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与社会调查：“子牛杯”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作品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璐,陈作平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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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与社会调查：“子牛杯”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作品选试读：

序一：祝愿与期待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使这些“八○后”、“九○后”们树立起当代新闻人所必备的国情意识、全球视角和社会责任意识，是我们一直困惑和思考的问题。2007年初，在一位校友的热心创意和支持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传播系启动了“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活动。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搭建一个平台，鼓励同学们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关注民生，为将来的新闻传播工作打好基础。征文比赛取名“子牛杯”，旨在倡导未来的传媒人能够学习“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踏实、务实的精神，以及年轻学子善于发现、勇于思考、积极创新的素质与品格。一位哲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三年来，“子牛杯”负载着创意的智慧，同学们的积极参与以及评选的有效运行，对促进学生了解社情、贴近民心，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提高新闻业务与综合素质等方面，确实找到了有效的“支点”。“子牛杯”在新闻教育的课内教学与社会教学相结合，特别在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思考方面，有着“百年树人”的战略意义。

三年来，同学们的表现令人欣慰。在征文大赛布置之初，系里就明确要求，所有调查报告必须建立在同学深入实地，调查访问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之上。这一原则在整个活动中得到了较好贯彻，为此，评委组曾对获奖作品进行了现场答辩和公示。三届下来，我们共收到202篇参赛作品，这些作品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也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进步和成熟。为了给同学们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对调查报告的选题重在引导，未做过多限制。从参评作品来看，同学们进行社会调查的范围非常广泛，许多调查报告显示出同学们对重大事件、社会变迁、弱势群体等国计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思考。我们怀着欣慰审读这些参评作品，常常带来感动和惊喜。作为“三○后”的我，从中确实获益匪浅。不少调查报告还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的作品获得了北京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一等奖、全国竞赛的二等奖，有些作品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本书中的28篇作品是从202篇参赛作品中选出的。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入选作品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缺憾，但是，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准新闻人”群体的专业潜质和不断成长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传播系的前身是1959年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目前在本科层次上拥有新闻学专业、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专业（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媒体创意专业。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新闻系、传播系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2008年，新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子牛杯”社会调查征文比赛的推出，对探索新形势下新闻学专业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无疑具有导向性的意义。

文字是思考的结晶，“子牛杯”凝聚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回馈，对师弟师妹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期望，也凝聚同学们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和未来媒体人对社会、对民众的赤子深情。2010年是“子牛杯”社会调查报告征文比赛的第四个年头，许多当年参加征文活动的同学都已经毕业了，但是这项活动还会一年一年地坚持下去且会不断完善。我信奉“先有后好”，更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经验的积累，“子牛杯”这个平台会越搭越好，今后，一届届参评的同学们会源源不断地拿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序二：在生活中呼吸

离开大学校园已超过二十年，然而母校情结抑或是对青春的回忆，似乎让我从未走远，于是，也就有机会和一拨又一拨的师弟师妹们沟通。虽然这沟通时常显得行色匆匆，可对他们的观察也就从未断过。

面对越来越年轻的面庞，更多的是羡慕，却也偶尔有点小担心。

羡慕不用说，年龄放在那儿，让你可说的就不多。还有，对于学新闻的师弟师妹们来说，媒体的高度发达加之互联网的快速前行，让他们获取资讯易如反掌，于是，世界就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在世界中央，这简单是一个天然的新闻时代。

可也会小担心：屏幕上的世界，是全部的世界吗？数字能够说明生活的复杂吗？一个人，只需手指和眼睛，就可以真的了解世界吗？脚和心、手与脑，还是不是触碰世界的最好武器？二

后来担心也变成了多余。

看着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开始了“子牛杯”社会调查这一课程表之外的课程，看着他们走出了校园，去了教科书之外，去了网络电视之外，却真实地来到了生活之中，开始了对社会更细致更有味道的观察与触摸。

走出去，也让师弟师妹们，更进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信任之中。也许年轻人的生活有贫有富，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除去校园和家庭，过去并没有让自己走得更远。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直觉是好的，他们知道社会与时代的复杂，仅仅几年时间，在他们社会调查的选题中，生活以越来越接近三百六十度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其中，有城市有乡村，有穷的问题，有富的烦恼，有过去的遗留，有未来的障碍，有用脚步丈量出的数据，更有用心用脑思考后的答案。于是，在行走中，他们皱起了眉头，甚至流下了眼泪，也因此，在成长。三

谁会是这行走的受益者？

首先是师弟师妹们自己，更准确地看到并了解生活的真相，对自己的人生有益，会少好多的幻觉和不切实际的空想，也会在对现实的观察中，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活是面镜子，他们看到了别人，更照到了自己。

当然，除去他们自己受益，更受益的该是未来的社会。有一天晚上，几位师弟师妹将一份并不厚却沉甸甸的调查报告交给我，然后用期待的眼睛看着我说：您会关注它，对吗？在那一瞬间，在他们的眼神中，我读到的不仅是一份托付，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作为未来新闻人对自己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拿过那份调查报告的同时，我似乎也明白了，业务能力总有提升的空间，然而，一旦有责任做底子，你可以对他们的未来放心，而未来，也可以对这样的新闻人放心。四

