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随 叶嘉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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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心试读：
开场白
胡适云：
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言中之物──实，内容；物外之言──文章美。
凡事物皆有美观、实用二义。天下没有纯美观、无实用而能存在之事物，反之亦然。故美观越到家，实用成功也越大。纯艺术品到最优美地步似无实用，然其与人生实有重要关系，能引起人优美、高尚的情操，使之向前、向上，可以为堕落之预防剂，并不只美观而已。故天地间事物，实用中必有美观，美观中必有实用，美观、实用得其中庸之道即生活最高标准。
实际说来，文章既无不成其为“物之言”，又无不成其为“言之物”。卷一《论语》第一讲 “君子”与“士”“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1]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2]说黄老、老庄，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3]——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4]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5]（卷一《溧阳消夏录一》）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儿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6]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7]所以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宋]马远《孔子像》（一）认识，（二）修，（三）行。“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8]如程砚秋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此章中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弘
道←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9]
朱注：“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1] 《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
[2] 道家思想从战国初期形成到战国中期发展为黄老学派与老庄学派两个分支。黄老学派尊黄帝和老子为创始者，以“黄老之言”为指导思想，故名；老庄学派则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人物，其核心思想是“道”。
[3] 《官场现形记》：清代谴责小说，李宝嘉著。小说以19世纪中下叶中国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官场各个层面的种种腐败、黑暗与丑恶情形。
[4] 《阅微草堂笔记》：清代文言短篇笔记体志怪小说，纪昀著。小说多记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之乡野奇谈，或亲身听闻之奇情逸事。
[5]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溧阳消夏录一》：“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6]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曾氏，名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孝道著称，后人尊为“宗圣”。
[7] 颜渊（公元前521—前481）：颜氏，名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十哲”之首，以德行著称。
[8] 程砚秋（1904—1958）：原名荣承麟，字御霜，北京人，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代表剧目有《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锁麟囊》等。
[9] 朱注：朱熹所作《论语集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南宋理学家、文学家。第二讲 “低处着手”与“犯而不校”
余要使人看出曾子之学问、精神、思想——合为其真面目。曾子之所以为曾子，在此；其所以能表现孔门精神，亦在此。而前所说“任重而道远”太笼统、太高，现在讲低的、细的功夫。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高处着眼，低处着手。浅近，是着手练习，不是满足于此浅近。理想了现实，现实了理想，浅近是高远之准备，并非停顿于此、满足于此。浅近并非简单。《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诸句，图解为：“犯而不校”，一句支住。其好不仅在词，词意合一，内外如一。辞是有形之意，意是无形之辞。不是在辞上能记住，是在意上，“犯而不校”就有力。（“犯而不校”，不但儒家，宗教精神亦然。）而其文之前后，又并非只为这样写着美，其意原即有浅、深，轻、重之分，由浅入深，由轻入重。无论在辞上，在意上，皆合逻辑。“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不是开玩笑。
玩笑是不好的，但看用在什么时候。人敢跟死开玩笑——除了穷凶极恶之人不算，那是无意义的——但其大无畏勇气已可佩服。敢跟有势力的人开玩笑，跟暴君开玩笑，你是皇帝，我没看起你。因[1]有意义，玩笑往往成为讽刺。犬儒学派（Cynic）是讽刺。亚历山[2]大（Alexander）谓某哲人将说其坏话，哲人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没话可说非说你坏话不可。中国人开玩笑先相一相对手，口弱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这是阿Q。鲁迅先生说话真了不得，除非他说的话你不信，你若信便无法活。中国的笑话有许多是残忍的，如讥笑近视眼、瘸子。人多爱向有短处人开玩笑，这是不对的、残忍的。又，开玩笑必须心宽才成，跟死开玩笑而非穷凶极恶，跟人开玩笑说话幽默，而绝非无心肝，这便因其心宽大，但宽大绝非粗。（其实，他的乐真是“哭不得所以笑了”。）可是现在人心是小而不细。人在极端痛苦中很难说出趣话，若能而尚非无心肝、穷凶极恶，这便可观了。
