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瑟·莫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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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试读：
致谢
如果没有各位作者的通力协作与友好辩论，没有世界各地同行评论家所付出的努力，本书是不可能付梓的。书中所选的大部分内容源于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1998年7月国际社会学协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24）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以及1998年8月美国社会学协会环境与技术分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国际社会学协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赖利·邓拉普很早就认识到了举行生态现代化专题会议的必要性，并促成了该专题会议的召开。在罗格斯大学的汤姆·鲁德尔的支持与帮助下，美国社会学协会也专门为生态现代化议题设立了圆桌会议，会上探讨的气氛甚为热烈。
本书编者谨向《环境政治》杂志的各位主管编辑致以谢意（尤其是约克大学的尼尔·卡特），感谢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一研究课题。阿瑟·莫尔感谢瓦赫宁恩大学环境社会学系的格特·斯帕加伦等同事，他们不断为这一课题献计献策；还要感谢另外几位学者，特别是弗雷德·巴特尔和艾伦·施耐伯格。戴维·索南菲尔德之所以能完成这一研究课题，都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慷慨资助（“奇里亚奇—温特洛普”自然资源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以及瓦赫宁恩大学社会学系尤金·罗莎等同事的大力支持。
导论
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导论
阿瑟·P. J. 莫尔，戴维·A. 索南菲尔德引言许多当代环境社会科学家和评论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西方工业社会的生存基础在不断受到损害。布伦特兰报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常被视为将这种转变整理成文的标志，而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也标志着人们的这种努力。除了这一共同认识，人们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诠释：（一）这种转变的性质是什么；（二）促使社会在与外部自然界互动时另辟蹊径的行动者与行为有哪些；（三）这类环境改善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变化；（四）环境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变化在社会和地理意义上的分布情况如何。
众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转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例如民族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角色转变（参见Jnicke, 1993），以及社会运动在代表环境利益（相对于经济主体而言）时所起的作用（参见Rawcliffe, 1998）。但是，对目前经济实践、话语和体制的转变做出更广义解释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些研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是一类为数越来越多、可以被纳入“生态现代化”名下的出版物。将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并“检验”这个课题。〔1〕
编纂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发展。本书试图记述并评价生态现代化理论对当代环境改革的最新分析，同时也介绍其他学者对这一学说提出的新挑战。虽然生态现代化理论是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本书的编者和各位作者都没有将其视为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书中的多篇文章都表明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目前状态下的局限性，也指出了用其他观点来检验这一学说、以求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另外，本书的各位作者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学说的“支持”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持此观点还是心存异议，作者们都认为在新千年之际对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时，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点。
为了提供一个能容纳书中各篇文章的概念框架，我们将首先简要介绍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特点，然后再介绍本书的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产生的，特别是德国、荷兰和英国。社会科学家马丁·耶尼克、福尔克尔·冯·普里特维茨、乌多·西莫尼斯、克劳斯·齐默尔曼（德国）、格特·斯帕加伦、马尔滕·哈耶尔、阿瑟·P. J. 莫尔（荷兰）、阿尔伯特·威尔、莫里·J. 科恩、约瑟夫·墨菲（英国）对这一学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见本书各篇文章后的诸多参考文献。）近年来，人们也对许多地区开展了实证研究，其中有芬兰（例如Jokinen and Koskinen, 〔2〕1998; Sarinen待出版）、加拿大（例如Harris, 1996）、丹麦（例如Andersen, 1994）、欧洲（例如Neale, 1997）、立陶宛（例如Rinkevicius, 2000，及本书）、匈牙利（例如Gille，本书）、肯尼亚（例如Frijns et al., 1997）和东南亚（例如Sonnenfeld; Frijns et al.，本书）。不过，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应该说是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参见Huber, 1982, 1985, 1991）。
