绿地，届时我们可以稍作休息，谈天说地。”“好，”雅典人随声附和，“的确很好，能尽快到那儿就更好。我们加把劲。”
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我之前提过，三位都是老者；也就是说，都曾是意气风发而今阅尽繁华的人，此时卸下重任，回首人生，他们能够看清人的本质——终究不过是诸神的一种高级玩物。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期许，心存一丝渴望。毕竟他们来自这个世界，即便看破红尘，也不会厌倦到丧失兴趣，或是对未来的年轻人放弃希望。因此，米诺斯与其法律很快被抛诸脑后，而他们（柏拉图的经典套路）讨论起完美公民及其培养之道——简言之即教育；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柏拉图永远无法摆脱的老问题——那么诗人该怎么办呢？
毫无疑问，雅典人已经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其他人自然会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哦，雅典异乡人，”克里尼亚斯如此称呼他，“我无法叫你阿提卡的居民，因为你几乎配得上雅典娜的名号，你总会回到基本原理上。”被如此称赞一番后，异乡人开始放下谨慎。然而不知何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敏锐推理的能力。
在《理想国》的理想国度中，大胆声明驱逐诗歌并无不可。但这些老者已经放弃了追求理想；他们见过太多“造反的领导者”。现在，雅典的异乡人非常务实（用我们的说法），企图导向一个能够在地球上实现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毕竟，将诗人完全驱逐并不容易，尤其当你碰巧内心便是位诗人时。那么，在喜剧被允许，但只能由奴隶和雇佣兵来表演之后，我们来听听他接下来允许严肃的诗歌存在的条件吧！
假若那些书写悲剧的所谓严肃诗人来问我们——“异乡人啊，我们可否来到您的城邦、您的国度？如果可以，我们能否带上我们的诗歌？阁下意见如何？”——面对这样的圣人，我们该如何作答？我认为应当如此：“亲爱的异乡人啊”，我们会如是说，“依照我们的能力，我们也是悲剧的诗人。我们的悲剧最优秀、最高尚，因为我们的整座城池便是效仿了最优秀、最高尚的生活……你我都是诗人，同样都是在高尚的戏剧中制造紧张、对抗和反派的角色，唯有真正的法律才能使之完美，诚如我们所希望的。不要指望我们立马便能允许你们在市集搭建舞台，让你们演员的美妙声音盖过我们的说话声，允许你们用另一种语言甚至是敌对的语言在我们的百姓面前高谈阔论。一个国家只有疯了才可能给你们这样的许可，除非法官判定你们的诗歌适合发布朗诵。因此，温柔的缪斯的子孙啊，请先将你们的诗歌献给法官，让他们将其与我们自己的诗歌进行比较；如果相当或是更佳，我们会为你们合唱；如果没法做到，朋友们，那我们只能说抱歉了。”
蹩脚的结论！无能的妥协！这怎能适用于我们英联邦！诚然（或许你会说），在陛下颁布的戏剧许可中确有如此遗风。众所周知，最近对郡裁判法院人员构成的讨论十分热烈；不过，作为同胞我要说一句，我听说了许多被报告给治安委员的名字，理由各异，但没有一个是因为这人对诗歌的品味保守！
不过，正如柏拉图所看到的，我们必须应对这些诗人。或许（但我认为不太可能）那样的理想国中没有文学，也必定没有文学教授；但自从文学诞生之日起，人类就从未能够脱离它。然而，人类从未能长久脱离文学，它总会回归。他们或许能够禁止阿波罗，但无法阻止他领唱他的合唱团——九位缪斯女神：
Akletos men egoge menoimi ken es de kaleunton Tharsesas Moisaisi snu amepeaisin ikoiman.
他可以大胆挑战我们英国人！因为自乔叟以后，他和他的门徒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不速之客”——在剑桥这儿就更不是了。[3]
不，我们知道他应当是受欢迎的。纽曼主教在向都柏林的罗马天主教提议创建大学时，曾叹息英语语言不若希腊语那般，有“一些明确的词汇来言简意赅地表达智力的熟练程度或完善程度，例如指代我们身体躯壳的‘健康’，和指代我们道德本质的‘美德’。”很遗憾，我们不具备这些词汇，或许更遗憾的是我们试图创造词汇时——拿“文化”一词来举例——倾向于播洒滋生争议的土壤，一方面过于说教，另一方面又缺乏耐心，导致内涵遭到破坏。我们确实热切渴望着这类词汇。我们优雅地将讨厌的家伙看作”学者兼绅士”，这种智慧值得珍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学子们今后能够带着这种终身印记从这所大学走出去；并且——这也是我要说的——你无法将文才从这[4][5]样的人身上摈除。我可以用琉善对其好友德谟纳克斯的描述来考验你们——
他的处世之道与常人无异；他没有趾高气扬，不过是个普通百姓。[6]他无意涉足苏格拉底式的讽刺。但他的话语总是充满阿提卡式的优雅；听过的人们从不会觉得其充满奴性而不屑，亦不会觉得其恶意责难，而是因感受到了慈爱而解脱了自己，受到鼓励，更加按部就班、心满意足、充满希望地生活。
我要指出，琉善无需再多言，我们已经知道德谟纳克斯喜欢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通过文学的助益而成为了如此杰出的人物。众人皆赞同，文学培养高贵品质，好的读物使人充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胜过培根(在《论读书》中）的描述；即按照上天对人的设计使人完整，而不至使人自我膨胀。正是出于这种信念与希望，热心公益的人到我们的大学担任教授，显然文学是有益的，惟愿我们能够让它对年轻人的心灵发挥作用。
在接受如此重大的职务前，他必须具备能引导文学发挥作用的能力。而若是要对这样一个人进行某种描述，可怕的时刻便到来了——我不会讨论这人本身，毕竟实在不易——而要讨论他的职责。首先请让我申辩，尽管你们对这位陌生人无限款待，给他长袍（这里指的是就职典礼一事）。但有一件事却是你们的好意无法做到的。这里的其他教授享有前人的经验与传统，这是你们无法提供给他的。这个教授职位几乎是个新职位，目前看来似是漂浮于虚空中，如同穆罕[7][8]默德的悬棺。因此，作为（用我们的首席大法官克鲁的话说）一个“用一根树枝或麻绳也要支撑到底”的人；一个同时容易相信“什么时候都能说的忠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培根语）的人；我向你保证，假使我的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任何指导的线索，我一定对此热烈欢迎、虔诚感激。相信我吧！——如果维罗儿博士曾留下任何关于英国文学教授一职的设计，那在你们的市集中设置新舞台的人便不是我了——但好心的维罗尔夫人已经在维罗尔的文件里帮我找过了，完全没有这般设计。维罗儿博士接任该职时，已是身体孱弱，我们只能想象他原本可以做出的部署，必定毫无疑问代表了我们这代人中最精英的思想。可惜天妒英才；而我在他之后，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沟壑，伸出手去触摸到的也不过是他的一缕幽魂。
