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扬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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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试读：
序言
金冲及老话说：“万事开头难。”天下任何事情，如果起步时缺乏明确的方向，或者方向偏了，就很难成功，甚至会导致失败。
新中国诞生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怎样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怎样在旧中国的基础上来建设这样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共同纲领》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在全国人民中形成共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以后的实践证明，它所规定的方方面面的基本政策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了它，新中国一起步就有着明确的方向和可以遵循的途径，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进。这些是大家都熟知的。
但不必讳言，同它的重要性相比，对《共同纲领》的系统研究至今还很不够。例如：这个纲领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为什么它所规定的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都能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制定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它对新中国建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
因此，看到陈扬勇同志能写出这样一部以《共同纲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实在很令人高兴。
研究这个题目，需要以掌握和梳理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出发点，不能只是从概念到概念，借助推理做些一般的论述。陈扬勇同志由于他所在的部门和长期担负的任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才有可能把《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建设中方方面面的主要问题从基本设想到形成具体条文，又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吸取各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的具体过程说得比较清楚，说清楚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自然是重要的有利条件。
事情还不只是如此。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优点是力求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同新中国建立前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共同纲领》中各项规定形成的由来，并且指明这些规定对日后新中国建设所起的指导作用，视野比较宽阔。大家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共同纲领》所以能对新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作出如此切合中国实际的规定，并不是靠几个人闭门思考出来的，而是在总结过去革命经验，特别是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丰富实际经验，又切实研究新中国面对的种种实际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共同纲领》中没有那些空泛的议论，而是明确提出了人们在实干时便于遵循的行为准则。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当然，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实际经验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推敲和博采众议，转化成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原则规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又离不开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时刻高瞻远瞩的智慧、决断和胆略。读读陈扬勇同志这本书中叙述的事实，不仅有助于了解《共同纲领》是怎样产生的，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本书从来不可能担负起它所应该承担的全部任务。陈扬勇同志的这本著作也是如此。但它毕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我觉得是很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一读的。2012年12月
导言
一 研究对象及意义
1949年，是新中国的奠基之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被誉为“人民革命建国纲领”、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这份只有6000多字的历史文献，承载着奠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勾画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蓝图。选择这样一份历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实在是有着太重太重的特殊分量和意义。它成功地解决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后的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新社会和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这些极其重大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当年所评价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1]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正是有了这份全国人民可以遵循的《共同纲领》，新中国一起步，各方面的工作就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正是有了它，才有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民共和国经历了风风雨雨，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幸福之路。回过头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共同纲领》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的影响不仅今天还能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而且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作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2]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重温《共同纲领》，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胡锦涛总书记这番总结和评价的科学精神和深刻内涵。
拂去历史的尘埃，足以令后人掩卷沉思的，还有当年那些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在进行伟大创造的艰难和神奇。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欢呼胜利的同时面对的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复杂环境。《共同纲领》又是在解放战争还激烈地进行、各方面工作极端紧张纷繁的情况下诞生的。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意志和远见发挥到了极致，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完成了《共同纲领》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绘制出这么一幅今天看来也没有多少可以挑剔之处的新中国蓝图。这实在是极不容易的。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试图考察和探讨：《共同纲领》是如何产生的？体现在其中的奠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并决定新中国前进方向的重大决策及相关体制是如何确立的？它们各自一步一步经历了怎样艰难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们对新中国的起步及后来的发展走向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弄清楚这些问题，弄清楚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制定《共同纲领》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中国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二 研究现状及述评
对《共同纲领》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已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共同纲领》本身的研究
对《共同纲领》本身的专门研究，迄今还比较少。
1949年9月22日，主持《共同纲领》起草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该报告的摘要收入《周恩来选集》。它回顾了《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并就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总纲问题、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经济政策问题、文化政策问题、民族政策问题、外交[3]政策问题做了简要说明。这个报告给后人研究《共同纲领》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用了大概800字的篇幅就“共同纲领何以未写社会主义”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指[4]出：“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周恩来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的主要贡献，其中论及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关系时涉及《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有500多字的概要叙述。[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撰写的《毛泽东与〈共同纲领〉的制定》，这篇一万余字的文章，从毛泽东与《共同纲领》制定的视角，[6]第一次较大篇幅地披露了《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此后，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也都多少涉及《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如庞松的《共和[7]国年轮·1949》，其中有一节谈《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材料基本上是根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来的。
我的导师金冲及先生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均程度不同地论及《共同纲领》的形成背景和重大意义，指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当年在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经验的紧急环境中，成功地解决了国体、政体、经济建设方针、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新中国的各个方面描绘出具体而可以操作的蓝图，使中国得到稳定和发展，而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中国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良好的基础。文章还指出当年作出这些重大决策的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8]这些为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直接启示。
