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陶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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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探究型哲学思想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导论杜威的理智肖像
一 杜威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百年沉浮
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阅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往往能够让该哲学家的形象跃然如见。如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精于论辩与研究崇高学术的哲学大师；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学思严谨、崇尚科学的学者；阅读康德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谨慎而细致的勾勒人类理性界限的哲学家；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思想宏大而精于思辨的学者；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与天地同会、直面存在的栖居者；阅读维特根斯坦，仿佛能看到一位思想敏锐、富有洞察力的天才。那么，阅读杜威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应该是一位平易而睿智的智者形象。杜威的思想，可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中国古话原意是：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道，又要娴习礼仪。杜威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能细致入微地进行研究；他的思想非常高明，但是他用浅易的语言关注我们现实生活的事务；杜威重视伦理生活，但是他同时尊重科学方法和探究方法。杜威并不偏执于某一论点，而是从进化的方法考察之，从各种立场之间取其中道。所以，难怪怀特海把杜威称作美国的孔子。与此类似的，当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克洛彭博格（James Kloppenburg）也将杜威视为“取乎中道”的哲学家之一。
罗蒂（Richard Rorty）将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并称为20世纪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虽然这一说法也许多少会有争议，但是杜威对于20世纪世界哲学的发展，无疑产生了不能抹去的深刻影响。杜威的哲学生涯长达60余年，这期间经历了世界哲学的种种思潮并进行对话。杜威哲学的产生处于美国哲学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折时期，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影响下，美国哲学深深地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杜威的哲学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法国、中国、日本、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并在诸多思想领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杜威这样一位视野广阔的学者，著述涉及的领域包括元哲学理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和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杜威看作当代黑格尔式的哲学大师。
在有生之年，杜威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美国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Henri Commager）是这样评价杜威的：
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1]启蒙的。
当杜威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同时也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者悉尼·胡克（Sidney Hook）对他进行了如下评价：
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2]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
当杜威还在世的时候，他在哲学界和思想界都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但是在其去世后的十几年中，他慢慢被人忽视和淡忘了。直到最近的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界才重新关注杜威思想，故而被称作实用主义的复兴。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也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从杜威1882年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开始其哲学生涯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130多年了，勾勒杜威在世界哲学中的沉浮，不仅对了解杜威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杜威在上大学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哲学教育还受教会的很大影响，甚至很多哲学导师都是教士，因此直觉主义是当时大学哲学的主流。直觉主义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的基本信条都可以被人的直觉所把握，而与经验无关。杜威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假定》就是按照当时的直觉主义的立场来写作的。但是，在此之外，杜威还广泛阅读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习了赫胥黎生理学中的统一方法，他试图把生理学方面自然与生物的统一性引入形而上学图景之中，从而设定他日后的哲学目标。当杜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后，他直接受到了莫里斯（G.Morris）教授的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这期间，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整体论特征给杜威的哲学形成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为它可以用来解决困扰杜威很久的关于自然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二元论鸿沟。杜威在这时期写作的博士论文《康德心理学》以及后来发表的第一本著作《心理学》，都是试图调和黑格尔主义和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实验心理学，并且试图证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是和黑格尔主义相吻合的。
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功能心理学影响下，特别是在阅读其重要著作《心理学》后，杜威逐渐脱离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而转向实验主义。杜威于1894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其后十年是杜威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杜威在哲学系组织了一个团队，出版了《逻辑理论的研究》一书，标志着芝加哥工具主义学派的诞生，而他自己也正式在美国哲学界崭露头角。其学派的要旨是确定逻辑的工具性和实践性，特别是借助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在人类经验情境之中，为解决问题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思维活动之工具作用，而不是对逻辑形式本身进行研究。杜威的工具主义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实用主义论者内部，詹姆斯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大加赞赏，但是皮尔士（C.S.S.Peirce）却明确地反对杜威的工具主义逻辑，认为这是一种松散的推理，根本不配称作逻辑。并且，皮尔士还主张逻辑是规范性的学科，而杜威却认为逻辑是经验性的学科，逻辑需要研究经验的自然史，因此皮尔士认为杜威的这一做法脱离了逻辑所要求的必然性。