那么，至于我，如果你们对这个教授的职务有任何疑问，我不得不用《堂吉诃德》中的画家来举例。当被问到他画的是什么时，画家谦虚地答道：“最终呈现的是什么，我画的便是什么。”这门课程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无航海图可以参考，要问航行的方向，我只能援引条例中所说的：
该教授的职责是讲授关于自乔叟时代开始的英国文学的课程，另外尽自己所能宣扬本校对英国文学科目所做的研究。
而我此前甚至不知英国文学还有“科目”；或者说，还未曾想过它不只是一门科目！继续刚才所说：该教授应从文学和批判的角度来解析这门科目，而非哲学或语言学的角度。无论如何这条限制性条款能消除新上任教授的无知。但我想请各位注意这句话：“尽自己所能宣扬……研究”——而不是“教授”；如此一来，便省得我在一开始[9]问一个对我来说有些微妙的问题，正如格林在他的《道德绪论》的开篇中所说，“一个寻求获得普遍信任的作者，一旦开始质疑他试图探讨的主题究竟是否存在，便几乎无法用正确的方式工作了。”尽管——请注意，我是说尽管——许多学识渊博的教授经常讲课，公众的心目中确实潜藏质疑，英国文学是否能在任何通常意义上被教授，而对教授英国文学的尝试是否会最终证明（正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些放弃设立英国文学教授职位的赞助人沉默背后的睿智。
然而，英国文学的研究得以经由老一辈在年轻人当中传播，他们的热情得以被鼓励，他们的品味得以被引导，他们的视野得以清澈明晰、加速拓展——这一点，我认为有经验的人不会否认。不仅如此，鉴于我们两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都对彼此感兴趣——这种兴趣有时会因为关系紧张而更加高涨——或许我可以指出，这一切发生在近几年，尤其是在牛津大学引进了剑桥名师后。那么，尊敬的校长们、先生们——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我能有幸赢得您们的信任，将成为我的工作。
接下来，容我列出我建议作为指南的两三条原则。（1）第一条首要原则，研究任何伟人的名著，都应当以绝对意义来对待；即，用心探讨发现作者的原意/意图；这是了解其意义（它“原本的样子”）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我们对有惠予我们的伟人所尽的绵薄义务。我们要开放思想，倾听他欲诉说的，而如果他的诉说高贵优雅，我们应该放下身段，让我们的思想彻底沉浸在其中。
请理解，即便我认为甚至坚持，研究伟大著作的原意是英语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我对过往学者的辛勤劳动绝无不敬，先生们，这些劳动成果有助于你们之后以其他方式、从其他角度来欣赏；因为我认为，没有比贬低、看轻任何自身不具备的知识更能显示出缺乏智慧和教养的了。我更不是意在说服你们，任何人都应该能够通过（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考莱的话）边“在壁炉旁暖脚”，边阅读我们伟大作家的作品来赢取剑桥学位，也不会将这种我还未尝试过的姿势推荐给沉思者作为娱乐。这些编辑不但为我们树立了为研究而研究的宝贵榜样，在实践中为我们梳理了文本，当我们更细致入微地去了解作者熟知的人和事，学习关于他的一切时，他们还让我们更多地看到细节，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喜悦。但对于某些早期的作家——比如乔[10]叟或邓巴尔以及某些喜爱引经据典的的作家——比如培根、弥尔顿或托马斯布朗爵士，了解他们需要一些技巧和门道。不过总体来说，我认为这对研究作者的帮助是次要的、附属的，这一论点并无不公; 例如，对于大家公认其意义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作家而言，研究他与他的时代的关系确实很重要，有时甚至非常重要，但在本质上必须是次要的，而非首要。
不过，让我们再多用点心考量这条原则——毕竟它得到了推[11]崇。我认为在《尤弗伊斯》中、在我们思维优雅的青春中，我们所渴望的文学包括各种程度不同的知识，但其本身又不同于知识。让我们用诗歌来阐释。大多数人认可诗歌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形式，即便不是一切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在佐证此论述的言辞中，没有什么证词比约翰逊对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的评述更好的了，“它所呈现的丰富意象，能在每个人心中找到对应物，所饱含的情绪也能与每个心灵产生共鸣。”而当乔治·艾略特评价华兹华斯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自己的情感以我想要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不过是（以更朴素、更亲民的方式）重复约翰逊对格雷的评价；同样的证词也隐含在爱默生的良言中，“世界史、诗人、传奇小说家”——简言之，所有优秀的作家——“不会有任何地方让我们感到自己是不速之客，还不够资格登入大雅之堂。事实正相反，他们最妙的笔触最能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此处举出的示例不过是众多证词中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被概括为：我们生活在两个奥秘之间，一个关于内在的灵魂，一个关于外在有序的世界，因此我们当中一些人被授予比寻常人更细腻、更知性的神经——这些人的头脑中所具备的思绪，能够为我们拦截、领会、传送和翻译游离在两个奥秘之间的讯息，正如同现代的电报已经学会了搜索、获取和收集游离于海洋之上的人类发出的讯号。
那么，如果寻常人享用了诗人的这项服务，如塞缪尔·约翰逊所言，“他会感受到记忆中曾经感受过的，但此时这般感受大为浓烈；或者即使这种讯息是陌生的，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它也暗示我们，“我们比我们知道的更伟大”，我认为我们对此作出的回应往往不是通常认为的知识，而是感性的进步，我们的心灵被调谐到诗人的节奏；如此一来，我们可以为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而自豪，不大会是挥霍钱财、炫耀知识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人物”，一个被明确无误的知识教养过的人，我们相信他们训练有素的判断可以去伪存真。
然而，由于这种对关键判断力的锤炼恰好比背诵知识更不易操作——如同发生在哈里特身上的或者是布雷克对士兵所说的——也更不易检查，教师的头脑（我恳请大家不要以为我将它与学者的头脑混淆了）为了避免麻烦，往往回避或混淆最重要的事，却堆砌偶然的、不相干的，直到关键被隐藏起来。我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混淆教师的头脑与学者的头脑，因为教师正是假装从学者处获得了批准；将真正[12]伟大的评论家洗劫一空——无论是斯基特，还是马森，或是（可[13]否因为尊敬老者而补充？）阿尔迪·怀特——掠取了他们的部分学[14]识，并宣布“这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之地锡安，因为我们是在一片森林中发现它的。”
