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木然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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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巅-互联网构建新经济试读：
作者简介
水木然
经济类畅销书作者。2014年与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著有畅销书《工业4.0大革命》《跨界战争——商业重组与社会巨变》。
微信号：smr669
微博：水木然1
内容简介
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我们的社会特别是企业正在发生经济秩序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将会呈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企业最重要的任务不再是发现市场和机会，而是必须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本书对个人发展规划、企业战略布局给予了建议，同时对中国未来、世界趋势作出展望，注重归纳和总结，呈现规律和本质，期待读者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各种变化的真相。
本书适合互联网从业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监管者等阅读，也适用于对商业变革有着浓厚兴趣的投资者、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的广大师生等相关人士。前言PREFACE
人类的发展得益于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科技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同时科技变革也会促进商业逻辑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描绘这种变革，笔者先后从科技、商业和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互联网时代在科技变革大潮下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思考。
其中，《工业4.0大革命》讨论的是科技进步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会波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将和“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起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跨界战争——商业重组与社会巨变》讨论的是商业变革中的机遇与挑战。在这部适合大众类读者阅读的经济类科普读物中，我们不难看到国企改制中的艰难和希望，从新时代下世界格局的划分中看清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美元成为世界通用货币背后真正的原因——美国的本质。美国既不属于美国人民，也不属于美国政客，而是属于美国金融财团的。这个财团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经济性的，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敛财！《时代之巅——互联网构建新经济》讨论的是新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涉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的变化。这三本不同的作品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联系，也可姑且称之为“变革三部曲”。
2015年是世界经济的冰河时期。全球经济模式已经被西方模式主导了300年，如今全球经济持续萎靡，各国的强刺激政策越来越失灵，而且政治角逐加剧，恐怖混乱频繁，这说明平衡即将被打破，世界又将面临一次大调整。从本质上来讲，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这股先进的生产力了。
而这恰恰是中国最好的机会，2016年就是中国的“破冰时期”。
这一轮世界变迁的主导者是美国和中国，但是两个国家的特点大不相同。
美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已经连续三次引导社会变革了，所以美国的传统产业更发达，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传统企业转型过来的，所以变革比较温和，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互联网”。
而中国的发展极具跳跃性，其互联网公司都是新近成长起来的，它们更善于颠覆、推倒重建，更具有激进性、破坏性，也更能直接构建互联网体系去“革”传统产业的“命”，这就是“互联网+”。
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只是一场变革，而中国的“互联网+”却是一场革命！革命和变革的根本区别是：革命不仅需要创新性，而且更具破坏性。
中国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复杂的社会关系、沉沦的民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变革早已无法撼动僵化的体制，必须迎头一棒，敲开那沉重的枷锁。
变化的奇点越来越近，几乎每个人都在通过社交平台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不时泛起一阵又一阵的躁动。然而绝大部分都是以锋利代替了思考，而真正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径直宣泄情绪，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和足够的理性。
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现有的很多经济理论都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然而在过去近300年的时间里，西方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也拿不出什么针对性的政策。
欧洲已经衰落了，日本还在泥潭中，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它们不是样板。如今立足于时代之巅的中国，正在走向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那些传统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都显得“水土不服”。
因此，当我们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只是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而是对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自信，我们深信自己可以改良这个世界。
世界是个“大循环”，火车头是美国，美国企图把中国融入自己主导的大循环，而中国却试图冲破传统大循环的规律，用自己的内循环去带动世界这个大循环。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责任带领世界步入更加光明的大道。只要中国的改革速度超过互联网的创新速度，中国就可以开启世界变化新的周期。
互联网革命正在改写这个世界的规则，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将是多元化和协作化的，“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设计，我们坚信，中国可以将世界带入更加美好的未来！第一章黑金时代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
权力（官员）+权力寻租者（企业家）+政策（政府）