尽管问世相对较晚，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差异与争论。这些差异和争论不仅仅体现在国家背景和理论基础上〔3〕，也与时间先后有关。我们并不打算在此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更为详尽的评述和分析，但为了本节探讨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一学说的发展成熟划分为至少三个阶段。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期著述（特别是约瑟夫·胡贝尔的文章［参见Huber, 1982, 1985］）的特点有：极为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工业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对（官僚）国家持批〔4〕评态度；肯定市场行动者与市场动态在环境改革中所起的作用；理论取向为系统论取向，且偏向进化论，认为人类能动性与社会斗争的作用是有限的；倾向于从民族国家的层次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对技术创新的强调有所减少，并不像早期理论那样将其视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动力；更平衡地看待国家和“市场”这两者在生态转型中分别起的作用（参见Weale, 1992; Jnicke, 1991, 1993）；更强调生态现代化的体制动态与文化动态（参见Hajer, 1995; Spaargaren and Mol, 1991, 1992; Cohen, 1997）。在这一阶段，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著述仍着重于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工业生产进行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前沿在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地域范围上都有所扩展，涵盖了以下内容：消费的生态转型；欧洲以外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新兴工业国家、欠发达国家、中东欧地区的过渡型经济体，也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经合组织国家）；全球性进程。本书中收入的文章恰恰属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第三阶段。〔5〕
尽管上述研究存在时间、国别和理论取向上的差异，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纳入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范畴。应该说，这类研究有三个共同的总体观点：（一）超越末日论的取向，将环境问题视为迫使我们在社会、技术和经济方面进行变革的挑战，而不是视其为工业化所带来的无法改变的后果；（二）强调标志现代性的核心社会体制的转型——包括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地区市场、国家市场、全球市场）；（三）在学术领域中的定位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后现代主义—激进社会建构论以及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定位截然不同。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介绍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几个核心主题。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题
从最早期的著述开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始终是对现代工业化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的问题进行分析。生态现代化理论传统下所有研究的核心都是社会实践、体制规划、社会话语与政策话语中为保护社会生存基础而作出的环境改革（现有和未来计划的环境改革）。
有些作者强调，这类社会体制、实践和话语的变革，与环境破坏和物质流趋势实际发生的变化是对应的（例如，Jnicke et al., 1992）。近来的这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生态保护先〔6〕行国家（如德国、日本、荷兰、瑞典和丹麦）中出现了物质流与经济流分离或脱节的进程。几个研究案例表明（研究对象为国家、工业部门或具体问题），在不计金钱或物质（产品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环境改革甚至使生产时使用的自然资源与排放的污染〔7〕物减少了。这些改善究竟有没有发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使然（或只是偶然出现），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论。
目前大部分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物质改善本身，而是社会与体制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被归为五大类：（一）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在发生改变：看待科学技术时不仅从“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角度出发，也考虑了它们在环境问题的治理与预防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潜在作用。（二）市场动态与经济能动者（如生产者、顾客、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等）作为生态结构调整与改革载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研究环境的几乎所有其他社会理论中，生态结构调整与改革的载体往往都是更为传统的范畴，如国家机构和新社会运动）。（三）民族国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加去中心化、更灵活、更强调共识的治理方式，而自上而下、国家指令—控制式的环境规制（常被称为“政治现代化”）则在减少（参见Jnicke, 1993; Jnicke and Weidner, 1995）。非国家的行动者有更多机会行使行政、〔8〕规范、管理、合营、调解这些传统上由民族国家行使的功能（被某些学者称为“亚政治协议”）（参见Beck, 1994; Hogenboom et al., 1999）。新兴的各个超国家机构也削弱了民族国家在环境改革中所起的传统作用。（四）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涉及环境改革问题时，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众与私人的决策体制之中；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运动往往被局限在这类进程〔9〕与体制的外围，甚至完全不能参与。（五）话语实践发生变化，新的意识形态不断产生：完全忽视环境，或是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这些做法不再被视为正当合理的做法（参见Spaargaren and Mol, 1992; Hajer, 1995）。探讨生存基础问题时的“代际团结”已经成为一条不容置辩的核心原则。
在西方工业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上述社会变化是探讨的核心主题，其他地区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它们。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着另外两种学术立场。有些学者（参见Weale, 1992; Mol, 1995; Spaargaren, 1997）以上述前提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当代环境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动态。另一批学者（例如Christoff, 1996; Boons, 1997; Dryzek, 1997）则更进一步，他们有的称这些前提不仅有分析价值，还具有规范的作用，可以用来界定环境改革的途径是否可取、可行；有的则对这些前提提出了质疑。本书内容