于是，一大批小学教科书逐年泛滥，自始至终颠倒黑白；于是，更邪恶的恶魔折磨着我们，让英国的小学生们一开始就从错误的角度看待伟大作品，被教师们催促着，将次要的东西强加进他们的视野，直到真正重要的诗歌或戏剧本身即使不完全被阻隔在视线之外，也只显形在扭曲的一瞥中。
同样的诱惑——将一部作品从作者设计的类别移到另一个可以更方便研究的地方——甚至越过了校长去抨击一些杰出的评论家。我用一本书举例，之后提起时仍会感激这部我永远崇敬的作品——[15]《英国诗歌史》，由曾在牛津大学教授诗歌的考托普博士所著。在第四卷中，以及在他对剧作家弗莱彻的评述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一部戏剧被阅读之时，才是考验其质量的关键所在。一旦舞台的幻觉烘托了动作，而演员的言行举止又激发了观众的想象力，这出剧纵有万千缺陷，也会被观众忽略。但缺陷一到读者面前便被揭露，因为读者不得不面对的是沉默的戏剧画面，如果有一点达不到他对真理与自然的理念，他便无法满意，
这似乎与考验帕特农神庙的檐壁是否适合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寓如[16]出一辙。一旦雅典卫城的幻觉烘托了菲迪亚斯的设计，阿提卡的阳光用其细腻的阴影勾勒出浮雕边缘，伯里克利的乡亲们便可能被欺骗；但大英博物馆的游客面对的是伦敦西区中央邮政部门的室内氛围，如果菲迪亚斯有一点达不到他对真理与自然的理念，他便无法满意。不过，（我猜想）弗莱彻是将剧本当作剧本来构建；舞台的幻觉，演员嗓音的魅力，是他为之效劳、有权依赖的条件；总而言之，任何不信任自己的想象、不愿在头脑中重构戏剧、选择将其划归入其他门类的评论家，都不算是称职的评论家。
总之，倘若伟大的作家从未高高在上让我们倍感压迫，而是伟大如神明、却让我们当中最卑微的人在他们面前也能泰然自若，我不懂为何我们要对任何评论家言听计从。
我的另外两条原则可以概括如下。（2）接下来我建议，既然我们考察的主要涉及到极为个人化的风格，（正如我刚才所说）它们在本质上无法承受经验法则的考验，并因此很容易被怀疑成是逃避考验，钻研不深；我建议我的学生和我一起，不断通过具体的实例以及对落到纸面、肉眼可见的具象之美的研究，谴责这种怀疑；一定要寻求作者的意图，但眼下无论如何要避开所有的普遍定义和理论，因为经过这种筛选，天才的成就往往会被筛掉。既然我们出于谨慎已经首先排除掉它们，我毫无疑问也将继续出于骄傲排除它们。定义、公式（有些人还会加上信仰）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它们的作用，它们被用来限制无知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观点去烦扰公众。但这些对真正懂得散文或诗歌的人来说，几乎没什么助益。换句话说，这些对于掌权者来说是不错的纪律，但对文学界的人来说，[17]则很少能派上用场。正如托马斯·肯皮斯“宁可感到内疚，也不愿[18]理解其定义”，开创者也会对“华丽风格”反驳“为何要为我下定[19]义？”之类。当薇奥拉指出：
我既是父亲家族的女儿，也是儿子
或当麦克白要求医师：
你怎能不帮助精神患者，从记忆中拔除悲伤的根？
或当哈姆雷特问候正在读《祈祷书》的奥菲莉亚：
女神啊，在你的祈祷中，请记住我所有的罪！
或当弥尔顿告诉他死去的朋友：
当高原的草场还在朦胧里，
晨曦熹微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向草场飞奔
或是描述天使军兵的阵营时：
他们坚定前行，
巍峨高山陡峭河谷，森林溪流，
无法扰乱他们整齐的队伍
或当格雷赞美劳苦大众：
你能卖弄显赫的权势，炫耀高贵的门第，你的财富车载斗量，美貌落雁沉鱼，但你可知道它们都在等着同一个归宿——那就是走向这片漆黑的墓地
或当济慈随意写下这句：
迈向习惯性自我的归途[20]
或当我翻开当下的诗人威廉·沃森的诗篇，读到：
哦，古老的溪流！哦，遥远的森林！悦耳的灵魂在翩翩起舞！“那为何（开创者会说），为何要用英语的华丽风格的定义困扰我？因为这一句、这一句、还有这一句——这些诗行或简单、或激烈、或精致、或庄重——都让我认识、感觉到美。”
没错，先生们，各种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文学不是抽象科学，无法明确定义。相反，它是一门艺术，它的成功取决于个人的说服力，以及作者能展现的、能让我们接受的技艺。（3）至于第三个原则，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回看柏拉图书中的旅者们，我们把他们落在柏树下很久了；即使再怎么不情愿攻击巴门[21]尼德，我认为也一定不能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雅典异乡人心慈手软。难道大家没有注意到——尽管希腊语是一种活的语言，也是卫城人心中唯一的语言——但他封锁了水井、或只在公职分析员批准后才允许有涓涓细流，这不正是他嫉妒的表现吗：将所有创新视为嫌犯，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抒情歌谣集》也是嫌犯？
不过，先生们，这个职位的希望（依我看来）在于年轻人的勇气。既然文学是一门艺术，便不能只靠思考，还要练习，让我们的语言也变成活的语言，要在任何高尚的运用中维持它的生命力、丰满性和活跃度。演说家可以左右人们；诗人让他们着迷；剧作家或用笑声充溢他们的胸膛，或用同情或恐惧净化他们的情感；历史学家“用秩序的魅力粉饰事件”；小说家——即使是小说家也有他的用途；我要提醒大家，不可轻视在人类手中鲜活灵动的任何形式的艺术。就我而言，我一直记得巴里先生的“小飞侠”，他将旧酒瓶翻新，盛满美酒，为此我相信即使是音乐喜剧，经过大师之手，也可以变成美好的事物。至于小说，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中占据着制高点，并且想想拉塞尔斯·阿伯克龙比先生当时说得多么对，在他对哈代的辉煌研究的第一页上便声称，“这个地位所具备的权力不容置疑；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占有地位只因有力量维持这一地位。”你可以同意，也可以否认；你也可以谴责或接受时下文学选择的形式；但没有人能否定它仍然非常活跃。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说，“要相信并庆幸文学和英语都还活[22]着。”卡莱尔曾用他惯有的火爆风格质问英国同胞们，“要莎士比亚还是要印度？如果你不得不二选一，你会选哪个？”我们的印度帝国还在打造当中，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却是完整的，可以全数购买，两个选项没什么可比性，切忌急于应付，以免中途招致麻烦。虽说英国文学也和印度帝国一样仍在打造当中，但你立即便拥有了帝国和帝国传奇。仅仅如此，你便已经继承了比斯巴达更伟大的东西。让我们每个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为它添砖加瓦。