这种模式不公平、不平等，不可持续，让整个社会陷入深渊，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创新（企业）+自由竞争（公平市场）+激励（政府）第一节 政商分家
中国上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计划经济采取的是20世纪50年代全面移植而来的苏联模式，即政府的各种权力之手习惯于无所不在地挥舞，对各种经营主题进行“主导”和“干预”。
虽然我们后来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就像有人曾经所说的：“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并没有放任让社会自由运转经营，而是一边试探一边发展。因此，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大势始终没有脱离权力的干扰。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价格定制、资源配置、政策制定等方面，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优势在于自发式调整，它更需要自由地进行调节。所以，中国经济始终没有真正地踏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所以，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激发了民间的很大创造力，但是因为权力的如影随形，导致“政商不分家”。中国的企业要想发展，必须搞好同政府的关系，拿政策、拿资源、批文件、盖合同，等等，都少不了政府的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搅拌买卖”的牟利空间，因而滋生出种种腐败。
这也导致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客”们纠结在一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政商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分开过。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等大商人，一直游走在朝政边缘。这是因为在封建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他们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换取生存空间和经商自由。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奴才纵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所以，在中国以往的千百年来，“权力”是“富贵”的命门，一旦掌握了技巧能在权力之间游刃有余，致富速度就极快，很多富豪表面上看做的是大生意，其实都是“权力生意”。也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特许给某些利益群体，比如，我们熟知的土地出让权、采矿权、新业务申办权、项目采购权、财政补贴权、上市许可权、项目补贴权、税收减免权、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权，等等。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本应简单透明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设租”和“钓鱼”。吕不韦曾说，“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在他看来，政治生意才是大生意，是最好的生意。
对于国外的企业来说，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新”。而中国曾经的这些年，一些企业家其实是不需要创新的，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还运用了很多政府权力，利用这些资源加上政府的权力照样可以一本万利。他们要做的就是维系自己的地位，对他们而言，政治敏感性比“创新”要重要得多！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由于权力的渗透导致竞争的不充分，而不充分的竞争就必然导致产品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因为企业利润并不是依靠产品说话的，当一堆堆批文、指标、关系、特殊优惠摆在企业面前时，企业又怎么可能专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对比国外的企业需要靠产品占领市场，而中国企业根本不需要钻这个“牛角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很少做出一流的产品的重要原因。
如果这样去观察和思考，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氛围怎么可能产生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做大了之后又去坐牢了？因为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政治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也是没有对错的，其风险更是不可预料的，企业家和政治捆绑了，完全就身不由己了。现在如此，历史亦如此，看看吕不韦、胡雪岩的下场就知道了。
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在如今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改革开放正步入深水期，在习大大的带领下，中国政府要下决心开辟出一条可循环发展的经济道路，利国利民。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建立起一种“政商二元制”，“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客和企业家公开、公平地互动，双方各司其职、各归其位。这样无论对于官员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家来说，都可以明明白白地开展工作，轻装上阵、大步向前，两者相敬如宾、互相协作。
政商关系从混沌到二元制，就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今后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是谓“政府善治”；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是谓“企业良治”；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自主负责，有效协调，是谓“社会自治”。三治兴，则国家兴。
而在过去，“企业家”往往会异化为官员的“经纪人”，官员的权力被变相经营，这叫政经不分、政商不分。其实现在政府不断加强的反腐力度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在努力克制这种局面，今后政府的定位应该是服务平台，随着体制的完善，政府官员受到的约束会越来越多，政府也不再是社会宏观秩序的维系者。