龚育之以党史札记的形式写了一系列短文，如《建国纲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建国纲领：统一共和国还是共和国联邦？》《建国纲领：一党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建国纲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等，对《共同纲领》中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问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变农业国为工业国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他认为，“《共同纲领》是党所提出的并[9]为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接受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
姜义华《论五十年代党对国家领导方式的演变》，其中论及了《共同纲领》与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的关系。他认为：《共同纲领》没有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但纲领中一再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经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实现。这一时期，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主要通过与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各方面协商、修订，把党的决策变成国家决策等方式来实现。《共同纲领》时期的这种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改变为党对中[10]央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阚珂《〈共同纲领〉——新中国的政治基石》，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共同纲领》确立的国体、政体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指出：《共同纲领》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新中国建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决拥护的基础之上。《共同纲领》规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这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11]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典范。（二）《共同纲领》相关内容的研究《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而这一切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共同纲领》，必然要联系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新中国开国元勋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对新中国的思考和构想。如金冲及《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把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新中国的政体和国体、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论述。鲁振祥的专著《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及所涉及的思想理论观点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评价。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就不详细列举了。
上述这些研究著作和文章，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参考。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方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等重大决策形成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空间。
从总体上看，当前关于《共同纲领》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从整体上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前人大多只是一般提及或做简要的史实梳理和概括分析，研究层面还留有较大的空间。二是由于受材料的局限，即使对史实的梳理与重建也还远不完整和细致，对《共同纲领》本身前后变化的文本比较研究还是空白。三是对《共同纲领》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互动关系还没能得到很好揭示。因此，对这一课题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待开始。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1.本书努力重现《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并揭示当年这些构建新中国第一幅蓝图的重大决策及相关体制是如何确立的，当年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策，这些决策又是如何写入《共同纲领》的。
2.在呈现《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及大政方针时，有意识地突出若干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重大决策，如国体选择——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方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并重点揭示它形成过程的艰难性、复杂性及对共和国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性。
3.文本本身分析与文本背后的分析相结合，力图通过建立《共同纲领》的形成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来揭示那些重大决策确立过程的艰难性、复杂性及重要性。研究中试图考虑把下列方面的因素纳入思考视野。（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既说明其思想渊源，又说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中还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2）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模式和经验的影响。这些模式和经验提供了借鉴，但又不能照搬。（3）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中共中央1947年12月杨家沟会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中国的思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4）当时中共党内、党外（尤其是民主党派）及社会各方面人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分歧，这些认识是如何逐步取得共识的。（5）中共核心决策层对这些问题的前后思考与修正，特别是它同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时实践检验的密切关系。（6）《共同纲领》规定的各项制度实行的绩效。当年有关报刊关于这些方面的讨论和报道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
4.注意比较研究。一是《共同纲领》的前后文本比较；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思想的前后变化比较及他们之间的思想比较；三是中外不同国家制度比较。
5.在篇章结构上，采用纵向叙述与横向展开相结合的方法，先总说，后分论，最后再综合。先用一章篇幅交代提出制定《共同纲领》的缘起和背景，再用一章篇幅重点再现《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接下来依照《共同纲领》本身的篇章结构分专题横向展开，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六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最后一章再进行全篇综合。
本书力求重现《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及其重大方针政策的形成和确立过程，并揭示当年这些构建新中国蓝图的重大决策及相关体制确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但由于受资料局限，这一研究还存在诸多难点。当年参与《共同纲领》起草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很少有回忆文字面世，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新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的会议记录、《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会议讨论记录及其他相关材料，大多还没有公布面世，在重现《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及其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方面，难免存在一些盲区，只能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例如，当时起草《共同纲领》曾参阅过许多中外相关书籍与资料，但具体参阅了哪些资料；由《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间经历了怎样的环节，等等，由于资料不足，至今还说不清楚。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只能有待相关材料在日后进一步公布时才能解决。注解：[1]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3]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6—371页。[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2页。[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1页。[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毛泽东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7] 庞松：《共和国年轮·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321页。[8] 金冲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日报》1999年8月26日；《新中国的第一年》，《人民日报》2004年9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9] 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10] 姜义华：《论五十年代党对国家领导方式的演变》，《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11] 阚珂：《〈共同纲领〉——新中国的政治基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5月。第一章建立新中国与制定《共同纲领》问题的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在推翻了旧中国反动统治以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之际，对新中国蓝图的勾画。这是区别于旧中国的一幅新的蓝图，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本章把《共同纲领》放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中来考察，旨在追溯《共同纲领》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考察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共同纲领》？在历史大背景的追溯中，重点说明《共同纲领》是在建立新中国由理想前景骤然变成人民大众迫在眉睫的现实抉择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理论构想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一 人民革命的初衷与新中国的美好前景
