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寂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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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寂人物琐忆试读：
春夜灯下忆沈寂（代序）
韦泱时光匆匆，沈寂先生（1924.9—2016.5）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
但是，我总觉得，他仿佛还活着。一年来，我依然如他生前一样，为他选编《沈寂人物琐忆》，就像为他编前一本文集《昨夜星辰》那样，包括操办其他一些相关事宜。他似乎还亲切地在我身旁，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他虽死犹生，一如既往地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在选编《沈寂人物琐忆》一书的过程中，我常会浮想联翩，想起与他相处时听他叙谈的许多往事，有的甚至鲜为人知，今缕述如下，以为一周年之纪念。
“我学过《灵飞经》的”
文人能写文章，但不一定个个都能写一手好字，无论硬笔还是软笔。因我自小对书法有一种天然的兴趣，长大后在学习前辈作家的写作经验时，也特别注意他们的书迹。十多年前，吴钧陶老师对我说，沈寂先生患前列腺癌，刚动过手术，一起去看看他好吗？我当然十分乐意，就陪吴老师第一次来到上影公寓，见到了久慕其名的沈寂先生。相叙中，见沈老谈笑风生、精神矍烁，不像术后病人，可见他其乐观。记得他赠予我一本出版不久的《一代歌星周璇》，取出书沙沙写了几笔，字体极其流畅有力。我谢过之后，就郑重地把书放入包里。待回家打开扉页细看，才两眼放光：沈老的签名多好啊！字体中规中矩、有棱有角，遒劲而有法度，真是难得一见。以后，每有新著出版，沈老总会签名赠我，一手钢笔字体，一脉相承的书写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几年前，我在写《文人字琐谈》一文时，忽然想到，沈寂的字，也是文人字呀。他钢笔字写得别具一格，毛笔字也不会差吧。一次，我带上毛笔墨盒，以及几页笺纸，试探性地问他：能用毛笔写写字吗？不料，他倒爽气地说：“好的呀！”我顿时心花怒放，赶紧笔墨伺候，又取出几首我事先用水笔抄好的唐诗，说：“抄几首唐诗吧？”沈老提笔便写，那么熟练，那么自然，好像他天天如此这般。唐诗是七言绝句，他在笺纸上抄写一句，就抬头与我讲上几句。他说：“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写得真是好，就讲这首诗，我顶喜欢了。”接着抄写第二句，写完这句，他又抬头说：“小辰光，我学过《灵飞经》的，我爸爸文化程度不高，却叫我从小写好字，买回了《灵飞经》字帖，让我照着写。”第三句写完，他又对我说：“早时在圣方济励志英语补习学校时，跟我同桌的是王孝和，他后来是电力公司地下党，被敌人杀害了。他写字比我好，我的英文比他强，我就向他讨教写字，他也问问我英语课的作业，我们互补长短。”我看沈老只顾讲话，忘记写字了，赶紧说：“沈老侬看，墨汁快干脱了。”他“哦”了下，好像醒过来一样，赶紧写第四句。有了这次良好开端，我心里就有底了：沈老毛笔书法一流啊。以后，他又多次为我写笺纸、条幅和斋名。他欣赏同事斯民三为他写的对联：“大亨大班大世界，好人好心好文章。”我不失时机地请他用毛笔写下来。有家出版社要出版现代作家钱今昔的文集，我知他俩相识于1940年代文坛，是老友了，便建议沈老题写书名《花与微笑》。因为别人不知沈老的书法功力，很少有求他写字的人，我请他写字，他感到新鲜有趣。其实，文人字写得虽好，却很少有被称为书法家的，鲁迅的字举世公认，但毛泽东只称他为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郭沫若的字也不错，头衔也只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寂的文人字好看耐读，却已成绝响。
“我做《色戒》顾问分文不取”
十年前，台湾著名导演李安拍摄的《色戒》在大陆上映了。在片头的一连串摄制工作人员名单中，如总制片、总策划、总导演、编剧、主演的后面，有一行不易被人注意的字幕：“史实顾问沈寂。”
李安着手导演这部电影，看中的自然是张爱玲的名家名著，也看中反映旧上海的这些传奇故事。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名导来说，拍一部电影不在话下。但让李安久久焦虑不安的是，他无法把握旧上海的历史细节。他不是从旧上海过来之人，也没有在上海的生活体验，影片拍摄如何更具真实性？这成了他的一桩心病。他打听了很多人，也查阅了许多资料，最后经人推荐，才将目光锁定了一个人，那就是沈寂。沈寂是浙江奉化人，但他生于上海，一直跟随着城市的变迁。他那么熟悉上海，从解放前写的上海题材小说，到1950年代初编写的电影剧本，再到80年代写大班哈同、大亨黄金荣、大世界创办人黄楚九等，他笔下的人物，就没有离开过老上海的轨迹。更为重要的是，沈寂与张爱玲交往甚早，熟悉张的作品。请沈寂这样一位从旧上海走过来、又专写旧上海题材的“老上海”做电影史实顾问，是最为合适的不二人选。既已点将，李安立马吩咐助手，直奔上影公寓沈寂家，请沈寂出山。沈寂是电影界的活字典，他对李安早有耳闻，十分欣赏李安拍摄的优秀影片。一方是李安盛情邀请，一方是沈寂当仁不让，两人一拍即合。在车墩开拍仪式上，李安热情迎接沈寂的到来。交谈中，李安说到不知请这么一位老资格的史实顾问需支付多少酬金，他还没把话说完，就被沈寂一语打断：“李导找我是看得起我，我做《色戒》顾问分文不取。”令李安深为感动。沈寂很快就融入了《色戒》的摄制团队。影片每到一个节点，如布景搭好，李安就派车请沈寂到摄制现场，给予具体指导。沈寂一一细看，指导细致入微。比如凯司令内景，沈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有三开间，火车座，无阁楼。我指出错误，只一开间，楼下小圆桌，进门有玻璃柜，内有蛋糕，不是火车座。”再比如，旗袍的式样，那时的开叉并不高，比较含蓄，只是后来越开越高，以露为美。
有了这样一位“老法师”来把牢影片细节的真实关，李安和剧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色戒》真实反映了上海滩的那段珍贵历史，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都经得起观众的挑剔。2007年，影片拍摄完成，在上海影城首映式上，李安大声说道：“我要特别感谢沈寂先生对《色戒》做出的贡献”。李安在赠沈寂的纪念册上写道：“沈寂老师惠存。谢谢您的热心指导，我将永志于心。”
“写蒋介石是我最后一部作品”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小说，50年代开始写电影剧本，八九十年代写人物传记等，沈寂一生创作了20多部作品集，主编及合编了10余部专著。在他晚年，我还协助他选编了《昨夜星辰》。他说除了写老电影人物，还有不少文章写的是早期的作家、编辑、画家、戏曲演员等。我说那就再编个续集，他说好。于是，我便开始编这本《沈寂人物琐忆》。
一次，沈老有点兴奋、也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侬晓得伐，我最想写的一个人是啥人？”见我疑惑，他便揭开谜底：“是蒋介石，我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写了。我的写法与众不同，别人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我写他的家史，尤其蒋母毛福梅，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