因此，我们说中国最大的潜力在哪里？就在政商二元制迈向正轨之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才被激发到了创新和创造领域。过去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维系传统关系上，而今后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考虑如何用产品占领市场，这才是企业家所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逐步建立一套健康、可循环的经济制度，鼓励用劳动和创新获得财富，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推动企业家在创造方面的聪明才智，吸引更多的人去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中国崛起和迈向强大的最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正由“权力驱动”切换成“创新驱动”。换言之，中国本身也已经遇到了创新决定一切的互联网变革浪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真正能给企业带来财富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互联网上的消费者，他们拿着鼠标在网上四处游荡，他们不会看你是谁，他们只在乎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互联网在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我们也看到了，从2015年开始传统企业纷纷倒闭，传统企业家也感觉有心无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惯性逻辑和传统思维就是为上一个时代而生的，他们依然还会迷恋和执着于一些东西，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传统的血液，很难自拔。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前多么强大，如果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时代，就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以前我们可以自励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我们也曾津津乐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现在呢？知识改变命运完全有了可能。只要你有知识、善于创新，能够深刻理解社会变革，携带正能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为你准备的。
中国经济的未来靠什么？靠创新，靠知识，靠满足新需求！无论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官员，或者是服务者、自由劳动者，你都要仔细地考虑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
权力（官员）+权力寻租者（企业家）+政策（政府）
这种模式是不公平、不平等，不可持续的模式，却让整个社会陷入深渊，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创新（企业）+自由竞争（公平市场）+激励（政府）
这种模式是开放、平等、能同国际接轨的模式。此时政府营造公平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企业则在市场上努力创新，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产品。
当官员抽身让位，市场就会各就各位。政府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维护公正的职能。
在“先于市场”方面，保护产权，力行法治，崇尚规则与契约精神，简政放权。政府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至于在重大民生问题方面（如物价、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政府的调控不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维系民生。
政企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崛起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重塑政府形象和企业气质。上一个时代的经济获得的成功我们已经有目共睹，但是留下的问题也历历在目，所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使市场走向开放，从而将中国经济引入创业者经济、企业家经济、法治化经济，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一旦社会秩序健康化，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和特长，将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需求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将迎来真正的繁荣。
下面我们以煤老板的发家简史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个过程。第二节 煤老板的末日
曾经有一名山西的企业家说过这句话：“比尔·盖茨肯定不是世界首富，至少有一两个中国煤老板拥有的煤炭如果全部换成钱，身价会超过比尔·盖茨。”这就是阔气无限的“煤老板”，一个在中国可以与“土豪”画等号的彪悍词汇。
煤炭，曾经有多昂贵？
从2003年到2008年，煤炭几乎一天一个价。在最疯狂的2008年前三季度，甚至到了每小时不同价的地步。当时动力煤的价格，被迅速炒高到每吨1100元。
煤炭，现在有多便宜？
2016年春节期间大降温的时候，在深圳、广州和海南，1斤大白菜的身价竟然可以等同100斤优质动力煤！也就是说，时至今日，那些富过比尔·盖茨的煤老板们，他们深埋地下的财富恐怕将永远深埋地下了，因为如果挖出来不仅不能赚钱，还要倒贴人工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反差，真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一惊人的事实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动荡，映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变。“煤老板”这个词将在2016年走向谢幕。1．诞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煤炭的需求量剧增。山西作为煤炭大省，1980年国家做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3年之后，国家再次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
1993年，国家放开除电煤以外的其他煤种的销售价格，小煤窑开始遍地开花，“煤老板”从此登上历史舞台。1996—1997年，煤炭产业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3.8%和17.6%，此时小煤窑开始爆发式增长。到1997年，中国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 971座，更有无数私自开采的小煤窑隐藏在监管体系之外。当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被允许，很多人只能挂靠，或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然而就在发展最辉煌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顿过一次煤炭产业，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1999年再度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缩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但这次整顿并不彻底，无证开采的煤矿依然大量存在。这一切只是因为煤炭行业太赚钱了！当时电厂和洗煤厂买煤都是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动作慢一点还有可能排不上。
1999年全国平均工资不过在2000～3000元之间，而煤矿工人的工资已经可以达到4000～5000元。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蜂拥而至。最关键的是，那些最早蜂拥而至的底层矿工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终告别了阴冷潮湿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煤炭行业的原始积累由此开始了。
从2002年开始，煤炭业正式开启了高速增长状态，来自第三方研究机构的一份数据显示，2002—2005年，煤炭产业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50.6%。2．矿难