不过，在我结束第一讲以前，关于文学是一门艺术和英语是一种活的语言这两个论点，我将提出第四条原则（尽管我从第一条起就预见到了），这多么令我欣喜，因我内心所有的怯懦都得以被推延至下一讲。先生们，我将通过回答两个怀疑作为结束语，这怀疑极有可能已经在你们心中成形了。首先，你们会说，“这人大谈‘培养感性’等等，但我们知道那导向的是什么——是江湖骗术，是审美八卦：‘这不漂亮吗？你难道不崇拜吗？’”好吧，我可没有被吓倒。首先，当我们探讨具体的批评时，我会尽力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与你们交流；[23]这种方式（引用布里吉斯先生的《论济慈》）“我更喜欢，因为要求讲师做到辞必达意，能让他的错误容易被指出，以此批评的真谛才得以彰显。”但我还有更值得信任的第二个保障：在剑桥这样有着严苛的奖学金传统的地方，有谁胆敢口无遮拦，都会被立即制止。届时，即便雅典娜不至于从天而降，抓住他的头发向后拉扯，守护神也会自他离开讲堂起便如影随行，向他耳语告诫，残酷是对他的仁慈。“但是”，你们或许会说，“如果我们避免在这些问题上信口闲谈，我们要开始的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艰巨是肯定的；而且我希望，这任务当中有一半是享受。毕竟，许多评论家的方法我们或许可以求助——一位波斯君主要从两首诗中作出评定，在听完其中一首后立即不假思索地将殊荣赐给另一首诗，还有一位我将在最后提起的法国人，他维系着我有所建树的希望；也请诸位能对我满意，将我当作兄长，而不是教授。[24]
这位法国人是圣伯夫，或许在这里援引他的话能够作为我对他的恰当报答。这段话的译者是我已故的友人，第一个邀请我到剑桥、[25]教我敬佩他的人——阿瑟·约翰·巴特勒，他曾在剑桥三一学院做研究生，随后成为英国人中研究但丁的伟大先驱。因此，当诸位在聆听圣伯夫的魅力时，我能在其中听到一个更亲密的声音，这个声音曾多次鼓励我。
圣伯夫——si magna licet componere parvis——于1858年4月12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了就职演讲。“先生们，”他开始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写了很多；也就是说，我已经散播了许多；于是现在我需要集中精力，使我的文字能够带着更多的自由和信心出现在你们面前。”这是他的开篇；他的结束语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会让我相信我能尽自己所能为你们带来一些益处：你们还有大好的青春，你们将会给我回报，光是这个感觉就已远远超过我在文学思想上可以给你们的精神自由。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我能赠予你们一些我的经验，那么当看到你们热情地追求崇高，我便相信你们会用更有益的方式回报我：你们会陪伴我，让我习惯更竭力、更乐意地朝着未来前进。你们将教会我再次产生希望。[1] 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哲学家、作家。他以有关早期基督教及其政治理论的历史著作而著名。（译注）[2] 参见约翰·弥尔顿的《复乐园》中的原句，“To sage Philosophy next lend thine ear, From heaven descended to the low-roofed house Of Socrates”。（译注）[3] 纽曼主教（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全名约翰·亨利·纽曼，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的领袖，后于1845年正式加入天主教会，并升任红衣主教。他是爱尔兰天主大学（现都柏林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译注）[4] 琉善（Lucian，约125—180），生于叙利亚的萨莫萨塔，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修辞学家和讽刺作家。是罗马帝国时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译注）[5] 德谟纳克斯（Demonax，70—170），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琉善的良师益友。（译注）[6] 阿提卡：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译注）[7] 传说穆罕默德的棺材是悬浮于空中，没有任何支撑物。（译注）[8] 伦道夫·克鲁（Randolf Crewe，1588—1614），英国王座法庭的首席大法官。（译注）[9] 《道德绪论》（Prolegomena to Ethics）由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所著。（译注）[10] 威廉·邓巴尔（William Dunbar，1459—？）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活跃的苏格兰诗人。在苏格兰发表了大量主题多样、风格多元的作品。他写过许多虔诚的宗教作品或是描写皇室、宫廷的作品，也有不少言语粗俗、不羁的喜剧作品。（译注）[11] 《尤弗伊斯》（Euphues）由约翰·黎里（John Lyly，1554—1606）所著，是一部散文传奇作品，由此产生了“尤弗伊斯体”这一术语。（译注）[12] 斯基特（Walter William Skeat，1835—1912），著名英语语言学家，是推动将英语作为英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人物之一。（译注）[13] 阿尔迪·怀特（William Aldis Wright，1831—1914），英国作家和编辑。（译注）[14] 锡安，耶路撒冷城修建在此山上，后比喻为完美的或理想的地方。（译注）[15] 考托普（William John Courthope，1842—1917），英国作家和诗歌历史学家。（译注）[16] 菲迪亚斯（Pheidias，公元前480—430），希腊雕塑家、画家与建筑师。（译注）[17] 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1380—1471），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宗教作家，积极提倡灵修，一生主要从事带有宗教内容的创作，为《效仿基督》一书的作者。（译注）[18] 华丽风格（the grand style，或high style）是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创造的一种修辞风格的说法。这种风格往往运用比喻性语言，并能唤起情感，因此主要用于长篇发言中，以针对某种特殊的信仰或意识形态来影响观众。行文风格极其华丽，常用隐喻、明喻、拟人之类的修辞手法。运用到诗歌中则严格遵守韵律。（译注）[19] 薇奥拉，莎士比亚名著《第十二夜》中的主角。