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伯礼,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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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基础理论/张伯礼，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总主编；王键，张国霞，朱勉生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10
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ISBN 978-7-5132-5701-5
Ⅰ.①中… Ⅱ.①张…②世…③王…④张…⑤朱… Ⅲ.①中医医学基础—中医学院—教材 Ⅳ.①R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0306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31号院二区8号楼
邮政编码 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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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 字数320千字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5701-5
定价 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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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国强 邓铁涛 王永炎 陈可冀 路志正 石学敏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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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中 王志勇 李振吉 黄璐琦 王笑频 卢国慧 范吉平 王国辰 桑滨生
严世芸（以首字笔画为序）
委 员（匈牙利）（Eric Marie，法国）（Mark
于福年 马业宜 马克·麦肯基Mckenzie，美国）（英国）（美国）
马伯英 王 华 王 键 王之虹 王守东 王省良（Ong Poh Hong，新加坡）（Zoya
王葆方 王 晶 戈拉诺娃·左娅Goranova，保加利亚）（韩国）（Bendova Ludmila，捷克）
尹畅烈 本多娃·路德米勒 左铮云 石 岩（Naohisa Ishibashi，日本）（Yap High Hon，马来西亚）
石桥尚久 叶海丰（巴西）（Vladimir
白鸿仁 冯学瑞 弗拉基米尔·那恰托依G.Nachatoy，俄罗斯）（Vladimir Alexandrovich Kozlov，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Frederico Carvalho，葡萄牙）
弗雷德里克·卡瓦诺 匡海学 吕文（中国香港）亮 吕爱平（法国）（Shuji Goto，日本）（中国
朱勉生 后藤修司 刘 力 刘 良澳门） 刘红宁（瑞士）（Laura Ciminelli，意大利）
刘跃光 齐 凯 齐梅利 许二平 （英国）汤淑兰（南非）（阿根廷）
孙庆涪 孙忠人 孙振霖 孙榕榕 约翰·里德（John Reed，利比里亚）（瑞士）
李一明 李占永 李玛琳 李秀明 李灿东 李金田 李
（泰国）锦荣 杨 柱（马来西亚）（加拿大）
杨立前 杨关林 吴勉华 吴滨江 何玉信（美国）（意大利） 何树槐（意大利）（Bernadette Ward，爱尔兰）
何嘉琅 伯纳德·沃德 余曙光（墨西哥） 宋钦福（中国台湾）（越南）（Ivanoff Arseny，
张永贤 张越平 阿·伊万诺夫澳大利亚）（匈牙利）（美国）
陈 震 陈业孟 陈立典 陈立新 陈明人 拉（Ramon Maria Caldduch，西班牙）蒙（Tzichiang Lin，澳大利亚）
范永升 林子强 林超岱 欧阳兵 迪特（D.G.Kummer，德国）玛·顾·库莫尔（新加坡）
周 然 周永学 郑心锦 郑玉玲 单宝枝 宝乐尔（Zagdsuren Bolortulga，蒙古）（英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美
孟凡毅 赵中振 赵英杰 郝吉顺国） 胡 刚（美国）（英国）（越南）
胡 军 胡鸿毅 柯松轩 段光辉 洪 净 秦裕辉（加拿大）（波兰）（匈牙利）
袁晓宁 袁景珊 夏林军 徐安龙 徐
（新西兰）志峰
徐宏喜 徐建光 徐春波 高秀梅 高树中 高思华 郭 末（Ovono Nkomo，加蓬）（比利时）（美国）（Salha
唐 农 陶丽玲 黄立新 萨拉哈·伊萨Dan Gallou Issa，尼日尔）（英国）（美国）（Wilfried Legein，
梅万方 梁慎平 维尔弗莱德·里根比利时）（Vitalijus Naumavicius，立陶宛）（荷兰）
维塔金斯 彭代银 董志林 （越南）韩晶岩 窦春景（葡萄牙）
熊 磊 蔡光先 阚湘苓 颜春明 潘 平 薛长利（Charlie Xue，澳大利亚）（德国）
戴京璋
总主编
张伯礼
副总主编（澳大利亚）
石学敏 王 键 李灿东 范永升 吴勉华 林子强 梁繁荣 王庆国（美国）（法国）（中国香港）
郝吉顺 朱勉生 赵中振 李 冀 罗颂平 胡鸿毅（以首字笔画为序）
编委会（英国）
丁 樱 于天源 马 健 马 融 马伯英 马晓峰 王 卫 王之虹 王玉兴（荷兰）
王金贵 王学岭 王维祥 王瑞辉 毛静远 左铮云 石 岩 田金洲（Eric Brand，美国）（Jessica Li Feng，新西兰）
白效龙 冯 立 年 莉（澳大利亚） 朱小纾（澳大利亚）（英国）
刘明军 刘炽京 齐 聪 汤淑兰 许 华 孙
（中国香港）外主（John Scott，美国）
约翰·斯科特 苏 颖 李征宇 李赛美 杨 宇 吴 山（Ben Wu，加拿大）（美国）
吴滨江 何玉信 何建成 何新慧 张 （ Tony Zhang，澳大利亚）帆 张 林（美国）
张 琦 张 晔 张大伟 张再良 张庆祥 张国骏 张国霞 张炳立（美国）（美国）
陈业孟 陈家旭 陈蔚文 范东明 欧阳珊婷（Shelley Ochs，美国） 金 华（新加坡）
周春祥 周语平 周祯祥 郑玉玲 郑洪新 赵英杰 （英国）赵凯存 胡冬裴（新加坡）（Ioannis Solos，希腊）
钟赣生 姜德友 洪 两 秦济成 秦艳红 袁肇凯 顾一煌
高树中 郭永洁 唐德才 谈 勇 黄家诏 阎 颖 梁思东（John Paul Liang，美国）（美国）
梁慎平 韩新民 路 玫 翟双庆 熊 磊 薛博瑜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冯学瑞
副主任
阚湘苓 单宝枝 王建军 江 丰
翻译委员会
顾问团（Nigel Wiseman，英国）
谢竹藩 方廷钰 魏逎杰 朱忠宝 黄月中 黄嘉陵 李照国（Eric Brand，美国）（Shelley Ochs，美国）
白效龙 欧阳珊婷 王 奎（Maya Sutton，美国） 摩耶·萨顿（Tom Spencer，美国）
汤姆·斯宾瑟（以首字笔画为序）
主译者（Zaslawski Christopher，澳大利亚）
王雪敏 扎斯洛斯基·克里斯多夫（Brain Glashow，美国）（美国）
布莱安·格拉肖 田海河 白效龙（Eric Brand，美国）（Alicia Grant，英国）（Jessica Li Feng，新西兰）
邝丽诗 冯 立（Thomas Hodge，美国）（美国）（澳大
托马斯·霍奇 巩昌镇 朱小纾利亚）（美国） 朱燕中（Tom Spencer，美国）（英国）
刘 明 汤姆·斯宾瑟 汤淑兰 孙 慧（Laura Castillo，美国）（Chris Dewey，美
劳拉·卡斯蒂略 克里斯·杜威国） 李灿东（加拿大）（Kristin
李玲玲 李爱中 李照国 克莉丝汀·韦斯顿Weston，美国）（Angela Weihong Yang，澳大利亚）（美国）
杨卫红 何玉信 何叶博 （美国）佟 欣 陈 骥（美国）（美国）
陈云慧 陈业孟 范延妮 林 楠 欧阳珊婷（Shelley Ochs，美国）（Kathleen Dowd，爱尔兰）（中国香港）
凯思琳·多德 单宝枝 赵中振（美国）（美国）（美国）（Azure
赵吉福 郝吉顺 柳江华 段颖哲Duan，美国）（Ioannis Solos，希腊）（Lesley Hamilton，美
秦济成 莱斯利·汉密尔顿国）（中国香港） 郭 平（Robert Yu-Sheng Tan，加拿大）（美国）
唐聿先 黄立新 梁思东（John Paul Liang，美国） 韩丑萍（Leil Nielsen，美国）（美国）
雷勒·尼尔森 路玉滨 詹姆斯·贝尔（James Bare，美国）（Maya Sutton，美国）
摩耶·萨顿
翻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单宝枝
副主任
江 丰 李玲玲
出版人
范吉平
出版项目总协调
范吉平 李秀明 李占永 单宝枝 芮立新
总责任编辑
单宝枝（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文责编
马 洁 马晓峰 王 玮 王 琳 王利广 王淑珍 田少霞 华中健 邬宁茜
刘 喆 农 艳 李占永 李艳玲 肖培新 张 岳 张 晨 张 燕 张永泰