伴随着利润爆发的却是全国矿难事故迭起。2002年，山西发生煤矿事故184起，501人死亡；次年，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496人。另一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产煤16.6亿吨，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这一切还是因为煤炭行业太赚钱了，所以大家一哄而上，什么安全措施、规范作业等全被抛到了脑后。
2004年2月5日，临汾市汾西县和晋中市灵石县交界的两个村，私开矿井相互打通后，为争夺煤炭资源相互扔炸药，造成29人死亡。
2004年4月30日发生在隰县梁家河煤矿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在事故中丧生。政府此时才开始插手引导，2005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于是一场整顿煤矿产业的风潮从山西席卷全国。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
这一下不得了了，嗅到商机的浙江人开始趋之若鹜。2005年，手持大量现金的浙江商人率先涌入山西投资煤矿。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年，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企业多达45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500亿元。
由于政府开始插手，要求所有煤矿必须手续齐全，手续不全的将被淘汰。据一位煤矿主回忆：在我的印象里，2006年之前就没有开矿手续办全过。于是很多中小煤老板四处借钱，对煤矿进行合规化改造，而国家要求产权清晰，他们就又到处奔走，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办各种手续，在山西，办这些手续，从上到下，都要打点。
这其中必然滋生腐败，因为煤矿主要想发展，就必须搞好同政府的关系，拿政策、拿资源、批文件、盖合同，等等，都少不了政府的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搅买卖”、“权贵资本化”的牟利空间。然而，也正是这时，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才出现了。
此时煤炭价格持续飙涨。据行业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7月，8年间煤炭价格涨幅达585%。其中，煤价最高是在2008年，高达1100元/吨。当时只要沾了这条黑金产业链，每个人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也就是此时，煤老板的财富传奇和神话开始被广为流传，“煤老板”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3．民间借贷
政府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感到整合的机会到了。于是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出局，并整合20～30万吨的中型矿。经过这一轮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矿数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缩减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产能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由此，投资煤炭的门槛不断被提高，这导致很多投资商不得不从老家的亲戚朋友处集资，并承诺高额回报，甚至不少人为买矿借高利贷。
也正是这个机遇刺激了中国民间借贷的发展。事实上，民间借贷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暴利行业，借贷者利用募集到的货币去做煤矿这种项目的投资，短时间可以获得巨大利润，返回给投资者一部分之后，照样可以有很大盈余，当时的暴利行业有两个，一个是煤炭，另一个就是房地产。而后来这两个行业都坍塌了，所以才导致民间借贷的坍塌，跑路的传闻不绝于耳，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而正当煤老板们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疯狂中时，发生在山西的另一场特大事故间接拉开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县发生溃坝事故，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 619.2万元。这次事件直接导致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2008年9月，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空降山西，王君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4．宁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
在当时的山西煤炭圈内，流传着一个“宁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的理论。具体解释是：煤矿生产300万吨，一吨能卖300元，那总共就能卖9亿元；而当你生产400万吨，煤炭价格因供求关系下跌，变成200元一吨，那总共也只能卖8亿元。这种理论的逻辑是这样的：生产多了反而卖得少了。因而要控制规模，在规模不增长的前提下，依靠稳定的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这一轮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民间资本被迫撤离煤炭行业，不少煤老板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当然，这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资源整合亦有受益者。那些已经成规模的私营煤炭企业也有机会参与了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其中就包括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没错，就是那个因“7000万巨资嫁女”风波而为人所熟知的邢利斌。
于是这些人准备大干一场。2008—2012年，像邢利斌这样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们均在加速扩张自己的煤炭帝国，他们四处并购，而资金均来源于各类融资。然而这个看似最佳的机会，也成了煤炭行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5．盛极而衰
让所有煤老板都没有想到的是，煤炭价格从2012年年底开始大跌。到12月末，秦皇岛5500大卡市场煤平仓价每吨630元左右，比年初下降了约170元；而冶金煤价格较年初普遍下降每吨300～400元。煤炭生产过剩是煤价下跌的直接原因。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当年的通报称，2012年年末，煤炭企业存煤8500万吨，同比增加3120万吨，增长了58%。
煤价持续大跌率先重创的是包袱重、盘子大的煤老板。邢利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相关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邢利斌的联盛集团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两个月后，联盛集团便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
财富这个东西，来得越快，去得也越快！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煤老板们来说，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前的变化都是一波三折、有起有落，遇到的苦难无非是整合、重组、监管，而这次却好像直挺挺地往下跌，不可见底。希望渺茫难以窥见！
2014年和2015年是煤老板们最难熬的两年。2014年挖出的煤还能卖到每吨290元左右（开采一吨煤的成本约为200元），但到了2015年却只能卖到每吨100元左右，那么这些埋在地下的煤炭是挖还是不挖呢？对于仍在“煤海”里挣扎的煤老板们来说，他们更希望2016年国家能够出台限采的政策，这样煤价便能上涨，可以渡过难关。