沈寂出生上海，但他是浙江奉化人，与蒋介石是同乡，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谈起蒋家的种种轶事。难得回乡，他也是耳闻目染，喜听周边的乡亲们聊些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稍大后，沈寂开始留意收集和阅读乡邦文献，不少内容与过去了解到的大多一致，真实性得到了印证。这时，沈寂就在心里萌生了写蒋介石家族的念头。每次乘回老家机会，就特意找一些街坊老人叙谈采访，补充素材。约从1990年代初开始，沈寂开始动笔写蒋介石的家史，题目为《蒋家姻缘》。才写了10多万字，就被香港一家出版社抢先拿去，出版了《蒋介石少年时代》。他又写了10多万字，又被一家电影公司看中，要求他改编成连续剧。其实，他心里知道，自己还没有写完哪！因为当时他被邀请写《上海大亨》《上海大班》《上海大世界》三部曲，蒋介石这部人物传记只能暂时搁下。
时间很快到了2015年底。有一次在他家聊天，他说完成了市文史馆口述自传，觉得有些疲倦，这些天觉得无力，气喘得厉害。我劝他可以安心休息一阵。他说：“是呀，老伴进了护理院，保姆春节要回去。我节日里住到宾馆，或者到医院里做些调理。”我说那倒可以休整恢复下体力。他又说：“可是，写作还不能停，写蒋介石是我最后一部作品。”节日前，我给他打电话拜早年，他说节中有女儿女婿照料，我听后颇感放心。节后我去看望他，见他面色不佳，他却先开口了：“韦泱，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说着，颤巍巍拎来一只布袋，又从桌边取过一叠文稿说：“袋里是《蒋家姻缘》书稿，这里是这些天补写的结尾，有快两万字了。以后出版上的事就托付给你了。”接过沈老沉甸甸的手稿，我直觉得眼睛湿润，肩上有千斤重担。
没过几日，得沈老女儿告知：“爸爸住院了”。这一住，他便再也没有走出过病房。他患的是肺癌晚期，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了三个月后，终于心肺衰竭，告别人世。
我正做着沈老的未竟之事，觉得他仿佛如往常那样，正笑咪咪地看着我哪！2017年4月
文坛画苑
良师益友马国亮
在美国定居的我的老朋友中，马国亮先生算是最长寿的一位。他年已94岁，近年来，与我书信来往不断。
去年（2001年）10月，他知道我患病住院，特地在电话里向我问候，我听到几十年来所熟悉的声音，感到温暖和亲切，当我向他问好时，他低声回答：“我不太好。”我听后很是不安，正要写信去，却收到他寄来的一叠亲笔手稿，依旧思路清晰、字迹秀逸，不像是出自一个年逾90的老人之手。我为他的才华和笔力所折服，也推想他已恢复健康，不料就在一星期后，收到了他夫人寄来的信件，里面竟是令人惊愕和悲痛的马国亮先生的讣告。马国亮主编的《良友》
马国亮先生是创刊于1926年我国最早的大型画报《良友》的主编。《良友》在世界画报史上也占有领先地位，为中国画报开辟了新纪元。《良友》记录了20年代到40年代的历史文献，内容包括国内外大事、各领风骚的人物，以及社会动态、科学文化、民族风俗等，都是以精美图片的形式，使读者每看一本，就能及时了解世界复杂多变的政局和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动态和趋向，不偏不倚，立论公道。此外，还刊登名家散文、小说、绘画和艺术家的回忆录。马国亮身负重任，兢兢业业，力求菁华，每月完成这艰巨而繁重的编辑工作。在一篇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和纪实的图片里，流露出这位主编热爱祖国山河、颂赞英才先知以及争取和平、自由和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精神。他自己也能写能画，不断发表优美的散文，亲自为《良友》绘制精美插图，是位多才多能的作家。《良友》能成为中国出版史上颇具文献价值和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通俗画报，马国亮先生功不可没。他在编务之余，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露露》和《偷闲小品》等。
抗战爆发后，《良友》停刊，马国亮离开上海，经香港深入内地主编《大地画报》《新中华画报》《广西晚报》副刊，并将所见所闻撰文报道。他真实地描绘了千万难民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采访了无数抗日队伍的英勇战绩。他见过外交家许世英、黄伯度，还访问过周恩来、宋庆龄、《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日本密探”万斯白。他后来以本人经历和文化人抗日救亡的战斗生活写成长篇小说《命运交响曲》，是一部八年抗战的真实记录。
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与冯亦代、叶以群、李嘉、凤子、丁聪等合编《人世间》，写了多篇文章嘲讽战后上海的种种畸形现象，表达了要求和平、反对独裁的民主思想。1947年应邀去香港，进长城影片公司任编剧，并主编《大公报》电影副刊。
我就是在香港与马国亮相识的，在长城影片公司的剧本讨论会上见过几次。他是该公司的编委，我是刚进入艺术宫殿的无知新手，对这位前辈既仰慕又敬重。马国亮先生总是彬彬有礼，以和蔼的笑容、睿智而深厚的目光、亲切而真诚的语言予我教励，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气度不凡、聪明良知的绅士形象，可惜没有机会多多接近和就教。直到1952年1月10日，我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到深圳军管会招待所过夜，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夜色中昂立着一个身穿夹大衣、手提小皮箱的男子身影，我一眼就认出是马国亮，急忙赶出去招呼。两个本来并不接近的同行，在这特殊的情景中相逢，同样的遭遇使我们顿时成为难友和知己。在抗议港英政府的座谈会上，他激昂慷慨，控诉自己被剥夺自由、禁止爱国言论的暴行，发出反对殖民主义、向往新中国的呼声。一个文明的绅士一变而为迎接新时代的勇士，令我对他更为敬仰和尊重。
我们被驱逐，家属仍留在香港。我看到他在激愤之余，时刻担忧着妻儿的安全，直到通知我们到罗湖去接眷。我们穿了人民装，在边界的碉堡前接到了亲人。他和妻儿紧紧拥抱，泪满眼眶。在他的心里，除了祖国，家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我在广州逗留3个月回上海，马国亮在广州从事编辑工作。不久，他全家来上海，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编剧，编了几个动画片小剧本，同时担任民盟电影支部的主任委员。每次开会，他只说几句开场白，就一直含笑坐在一旁，等会议结束，似乎对政治并不热衷，个人也从来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我们也就是在别人踊跃发言的时候，私下闲谈几句，这是因为同被驱逐的遭遇使两人之间比别人多一份个人的感情。不幸到了1957年，“反右”的狂流使50多万知识分子惨遭灭顶之灾，马国亮与我又一次成为难友。我们在批评会上检查自己时被迫低头“认罪”，两人在默默相望时，心里暗暗委屈。在香港是“左派”，回来后却成了“右派”，两人为这种奇突的不幸遭遇感到迷茫。别人不理解，自己也觉得无可奈何，只有相对苦笑。