新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科，教科书的更换永远赶不上生活改变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于是，生活与社会，原本就是我们更大的课堂。

大学生们走向社会，如同离开无菌室，开始去生活中呼吸。也许空气不再那么新鲜，有氧气也有杂质，甚至还有污染物，但这就是生活，只要在生活中呼吸，才可知生活的滋味，也许才有可能让它变得更好。

我们，不都希望它变得更好吗？（作者系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八五级校友）

大学生短期支教效果调查——以西部阳光行动为例

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活动，是我国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主要内容。自1994年以来，我国每年组织动员近百万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农村基层和受灾地区，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科技、卫生服务，推广农村实用技术，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我们把青年学生志愿者到边远农村及民工子弟小学等教育落后地区支持当地教育的行为称为支教，支教也由此成为一种在大[1]学生中间最普遍的公益活动形式。而短期支教由于持续时间短，可实施性强，符合学生的休假制度，因而开展得最普遍、参加的人数最多。（二）西部阳光行动简介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西部阳光”）是一家由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公益组织，于2006年6月11日正式成立。大学生志愿者假期支教项目——西部阳光行动，是西部阳光下设的众多志愿公益项目之一，该项目通过定期（通常每年寒暑假各一次）组织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赴西部农村地区学校开展志愿支农支教下乡活动，每期一个月左右。从2004年寒假以来，西部阳光共组织过十余个批次两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支教活动，希望通过大学生志愿者为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三）此类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

然而，此类活动并不成熟。许多志愿者会在活动过后反思活动效果和意义，志愿者们不知道他们此行贡献了什么；志愿者接收地方面，许多学校并不欢迎志愿者。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显得很被动，而问题背后暴露出的是组织方对短期支教理论、理念的认识不准确、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对大学生短期支教活动的基本定位把握不当，由此引发在活动内容设置、效果评估一系列环节上的问题。二、调查目的

笔者调查发现，普遍困扰志愿者和组织单位的几个问题，可基本归结如下：

大学生短期支教，主要是为了历练志愿者还是为了服务西部？

支教效果的达成，更多地体现于志愿者还是体现于服务对象？

大学生短期支教的困难因素有哪些方面？

由此，“定位”主要是探讨问题，“效果”是入手之处。基于这样的思路，笔者希望从效果评估方面着眼，通过志愿者和支教项目点对活动开展及其结果的评价，探讨大学生短期支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明确阻碍效果达成的根本矛盾，由此检验组织方的活动定位和其他设计理念。三、调查意义

在整个调查期间，调查小组时刻保持与西部阳光方面的沟通，基于对调查结果的认同和各方面的努力，西部阳光调整了其短期支教活动的组织理念，在明确活动定位的基础上调整了活动的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收效。

此次调查是一次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基于调查提出的“调整大学生短期支教活动定位”的建议，是对此类活动指导理论的修正，这有助于完善大学生短期支教活动的组织理念，更好地服务于此类活动的开展。[1] 时间一个月左右，一般在学生寒暑假以及国庆等长假期间开展。第二部分 调查方法

此调查以问卷调查和小组座谈为主，配合会议、统计报表等辅助手段。

调查问卷以参加过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为发放对象，选取了2007年暑假、2008年寒假和2008年暑假三批志愿者共计276人的样本总体，根据各期组织活动情况不同，按比例分层抽取了志愿者40名、32名和58名，对130名志愿者样本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4份，回收率为80.0%。

通过SPSS 13.0 for Windows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样本基本情况如下：

访谈涉及的人员较多，分布广泛。志愿者方面，以西部阳光行动2008年寒假一批志愿者为主，他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民族大学等北京高校；志愿者接收地方面，以笔者亲身参与的2008年寒假甘肃景泰项目点为主，在那里和龚家湾小学的张景棠老师（协助组织当次活动的负责教师）、董怀钰老师（当地代课教师代表）以及学生们做了重点交流，笔者还拜访了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退休教师、村大学生、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学生家长等；在组织单位即西部阳光方面，重点采访了大学生短期支教项目负责人刘斌和项目总监来超，同时听取了2008年暑假西部阳光行动总结会上梁晓燕秘书长的讲话。

另外，笔者在西部阳光总部和西部阳光网站上获得了大量的信息。第三部分 结论一、大学生短期支教亟须重新定位（一）支教效果明显不如预期

调查问卷中，被调查者为自己的支教效果做一个量化评估，结果显示，志愿者评估出的平均效果值为7.3分（满分为10分），而在此前他们对支教的平均预期效果值是8.9分（满分为10分），差距为1.6分，效果值低于期望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期我们看到了12%的同学预期满分，但在支教结束后，一个都没有了，样本中除12名同学的预期有所上升外，其余所有的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图1 志愿者实际支教效果

可以看出，志愿者认为活动成效主要体现于自身，高于体现于受支教对象。

志愿者对支教目的的选择并不集中，与效果不同的是，志愿者对给孩子带去教育和孩子心灵关照的选择率相当高。由此可以发现，志愿者参与支教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更关注于支教对象，而非自身。西部阳光大学生支教项目总监刘斌老师认证了这一现象，“大学生支教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别人。”