事实上，山西省政府曾在2013年8月紧急出台过煤炭“救市20条”，内容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
但中国煤炭产业的困境并非一纸限产令就能解决，这是一个深层次的供求关系矛盾。根据中煤协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产能为39亿吨，新建及扩产的产能为14.96亿吨。而201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总量预计为39.5亿吨。这意味着全国煤炭产能过剩多达17亿吨。
所以，一个陷入绝境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步入产能过剩时代，煤炭开采的无序化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企业的缩影。传统企业遇到危机的逻辑基本都是这样的：无序生产、盲目扩大、同质竞争……
这种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单一发展路径的做法是非常值得中国警醒的。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因煤而兴、亦因煤而衰的城市不在少数。
比如，在昔阳县，高峰时期有8万福建人，占了当地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现在外地人都走了。由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煤炭，现在连公务员工资都几乎发不出来了。
再比如，陕西神木县过去因煤矿常年入榜全国百强县，而现在的情况简直就像挨家挨户被洗劫了一次，让人恍如隔世。比如在太原，过去各大高档KTV等娱乐场所几乎天天爆满，进进出出的都是煤老板，现在这些高端会所纷纷倒闭。受煤炭行业的影响，2015年山西省GDP增速仅为3.1%，排名倒数第二。中国煤矿企业开始合力游说中央政府设置煤炭价格底限，以使煤企免遭破产厄运并防止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
2016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意见》，文件规定：从2016年开始，用3～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
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已确定的13类落后小煤矿应尽快依法关闭退出。产能小于30万吨/年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产能15万吨/年及以下且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以及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采煤方法、工艺且无法实施技术改造的煤矿，要在1～3年内淘汰。也就是说国家的意见是坚决的：要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从根本上完成供给侧改革。眼下政府必须阻止生产的无序化。
这意味着什么？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我国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还有7000多座，年产9万吨以下的有5000多座，这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煤矿，它们将毫无悬念地出局。另外，煤矿经济的背后，带来的权力寻租也是触目惊心的。很多煤老板表面上看做的是煤炭生意，其实都是“权力生意”。他们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权力资源，如土地出让权、采矿权、新业务申办权、项目采购权、财政补贴权、税收减免权、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权，等等。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
在中国经济正由“权力驱动”切换成“创新驱动”的大环境之下，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新”，而不是独占某种“资源”，那些因为掌握了某种资源，就可以一本万利、坐享其成的年代一去不返了！不错，煤炭曾经是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资源，然而2015年12月18日，英国煤炭控股有限公司的“凯灵利”煤矿正式关闭。至此，300年引领英国开始人类工业革命的煤炭被英国人抛弃。就在中国煤炭出现重大拐点，英国彻底告别煤炭的时候，人类和石油的关系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油价正在每桶20多美元上下痛苦挣扎，已经有人在讨论人类停止开采、使用石油的时间表。
依靠资源去发展是大工业时代的思路，显然已经不再适用这个以“创新”为灵魂的工业4.0时代。根据2016年4月份的数据，山西七大国有煤矿已经负债上万亿元，另外，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已经有67个陷入资源枯竭的尴尬地步。从2016年起，“卖资源”的发展方式已开始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而这也是传统资源行业的缩影，它们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实现了曾经的辉煌。为了使中国延续这种辉煌，如今我们必须合力开启新的信息时代，推陈出新。第三节 廉价时代
大家可否记得，10年前，中央电视台曾举办过一次“品牌中国”的大型宣传活动，评选出了“消费者最喜爱的本土品牌榜单”，当时上榜的40个著名本土品牌，包括这样一串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大宝、小护士、科龙、夏新、皇明、波导、步步高、万利达、春兰、同方、爱国者、奥克斯、奥康、波司登、恒源祥、雅戈尔、七匹狼、李宁、三枪、杉杉……
10年过去了，它们在哪儿？
我们惊奇地发现上面这些品牌要么被外资收购，要么早已转型房地产，要么还在苟延残喘。除了华为异军突起之外，大量曾经立志打造国际著名品牌的中国企业，曾经的宏图大志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中国本土品牌在消费品领域可以用溃败来形容。而同时，这10年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从第五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GDP总量现在已经是日、德、法三国的总和。
10年前，我们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按照日本、韩国的先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企业中将成长出来一批世界级的品牌，如同松下和丰田，成为国家的左脸和右脸。如果做不到，至少在家电、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饮料等主流消费品领域，本土品牌会逐渐替代进口品牌，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在产品品质和价格上趋近于国际品牌。
诺基亚倒下的时候，其CEO奥利拉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我相信，每一位倒在打造本土名牌路上的中国企业家的内心都忙着为这句话点赞。
1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将打造著名品牌当作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创建品牌—获取品牌溢价—提升产品品质—价值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更好的品牌效应—更高的品牌溢价……