周艳杰 单宝枝 郝胜利 耿雪岩 钱 月 徐 珊 黄 巍 韩 燕
英文责编（Shelley Ochs，美国）（Chris
单宝枝 欧阳珊婷 克里斯·杜威Dewey，美国） 陈云慧（Maya Sutton，美国）（Tom
何叶博 摩耶·萨顿 汤姆·斯宾瑟Spencer，美国）（美国）（美国）
郝吉顺何玉信 耿雪岩
封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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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设计
中国河北九易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中医基础理论》编委会
主 编
王 键（安徽中医药大学）
张国霞（天津中医药大学）
朱勉生（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副主编
郑洪新（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庆祥（山东中医药大学）
胡冬裴（上海中医药大学）
张 林（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淑然（北京中医药大学）
马佐英（天津中医药大学）
王志红（云南中医药大学）
朱爱松（辽宁中医药大学）
李如辉（浙江中医药大学）
吴元洁（安徽中医药大学）
敖海清（广州中医药大学）
倪祥惠（贵州中医药大学）
崔姗姗（河南中医药大学）
程炳钧（日本九州保健福祉大学）
路玉滨（美国明尼苏达州中医学院）
学术秘书
吴元洁（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佐英（天津中医药大学）序
自古以来，中医药就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健康观念和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在促进健康保健及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重大疾病中的疗效和作用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中医药海外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但是中医药教育在海内外的发展并不平衡，水平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遵循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世界中医学本科（CMD 前）教育标准》，编写一套供海内外读者学习使用的中医药教材，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意义重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一周年之际，“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即将付梓问世。本套教材发轫于2008年，两次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专项立项支持，由张伯礼教授担任总主编，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为平台，汇聚海内外专家，遴选海内外范本教材，进行诸章节的比较研究，取长补短，制定编写大纲，数易其稿，审定中文稿。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支持下，遴选了具有丰富的中医英语翻译经验、语言造诣高并熟知海外中医教育的海内外专家对此套教材进行了翻译和英文审校。十年磨一剑，细工出精品。编者们将本套教材定位于培养符合临床需求的中医师，重点阐述了国外常见且中医药确有疗效的疾病防治，有利于全面、系统、准确地向世界传播中医药学，堪称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典范之作。
欲诣扶桑，非舟莫适。本套教材的出版，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培养中医药人才，有助于推进中医药海外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世界民众健康，必将在世界中医药教育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2018年7月于北京前 言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致力于引领和促进世界中医药教育的健康发展及世界中医药人才的规范培养。早在成立之初，就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领导下，组织海内外专家分析世界中医药教育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发展世界中医药教育的建议与对策。起草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草案）》，2009年5月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认真论证和审议，发布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
世界中医学教育正在快速蓬勃发展。中医药课程是实现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基础。但各国（地区）中医学教育发展不平衡，各教育机构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差异较大，且核心内容不尽统一，故有必要确定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为使世界各国（地区）中医教育机构通过教育实践，实现中医学专业培养目标，依据《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结合中医学教育特点和职业需要，参考世界各国（地区）中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和《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并启动“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编译工作。本套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推拿学》《黄帝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选读》《温病学》，共13个分册。
▍教材编译的工作基础
2012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编译指导委员会，审议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编译原则和要求”，与会专家对“编译原则和要求”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通过综合各位专家建议，于2012—2013年在天津中医药大学资助和参与下组织开展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外教材比较研究”；在充分分析、总结各国（地区）教材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各课程研究团队组织起草了“课程教材目录和章节样稿”，并寄发到世界各国（地区）相关专家审议，收回专家反馈意见和建议94条，涉及教材内容、语言翻译、体例格式等方面。秘书处组织专家根据研究结果对“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编译原则和要求”进行了认真修订等。以上工作为编译“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材的定位
当前本科教育仍是各学科专业教育的基础主体。同时“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还应服从、服务于已发布的相关中医学专业教育标准，以及综合考虑各国（地区）中医学教育的实际情况、临床实际需要等。“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以下简称“教材”）的适用对象定位为世界中医学专业本科教育，同时兼顾研究生教育及中医医疗人员自修参考；教材的知识范围以满足培养胜任中医临床需要的准中医师为度，同时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为知识延伸提供参考。读者对象为海外中医药院校的学员，海外中医药从业人员，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以及内地高校中医药英语班学员。
▍教材的编译原则
本套教材的编译坚持了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先进性，安全性，规范性，普适性等原则。