因为我在单位里每周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上暴露思想不够，不肯触及灵魂而无法转变立场，领导就命令我下乡劳动，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我终于离开了动辄受批评的环境。我先到郊区奉贤农村，后转单位办的农场。都是犯错误的人在一起，我也已经到了生活的底层，就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而发展成为反党分子，也真心地认了罪。我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一天似乎过得很充实，可是每当我回想过去，内心总会浮起一片空白，无限惆怅，仿佛自己的未来会是一片黑暗。不久，马国亮也被押送到农场，两个患难之交又一次相逢。相逢在以罪人之身受到惩罚的劳改农场里，与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的那晚，情境相似，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我们身披光环，对前途乐观而满怀激动，如今成了阶下囚，对今后悲观而无望。我帮他取下行李，满腹酸楚，他却幽默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在这里见到你，就像在苦闷中见到上帝，我真高兴。”他仍是那么洒脱和幽默，是穿着破旧衣裳的翩翩绅士。
别人都下大田劳动，为了照顾他年老，就让他去播种作为猪饲料的“小球藻”：在离宿处较远的空地上挖一个两丈长一丈阔的浅坑，坑里蓄满清水；将小球藻的秧倒入，再加上粪便，任其生长。马国亮一个人负责这艰巨而单调乏味的劳动。他每天天刚亮起床，粗粗洗漱后，穿着棉衣，两腿套着长雨靴，肩负铁搭，在晨色迷茫中出发去水坑，然后一刻不停地将铁搭在水池里掏拨，使已经发绿成状的球藻来去翻动，找到已成熟的小球藻，就小心地捞上来，装在车上，向猪棚推去。他茹苦含辛，任劳任怨，认真负责，风雨无阻。我在旁看到，暗暗叹息，过去对中国出版事业有很大贡献的大主编，而且曾是反殖民势力的爱国志士，竟因一时“立场”不对而被罚当苦工。晚上，我悄悄问他有何感想时，他沉思片刻，含笑回答：“不知道这种轻便劳动，能不能真的脱胎换骨？”简短的回答，显示出他内心的矛盾、怀疑和痛苦。
我们这些“改造分子”每半月允许回家一次，如果错过便算放弃。某次，马国亮与我轮在同一个假日回家，我们高兴能够同行，前一夜就准备好行装，不料到了第二天，从清晨起便下暴雨。我们吃了早饭，只得焦急等待，直等到中午，还是豪雨如注。午后只有一班车，赶不上就不能回家。我绝望了，准备放弃。可是马国亮并不气馁和灰心，竟穿上雨衣和长统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今天不走，还要等半个月，家里在盼望我们呀！”不等我同意，就帮我穿上雨衣和套鞋，连背囊也不拿，拖着我就往外走。
走出农场，雨下得更大。密密的雨帘遮住我的视线，望出去白茫茫一片，耳边响着令人寒栗的风雨声。脚下的田塍路被雨淋得透湿，成为一片泥泞，稍不小心便要滑跤。我有些畏缩，将脚步放慢，轻轻呼唤走在前面的马国亮。而他却挺直身躯，步履坚实，回头来拉住我的手，扶着我加快前进，走慢了会赶不上车。他鼓励我、安慰我：“老沈，现在我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回到家里才能温暖我们的心，只有亲人才有使我们有活下去的勇气，在子女身上能寄托未来的希望！半个月一次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即使千刀万剐，我们也要赶回去一家团聚啊！”
我们浑身雨淋湿透，在泥泞里挣扎半天才赶到车站。正好有一辆车开到，我们幸运地挤上车，已全身大汗！我看到他两眼涌满泪水。
不久，他被调到嘉定社会主义大学去学习。当年国庆节，我们同一天被召回局参加大会，宣布摘帽。离开时，我们在大门口相聚，两人紧紧握手庆贺终于免去万恶罪名，还感激得到宽大处理。
各自回厂后，我们仍从事编辑工作。我们怀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努力组稿。我们被扣除几年的工资没有发还，也没有任何奖励，然而我们毫无怨言，既尽心尽力扶植剧本，又帮助新进厂的青年编辑。马国亮更是悉心培养子女。他夫人是音乐教授，女儿常子学钢琴，儿子庸子学大提琴。马国亮但求安宁，在劫难后只希望保持自己这个能享受幸福生活的音乐之家。不料，“文革”如晴天雷击鼓荡中华大地，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我们又犯了扶植毒草和腐蚀青年的罪行，每会必批斗，每斗必认罪，不是主犯，便是陪斗。我除了挂着黑牌扫地、游街，还被列为“清除出队伍”的五类。我听说马国亮的境遇更加悲惨，每天早晨跪在厂门口，迎接造反派。听说有的“老牛”被罚，站在食堂中央，经过的人都要打他一记耳光，我真担心马国亮会遭此侮辱。他在1940年代已靠拢党组织，白谦不够标准，此后又一直为党工作，要求进步的老文化人竟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成为反党分子，真是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不料，还有更为不幸的大祸落到马国亮身上。北京的马思聪“出逃”，竟连累他夫妇（马国亮夫人马思荪是马思聪妹妹）。他俩被禁闭数月，一家人不能团聚，使他痛苦。释放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监督劳动。到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我送二女儿去安徽，在车站又不期而遇他夫妇也在送心爱的儿子马庸子远行。他一直想培养儿子成为大提琴手，如今下乡劳动，手指要变形，将断送他培养儿子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全破灭了。我夫妇和他夫妇，四个人目送自己心爱的子女去接受教育的艰苦劳动，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父母身边。我满含泪水，强颜欢笑，而马国亮再也压抑不住家破人散的悲痛，竟掩脸恸哭不已！这是我与他又一次悲惨相逢。同是文化人，在同一时代，相同的患难，共同的命运，何止是我们两个，还有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多么悲痛的年代，我们是多么不幸的一代啊！
整整十年浩劫，耽误了祖国前程，摧毁了民族文明，千万人民的生活到了绝境。多少青春被埋没，多少人死于非命！终于盼来了光明，万众欢腾。接着是拨乱反正，错划的“右派”可以改正。当我接到通知时，禁不住痛哭失声。不是感动，更不是感激，而是沉痛。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又是疑惑，又是省悟：我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右派”帽子落在我头上时，我先委屈，后来经过几年批斗“改造”，开始认罪，承认是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十年之后，还是那些划我为“右派”的当权人，竟又说我并没有错，可予“改正”，我只得默默接受。我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连自己是不是错都不知道，任凭别人摆布，说我有“错”就认错，说我“没错”就改正，我的知识在哪里？我的人格又在哪里？真是百无一用、毫无主见、唯命是从、又不敢为自己辩护的软骨虫啊！难道还不该自责、不该悲哀、不该为自己懦弱而放声大哭？