另外，皮尔士主张逻辑研究应该是符号性的，由此发展出指号学。总而言之，皮尔士和杜威都主张逻辑要关注真理，逻辑和科学方法是统一的，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皮尔士认为逻辑是关于必然性的原则，应采用符号性的研究方法，而杜威认为逻辑本质上是经验科学，应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认为，杜威的逻辑学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逻辑。罗素有资格这么说，弗雷格（F.L.G.Frege）和罗素开创的现代数理逻辑为日后的逻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采用形式化的符号研究方法，并且把逻辑学科和形而上学、科学方法等学科相划分，逻辑学中的句法学和语义学区分开来，使逻辑学得以确立自身的研究方法，从而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杜威的逻辑思想是要关注真理、关注实在，因此杜威的逻辑思想和皮尔士的一样，更多的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杜威的工具主义逻辑理论在数理逻辑的蓬勃发展过程中逐渐被人遗忘，而杜威自身也在日后的发展中将其工具主义逻辑思想转变为探究逻辑，而把工具主义运用到知识等其他领域。杜威在1939年出版的《逻辑：探究的理论》一书，改变了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逻辑的做法，而把逻辑和科学方法相统一，把逻辑定义为探究的一般模式。杜威的探究方法被他的学生胡克所发展，并且被运用于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时期，杜威开始涉足教育领域。他不仅写了大量的教育理论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条》《儿童与教育》《教育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还创办了一所小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杜威实验学校，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杜威还把其逻辑理论运用于教育理论，写了《我们如何思维》一书。杜威的教育理论受到当时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反对当时传统的赫尔巴特的刻板的教学方法。杜威的教育理论很快在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世界范围包括中国也得到了推广，因此现在很多人认为，杜威本质上是一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先生发挥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并且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但是，杜威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到美国教育界的批判，因为当时在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暂时落后了，因此杜威的重实践而轻理论、重自由而轻纪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成了替罪羊。美国教育开始确定要以培养高层次理论人才为目标的方针，杜威的教育理论被搁置了，直到80年代后才重新被美国教育界所关注。
杜威1919年在日本的讲演被汇编为《哲学的改造》一书，书中提出了若干哲学改造的路径，包括形而上学的改造、经验的改造、逻辑的改造、社会哲学的改造，系统地阐述了杜威的基本哲学立场。杜威1904年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从而接触到了新的哲学环境，特别是他同美国新实在论者伍德布里奇（F.J.E.Woodbrige）关于经验与实在概念进行的几次争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开始关注经验问题，并于1925年出版了《经验与自然》一书，这是杜威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杜威继承了詹姆斯的经验论，但是把其彻底的经验主义改变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主张自然和经验的统一。这是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图景，对于传统主客二元论是一个超越。
杜威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29年的《确定性的追求》和1939年的《逻辑：探究的理论》：前者主要是关注知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并重的问题，以反对传统知识论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倾向；后者则明确提出要用探究活动来替换认知活动，用有根据的断言来替换知识，确立了对于知识论的探究型转变。在认识论方面与杜威展开激烈交锋的是罗素。罗素认为认识论要以真理为旨归，探究活动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杜威认为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探究活动，真理是探究活动中所建构的。杜威和罗素分别发表了几篇论文进行争辩，结果双方各持己见，不了了之。而当代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所出版的《证据与探究》一书，将杜威的探究理论重新拉回主流的认识论之中，关注证据材料对于命题的证实程度。
杜威在科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是《逻辑：探究的理论》。杜威根据探究过程阐述科学定律、科学定义、三段论、数学定律等若干科学哲学的问题。他的学生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继承并且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哲学理论，写作了《科学的结构》一书。杜威一生中对于科学非常看重，但是他既非科学主义者，也非反科学主义者。当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刚刚成立时，他们从拥护科学的杜威那里找到支持，并且推选杜威为当代哲学家文库的第一卷卷主，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杜威的科学立场并不支持他们的实证主义，因此莱辛巴哈（Reichenbach）等人明确对杜威进行了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杜威对于科学的拥护立场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批评杜威没有认识到技术的副作用，以及科技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之间的纽结关系。当代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A.Feenberg）也认为，杜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具有的某种对于民主的威胁，或者说忽视了技术的反乌托邦性。
杜威受到他的富豪朋友艾伯特·C.巴恩斯的影响，开始关注艺术并思考艺术哲学的问题，其成果是1934年的著作《艺术即经验》。他把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运用到艺术哲学领域，认为艺术就是经验的完满状态，艺术品是人们之间分享经验的媒介，并就艺术材料与艺术形式等议题展开讨论。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认为，杜威的美学实际上是采用了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因此认为杜威的美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当然，这一说法有一定误读的成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将杜威的美学思想发展为身体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杜威更为关注社会、道德、政治与宗教领域的事务，这是杜威哲学的社会维度。他写作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性与行为》《新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自由与文化》《人的问题》等著作。杜威主张个人与社会统一，反对传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道德领域，否定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主张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进行道德探究，确定善恶的标准；在政治领域，杜威主张民主是人的生活方式，是各个团体之间的自由交流与最大化的经验共享。杜威甚至还赋予了最大化的共同经验以宗教的意义。他自己脱离了教会，而主张共同体的最大化的共同经验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一主张体现在《共同信仰》一书中。