由此，动机和效果形成了偏差。图2 志愿者参与支教的目的（二）志愿者成了最大受益者

对比“效果”和“预期”，二者并不吻合。这里，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支教给孩子带来更多还是给志愿者带来更多”，在这里我们有了初步答案：给志愿者带来益处更多。

其实，志愿者对“效果”的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志愿者把自身角色定位于“援助者”，他们寄期望于自己的行动能为支教对象带来帮助，而一旦这种期望落空，就导致了志愿者怀疑活动本身的意义。

那么，此类活动对于支教主体的意义表现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该从哪些方面考察支教效果——这也是对此类活动的应有定位。二、促成对活动主体的积极意义是应有的出发点（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参加短期支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培养和锻炼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创造和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载体与实践机会。大学生可以通过培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增强责任感和职业精神，全面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动手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竞争与合作能力、应用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创造能力等。（二）树立大学生志愿精神

大学生志愿者在实践中，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志愿精神，不断外化志愿服务中的志愿精神。只有深刻理解志愿精神，才可以保证步入社会后可以在工作岗位和生活中继续参与志愿服务，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志愿服务。大学生短期支教，有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大批大学生参与活动，有助于引导更多志愿者理解并树立志愿精神，理顺志愿者、志愿精神、志愿者服务之间的关系，使志愿精神得到传扬。（三）促进我国志愿公益事业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

2008年，是中国公益事业迅速发展的一年，它与国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任务和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目标上如此契合，越来越多的有志者投身到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建设之中，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对于年轻的NGO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三、对大学生短期支教的困难分析

支教后，志愿者对支教的总体困难程度评价为6.0分（满分为10分），71%的志愿者都评价实际困难程度比预想的困难要大、或者差不多，而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志愿者觉得没有预想的困难。

对各方面困难的具体分析显示，“支教时间太短，持续性差”以接近半数的选择率高居榜首。的确，这是短期支教存在的最本质、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短期支教自身存在的固有矛盾。图3 志愿者在支教中遇到的困难

另外，笔者将其他具体困难归结如下：（一）志愿者期望过高

目的往往影响效果。不占少数的志愿者参与支教是从“为了孩子”出发的，这样的定位具有一定的高瞻性，但在现实中又存在相当的幼稚性。另外，大部分支教志愿者并没有来自教学一线，且对当地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支教助学的出发点是一定能够为当地教育教学带来变化则不切实际。大学生志愿者的“救世主”心态，是导致效果达成的一大祸首。

短期支教设置的内容，该侧重于知识灌输，还是心灵关照和精神激励呢？事实上，短期支教时间短、持续性差，不太可能给孩子教授一些系统的学科知识，而立足于精神上的激励和感召反而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而这又无可避免地回到志愿者进行短期心灵关照和精神激励的有效性上了。（二）志愿者素质难以保障

志愿者在报名参与支教活动之前，都应有对自身素质与能力的正确评估。

调查表明，41%的志愿者认为自身最大优势在于“能吃苦，适应能力强”，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优势，但往往离专业性的要求还差得太远。只有8%的同学选择“对西部农村地区比较了解、有生活经验”，11%的同学选择“有给孩子上课的经验”，而选择“所学专业对口”的仅有2名同学。志愿者在经验、专业这些实质性的要求上的确欠缺。图4 支教志愿者自我优势评估

根据参与调查的志愿者的背景资料，统计显示有17％的志愿者来自农村，27%的志愿者来自西部偏远地区。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志愿者对西部偏远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认识不全，有的在身体上不能承受当地的恶劣条件，半途便吃不消退下阵来；有的在心态上把支教活动想象得过于简单，以至于后期出现抵制情绪和心理问题；有的独立性差的同学不能完全照料自己生活，不会生炉子、烧水、做饭；也有的独生子女无法适应团队生活，无法与队友合作甚至产生矛盾。（三）组织单位准备不足

问卷调查中，志愿者对西部阳光组织工作的平均打分是7.3分（满分10分），而西部阳光给自己打了更低的分——6.0分（满分10分）。

好的效果来源于好的准备。统计发现，46%的志愿者着重做的一项准备是“自己认真备课”，其次是“积极参加社团组织的培训”（29%）和“询问老队员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经验”（11%）。图5 志愿者的支教准备

志愿者为参与支教做的最多也最“力所能及”的准备就只是自己备课和准备教案，作为组织方的西部阳光并没有提供给志愿者教案或者教学内容参考一类的材料，也没有帮助志愿者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规划；而针对志愿者选择率第二高的“积极参加培训”，除了2008年暑假开始在次数、内容上有所增加和改进外，以往的支教前培训往往只有两到三次，累计不超过10小时。据志愿者介绍，组织培训的内容不够专业、系统，并无太大实际作用。（四）其他客观因素的局限1.支教时间太短、不延续