建立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的初衷。正如毛泽东在1940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1]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对于这样一个新国家的理论设计，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有不断的长时期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2]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曾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论和实践，主张“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3]民主专政的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使之拥有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先是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4]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后来，又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做了初步的理论描绘：“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5]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要确立起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的、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两大原则的新经济关系；文化上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6]国。”
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由于长时间内反动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思想和主张，还只是一个美好的前景和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全国人民宣示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建立新中国在还没有条件能够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也还是考虑如何应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自卫。能不能取得这场自卫战争的胜利，多长时间能够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是非常谨慎的。
1947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时说：“这个文件去年还不能发，现在可以发了。”“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将来有没有和平的可能呢？我们的文件没有堵死和平的可[7]能，也不拒绝同国民党谈判。”
为什么“去年这个文件还不能发”？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主要是因为当时情况还不明朗，革命的力量暂时还处于弱势。可见，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在当时还没有条件成为现实可能。二 历史的转折与建立新中国的提出
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要取得大于反动力量的总体优势，一个是建[8]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诉求。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进行到第二个年头，历史悄悄地把这两个条件呈现出来。
首先，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自1946年内战爆发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从容沉着地坚持以运动战作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内线作战，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
在山东战场上，接连取得了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陕北战场上，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也先后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大胜利。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一年内，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9]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112余万人。到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从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是旗鼓相当。国民党军队的数量由1946年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锐减到300余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则由内战爆发时的120万人增加到近300万人。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过去的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与此同时，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这样，人民解放军的三路大军都跳到了外线，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直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迫使国民党军队全面转入被动防御状态。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改观。
这是标志着中国革命成功已经迫近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这个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令毛泽东兴奋无比。要知道，以往的10年、20年间，共产党长期处在防御或被“围剿”的地位。1947年年底，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10]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是毛泽东对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判断。
其次，国民党统治彻底丧失了民心，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人心所向。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丧尽了民心。民心的向背，从来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渴望结束长时期战乱、实现和平建设的强烈意愿，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本来就不得人心；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使得民怨沸腾，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政治上的黑暗、独裁、腐败，使人们彻底丧失了对国民党统治的信心。连那些中间派，都站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对立面，“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11]战时期所没有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据与北平各大学有关系的中美人士估计，北平一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半数倾向共产党，这个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教授中亦很多赞成共产党。有大部分教授本来倾向政府的，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12]共产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变化。他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13]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说：“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14]了。”
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失望中，“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15]上”。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卓越的政治家不同于凡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把握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出前瞻性的理论，走在时代的前面。
1947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未进行，国民党还具有相当军事力量，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能够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等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捕捉到：建立新中国已经有条件成为现实可能了，中国共产党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及时昭告全党全国人民。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16]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同一天，由毛泽东改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颁布解放军口号的训令》中，第一次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并要求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所到之处，应当将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17]讲”。“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个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在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毛泽东提出这个口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现了他对形势的高度洞察力和对战略时机的超凡把握力。回想在1947年初，毛泽东还告诫全党“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过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却向全党全国人民昭告“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一切，不得不让人佩服毛泽东是个当之无愧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是一个善于把握战略时机的大师，他总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
历史的细节连缀起来有时显得很有意思。
三个月前，也就是1947年7月上旬，国民党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