我把这感想告诉同样“改正”的马国亮，他似乎比我更省悟、更明白，先含泪点头，随即幽默地一笑：“我终于明白是谁错了！如今我们什么都失去了，岁月、事业、理想和人生，总算保住了性命和失而复得的家！其他作为笑料，不值一谈了！”马国亮给沈寂的信
半年后，他受香港《良友》杂志的邀请，举家去香港定居。在过去曾被递解出境的地方，他恢复了生机，重编《良友》，约我为他写稿。2年后，他去美国探亲，途中记事，出版《美国短长》一书。5年后，他又举家到美国定居，还不断地写作。因两腿患疾，不能起立，坐10年轮椅，还笔耕不止，出版《浮想纵横》。文章中有不少风趣幽默又鞭辟入里的警句和真理，回答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所受的委屈和疑问，显示出一个追求真理、爱憎分明、揭露黑暗的有骨气的中国文化人的执着精神，令我敬佩，使我鼓舞，也永远牢记在心！
我得到他的同意，代他编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和散文集《生活哲学》（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当我将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寄出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他没能看到自己的旧作在大陆新版，散文集也要到6月份问世，他也见不到了。作为老友的我，真是万分遗憾和歉疚，但是我希望读者们能在他的遗作里，读到一个拥护真理、满怀真情、为人正直、敢说真话的作家所留给人世的一片真诚。
百年人生风雨路
——记徐与徐先生相识之前，他就是我仰慕的作家。相识以后，他成为我主编的文艺刊物的特约作家。在相熟相知后，我又是出版他著作的合作者。我们共同相处6年，有喜有忧，亦欢亦愁，一朝不告而别，竟成永诀。今年是徐先生诞辰100年，除纪念外，我更多的是苦乐参半的怀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留学法国、学习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徐回国，蛰居上海，出版了他在法国写成的《鬼恋》，又以“夜窗书屋”的名称出版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我当时是中学生，因油印抗日刊物被校方开除，瞒着家里每天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阅览文学书籍。徐的异国情调、抒发人性、探索人生的小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鬼恋》一读再读，引起我对作者徐的仰慕。也有人称他为一个都市的浪漫游魂，因为他的小说避离现实，缺少时代感，在火热的抗日热潮中却在夜窗里遐想。
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年底爆发，日军占领“孤岛”，徐和一些作家内迁。我进入大学，也开始学习写作。徐小说的传奇性和对背景气氛的渲染对我产生了影响。只是，我发表的作品更多是描绘日军蹂躏下的沦陷区人民的艰难生活，因有抗日嫌疑遭日宪逮捕。这之后，我对徐的作品不再热衷，但也不否定它的文学性。当时，柯灵和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春秋》对内地作家动态时有报道，其中就有徐的长篇《风萧萧》。没有内容介绍，可是书名《风萧萧》就使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而又激昂。徐终于跳出描绘人性狭小的感情圈，自发地托出热烈的爱国心。我身在沦陷区，多么盼望读到徐歌颂伟大时代的力作。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沦陷区的人们迎接自远方归来的亲人。上海文化界重又恢复繁荣，千万文学爱好者满怀8年来受敌伪压制的爱国心情，更盼望能看到在内地发表和出版的抗战作品。一位记者出身、因口译英语而成名、又曾在重庆主编报章和杂志的作家刘以鬯先生到上海来创办纪念他父亲的怀正文化出版社，率先推出徐的《风萧萧》。这部长篇在内地早已是畅销名著，可是沦陷区的读者还是难得一见，也是早已企盼，出版后一时畅销。小说通过一个儿女情长又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描写“孤岛”时期的上海无数爱国青年地下抗日的英雄事迹，当然震动了沦陷区人民受尽创伤的心灵。我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相仿的经历，自然更受感动，由此而对徐从仰慕到尊敬。
刘以鬯的出版社除出版徐的《风萧萧》和姚雪垠的系列作品外，还出版戴望舒、施蛰存、熊佛西、徐昌霖等几位的著作，又筹划出版中篇丛书，作者有秦瘦鸥、姚苏凤、施济美和我。因出书缘故，我去怀正文化出版社与刘以鬯交谈，也由此而认识了住在出版社里的徐先生。初次见面，只觉得这位受到千万青年读者喜爱的名作家沉默寡言、谦和而又有些矜持，还保存有西方学者的风度。他似乎不愿听人家赞扬，很少提到自己的作品，却关心目前上海出版界的情况。我当时正在主编文艺性杂志，向他约稿，他默默点头，不置可否。不久即寄给我一篇小说《属于夜》，依旧是徐风格：清新不俗，像诗一般的一段段短句，却是一篇写过夜生活的青年男女风趣而又苦闷的故事。有一次他亲自交给我几首短诗，篇名《徐诗抄》，是既含蓄又有哲理的诗篇。他所写作品从不投寄纯文学刊物，那些刊物也不向他约稿，原因是他曾留学西方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又是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论语》的作者和编辑。他与左倾人士很少往来，左派也把他视为林语堂一派；他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却受到鲁迅生前对他的器重。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儒雅而清淡。他不随风从俗，不左不右，有些孤芳自赏，他写他想写、爱写和能写的小说，和刘以鬯、施蛰存等一起抱着“自娱娱人”的创作态度。他偏离政治，却关心社会，研究社会各类人物的生活和心态。到上海后，要和他相熟的话剧演员乔治等介绍各剧种的女伶为他未来的作品搜集资料。他离开刘以鬯的出版社后，居无定所，我曾介绍他住在我的朋友家。他不喜欢主人过分殷勤热情的招待，因为这会影响他安心孤独的写作生活。他珍爱自己的诗，一直想把生平诗作编成书，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知道他的心事，帮助他完成心愿，在他40岁那年，出版了一厚册精装的《四十诗综》。
1948年，刘以鬯将他的出版社停业，去了香港，徐仍留在上海，照常写他的小说，不在意和其他有政治色彩的作家和作品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也从不评论别人的作品。他只写人类共同的人性、多元化社会的人情和善恶对比的人心。某权威人士在香港发表评论中国文坛的文章，把作家分成5种颜色，沈从文和徐都属黄色。他知道后先是缄默，后微微一笑，不知是不屑还是无奈。我问他，他沉吟，又轻声回答：“我没有颜色，只有纯正的感情。”
自后，上海一些左倾的报纸开始批评他。他无动于衷，直至解放，舆论开始对他公开指责，称《风萧萧》歌颂特务。他也不辩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在上海逗留，上海也不会允许他从事一辈子的写作，就舍别妻女，离开上海去香港。