西巴斯辛和薇奥拉是相貌相同的孪生兄妹。在一次航海事故中，两人在伊利里亚岸边失散。薇奥拉以为哥哥身遭不幸，便女扮男装，化名西萨里奥，投到当地奥西诺公爵的门下当侍童。奥西诺公爵派薇奥拉替他向年轻貌美而富有的伯爵小姐奥丽维娅求婚。可是，这时薇奥拉已经暗暗地爱上了主人奥西诺。而奥丽维娅却对代主求婚的薇奥拉一见钟情。（译注）[20] 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1858—1935），英国诗人，因诗文中庆贺的内容在当时颇受欢迎，同时也因其中有争议的政治内容而著名。（译注）[21] 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以后)，古希腊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利亚派的实际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者。他认为没有事物会改变；我们的感官认知是不可靠的。（译注）[22]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 —1881），英国历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译注）[23] 罗伯特·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1844—1930），英国诗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伦敦行医。1884年后专事诗歌创作和韵律学研究。191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译注）[24] 圣伯夫（Charles A.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将传记方式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译注）[25] 阿瑟·约翰·巴特勒（Arthur John Butler，1844—1910），英国学者、编辑、登山运动员，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和文学。（译注）第二讲写作的实践2月12日，星期三
先生们，在第一讲即将结束之时，我们体悟到的“文学是门艺术、英语是鲜活的语言”这一论点，似乎已用两条锁链将我们牵引至悬崖边缘，我曾一再推迟邀请你们与我一同跳下悬崖，但在今天纵身而下势在必行，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狠下心来的时候了。
我向各位提议，既然英国文学（如大家一致认同的）是一门艺术，以鲜活的、可以不断完善的语言作为媒介或载体，那么我们该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便是实践。没错，我认真地向大家建议，在剑桥我们应当练习写作：我们练习写作不仅为了提升自我，更是为了（或者至少尝试）使恰当、明晰、准确、有说服力的写作成为我们英语学院的品质标识。我们当然要为历史上那些伟大作家的自身魅力而研究他们，但我们也要为指导自己写作而研究他们；（希望）让我们在自己的年代里也有话可说，不必依靠削弱莎士比亚或伯克的话语使自身有力。学院大厅的墙上高高挂起的伟人肖像无一不在注视着你：当你年纪轻轻便可坐享文学盛宴，然而内心无法受到鼓舞，勇气无法得以激发，那么这些平静注视于你又有何用呢？
倘若我们的双眼尚未被两周前提到过的教育家们用蜡密封，那么便能看到惊奇的发现，如今，我们的文学竟被诸位视为枯燥无味的标本，我们竟忽视了要以练习优良写作来辅助英国的人文教育，而对将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我在这里要向各位提出抗议。请告诉我；谈到绘画——一项英国人历来不甚擅长的艺术——你会怎么看待，过去人们以类似的默许匆匆假定英国人已失去绘画天资，便结束历史记载？他们轻率地剥离了我们的过去、掠夺了充满希望的未来、甚至是兴趣盎然的当下？为了斥责这些妄下定论的人，想想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同样是在迂腐的年代）在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和学员面前进行的演说。他（如您所料）对丁托列托、提香和卡拉齐有足够多的论述，对研究他们的大作也有足够的耐心和谦卑。但为何他还要劝他的听众仔细研究呢？——因为他永远在强调实践。听听他的第二讲（针对学生的第一讲）是如何开场的。在祝贺1769年的获奖者之后，他希望“带领他们进入这样的研究课程，让他们未来的进展能够呼应过去取得的进步”；这位伟人继续道：
只不过由于我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在你我都参与的课题中付出了应有的努力，我便能在此为你们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建议，尽管会被说成虚荣，我仍深感受宠若惊。这些建议在绝大程度上基于我在研究中所犯的错误……
注意他是多么地谦逊！我们继续——
至于和你们探讨《艺术的理论》，我只会考虑和你们的研究方法相关的方面。
然后他便开始宣讲史上著名的大师——但是怎样宣讲？为何宣讲？出于什么目的而宣讲？他有没有墨守陈规地背诵列举名字和日期？不，他没有。那他有没有建议临摹这些过去的伟人？——仅仅出于模仿？一点也没有！——他对临摹简直深恶痛绝。那么，他究竟是出于什么来研究伟人的著作呢？来听听看：
你对杰出伟人的著作越是了解，你创作的能力便越强。
没错，创作，创造新的作品的能力：
——以及看上去仍然很矛盾地，你的理念原创性也会越高。
约书亚·雷诺兹接着说道：而我将这称为真正的兄长的声音。他，站在年轻人面前，将伟大前人作为实践的精神之父。那么，在座的各位有谁敢说，雷诺兹对绘画的评述无法应用到今天我们的写作上？[1]
我们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一位六年级预科班的老师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愿意这学期你可以放弃拉丁文诗歌。但我警告你，若不经常练习写作诗歌，没人能成为真正的学者。”恐怕他错了。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公立学校，我们腾出来给“写作”（尤其是写作拉丁散文）的时间不成比例的多，而让孩子们阅读的时间寥寥无几。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荒废了许多时间。那么，既然我们坚持用荷马和维吉尔的语言来写作，为何放弃用莎士比亚的、我们自己的鲜活的语言来写作呢？我将引述堂吉诃德的最简练明智的格言之一作为回答（先生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逐渐熟悉，你们很快便会发现我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伟大的荷马并非用拉丁语写作，因为他是希腊人；维吉尔写的也不是希腊语，因为他是拉丁人。总之，所有的古代诗人都是用抚养他们成长的母语写作，并没有去寻求陌生的语言来表现自己观念的伟大：既然如此，这模式便应当延伸到所有国家。