其普遍的做法是：在主流媒体上大规模投放广告；邀请国内或国际最具知名度的明星担任代言人；在国内外高价的商业体或街道设置专卖店；聘请具有国际顶级大牌从业经验的设计师、工程师和经理人；采购或研发品质更好的制造设备和零配件；不断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标准。这几乎也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消费品品牌打造的标准流程。然而这一招渐渐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了？因为中国这10年的发展是野蛮的发展，野蛮到什么程度呢？价格的高低成为唯一的竞争要素。当假货和真货竞争的时候，假货胜；当尊重知识产权和侵害知识产权的产品竞争的时候，侵害知识产权的胜；当低质低价和高质高价竞争时，低质低价胜。
也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也恰恰是中国经济出奇制胜的关键！
另一方面，我们身处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正是这10年，一个变化在悄悄发生：在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零售商迅速崛起的时期，电子商务的崛起使这一切经典理论和经验全部失效了。
各种“电商平台”如群魔乱舞，在销售环节基本不交税，员工也大多采用灵活的就业方式，在劳动保障方面支出较少，这让它们在价格竞争中更胜一筹。而对于必须依靠消费者通过实体店体验打造品牌的企业来说，沉重的税负、房租、员工成本和各类如消防、用电、防疫、社保等方面寻租导致的各项非税收成本却无法避免。
这种“低价是王道”的价值观，摧毁了依靠传统路径打造品牌的信心，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变成最理性的选择，众多中国企业打造品牌实现转型的梦想便这样被无情地击碎了。
当企业依照传统分销方式向市场投放一款新产品的时候，第二天在网上就会出现同款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店铺零售价，看上去厂家似乎也没损失什么，还是按原价出货。但在厂家原来的价格体系中，分配给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售货员等的那部分资金没有了，而这些机构和个体本来就是一个品牌价值体验的构成部分，没有了这一部分就只能产生大路货，而不可能产生名牌。
一双名牌鞋子的价值链，除了产品本身，还包括广告创意文案和导演团队与名演员或名模合作拍摄的广告大片，广告片在电视的播放和报刊的刊载，极具设计感的包装，选址和装潢一流的门店，训练有素的售货员细致入微的服务等，而当这一切变成一张业余模特的照片和一位快递小哥送货上门时，还能剩下什么呢？
当本土品牌进阶的梯子被抽掉之后，那些本已站在高处的国际品牌就彻底失去了竞争对手，本来已经萎缩的品牌占有率又逐渐恢复，而曾经接近崛起的本土消费品品牌最终整体溃败。
因此，中国只剩下两种产品：国际大牌和淘宝货。那些遍地的大大小小的工厂，生产的低端产品堆满了中国人的购物车。中国的GDP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依靠低端制造业的拉动，甚至假货、仿货满天飞舞。
马云在“3·15”动员会上说：“如果把天猫关了，把淘宝关了，中国从此无假货，那么我们马上就关。问题是关了没用，消灭阿里巴巴容易，消灭假货难！”困扰中国的假货问题，如同另外一层雾霾。打假就像治理雾霾，光治理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假货、劣质货横生了那么多年，怎么是说除就除的。水木然点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品位，就有什么样的商品；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企业，这是基本逻辑。
你和我是怎样的，中国就是怎样的。
中国消费品品牌的整体溃败表明，至少在中国，被各发达国家验证过的传统品牌打造模式已经终结。但是，中国这片复杂的热土也在燃起创新的星星之火，至于如何实现突围，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解。第四节 十大怪相
在以上各种情形的堆积之下，中国经济如今出现了十大怪相。1．商品怪相
工厂卖不出自己的产品，消费者买不到称心的产品。
中国工厂习惯于“薄利多销”，然而随着同质化竞争，现在连“薄利”的底线都兜不住了。可是工厂效益越不好，越容易采取“低价竞争”策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结果生产的产品越来越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于是现在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两头空。2．人才怪相
企业招员工难，人们找工作难。
传统企业在萎缩，只有新兴产业在增长。但新兴产业只需要新知识、新技能的高端人才，而这种人才并不多见。即便现在大学毕业生在增加，但那种与时俱进的工作技能，远远不是传统大学里所能传授的。另外，需要工作养家的人越来越多，但能把工作当成职业去热爱的人越来越少。3．产业怪相
实体产业被掏空，虚拟产业在猛增。
搞实体的越来越少，玩金融、互联网、配资等虚拟产业的越来越多。实体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究竟需要多少人在上层配置资源，这要看它的实体产业有多丰厚。而现在大量人才都在涌向虚拟产业，于是出现了大量泡沫，比如，P2P、融资投资、配资炒房等各种投机现象，所以中国正在空心化。4．金融怪相
物价一直在涨，A股一直在跌。
CPI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的，而A股也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现在有意思的是：中国的CPI不断攀升，可A股指数却越来越低，两者完全不吻合。究其本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不完善，金融是最高层次的经济调控，一旦不完善引发的怪相就太多了。5．创新怪相
孵化器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少。
面对创新的浪潮，各地兴建孵化器，2015年中国孵化器增长了4000多家，这是过去26年中国孵化器的总和。现在全球共有10 000家孵化器，中国就占了一半！这导致现在孵化器入驻率低、同质化明显，孵化器应该紧紧跟随创业项目的发展，而它却远远跑到了最前面……6．调控怪相
传统企业越来越“旱”，房地产越来越“涝”。
传统企业面临生死转型，此时非常需要资金方面的支持，国家也一再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宽松出来的资金全部都涌向了房地产，这就好比人间大旱，老天爷赶紧下了一场雨，结果这场雨全部下到了涝区，令人哭笑不得，无可奈何。7．税收怪相
穷人越缴越多，富人越缴越少。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薪资多少分级的，但是工薪阶层恰恰是中国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中国富人的资产很少以薪资为主，往往以股票、股权、债券、房产等为主，很多还有灰色收入，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避税，但是工薪阶层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中国要想调控贫富差距，必须想办法深入其资产领域，而不是如何设置缴税门槛。8．社保怪相
工资在提升，收入在减少。
月薪1万元，到手7454元，公司税前支付14 410元，差额的那部分货币呢？都变成“五险一金”了，它已经占了薪金总额的40%以上。经过与全球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后，我们发现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全是发达的福利国家。由于大家手里可支配的现金太少，直接导致消费萎靡不振，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从何谈起？9．心态怪相
老板说员工不勤奋，员工说老板太苛刻。
这绝不只是心态问题。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界的依赖越强，总是希望能够索取得更多，而实际上求人不如求己，共赢的时代已经到来，与其要求别人，不如做好自己。当然，同样的问题还有：女人说好男人越来越少，男人说能娶的女人越来越少，也是这个道理。10．合作怪相
事业好做，伙伴难寻。
随着大协作时代的来临，合作将取代竞争。但是中国人的人性是很复杂的，需要克服很多人性上的弱点才能真正地展开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创业者来说，最难的不是该如何做事，而是如何能找到称心的合伙人或团队一起来做事。第二章金融泡沫