思想性。中医学历来重视思想性的传承，大医精诚、倡导仁爱，注重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树立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仁爱思想，这是中医学医德修养的核心，也是一名合格中医师的必备品质。
科学性。教材应正确反映中医学体系内在规律，中医概念、原理、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确切，符合传统文献内涵，表达简单、明确、规范，避免用带有背景知识的词句。中医学理论内涵植根于中医学理论发展史中，尊重中医学理论的传统内涵，才能正本清源，使教材体现稳定性和延续性。
系统性。系统承载中医学理论，完整构建中医学核心知识体系，突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资源要求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循序渐进，做好课程间内容衔接，合理整合，避免交叉重复等。
实用性。教材着力服务于临床，阐释基本理论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临床内容主要选择中医的优势病种，以及被广泛应用的中药、针灸、推拿等处理方法，学以致用。实用性是教材的价值所在，在进行理论讲解时注重介绍各国（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治疗，经典课程的学习重视其临床指导作用及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等。
先进性。教材注重反映中医学的发展水平，引入经过验证的，公开、公认的科学研究或教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等内容，展示中医学的时代性特征。如温病学课程中介绍人类防治禽流感、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等研究的最新情况，针灸学课程中介绍了腧穴特异性研究进展等。教材的先进性是一个学科生命力的体现。
安全性。教材对治疗方法、技术的介绍重视安全性和临床实际，要求明确适应证、禁忌证。如针灸学课程中重视介绍相关穴位适应证、安全操作等，中药学课程介绍中药相关的科学炮制、合理辨用、明确剂量、汤剂煎煮及服用方法、濒危禁用药物的替代品等，推拿学课程中介绍推拿手法的宜忌等。教材知识内容选择应以服务临床应用为基础，重视安全性，各种表达力争严谨、精确，符合各国（地区）法律要求。
规范性。教材统一使用规范术语，文字通俗易懂但不失中医本色，语言翻译做到“信、达、雅”，采用现有的国际标准中的规范表述，翻译力争达到内容的准确性与语言的本土化兼顾，同时还重视知识版权的保护。
普适性。教材服务于中医教学，内容经典，篇幅适当，外延适度，尽可能符合各国（地区）教学实际。在版式、体例、表达等方面采用国际通用编写体例，避免大段叙述并及时进行小结。重视使用知识链接的表达方式，使教材版式活泼，在增加教材知识性同时不影响主体知识，如临床课程可适量链接增加西医基础知识，推拿课程增加介绍国外的整脊疗法等。加强图例、表格等直观表达方式的应用，简化语言叙述，将抽象问题具体化。
▍教材的编译过程
2015年，根据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编译人员遴选条件，各国（地区）中医药教育机构专家积极申报，共收到推荐自荐表313份（境外89份）。最终确定教材主编28名、副主编64名。参与此套教材编写的专家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荷兰、希腊、日本、西班牙、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15个国家和地区，共计290人，其中59名境外专家中有26人担任主编或副主编。参加机构包括74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及研究院（所），其中境内34个机构，境外40个机构。
2015年召开的“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主编会议和编写会议，明确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总体编译要求，深入研讨和合理安排了各课程编委对相关课程教材的编写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明确了教学大纲、编写大纲及相关课程交叉内容的界定，以及教材编译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等。之后又召开了主编进度汇报会和教材审稿会，经过20个月的辛勤努力，汇集世界中医教育专家智慧，具有“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先进性、安全性、规范性、普适性”的第一套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中文版于2016年10月召开的定稿会上定稿。
2016年10月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翻译会召开，会上聘任了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英文版主译。
主译人员的遴选是根据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翻译人员遴选条件，经推荐和自荐，充分考虑申报者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地位、影响力、权威性，以及地域的代表性，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认真研究，确定各课程教材主译49人，其中博士39人，硕士8人，本科2人。他们来自9个国家（地区），其中境外主译38人，美国就有24人参与此项工作，境内主译也大多具有海外教学经历，长期从事中医专业相关英语教学和翻译，经验丰富。
这套教材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抓住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可为服务于中医药“走出去”，促进共建共享，推动中医药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WHO）“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崇高目标而作出贡献。同时，该套教材的出版发行，也有利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推广和普及，也较好适应了全球范围内以“预防为主，维护健康”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适应了世界对中医药需求增长的形势。因此，本套教材必将有助于世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广泛地认识、理解和推广应用，惠及民众，造福人类。
书将付梓，衷心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群策群力，认真编译，保障了核心教材顺利出版发行。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天津中医药大学对本书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感谢所有作出贡献的同道朋友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宝枝教授为本套教材尽力颇甚，贡献尤殊！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总主编张伯礼2018年夏编写说明
中医药学的国际交流源远流长。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应用，中医药教育机构逐渐增多，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因此，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中联）提出从中医药教育入手，促进中医药的规范性发展。2007年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高等学校中医学教育教学标准，世中联参照上述标准确定了13门核心课程，作为国内外中医学教育的必修课，积极推动了高等学校中医学教育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目前国内外英文版的中医学教材标准不一，水平参差不齐，版本众多，长此以往会影响国际中医学的教学水平和国际化进程。针对此种现状，张伯礼院士认为中医药要走向世界，高等学校中医学教育要标准化、规范化，教材建设是关键，需要编写优质的教材，因此自2012年底开始对目前国内外使用的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为今后的编写工作奠定基础。