我比他早半年到环境复杂、政治交锋激烈的香港。老友重遇，都不谈为何离开上海，仍继续各自的文学生涯。我进了电影公司，他在一家小书店安身，为叶灵凤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撰写连载小说《期待曲》，依旧是徐风格的爱情故事。别人以为他是脱离政治，其实他是回避政治。有人告诉他：某处每月可无条件领取600港元津贴。他自己称所得稿费已可供日常生活，不求富裕。有一些来历不明或公开反共的团体请他出席会议，他尽量设法避开，无理由地回绝。有一次，他和我在九龙半岛大酒店二楼，隔桌对坐喝咖啡。突然闯来一名刺客，连发两枪，火光从我们两人之间穿过。我惊惶倒地，全层宾客四散逃奔。徐迅速拖着我离开。事后他告诉我，刺客枪杀的是我们邻桌的一名中年男士，后来知道是准备回大陆的国民党要人。徐认为：“这件事可能有政治背景，香港这地方太复杂，我们还是自顾写作吧！”后来，我因电影公司欠薪，作为代表向厂方交涉而被开除，徐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特地托人带信给我，只有4个字：“多多保重。”
谁料原是一场经济纠纷，却演变为政治斗争。香港爱国影人司马文森、马国亮、刘琼、舒适、白沉、狄梵和工潮代表杨华和我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出境，我遗憾来不及和老友们告别，回到上海。此时文艺界在批评《武训传》后，又掀起一场场运动，一批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纷纷落马，冠以“莫须有”罪名，由“座上客”成为“阶下囚”。连在海外的、已故的也无辜受害，《风萧萧》被贬为“特务文学”。我暗暗为流浪在海外的徐庆幸，免遭迫害；但也担心他在海外的遭遇幸是不幸？浩劫过后，香港导演李翰祥来沪请我协助他拍摄电影，无意中谈到他在1960年曾将徐的小说《后门》拍成电影（由胡蝶、王引主演，获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香港友人也来信告诉我，50年代徐在香港写作不断，出书不少。60年代初，徐曾去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后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等处任教。徐后来去台湾，又苦心孤诣地写成一部以抗战为背景、人物有三教九流、生活画面广阔的长篇巨著《江湖行》。此外，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1300万字的《徐全集》。1980年6月，法国文化界邀请他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他在会上主讲了《30年代民族文化形式》，受到全体人士热烈赞赏，称徐为抗战爱国的中国文化战士和著作等身的著名文学家。他满载荣誉而归。回到香港，癌症恶化，在沉疴折磨中，还惦念留在上海的女儿，直到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才撒手仙逝。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都收藏有徐著作，香港中文大学设立徐研究室，各文化单位成立徐作品研究小组。徐拥有千万读者，在人们心目中，徐是三四十年代的爱国文学家。葛原《我和我的父亲徐》
回顾内地。在“十年浩劫”前，徐虽远去海外，还是受到歧视，甚至将他的《风萧萧》列为“特务文学”。“浩劫”之后他仍受冷遇，没有人公开提徐和他的作品，可有人却吹捧文化汉奸的文章。直到著名画家陈逸飞先生为了拍摄以1930年代老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在选题时询问我意见，我才有机会推荐徐的《鬼恋》（影片改名为《人约黄昏》）。完成后，陈先生特地请来徐的前妻和女儿观看试片，我在片头字幕上看到徐的名字，说不出有多高兴。徐的妻女却泪流满面，我才知道徐离开上海后，母女俩为他蒙受了多少冤屈，女儿分享不到父亲的荣誉，却遭受了不该她承受的苦难和委屈。徐一生写了千万字儿女情长、探索人性、宣扬人性的小说，而他自己的妻女却为他遭受了人世不该发生的凄惨悲剧，天理何在？又是谁的责任？
今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徐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主旨是实事求是地为徐和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对中国现代进步文化事业的尊重。徐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过去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离别后也常常惦念在心。在这纪念会上，我既欣慰也唏嘘，感慨万千。但愿时代不再倒退，历史不要重复，悲剧更不要重演。期望社会主义文化欣欣向荣，拥有璀璨光明的前景。
徐和葛福灿的婚姻悲剧
去年夏日，画家陈逸飞为拍摄一部反映旧上海的影片，四处物色符合他绘画风格的题材和作品。知道我熟悉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情况，特向我征询。我当即推荐徐和他的代表作《鬼恋》，画家也欣然从包内取出《鬼恋》的电影剧本初稿。两人不谋而合，甚为融洽。他又要求我代为寻找徐的家属。虽然茫无头绪，我还是义不容辞地应允下来，愿意为深情厚谊的亡友尽最后一片道义之心。我与徐的交往
我与徐相熟于抗战胜利之后。他从重庆到上海，住在江苏路刘以鬯家。刘以鬯是散文家，抗战时去内地，任报馆记者，又主编《幸福》杂志，回上海后和哥哥一起创办怀正文化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戴望舒、施蛰存、熊佛西等作家的著作和徐的《风萧萧》、姚雪垠的选集，还想复刊《幸福》。正巧我当时所编的月刊刊名也是《幸福》，于是我便改名为《幸福世界》。不久，刘以鬯托人带信给我说：他看到我编的《幸福》，非常赞赏，决定放弃自己出版，将《幸福》的刊名“贤让”给我。我到他府上去当面道谢，同时见到了徐和姚雪垠。
还是在我求学时代就爱读徐的作品，《鬼恋》的曲折情节和情文并茂的描写更使我钦慕。上海沦陷后，我曾风闻徐的长篇《风萧萧》在内地出版，内容是反映抗日爱国者在沦陷后的上海展开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问世后风靡一时，令我神驰。没想到徐和我初次见面，就将新版的《风萧萧》相赠。50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境仍历历在目，我激动的心情也至今不忘。
此后，刘以鬯将徐的中篇《失去的爱情》在《幸福》上发表，他也有诗作和小说登载在我与刘以鬯合编的《春秋》上。我们经常会晤交谈。他很少谈自己，也不提过去。刘以鬯告诉我：我们仨是浙江大同乡。徐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系研究生深造两年，后来去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鬼恋》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第一部中篇。凭他深厚的学历和异国的经历，加上曾受西洋艺术多年的熏陶，其创作必然具有异国情调、洋场风光、都市色彩的独特风格，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赏识。抗战爆发后，他出于爱国热情自外国归来，报效祖国。