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米尔斯（C.Wright Mills）批评了杜威的民主理论，认为杜威的民主理论以及协作性的探究方法只是一种幻想，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斗争，政治活动本质上是精英和各党派把持政治的一种权力斗争。杜威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被纳入社群主义的思潮中。当代政治哲学家罗蒂和桑德尔（Michael Sandel）都对杜威的民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让杜威哲学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20世纪上半期到70年代，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杜威的影响日渐式微。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中，杜威哲学被逐渐遗忘。直到1968年，美国哲学家奎因（W.V.O.Quine）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任杜威讲座教授，才重新引起学术界对于实用主义的关注。奎因也承认他自己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有许多一致之处。特别是在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方面，这种联系一直可以追溯到奎因曾聆听过的杜威的讲课。新实用主义者代表人物罗蒂进一步把杜威和维特根斯坦及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使杜威重新回到哲学研究的视野，其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W.Putnam）也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詹姆斯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这两门课程，推动了实用主义的复兴。普特南对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之批判，与杜威如出一辙。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是美国与奎因齐名的重要哲学家。罗蒂在其《后哲学文化》一书中将戴维森的学术研究看作当代分析哲学中的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尽管戴维森并不承认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伯恩斯坦（R.J.Bernstein）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创见。当代很多分析哲学家把实用主义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新实用主义流派，除了前面提到的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罗蒂和伯恩斯坦之外，还包括哈金（Ian Hacking）、苏珊·哈克、韦斯特（Cornel West）、麦克德米特（J. McDermett）等人，他们在当代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代实用主义论者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派别，如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分为改良的实用主义（以奎因、普特南为代表）和革命的实用主义（以罗蒂为代表）——当然，这种分法也是有争议的。毋庸置疑，实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或者说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而渗入当代的哲学论述之中。
有的学者认为，杜威哲学的复兴主要在于三方面的原因：“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困境，杜威思想中的社群主义[3]和杜威思想中被人忽视的语言哲学。”罗蒂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指明了哲学改造的方向，即跳出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框架，关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使人们获得更加幸福的生活。在其《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罗蒂指出，“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洲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4]期望过的”。罗森塔尔（Sandra Rosenthal）则认为，实用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哲学思潮，实用主义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答，对人类的经验生活和社会实践做出了独特的分析。甚至，一些欧洲哲学家也开始关注杜威哲学，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明确表示他自己认同从皮尔士、米德（G.H.Mead）到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他把实用主义看作青年黑格尔派传统中在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指出实用主义发展了现代的激进民主之自由精神。
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复兴中，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点投向第一代的实用主义者，如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比较了美国实用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学说，认为“皮尔士主要兴趣在于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以推进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皮尔士把实用主义构想为正确推理的原则和方法。而詹姆斯感兴趣的是个人生活，是在一个有限且充满疑问的世界里，实用主义怎么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让人迷惑的宗教和伦理问题。而杜威主要关注社会存在问题，他试图用实用主义去帮我们理解和处理社会[5]生活的复杂过程”。应该说，在第一代美国实用主义者之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仍然是杜威。有的学者认为，唯独杜威的哲学思想才真正代表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并且代表着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韦斯特把杜威评价为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如果爱默生是美国的维柯，詹姆斯和皮尔士是美[6]国的穆勒和康德，那么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
杜威的哲学思想并不是提出一套体系或者框架，而是提供一种方法论和视角。他的哲学引领我们根据当下的问题情境，发挥我们的智慧，运用探究方法和实验方法，去寻求合理的解决之路，使社会能够不断进步，使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杜威的哲学素朴而睿智、广博而精微，其包容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杜威思想来进行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这些特质，决定了杜威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过时。如果说杜威思想在当代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具有革命性的话，那是因为杜威的很多基本思想已经潜入当代的文化之中，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二 研究现状和本书计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威哲学开始在国内外学界得到重视，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这也可以从国内外的杜威研究文献中反映出来。近二三十年以来，关于杜威思想的研究文献和对于杜威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明显增多，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完成的37卷的《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的出版，并于1996年出版了《杜威全集》的光盘版。美国学者巴芭拉·莱维尼编辑和整理的《1886-1995年间关于杜威的著作》详尽地收集了美国学术界从1886年到1995年关于杜威的研究文献，据统计一共有2200多份。实际上，1966年理查·伯恩斯坦就写了《约翰·杜威》一书，而艾耶尔（Alfred Ayer）于1968年写了《实用主义的起源》一书，这暗示着对于杜威哲学之研究的复兴。在中国，复旦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杜威研究中心”，并且正在组织学者翻译《杜威全集》，现已出版早期5卷和中期17卷，后期著作的翻译本也即将问世。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8卷本的杜威研究译丛。笔者作为译者同时参与《杜威全集》和“北大杜威研究译丛”的翻译工作，分别承担了其中的一本，感受到了当前学界对于杜威思想的重视和热情。此外，还有涂纪亮先生所编辑的《杜威文选》，苏珊·哈克主编、陈波和尚新建副主编的《意义、真理和方法：实用主义经典文选》。这些都表明，杜威哲学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一个与现象学、分析哲学同等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杜威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自然也得到了最大的重视。