在世中联确定的13门核心课程中，中医基础理论是重要的切入点，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国内外教材的比较研究率先进行。2013年3月，按照世中联的要求，我们选择国内“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一至八版《中医基础理论》，国外教材选择了马万里先生主编的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进行比较，为新教材的编写提供编写思路。于2015年5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编写工作启动。王键主编带领《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编委会集中讨论了教材编写要求、编写大纲、教材样稿与编委会任务分工，并排定了教材编写的时间节点。
本教材编写要求内容全面，突出“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着力构建中医理论知识体系，着力强化五个自信，即中医的理论自信、疗效自信、思维自信、科学自信、文化自信。其编写体例以章为单位，包括学习引导、名词术语、正文内容、知识拓展、文献辑要、思维训练、参考文献。其中学习引导使学生了解本章主要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法；名词术语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要求编写；知识拓展注重有公认度和成熟度的现代研究成果概括性介绍；文献辑要注重选辑有代表性的中医经典医论5条；参考文献精选有代表性的著作2篇，研究论文3篇以上；思维训练力求富有启发性。全书后附索引，主要以每章名词术语为主，为使用者的检索提供帮助。为避免与相关学科交叉重复，与《中医诊断学》编委会共同探讨相关内容确定编写的侧重点，如证候转化、寒热真假等，并达成共识。王键主编提出在每章标题下增加提示语，如第一章阴阳五行的提示语是“中医学的古代哲学思维”、第二章藏象的提示语是“基于象思维的脏腑整体观”等，提示语凝练了每章的内容精华，指引学生对本章内容的掌握。
本教材分工如下：王键编写绪论，郑洪新、朱爱松编写第一章，马淑然、张庆祥、倪祥惠编写第二章，胡冬裴、崔姗姗编写第三章，张国霞、程炳钧编写第四章，王志红、张林编写第五章，敖海清、朱爱松编写第六章，李如辉、路玉滨、马佐英编写第七章，吴元洁编写第八章。
本教材编委会特别感谢朱勉生教授，她满怀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真情，4次参加编写会议和审稿定稿工作，结合国外工作经验提出很多编写建议和修改意见，为教材水平的提升作出了贡献。《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编委会成员虽尽己所能，精诚合作，但难免会有疏漏之处，敬请使用者或相关人士及时反馈，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编委会2016年8月绪 论【学习引导】中医学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及体质特征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其独特的医学理论有效的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蕴藏着许多西方医学尚未破解的科学内涵，在世界医学中倍受瞩目。中医学独特的医学理论和思维特点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离不开医疗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也离不开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融合渗透。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了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创新过程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解中医的思维方法，从而为中医的学习奠定基础。【名词术语】中医学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药文化 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 证 同病异治 异病同治 中医思维方法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与医疗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同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医学作为世界传统医学之一，历尽沧桑而不衰，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经受了长期医疗实践的反复检验并日益完善，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在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学以原创的理论思维、独特的理论认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在影响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学蕴藏着经络现象等许多西方医学尚未破解的科学内涵，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医学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断为造福于全人类健康做出了新的贡献。第一节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创新
医学理论源于生活、生产和医学的实践，人类在长期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的生存竞争中，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医药学实践经验，随着哲学、文化、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感性的医药学经验不断上升为理性的认识，逐步形成系统的理论，而理论又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中医学就是这样不断积累和提升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一、中医学及其学科属性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研究人的生命、健康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医学科学。中医学有着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融合的科学知识体系。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正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说明生命的规律，构建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是自然的产物，生命活动具有生物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人不仅是自然人，同时还是社会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的变化可能影响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过程。因此，中医学不仅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除了古代哲学思想外，中医学还融会了当时先进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技术、冶炼技术等多学科的知识，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是同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集大成。由此可见，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是与我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学科，属于东方传统医学。