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磊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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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试读：

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革命作为“一种快速、剧烈的系统变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阿伦特曾称：“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直至现在，这两个问题仍然是政治领域最为人所关注的话题。而阿伦特认为革命尤为重要，自人类肇始，“革命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区域性的革命主导了当地人民、政府和国家的命运，而像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殖民地人民对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发动的一场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这些被称作现代革命（modern revolutions）的重大革命事件则不仅影响着革命所在国的命运，而且主导着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近现代以来，革命事件呈现出极其活跃的发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自英国“光荣革命”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爆发了一百多场革命运动（参见表1：历史上的革命事件）。尤其是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革命就像燎原之火，在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到20世纪60年代，这燎原之火甚至有杀回它的源头——英国、美国、法国的苗头。表1 历史上的革命事件

资料来源：政治稳定性课题组.历史上的国家冲突、危机与转型，1955—200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全球政策研究中心，2009.

这些革命的起因、目的、效果及影响都不尽相同，理论界围绕这些问题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革命”的社会变革应该激烈到何种程度？“革命”应该在哪些领域发生，发生的范围和界限应该止于何处？因为革命的目的，尤其是政治革命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革新弊政陋俗，一是追寻建立善政。“革命思想的关键在于它能使人感到重构社会是可能的”，甚少有一种革命理论倡导无限革命论，因为那会成为一种极为单纯的破坏理论。那么，对于弊政陋俗，应该怎样除旧？何谓善政，建立善政的通道又是怎样的？针对这些问题，各种理论派别都试图做出自己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社会变革才是最富有建设意义的。

政治思想史上不同时期以“当代革命”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很多，像柏克（又译作“伯克”）、拉斯基、阿伦特等，都对不同时代的“当代革命”进行过点评和讨论。在这些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始终未有停歇。追溯历史，柏克无疑是最早论述革命和挑起革命与反革命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思想家。作为以反革命起家的现代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正是因“革命”而在政治思想史上声名鹊起的，他从与激进革命主义完全不同的立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革命的视角。第一节 “柏克问题”的由来一、埃德蒙·柏克小传

1730年，埃德蒙·柏克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当时的爱尔兰人普遍信奉天主教，爱尔兰的主权在英国内战之后逐渐被英国蚕食和侵夺。柏克的父亲理查德·柏克虽然是地道的爱尔兰人，但却是新教徒，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律师，而他的母亲则是一名天主教徒，来自一个“有教养但已严重衰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出生环境对柏克的宗教观和政治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将爱尔兰视为父母之邦，更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悲惨遭遇报以极大的同情，有些批评者甚至认为他是一名“隐形天主教徒”。埃德蒙·柏克是家中存活下来的第三个孩子，按照当时的惯例，“男孩信仰从父，女孩信仰从母”，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新教徒。

1741年，柏克被送到位于都柏林西南巴利托尔（Ballitore）的一所小型寄宿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特别强调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学习，为柏克未来非凡的写作才能和文学天赋奠定了基础。1744年，遵照父亲的安排，柏克前往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法律。但在此期间，柏克却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筹建了两个文学学会和一本短期杂志《改革家》（The Reformer）。1750年，柏克衔父命而进入伦敦中殿会馆求学。这所学校是伦敦四所古老的律师会馆之一，当时很多人将在此学习视为通往律师之途的必由之路。但相比于文学，柏克对法律并不十分感兴趣，1755年，他终于决定不再从事父亲为其选定的法律职业而开始转向写作。但是，当我们研究柏克后期的政治思想时，不得不说这五年或许并不是全身心投入的法律专业学习和训练仍然对柏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冯克利称这段时期的法学学习构成了柏克保守主义思想中的法学渊源，对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启蒙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756年5月，柏克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为自然社会辩护》（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这篇文章讽刺了当时已逝的国务大臣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关于自然宗教的观点。在这部著作中，柏克透露了他对于“抽象思想的不信任、对人文历史与文明的激赏以及对封建性制度的信仰”。柏克运用模仿的语气反讽博林布鲁克，认为从“自然状态”出发而创造出的只会是无用之物，与人类的现实社会和文明没有关联。他认为人在被充分文明化之前难以成为“完人”，他必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分子，在社会秩序中获得更高的“自然”属性。简而言之，社会生活才是人类的真正的自然状态，这是柏克一生所持并不断发展的立场。1757年3月，柏克与天主教徒简·玛丽·纳吉特完婚，并于同年4月出版了《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Sublime and Beautiful）。在这部美学著作中，他运用经验归纳性的研究方法，对事件、事物以及人类的情感进行归类和描述，从而奠定了自己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柏克对崇高与美的经验性描述也是对当时流行的唯理性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击。近年来，柏克的这两部早期著作越来越受到政治学学者的关注，人们认为这两部著作为柏克后来的政治思想孕育了胚芽。

1757年，柏克与好朋友威廉·柏克共同完成了《关于欧洲对美洲殖民的论述》（An Account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America）。这部作品简要总结了北美欧洲各殖民地的情况，意在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政策施加影响。文中总结了荷兰与西班牙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得失，指出两国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压榨使其殖民地政策必不可持久，终将走向衰落。文中的很多观点在后来柏克关于美洲殖民地的论述中不断拓展，成为柏克关于北美殖民地政治观点的基础。这一时期，柏克还试图撰写《英国简史》（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ement of English History），但最终没有全部完成，仅写到1216年《大宪章》获得通过为止。这部残稿在柏克死后的1812年才首次正式出版。这本书在框架上采取编年体的形式，简述了古代英国、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统治下的英国历史。在该书中，柏克通过英国史的记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制度比人重要；习俗、惯例和风尚不同于法律，也通常优先于理性；现在和未来尽管不由过去所决定，但却以过去为条件。”这些思想成为柏克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在以后所有的重要演讲与通信中，柏克都没有停止对英国历史意义的探寻，他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展望未来，而对于“现在”，忽视历史教训会受到历史的报复性的惩罚。