这位研究哲学多年的作家，写小说、散文、诗和剧本。小说通过动人故事，饱蓄哲理地探索人生、抒发人情、描绘人性、宣扬人道。他的散文玄思遐想，情真辞切。剧本结构新颖，对话幽默风趣。诗篇更是意境深邃，抒情感怀。他告诉我：他的小说虽然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他本人最喜爱的还是自己的诗作。他说：“小说是写别人，也是写给别人看的。我的诗是我的心声，写给自己的。”在他40岁那年，我帮他出版了一厚册精装的《四十诗综》。他在诗集的扉页上题签，对我表示感激。这本纪念性的赠书虽已佚失，然而他的字句笔迹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们交往的一段时期里，他忙于写新作和编选旧作，先后出版短、长篇小说集《阿剌伯海的女神》《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旧神》《烟圈》《灯尾集》《幻觉》和几本散文集。我庆贺他的丰收，可是他总是感到遗憾：他在抗战后期开始构思的长篇《江湖行》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人物众多画面广阔的力作，却因自己生活动荡始终未能动笔。他离开“怀正”后住在姐姐处，也不适宜写作。我曾介绍他到我姓曾的朋友家去小住，他终日埋头笔耕，勤奋写作，每月两次相约朋友们会面闲谈。我见他总是独来独往，也无固定居处，就像他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刘以鬯告诉我，徐曾结婚，已离异，是个独身者。过着浪漫生活的独身者，尤其是像他那样享有盛名的小说家，难免有艳闻韵事。当时的小报不断传出京剧名伶言慧珠和某越剧女艺人对他的追求。友人询问，他总是微笑不答，让人摸不透他的恋史是真是假，仿佛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婚事，也没有钟情的对象，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创作。徐《西流集》
到了1949年，时局更是动荡，刘以鬯结束出版社工作去香港。平时不问政治的徐，仍闭门写作，我不知道他的居处，也就没有交往，直至1950年我因工作需要去香港。不久，徐也到香港卖文为生。他在《星岛日报》叶灵凤主编的副刊上发表连载小说《期待曲》，也在我编的刊物上撰写小说和散文。我们又经常会面，他还是独来独往，有事到他任职的大公书局联系。有一次，我与他在香岛大酒店二楼隔桌对坐，突然闯来一名刺客，连发两枪，火光从我们两人之间穿过直射邻桌的一对老年男女，我惊惶地反身倒地，全层人们四散逃奔。徐迅速过来扶起我，指指刺客扔在我座位下的手枪，拖着我急遽离开。事后，他告诉我这件事可能有政治背景，又郑重地表白自己的心意：“香港这地方复杂，我们还是明哲保身，自顾写作吧。”可是我因工作在身，继续活动，终于在1952年因不受港督欢迎而被迫离开，从此与徐断绝音讯，再也没见到我尊为师友的多产作家了。
大陆历次政治运动都波及文艺界。徐的作品，尤其是《风萧萧》受到严厉批判，作者本人虽在海外，也被列为“反动文人”。我却暗暗为他庆幸，知道他苦心构思反映全民抗战的《江湖行》终于在香港出版，也因此被誉为“抗战爱国作家”受邀请去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五年后，他回到香港，在新亚书院、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讲授中华民族文化，编纂1000万字的《徐全集》。“浩劫”过后，我与海外的朋友联系。正要探询徐的情况，突然接到他的亲笔来信，寥寥数笔，除问好外，只提到他有个干女儿笔名三毛，有机会到上海时，希望我多多赐教。我同时听说：凡去香港的朋友，徐总是关心地频频询问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我正欢欣地翘首等候他带着三毛来上海，离别30年的老朋友又能重聚欢谈，没想到却等来了他于1980年病逝香港的噩耗。在上海他有未露面的妻儿家小
徐和我相处多年，我见他总是独身一人，分别后也不知道他是否成家。如今徐已离开人间，我到哪里去寻找他那无踪无影、或许根本并不存在的家属？
世事多偶然，常常是偶然的机缘成为迷途的指南。和我素不相识的翻译家盛草婴的弟弟盛晓峰向我了解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情况，谈到徐原来就是他们弟兄的表亲。他还告诉我：徐的妻子葛福灿和女儿现在就居住在他过去的住屋。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终于能找到悼念多年的好友的遗属，也可以解答长久悬存我心里的迷惑。
我满怀尊敬和喜奋去复兴中路一幢楼房。我一步步跨上幽暗、狭窄又堆满邻居杂物的楼梯，推开假三层木板房门，在家具陈旧、墙壁剥离的房间里，见到我相交多年、情长谊深的亡友遗属时，心里顿时感到沉重和闷悒。这位从1930年代起就闻名海内外、对中国文坛有着非凡贡献的文学家，他的从未露面的夫人已75高龄。虽然衣着朴素，然而仪态端庄、谈吐文静，仍保持着她高贵的素质和儒雅的涵养。只是酷厉的风云岁月和几十年来的饮恨隐忍使她变得羸弱憔悴和郁郁寡欢。她的一双不断颤抖的手掌，显露出长期受到屈辱的脆弱心灵。徐的女儿却不姓徐，为了与“反动”的父亲划清界线，被迫改为母姓，叫葛原。她已40多岁，还是独身，从小受尽委屈，失去童年的欢乐，虚度青春的年华。无休止的屈辱和折磨，难言的忿懑和压抑的怨恨，使她神态肃穆，性格内向而坚韧，可又因为无力摆脱压制在身上的厄运而绝望。我面对这一对可敬又可怜的母女，默默聆听她们诉说不幸的遭遇和悲惨的身世。葛福灿
葛福灿出身书香门第。葛家是嘉定县的望族，她自小就受到素励清操、高尚气节的熏陶，是性情温煦、典雅持重的名门淑女。她崇仰神圣的教育事业，小学毕业后，便投考苏州东吴大学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师范学校迁移上海，学生就在中西女中借读。葛福灿成绩优秀，毕业后被中西附小请去教学。她兼教国、英、算，培育出一批批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抗战胜利后，徐到上海住在他的二姐家，与葛福灿不期而遇。1949年夏，他俩回宁波结婚，请租住在家中的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证婚。
一年后，葛福灿养下女儿。那时上海已经解放，生活负担的加重和徐写作的停顿使得经济上近于拮据。出于无奈，徐只得离开上海、离开家、离开出生只有50多天的女儿。临行时，他依依不舍地凝眸自己的心爱骨肉，在襁褓中的女儿那一对酷似父亲的大眼睛也闪着乌亮的眸光望着徐。她不会知道那人就是她的亲生父亲，更不会懂得父女不得不分别的痛苦。
葛福灿在香港有亲戚，就将女儿寄托给母亲后去港。在香港逗留了几个月，夫妇俩总挂念着女儿，她就回上海，准备带女儿去香港，生生死死团聚在一起。可是，当时对来往香港有了限制，葛福灿无法离开上海，出生才50多天就离开的女儿也因此再也见不到父亲。徐常常来信，以后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绝音讯。是信件遗失？还是有其他原因？葛福灿明白：与像丈夫徐那样的海外关系保持联系就是立场模糊。为了独立生活，为了养大和培育从小失去父亲的女儿，她坚强地挑起重担，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业。教学上的优异成绩受到领导重视，先评她为一级教师，再推选她任区人民代表，连任四届。为了生存，为了不离开讲坛，为了女儿的前途，她只得忍住内心痛苦的煎熬向组织表态，还让女儿改姓为葛。“阶级立场”这把无情的利刃，划得去夫妻名义，可割不断天长地久的爱情，而夫妻关系可以“脱离”，父女的血缘却无法改变。女儿虽然改姓，可是“阶级成分”的“血统论”使女儿摆脱不掉父亲带来的连续不断的厄运。