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创新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中医学的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即科学规律而构成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医学受中国古代的唯物观和辩证观深刻影响，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长期的医疗实践经验所形成，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及体质特征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治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有显著的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医疗实践的长期积累 人类自有生产活动以来，就开始了医疗实践活动。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人们对于疾病的病名有了认识，如有疾首、疾耳、疾目等，并根据部位的不同分为16种，具有近代医学疾病分科诊治的特征。殷商时期，人们不仅发明了酒及汤药，还应用“毒药”治病，西周时期，对于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刻，为部分疾病确立了专门的病名。春秋时期，针灸和药物已是医生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战国时期，扁鹊等专业医生的出现，加速了对医学知识的积累，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2）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发展，呈现出“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众多学术流派，从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如道家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对中医养生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仁义精诚的思想，对医生的修身及医德的形成有较大影响；兵家提出修道保法、谋略多变等用兵之道，对中医学治疗原则和方法的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当时推崇的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对世界的本原和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作了深刻的揭示，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唯物主义的生命观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使散在、零碎的医疗经验逐步条理化和系统化，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医学理论体系。（3）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战国时期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天文、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冶炼、酿造技术也有诸多创新，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医学产生深刻影响，如天文学知识和中医学的天人相应的整体医学模式的形成，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了中医学的病因学说及治则理论，农学知识促进了中医药物学的产生和发展等等。可见，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医学的高度渗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先秦两汉时期相继出现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著作，分别从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辨证、治则治法，以及药物学等方面，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黄帝内经》 该书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成书年代，一般认为从战国开始，可能至汉代才完成。该书非一人一时所作，集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医疗理论和实践经验编纂而成，冠名“黄帝”，托名取重。全书可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共收集论文162篇，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养生等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体质、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及针灸和汤液等，其中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医学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符合实际解剖情况；在生理学方面，提出“诸血者，皆属于心”“心主身之血脉”，已认识到血液在体内“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心是血液运行的中心环节。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对哲学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气的概念、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基础，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难经》 全书共有81个问答，故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相传系秦越人所作。该书用问答的方式，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和治法等，并对三焦和命门学说、奇经八脉理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原则有所创见，在脉诊和针灸治疗等方面也有重大发展，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承前启后，对指导临床诊疗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3）《伤寒杂病论》 为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张机（字仲景）所著，张仲景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成功运用辨证论治的专著。该书提出对外感疾病用六经辨证，对内伤杂病用脏腑辨证，从而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原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书经晋代医家王叔和编纂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4）《神农本草经》 成书于汉代，托名神农所著，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书中收载药品365种，系统地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的药物学理论知识。该书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的“七情和合”等药物配伍理论，为后世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这一段时期，中医学在人体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中药方剂等方面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具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使中医学理论体系得到充实和系统化，出现一批专科性著作，特别是在经络理论、脉学理论和病机学说均有了较大的发展。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对经络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统地论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建立并完善了经络、腧穴和针灸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该书首次从理论到临床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倡“寸口诊法”，明确了寸、关、尺三部脉位分候脏腑；描绘了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从而奠定了脉学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基础。