曾子虚心到极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普通说自己不能，自谦，是为自己站住脚步，是计较利害，连知解都谈不到。是不是知解，利害是计较。计较利害，学文、学道最忌此。怕自己跌倒，怕能人背后有能人，不是曾子精神。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
学道最忌诳语、骄傲，骄傲之对面是虚心。慢说“能”、“多”，便是“不能”、“寡”，也不肯“问”，这样人永远不会长进。会的不想再长进，不会的也不求补充，这样人没出息。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须“下问”。愚人之知，有时虽圣人有所不知也。“能”、“不能”，“多”、“寡”，是从表面看，实际也许多还不如寡。“有若无，实若虚”，岂非虚伪？不是。“有”是表面，内心感觉着是“无”。富人装穷人，对金钱有此功夫。而对学问则不成。人对学问、对道，往往是“无”而为有，“虚”而为丰，这是俗人。曾子压根儿就没觉得够过，没觉得有过，这是虚心。然但虚心不成，还要猛进。虚心是猛进的一个原因，肚子饿则需要食物之情绪更浓厚。学道、学文必先虚心，然后才能猛进。而猛进有进取之精神，又往往爆发，猛进则爆发而不能收敛，有进取之人则往往于人、于事多有抵牾。所以曾子赶快拿“犯而不校”补上，“犯”正是抵牾。[清]吴昌硕《面壁达摩》“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真是虚心，不肯说自己。汉儒、宋儒皆指吾友为颜渊。未必是，也未必不是，总之都是孔门高弟。[3][4]“犯而不校”，朱注：“校，计较也。”何晏注引汉人包咸曰：“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校之也。”“犯而不校”，以前在中国颇有人实行。凡世人所谓“老好子”、“好人”，皆是“犯而不校”。但他们的“犯而不校”，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也要有多年修养；但他们的修养不可佩服，因为他们的“不校”是消极怯懦，不能猛进，不能向前。这或者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但这样人能进取向上、向前么？《论语》则不然。
但“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宗教之经上可曾有一次教人着急、教人怒？如耶稣直到临死未曾怒过，还说叫人怒？佛经戒嗔，不但打你、骂你，不能怒；甚至节节支解，亦不须有丝毫嗔恚之心。《圣经》上说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送过去，这岂不与乡下“老好子”之“犯而不校”相同？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余以为一个做大事业的人看是非看得很清楚，但绝不生气，无所用其恼。恼只能坏事，凡失败的人都是好发怒的人。三国刘备最能吃苦忍辱，故曰刘备为“枭雄”。刘备只生过一回气——伐吴，结果一败涂[5]地。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所以刘备一死，诸葛亮赶紧派人向东吴求和。这还是就事业上而言。
在宗教上，在己是求道，对人为度人，都不能发怒。怒，对人、对己两无好处，还不用说怒是最不卫生的一件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怯懦、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讲不怒，是[6][7]“大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提倡大勇主义，佛教提倡大雄，这还不仅是自制、克服自己。因为要做人、做事，我们都不能生气，不是胆怯、偷生苟活。“忿怒乃是对于别人的愚蠢加到自己身上的惩罚。”这话说得很幽默，可是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知礼不怪人，怪人不知礼。）这往上说，够不上大雄、大勇主义，但至少比乡下“老好子”好得多。这两句话是智慧，生气没惩罚别人，自己受罪。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雄、大勇，但胆怯者不可以此为借口。一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宗教上不怒是道德。
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
[1] 犬儒学派：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代表人物是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第欧根尼（Diogenes）。该学派反对柏拉图“理念论”，要求摆脱世俗利益，强调禁欲主义，克己自制，追求自然。后期走向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2]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即位后率军征讨四方，建立起地跨欧、非、亚三大洲的帝国。
[3] 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魏玄学家，与王弼并称“王何”，著有《论语集解》《道德论》等。
[4] 包咸（公元前7—65）：字子良，会稽曲阿（今江苏丹阳）人，汉代经学家，曾注解《论语》，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氏即“包咸之说”。
[5] 《三国志•蜀志•庞统法正传》：“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6]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音乐评论家，代表著作有《名人传》（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7] 傅雷译《贝多芬传》，其《译者序》拈出罗曼•罗兰之大勇主义：“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第三讲 “唯”与“拈花微笑”
曾子可代表儒家。
禅宗有语云：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1]（真净克文禅师语）
禅宗呵佛骂祖，这才是真正学佛，即使佛见了也要赞成。