收入本书的文章，反映了前文中简要介绍的核心主题，而且是我们所划分的生态现代化研究第三阶段的典型著述。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几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介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它们或对这一学说曾引起的争论进行评价，或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范畴予以扩展，以研究探讨消费实践与消费者行为中与环境有关的方面，或审视国家的“知识取向”与生态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类文章以实证性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探讨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框架来研究环境改革过程的实用性，研究对象为西北欧以外的三组国家。其中两篇文章探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西方的成员国（美国、芬兰）；另外两篇关注的是东欧和中欧的过渡型经济体（立陶宛、匈牙利）；最后两篇集中探讨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一篇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另一篇是越南）。
在本书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阿瑟·莫尔和格特·斯帕加伦回顾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早期和晚近时期引起的理论争鸣。20世纪80年代期间，这一学说的支持者（包括上述两位作者）厘清了自己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或“小即是美”）和反资本主义观点的界限。到了近期的20世纪90年代，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则明确指出，研究环境问题的生态现代化学说与社会建构论、后现代主义和激进生态主义（深层生态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有趣的是，该时期的著述也探讨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不平等、生态结构调整这两方面的某些共同根源和观点。
在第二篇文章中，格特·斯帕加伦和巴斯·范弗利特敦促环境社会科学家来探讨消费实践与消费者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针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不适于这种研究，因而转向了其他的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沃德等人的消费社会学，以及考恩、奥特内斯、肖夫等人关于家庭消费的研究。他们利用上述理论，勾勒出了从生态现代化角度看待家庭消费绿色化的研究视角。斯帕加伦和范弗利特认为，生态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在影响物质生产，也在各个家庭日常习惯的层面上对消费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号召对社会科学的分析及政策加以改进，以研究、鼓励绿色消费行为，并呼吁为此建立一个概念模型。
第三篇文章是莫里·科恩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篇著述。科恩探讨了环境价值及环境取向在生态现代化中的重要性，丰富了生态现代化的文化范畴——此前这一范畴始终存在理论说明不够充分的〔10〕问题。他综合多种多样的生态意识与知识许诺，构建了一个生态知识的理想化—典型化模型。接下来科恩以荷兰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指出可以利用“环境知识取向”的国别研究，来预测不同国家进行生态现代化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戴维·佩洛、艾伦·施耐伯格和亚当·温伯格在第四篇文章中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案例研究的对象是美国芝加哥一项城市废弃物再循环计划的社会关系，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他们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中之一针对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项核心假说——生产过程的设计与执行越来越多地利用了生态标准。他们指出，芝加哥市的再循环产业建立在越来越注重利润的基础上，这对该产业的雇员与自然环境都造成了损害。他们认为，这种情况证实了施耐伯格著名的“苦役踏车式生产”理论。根据施耐伯格的理论，经济精英对社会和环境的全面支配作用将越来越明显，除非群众发起的社会运动能阻止这一趋势。三位作者呼吁，应从苦役踏车式生产和生态现代化这两个角度继续进行研究，包括对生态决策中“零和时刻”（各利益方之间的“实际冲突与固有冲突”已无可回避的时候）的研究。
在世界其他国家，佩卡·约基宁探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对芬兰的农业环境政策与实践造成的影响，对体制协议、话语和实践中出现的变化尤为关注。尽管有学者称全球化进程能促进生态现代化的实现，约基宁在研究芬兰情况时得出的结果却并不尽然：话语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体制协议的转变却很微小。芬兰在参加欧盟以前曾投入相当大的财力，以支持本国农民的先进农业环境实践。但是按照欧盟成员国条款的规定，这种财政支持却被视为不公平的补贴，不得不停止。
在过渡型经济体这种不同的背景下，莱奥·林克维奇斯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立陶宛共和国的文化与体制实践中出现的变化。林克维奇斯从历史角度出发，审视了立陶宛各个时期的环境保护主义：苏联统治时期、民族解放时期，以及目前朝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过渡的时期。他发现，立陶宛的环境行动主义也经历了与西欧一致的转变：从先前的对抗，到更好地融入社会和体制之中。与此同时，立陶宛的环境行动主义仍然保留了林克维奇斯所说的“混合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既有注重“生态—管理”的层面，也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层面。