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10月10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向全国、全世界公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给蒋介石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把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托上了历史进步的快车道。
1947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和自豪的年头。这一年的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集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18]议”。为什么高兴？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少年的流血牺牲和艰难苦斗，终于赢来了历史的转折，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毛泽东就豪迈地宣告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19]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为什么说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做了透彻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而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20]了解放区的负担。”
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危机，促成了历史转折到来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和巩固。他指出：“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21]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断言，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科学而重大的判断。作出这个判断，是需要卓越的革命胆略和政治智慧的。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制定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纲领、方针、政策才能正式提到现实的工作日程上来。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把建立一个新中国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不仅就如何打倒蒋介石做了战略部署，而且对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勾勒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22]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上述这几段话，可以看作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纲领。毛泽东在会上做结论时也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23]一步”。
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把建立新中国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一边在指挥如何彻底打倒蒋介石，一边在不断思考怎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并且随着蒋家王朝的快速崩溃，对新中国的构想在中共领袖们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三 建立新中国获得广泛认同
现代民主国家的真正合法性在于，其基本制度和国家机构必须经过人民同意，获得人民拥护，国家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权力由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
建立新中国，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事，而是中华民族全体民众的大事，需要获得国内民众的广泛而全力的支持。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了1948年。随着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收复和解放的城市比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大大增加。其中包括石家庄、鞍山、四平街、潍县、运城、临汾、洛阳以及一度解放的宝鸡、开封，都是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经过强攻后才占领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主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等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已建立起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其他解放区的面积也都扩大了。中共中央也由陕北移到了距离北平很近的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新中国就要诞生的前景在军事和民心向背的大较量中，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948年11月的英国报纸评论说：“现在除了大地主和财阀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谋利者之外，各阶层对于南京政权能否维持都已失去了信[24]心。蒋总统和他的顾问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
当时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时局发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国人（包括反动派）都晓得独裁政权虽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虽能有美帝不断的援助，都是“无济于事”，注定了它的末日快到了，换句话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任何人对这，已经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25]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
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心声，及时向全国人民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在这23个口号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第四、第五两项：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26]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两项口号，不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且宣告了新中国建立的程序及新中国的政权怎样组织。
现代民主合法国家建立的程序应该是事先建立一个由选举或协商产生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遵循一定的议事决策规则决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按照这个机构确定的民主方式产生。“五一口号”提出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考虑到了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共产党一党来专政，而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联合政府。
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对“五一口号”做了这样的解读：
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
这次口号里吸引力最大的，自然是第五项了。这是任何阶级任何阶层没有不注意的。它不但是号召，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尤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妖言惑众”的阴谋。
反动集团一向拿“向壁虚造”的什么共产党现在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和恐吓人民大众，又拿什么共产党要排挤知识分子，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替无产阶级以外的人谋福利等等的瞎说或故意诬蔑来离间人民大众。这固然都是它末路愚笨的表现，但是，由于消息的被它封锁，也会有人被它迷惑的。……而这次口号是一个对全国性的号召，把一个各方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五项里很庄严地宣布了。[27]
马叙伦的这种解读，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的感受，他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固然是彻底失望了，但是，对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是否能容纳他们也还是心存疑虑。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以为我们[28]埋头战争，恐怕不要他们了。”“五一口号”，打消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疑虑。他们从内心感叹说：“这一个提议太合时了。”“这证明了中共的领导人物，不但是政治经验丰富，而且能高瞻远瞩，把握住每一个阶级的人民期望。”“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29]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
正是因为“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这一庄严的历史性的号召，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切合时宜，深得人心，因而也就理所当然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联合同志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30]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6月4日，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位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表示对“五一”号召“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翻开灿烂的一页，进[31]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但是，由于当时信息渠道不畅通，中共中央没有及时得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通电，直到7月中旬，才从香港分局的来电中得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中共中央为此还去电批评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在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32]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足见中共中央对社会各界态度和反应的极端重视。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爱国华侨对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清楚地标志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一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此时已获得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建立新中国，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以及合法性。这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10个党派响应“五一”号召那么[33]快，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很高兴。