由于杜威思想的博大精深，当前国内外杜威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包括以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的主任拉里·希克曼（Larry A.Hickman）为代表的杜威探究理论和技术哲学的研究，以理查德·舒斯特曼和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Alexander）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的研究，以斯蒂文·洛克菲勒（Steven C.Rockefelle）为代表的杜威宗教哲学的研究，以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为代表的杜威工具逻辑和探究逻辑的研究，以理查德·罗蒂和雷蒙德·博伊斯沃特（Raymond D.Boisvert）为代表的杜威形而上学的研究，以罗伯特·威斯布鲁克（Robert B.Westbrook）为代表的杜威民主理论的研究，以斯蒂文·费什米尔（Steven Fesmire）和托德·莱肯（Thomas Lycan）为代表的杜威伦理学的研究，以安乐哲（Roger T.Ames）为代表的杜威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国内学者单中惠和张宝贵为代表的五四时期杜威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研究。另外，国内涂纪亮、刘放桐、赵敦华、江怡、陈亚军、汪堂家、王成兵等知名教授和一大批青年学者，都分别对杜威的若干哲学领域进行了阐述，撰写了杜威的美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民主理论、技术哲学、经验自然主义等方面的论著。当代杜威研究，可谓人才济济，成果斐然。
目前杜威研究虽然比较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主题分散。杜威的哲学思想极为庞杂，导致各个研究领域之间缺乏联系，研究者很难把握杜威思想的整体脉络和内在关联。美国学者罗伯特·威斯布鲁克的《杜威与美国民主》，从民主角度并采用传记式的写作方式，来统摄杜威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看作一部综述性的研究著作，但是侧重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因此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面解读。第二，对于杜威的探究理论、逻辑理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尚未深入。对于“探究、逻辑和认识”三位一体的内在关联，学界并没有清晰的阐释。在探究理论方面，希克曼教授把探究方法和当代技术哲学结合起来，出版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一书。而对于杜威的逻辑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托马斯·伯克出版了《杜威的新逻辑：对罗素的回应》一书，并且编辑了《杜威的逻辑理论：新的研究和阐释》，对杜威的逻辑思想和探究理论作了比较专门的研究，国内个别学者也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无疑仍有深入和系统解读的空间。第三，对于杜威哲学的基本特征，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工具主义”“经验自然主义”“进化发生学”“整体性和综合性”“探究方法”等，研究不够。学界虽然进行过一些单独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赵敦华教授的论文《杜威的进化发生学方法》，涂纪亮教授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一书中也阐述了经验主义、工具主义等主题，罗伯特·塔利斯（Robert B.Tallis）在其《杜威》一书中从“元哲学”角度来阐释杜威对于哲学的改造。但是，杜威哲学的这些方法论和基本特征如何融汇为一个整体，无疑仍需要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本书尝试用“探究型哲学”来标示和整合杜威的整体哲学思想。“探究”就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应对外界环境的挑战而进行的实践活动，这个词宽泛而且平实，却能够很好地表达杜威的哲学风格和整体思想。“实用主义”一词过于松散，且一般被用来指称由皮尔士、杜威和詹姆斯等一系列哲学家所构成的流派；而“经验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实验主义”又过于狭窄，似乎不能统摄杜威不同的哲学发展阶段。杜威哲学的根本旨归是人如何应对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是对于具体的现实处境的“问题与解答”。杜威在各个时期都把“探究”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来使用，尽管“探究”概念并没有被杜威自觉地用来标示自身的哲学特征，却是隐藏在杜威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从探究的视角来看，杜威在元哲学领域认为哲学不应该成为超越各种学科或者人类生活的纯粹理性思辨、分析或建构，而是要在具体事务中进行筹划和展望；在科学哲学领域，从科学探究的角度来重新阐释科学的定义、科学规律等主题；在语言哲学领域，把语言看作人类在共同的协作活动中把意义赋予事物，从而可以对事物进行观念性的操作；在形而上学领域，主要是对主客二分的传统框架进行解构，提出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把经验看作人在外界环境中的实践活动或者探究活动；在美学领域，杜威把这种探究活动的经验所达到的圆满性看作艺术。此外，杜威还系统阐述了探究的模式，把常识探究和科学探究统一起来，并且进一步把探究的一般模式看作逻辑的本质，从而形成了探究逻辑；他还用探究来取代认知活动，把探究所取得的“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看作知识的定义。在杜威思想中，探究、逻辑和认识这三个领域是三位一体，是从不同的侧面来阐释同一个东西。
杜威在完成以上纯哲学领域的阐释之后，又提出了“社会探究”的概念。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整个哲学目标是把科学探究的模式推广到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在伦理学领域，他认为需要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之下通过探究活动来获得指引我们道德行为的规则；在政治领域，他认为民主就是共同体内部的自由交流与经验共享，这使得共同体能够通过社会探究的方式来形成具体的社会制度，甚至把宗教看作最大限度的经验共享；在社会领域，杜威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社会性的探究，并且把个体看作社会的有机部分，从而避免传统的个人主义；而在教育领域，杜威认为应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民主意识和实践能力，尊重学生的内在经验成长。
杜威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要面对生活，要尊重人类的生存历史与现状，要应对人类的生存挑战，而非进行纯粹的思辨。杜威哲学并不是建构性或者体系化的。他的哲学是一种方法和精神，指引着我们针对具体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探究，通过我们的理智能力而获得完满的解决。人类生存于一个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世界之中，我们保持着探究的精神，就能避免盲目行动、避免权威与教条、避免胆怯与停滞，使我们能够与自然达到和谐，不断开辟更美好的未来；而社会性或者协作性的探究则是民主和道德的保证，使我们能够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达到个人和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杜威思想从最基本的生理学层面开始，阐述了生物与外界环境的有机统一，这是杜威自然主义的基础。但是，当进化到有智能的人类阶段，智慧能力成为人类最大的能力。杜威的乐观主义相信人能够运用进化而来的智慧能力，通过实验主义的方式，针对具体问题，不断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最后获得有根据的断言，从而解决问题，指引我们的发展。当新的问题出现，我们又会重复这一过程。而这就是持续探究的过程，这是杜威关于人与世界的美好愿景。杜威还希望人们共同参与探究，这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智慧，而且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这是杜威关于人与社会的美好愿景。