茹饶·吉勒通过研究欧洲的另一个过渡型社会匈牙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废弃物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分析了现代工业生态学概念与生态现代化概念的适用性。她提出了一个争议性的论点：在匈牙利社会主义时代的早期（20世纪50年代），该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就确立了最早的几个“工业生态”计划——当时这种想法还远未在西方流行。确立废弃物再利用计划，是为了应对西方对匈牙利实行的工业产品出口封锁。但到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时代的后期，废弃物再利用计划却越来越偏离最初的宗旨，导致未加利用的废弃物和以废弃物为原料的产品大批堆积。如今，处于后社会主义时代过渡期的匈牙利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形势：西欧的许多国家和公司都竭力要把匈牙利变成该地区的“废弃物处理中心”。吉勒认为匈牙利早期的废弃物利用计划中有先进的方面，她在文中指出了这些先进因素，并号召公民与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进来，以制定现代的废弃物管理政策与实际措施。
本书的最后两篇论文审视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中的适用性。戴维·索南菲尔德探讨了东南亚的纸浆与造纸业，他认为这个领域的生态现代化既取得了成就，也带来了矛盾。国有的纸浆与造纸企业既要面对本地与跨国组织的强烈社会抵制，又面临着对企业有利的全球市场条件，于是就在修建新生产设施时采用了更为清洁的处理技术。索南菲尔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清洁的技术应该说只达到了部分的“生态现代化”，因为东南亚地区纸浆产量的增长基于两个前提：进一步毁坏天然林；种植生长迅速的外来树种以取代小块林场的育林方式。他指出，技术公司与技术出口国应对中小型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它们开发符合生态现代化原则的生产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中小型企业是重要的就业机会来源。
最后，若斯·弗里金斯、冯瑞芳和阿瑟·莫尔探讨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越南（亚洲最新的“小虎”经济体之一）应用的可能性。越南也处于从“指令与控制”型经济向更为市场化的经济形态过渡的阶段。三位作者认为：越南的工业发展迅速，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目前尚处于建设环境规制机构及政策框架的早期阶段；该国鼓励技术创新向有利环境的方向发展的计划仍很不完备；缺乏强有力的、足以推行生态改革的全国性环境运动。他们的结论是，在研究当今越南的环境改革进程时，生态现代化理论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解释作用。不过，弗里金斯、冯瑞芳和莫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着一套起规范作用的原则；借助这套原则，越南有望提高环境政策、管理体系与管理实践的效力。但是，这种背景下的生态现代化将有别于最初以欧洲为中心的情况。结 论
总体看来，我们认为本书收录的各篇文章至少在五个方面推进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地理意义上的范围、涉及区域与适用性；相对于其他环境社会科学与政治观点而言的理论立场；对生产动态以及消费动态的探讨；对国家文化与公民文化问题的关注；在研究过渡型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以及发达工业国家时的适用性。
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否适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与地理背景，目前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定论还为时过早。本书各篇论文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不过，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发现：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与政策制定过程，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的某些进程是全球性的（即便其他进程并非如此），因此这一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有适用性。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极具活力、不断发展的学说。尽管在西北欧的政治与政策争论环境中位居后列，这门理论的思想“储备”却随着其范围与影响的扩展而变得越来越非正统化。在新的背景下，经过与世界其他地区似同实异的思想传统的交锋，旧有的理论分界线（如与西欧背景下的某几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绿色政治的分界）再次经受了检验，其结果令人深思。生态现代化理论将人们对全球以及地区不平等现象的关注纳入讨论范畴，正表明了上述变化；学者们“延伸”生态现代化理论适用范围的努力同样如此——他们试图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来探讨或解释欧亚地区各过渡型社会迥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动态。
作为一门渐趋成熟的新兴学说，生态现代化理论自然会扩展其研究范围，来探讨当代社会中无法用其他环境社会科学理论充分解释的领域。研究这些领域的时候，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欧洲经典社会理论中的根源确实是有长处的——如探讨消费实践与消费者行为的问题、在“现实主义者”与社会建构论者之间确定自己的立场、理解文化体制与文化实践的发展，甚至研究“国家文化取向”概念这类极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最终也许不仅能对环境社会科学与政策作出贡献，还能增强跨学科研究与主流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
由于尚未定型，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详细阐释和探讨，这也是可想而知的。最为突出的关键问题包括：成功的（反思型的）生态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政治与体制文化究竟是什么；环境运动、其他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在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那些历来缺乏社会运动、大众参与机制薄弱的国家中）的不同角色和重要性；创立并维持生态现代化体制、技术与做法的能力既存在全球性的差异，也存在国内的差异；（观点各异、范畴不同的）全球化与生态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现在要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环境改革进程本身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还要在这一学说的发展、验证与分析方面付出很多努力。需要进行的研究不仅是广义上的（如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前提），也有更为具体的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否适用于不同的社会体系、不同的政治格局与传统，以及世界各国不同的地理区域。我们希望本书既成为这些努力的开端，也能为将来的努力作出一份贡献。注释
〔1〕 马丁·耶尼克称自己创造了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柏林社区委员会（当时他是委员会的成员）的政治讨论中率先提出了这一理论。
〔2〕 此处的“待出版”为2000年本书出版时的情况，下文均同。——译者