互联网衍生的各种新兴经济模式，比如“共享经济”和“个体经济”，也正在瓦解传统资本，而资本扩张所依赖的创造力和创新性，正在促使资本裂变，资本在未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裂变”中增长。第一节 杠杆失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这是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传世名言。这句话便是杠杆原理的雏形：无论一个重量多么大的物体，只要找好最佳支点，杠杆足够长，就可以撬动它。
在后来的现实世界里，运用杠杆原理成就了一项项聪明的发明，人类完全可以撬动超出自己“力量”范围之外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非常催人奋进的原理，它激励我们大胆地去改变世界。
然而没想到的是，真正将这句话应用到极致并彻底改变世界的却是各类金融玩家们。1．杠杆无处不在
当世界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就会有强烈的操控意识，此时经济杠杆就产生了。
16世纪的欧洲，各国不仅要对外掠夺殖民地，还得对内搞大建设。这时国家越来越需要货币，于是这些国家就通过发行国债来募集老百姓的资金，当通过掠夺和战争发财之后，再连本带息地还给老百姓。这就是国家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来谋取发展。所以最先开始运用经济杠杆原理的是西方人。
除了国家之外，企业发展也是如此，在那个疯狂汲取的年代，必须动用经济杠杆才能更快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企业模仿国家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只不过采用的是股票的形式，会在约定的时间返本、分发红利，当时企业每年分红都高于国债的好几十倍。这也就是企业借助经济杠杆的作用谋取发展。
于是这种形式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规范。后来股票开始在老百姓手里转让、流动，股票流动，募集资金的企业只给持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发放红利就可以了。所以股票就是集大家之力去发展，去抢占更多的资源，然后大家一起分红，就是这个道理。
杠杆原理究其本质，其实就是用眼前之力挣未来的钱，用微小之力来撬动更多的财富。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挣钱、存钱。花钱也是花自己的积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也有了股市。邓小平说：“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
有了股市，企业就可以“以小博大”，实现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企业上市了之后呢？那就可以“圈”更多的钱了。比如，京东直到现在依然未能实现盈利，赴美上市前一年公司亏损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后首年亏损50亿元人民币，再到如今亏损94亿元人民币，而刘强东前年却独自拿了36亿元的分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不仅股票源自杠杆原理，买房也是如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购房款都不是一笔付清的。如果你买一幢100万元的房子，首付是20%，其实就相当于你用了5倍的杠杆率。此时如果房价增值10%的话，你的投资回报就是50%。那如果你的首付是10%的话，杠杆率就变成10倍。哪怕此时房价只增值10%，你的投资回报也是100%。
期货也是具有杠杆性的，比如，黄金期货目前价格是294元/克，交易单位是1000克/手，保证金比例是7%，那么你的账户里只要有294×1000×7%=20 580元的现金就可以交易了。也就是说，你花了20 580元钱，在交易中你所买卖的商品黄金期货却价值294 000元，你只花了7%的钱去交易。而盈利和亏损也会随之放大。2．杠杆加杠杆
其实，我们现在的有些行为，早已超出了一根杠杆，也就是双杠杆行为。
以当下中国的房产为例，比如，深圳众筹炒房据称1000元起步：几十个中介人员，集中零散资金，凑成首付款，众筹购房。同时，从内地地下金融机构贷款，放大杠杆比例。例如，以180万元本金为基础，3倍杠杆借入540万元，首付买入4套房产，在3个月之内迅速脱手，偿还少数利息之后，所得将是单套房产涨幅收益的4倍！最重要的是，沈阳也出台了无任何收入、无工作的大学生零首付买房政策，虽然几个小时就被叫停了，但这个苗头已经在全国涌动，这种双杠杆炒房的方式被很多炒房人借鉴。
这些人利用双杠杆原理，成功规避了房贷政策限制，无论是首付款比例20%还是30%都可以通过房屋中介、开发商，以及通过众筹、P2P平台来解决。购房者一次性购房的资金门槛几乎为零。
只要购房者在P2P平台在线提出配资申请，平台就可以融资。这些资金来源一部分是通过平台网站发布一定金额的借款标，从网络筹集资金；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线下渠道获取民间资金，再出借给投资者。
比如以“首付贷”为例，在无抵押贷款的情况下，“首付贷”最低可贷到10 000元，最高可以贷到房屋总价的20%。其流程是，平台把“首付贷”包装成年化收益率为8%～12%的P2P产品，然后对外发售。还有拼房网类的房产众筹平台，投资者最低只需投资1000元，即可参与购房，按比例分享收益。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早在2015年中国股市在5100点附近时，由于半年之内涨幅巨大，众多地下配资公司、证券公司，都推出了高杠杆的融资资金，提供给被贪婪之心统治的股民，以满足他们暴富的诉求。现在只不过是原来股市的场外配资，比如众筹、P2P等摇身一变潜入到了房市里。
因此，2014年中国股市重启以来的牛市被称为杠杆牛，就是因为场外的杠杆对此次牛市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除证券公司的融资业务外，场外配资还直接导致了P2P行业的崛起。因此2015年P2P的发展步入极度繁荣的阶段，各类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并迅速变异。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双杠杆行为，比如，期权期货本身就已经是财务杠杆了，而往往又通过一种Margin（保证金）账户具体操作，保证金账户是指在购买股票时，只需花股票总值的25%～30%就可以了。在“买长”时25%，在“卖短”时30%。比如，你把10 000元放入保证金账户，就可以买到总值40 000元的股票，也就是说有4倍的杠杆作用。
当然，那75%的钱是向证券商借来的，利率一般比银行高一些，比信用卡低；而且你的账户还必须维持你所拥有股票市值的25%（买长）～30%（卖短）。一旦低于这个数，你的客户经理就会不客气地通知你要“Margin Call（补充保证金通知）”了，也就是要你赶紧“输血”进去。3．杠杆折断
凡事有利就有弊，杠杆就像甘蔗，永远不会两头甜。支点到你的距离越长，你耗费的力就越少，可你要付出的距离就越大。当你用的杠杆越来越长，直到你掌控不了这个距离时，杠杆就会失控。
股票、房子疯涨的时候，许多人恨不得经济杠杆能用到100倍以上，这样才能回报快，一本万利。这是因为在经济上行阶段，杠杆具有加速效应；而当经济上行趋势一旦发生改变，杠杆的反噬效应比当初的加速效应还要凶猛。
有个名词叫作“明斯基时刻”，这是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描述资产价值崩溃时刻的名词。简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好日子的时候，投资者敢于冒险；好日子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一步一步地，投资者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此时其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他们所举的债务，此时放贷者纷纷收回其贷款，就像釜底抽薪，从而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比如，雷曼公司的杠杆率最高时可达33倍，在高杠杆率带来的财富盛宴的欢欣之中，别忘了金融杠杆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市场泡沫说完就完了。