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与证候学的专著。该书详细地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对后世病因病机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唐·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堪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该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医学的先进水平和成就；他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医学发展迅速，且流派纷呈，建树较多，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许多医家在继承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有所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使中医学术有了新的突破。
宋·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详细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开创脏腑证治之先河，对后世影响较大。宋·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该书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虫兽所伤、中毒金疮、跌损压溺伤等为不内外因。陈无择的“三因学说”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金元时期，产生了最具盛名的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四大医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字守真，后人尊称刘河间），创河间学派，倡导火热论。他受运气学说的影响，强调“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因而对火热病机多有阐发，治病多用寒凉药，后世称为“主火派”“寒凉派”。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主张“六气”致病，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因而倡导以汗、吐、下三法攻邪而祛病，被称为“攻邪派”。代表作为《儒门事亲》。李杲（字明之，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字洁古），在《黄帝内经》“以胃气为本”的理论指导下，继承并发展了张元素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论点，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世称为“补土派”。代表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传河间之学，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他最著名的学术思想是倡导“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对“相火”学说多有发挥，后世称为“养阴派”。代表作为《格致余论》。另外，他还集河间、东垣与从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他提出“郁症”，认为气血流畅，则百病不生，一有郁滞，则诸病生焉，故治当解郁。他还认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之说，因而治当化痰。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见，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1368—1911年） 这一时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是整理已有的的医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二是在医学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和发明。
这一时期集大成的著作颇多，如明·楼英著《医学纲目》和明·王肯堂著《证治准绳》，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证治；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是一部举世闻名的药物学巨著；清代组织编写的《医宗金鉴》《四库全书·子部》等综合性医学著作，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尤其是清·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对中医历代的论述，举其要者，按书目罗列，条理清晰，为后世学习中医者提供方便。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一学说认为命门寓有阴阳水火，为脏腑阴阳之根本，是调控全身阴阳的枢纽，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明·张介宾认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主张补养肾阳与肾阴。明·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强调“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明·李中梓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等见解，主张治疗疾病当固先后天之本。清·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注重实证研究，纠正了古医籍中某些解剖知识错误，并发展了瘀血理论及血瘀病证的治疗方法。上述医家为中医学理论特别是藏象学说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对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温病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及《伤寒论》，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清臻于成熟。明·吴有性著《温疫论》，阐述了温（瘟）疫和温病的病因、病邪入侵途径，创立了“戾气”学说，认为“瘟疫”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瘟疫”的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并提出了治疗见解，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叶桂著《外感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理论的辨证纲领，对温病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清·薛雪著《湿热病篇》，提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的独到见解；清·吴瑭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并发展了三焦湿热病机和临床湿温病辨证规律；清·王世雄著《温热经纬》等，系统地总结了明、清时期有关外感传染性热病的发病规律，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热病辨证论治法则，从而使温热病学在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4.