然则不要读古人书了？但还要读，受其影响而不可模仿。但究竟影响与模仿相去几何？小儿在三四岁就会模仿父母语言，大了后口音很难改过来；自然后天也可加以修改补充，但无论如何小时候痕迹不能完全去掉。读书读到好的地方，我们就立志要那样做，这也是影响。小儿之影响、模仿只因环境关系，无所为而为。而我们不然，只是环境不成，因为我们有辨别能力，能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好坏。
但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2]的缘故么？一种学派，无论哲学、文学，皆是愈来愈渺小，愈衰弱，以至于灭亡。这一点不能不佩服禅宗，便是他总希望他弟子高于自己。禅宗讲究超宗越祖，常说：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3]（百丈怀海禅师语）“减师半德”，成就较师小一半。你便是与我一样，那么有我了还要你干么？“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僧人自当以佛为标准，而禅宗呵佛骂祖。没有一个老师敢教叛徒，只有禅宗。[4]
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
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是阴险，虽然有时这种人是阴险、恶劣。[5]阴险是冒坏，恶劣是恩将仇报。逄蒙学射于羿，那也是“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那即是阴险。还有猫教老虎，此故事不见经传，但甚普遍，这不行，这是恶劣、阴险。禅宗大师希望弟子比自己强，是为“道”打算，不是为自己想；只要把道发扬光大，没有我没关系。这一点很像打仗，前边冲锋者死了，后边的是要踏着死尸过去。有人说狮子是要把父母吃了本身才能强，狮子的父母为了强种，宁可让小狮子把自己吃了。大师门下即其高足都不如其自己伟大，只禅宗看出这一点毛病，而看是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做却不易做到这一点。所以，禅宗到现在也是不绝而如缕了。
曾子乃孔门后进弟子，但自颜渊而后，最能得孔子道、了解孔子精神的是曾子。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惟。”（《论语•里仁》）
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的话便是我要说未说出的话。“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6]
人说此一“惟”字，等于佛家“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么神[7]秘。孔门之有曾参，犹之乎基督之有彼得。有人说若无圣彼得，基督精神不能发扬光大，基督教不能发展得那么快。但总觉得曾子较孔子气象狭小，就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
气象要扩大。谁的自私心最深，谁的气象最狭小。人都想升官发财，这是自私，人人皆知；人处处觉得有我在，便也是自私：我要学好，我怕对不起朋友……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为自己而升官发财，是自私；但自己总想学好，也是自私。所以抒情作品没有大文章，世界大而有人类，人类多而有你，一个大文学家是不说自己的。为了自己要强，也还是自私狭小，参道、学文忌之。
不但大师希望弟子不如他，这派非亡不可；即使是希望弟子纯正不出范围，也不成。愈来愈小，小的结果便是灭亡。天地间无守成之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但宗教、文学如此，民族亦然。日本便是善于吸收、消化、利用，所以暴发。人家是暴发，而我们是破落户。暴发户固不好，但破落户也不好。
有的大师老怕弟子胜过自己，其实你不成，显摆什么？成，自然[8]不会显不着。“不用当风立，有麝自然香。”再一方面，弟子好，先生不是更好？只要心好，水涨船高。除非弟子不好，弟子真好，绝不会忘掉你的。
孔子总鼓励他弟子，凡弟子赞美他太多，他总不以为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9]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所讲三种美德不缥缈，易知、易行，但并非不高远。说仁、知、勇做不到，但不忧、不惑、不惧总可做到了。孔子此语朱注云：
自责以勉人也。
对是对，但是不太活。孔子以为，你们以为我是圣人，其实我连这还不会呢。你们若能办到，岂非比我更强？你们若办到，比我还强；办不到，咱们一块儿用功。
禅家说离师太早不好，可是从师太久也不好。（余之门下跟余太久。）老有大师孔子在前，便从小心成小胆。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您客气”，还是胆小。夫子这样勉励都不行。胆大，便妄为；胆小，便死的不敢动，活的不敢拿，结果不死不活。小心是细心，与窄狭不同。
曾子是小心而且有毅力。因为小心，所以能深思；因为有毅力，故能持久实行。“吾日三省吾身”，“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而小心和毅力之间，还要加上一个意志坚强。所以孔门颜渊而下，所得以曾子为最多，此非偶然，因其知、仁、勇三种皆全。好在此，但病也在此。结果小心太多，成为不死不活之生活，坏事固然绝不做，可是好事也绝不敢做。这还是好的，再坏便成为好好先生，“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何以见出曾子小心？《论语》刻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要想真观察、认识一个人，要在最快乐时看他，最痛苦时看他，得失取与之际看他。一个也跑不了。生死是得失取与之最大关头，小的得失取与还露出原形，何况生死？就算他还能装，也值得佩服了。《论语•泰伯》曰：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一生永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十二字之中，视、听、言、动，一准乎礼，这不容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八个字沉甸甸的。临死还如此说，可见他一世小心，不易。