在问卷第6题“您在支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的数据统计中，有47%的志愿者认为“支教时间太短，持续性差”处于第一位。志愿者认为，支教时间的短暂制约了教学内容的开展，尤其不利于如“树立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理想教育的开展。

志愿者去支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带去了新的教学方式，产生了不错的课堂效果，但当志愿者走后，旧的课堂内容无法衔接，旧的教学方式需要学生重新适应，使得学生和老师都无所适从。在中国，一个教育周期为三到五年，但目前大部分的短期支教时间很短，学生们要不断调整自己来适应新老师和旧老师的教学，学习失去主动性，表现出盲目、被动，直接耽误学生的学习。2.支教地点的条件局限

笔者支教的项目点是甘肃省景泰县草窝滩镇龚家湾村的龚家湾小学，这所小学是草窝滩镇的中心小学，获当地各级教育局评奖近10项，可以说是当地教育对外展示的窗口。而据笔者考察，就在不远处的邻村和山区地区，不少特别差的学校还是依然存在的，也就是说，西部阳光并没有把有限的力量用在更需要帮助的对象身上。

而西部阳光也有自己的考虑，据刘斌介绍，在开展支教过程中免不了要和当地政府合作，而有时候政府对此类活动的理念没有足够认识，所以在选择支教地点时“有所顾忌”。比如，需要支教的地点不一定适合支教，许多地方条件过于艰苦，反倒会妨碍教学的开展，孩子无法受益，志愿者还容易发生人身危险；有些极为贫困的地区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风气不好，当地人对志愿者不欢迎，支教并不能对当地的教育发挥作用，还会伤害到志愿者的热情。四、结语

从对西部阳光行动志愿者的调查，发现“支教时间短、可持续性差”是影响此类活动开展的根本原因，鉴于此矛盾不可调和，调查组提出应该对此类活动重新定位，还原此类活动对于志愿者和志愿事业的意义为首要意义。

调查组建议西部阳光等大学生短期支教组织单位把活动的首要目标定位于对大学生志愿者的历练，端正对效果评估的着眼点。这篇调查报告有助于修正我国短期支教活动的组织理念，这将有利于此类活动在我国科学地发展，间接地，将对中国志愿者队伍的建立、NGO的发展、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附录1：西部阳光行动支教效果调查问卷

亲爱的西部阳光志愿者：

您好！

本调查问卷的基本目的就是收集“西部阳光”志愿者对于支教效果的种种评价，调查内容旨在更好地为西部阳光行动的后续开展工作服务，各个问题的具体答案无所谓对错，只是为了尽量全面准确地了解这方面的实际状况。因此，请您如实填答有关信息。谢谢合作！

注意事项：

1.填答时请认真阅读问卷题目，并按题目要求进行填答或选择；

2.若问卷题目为填空题，请在空格处填上您的相关准确信息；

3.问卷中的选择题若未特别注明，均为单选题；

4.请将您所选的答案填入（）内，如选其他请在“：”后添加说明。

1.A 在去支教前，您对本次支教有多大的期望？如果满分是10分，您打几分？（）

最不期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期待

B 您此次支教的目的在于哪些方面（ ）（可多选）

其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 ）

1－缓解当地学校教师紧缺问题；

2－给当地带去先进的教育方法、思想理念；

3－传授孩子知识，提高学习成绩、能力；

4－关注孩子心灵，培养人格、自信心、进取心；

5－了解、体验社会底层生活，丰富人生经历；

6－奉献爱心，自我历练；

7－参与团队，获取友谊；

8－新鲜感，或当作一次旅游；

9－宣传支教，让更多的人了解、贡献社会底层；

10－其他：

2.作为一名支教志愿者，您希望给孩子们带去哪方面的内容（）（可多选）

其中您最有必要带去的是（）

1－课本知识；

2－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3－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4－学习习惯和方法，激发学习兴趣、创造力；