1758年2月，柏克的长子也是后来唯一存活的儿子理查德出生。同年4月，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柏克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负责《年鉴》（Annual Register）杂志的编辑、撰写和出版，他在这份杂志社前后工作长达七年之久。在编辑《年鉴》的过程中，柏克接触和了解到塞缪尔·约翰逊、亚当·斯密、托马斯·里德、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并与当时一批活跃的思想家建立了联系。1759年，柏克接受辉格党政治家汉密尔顿的邀请，担任他的私人秘书，这份工作为柏克提供了更为丰厚的收入，他也由此尝试进入政界。1761年，汉密尔顿赴任都柏林担任爱尔兰布政司（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柏克得以重返家乡，并由于工作关系获得了大量有关爱尔兰事务以及爱尔兰历史的资料。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状”知之愈深，柏克对母邦不幸遭遇的同情之心也愈重，这份“鸣不平”的悲愤贯通了柏克整个政治生涯。在此期间，柏克开始撰写关于反爱尔兰天主教立法的系列短文，抨击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立法之不公正，并探寻公正之法（Propery Laws）。最终，由于与汉密尔顿在性格上的冲突以及两人在爱尔兰事务中所持政治立场的不同，柏克在1765年与之分道扬镳。柏克不肯放弃《年鉴》杂志的编辑职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汉密尔顿希望柏克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秘书工作职位中去。

在跟随汉密尔顿期间，柏克有幸结识了辉格党领袖罗金厄姆，并在1765年7月担任他的私人秘书，这对柏克政治生涯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罗金厄姆当时担任英国第一财政大臣，柏克从政治上的籍籍无名一跃而接触到英国核心权力的中枢。在今后的岁月中，柏克忠于甚至“信仰”罗金厄姆一系的辉格党人信念，并逐渐成为他们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在好友威廉·柏克与罗金厄姆的支持下，柏克于同年底获得了“口袋选区”（pocket borough）文多弗选区的议会议员席位，此后直至1794年退休，柏克一直是英国下院议员。柏克进入英国政界的时期，恰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大英帝国步入力图复兴王权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议院也正因北美殖民地问题而陷入严重分裂。以罗金厄姆为首的辉格党人对国王的专制权力极力制衡，对北美殖民地则主张“怀柔”，而当时占主流的意见则主张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1765至1766年，罗金厄姆短期执政，柏克在该内阁垮台后，曾撰写了《关于之前短暂执政的说明》（A Short Account of a Late Short Administration）。这份简报是对罗金厄姆党派短暂执政的简短历史记录，极力贬低反对党而为该党的政策辩护。这份简报“不单纯是一种私人评论；它们关照了一种关于政党观念的新概念”。

1770年4月，柏克第一本较有影响的政论文问世——《论当前不满情绪之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通过对民众不满情绪的分析，柏克指出王室权力的扩张和国王宠幸势力的膨胀是这种不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国王及其亲信力图破坏英国的既有宪法，打造一套“徇私舞弊”的体系，“一小撮阴谋家们，策划了一套新的计划”，使得整个国家盲目地服从于他们。该文对罗金厄姆派辉格党的主张进行了总结，指出结党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是维护政治道德的必要工具。他说：“人们结为政党，是为了依据他们共同认可的某一原则，同心协力，以推进国家的利益”，这是“最早为政党做道德辩护的文字”。

1774年柏克在下议院发表《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1775年发表《论与美洲的和解》，1777年他致信布里斯托市的行政长官（《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这三篇文献全面阐述了他及其所代表的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的美洲政策：维护英国宪政传统，反对课税于美洲，反对武装干涉并力主与美洲和解，主张对美洲殖民地的宽容直至最大限度地容许其自治甚或独立。柏克的美洲政策主张后来被证明具有预见性，是基于“对实际政治形势的考量”而提出的务实的政策建议，无奈这些建议不能为当时英国主政者所接受。“他所在的党派主政时推行的温和政策，在议会民主制之下被迫中断，一个清明的政治家眼看着立法机构坐失良机”。但罗金厄姆派辉格党最终在北美独立后期发挥了它应有的影响力，于1782年再次执政，处理北美独立后续事务，推进了与北美的和平与妥协。

1774年，柏克当选为布里斯托市的议员。该市是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城市，是重要港口和制造业中心，城市由商人支配，他们依靠与爱尔兰和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发财致富。因此，柏克当选之后，很快就因他的政治理念和对爱尔兰殖民地的同情而使自己与当地选民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柏克在他的当选演说中（Address to the Electors of Bristol）指出，议会代表一旦当选，就不再仅是听命于选民的区议员：“你们把他挑选出来之后，他就不再受布里斯托这一地区的限制，而是议会的一员。如果某个地区的选民要求某种利益，或要求落实某一草率的建议，而且这样的要求与共同体其他地区的真正利益是显然对立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议员应像任何其他地方的议员一样，不去执行这样的要求。”他认为“代表”有着神圣的使命，议员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应该成为“议会的代表”，即国民代表。1779年，爱尔兰人开始了争取自由贸易和废除关税的斗争，柏克站在了爱尔兰人一边。他试图说服布里斯托选民：英国和爱尔兰可以实现共同繁荣。最终，在柏克的努力下，废除对爱尔兰的贸易限制的立法动议获得启动，但柏克的议员生涯却最终受到影响，他于1780年失去了布里斯托城议员的席位。在罗金厄姆的帮助下，他很快在马尔顿选区获得了一个代表席位。