此尚非曾子全部，更有长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1] 真净克文禅师（1025—1102）：号云庵，北宋临济宗黄龙派高僧。死后赐号“真净”，后人习称“真净克文”。《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二记载：“（真净禅师）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觉世尊，起道树诣鹿苑，为五比丘转四谛法轮，惟憍陈如最初悟道。贫道今日向新丰洞里，只转个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禅床左畔云：‘还有最初悟道底么？’良久云：‘可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喝一喝下座。”
[2] 《颜氏家训•序致》：“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敩，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
[3] 百丈怀海禅师（720—814）：马祖道一法嗣，时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并称“三大士”，传法于洪州新吴界大雄山，因见岩峦峻极，故号百丈，人称百丈怀海。《景德传灯录》卷六：“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参马祖被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时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檗云：‘不然。今日因师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云：‘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堪有超师之作。’”
[4] 《莲华面经》卷上：“阿难，譬如师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惟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噉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积佛法。”
[5] 《孟子•离娄下》：“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6]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拈华品》：“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华，无说无言，但拈莲华。入大会中，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华示众佛事，即今廓然，破颜微笑。佛即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总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义谛。今方付属摩诃迦叶。’言已默然。”
[7] 彼得：耶稣最得力的门徒，晚年竭力广传福音。
[8] 杜文澜《古谚谣》卷五十：“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
[9] 子贡（公元前520—前456）：端木氏，名赐，字子贡，春秋时期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以言语著称。第四讲 “三省吾身”与“直下承当”[1]《学而》中，第一章“子曰……”，第二章“有子曰……”，第三章“子曰……”，第四章“曾子曰……”。足以证明有子、曾子在孔门非同寻常。[2]
余对有子无甚认识，只子游说过：
有子之言似夫子。[3]（《礼记•檀弓上》）
言似夫子，行未必似；且似夫子，似则似矣，是则非是。余对曾子比较清楚，并非余对《论语》记曾子处特别注意，对有子便不注意，乃是一般读《论语》的都对有子摸不着。《论语》是门人记的。在《论语》上，姓加“子”，A；“子”加“字”，B。孔子而外，仅有子、曾子是姓加“子”，“子”字在下。所以，有人说《论语》是有子或曾子门人记的。而《论语》记有子之言常有不通处。
盖治学要有见解；并且先有见，然后才能谈到解。禅宗讲见，“亲见”，一是用眼见，一是心眼之见，mind as eye。肉眼要见，肉眼不见不真；心眼要见，心眼不见不深。如大诗人也说花月，他可以传出花月的高洁、伟大；我们则不成，我们的诗也说花月，但花月的高洁、伟大，我们写不出来。我们肉眼也见了，但是我们的心眼压根儿没开，甚至压根儿没有。用肉眼见是浮浅。
若说见，一是见的何人，二是见的什么。有子当然见过夫子，但心眼见得不真，所以说出话来才使人得不到一个清楚的观念。凡写出文章、说出话来使人读了、听了不清楚的，都因他心眼没见清楚。至于曾子，则真是用心眼见了。
余常说，着眼不可不高，下手不可不低。余虽受近代文学和佛学影响，但究竟是儒家所言、儒家之说。只向低处下手，不向高处着眼，结果成功必不会大；只向高处着眼，不向低处下手，结果根基不固。有子便如此。言似夫子——只向高处着眼，没有低处下手工夫。曾子才也许不高，进步也许不快，但用力很勤，低浅处下手，故亲切。
儒家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处着眼，低处下手。最能表现此种精神、用此种功夫者，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日”字，下得好。“三省”是说以“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三事返观。“身”，定名曰“身”，并非身体之身。曾子所谓“身”，并非身体，乃是精神一方面，“身”说的是心、行。这真是低处着手。人为自己打算没有不忠实的，但为人呢？“为人谋而不忠乎？”十个人有五双犯此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说谎是人类本能，若任其泛滥发展就成为骗人，所以当注意。“传不习乎”，“传”，是所传，传授；动词；传，平声。朱注：“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传，师所授；习，己所研。讲起来省事，说起来简单，但行起来可不容易。努力、努力，有几个真努力的？曾子是真想了，也真行了。缺点补充，弱点矫正，这是曾子反省的目的。
但余讲此节意不在此。
愈反省的人，愈易成为胆小、心怯；反之，愈是小心、胆怯的人，愈爱用反省功夫。余意以为：一方面用鞭拷问、鞭打自己灵魂，一方面还要有生活的勇气。能这样的人很少。曾子“三省”，就是自己鞭打自己灵魂。但往往拷打结果，失去生活勇气了。这不行。我要拷打，但我还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怎么能好？怎么能向上、向前？
在这一点，仍举《论语》：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长》）“三思”之“三”，一二三之“三”，“三”，多次也。三思后行，前怕狼后怕虎，疑神疑鬼，干不了啦！一个文人干不了什么事，余初以为乃因文人偏于思想，没有做事能力，其实便是文人太好三思后行，好推敲，这样做事不行。禅家直下承当，当机立断，连“再”思都没有。《北齐书•文宣纪》记，高洋，高欢之子，欢子甚多：