〔3〕 各种理论传统有系统论（例如Huber, 1985, 1991）、体制分析（参见Mol, 1995）和话语分析（Hajer, 1995; Weale, 1992）。
〔4〕 马丁·耶尼克在早期著作中也持这种看法（参见Jnicke, 1986）。
〔5〕 亦可见其他著述，如斯帕加伦、莫尔和巴特尔主编的论文集（Spaargaren, Mol and Buttel, 2000），以及《地理》杂志的特刊（待出版）。
〔6〕 这些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先行国”，并不是说各国（或人均）的环境污染或环境退化情况最轻微，而是说它们采取的政策转变了目前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愈演愈烈的趋势。
〔7〕 可见耶尼克等人的研究（例如Jnicke et al., 1992）、欧洲环境署的出版物（参见EEA, 1998）、关于非物质化、四倍数（十倍数或更高）革命的著述（参见Reijnders, 1998），关于所谓的绿色库兹涅茨曲线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著述（见以下杂志的特刊：Ecological Economics,1998;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 Ecological Applications,1996）。
〔8〕 如半国营企业的私有化。
〔9〕 德国的政治党派绿党（Die Grünen）是代表这种意识形态与立场转变的典型，尽管有人认为不应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分析。经过绿党的一系列运动，自1998年起它最终在德国执政党联盟中得到了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国内在看待绿党的问题上始终存在重大的争议与斗争。
〔10〕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指认为某种知识可成立，并自觉有义务去证明它可成立。——译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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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观点
生态现代化理论争鸣——回顾
阿瑟·P. J. 莫尔，格特·斯帕加伦多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直面临着来自不同理论观点的各种挑战。本文回顾了生态现代化思想曾涉及的多种多样的争论。自从生态现代化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问世到逐渐走向成熟，这期间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论，本文首先从历史角度介绍了这些早期的争论。初步的争论对象是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持反工业化—反生产力观点的理论家，这些争论有助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但它们在今天的意义已不尽相同。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在更为晚近的讨论上，这些讨论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相似的论题。我们将分别介绍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就社会理论的物质基础问题与建构论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进行的讨论；回顾并阐释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与生态中心论者的争论——究竟是进行激进的环境改革，还是改良主义的环境改革；促进新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与环境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理解。
戴维·索南菲尔德和另一位匿名评阅人的评论，以及1998年国际社会学学会世界会议“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中的讨论，让本文获益匪浅。一、引言
本文作者在早先的几篇著述中（Mol, 1996; Spaargaren, 1997）注意到（其他许多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过去十年来广义上的环境社会科学——特别是环境社会学——已全面成长为成熟的分支学科。在得益于环境社会科学同时又对其作出贡献的各种社会理论之中，就有生态现代化理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发展成一套扎实的思想体系，它建立在普遍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并以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新的理论，而且正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中〔1〕较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因此它在学科内外引起众多疑问和争论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能就什么问题达成共识，那就是：借助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工具，人们能将当代环境社会科学中最为紧迫的理论争鸣组织起来。这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环境理论所起的作用很相似。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生态现代化理论近期参与的争论，以此来促进新千年之后环境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进一步成熟。之所以要探讨现代环境社会学争论中较为引人注目的论题，目的在于：（一）对环境社会学争论中的各种立场作出更为明确的回应；（二）进一步阐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在这些争论中所持的立场；（三）增进人们对各种严峻问题的认识。
在回顾生态现代化理论曾经参与的争论时，我们将首先在本文的第二节从历史角度介绍各种早期争论——它们与生态现代化理论问世（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成熟的时期相对应。这些初步的争论有助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但它们在今天的意义已不尽相同。在接下来的三节中，我们将把关注点集中在较为晚近的讨论上，这些讨论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相似的论题。我们将分别介绍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就社会理论的物质基础问题与建构论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进行的讨论（第三节）；回顾并阐释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与生态中心论者的争论——究竟是采取激进的环境改革，还是改良主义的环境改革（第四节）；促进新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与环境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理解（第五节）。二、生态现代化的早期争论