1780年，柏克投入到英国改革事务中去，力主推动英国经济改革。1780年2月11日，他发表了《致下院关于提出一项更好的保障国会独立性的计划》，倡导推动王室薪俸制度改革，并优化国会的财务制度。柏克的改革主张主要还是针对抑制王权，通过经济手段削弱王室对议会的干预，他的改革建议获得了当时的政界领袖卡文迪什和福克斯等人的鼎力支持。1782年，罗金厄姆再次执政，柏克担任主计长一职，力促该法案获得通过，并成为辉格党限制王权的重要手段。

从1780年开始，柏克越来越关注印度殖民地问题。在今后的岁月里，柏克耗时十多年投入到对腐败的东印度公司的指控及对黑斯廷斯的弹劾中去，力促印度殖民地改革。早在18世纪70年代，由于受好友威廉·柏克的影响，柏克已经对印度殖民地事务有所了解，但他在该事务中真正发挥影响却是1781年，柏克加入了一个对印度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绩效审查评估的专门委员会。他本着对殖民地人民的一贯同情，推动“实现了英国法/程序与穆斯林法及印度教习惯之间的一种平衡”。1783年，柏克深度介入了福克斯《东印度议案》的构思和起草工作，倡导东印度公司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在议会为该议案造势。该提案虽然最终被否决，但其主要的改革措施和建议1784年被皮特政府所采纳。1786年开始，柏克在下议院启动了对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长期弹劾，指控黑斯廷斯的腐败行为和在印度的黑暗统治。该弹劾程序旷日持久，长达7年，黑斯廷斯最终被判无罪。柏克在这场弹劾中充分表述了他所认为的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道德义务，用更高级的正义、治理责任以及普遍的人性等观念表达对被征服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自1782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是柏克政治生涯最失落的一段时期，罗金厄姆在首相任上突然因病去世，使得柏克失去了政治上的挚友和靠山。由于罗金厄姆的支持，柏克已成为辉格党在议会中的重要发言人和代表。但随着罗金厄姆的突然辞世，辉格党人开始向另一位领袖福克斯靠拢，柏克日益被边缘化。在黑斯廷斯弹劾案中，福克斯等人倾向于借此打击政敌，而柏克过于执着于弹劾本身，令辉格党人对他失去了耐心。1788年，国王乔治三世突然陷入精神错乱，英国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危机。柏克与福克斯等人在对待这场危机即王位继承的程序上陷入分歧，多数辉格党人支持福克斯，他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柏克这位老战士了。当时的议员吉尔伯特·埃利奥特（Gilbert Elliot）说：“这样一个人（柏克）竟然被驱使到一个政党拥趸的狭隘角色之中……他在议院中的演讲没什么人在耐心听。”

但是，老战士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发出了怒吼，柏克这位一向以改革者形象自居的英国下议院议员最终却以“反革命者”的形象被历史铭记。1789年至1797年，柏克发挥他政治上的睿智和无与伦比的文学天赋，批判、反思并鼓动扼杀法国大革命，也由此走向了生命最辉煌的时期。1790年，柏克正式发表《法国革命反思录》，全力批判法国革命，这部作品凝聚了他一生的政治理念，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1791年4月，柏克继续出版《致国会议员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攻击法国革命者的理想主义与革命主义哲学。由于以福克斯为首的辉格党支持法国革命，柏克也与之公然决裂。1791年8月，身为党内少数派的柏克发表了《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使得辉格党正式陷入分裂。在这篇声讨党内反对派的檄文中，柏克重新阐释了1688年以来辉格党的原则，认为老辉格党人最为重要的原则不是“革命”而是对英国混合宪法的忠贞，呼吁新辉格党人继承和回到老辉格党的原则上来。柏克的反革命立场受到了国王和皮特首相的支持，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这些指责他的人认为柏克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前后不一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柏克越来越意识到法国人所宣扬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威胁，连续发表关于弑君者和平的三封信，鼓动欧洲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武力绞杀法国革命。

在柏克生命的晚年，他仍然致力于提高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待遇，并为爱尔兰人民争取立法权的斗争而奔走。1794年，柏克的爱子理查德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他悲痛欲绝。1794年底，鉴于柏克在议会中的贡献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持有的立场，国王乔治三世给予柏克一份丰厚的年金。柏克接受了这份年金，因而受到了辉格党人的大量批评，柏克撰写了《致一位贵族的信》（A Letter to a Noble Lord）予以回击。1797年，柏克因病辞世。

柏克的一生堪称精彩，自他去世以来200多年间，为其立传者多达20多人。已知较早的柏克个人传记出版于柏克逝世第二年，是由罗伯特·比塞（Robert Bisset）写的一本纪念柏克生平的小册子。英国人詹姆斯·普莱尔（James Prior）出版的《埃德蒙·柏克的一生及其个性》最初是以回忆录形式撰写的，逐渐成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柏克传记，1854年即已经出到第五版，到1908年依然能够再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与影响力。19世纪下半叶，英国记者、政治家约翰·莫雷在1879年曾撰写《柏克》（John Morley，Burke，1879.），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柏克传记版本，2018年年初也出版了中译本。20世纪以来出版的柏克传记开始越来越关注柏克的政治思想，有五部传记最有影响：威廉姆·伯顿·托德（William Burton Todd）的《柏克传》于1964年出版，1982再版，再版后受到了柏克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1967年罗素·柯克的柏克传具有显明的保守主义特色，在美国保守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1980年出版的麦克弗森（C.B.Macpherson）版《柏克》因较早有中译本而更受国内学界的关注；2006年英国学者F.P.洛克（F.P.Lock）的两卷本《柏克》传是目前考证最为翔实并兼具学术价值的柏克传；2013年英国议员杰西·诺曼（Jesse Norman）的《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也于2015年翻译到中国。二、柏克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情况