因此，本书从“探究型哲学”这一视角来解读杜威哲学，立足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当代哲学语境下对杜威整体哲学的方法论和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并且描述杜威在元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等方面的基本哲学视野；然后深入阐述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即杜威的探究理论，以及与探究理论内在关联的逻辑理论和认识论；最后，从杜威的基本哲学立场过渡到杜威哲学的社会维度，进一步阐述杜威在道德探究、教育探究、社会探究、政治探究和宗教经验等人文社会领域的理论。由此通过阐明杜威的哲学方法在不同哲学分支中的运用，打通杜威在各个哲学领域的论述之间的关联。从基本的哲学观过渡到社会维度，杜威探究型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也随之呈现。在写作方式上，本书不局限于杜威自身的术语和风格，而是尝试着在当代哲学划分的基础上，在横向上从各个当代哲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来解读杜威。而在不同的哲学分支中，在纵向上尽量根据杜威自身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解读，并且引入当代哲学家关于杜威思想的发展与争论。希望这种写作方式能够有助于杜威思想的清晰化与当代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杜威哲学众所周知的晦涩与松散。
导论部分主要是勾勒杜威哲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作杜威哲学思想的一个小传，同时把杜威思想的发展置入当时的哲学背景和哲学论争之中，使读者了解杜威与20世纪世界哲学的互动影响。
第一章讨论杜威哲学思想的四个重要思想来源，即达尔文的进化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和探究理论、詹姆斯的经验主义和真理论，以及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影响。通过对这四个主要思想来源的考察，将同时阐明杜威哲学的基本方法和特征，即进化发生学、整体论、探究理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和工具主义。这五个基本的哲学方法将被运用到杜威各个哲学分支，从而形成对该领域的重构，同时也使杜威的所有哲学思想被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
第二章讨论杜威的基本哲学视野。第一，元哲学的理论，即对于传统哲学的经验、实在、本质等概念的改造，对于传统哲学的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现象与实在等二元论模式的否定，倡导面向生活和未知世界的新哲学。第二，在杜威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方面，主要阐明杜威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和晚期走向文化的形而上学归宿。第三，在杜威的意义论语言哲学方面，则要阐明杜威如何从社会协作分析语言的产生和意义，并和罗素、弗雷格、奎因等人的语言哲学相比较，特别要指出杜威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反对私人语言和重视语言的使用方面的一致性。第四，在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方面，阐明杜威对于科学的界定，包括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说明，以及借鉴科学方法来改造逻辑，从而倡导科学方法和逻辑的统一。此外，他还对科学规律、数学、归纳和演绎等问题进行了实用主义的阐释。第五，在经验论美学方面，杜威对传统美学的诸多重要议题进行了重构，杜威的美学思想可以看作传统美学向当代美学转化的一个中介，引领我们去关注当今艺术的大众化、生活化和多元化。
第三章阐述杜威的逻辑思想。杜威把逻辑看作对于探究之结构和模式的一般阐述。杜威早期（体现于《逻辑理论研究》《实验逻辑论文集》）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对逻辑进行研究，表现在他把逻辑看作正确思维的方法，并且用了大量的心理学材料对逻辑的心理过程进行论述；而后期（体现于《逻辑：探究的理论》）则摆脱了心理主义，把逻辑看作对于探究之结构和条件的一般研究。杜威的逻辑是非形式主义的逻辑，本章将根据当代逻辑学研究对逻辑的应用性和工具性的重视来阐释杜威逻辑思想的当代意义。
第四章主要阐述杜威关于判断和命题的理论，分析杜威对判断和命题所进行的区分。杜威认为，判断是存在性的、直接的，探究的目标是要产生最终的判断，而命题是中介性的、工具性的。本章重点考察了判断的构成、判断的推论性和实践性，以及判断的几种形式。还关注杜威对于普遍命题所作的阐释，以及杜威对于命题所作的独特分类，对于命题组成部分即词项的意义所作的讨论。但是，杜威对于命题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命题的推理，因此杜威对于命题的研究不同于主流的形式化的数理逻辑，而是关注命题以及命题系统如何在探究过程中起到工具作用。本章因为涉及传统逻辑和当代逻辑哲学，加上杜威自身的逻辑思想颇为独特，因此阅读起来也许会稍稍有些难度。
第五章阐述探究理论的一般理论，包括探究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起源、科学探究与常识的统一关系、探究所要经历的几个环节。本章将指出，从最主要的意义上来说，杜威的探究理论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将指导我们如何进行经验的、科学的探索活动，而自然科学是探究活动的主要范例。因此，本章还将联系当代的认知科学与技术哲学对杜威的探究理论进行分析，并且还要阐述杜威的学生胡克和欧内斯特·内格尔各自对于杜威探究理论的发展。
第六章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杜威的探究理论。尽管杜威反对传统的认识论，主张用探究理论来取代认识论，但是从当代哲学的视角来看，他的探究理论和认识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本研究将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他提出的“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观点，以及在知识论问题上杜威与罗素的重要争论——这些争论代表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罗素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差别，同时也要探讨美国学者苏珊·哈克等人在认识论方面对杜威探究理论的当代发展。
第七章阐述杜威如何实现他的哲学目标，即把科学探究活动的方法推广到广泛的社会人文领域，并提出了“社会探究”的概念。因此，本章主要讨论杜威的社会探究、道德探究、教育探究、政治探究等议题，阐述探究理论在社会和人文领域的广泛应用，同时也会评论杜威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以及当代哲学家对于杜威思想的评论和发展。
结语部分首先关注了杜威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讨论杜威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的历史沉浮。同时，结语部分还审视了杜威哲学在当代的意义和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启示，在更高的基础上概括了杜威的整体思想。
[1] 〔美〕简·杜威等：《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第57页。
[2] 〔美〕简·杜威等：《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第57页。
[3] 王成兵：《杜威哲学的复兴及其主要原因探讨》，载俞吾金主编《杜威、实用主义与现代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第116页。
[4] 转引自张梅、燕宏远《实用主义复兴概观》，《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12页。
[5] 〔美〕詹姆斯·坎贝尔：《杜威的重要性》，载俞吾金主编《杜威、实用主义与现代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第4页。
[6] 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69.