5－重视、关爱孩子，给他们信心、希望；

6－其他：

3.作为一名支教志愿者，您具备哪些方面的条件（）（可多选）

您最大的个人优势在于（）

1－对西部农村地区比较了解、有生活经验；

2－有亲和力、耐心，善于与孩子交流；

3－有给孩子上课的经验；

4－能吃苦，适应能力强；

5－自己在大学所学专业对口；

6－团队合作精神好；

7－细心周到，能料理队友生活；

8－有幽默感，能活跃团队气氛；

9－其他：

4.您来支教前做了哪些准备（）（可多选）

着重做的一项准备是（ ）

1－积极参加社团组织的培训；

2－自己认真备课；

3－自己学习教育学相关的知识；

4－主动查找有关当地状况的资料；

5－自主与支教地联系询问情况、甚至实地考察；

6－询问老队员或相关专家学者的经验和意见；

7－其他：

5.请您为此次支教活动的组织者（单位）打分（）

最不好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好

6.A 支教归来，您对支教过程中的总体困难程度评价如何？ 如果满分是10分，您打几分？（）

最不满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满意

B 实际困难程度与您预想的困难比起来（）

1－比预想的困难

2－没预想的困难

3－差不多

C 您在支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可多选）

其中您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

1－教学、生活条件艰苦；

2－对当地情况了解不充分，缺乏针对性准备；

3－自认为支教效果很小，没有动力教书；

4－孩子不配合，课堂状况混乱；

5－与当地村民、老师沟通不畅，甚至有矛盾；

6－支教时间太短，持续性差；

7－组织单位和组织者组织不力；

8－活动经费不足；

9－其他：

7.A 支教结束了，您对于自己在这次支教中取得的整体效果满意吗？如果满分10分，您打几分？（）

最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满意

B 您认为此次支教取得了哪些效果（）（可多选）

其中您认为取得的最重要的一个效果是（）

1－缓解当地学校教师紧缺问题；

2－给当地带去先进的教育方法、思想理念；

3－传授孩子知识，提高学习成绩、能力；

4－关注孩子心灵，培养人格、自信心、进取心；

5－了解、体验社会底层生活，丰富人生经历；

6－奉献爱心，自我历练；

7－参与团队，获取友谊；

8－新鲜感，或当作一次旅游；

9－宣传支教，让更多的人了解、贡献社会底层；

10－其他：

8.A 您认为自己此次支教，实际取得的效果和预期效果相比存在多大的偏差？

请给这个偏差幅度一个量化的指标（）

实际效果最小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最满意

B 请您书写您在支教实践中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原因分别是什么。

9.请填写您的基本资料（直接填写即可，如有其他情况请特别标明）

我是______（学校）______（级）______（专业）的学生，层次是（本科、硕士生、博士生）。我来自______（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特区），生长于______（城镇、农村）。

感谢您的配合，如果您对我们的研究结果感兴趣，请留下您的邮箱____________，以便我们将调研报告发送给您。附录2：甘肃省景泰县代课教师访谈录

2006年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全国44.8万代课教师被大量清退，与此相对的是西部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愈加突出，被清退的代课教师的艰难处境、暂未被清退的代课教师的生活现状，以及新任代课教师的心理状态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关注。

笔者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位代课教师——老一代代课教师老董以及青年代课教师小杨老师——进行了采访，以期能够真实地感受和反映这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战斗在西部教育第一线的代课教师所面临的困境。老董：我这半辈子

董怀钰，1965年生，甘肃景泰人，家在草窝滩镇红嘴子村，在离家不远的卡森希望小学任代课教师，大家都很尊敬地称呼他为“董老师”。

我们初遇董老师是在路上，他刚帮村子里一户人家办丧，写完字、吃了饭匆匆出来。董老师个子不高，黑瘦的脸庞恨不得躲进那件土旧的皮夹克里，一路眯着眼吸一支“兰州”，不时地吐出浊气。“家中很为难”

董老师的家是两间土坯房，有三十个年头了，村里像他家这样的房子已经不多了。家里有年过70的父母双亲、他媳妇和5个孩子。原来，董老师的两个姐姐嫁了人，仅有的一个弟弟在七八年前意外离世，弟媳改嫁后，留下两个老人和一个侄女给他。董老师自己又生有3女1男，儿子最小，在镇初中念初一，三女儿与弟弟在同一初中念初二，较大的两个女儿也念了中专和技校，供孩子们上学是家里最大的开销。“一年5个孩子一共要1万3左右，”他说。

家里有“靠天吃饭”的十几亩地，近几年天气变幻无常，每年地里的净收入也就两三千块钱。由于董老师是代课教师，他在小学任教每月工资只有480元，还是刚刚才涨的，再就是每学期有50元的班主任费，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奖金、劳保、医保等福利待遇，一年下来也不到6000元钱。这样算来，再加上家里两头猪、几只羊的价钱，一年收入也够不上1万元。董老师说，“用收入减去水电费这些生活基本花销，减去孩子们上学的钱，再减去两位老人常年服药的费用，完全没有盈余不说，还要借债。”我了解到，董老师的双亲在他弟弟出事后就病患不断，特别是老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在床一年多，治病用了几千元，花光了家里大半的积蓄，现在两位老人都有高血压，要常年靠药物维持，医药开销不小。

董老师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和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承担着家庭全部的经济负担。面对这样的压力，董老师显得很无奈。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又有学校里的事务牵绊，他既不能出门打工也不能专心务农。他说，“我出去打工过半年，没经验没技术又年老，只能给人看场地，半年才赚3000块，外面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想在田里种点西红柿，虽然这个卖的钱多，但我家人力又不够，我还有学校那边要管，也很为难。”“进入学校代课就是一个黑洞”

说到他代课教师的身份，董老师并没有像我预想到的“心有戚戚”的模样，反倒很平常。“反正也习惯了，熬着呗。”他说。

董老师1992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当教师还是他父母的愿望。“我手能，会做点儿木匠啥的手艺活，那阵我想开个公益美术社，结果进了学校就一切愿望都没了。”