自柏克去世起，他生前写就的重要文献，像《法国革命反思录》《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论当前不满情绪之根源》《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致国会议员的一封信》等就被不断再版重印，各类版本之多，数不胜数。此外，柏克的著作也一直被不同的研究者按照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兴趣不断地加以归类整理。

柏克是英国“光荣革命”事业及其成果的坚定维护者，其有关论述散见于他的书信和演讲稿之中，我们可以从他对英国自由传统、政党改革、议会改革的论述，对爱尔兰、印度等殖民地事务的态度中管窥他的立场和观点。关于柏克在这些事务中的表述，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文献整理成果。例如，1850年英国查尔斯·伯顿·库珀（Charles Purton Cooper）整理了柏克与英国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伯爵关于政党的相关论述；1944年印度整理出版了柏克关于印度殖民地的相关文献（Edmund Burke on Indian Governance）；1970年霍夫曼（Hoffman）等人整理出版了《柏克论政治：埃德蒙·柏克论改革、革命与战争书信及节选》；1975年布赖恩·W.黑尔（Brian W.Hill）整理出版了《柏克论政府、政治与社会》。这些文献为我们研读柏克相关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篇目支持。柏克在美洲危机中的立场令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因此，柏克关于美洲危机的相关文献也不断在美国整理出版，除被称为“美洲三书”的单行本文件不断重版重印以及重组出版外，1956年美国学者斯瓦茨（Swartz）和霍夫曼整理了1761年到1776间柏克与当时纽约议会的通信以及他与英军高级将领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将军的私人通信（奥哈拉将军在此后的美洲独立战争中曾担任英军高级指挥官），这些通信成为柏克美洲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性文献。柏克对法国革命的相关论述最为著名，也无疑更加契合英语世界研究者的口味。早在柏克1797年去世当年，伦敦即整理出版了他在1791—1793年间关于法国革命的相关重要文献，以示对这位“反革命”先锋的纪念。除了他的《法国革命反思录》被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外，1992年美国学者丹尼尔·E.雷策（Daniel E.Ritchie）整理出版了《对法国革命的进一步反思》，主要汇集了他除《法国革命反思录》之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7篇重要文献，包括1789年11月《致查尔斯·让-弗朗西斯·杜邦的一封信》（Letter to 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1790年2月20日《致菲利浦·弗朗西斯的一封信》（Letter to Philip Francis）、1791年4月《致国会议员的一封信》、1791年8月《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1791年11月《关于法国事件的思考》（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1795年5月《致威廉·艾略特的一封信》（Letter to William Elliot）以及1796年2月《致一位贵族的信》。2014年美国学者蒙克（Iain Hampsher-Monk）选编了《革命作品集：〈法国革命反思录〉及〈关于弑君者和平的第一封信〉》。上述文献中整理的相关篇目和文字构成了本书研究柏克革命思想的一手文献基础。

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开始着手整理柏克的文集，亨利·罗格斯（Henry Rogers）在伦敦出版了第一套《柏克著作集》，当时只整理了区区两卷本。至1844年，在伦敦出版的《柏克通信集》已经扩充至4卷，收集了柏克1744年至1797年间的主要通信。这套由查尔斯·威廉（Charles William）、厄尔·菲茨威廉（Earl Fitzwilliam）和理查德·柏克（Richard Bourke）等人编辑整理的通信集在1852年推出新版，正式命名为《柏克著作通信集》，共8卷，是为第一套收入文献较全的柏克文集。1958—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集二十年之功推出了10卷本的《柏克通信集》新版本。1989—2000年，由保尔·朗福德（Paul Langford）主持编辑的12卷本《埃德蒙·柏克著作演讲集》正式出版，并在2015年重版印刷，是目前最新的一套柏克全集。出于获取文献便捷的角度，本书所使用的柏克一手文献英文版本主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2008年柏克书信集为底本。三、政治思想史上的“柏克问题”

柏克所处的时代，正是“现代革命”兴起的时代，他本人在对待英国革命、英国相关殖民地的事务、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在那个时代，柏克是英国宪法传统最忠诚且最能干的捍卫者。就其所在国家的制度而言，他是一个耐心而且循序渐进的改革者，还是最早对英国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展开批评的人之一”。这种看似的自我分裂使柏克置身于“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两种身份之间。