高祖（欢）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高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
于是，欢以国事付之。
曾子有“三思”功夫，但还有生活勇气、做事精神。
一个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极高的天才，有极丰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许多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真是平凡的悲哀。[4]尼采（Nietzsche）说：我怎么这么聪明呀！（《瞧！这个人》）我们是：我怎么这么平凡呀！思想复杂，是从生活得来。他一个大思想家，是一个大的天才。但他的思想深刻，我们浮浅；他的眼光高，我们眼光低；他是巨人，我们是小孩，当然不能跟他赛跑。故颜渊曰：
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庄子•田子方》）
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庄子•田子方》）“步”，常步；“趋”，小跑。（古时“步”是走，“走”是跑。）不是想到步，便说步；想到趋，便说趋，此中有层次。复杂是横面的，高深是纵的功夫。我们在横的方面，没有那样经验；在纵的方面，我们又没有天才眼光之高、思想之深。即以“君子”而论，《论语》中所论每节不同。他是巨人，我们不成，跟不上。他的话都道的是诸峰一脉，而我们费半天劲，甭说追不上，连懂都懂不了。有的事，我们干不了，可是懂得了，想得到；而《论语》之说君子，甭说办，连想也不成。如鸟飞，我们不能飞，但我们能想到，所以有的想象跟现实相差甚远。就算我们跟着他爬山，虽然他跑得快，我们慢，但还能爬。而若遇一深涧，他一抬腿过去了，我们过不去，打住了，怎么办？所以天才不可不有几分在身上。还不用说没天才，只小大短长之分，就够我们伤心的。
孔子我们跟不上，但曾子老实，与我们相近，你学尚易。我们要找头绪，抓住一点是一点。我们不能攀高树枝，但可从低处攀起。我们要从曾子对君子的解释，看到孔子对君子的解释。
我们要知曾子对“君子”解释，先须观察曾子为人。主要是两段，即上所举一为“曾子有疾……”，一为“吾日三省吾身……”，此二章可见其为人与素日功夫。为人乃其个性，功夫即其参学。小心谨慎盖其天性，凡天才差一点的人没有不谨慎的。天才胆大，可不是妄为，他绝没错；天才稍差，便不可不小心，不可图省力。
既了解曾子为人，然后可看其对君子解释。
曾子所说的君子也是战兢小心吗？
平素用功要小心谨慎，否则根基不固，易成架空病，但是做人、做事需要大胆，若没大胆，不会做出大的事业来为人类、为自己。其实，为自己也就是为人类。
天下伟大的人，没有一个是“自了汉”的。中国儒家末流之弊，把君子讲成“自了汉”了。人不侵我，我不犯人，甚至人侵我，我亦不犯人，犯而不校。把自己藏在小角落里，这样也许天下太平，但现在世界不许人闭关做“自了汉”。
印度佛教到中国成为禅宗，禅宗末流也成“自了汉”。佛家精神是先知觉后知，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所以做事业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人类。为他的成分愈多，所做事业也愈伟大，他的人格也愈伟大。
某杂志记有这样的事：天下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有人提议用《大英百科全书》各名人传之长短为标准，观察结果以《拿破仑（Napoleon）传》最长，于是以拿破仑为最大英雄。但余意不然。拿氏虽非“自了汉”，乃“自大汉”，自我扩张者。天下英雄皆犯此病，但没有一个这样的英雄是不失败的。自我愈扩张便是要涨裂的时候，自我扩张结果至涨裂为止。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Hitler），皆然。他们倒是想着做事，但他们之做事是为了过瘾——过自私的瘾。这种人是混世魔王，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这种人不是“自了汉”，是“自大汉”，我们也不欢迎。
一个伟大的人做事，比任何人都多，而自私心比任何人都小——并非绝对没有自私心。——————————
[1] 有子（公元前518—？）：名若，字子有，春秋时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2] 子游（公元前506—？）：名偃，字子游，春秋时期吴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以文学著称。
[3] 《礼记•檀弓上》：“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4]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提倡“超人”哲学，强调权力意志。著作有《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思考》《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善恶的超越》《瞧！这个人》等。第五讲 “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以曾子之小心谨慎，他所说“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只是小心谨慎不成。低处着手，是为高处着眼做准备，如登楼，为了要上最高层，不能不从一、二级开始。我们既没有天才那么长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士不可以不弘毅……”，高处着眼。眼光多远，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学，这是研究院了。从初小一年级到研究院相差甚远，然也是一级级升上来的。
再举一段更具体一点：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这点文章就这么好，陆机《文赋》[1]所谓“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章真好。一般说不完全，说不透彻，是没懂明白。“君子人与”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此所以为曾子，任重道远，不只是小心谨慎。三代而后，谁能这样？仅一诸葛亮。
颜渊从《论语》一书中看不出什么来，纵不敢说幽灵，也是仙灵。[2]看不清楚。佛家偈颂曰：[3]
海中三神山，缥缈在天际。舟欲近之，风辄引之去。（《揞黑豆集》卷首《拈颂佛祖机用言句》）