董老师进校时是在新建小学，那时候学校一共就七八个教师，实行的是“包班”制。“包班就是说一个班里所有的课都是我带，”他说，“我带的第一批学生，从一年到六年还都是我带的呢！他们和我亲得很，也知道感恩，有的到现在还经常联系。七八个上了大学，大部分上了中专。”董老师那时一周要上二十六七节课，除了主课外像美术、体育这样的课，也全部由他一人负责。“那字还是我写的呢，”董老师指着墙上挂着的三幅毛笔字，有些得意。看得出，那字、那印还是有些功力的，而董老师在这样的村子里也算不可多得的“才人”。说到自己的成绩，他说，“我当时还管学校里的板报，偶尔也修修桌椅，那时学校里都到没我不行的程度了。”他的眼睛显出些许光，一闪而过。

董老师在新建小学呆了七八年，由于能写会画，经人推荐后到了红嘴子村小学。四年后，又到了卡森希望小学，一直到今天。“我这还是算稳定的，”他说，“许多老师在一个学校里呆上两三年就不容易了。”

这已经是董老师执教的第16个年头了，在平均年龄30左右的代课教师的队伍里“该算最大的了，”他说，“民办教师够15年都转正了，但我们还是转不了。”据董老师自己说，他的工资是从1992年的82元到117元到134元到177元到200元到400元到480元。除了那点工资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没有进高中，现在就发了，”他说，“进入学校代课就是一个黑洞。不仅把我搭了进去，我这一家子也都搭了进去。”因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昂贵的大学学费，老董选择了让女儿读了技校。

教书让董老师很尴尬，“没有合同，就是悬着。除了县里给我们那点工资外，没有奖金，没有劳保医保，没有福利。人家都可以享受免费体检，我们还得交钱，就更别提进修和别的什么待遇了。”他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当我们问到他工作的积极性，他说，“习惯了，就熬着呗。去年我班级的数学成绩第一名，我还被评为优秀教师。”

据了解，现景泰县共有各类学校199所，小学152所，共有教师3748名，而代课教师就有470人左右，约占全县教师总人数的12.5%。就分布情况来说，代课教师在城里的学校里分布较少甚至几乎没有，而大部分集中于村里的学校。大部分代课教师都统一化地拿着每月480元的薪水，“和教龄什么都无关”，董老师说。“给提高点工资就行”

董老师说他自己曾经接过陌生人给的传单，说是哪天什么地方要集会，一起争取涨工资。“结果这种事都不了了之了，都是一级一级压下来，”他说，“也就没人敢聚众闹事。闹事就走人，就别当老师。”说到这，董老师意味深长地讲了个谜语，说“教师涨工资”，打一电器，叫“空调”，后来也叫“美的空调”。“那时大家都这么说，”董老师无奈地笑笑，“其实涨也是堵嘴。”

说到近两年对代课教师的清退政策，董老师更是有话要说。据他描述，现在县里四百多的代课教师的数目还是清退后的结果，原来有九百多人，在两年前连续清退三次后才剩下现在这么多。当问到清退的过程时，董老师说，“就是考试，告诉你不行就退，说走就走了，什么都没有。”由于代课教师没有合同、没有编制，清退似乎就是一句话的事，至于清退后的待遇不提，连清退补贴都没有。“有出去务工的，但多半就回家种地呗”，董老师说得很轻快。“我们这儿也举行过两次招考，每次招50人，虽不算公办，但月工资比我们多180块。”他说，“但考试正好把我们教龄长的关在了门外。”据了解，他们考试内容涉及英语、心理学这些对于“老教师”不熟悉的科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老教师“干脆自己就走了”，剩下的老教师即使参加考试也考不上几个。董老师说，“就像我，老了，脑袋不好使了，学的东西也过时了，比不上他们年轻人，就总是考不上。”显然，董老师对于通过考试一跃而拿到高工资的年轻人深感不平。“他们清退老教师，反而为缓解就业压力，每年招收200人补我们的档儿，这些年轻人又不是专学师范的，没有经验，而往往那些老教师才是骨干，他们教龄长、有经验、称重任，往往负责五、六年级的。”他激动地说，“连续三年，就把代课教师和公办教师从成绩上分开了，从成绩上分开的呀！”他重复了一遍，又愤愤地，“这不是拿我们的娃娃当实验品么！”

我们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别人都说应该给我们转正，我现在想什么公办不公办、转正不转正，给提高点工资就行！”他的语气满是无奈后的释然。小杨老师：初踏征途的代课教师

杨慧，1986年生人。2005年毕业于靖远师范3+2中师。2006年9月被招聘到景泰县八道泉小学任教（那时全县留下教学的中师学生只有2人）。2007年10月，因教学效果良好，被调动到草窝滩西和小学。由于她年纪较小，为人又亲切和蔼，大家都习惯称呼她为“小杨老师”。

因为在2004年小杨老师参加过西部阳光行动，所以一听说今年西部阳光派志愿者到龚湾小学支教，她就主动来学校找到我们，提出找个时间和大家见一面，和我们交流些经验，以便我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我喜欢做一名老师”

按照约定的时间，小杨老师独自骑自行车来到学校和我们见面进行交流。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小杨老师脱下手套，同我们一起围在炉边，表情略显害羞。