柏克曾经被认为是一位积极的“革命者”。他热烈地颂扬“光荣革命”并坚定地维护它的思想和制度遗产。他支持英国本土及殖民地社会的进步式变革，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某种改变的方法，也就没有保全他自身的方法。”甚至认为“如果某一政府确实邪恶而专横，而且无法对其加以改革（有时出现此种情况），那么，就应该将其换掉，必要的话，也不妨诉诸武力。”因此他始终认为英国革命（“光荣革命”）是正义的革命。他也对美国人声称的革命报以同情（当然柏克始终不承认美洲独立是一场“革命”，而一直称其为“美洲危机”），他为美国革命辩护，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他始终认为是英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革命的发生，呼吁英国政府改变自己的政策，支持美洲人民的诉求，因而柏克与托马斯·潘恩一起被称为美国革命的两大宣传家。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柏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改革者：他反对压迫爱尔兰天主教徒，主张宗教宽容；作为捍卫传统自由的卫士，他反对在非洲贩卖黑奴，反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掠夺和剥削，痛斥殖民者的贪婪和腐败；他谴责国王和“国王的朋友们”插手政治，在英国内部事务中呼唤变革，提出用“自然的贵族”来对抗“世袭贵族”。柏克的这些行为与他后来作为“反革命者”的形象似乎完全不同。法国革命成了他个人的分水岭，大革命前后的他似乎判若两人：他坚决地反对法国革命，用最严厉的词语攻击它，并呼吁各国王室联合镇压之，因而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这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柏克问题”，“不同的人对柏克的评价在自由与保守之间、变与不变之间摇摆不定”，一个自由的、革命的柏克一夜蜕变而为保守的、反革命的柏克，怎样解释这样的变化成了政治思想史领域持久探讨的一个问题。“柏克问题”从柏克“背叛”革命事业开始，就被思想家们广泛关注了。对柏克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他在若干“革命性”的历史事件上的立场，看起来如此不一致。在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柏克政治立场的变化令人困惑，很多人指责他改变了自己最基本的观点，辉格党内的战友也认为他违背了党的宗旨和信条，认为他背叛了辉格党。柏克“在他有生之年都能听到这样的指责（来自潘恩还有其他人），柏克的一些传记作者和分析人士也一直重复这样的论调”。美国革命时期的“战友”托马斯·潘恩对他立场上的巨大变化表示惊讶，并毅然决然与其决裂，他说：“我对柏克先生的这种行径感到格外失望和惊讶，因为，基于我将述及的事实，我曾经别有期望。”对柏克更为著名的批判和指责来自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无情地批判柏克，认为他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哲学家，是一个被国王收买的政客和马屁精，总是以最好的价格出卖自己。然而对于柏克，“如果只了解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最后立场，而不熟悉他的推理过程，就很难读懂18世纪80年代末期（与托马斯·潘恩相遇时）的柏克，而且容易误解他。”

柏克不仅是潘恩、马克思们眼中的柏克，他同时还是拉斯基、丘吉尔眼中的柏克，是代表了英国自由传统的思想家。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柏克是自弥尔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阿克顿勋爵也曾说，柏克是“最地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具有最纯正的革命精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反动分子，而是一个辉格党人，他曾经对华盛顿的胜利举杯庆祝，他曾经身穿蓝、黄相间的制服（这是独立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军队的制服），他曾经为英军在萨拉托加的投降表示欣喜，他曾起草了致殖民地人民的信，从修辞上看，那是一篇最出色的国务文献，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殖民地人民，攻击他的国家并让他的这些同胞流血是合法的”。拉斯基赞美他，认为柏克为18世纪的政治哲学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政治复杂性的完备知识”，“他的洞察力的光芒如利剑直刺政治复杂性的最隐秘的深处，几乎无人可比……他写下的不朽篇章成为关于政治家技艺的最高分析，垂之永久。”继承了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柏克有着深刻的心智与真诚的心灵，他的灵魂深处对抗着暴政，无论这暴政是君主带来的还是暴民带来的，他都是始终如一的，内心深处有着同样的目标和理念。

自由的、革命的柏克还是威权保守的、反革命的柏克？这个“柏克问题”在国内理论界也一直讨论不休。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刘军宁认为柏克的保守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大的脉络中的一个分支。而蒋庆则对此进行了“反驳和再阐释”，试图在不同事务上区别看待柏克，在当时不同的时政事务中分别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不同的柏克，他认为归结柏克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无疑仍是保守主义的。季乃礼、于淼共同创作的《保守的倾向、自由的精神——对柏克政治价值的解读》一文则指出，在制度观念上柏克是保守的，在价值观念上他则遵循有序的自由。在中国，柏克如同在英国一样，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分割，陷入了同样的不一致性难题。第二节 国外关于“柏克问题”的争论

如多数柏克研究者一样，柏克传的作者丹尼斯·欧契夫（Dennis O'Keeffe）这样评价柏克：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200多年来，每位柏克研究者都在努力找寻“真实”的柏克，因为埃德蒙·柏克这个名字背负着太多的名头（reputations），而每一种名头似乎都在与其他的名头抗争。这种角色“分裂”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在分析讨论柏克革命观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进路。一、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到反动保守的柏克形象转变

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一手资料的属地限制，柏克研究主要属于英国学者和爱尔兰学人。这两部分学者基本上沿着“辉格党史观”的解释进路研究柏克的革命观。在他们看来，柏克是“光荣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代表着英国古老的自由传统，维护着英国宪制的荣光，是英国内部改革的先锋，是爱尔兰、印度等英国殖民地人民的代言人，是反对激进革命破坏力的鼓手；在美国，一些了解柏克的人也视柏克为美国革命的拥护者和美国人民的朋友，如1908年美国学者雷德（Reid）在为纪念柏克去世110年而出版的书中称其为“我们在大不列颠最重要的朋友”。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麦考莱、詹姆斯·普莱尔、托马斯·麦克奈特（Thomas MacKnight）、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约翰·莫雷、莱斯莉·斯蒂芬（Sir Leslie Stephen）、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查尔斯·沃恩（Charles E.Vaughan）、约翰·麦凯恩（John MacCunn）等成为这一时期研究柏克的主要代表。