第一章杜威哲学的理论渊源
要谈论一位哲学家的理论来源或者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受到哪些哲学思想、哲学家的影响，的确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一种情况是，一些哲学家的开创性工作总是来源于某个突出的刺激因素。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康德构建先验哲学大厦的刺激来源于休谟“把他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唤醒”，从而建构了先验哲学，并且推广到其道德哲学和美学。波普尔的证伪法来自对归纳命题的质疑，重新根据证伪原则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且推广到历史和社会，构建了一个开放的世界图景。海德格尔在学生时期所接触到的布伦塔诺的论著《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决定了其毕生哲学的主旨，即对于存在意义的探索。第二种情况则是，一些哲学家的开创性工作并没有明显地来自其他哲学家的刺激因素。例如，笛卡尔把对于几何学的研究运用到哲学，构建了一套以明晰性和分析性著称的哲学体系；维特根斯坦在离开哲学界几年之后，独立提出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方法；尼采以超人的口吻宣布了一种传统基督教文化的终结。诸如此类，开创一个流派的哲学家系根据天才般的洞见而进行毕生的哲学探索。第三种情况似乎是，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之中，受到了其他很多思想或者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其哲学思想缓慢定型，甚至发生转移。我认为，杜威似乎正是属于这最后一种情况。正如他自己表明或者学者指出的那样，他的思想在形成时期就受到了来自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的各种影响，而在一些新的影响下其哲学又发生了一些或重要或次要的转变。当然，越是晚近，信息及思想的交流和互通越是便利，哲学研究也越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同普特南在自述其哲学时就列举了15位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这还不包括一些有潜在影响的哲学家。
要列举对于杜威思想产生影响的所有理论因素，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名单，但是要列举在杜威的基本思想形成时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或者理论因素，则会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杜威思想的形成时期，有些理论来源突出地影响了他的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并在他毕生的哲学生涯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些影响如同指引线索，引导我们把握杜威思想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些线索之间是相互缠绕，有时变得似乎不可辨识，但是其中几条主要的线索我们还是能够清理出来的：第一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特别是综合性和思辨性的唯心主义；第二是查尔斯·S.皮尔士的科学探究理论及其对于逻辑的理解；第三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第四则是来自心理学、进化生物学等科学因素的影响。
第一节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
黑格尔思想对杜威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麦克德莫特将其称为[1]“一种永久的沉积”（a permanent deposit），杜威甚至宣称他在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摆脱出来而转向实验主义和自然主义后，黑格尔思想还潜在地发挥着影响。直到杜威哲学生涯的末期，仍有学者批评杜威的思想具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色彩。罗蒂在评论杜威哲学时甚至认为，杜威只是把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自然化改造。黑格尔那种思辨性和统一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显然在根本处影响着杜威的哲学思维，并且决定着杜威一生的哲学研究。
但是，杜威哲学研究的最初起点（1881～1882年）是直觉主义的方法，这也许是受到了托利（H.A.P.Torrey）教授的影响。当时杜威正在佛蒙特州一个乡村学校当教师，同时在佛蒙特大学跟托利教授学习哲学史。这期间他在《思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即《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定》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杜威自己指出，他使用的方法是直觉主义的，而且非常纲要化和形式化，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怎么接触到黑格尔学说。这两篇论文的发表除带给杜威继续哲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外，我们看不出其与杜威日后的哲学思想有什么显著的联系。《思辨哲学杂志》编辑哈里斯（W.T.Harris）是一名黑格尔哲学的专家。在和哈里斯的接触中，杜威自愿替哈里斯翻译有关黑格尔的材料，这是杜威和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相遇。
杜威更多地接触到黑格尔哲学是在其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期间，这期间他遇到了乔治·塞韦斯特·莫里斯（G.S.Morris）。莫里斯教授通过黑格尔来研究康德，他的学术热忱和哲学立场都影响了年轻的杜威。莫里斯用作为绝对有机体统一体的概念对黑格尔的唯心论进行重新解释，实在统一体的各个部分相互发生关系，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互发生关系一样。莫里斯还用这样的实在概念来解释唯心论：“它是一个单一的普遍意识，生命或精神，是一个绝对的全体，它使自身区分于大量的有限意识；精神或生命，它通过[2]这些有限的生命生活实现着自己。”同时影响杜威走上黑格尔哲学之路的还有托马斯·希斯·格林（Thomas Hiss Green）、凯尔德（Caird）兄弟、华莱士（Wallace）、洛德·霍尔丹（Lord Haldane）等人。他们合作撰写的《哲学批判文集》是对于当时原子论个人主义和情感经验主义的反对，而黑格尔哲学正是处于对立面而出现的，即社群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些外在条件让杜威深入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并且在其内心中引起激荡：
……黑格尔的思想之所以对我有一种感染力，这一点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黑格尔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对统一的需求，这种需求无疑是一种具有强烈情感的渴望，同时也是一种只能为理智化了的题材所能满足的渴望。要把早先的心情恢复起来，这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逐渐意识到的那种作为新英格兰的文化遗产的分割感和分离感，即通过自我与世界分离、心灵与肉体分离、自然界与上帝分离而形成的那种分割状态，带来一种痛苦的压抑——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内心的撕裂。我早期的哲学研究曾是一种智力训练。黑格尔把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神圣之物和世俗之物结合到一起，这却不是一种简单的智力程式。它是作为一种巨大的解脱和解放产生作用的。黑格尔对人类文化、制度和艺术的处理同样会使那座坚实的[3]隔墙消解掉，它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相信每一个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人都会产生和杜威一样的感受。黑格尔哲学所带给人的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路上的启发，而且能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性反应，一种把自然、人类与社会，把物质与精神，把艺术、宗教、历史、伦理、法律与哲学融为一体而产生的强烈的形而上学情感。就像笔者最先接触到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时的感受，自己仿佛也同黑格尔一样，在头脑中把握到了作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主宰，产生了一种万物皆备于胸的形而上的情感体验。