写得很美，神话中美的幻想。此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颜渊亦孔门一最高理想而已。至于有点痕迹可寻的，还是曾子。
曾子有点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远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而增意气不是嚣张，开胸襟而非狂妄。增意气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该蓬蓬勃勃；开胸襟是使人不狭隘，如此便能容、能进。曾子这几句真叫人增意气，开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远，合起来是苦行。然与禅宗佛门不同，他们是为己的，虽最早释迦亦讲“度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佛门及儒家到后来，路愈来愈窄，只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没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为己，“仁以为己任”。
一己为人——仁，自己做一个人是仁，对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对人（立人、度人）。朱子讲“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严》之“圆妙明心”），余以为“心之全德”不如改为“人之全德”。“仁”字太广泛，“仁以为己任”，绝非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至“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真伟大起来了。“六尺之孤”——国君（幼）；“百里之命”——国政。“寄”，犹讬也：“讬”与“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寄”，暂存。[4]“临大节而不可夺”，梁朝皇侃疏曰：“国有大难，臣能臣之，[5]是临大节不可夺也。”（《论语义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温，[6]一刘裕。桓温没造起反来，然亦一世跋扈；刘裕成功，归而篡位，是亦变节（自变）。受外界压迫、影响而变节曰“夺”。此言国有大[7]难臣能死之，只说了一面。文天祥、史可法至今受人崇敬，便因临大难能死之。然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何如家不贫、国无难？[8]
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
死何济于事？依然轻如鸿毛，不是重于泰山。不死而降不可，只死也不成。这点朱子感到了，他说：
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即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9]
单单注意“才”字，要有这本领。程子则不然，程子单注意节操。程子曰：
节操如此，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引程子语）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不是说不办坏事，是说怎么办好事；不是给人办事，是给自己办事。曹操求人才，便不问人品如何，只问有才能没有。曹操所杀皆无用之人，乱世无需如孔融、杨修等秀才装饰品。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时候，那必是真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曹操是英雄。
现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紧是有作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为可用也”。鲁迅说四里路能走么？四两担能挑么？自己没能，发什么牢骚？“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论语•先进》，知——知用。）所以朱子讲得好。朱子生于乱世，北宋之仇不能报，而现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程子生于北宋，不理[10]会此点，而且程子人太古板。伊川先生为侍讲，陪哲宗游园，哲[11]宗折柳一支，伊川责之。其实不折固然好，折也没关系，何伤乎？书呆子，不通人情，不可接近。北宋末洛蜀之争，即程与东坡之争。东坡通点人情，看不起伊川。朱子乃洛派嫡系，而此点较程子强，即因所生时代不同。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无补；后几句是大言不惭。前三者不失为“自了[12]汉”，后者则成为妄人。《宗门武库》云：[13]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
就算我们想做一儒家信徒，试问从何处下手？在何处立脚？只剩一空架子，而真灵魂、真精神早已没有了。《论语•阳货》有言：
诗可以兴。
岂但诗，现在一切事皆有待于兴。兴，是唤醒；兴，起来了。一种是心中有思想了，一种是在形体上有了作为、行为。譬如作诗，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兴不兴的问题。
书怕念得不熟，也怕念得太烂。亦如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自己懂么？厌故喜新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否则，到现在我们还是椎轮大辂、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现在，我们进步了，这都是厌故喜新的好处。有这一点心情，推动一切。
新的是新；在旧的里面发现出新来，也是新。儒家教义没有新鲜的了，所以淡泊没味，都成为臭文，当然陈旧了。所以现在需要“兴”。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我们读书不是想记住几句话，为谈话时装自己门面。
君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读《论语》上述曾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段话，真可以唤起我们一股劲儿来，想挺起腰板干点什么。——————————