20世纪之前，麦考莱、巴克尔等辉格党史学家在各类历史学著作中对柏克极尽赞美，除此之外，较有影响力的专门研究柏克的著作包括普莱尔的柏克传，麦克奈特三卷本的《埃德蒙·柏克的生活及其时代》，以及莫雷的《埃德蒙·柏克：历史的研究》及《柏克》，这些著作中都将柏克定义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代言人。20世纪上半叶，英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哲学层面关注柏克，并将其与边沁、密尔的学说联系在一起。1913年，麦凯恩出版了《柏克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urke，1913）一书，这是已知较早从政治哲学角度着手研究柏克政治思想的专著，也是试图将零散的柏克思想构建为哲学体系的一次大胆尝试。麦凯恩指出柏克在否定“现代哲学家”过程中试图构建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社会哲学”的指南。他认为柏克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重视宗教、传统智慧，倡导“审慎”的政治哲学。他指出，激进思想家认为人的自然权利是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政府建基于这样的权利之上，而柏克认为政府并非建立于这些“想象”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所有权利都不是本源而是派生的”。他认为柏克并非完全同边沁相似，认为政府的目的仅是“有用”，而是认为政府建基于“经验”之上，这“经验”积累自历史演进的漫长而缓慢的进程。他认为柏克十分重视政府结构中各等级的平衡，“他从来不惧怕贵族，但确实惧怕民主”，因为贵族从来不会对王权构成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辉格党与自由党已经淡出英国政治舞台，但是老辉格党员柏克的思想却越来越受到各路思想的关注。

英国思想领袖、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Laski）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柏克的思想，1922年编纂出版了一本《柏克书信集》（Letters of Edmund Burke，1922）。1927年，他在出版的《英国的政治思想——从洛克到边沁》一书中专门留有一章阐释柏克的思想。1924年，爱尔兰学者威廉·奥布莱恩（William O'Brien）出版《爱德蒙·柏克：一个爱尔兰人》（Edmund Burke as an Irishman）一书，细致地描述了柏克对母邦爱尔兰的支持，在他笔下，柏克仍然是坚持自由与正义的改革者形象。英国利兹大学学者、文学批评家查尔斯·沃恩在192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在卢梭前后时期的政治哲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Rousseau）中，对从霍布斯到休谟所处时代、从柏克到马志尼所处时代部分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柏克与休谟和边沁不同，把“经验”放于“更高的原则”和道德、宗教理想之下，并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最终原则。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Bert Carter Cobban）1926年出版了《埃德蒙·柏克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Edmund Burke），试图对柏克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1929年他在另一部更有影响的著作《埃德蒙·柏克与十八世纪的反叛》（Edmund Burke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中说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精准预言，“是对正义理论优点的一种辩护”。他指出柏克在他那个时代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关于国家的新观念，柏克把“方便”（expediency）作为判断政治行为的合适准则，同时他又摒弃道德心理方面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科班认为柏克是一位“伟大的理性时代的反理性哲学家”。