葛原从小学到中学都读书用功，成绩优异，老师喜爱，同学亲热，选她为班委员，但当了几天就被撤了，原因是有个“反动”父亲。她那纯真稚嫩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回家扑在母亲身上，伤心痛哭。到了16岁，她和其他要求进步的同学一样申请入团，学校肯定她的积极性，但是仍旧因为她的父亲是“反动文人”, “成分”不好，没有批准。她那颗奋发向上对前途充满希望的心灵，再一次受到沉重挫折，留下了难以恢复的创伤。她遭到奚落、讽嘲和诽谤，她自卑、消沉、灰心，感到耻辱。她含着泪向母亲诉说自己的委屈。葛福灿自从与徐划清界线后，很少在女儿前提起她的父亲。《风萧萧》受到批判后，她也把丈夫的作品收起。多少天、多少夜、多少次，葛原悲愤地问苍天，问自己：“父亲走后，刚跨入人生之门的我，开始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虽然我并不认识父亲，虽然我毫不知晓父亲的行踪，但我始终无法赎清他带给我的‘罪孽’。这是为什么？”徐訏
中学毕业，虽然葛原要求深造考大学，但正逢“文革”，在“政审”这一关绝难通过，她只有等待分配。也因为“成分不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葛福灿母女就似两棵过早枯萎的弱草，身心受到猛烈残酷的摧残。母亲在学校里被“揪”下讲坛，劳动改造；女儿被划为“黑五类”，受到歧视。她们受批挨斗，除了那架钢琴外，葛福灿把徐的所有藏书、著作、几千张照片全部销毁！只将鲁迅送给徐的两张亲笔字幅献给鲁迅纪念馆，得以保存。可是这些还不能把徐带给她母女的“罪孽”抹去。几次毁灭性抄家，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最使葛福灿感到歉疚的是女儿遭受了不应由她承担的苦难。没有幸福，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连所有青年男女应该享有的青春和爱情都被剥夺，终身大事也因父亲的缘故而被耽误。流落在国外的徐生死不明，栖居在上海的母女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一年又一年，她们日日夜夜梦魇般地生活，千万滴泪水冲洗不掉满腹委屈和怨愤。
千苦万难，总算熬过了十年灾难，人民的巨掌拨开满天乌云，葛福灿回到学校的讲台，已经30岁的葛原认识到自己受委屈的原因。她坚韧不馁，决定投考高等学府。母亲也将对徐的怀念寄托在女儿身上。就在葛原30岁生日、庆祝她踏上新的人生征程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封父亲的来信。这是葛原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父亲的信，也是她过了30年第一次收到父亲给她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母女俩手捧信笺，一句句，一字字，反反复复地读着，又是惊喜，又是激动。徐的信寄自法国，盼望能在香港相聚。对父亲毫无印象的葛原读着信，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深厚真挚的父爱。两颗被摧残得几近枯竭的心灵从死寂中苏醒过来，潺潺热泪，滴湿了久别亲人的远方来信。女儿葛原在香港为生父送终
葛福灿体弱多病，又听说丈夫已成家，就不想去见他。她理解徐。他始终爱她，虽因岁月悠久和生活的变故另外成家，可是对她始终没有忘怀。她不愿使他为难，也希望在两人的心里永远珍藏过去一段难忘的爱情回忆。葛原受到父爱的感召，而且要求到他那里去学习和工作。她宁愿放弃最后一次高考机会，满怀深情地要到父亲身边。她带着母亲对丈夫的祝福来到香港，不料父亲已患肺癌，在医院治疗。当她被引进病房时，见父亲盘坐床上，面容憔悴，神情黯然，在床灯的斜照下，伛偻的身影笼罩大半间病房。父女俩默默相视。葛原生平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哽咽着唤叫：“爸爸！”有多少委屈和痛苦要向父亲倾诉，可是又怎么忍心使病重的父亲再加上悲痛？徐多少年来一直对女儿感到内疚和歉悔，此时此刻，千言万语也难以表露苦楚，只能像安慰一个伤心的孩子般劝慰女儿：“现在好了，你不要走，留下来吧。”他又提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愿望：“留在香港，帮助父亲整理文稿，一切都会好的。”葛原希望看护病重的父亲，可是有人从中阻挡，使父女俩不能每日见面。葛原每次去医院，父亲总是昏迷，嘴里低声呓语：“不要走！不要走！”像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重要的事要交代，可是都被病魔和某些人设法中断。直到1980年10月5日凌晨，葛原来不及赶到医院，父亲就与世长辞。女儿悲痛欲绝，她诅咒命运对自己的作弄。世界上还有谁像她那样，一生中只同父亲相处过两次：出生后50多天和在香港半月，总共才60多天。前一次是生离，后一次是死别，这短促的相逢竟涵盖了女儿生命的起始和父亲人生的终止，包含了父女俩惨绝人寰的生离死别。母女情深 相依为命
亡友徐的遗属向我凄恻哭诉，使我震撼和沉痛，我的心随着天色的灰黯而感到忧悒。在朦胧中我仿佛回到过去，又看到了徐。他一生写了多多少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却没有一个像他自己和妻儿生离死别那样更令人心碎和悲痛！他生前所写几十部小说使千万读者悲伤流泪，他自己也怀着痛心的遗憾和对妻女的悔疚，含泪离开人间。
徐的一生虽然结束，他妻女的悲剧却仍在继续。我再一次去葛家，目睹比前一次更凄凉的景象：葛福灿因摔伤股骨，在家支着撑架，痛楚度日。葛原要筹措巨额医药费，又面临单位的经济困境，痛苦的过去加上不幸的现实，使她们仿佛永远摆脱不掉厄运套在身上的枷锁。几十年沉沦苦海、相依为命的母女在患难中相互体恤，倍加情深。母亲见女儿日日夜夜陪伴病床，日渐消瘦，总觉得对不起葛原，葛原却一心侍奉，说是代死去的父亲向病痛的母亲奉献爱心，补偿过去留在心灵的创伤。徐的英灵始终魂绕梦牵地盘桓在她们心里。葛原还告诉我：女作家三毛前年到大陆，受干爹徐生前嘱托，到上海时寻访葛原。一个是一生中只见面几次、长久隔离的亲生女儿，一个是多年相处、身受教益和爱护的干女儿。异姓姐妹见面时，情不自禁倾诉对父亲的怀念，相拥而泣，没有姐妹兄弟的葛原便将三毛当作自己的亲人。三毛送给葛原100元钱，说明不是礼物而是纪念。葛原接到的是亡父的爱心，她也要回报三毛对她的情谊，就买了一幅双面刺绣托人带去。估计这纪念品可以送到三毛手里时，报上突然刊登三毛自杀的噩耗，可恨的厄运，竟残忍地夺走父亲在生前为她洒下的“姊妹情”！
画家陈逸飞摄制《人约黄昏》，葛原从媒介中获悉影片改编自《鬼恋》，就在外景开拍之日亲自去现场，向导演陈逸飞介绍自己。画家喜出望外，热情接待并在首映式时请她母女观赏。当影片映出徐名字时，她们激动万分：葛福灿看到了新婚一年多就不再见面的丈夫，女儿终于看到了受人敬仰、誉满海外的父亲的名字。她们又悲痛又欣慰，泪如雨下。
徐的全集在海外出版，评论家为徐的著作作出公允和赞赏的评价。他的小说数次被改编成影视剧。被称为“漂泊都市之魂”的徐，已被誉为“中国抗日爱国”的文学家。葛原多么想重读父亲的遗著，并保存着留作纪念。最近某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选集，可是书的定价却使她把父亲遗作拿起又放下，终于失望而归。拥有千万读者、著作畅销海内外的大作家，她的女儿竟然买不起他写的书，恐怕人间没有比这更令人感伤和不幸的了吧！