近代和现代（1840年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和科技传入中国，中西文化出现了大碰撞，传统中医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长期论争，产生了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的思潮，出现了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人物，提倡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提倡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试图将中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如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作。二是继续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如上世纪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即是一部集128种从魏、晋至明、清历代重要中医学著作汇编而成，堪称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制订了中医政策，强调“中西并重”，并将“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实现中医现代化”正式载入宪法。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无论在中医理论的发掘、整理、继承方面，还是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临床诊治水平也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发挥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加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通过多模式、多途径培养中医药人才；二是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合理吸收、采纳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三是提倡用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并在诸多方面取得较大进展。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中医学正在与生物信息、细胞分子、基因组及蛋白组学等前沿学科有机衔接，进一步揭示生命的本质，为人类健康事业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第二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并得以普及的传统生命科学，是具有鲜明东方文化特色的民族医学。由于“医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受掣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常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着医学观念和医学理论”。中医学与古代哲学、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数术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碰撞，彼此交融渗透，互为影响，最终成为独具特色而又优势突出的传统医学体系。
中医药文化，其内涵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母体，中医学对生命、健康、疾病、生死等问题的解读，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独特的认知思维方式、人文精神和医德伦理等特点。以先秦文化为根基的《黄帝内经》，更是集中地反映这一风格。生命议题是人类文化不能回避的中心问题，与《黄帝内经》同时代的诸子百家对此都有过深入的思考。《黄帝内经》与先秦两汉诸家，都把人置身于“天地人一体”的整体系统中来加以考察。在天人关系上，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儒家有《中庸》“（人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之论。《孟子》由此提出“性天相通”说。《左传》载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论。道家有《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庄子》进而提出“天人一也”，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黄帝内经》基于“天人相应”的观点，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表现在世界观上，《周易》有天地人“三才之道”，儒家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才观”，道家有道、天、地、人“四大”说；而《黄帝内经》则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医学要求，并构建了“四时五脏阴阳”体系。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黄帝内经》之气主要指宇宙的本原、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与道家之说基本一致；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说显然又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其人体“正气”与《孟子》“浩然之气”有某种内在必然联系。气作为本原又如何化生万物，《易经》认为“阴阳二气感应，万物化生”；《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列子》认为“有形生于无形，有形化为无形”；《淮南子》认为“阴阳和，则万物生矣”；《论衡》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而《黄帝内经》也认为“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在结合阴阳阐明气生万物的原理上，二者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具体到人，《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而《黄帝内经》也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生气通天”。在生命起源的哲学解读上，二者同样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比较而言，《黄帝内经》与道家更为一致；但《灵枢·寿夭刚柔》篇对人体阴阳刚柔不同体质类型的讨论，又与董仲舒“气禀人性论”颇相接近。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深层本质，《黄帝内经》运用整体系统思维、取象比类思维、辩证思维、灵感思维对人体的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规律作了解读，充分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天人相应”“五脏一体”之系统思维，五脏与四时五方相协同，构成人与自然内外相应的五行模式，与诸子百家思维高度统一。其“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之意象思维，系以时间象为本位，秉承了《易传》“立象以尽意”之思维。其“藏象”一词即是从外“象”把握内“藏”本质之意，明显打上了“以表知里”思维的烙印。其“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揆度奇恒”之比类思维，既含有孔子“正名”别异之意，更与墨家、稷下学宫和《荀子》注重从实践去概括“类”相一致。其“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动而不已”之辩证思维，既源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反者道之动”的启示，更源自《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动不居”的高度概括。其“慧然独悟”“昭然独明”“若风吹云”之灵感思维，显然接纳了道家“虚静体道”的无念体验；而其“以意和之”“藏之心意，合于心精”的直觉思维，则是对儒家“志意心悟”之有念领悟的继承。《黄帝内经》对人体运行周身之气的认识，有来自呼吸之气、饮食谷气的启示，也有茹毛饮血时代生物蒸腾热气的感悟，还有源于导引、气功之丹田运气之类的体悟。