[1]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西晋太康文学代表人物，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因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其所作《文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创作论的文章。
[2] 偈颂：又称“偈子”、“颂语”，即佛经中的唱颂词，为宣扬佛理的短句，通常为四句联结而成的韵文，用于教说的段落或经文的末尾。
[3]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
[4] 皇侃（488—545）：其字不详，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著有《论语义疏》十卷。
[5]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东晋军事家，曾剿灭成汉，收复蜀地，后三次出兵北伐，晚年欲废帝自立，未果而死。
[6]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祖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立刘宋王朝，史称宋武帝。
[7]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代政治家，抗清名将。1645年清兵围困扬州，拒降固守，城破被俘，不屈牺牲。
[8] 《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甲申殉难》记载：“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闻变恸哭，题辞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难，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曜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饮药而卒。”清初颜元《性理评》一文提及明亡惨祸有言：“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9] 程子：“二程”中的程颐。程颐（1033—1107），字正叔，洛阳伊川（今属河南）人，世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
[10] 侍讲：官职名，其职为讲论文史以备君王顾问。
[11]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帝颔之。”
[12] 《宗门武库》系由宋代禅宗临济宗著名禅师大慧宗杲言说、弟子道谦纂辑的禅宗古德言行录。
[13] 《宗门武库》：“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公曰：‘谁？’文定曰：“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第六讲 “以友辅仁”与“为政以德”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1]
孔安国曰：“友以文德合也。”又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
朱注：“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益近。”（《论语集注》）
佛是神秘，禅是玄妙，但禅宗中有“平实”一派。唯孔门不曰“平实”，而曰“中庸”。儒家未尝不玄妙，但他们避讳这个。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讲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
然越平常的字越难讲。
文→友→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为上下二句连索。
凡“文”是表现于外的，文章礼仪。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孔门重视行为（表现），咱们现在是知识。《论语•颜渊》：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文”与“礼”为二，此“文”与今所谓学问相似。人与人之相联系，盖都因表现于外（表现于外者如礼仪、学问……）这一点，故曰“以文会友”。但并没做到此为止，因文而结合，而结合不为此，乃欲以“辅仁”。（现在是以利会友，以友取利。）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此即为政治上个人主义。
然此与西洋不同，西洋只是竭力发展自己，不管好坏善恶；孔门个人主义乃自我中心，并非抹杀旁人、抹杀万物，不过以自己为中心就是了。修、齐、治、平的道理也由此而出。
也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唯心主义。
若唯物是内旋，，自外向内，自远而近，自物而心。唯物史观特别注意历史，同时非常注意环境背景，前者（历史）是纵的，后者（环境背景）是横的。他研究历史注重在演变，以古推今。
而唯心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皆并非唯心就完了，涅槃是唯心的顶点。儒家唯心是外旋的，修、齐、治、平，并非自己成一“自了汉”便拉倒。“子帅以正”，“帅”，跑在头里！这是儒家、道家不同之处。老子三原则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2]“不敢为天下先”，是儒、道不同之一点，由此而成为杨朱之“拔一[3]毛而利天下不为”。“不为天下先”，是不为福首，不为祸始。而老子“不为天下先”有意思，他以为这样倒可替天下干点事；若“为天下先”，结果连我也掉在火里。“欲取故与”，“欲擒先纵”，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正所以为天下先。大家围着他转、跟着他跑，但不能露出痕迹；后来一转为消极，无作、无为，此非老子本意。如某妇遣女曰：慎勿为善。某女曰：然则为恶乎？母曰：善尚不可，欲恶乎？[4]此即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一转为“无为”；至杨朱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乃老子三转。现在多是这种人，无为之人已很少，至于老子原意没人做到。“子帅以正”，孔子心里想什么，口里说什么，这一点以勇气论，儒家超过道家；以聪明论，儒家不如道家。
文学不容易说出自己话来，往往说出也不成东西。孟子说孔子：