微笑着与我们打过招呼后，便慢慢打开了话匣。

小杨老师先问候我们是否适应和习惯农村生活，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又与我们交流了一些作为志愿支教者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接着我们便谈起了有关代课教师的问题。

对于代课教师问题，小杨老师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相反，像之前聊天一样，小杨老师平和地说着学校的现状、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对代课教师问题的想法。“我没有任何聘书或工作证。”即使已经工作了一年多，调动到草窝滩西和小学也已经有一阵了，小杨老师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教师身份”。小杨老师也明白，没有“教师身份”，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教师工作也就没有保障。“可是我喜欢做一名老师。”小杨老师腼腆地笑笑。谈到选择留在家里教书，小杨老师说道：“其实也曾有机会去广东那边教书，但因为没有‘关系’，被别人顶替了。后来也有机会去江苏那边教书，最后也还是没有去。我有同学在沿海地区教书，他们待遇也不高，大部分也都没有正式编制。虽然一个月一千多元，但是各方面消费也高，而且很累。想想，还是留在家里教书，也挺好的。”“我心中充满阳光”“2006年在景泰县八道泉小学的时候，月工资是400元。”对于工资待遇问题，小杨老师也依然没有表现出回避，坦率地回答道：“2008年1月初，被通知工资涨到500元了。其实只要自己高兴就无所谓。我一上课就会很高兴。”说到这里，小杨老师流露出年轻人特有的乐观，也表现出了些许与年龄不太相符的豁达：“我心中充满阳光。”

对于同工不同酬问题，小杨老师也确实有过不高兴：“刚开始，发工资的时候确实有些别扭，公办老师往往拿到更多的工资，做更少的事情，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同的待遇。”

据小杨老师透露，其实公办教师的任课量与以前那些老一辈代课教师是无法相比的，往往后者承担了教学的绝大部分课程。代课教师一心一意为学生操劳，而公办教师一心一意为调动“奔波”。“对比一下老的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的课表，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也会感到……”小杨老师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很乐观的，尤其是每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所在的班级总是前几名，有些公办老师的教学成绩总是排在最后几名。”提到这些，小杨老师眼睛里又闪烁出了一些骄傲和兴奋的光亮。“只希望把书教好”

似乎觉得刚才的话题有些许沉重，小杨老师又与我们聊起了“教师育人经”。“小孩子很聪明的，会观察老师的脾气秉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要严厉一些。但是他们也懂得谁对他好，你真心对他们，时间长了和你会很亲，也不会那么顽皮了。”小杨老师提到她的学生时又开始滔滔不绝。“看着他们，就希望能好好提高一下自己。”2007年4月，小杨老师报名兰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班，三年内学完。每年学费八千多，尽管这需要自己负担，但她每年的暑假一般都要去学习。

据笔者了解，截至2006年11月，景泰县全县有代课教师431人，其中在初中任教者27人，在小学任教者404人。从2001年开始，景泰县实行初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2001年培训2610人次，2002年培训2662人次，2003年培训2668人次，2004年培训2816人次，2005年培训3009人次。农村教师基本都能参加继续教育。但由于景泰县财政经费困难，培训经费全部由学校或教师个人自筹。像小杨老师这样，没有工作证，参加工作不久的老师，想要提高自己而进一步学习，费用只能自己负担。

即便如此，小杨老师仍然经常看报纸、教材及其他专业的书，努力学习着。“我就是很喜欢做一名老师，只希望把书教好。”小杨老师语气诚恳：“对于已经走上讲台上的我而言，也不多想了，只想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好好把书教好。”

根据当地学校教师和一部分同学反映，公办教师在农村大面积流失，代课教师成为农村学校的教学骨干，是维持西部教育延续性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代课教师充满了歧视与不齿。事实上，西部农村代课教师这支特殊的教育群体并非人们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大等诸多方面的不足和弊端的问题群体”。老一辈代课教师大多是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学骨干，新一代代课教师往往有着较高的专业素质。在农村教育严重缺员的情况下，代课教师仍是西部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

笔者认为，对于西部教育存在的问题并非出在代课教师身上，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教育投入的合理布局，应更多地关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而不应当单单让这样一个群体来承受这样一个责任本属于全社会的社会问题。调查后记

2007年暑假，我的同班同学聂秋宏赴陕西蓝田梁峰村支教25天，在她的感召下，我于2008年的寒假也参与到了西部阳光的支教队伍中了，从2008年1月20日至2008年2月9日，一共20天。

策划这个调研，是在2007年末，开始于我对西部阳光的关注。那时我理解的支教是贡献自己的力量到西部，仅此而已。后来，当我自己参加支教，发现诸多的力不从心，我开始思考，大学生短期支教到底效果怎样，才确定了这样的选题。

这个调研得以完成，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要一一感谢。

在西部阳光方面，感谢梁晓燕秘书长和前项目负责人何蕾，特别要感谢大学生支教项目负责人刘斌和项目总监来超，他们两位均接受过我对他们长时间的访谈，热情地为我提供资料。

感谢甘肃景泰龚家湾村小学的苟校长、张景棠老师和董怀钰老师，给予我们志愿者热情接待和全面照顾，以及在活动上的大力配合；感谢参与课程的孩子；感谢甘肃景泰龚家湾村村干部和广大村民。