如果要去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参与很多（或是作为主要对象）的最早期争论，就必须注意到这些辩论中普遍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情况。首先，20世纪80年代早期初步争论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新的环境争鸣，以及当时环境社会学中的主要潮流或支配性潮流。其次，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定内容与纲领上（Mol and Sonnefeld，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纲领应该被视为一种（过度）反应，它针对的是环境社会学中的支配性学说，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环境争论。
并不奇怪，涉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争议性论题是由20世纪70年代居于支配地位的两个学派提出的：反生产力（或反工业化）论者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本节中，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这些学者当年提出的某些问题尽管在今天仍时常出现，但这些问题不应再被视为针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批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初步争论中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虽然新问题的形式不同，使用的概念也有异，问题的重现表明环境社会学的争论既在向前发展，也有着连续性。反工业化与技术的困境
要想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必须探讨促使其产生的争论。主导这类争论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反现代化”、“反工业化”或“反生产力”（Spaargaren and Mol, 1992; Mol, 1995）。20世纪70年代，这类观点在西方环境运动与社会科学家中很盛行。生态现代化理论对反现代化观点的核心思想提出了挑战。
20世纪80年代，在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最为集中（参见Huber, 1991; Mol and Spaargaren, 1993）。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环境运动的传统思想——要想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制定现代社会的核心体制（工业化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提出了质疑。由于现代化事业遭到的批评更为广泛，奥托·乌尔里希、鲁道夫·巴罗、巴里·康芒纳、汉斯·阿赫特瑞斯等反生产力论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环境与生态的恶化也能证明现代化事业是一条死胡同。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们也承认，有必要在现代化事业的内部进行重大的变革，以纠正某些导致严重环境破坏的结构性设计缺陷。但他们认为，进行这种变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现代社会中与现代生产和消费体制有关的所有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遭到反现代化论者强烈批评的、更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是一致的，尽管生态现代化论者的著述（特别是晚近的著述）中确实也包含着某些质疑帕森斯功能主义及相关理论的严厉批评（参见Von 〔2〕Prittwitz, 1993b; Spaargaren, 1997）。
围绕技术问题的主要争论，与反工业化—反现代化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之间的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到了关于技术的争论之中。自生态现代化理论问世以来，针对这一理论的评论中最常被援引的也许就是其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所谓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特性。汉尼根在分析近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环境社会学所作贡献的时候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安之若素的技术乐观主义情绪的束缚”。他的结论与荷兰环境社会学家埃格伯特·特列根（Tellegen, 1991）与德国社会学家彼得·韦林（Wehling, 1992）的观点很相似。雷德克利福特（Redclift, 1999）也以一种颇为相似的方式，用生态现代化与更深刻、更重大、更深远的文化转变作了对比。
马尔滕·哈耶尔（Hajer, 1995）设想了生态现代化的两种不同形式——技术—社团型的生态现代化与反思型生态现代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关于技术专家治国观点的争论纳入到了生态现代化研究之中。第一种形式的生态变革完全是技术与行政性质的事务，而第二种形式则涉及社会学习、文化政治与新的体制结构。克里斯托弗（Christoff, 199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将生态现代化区分为弱势（即经济—技术型生态现代化）与强势（体制—民众型生态现代化）两种类型。
实际上，哈耶尔、克里斯托弗两位作者以及德雷泽克（Dryzek, 1997）、尼尔（Neale, 1997）等人的观点，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早期约瑟夫·胡贝尔（Huber, 1985）对倾向技术专家治国与倾向全民政治的两种生态现代化发展途径的区分非常相似，尽管胡贝尔本人并没有非常坚定地维护倾向全民政治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参见Spaargaren 〔3〕and Mol, 1992）。胡贝尔提出的熊彼特式“技术引起变化”的社会变化模型，为彼得·韦林（Wehling, 1992）等人大力宣扬的技术乐观主义论点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近来，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们在以下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一）对上述熊彼特式社会变化模型以及胡贝尔最初提出的技术乐观主义进行调整；（二）揭示技术专家治国论批评观点对生态现代化后期著述的选择性解读方式。技术革新在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这种地位并不是技术专家治国论批评者希望我们认为的核心地位），而且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技术变革形成了体制改革的动力，或者说决定了体制改革。另外，技术与技术变革的概念范畴也有了极大的扩展，从最初在20世纪70年代备受批评的附加式技术，扩展为“社会—技术体系的重大变革”（参见Mol et al., 1991; Jnicke et al., 1992; Neale, 1997; Jokinen and Koskinen, 1998），这样一来批评者所说的技术专家治国特性也就不够准确了。