这种差别或许在于我们自身？你是否会告诉我，“啊，绘画是一门特殊的艺术，而任何人都可以写出还凑和的散文。”他真的可以吗？先生们，你们可以吗？不，相信我，如果你承认自己一生所说的全是英语散文而不自知，你即便不是一位天使，也确是一位极度小资的绅士。
事实上，当我们试图不经练习便以散文形式演讲，造成的结果很容易比我们的方言还差。多少次，我曾聆听杰出人士对着公众演讲！——比如一位自以为是的、自由自治者议会的候选人，目前正在回答有关《自治法案》财务提案一些批评。若用他自己的方言作答，大概是这样：
哦，胡说！只要给爱尔兰人安个脑袋，还怕他们会跑不直？看看[2]布尔人，你不就知道了。他们连爱尔兰人的一半都不如。你还可以看看爱尔兰的马。啊？你说什么？
不过，他深知这种话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于是将其改成了这样：——
主席先生——呃——关于国王陛下政府的财政提案，我经过深思熟虑——呃——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我可以说，我们的帝国安全——呃——我们作为一个自治民族的安全性——就在于信任爱尔兰人，就像我们信任——呃，布尔人一样——嗯，格拉德斯通先生，主席先生——主席先生，格拉德斯通先生——
诸如此类。你们发觉没有，这种风格实际上比前一个引用的例子更差；它松散不堪，而前一种无非是出于紧张吧？不过，现在假设我们的候选人经过练习，能够做出如下演说：“但是，如金融家所说的，没有了钱，什么对我们来说算是和平？你的计划没法给我们带来收益。”不是吗？但它确实带来了收益——因为它为臣民坚定了拒绝的力量，这是所有收益的第一位。如果臣民分配拨款或决定不拨款的权力，不是有技能、有财富的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丰厚的收益宝藏，那么经验就是骗局，事实就是谎言。它不会真的给你152,750磅11先令2个3/4便士，或任何其他微不足道的有限金额——但它给你的是最强大的财宝箱、基金和银行本身，只有在懂得自由的人们之中才可能产生收益：全额下注。这个原则只在英国行得通，在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难道在爱尔兰没有成功吗？难道迄今为止没有在殖民地成功吗？你为何会假设，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为了某个职能而正式成立的机构会玩忽职守、放弃人们对它的信任？这样的假设否定了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府。但事实上，这种对自由社会可能产生供应短缺的恐惧，在本质上是毫无根基的。首先，注意观察，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支持自己的政府的荣誉，除此之外，尊严感、财产的安全感向来是自由的必备条件，并有可能为自由社会的形成添砖加瓦。只有从积累最多的地方才能获取最多。难道经验没有一致证明，能带来累累硕果、一派丰饶的土壤或气候，比被各种政治机器压榨到干涸的地方更能产生源源不断的丰盈收益吗？”
这一篇，无论你是否同意其中的说教，都是篇很棒的散文，是埃[3]德蒙·伯克的文采。在第一讲中，克里特岛人曾说：“哦，雅典的陌生人！我无法叫你阿提卡的居民，因为你几乎能匹配雅典娜的名号，你总会回到基本原理上！”
然而，你或许会反对：“伯克的演讲像在背书，我可不想像背书一样说话。”事实上，伯克此时正处在长期争议的顶峰，他的语言也因此登峰造极——逻辑和情感如同神翼，共同将他提升。站在这样的高度上你反而会害羞吗？那么好吧，感谢你的谦逊！不过，至少（我也欣赏同样的谦逊）在你说话或写作时，你会注意场合；在畅所欲言时不至于无礼或不合时宜地说太多。你不会在客厅里或是小组委员会面前高谈阔论，也不会在葬礼上诙谐幽默，或是在宴会上宣扬丑闻：因为你的所有这些行为都会把不同的事物混淆一气。值得欣喜的是：你希望你的讲话合乎场合，而这正是一切的根源。我也不会要求你仅听我一面之词就接收这个观念，我会引用最值得尊敬的证人。让[4]我列举一位名垂青史、足以让你们信服的人——哈利卡那苏斯的狄[5]俄尼索斯。在列举了能让风格具备魅力和高贵的种种素质后，他用“得体，乃一切之本”为这张清单画上了句点：
文辞既然能够迷人，同样也可高贵；既有优美文雅的节奏，也必有端庄尊贵的步调；变化在一段话中增添了雅致，在另一段中也可让篇章更显丰满；至于得体，则将证明是一切美的主要来源，没有了得体，什么美都是空谈。
或者来听听西塞罗是怎样将得体作为他授业的核心的。大师说道：“不论他将要演讲的主题是什么；不是在丰盛之处显得贫乏，也并非在充足的地方吝啬，更不是在需要那样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而是将他的演讲水平与实际对象保持同一水准，并恰如其分。”[6]
让我再引用一位伟人昆体良，向大家展示得体、或“适宜”的首要地位；他不仅一语中的，更言辞适当——尽管两者（他确实也说了）往往是一回事。不过，我将跳过他，进而引述在我看来似乎是[7]对优秀的文学风格的最佳定义，出自于乔伊特在《柏拉图著作集》一书中所作的前言：
完美的风格是在统一、自由、轻快、明晰之间的变化，是一种可以畅所欲言、击中人心，却也保持得体的力量。
谦逊的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吧！起初，你无需广泛涉猎，关键是在某一领域中你知道如何把握得体。
现在我提议，我们试着一起让得体、明晰、准确、有说服力的写作成为我们英语学院的出品标识，以此开始，之后我希望尽我们英语学院的影响力，将之扩展（似乎变得更有难度）成为整个剑桥的风格标识。得体、明晰、准确、有说服力，我选择这四个形容词是经过仔细考量的，当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会假定此刻我们已经同意我们需要得体。那么，再来探讨另外三个：
明晰——我无需过多浪费唇舌：因为言语的首要目标是被理解。你写得越清楚，就一定越容易被理解。我提议，稍后进一步向你们展示“你写得越清楚、就会越了解自己”的道理。不过，第一个简短的理由已经足够解释你的写作为何应当明晰。
准确——在第一讲中我不是提醒过自己，剑桥大学崇尚严谨治学吗？显然，哪位剑桥人会甘心成为一个口头或书面言辞都懒散拖沓的人？这里应当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承认纽曼对经典的评价，“任何作者都必须保证措辞的整洁、恰当和优雅，这与每位绅士都必须注意着装得体同理。”毕竟，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莫不外乎我们穿衣蔽体，自己烹饪食物，使用表达清晰的语言，让我们珍惜这些区别，并不断完善。