与上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柏克相对，反动的保守主义的柏克在美国渐占主流。自法国革命爆发以来，革命与反革命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停歇，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一方无法容忍柏克的言论。早在柏克同时代，英国以“革命协会”普赖斯为首的“激进派”及福克斯辉格党人都力图用对“光荣革命”的重新解释为“当代”革命寻求合法性，坚持认为“光荣革命”的一大光荣传统是政府解体或者重新选择政府，这也是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这种理解得到了潘恩的积极响应。1789年夏末，托马斯·潘恩从巴黎给柏克写信，希望说服这位演说家向英格兰介绍“一种扩大了的自由体系”，并成为公众不满情绪和人民主权的代言人。但柏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打碎了潘恩幻想的“志同道合”的友谊。潘恩立即以《人权论》一书加以回应，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为法国革命辩护。潘恩的著作很快就受到英国政府的查禁，但在同为英语世界的美国却受到普遍欢迎。在美国，由于当时柏克一手文献传播的限制，美国人显然更为熟悉潘恩在《人权论》中所展示的柏克。潘恩对柏克的批判强化了他的反革命形象，不但使他越来越多地受到“进步”思想的质疑，也受到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他们不能忍受柏克对“进步”和“民主”的批判。尤其是在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上半叶，柏克的保守形象愈发显得“反动”，这使他在美国的声誉陷入“低潮时期”。二、积极的保守主义形象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柏克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如1948年英国学者厄尼斯特·埃德文·雷诺兹（Ernest Edwin Reynolds）出版了一本柏克传（Edmund Burke.Christian Statesman，London： S.C.M.Press），特别关注了柏克的基督徒身份；1950年，J.B.捷沃克兹考斯基（Jaworczykowski）发表了《柏克的法哲学思想》（Legal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University of Oxford，degree granting institution），探讨了柏克思想的法律渊源。但这一时期柏克研究的重心已经开始向美国转移，这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密不可分。一方面，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这引起了一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思想家的警惕。他们对新政实施而导致的国家权力扩大深感忧虑，对古典自由深深向往并力图维护英美一脉的非成文宪法和宪政传统。这都使他们不得不向柏克寻源，把柏克思想视为自己重要的理论来源，这些做法无疑令柏克的保守主义形象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冷战的兴起，也令美国学者开始重视柏克的反雅各宾主义、反激进主义的立场。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认为若想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就必须成为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的捍卫者。在向柏克寻源的过程中，美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柏克研究在英美两地像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带来了柏克研究的“复苏”。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在柏克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无疑是有着“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和美国保守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列奥·施特劳斯。他们在1953年各自出版的《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艾略特》和《自然权利与历史》，是美国保守主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著作。罗素·柯克很早就开始关注柏克，1952年他发表了《埃德蒙·柏克的英国国教徒思想》（The Anglican Mind of Edmund Burke）一文，试图从柏克的宗教思想源流中探寻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1953年，柯克的代表作《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艾略特》问世，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之火。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柯克指出，在政治家一脉中，从埃德蒙·柏克、约翰·亚当斯、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 of Roanoke）、约翰·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到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作家和思想家一脉中，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到艾略特（T.S.Eliot），存在一个持久的、多样性的英美保守主义思想传统，并归纳了这种保守主义的原则。在这部著作中，柯克将柏克称为英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认为他堪为美洲大陆政治家的榜样，代表了英国的辉格党传统。他说柏克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传统主义方面，柏克保守着英国宪政的分权传统，这传统延承自胡克、洛克和孟德斯鸠，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自由和秩序的保证。他认为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里，道德秩序（moral order）、有益的旧教条（good old prescription）、谨慎的改革等这些元素不仅适合英国宪法，也适合欧洲、美洲大陆甚至更大的范围。柯克特别提到了柏克对政治领域“创新”（innovation）思维的批判，他不仅批判国王在内政领域的权力机制创新，反对英国在美洲、印度殖民地领域的管理创新，也尤其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创新，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创新”的思想根源，以卢梭为代表的“创新”思维。柯克强调柏克的基督徒属性以及神意（providence）、自然权利等概念对他的影响。柏克认为所谓“理性的时代”实际上是个“无知的时代”，如果（如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相信的那样）人类建立在神意基础上，那么把政治与伦理限制在不值一提的“理性”之内无异于一种蠢行。人类的同情、怜悯这些情感是神意的创造，无论他所信奉的宗教是不是基督教，所有世俗的秩序都基于这种神意和由其延续的传统。这种神意通过几千年的经验和调适教会人类一种“集体智慧”：即依靠经验而来的“传统”。人应该在传统智慧指导下生活，并应该让自己特殊的环境逐渐适应传统。1967年，柯克还出版了一本传记《埃德蒙·柏克：天才的再审视》。在这本书中，柯克力图重新审视柏克和他的思想，重点关注了柏克在四个方面的斗争：早期抵制乔治三世扩展国王权力的斗争、中期后半生对黑斯廷斯长达近十年的弹劾、美洲危机中对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和在法国大革命中对雅各宾主义的斗争。柯克认为通过对柏克的研究可以令我们意识到，宪法、传统、习俗以及惯例让社会有了健康的可持续性，自由与秩序都应该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柯克通过对柏克的研究，阐释了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则，即“将那些源自旧世界的政治概念用于新世界”，把历史研究看作理解当前与未来的根本，同时看重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这推动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在美国的振兴，也通过对保守主义历史源流的梳理，使得英美保守主义找到了共同的理论之根、思想之源。有一批美国学人紧跟柯克的步伐，在美国掀起了柏克研究的热潮。1956年有多部柏克研究作品问世，约翰·J.菲茨格劳德（John J.Fitzgerald）发表了《埃德蒙·柏克的思想与风格》（Thought and Style in Edmund Burke），沃特·道格拉斯·拉夫（Walter Douglas Love）发表《埃德蒙·柏克的历史思想》（Edmund Burke's Historical Thought），约翰·查尔斯·韦斯顿（John Charles Weston）出版《作为历史学家的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as Historian），查尔斯·巴金（Charles Parkin）出版《柏克政治思想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Burke's Political Thought）。其中，巴金的著作更有影响，他试图从道德角度出发为柏克的政治思想找到共同的基础。他认为柏克对诸种政治事件的看似偶然的观念都会回到一个“不含相对性与偶然性的道德状态上来”，而这道德基础终归会回到宗教上来。巴金认为在世俗的进程中，道德价值是从神意转移而来的。