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三大主流文化儒、道、释对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学术精华如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释道、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也都为中医学发展提供过启示和动力。同时，中医学是最具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互化、互生的互动关系。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一）儒道释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儒、道、佛三者鼎足而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无不打上其深刻的烙印。作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一个重要方面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是人类早年时代思维的结晶，在自然哲学思想和人文道德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古代科学家依据实践经验，采用直观、思辨和猜测的方法研究人体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和本质，呈现出综合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道家的“道法自然”“全性保真”，儒家的“天人合一”“贵和尚中”，佛教的“慈悲博爱”“直觉顿悟”等思想和观点，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极为重要。中医学就是在儒、道、佛三家共同指导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空间上看，三家思想共同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这个空间结构是：道家、儒家思想构成中医学的世界观、生命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基本问题，佛家所含有丰富的医学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医理论体系；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国至汉初之际，是中医学理论形成和奠基时期，中医学深受道家思想学术影响，道家思想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这一阶段主要是以“道”入医阶段，即道医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汉武帝时直至清代，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自然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这一阶段主要是援“儒”入医，即儒医阶段。在援“儒”入医的过程中，儒道佛三种文化相互融合。历代著名的医家，持三教合一之论，非儒即道，非道即佛，非儒、非道、非佛者几乎没有。从医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无不打上儒道佛思想烙印；从重要性上看，儒家是官方文化，道家是本土文化，佛家是外来文化。中医在道文化的基础上（道学为体），吸收了佛的思想（释学为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儒学为魂），建立了中医博大精深的严密体系。中医学“以道为体”，主要是指以道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为指导，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达到充分体现；中医学“以儒为魂”，主要是指中医学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来构建中医理论体系，并解决了中医“话语权”问题；中医学“以释为用”，主要是指佛家的“医方明”包括医论、医术、方药、卫生保健、咒禁等对中医学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佛家学说成为中医学有力的补充。（二）不同时期的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中医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与每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对中医学的产生、孕育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医学的出现、存在、发展或衰微，均有客观必然性，其奥秘就隐藏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们要想真正地认识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真正把握其精髓，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文化出发，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
1.春秋秦汉时期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孕育与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分裂为为数众多的诸侯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和大动荡时期，这种社会背景为“文化英雄”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各种学说、学派、思想纷纷出现，在思想学术方面呈现空前繁荣，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秦汉时期，形成了强盛的秦汉王朝，政治军事上的大统一，必然要求其政治文化思想、礼仪、法规的趋同，乃至“车同轨，书同文”。于是，综合百家，兼收并蓄成为秦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术氛围，包容会通的文化特质，乃至秦汉统一强国的气概，促成了中国人类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民族文化得到了大融合、大发展，科学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产生出辉煌文化成果，中国哲学达到了一个震古烁今的高峰。辉煌的文化成果，理想的文化环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综合思潮的鼎盛时期，医学大家们以多学科、大跨度、大综合、开放兼容的大科学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不失时机地接受了诸家的先进思想，以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有机论自然观为指导，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根本方法论，整合古代文化多学科知识，总结人体生命现象及疾病防治的经验知识，对各个医学观点、学派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和统一，构筑了以气血、阴阳、五行学说为纲领的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证候辨证、治疗原则、预防养生等思维模型为基本范畴的核心理论。形成了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四大经典著作为标志的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被人们称作“原创中医学体系”。原创中医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学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2.魏晋至隋唐时期出现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医学分化融合和临床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统一王朝空前强盛的社会环境，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显著特点。玄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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