不过，现在让我们更为仔细地探讨明晰和准确这两个双胞胎般的问题：因为，我认为通过追求二者，我们几乎可以达到优良写作的哲学内核。之前我曾开玩笑般地引用了纽曼，但现在我要无比认真地引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几百年间所有的著作当中，你或许都无法找到比他的《大学的理念》一书更有益于翻阅和思考的了。在这本著作中，他收集了为都柏林的罗马天主教徒所作的九份演讲稿，其中部分讲座在都柏林的天主教大学进行。这些演讲很零散，因其主题都是应景之作。它的真正价值被低估，部分原因无疑是它派生于一个在英国仍然不受欢迎的宗教。但事实上，即使最严格的新教徒读完它也不会感到被冒犯；而这本书是如此睿智，如此超群的睿智，值得文学青年将它绑在前额当作配饰或戴在手腕当作护身符。
你会发现书页之间许多精彩的抨击，但没有什么比纽曼击溃波斯的异教徒集会（很遗憾地说，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科学家）的篇章更加犀利的了。这些人劝导我们，良好的写作和风格是外在的东西，是一种刺激味蕾的装点，是门外汉的研究，不值得为他们严厉和阳刚的头脑所注意。
他理直气壮地指出：这种观点其实更契合东方人的思维，而不属于我们的文明：这让他想起了去东方工作的青年与心仪的对象通信的方式。热恋中的人儿自己写不出一句话：他（当时）是激情的专家，但思想和文字对他来说是两码事，一旦涉及到文字他必须去找另一位专家，专业的写信者。因此产生了分工。
舞文弄墨的人在接受了明确指示后，用渴望的笔沾上热情的墨汁，在孤寂的白纸上挥毫开来。于是，深情的夜莺便开始对着爱的花朵吟哦，而焦虑的微风在期待的眉间萦绕。据说这是东方人眼里的精致笔触，它似乎也非常符合我已经提到过的评论家们的想法。
再来听听这一段：
思想和语言不可分割。事物和表达本为一体；风格是将思维延伸到语言。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这就是文学；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语言符号；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而是用语言表达出的思维。先生们，请回想一下希腊语中哪个词表达了人类高于智商贫乏的低等动物的特权。这个词是Logos，Logos是什么意思呢？它既代表思维，也代表语言，并且也很难说哪个意思更正确。它其实同时代表了两种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两者实在不能分割。唯有我们能分开光和照明、生命和运动、一条曲线的凹与凸之时，思维才有可能将语言踩在脚下、希望单独行动，而充满蓬勃生机的智慧才敢想象放弃自己的孪生兄弟、表达工具及其抒发思想和情绪的渠道。“就好像，”他感叹道，“语言是雇来的佣人，不过是思维的情妇，而不是他的合法妻子！”
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何苦做无用功？），容我提醒你，即使用最简短、最普通的思考过程，你也无法完全不用某种形式的语言向自己描述洗热水澡还是冷水澡、或早餐吃什么的决定。总之，词语是我们可以用来兑换思维的唯一货币，甚至与我们自己兑换时也不例外。那么，我们的用词越准确，我们对自己思想的定义也越准确，应当不难理解吧？那么，我们在练习准确地写作的同时，不是也在训练我们的大脑理清自己的想法吗？练习灵巧地使用一些词语，以及相应的思维定义，很有可能也将有助于大学中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不过，我还有一些话想对我们的科学家说。也许不可避免地，拉丁语——一直以来的通用语——在不久以后不会再作为撰写科学著作的语言。也许大家同意，一些同样整洁朴素的现代语言也是不可替代的，比如法语。然而，无人能预见到，若每个国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撰写科学论文，科学家很快便会不断有新发现，其速度之快将超越他们的言语技能；他们必须不断创造术语，但他们对这门未曾受过训练的技艺如此粗心和轻视，他们会用新发明的荒谬词汇不断轰炸我们的字典，这不仅会让昆体良目瞪口呆，对任何年代稍微读过书的人都是一种冒犯。[8]
毕竟，虽然我们必须对搭建巴别塔一事感叹默认，但我们仍有些许权利检查砖块。有一天，我在医生的接待室等待时，捡起了一本书——是一本病理研究——被如此体贴地放在这样的地方；毫无疑问，其目的是要说服我们忍受我们的疾病，而不是奔向能够说明病情的其他人。不知不觉中，我为通称“抗体(antibodies)”的某种有益杆[9]菌所吸引。我不会指责笔者（似乎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发明了这个可恶的术语：显然它已经被生理学家们通过，而作者也已经真诚地接受了它。后来我在韦氏宝贵的词源词典中找到了它：anti+body（对抗＋异体），即一些在身体里的有毒“异体”。
看，当一个异体以如此英勇的精神进入我们的身体对其展开保护，得到的奖励却是以合成词来为其命名？感激之余，我出于尊重自身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沿用先人留下的知识财产，但“抗体”绝不是应当抛向有益杆菌的名字。试想，科学如此崇高尊贵，却让她像一个宣传某家电影院的三流艺人那样说话，这画面是否和谐？用刀子吃豌豆的人，也至少可以辩称勺子已经和汤一起被端走，自己是在怀念从前叉子只有两个齿的年代。但是“抗体”一词没有这样值得尊重的起源。实际上，它就是这方面的野蛮人和杂种。使用这个词的人无疑贬低了学习工具的重要性：我向你建议，一座伟大大学的众多功能之一便是维持学习工具的标准，守卫语言的正确性和标准，保护我们免受草率之徒的困扰，或者说，在他们草率的时候予以帮助。
让我回到之前提到的良好的写作必须具备的一系列素质，再来说最后一个——说服力；你或许会说它的确涵盖了全部——不仅包含了得体、明晰和准确的品质，还包括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很多其他品质，如和谐、秩序、崇高、文辞之美；简言之——写作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是极为个人的事——可以用“魅力”一词总结。谁不追求说服力呢？它是所有艺术的宗旨，我想也是所有科学论述的宗旨；哦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交流的宗旨。它是维拉斯奎[10]斯通过油画、欧几里得通过命题、首相通过国库、记者通过头条[11]新闻、教区牧师通过布道试图达到的目标。正如马修·阿诺德曾经说过的，说服是唯一真正的知识过程。仅是对它的崇拜便占据了许多[12]最智慧的古人的生命，比如朗吉弩斯和昆体良，他们的作品因为珍贵而流传于世。我也想像不出诸位带给世间的礼物，能有比说服同伴听取你的意见、倾听你心中的思绪更值得渴望的了。
假设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为何不呢？渴望运用最好的语言表达最好的想法、日益影响良好公民和不计其数的人们，这岂是微不足道的事？还是你或许被印刷出版的书籍给震慑住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很多想说的；但目前还是尽量探讨实际问题。