杜威在1882～1888年的论文和著作就是站在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上写作的，这些论文包括《知识和感觉的相对性》《康德和哲学方法》《新心理学》《心灵和肉体》《伦理学和物理学》《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和著作《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心理学》。在这个时期，杜威不仅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霍尔（G.S.Hall）和冯特（Wilhelm Wundt）的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影响，杜威把这两条路线结合在了一起。在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之前，心理学主要依靠内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并没有完全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心理学的主要流派是联想主义的心理学，研究各种观念之间的连接原则如相似律、对比律和接近律。冯特主张采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霍尔是他的第一个美国弟子。霍尔不仅继承了冯特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而且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心理学，强调了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性。
杜威成功地把黑格尔哲学和霍尔的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结合起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知识和感觉的相对性》一文中，杜威认为近代经验主义主张知识的相对性，而知识的相对性在于感觉的相对性。杜威指出，经验主义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相对性实际上是预设了绝对性的一面，否则没有绝对也就没有相对。这种真正的绝对正是终极的、构成性的自我意识。在《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一文中，杜威认为心理学的对象虽然是个体意识，但个体意识和普遍意识是统一的，而普遍意识正具有一种终极的实在性，因此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杜威的“自我意识”还是“普遍意识”，都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绝对精神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绝对精神就是作为一种能动的自我意识和普遍意识而运作的。在《康德和哲学方法》中，杜威借助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对康德的先验逻辑进行了批判，认为康德先验逻辑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分离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而主体和客体实际上是建立在更基本的统一体之上；因此，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能够“考察理性的概念和范畴（它们构成了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构成了主观[4]经验和客观经验），它把它们视为一个体系，一个有机统一体”。
杜威的第一本著作《心理学》可以看作“用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证[5]明客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这本书的目录排列和细节论述无不体现了黑格尔式的辩证唯心主义：
任何创造性想象的产物都无意识地反映一种精神的联合，这种精[6]神联合把人与人、人与自然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每一个具体的认识活动都包含了神的直觉，因为它包含了现实与观念、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每一种认识活动[7]都是理智的现实化。
杜威的后期哲学也讲到经验与自然的连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性的联合。换句话说，经验与自然或者人与自然的联合就是原本的存在样态，无须假定一个精神性的基础。因此，杜威后期哲学去掉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保留了一种综合性和统一性的哲学风格。在第二本著作《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中，杜威也试图从黑格尔主义来解读莱布尼兹。他一方面赞同莱布尼兹的有机体统一体观念、连续性和活力论，以及对于机械论、二元论、经验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莱布尼兹把同一律和矛盾律作为世界的完全定律，因为把充足理由律和连续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定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分离。杜威认为，莱布尼兹固守着经院哲学所传留下来的形式逻辑，并根据这些形式逻辑建构了世界的统一，却没有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是能动性的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形式逻辑的统一不包括任何中介或过程，并且本质上是僵硬的和无生命的。
但是杜威也越来越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之中他所不能接受的地方，如黑格尔对于绝对精神的看法。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贯彻到知识、历史、自然和哲学之中，他的哲学仍然保留它对于“绝对”的追寻，预设了一个比时间过程更加实在的永恒世界。这些东西显然是杜威所不能接受的，正如罗素所言：“按杜威的思想，一切实在都是有时间性的，而所谓过程虽然是进化的过程，却不是像黑格尔讲的那种永恒理念的[8]开展。”另外，对于知识来说，黑格尔认为人类知识是一个有机整体，知识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正如逻辑体系的展开一样，而杜威反对这种超验的知识概念，因为他的知识概念是经验的，也是渐进的和可错的。这些都促使杜威抛弃了黑格尔的外衣，而试图借助其他理论工具来进行哲学研究，特别是借助心理学和进化论的立场来进行哲学讨论——前者是指詹姆斯的心理学，后者是指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如杜威自己所言：
在其后15年内，我逐渐漂离黑格尔主义。“逐渐漂离”这个词表示这种流动具有一种非常缓慢而且长期难于觉察出来的性质，尽管它没有带来这样一种印象，即仿佛这种变化是没有适当原因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曾忽视，尤其不是否认某位目光敏锐的评论家偶然作为一个新发现而提到的那件事情，即与黑格尔的相识已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一种持久不灭的影响。目前，在我看来，黑格尔体系的那种形式化、图式化是非常矫揉造作的。然而，在他的思想中却往往有一些异乎寻常的深刻之处；在他的许多分析中，撇开它们的那个机械的辩（弁）证框架，也有一些异乎寻常的敏锐之处。如果我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体系的信奉者，我仍然一定相信黑格尔在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9]方面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体系哲学家。