美国在2008年时，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乞丐，中介都敢于为其融资买房，最后爆发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危机。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曾遇到过，买房资金门槛极低，投机投资炒房热火朝天，最终是泡沫破灭，整个经济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在高杠杆率的情况之下，一旦房价下行，这类投资者因出资额很低，很容易弃房断供，其首付款也就会打水漂，这相当于融资炒股被平仓，其风险堪比股市5100点时融资买股。
然而置身于亢奋情绪和巨大泡沫之中，包括我和你在内，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裹挟进去，充当了接盘的最后一棒。比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产泡沫，等等。4．杠杆带来的实体崩溃
企业借贷谋取发展本应当是正常的杠杆行为，但是当大量企业资不抵债时，显然这种杠杆距离就太大了。如今，整个中国仿佛一个被一堆杠杆撬起的大球，为了维护高位，我们只有不断地延长杠杆。
那么，一旦杠杆折断，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投资者意识到风险已经无法把控，并开始解除投资杠杆时，资金流动性迅速变差，大家忽然发现自己都开始缺钱，于是用资产去换钱，但是此时资产价格便会被打回原形，股票、债券、房地产这三大类资产价格会整体下跌，连黄金、钻石、谷物这样的东西也被囊括在内。
这就好像古代的一些人为了急用钱，有可能把家里传世的玉白菜也拿出来便宜典当了，而此时我们50 000元的劳力士表可能连10 000元都典当不到，当初我们用了多少倍的杠杆率，现在这些资产就会缩水多少。试想这对房地产、企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每当一段时间过后，就必须清理那些过度延长的杠杆，使其控制在社会能掌控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表示要择准时机去杠杆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美国林务局曾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政府机构，然而1910年的爱达荷超级野火火灾改变了一切。那场火灾烧毁了300万英亩左右的林地，造成了至少85人丧生。自此美国林务局就开始把主要精力从伐木管理上转移到了扑灭野火上来。可怕的是，没有人意识到野火在林区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野火对于维护美国西部的林区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比如，有些耐阴的林木如果没有野火定期地来清理一下就会过分增长。
于是美国林务局数十年如一日地压制野火，这使得许多林区树木密度过大，一片片面积巨大的森林因此变成了超级火柴盒，每次起火破坏力都相当惊人。如今美国每年用来扑灭野火的费用高达200～1250亿美元之巨，美国成了超级野火频仍的国家。
所以，经济衰退就像野火，它定期出现，就相当于把那些过长的杠杆性融资毁灭掉，如果拼命压制野火带来的小灾，就像拼命托住经济，不让其有半点衰退，最后就会酿成超级野火，也就是大的经济危机。超级野火就是超级去杠杆化的完美比喻。
有人说一旦去杠杆化了就会硬着陆，中国承受不起这个打击。但是如果不去杠杆化，就相当于把我们一起绑在火堆上烤，各行各业、企业单位、个人家庭，都将陷入一片火海。中国有能力发展到今天，就是对自身抗压性最好的说明，相信中国政府一定可以渡过这一重要关口！第二节 “金融”盛世1．金融乱象
中国的发展正遇到了一个新旧交替期，也因此产生了很多乱象，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在E租宝、泛亚事件、卓达、中晋等民间融资崩盘事件相继被爆出之后，2016年4月22日，政府终于规定各地不再接受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并且各种媒体都在撤销相应的广告，需要审核后才可以投放。
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就是乱世和机会并存。互联网加速了中国财富的流通，原本固化的财富金字塔，这次被打乱重组了。富豪与银行纠缠、老板被借贷附体、白领被股灾洗劫、百姓被房子撞昏、草根被P2P忽悠……
最强大的传销是金融传销。这些金融传销大鳄罗织故事，击鼓传花，让后来者为先来者买单，然后一本万利。他们造成的损失远甚于寻常犯罪，通过看不见的手让巨额财富完成了转移，而且骗局往往看似温情，且带有迷惑性，因而不为普通人所深恶痛绝。在监管的放纵下，通过制度设计诱惑民众的短视和贪婪，从每一位参与的平民百姓中获得收益，赚取单纯凭借劳动无法得到的暴利。
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岔路口，至少有两条路可选。
第一条路：用财富奖励劳动创新、智慧创造价值，这种社会自然走向公平、繁荣和生机勃勃。
第二条路：财富以马太效应成就的所谓坑蒙拐骗、资本运作、制度套利，这种社会势必走向产业空心、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的境地。
如果说，怎么赚取1万元，可能会是打工；怎么赚取100万元，可能会是充分利用知识；怎么赚取1个亿，可能会去经营一项实业；怎么赚取10个亿，可能会是举牌并控股上市公司做一次并购重组；怎么赚取50个亿，可能会是寻找一个“互联网+”的项目，“打扮”两年趁泡沫卖给股票市场。
人们常说，红颜祸水，女人多了是非多，在金融界似乎更加彰显这一怪相。e租宝美女总裁张敏，获得了老板丁宁赠予的上亿房产和数亿现金；中晋系的倒台也源自一位美女炫富惹的祸。这位美女副总裁，拥有一辆加利福尼亚T、一辆总裁版玛莎拉蒂、一辆mini，三辆车是两年内买的，国内还有多处房产，在深圳还有别墅。两年之前，上海最大的保险中介——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老总陈怡，用代理人或通过银行员工在江、浙、沪等地向4433人推销虚假保险理财产品共计约13亿元，造成3000多名被害人实际损失约8亿元。最终陈怡被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再来看看这些崩盘平台的规模，e租宝740亿元牵连百万人，金朝阳财富900亿元，昆明泛亚430亿元投资者超20万人，河北卓达超过40万人入局，河北融投担保超500亿元，深圳金赛银60亿元、湖北财富基石50亿元、成都汇通40亿元、苏州高仕20亿元。这次的中晋投资总额已突破340亿元，涉及总人次超过13万。
最可恨的是，被中晋欺骗的人中，60岁以上的投资人就超过2万！这些大爷大妈们，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养老金就被不知不觉地忽悠没了。
中国P2P的发展究竟有多野蛮？2013年问题平台仅有76家，2014年这一数据是275家，到了2015年全国网贷行业出现了896家问题平台。目前3464家被监测的P2P借贷平台中，问题平台约占近半数！
当然，相对百万亿量级的传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P2P的量级还不足以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这对于数百万家庭，尤其是底层家庭而言，却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
这是一个金融乱世，仅仅有P2P的祸乱还不足以称为乱世。
中国的金融乱象已经杂草丛生。在金融创新和税收的诱惑下，许多民营公司自营建立了五花八门的交易场所，涉及贵金属、原油类、农产品类、文化产权及艺术品类、股权类等。以挪用保证金、对赌盘黑庄而臭大街的贵金属原油交易，过去几年数百亿的大案频发，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牵涉其中的案件不胜枚举，在酿成多起投资者维权后，监管层多次进行整治，却至今屡禁不绝。
许多平台的交易对象已完全独立于商品或权益本身，背离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变成了非法期货赌博工具，而部分小型交易所对规则黑箱操纵，甚至使所有交易者都成为被收割的对象，而衍生的各种理财产品，更是扩大了受害者的群体基数。2．传统企业该向何处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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