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这话该是赞美之意。“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矣。”（《孟子•滕文公上》）“圣之时者”，没有恶意。但便因此句使孔子挨了多少骂，说孔子为投机分子，“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
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固为投机分子，即造时势之英雄也未免有投机嫌疑。总之，无此机会造不成此时势。假如我们生于六朝，敢保我们不清谈么？生于唐，敢保我们不科举诗赋么？宋之理学、明清八股，皆投机也。使现代人不坐汽车、火车，非要坐椎轮大辂、独木舟，倒不投机，但这算什么人了？我们现在作白话文，岂非也是投机？
我们是得拿我们自己的眼来批评、观察了，而且还该用自己力量去作。投机、投机，不投机，落伍怎么好呀！《吕氏春秋》论邓析子[5]云：
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6]得民伤之。
此即《左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说“时”字是投机，谁不投机呢？说不投机，便不是投机。夏日则饮水，冬日则饮汤，这也是投机吗？夏雷冬雪，岂非也投机？这不投机不行。
大概孔子在他那时是崭新的见解。哲学与文学一样，自其不变而观之，则万物皆定于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日新月异，是创作。“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与“日新月异”是一个，是两个呀？今之人犹古之人，今之世犹古之世，不变；古者茹毛饮血，现在烹调五味，日新月异。孔子的政治、哲学，真是崭新崭新的。现在看起来是迂阔，绕弯子，不着实际，否则就是落伍，虽然现在看来未尝不新。（旧同新，有时也相通。）
我们读《论语》，又不想拿孔子抬高自己身价，想也不肯，肯也不能。我们读《论语》，不想迂阔落伍，但也不想被人目为投机。人活着，只有混容易。其实，混也要费点心思、拿点本事，何尝容易？
天下事进化难说，有的由繁趋简，有的由简趋繁。字由繁趋简，文由简趋繁。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弟子群像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子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冉有是想着做事的，近于事功。曾子精力多费在修养上，是向内的、个人的。冉有是向外的，对大众有影响，故对政治留心。
一庶，二富，三教。“庶”（人口多），不是最终目的；要“富之”，最终“教之”。“教”，连朱子都以为是立学校，此教未尝无立学校之意，但还不仅是知识；教未尝没有教育之意，但孔子尚非此意。孔子所谓“教”是“教以义方”（《左传》）。现在教育只教知识，不教以“义方”。“义”之为言，宜也；“方”之为言，向也，向亦有是非之意。明是非，知礼义，有廉耻。孔子盖以此较知识尤为重要，否则知识只使其成为济恶之工具。“教之”不仅立学校，立学校也不仅读书识字。“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真结实，也真有味。结实，有味，二者难以兼有，但《论语》真是又结实又有余味。老子说话不老实，而无余味。冉有问政是“加”，子贡问政是“去”，夫子说来又结实又有味。
古本《论语》“民信之”上有“令”字，“令民信之”，“之”指为政之人，有“令”字好。“民无信不立”，立：（一）立国，（二）存在。总之，在上位的人要得民心。得民众拥护也有失败，但民众对失败原谅，对错事了解，因为民众信得及他。能信故能得人拥护，若不得人拥护，办好也是不好。
庄子真是思想家，中国思想非玄不可。别国“玄”是复杂，而中国玄妙在简单中。如佛学，虽是宗教家，实是思想家，能想象又极能分析。佛学传入中国，信佛，老成为净土，简单化了；解的人成为禅宗。无论净土、禅宗、释家，皆不用佛之丰富想象、琐碎分析。
孔子不玄。最注重实际，日用平常，所以结果是平易近人。好处，人人觉得他可亲；坏处，使人易视他（虽不见得轻视）。其实儒家之日用平常、平易近人，道理虽非懂不完、知不尽（一看、一会就懂），可是永远是我们行不尽、用不尽的。《子路》中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一章可与《颜渊》“子贡问政”章参看。“冉有仆”一章，一庶（人众多），二富，三教（乃教育哲学）。“子贡问政”一章，按文章次序：一食，二兵，三信；按重要分，则：一信，二食，三兵。精神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物质缺乏能造成人道德之堕落。犯法罪人多为物质缺乏的结果，穷生奸邪，富长良心。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以个人为出发点―→天下，以物质出发点―→精神。并非离开个人而能有天下，也不能离开物质而言精神。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孔子之说法不行。一因现在时代不同，一因若曰个人做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子驷引《周诗》）？所以孔老夫子显得迂阔。但若想根深蒂固，还非从个人精神修养下手不可，否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们做事太书呆子气，不太世故。世故使人不能成为书呆子，而书呆子往往不能去做事。要成一种势力，而领导此势力的人必须有崇高人格修养才配做领袖。“为政以德”，自己精神修养至完善境界便是德。“为政”是天下事，而曰“以德”，还是以个人做基础“而众星共之”。“居其所”是他的精神，“众星共之”，做成一种势力。而要造成一种势力，先要有纯洁、高尚人格才能永久。而往往有修养的人，无办事能力；能办事的人，无修养。——————————
[1] 孔安国（生卒年不详）：字子国，曲阜（今山东曲阜）人，西汉经学家，与董仲舒齐名，著有《论语训解》《尚书孔氏传》《古文孝经传》等。
[2] 杨朱（生卒年代不详）：字子居，又称杨子、阳子居、阳韩生，战国初期魏国思想家，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
[3]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4] 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5] 邓析子（？—公元前501）：春秋时期郑国思想家，反礼治而好刑名，长于名辩之学。
[6]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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