我们认为，围绕着前述两个相互联系的话题的争论，其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这些争论日益成为环境论战的边缘话题；而出于这个原因，它们又常常改用不同的概念，以截然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论战中。作为一种全面理论和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反工业化的观点在当代的环境争论中已基本失去了吸引力。尤其是在布伦特兰报告掀起第三次全球环境关注浪潮之后，反工业化观点已无力撼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针对技术的一些极为激烈的批评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改进。这样一来，20世纪90年代的类似批评已不能再成立。
然而，关于上述话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对反思型生态现代化概念含义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继围绕当代社会性质的争论之后，近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又被人们与反思型现代化观点对立起来，尤其是它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对比（Mol and Spaargaren, 1993; Von Prittwitz, 1993b; Mol, 1996; Cohen, 1997; Buttel, 2000）。
在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特别是胡贝尔和耶尼克提出的观点），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的对立最初很受强调（参见Mol and Spaargaren, 1993）。风险社会理论从根本上对科学与技术持批评态度，其早期著述在很大程度上与反工业化—反现代化观点是一致的。由于风险社会理论原本与反思型现代化的观点有密切联系（可见乌尔里希·贝克的文章［Beck, 1986，以及此后的著述］），〔4〕学者们最初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反思型现代化相矛盾，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支持的是后现代化或反思型现代化之前的高度现代化或简单现代化阶段（参见Wehling, 1992），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来，反思型现代化（作为总理论）与生态现代化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似性受到了强调（参见Mol, 1996; Hogenboom et al., 1999; Cohen, 1997; Hajer, 1995）。这些相似之处包括：民族国家的旧政治体制在环境改革中发生改变；新的次国家与超国家政治格局出现；市场与经济行动者促进环境保护的新作用；继科学的作用发生变化后，围绕着环境危机与管理策略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日益严重。
不过，正如近来生态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理论以外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参见Hannigan, 1995; Blowers, 1997; Buttel, 2000），这两门学说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
约瑟夫·胡贝尔首先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议程中提出了颇具争议的绿色资本主义概念。绿色资本主义是否可行、它的现实状况如何、它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同样广泛的争论。艾伦·施耐伯格（Schnaiberg, 1980）、戴维·戈德布拉特（Goldblatt, 1996）、詹姆斯·奥康纳（O'Connor, 1996）等立场各异的学者都借助不同的概念，抨击了建立有益于生态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施奈贝格的“苦役踏车式生产”理论，以及戈德布拉特对吉登斯的批评（称吉登斯在探讨环境危机时只局限于现代性的工业领域），都被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在环境恶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忽视资本主义的作用、不抨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态度将导致流于表面的、非实质性的环境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另外，这些改革措施反而会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它们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批评变得不那么重要了（Dryzek, 1995）。这些改革措施也使得符合权利阶层利益的既定社会—经济实践可以更好地维持下去（Blühdorn, 2000）。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与上述看法不同，尽管它对资本主义所持的立场曾随着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见Mol and Sonnenfeld，本书）。起初，生态现代化理论赞扬资本主义对“极限〔5〕的扩展”作出了贡献，但近来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态度却变得更为微妙。这种态度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对于有益环境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希望我们这样认为），也不认为资本主义与环境的恶化毫无干系。根据这种态度，（一）资本主义在不断变化，其主要诱因之一与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有关；（二）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下，有益环境的生产与消费是有可能实现的，而每一种生产方式都需要适合自己的环境改革计划；（三）以各种标准（经济、环境与社会标准）来衡量，对现有经济秩序进行重大的、〔6〕根本性的替换是行不通的。
因此，根据主流生态现代化理论家的诠释，资本主义既不是严格的（或激进的）环境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也不是这种改革的重大障碍。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进行引导和改变，以减少其对保护社会生存基础的阻碍，并从根本上（结构上）对保护社会生存基础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这种争论在人们看来可能是相当抽象而过时的（有些评论者确实持此看法），尤其是在“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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