显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自我设定对立面、自我外化的一套理性建构并没有被杜威所认同。但是，在黑格尔的诸多细节论述之中，却常常带有一种天才的洞见和精妙的思辨，也有很多议题在当代仍在讨论。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所讨论的人的异化和主奴意识、美学界所讨论的艺术的终结、历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的终结，等等。杜威的代表作《经验与自然》一书，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穿着自然主义外衣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其中，经验、自然、历史、心灵都以一种扭结的方式缠绕在一起，以至于很难用严格分析的方法去解读，有时候必须用解读黑格尔哲学的那种“领悟”方式去把握杜威的细节论述。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是却颇具代表性的术语能够很好地体现杜威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改进，这就是“情境”（situation）概念。“情境”是杜威中后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情境的定义是由有区别的要素所组成的统一体，这可以看作一种缩小的整体论。不像黑格尔把整个世界都统一起来，杜威只是承认局部的统一体即情境，探究就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产生，是不确定的情境向确定情境的转化。实际上，情境这个概念在杜威的哲学著作中大量出现，而在其他的实用主义者那里则几乎没有出现过，这可以看作黑格尔思想对于杜威的独特影响。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中提出了“情境”概念，这一概念固然是在他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体系之下提出的，但是他对情境概念的阐述和杜威的这个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考虑到杜威早期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推崇，我们可以推论出杜威的“情境”概念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提出的。黑格尔对“情境”的定义是：“作为这种更切近的机缘，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就形成了情境。情境就是更特殊的前提，使本来在普遍世界情况中还未发展的东西得到真正的自我[10]外现和表现。”并且，情境具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境尚未转化为定性，还保持着普遍性；第二阶段是情境由普遍性转化为特殊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定性，但是定性没有产生矛盾和矛盾所必需的解决；第三个阶段是分裂和由分裂来的定性终于形成了情境的本
[11]质。因此，情境一方面是定性的或者特殊化的，另一方面在其中包括内在的区分。如果除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我们很容易转化到杜威的“情境”概念上，一方面是定性的或有限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在其中包括不同的、有差别的要素。
由上可见，杜威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实验心理学和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哲学为杜威持续进行哲学思考注入了充足的动力和能量，不仅使杜威能够以黑格尔的整体哲学来理解生理学、心理学的有机统一概念，也为杜威理解自我意识与客观实在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自我意识与普遍意识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以及解读康德先验逻辑和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在以后的哲学研究中，杜威还将把他的统一性哲学思维运用到到经验与自然、现象与实在、主观与客观的传统二元论划分上，以及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科学与艺术等各种二元划分之上。这种驱动力使得杜威最终成为一个对传统二元论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认识论进行严厉批判的现代哲学家，也成为一位视野极广、学识渊博的思想家。[12]第二节 科学因素的影响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黑格尔哲学对杜威思想之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是来自哲学史的影响，但是杜威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现代科学之发展成果的塑型。杜威是一位对于科学有着深刻理解，并且自觉地把科学思想所带来的思维模式之转化引入哲学中的哲学家。所以，离开了杜威对于科学的理解，就不能准确地把握杜威的思想。杜威的著述很少以科学为直接和唯一的主题，这也许会让人误解他对于科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其实杜威更关注的是科学方法，是科学给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来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科学的理智方法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科学实践和社会活动。可以说，杜威对于科学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整体哲学之基调。
在杜威哲学的形成时期，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对杜威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杜威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方法都是在此种影响下形成的。赫胥黎的生物学唤起了学生时期的杜威的浓厚兴趣。杜威后来回忆道，在大学教育中，以赫胥黎的著作为教材的生物学激发起他的最大兴趣：
从这门课程中学习到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观念。这种统一体观念给从前开始的一些学术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形式，并产生了表现某种事物观点的形态或模式。任何领域的物质都应该符合这种形态或模式。至少，它使得我下意识地期望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在学习赫胥黎的论述之后，我了解到，我所期望的这种生活将具有与赫[13]胥黎所描述的人类有机体生活的同样特点。
赫胥黎的生物课程在年轻的杜威心中激发起一种模糊的目标，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他应该尝试着把这种生物统一体的观念运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这种生物统一体的观念和杜威后来所接触到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整体性、统一性有着内在共通性，这使杜威日后能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自然化的转变，从而能够摆脱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色彩。不过，杜威也看到了赫胥黎生物学的缺陷，即赫胥黎并不能够彻底地贯彻进化论思想，而是将生物学和道德领域这两个层次区分并隔离开来。赫胥黎认为，“宇宙进程的准则是竞争[14]和对立，而伦理进程的准则是同情与合作”。也就是说，在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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