8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复电说：“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主、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34]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电告香港分局及潘汉年，要他们收到毛泽东给李济深等的回电后，立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35]
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和接送下，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开始秘密北上，前往东北解放区，就召开新政协、建立[36]新中国进行研讨。
建立新中国的脚步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更加具体地勾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尽管三大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土地改革正在解放区蓬勃开展、接管城市等许多新问题亟待处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在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以很大的力量不失时机地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设计做进一步的思考。
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
如果说，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时仅仅是看见了革命胜利的曙光，那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革命胜利的前景更明朗、更清晰了。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所说：胜利的问题，过去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37]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刘少奇在会上说：打倒国民党，统[38]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
因此，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做了重要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构想。相对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在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此时已经想得更深更远、更具体。
在政治上，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政权的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39]级的议会制”。
在经济上，新中国诞生时的经济形态是什么？既然当时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是不是“新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认识比过去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40]济’好。”显然，毛泽东不仅对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
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对新中国的基本格局的完整设计，也绝不可能先验地或一次地完成。有些问题是根据现实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才最后定下来的。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所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指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引者注）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指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引者注）就必须作为议[41]事日程来讨论。”
应该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理论设计，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实践越来越趋于完整的。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后来的七届二中全会、《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对建立新中国的许多思考，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基本格局的构想一直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最终逐渐明朗。四 迫在眉睫的现实抉择与制定《共同纲领》问题的提出
从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到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新中国虽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总体上说还只是进入着手研究和准备工作阶段，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是否要很快建立全国性的革命的中央政府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1947年春夏之交，林彪发电报给毛泽东，提出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7月25日回电林彪说：“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100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42]可以考虑此问题。”
在十二月会议上，有些同志又提出建立革命的中央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说：“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43]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44]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
到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问题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45]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在1948年9月之前，建立新中国之所以还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是因为那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蒋介石还有将近300万军队。用周恩来的话说，“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46]胜利的前景是确定了的，但革命胜利的完全取得，当时估计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1947年2月，毛泽东曾估计过：“革命胜利还有[47]相当长的时间”，“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半年之后，毛泽东又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时间来解决，现在不[48]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
到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估计“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对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会不会“被说成是五年胜利”还表示担忧。他说：“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他特意叮嘱：“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毛泽东还表示：“我现在倾[49]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上那样的提法。”
毛泽东所说的“八一”社论是指1948年8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对革命胜利的时间表是这样预计的：“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50]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
这篇社论的时间是1948年8月，如果按照“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的估计，至少要到1951年才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然而，时局发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感叹的那样：“时局发展得如此迅速，几个月等于[51]过去多少年。”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3天后，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6日发起了济南战役。原来预计“争取一个[52]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的这场规模前所未有的攻坚战，结果只用了8天的时间，就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济南宣告解放。
济南战役的迅速胜利，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震动。美联社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53]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形势的发展确像美联社的评论那样。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相继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等三大战役，仅仅用了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旅），共154万多人，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谱写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三大战役的胜利如此迅猛，大大缩短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预见。1948年11月11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还在进行，毛泽东就提出：“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54]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五天之后，《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形式公开向海内外宣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从现时起只需[55]一年左右时间。”
中国革命胜利到来的速度如此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由此也使得建立新中国这个本来还处于研究准备阶段的问题骤然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如果说，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前，建立新中国还是处于理论构想和准备阶段的话，那么，三大战役胜利以后，建立新中国就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了。“中国的议事日程，到今日不再仅是新民主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是新民主主义‘怎样做’的问[56]题。”
国不可一日无政府。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新政权需要立即建立。“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造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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