有人说，牛津人比剑桥人更适合当记者，有人将它归结于牛津人文科学学院的纪律，那儿的学生被要求每周交一篇论文给自己的导师，再由导师来讨论。剑桥人反驳说牛津人的确是当记者的料，言辞之间显然带着一丝轻蔑。但我可否主张——请记住我在用信誉向大家担保——主张这答案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为首先，牛津人自离开学校后并没有改变本质，他们的经历与诸位所经历的大同小异，学业结束后他们仍是当初那些理智可亲的青年。其二，如果你真的瞧不起新闻，那就干脆轻视它，不要去理它。但我恳求大家，如果打算从事新闻业便不要轻视，哪怕只是将它作为实现更有价值的事业的垫脚石。艺术之道尽管艰难，但如果你对自己试图从事的事业信念不坚定，你一定会被它打倒。
在向大家提出练习写作的要求时，我从最基本而有必要的事着手，即得体、明晰与准确。但说服力——任何最高形式的说服力——的实现离不开对美的感悟。现在我向大家发出第二弹——我要大家练习写诗，要刻苦练习……我是认真的。容我提醒大家，如果有哪个古老的国家能让我们大不列颠人有权利也应当更有雄心宣称自己是其精神继承人的，这个国家必定是罗马帝国。罗马人（大家应该已经承认他们是很实际的人）所做的最果断的事，是赋予学习诗歌以极高的价值。他们不仅认为诗歌（正如约翰逊博士对希腊语的评价）“像陈年烈酒——你永远不会嫌多”，还将诗歌发展直接提升到国民进步的高度。一位学者前不久曾提醒我们，这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深谋远虑、稳步导向发展诗意人才的教育体系。他们并非像我们能评价希腊人的那样、天生是艺术和文学的人才……典型的罗马的胜利其实是物质文明的胜利。”罗马在世界上的角色是“吸收外部的天才”。罗马人本身是缺乏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也难以为诗歌所驾驭，可他们却创作了伟大的诗歌，他们是通过耐心的既定目标和艰苦的训练实现的。我或许会在另一讲中回到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目前我且陈述一件事实，没有一个民族曾像罗马人那样对诗歌如此深信不疑。
请仔细考虑这一点，也不要急于嘲笑我要大家练习写作诗歌的请求。我知道大多数反对的理由，虽然我可能不记得全部。“平庸的诗人”之类的反驳——的确总结了大部分人：若说必须遭受你们拙劣诗句的洗礼，既然我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其他人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认为大学生应该练习写诗，我会试图通过一个我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论点让你们深刻认识到，虽然我从未在书上读到过。
过去几百年中的伟大诗人有哪些呢？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德、济慈、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得、莫里斯、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可以就此打住了。这些人中除了济慈、布朗宁和罗塞蒂以外，其他都是读过大学的；这三位当中，英年早逝、被中断在巅峰时期的济慈是唯一一个不算富裕的。这样说似乎很残酷也很悲哀：尽管有些理论认为天才诗人的诞生如同恣意吹拂的风一般不分贫富贵贱，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没什么根据。事实上，这十二位中有九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他们都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能提供的最佳教育的机会。事实上，其余三位中，大家知道布朗宁的家境富裕，我敢说如果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他不可能写出《索尔》或《指[13]环与书》的诗篇；而拉斯金如果没有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人父亲，他也不可能编写《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此外他还[14]画画。三位之中剩下的一位济慈被阿特洛波斯早早夺去了生命；[15]这位无情的命运女神还召回了在疯人院中的约翰·克莱尔，也带走了用鸦片酊治疗失望的詹姆斯·汤姆森。这些都是可怕的事实，但我们必须面对。尽管有辱我们整个民族——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我们英联邦的一些不足，贫穷的诗人不论是在当今还是过去两百年间，都没有出头的机会。相信我——我在过去十年中花了很长时间观察320间小学——我们可以信口开河地大谈民主，但实际上，英国穷人家庭的孩子跟雅典奴隶的儿子相比，思想自由到可以写出伟大著作的几率简直无异。
我提出这个论点的用意何在呢？我认为，在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多思想自由、更多“广泛传播的喜悦”以前，在座各位少数天之骄子们的身上都肩负着确保英国诗歌不至于衰败的重任。我可以向诸位宣告，你们是吾国所传承的这种荣耀的临时管家。我可以向公认的散发知识光芒的殿堂、我们的大学宣告，若将英语诗歌看作已经随丁尼生消亡了那般对待它，让你的讲师去刻画一具尸骨，无疑是仅为了方便之故而舍弃向大家寄予厚望。我可以向作为学科载体的学院宣告，放任柯勒律治流失而一味追随雪莱的古法，实在并非高明之举。记住，诗歌与其他行业无异，练习的人越多，诞生臻于至善的大家的[16][17]几率便越高。正是在平凡的群众中狄俄墨得斯或赫克特才能脱颖而出。而当你在研究院中自豪地指着弥尔顿亲手种植的桑树时，你会不会思考，“它们如今在为哪些诗人庇荫？还是它们的叶子除了喂养桑蚕、为研究文学的博士们织出衣锦之外，已经别无他用了？”
在切利尼的一生中，你会发现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他讲述了在最后润色位于佛罗伦萨大广场的珀尔修斯雕像期间，他和他的工人们住在雕像周围搭建起的一个棚子里的故事。他说道：
大伙不断往门柱上添加十四行诗……我将门打开公之于众的那天，相信已经挂起了二十多首诗了，至高无上的赞颂溢于其间。随后，当我再次将门关上之后，每个人都带来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十四行诗：届时正值比萨大学假期，博士和学者们竞相献技，欲一较高下。
我或许无法在有生之年目睹我校的博士和学者们也效仿他们利用假期；或许我们应该等到另一个珀尔修斯的出现，来激发学者们。但我必须要求大家思考，珀尔修斯既非唯一起因，十四行诗也不是唯一结果；在一个人们渴望伟大作品的年代，伟大的作品自然便会诞生；我们也无须因为大部分十四行诗都写得差强人意——用查尔斯·兰姆[18]的话说，就是智障版的彼德拉克所作的诗——而困扰。出于这一点，我向你们提出要求：请不断尝试。
最后，先生们，请不要将我看成一个用身体力行的游戏规则来束缚你们从事眼前研究的人；因为，我确实认为“体操”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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