牧师、基督教学者彼得·J.斯坦利（Peter J.Stanlis）和弗朗西斯·凯纳文是美国保守主义者中柏克研究较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与柯克一道，致力于修复柏克在20世纪初以来日渐衰落的名声，试图复兴英美一系的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柏克首先是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他的哲学来源于基督教伦理，他是一名卫道者，保护着一切具有传统的、有机的、历史的、社群的、宗教的特征的事物。因此，他们将对柏克的研究追溯至阿奎那，认为柏克继承了阿奎那以来的自然法思想，而自然法正是柏克哲学中最为关键和贯穿始终的原则，它让柏克的思想在知识上前后一致并从中富有逻辑地推导出来。1958年斯坦利出版了一部美国保守主义柏克研究史上重要的著作——《埃德蒙·柏克与自然法》（Edmund Burke and the Natural Law），指出柏克的成就是让古典的和经验学派的自然法回归到政治的道德法则的位置，柏克看似前后矛盾的思想可以从其自然法思想中找到一致性。1967年斯坦利出版了《埃德蒙·柏克：启蒙与现代世界》，1991年出版了《埃德蒙·柏克：启蒙与革命》，大致沿袭这样的思路。1960年，凯纳文与乔治·K.劳莫瑟（George K.Romoser）合作出版了《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理性》（The Political Reason of Edmund Burke），也指出柏克在实际政治事务的判断中主要依据自然法。之后，凯纳文还出版过《埃德蒙·柏克：规训与神意》《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经济学》《埃德蒙·柏克：基督徒政治家》三部著作。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学者帕特里克·道兰（Patrick Donlan）是《埃德蒙·柏克的爱尔兰人身份》（Edmund Burke's Irish Identities）一书的作者，他在《柏克论法律与法学理论》一文中指出柏克并非总是“模糊不定的”，法学的影响贯穿他的一生。他很早就从法学角度对狭隘的英国人观念和普通法历史学家进行批评，指出从历史上看，英国的法律从欧洲大陆受益良多。柏克对法律语言的运用和有意的“误用”，例如对契约、合伙人身份、法规、权利的使用，都是为了服务于批判革命宣传家而使用的一种修辞学策略，他因惧怕失去数个世纪来欧洲人累积的、共同的进步成果而倾尽全力捍卫“旧体制”，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形势，现代人重新唤醒“柏克”应注意这一点。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西默·迪恩（Seamus Deane）在《美国的柏克研究》一文中指出，以柯克、斯坦利和凯纳文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学者致力于探究柏克的宗教背景，不可避免地触及柏克在宗教信仰上分裂的家庭，柏克的母亲一系是天主教徒，父亲一系则是英国国教徒，两个看似不能相容的教派在柏克的家庭里能够很好地安顿和相处。终柏克的一生，都在为爱尔兰天主教徒受到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因而迪恩认为柯克一系美国柏克研究采用的是一种爱尔兰—美国天主教式的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将柏克的思想渊源上溯至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力图从“天主教—自然法”角度解释柏克的哲学思想。20世纪50年代，在柯克等人的影响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柏克研究的团体。斯坦利在1959年开始创办《柏克通讯》（Burke Newsletter），1967年该刊改版为《柏克及其时代研究》（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1979年一度更名为《18世纪——理论与解释》（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2002年，美国埃德蒙·柏克学会（Edmund Burke Society of America）（以下简称“柏克学会”）正式成立，恢复使用《柏克及其时代研究》的刊名，该刊收罗柏克研究的主要成果，目前已经累计出版24期。近年在罗素·柯克研究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的支持下，该刊有了自己的网站并挂靠在研究中心网站下。在学会和期刊旗下聚集了一大批柏克研究的学者，包括美国盖茨堡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兰伯特（Elizabeth Lambert），华盛顿大学宗教、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学者伊恩·克罗（Ian Crowe），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约瑟夫·拉·L.拉宾三世（Joseph L.Pappin III）等。伊丽莎白·兰伯特目前是柏克学会的主席、柏克研究专家，从多个方面撰写过有关的柏克文章，诸如柏克的生平与思想、柏克的宗教信仰和他的朋友等。2003年她出版了《比肯斯菲尔德的埃德蒙·柏克》一书。柏克学会理事、《柏克及其时代研究》执行编辑伊恩·克罗，主编过两部关于柏克的论文集——《埃德蒙·柏克：他的生活与遗产》以及《一位想象的辉格党：埃德蒙·柏克生平与思想再评估》，此外他还出版了《埃德蒙·柏克与当下的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与共和精神：埃德蒙·柏克与18世纪中期英国批评家的角色》两部专著。拉宾三世则是《埃德蒙·柏克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Edmund Burke，1993）一书的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克的保守主义形象因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而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固化，但这时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已一改20世纪上半叶反动的、被单纯否定的面向而回复为一种积极的和有益的社会思潮。柏克被公认为现代保守主义的鼻祖，凡讲“保守主义”几乎必讲柏克。施特劳斯认为以柯克为首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祭出柏克，是因为柏克是“自然法理论的倡导者”，从而为美国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即“承认宗教在政治上的优势或必要性和环境对道德的影响”。施特劳斯及其学派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将柏克的研究引向了“自然权利”的讨论。在1960年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中，施特劳斯依然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柏克，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关系”“精明论”“英国式政体”“政治继承”“自然法原则”、对“时效性”的态度、对“绅士”的赞美七个方面论述柏克的保守。1973年第四版的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在“约定与传统：休谟和柏克”一章中从政体观、代表制与政党、权利与政治人格、对待历史的态度等方面阐述了柏克的保守性，并简单对比了柏克、卢梭和黑格尔的思想，称柏克为“自觉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欣赏社会体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习俗安排的宏大性，尊崇既定制度的智慧（尤其是尊崇宗教和财产制度的智慧），坚信既定制度的历史变化是具有持续性的而且个人的意志和理性在使既定制度脱离其轨道的方面也是相对无能为力的，甚至在道德上极其满意那种使社会成员安于各自等级制地位的忠诚之心”。1980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米歇尔·弗里曼（Michael Freeman）出版了《埃德蒙·柏克与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Edmund Burk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Radicalism）一书，认为从1789年法国革命至今，革命图像中有种共性就是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认为旧秩序的问题无法在体制内自愈，必须通过革命来解决。激进主义有个恒久的敌人，即保守主义，如果说法国革命是激进主义革命的第一波，那么柏克就是最早的保守主义批评家，他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20世纪的人类仍然经历着现代革命，经受激进主义思潮的不断冲击。美国学者杰里·马勒的《保守主义》一书有一章专门对柏克的部分文献进行援引。他在序言里说：“保守主义与启蒙之间的虚假二分也同样误人……更为准确的历史说法是启蒙运动中有多股思潮，其中的一些是保守主义的”。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不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反对者而产生的，它产生于启蒙运动内部”。美国思想家赫希曼在他的《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一书中指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是历史上三波保守主义“反动”的第一波，柏克通过认真对待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整体上加以拒斥，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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