我认为葛原的命运比她母亲更为悲恻：应该得到的她都没有得到，不应该轮到的她全轮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她才能摆脱厄运，得到应该属于她的一切？但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以慰徐在天之灵。
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
去年（2010年）8月，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91岁高龄的刘以鬯被选为“年度文学作家”，参加香港书展。在接见上海记者时，他曾追忆起在上海的故居和长达30多年的写作生涯及出版事业。他想起自己的处女作小说《流浪的安娜·莫洛斯基》是由大同中学校友（比他高两届）华君武插图，又感慨地谈及他到香港后和上海很多朋友断了联系。这使我想起他与我之间的精诚合作和深厚友谊。刘以鬯及简介刊名起纠纷 拜识刘以鬯
抗战胜利后，上海涌现出许多报刊。我也应环球出版社聘请，署名汪波主编《幸福》杂志。作者有董鼎山（笔名坚卫、令孤彗）、董乐山、施济美、石琪、俞昭明、晓歌、田青、钟子芒、歌牧、曾庆嘉等。《幸福》杂志是彩色封面，装帧精美别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欢迎。在出版到第四期时，钟子芒告诉我，他在《和平日报》主编影剧副刊时，认识了一位主编文学副刊的名作家、名编辑刘以鬯先生。刘在战时重庆的《扫荡报》任职，又自办《幸福》周刊，颇为畅销，想在上海复刊。他的周刊早已在重庆登记，有优先权，听到上海也有一本《幸福》杂志出版，势必要上海出版的《幸福》停刊。我和环球出版社发行人冯宝善为此事很焦急。我们苦心筹备半年、出版后热销的《幸福》，怎能无缘无故停刊？于是我和朋友们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幸福”后面加印小一号字体“世界”二字，改名《幸福世界》，总算保住了刊物继续出版，从第四期起到第六期都改用此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刘以鬯的《幸福》周刊并未复刊。原来，他将我主编的《幸福》从第一期起都买去仔细阅读，认为无论在内容还是印刷上，他的《幸福》周刊都不及我那本《幸福》，于是他决定“让贤”，放弃复刊《幸福》周刊的打算。他让钟子芒转告我，并表示歉意，建议将《幸福世界》仍改为《幸福》，并表示愿意和我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天下难得是知己。刘以鬯年长我6岁，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毕业，英语说得非常流利。钟子芒告诉我：刘以鬯在求学时，曾加入叶紫和黑婴等发起的无名文学会，结识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文学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名望和贡献，茅盾曾赞赏这一群青年作家有很大前途。抗战爆发后，刘以鬯在重庆为《扫荡报》编译外电通讯。有一次，重庆美国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言人发表一则战事消息。由于发言人的英语说得太快，在场各报记者几乎都没听清楚，只有刘以鬯记录下来。第二天，《扫荡报》一字不漏刊登了这则消息，引起中外新闻界人士的重视。战后，一个自称是名扬东北的“刘大将军”借上海虹口军之友社，邀请文化人参加他的宴会，钟子芒和刘以鬯都去了。那刘将军自吹自擂，说自己抗战有功，别人敢怒不敢言，惟独刘以鬯拍案而起，指着他痛骂：“你在抗战时期为非作歹，发国难财，坑害百姓！”骂完拂袖而去，骂得这个“将军”狼狈不堪。事后，文化界的朋友都钦佩刘以鬯疾恶如仇、敢说敢讲的胆魄。这样一位德才兼备、公正无私的文化人，真是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后起者仰慕不已的长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他府上拜谒。
刘以鬯家住忆定盘路（今江苏路）559弄一幢大花园洋房里，这是他父亲刘怀正的祖传遗产。大洋房又分前后两幢，在前一幢洋房里成立了一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怀正文化出版社，后面一幢洋房则由刘以鬯兄弟和他们的老父亲居住。我一进门，刘以鬯已在客厅等候。只见他眉目清秀，和蔼可亲，身穿一身黑色西服，扎一根蓝领带，整整齐齐，彬彬有礼，使人感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我没料到，他与我竟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以后他也成为我们以文会友的同好知己。
当时，刘以鬯主办的出版社已出版姚雪垠的选集《差半车麦秸》《长夜》《牛全德和红萝卜》以及《记卢容轩》。徐的《风萧萧》也由刘以鬯在上海重版，十分畅销。他热心地介绍我拜见这两位在战时名传大后方的名作家，他们就住在怀正文化出版社的宿舍里。那天，姚雪垠正在书房里埋头写信。通过刘以鬯介绍，姚雪垠知道我是在沦陷时期开始写作的，立刻热情地招待我，还讲述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记得他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小说应注重细节，曾以扇子为例，提示各种人物在夏天用不同扇子扇风的不同姿势和动作，使我领悟如何使用道具去刻画人物的写作技巧。当时，我不敢向姚雪垠约稿，直到我和刘以鬯合编《春秋》，他才应邀给我们写了一篇抨击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明代特务重心的转移》。之后，他又为我主编的《幸福》撰写了长篇《崇祯皇帝传》。
然后，刘以鬯带我去拜见徐。刘以鬯轻叩徐的书房门，很久才有回音。房门缓慢地打开后，我看见一位头发蓬松、脸色苍白憔悴的先生，他就是徐。他不招呼客人，却埋怨刘以鬯不该在《风萧萧》版权页上标明出版社地址，以至读者来信堆积如山。刘以鬯笑而不答。他知道徐性格孤僻，坐不多久便告辞。以后，我与徐却有了深交。他曾为我主编的《巨型》杂志写过短篇《属于夜》，而后我帮他出版了诗集《四十诗选》。《幸福》首刊刘以鬯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
出于礼貌，我先对刘以鬯的“礼让”表示感谢，又要求他为《幸福》写稿，我以为他会婉言推辞。不料他却非常热心，先寄来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我郑重刊载后，他又给我另一个中篇《露薏莎》，我请画家乐小英套色后刊登。这是我们三人合作的开始。当时，董鼎山已去美国，很少为《幸福》写小说。刘以鬯的这两个中篇成为《幸福》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他也成了《幸福》的主要作家。电影编导徐昌霖在重庆时就与刘以鬯相熟，看到《幸福》刊登的《失去的爱情》，就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由汤晓丹导演，金焰与秦怡合演，放映时十分轰动，我的《幸福》也借光重版。他还为《幸福》写《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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