感谢同我一起支教的战友们，感谢他们在调研上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感谢协助我完成调查报告的本校同学，聂秋宏在支教回来后担任了我校三农学社西部阳光项目负责人，她帮助我进一步和西部阳光沟通，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资料和数据；马文亚作为参与调查的唯一一名掌握科学统计方法的同学，在问卷设计和后期统计中出力最大，提供了全部数据支持；王聪和张晨晨做了多次远程采访、报告的部分撰写以及调查问卷的发放、回收和录入工作。

最后特别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多位教师，感谢陈作平副院长对此份报告的特别指导和推荐，感谢吴风老师担任我的指导老师始终给予我细致的指导，感谢丁迈老师和沈浩老师在量化统计方面的指导，感谢丰纯高老师在报告架构上的指点，感谢张彩老师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另外，感谢孙靖老师、汪立宝老师和刘妍老师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不得不补充的是，就在2008年9月，我看到西部阳光网站更新了，上面对大学生短期支教项目做出重新界定：“本项目旨在锻炼在校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使大学生能够了解西部、进而了解中国农村，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倡导在校大学生的志愿精神。”这是我在关注西部阳光一年的时间里，亲眼见证到的进步，是我做这份报告期间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支教到志愿服务到公益事业到公民社会，都跟西部阳光的发展历程一样，是个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员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大学生短期志愿支教，也就是这样一种积累，只要我们看清楚，就完全有能力帮助它在自己的轨迹上发展得更好，祝福中国的志愿公益事业越走越好。郑蕴彤教师评语《大学生短期支教效果调查》是一篇具有时代意义、紧密结合实践的调查报告。在志愿活动方兴未艾而问题也逐渐显现的当下，作者在亲身参与支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采写了这一调查报告，难能可贵。

这篇调查报告结构完整，方法科学，逻辑条理清晰，行文流畅。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得出数据，形成研究框架，又通过走访得到大量的实例，构成了鲜活的血肉。尤其是结论部分的论证，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在对“影响结果达成的因素”的研究上条分缕析，可以看出作者在调查中深入实际，认真严谨，具有较高的新闻素养。

这篇调查报告的亮点在还于它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一定的建设性。同学们通过调查大胆提出应该重新定位大学生短期支教活动，这对今后进一步完善支教活动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据了解，调查对象已经接受了作者的建议，并在新改版的网站上做出了调整。

总之，这篇调查报告选题有价值，调查细致、深入，方法得当，写作水平高。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心血，调查报告的成形历时一年半，并在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二等奖。（方毅华）

北京市“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以非因工病患为主

2009年，世界爆发甲流疫情。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美国等多国接连爆发甲型H1N1型流感疫情。2009年5月初成都出现中国首例甲流患者；5月17日北京出现了首例甲流患者，截止到9月11日18时中国内地已确诊7　505例甲流病例。

甲型H1N1型流感的爆发令我们想起六年前肆虐的非典疫情。虽然时隔六年，但是非典的影响依然是社会的一处暗伤。

2003年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4月10日，北京组建防治非典型肺炎卫生防病队；4月13日，北京首批8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4月21日，北京确定首批6家非典定点医院；5月1日，经过7天7夜的奋战，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正式竣工启用，首批156名患者顺利入住；5月29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6月2日，北京非典疫情出现三个“零的突破”：当日新收治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转确诊病例、非典病例死亡人数均为零。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非典肆虐近四个月，通过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以及政府实施的各种措施，最终得以控制，但是非典的影响远远没有停止在2003年的这一天。很多疑问还萦绕在北京市民的心头：“非典”病毒究竟从何而来？“非典”还会不会再度卷土重来？是否有“非典”疫苗？治疗“非典”是否已经有了有效措施？治愈后的患者是否能够完全康复？那些曾经不幸患上“非典”的病人今日的生活状态如何？昔日的疾病是否在今天的生活中留下了阴影？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开始走访曾经感染“非典”病毒的患者，曾在“非典”前线奋斗过的医生护士，政府相关部门，对他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

结果显示，2003年，在治愈非典后约半年，曾在“非典”中九死一生、痛失亲人的患者们，却不得不面对更加残酷的现实。因“非典”治疗而带来的“非典后遗症”不仅仅是身体上无法治愈的伤痛，也是心中难以平复、挥之不去的阴影。患者们遭遇了“不死的癌症”——骨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症以及其他因人而异的后遗症（如干眼、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一系列妇科病等）。此外，这些病患还有不同程度的因病久治不愈带来的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他们连续六年上访，不断要求解决非典后遗症带来的问题。

目前政府已承认非典后遗症的存在，并通过两次大筛查确定非典后遗症患者名单。将骨坏死、肺部纤维化以及精神抑郁症纳入免费治疗的范围，并对符合标准（医院的检查结果）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报销之前发生的用于治疗非典后遗症的医疗费用，同时由红十字会提供补助，其中有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4000元，无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8000元。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从未发放死亡抚恤金、每月致残护理费等问题，非典后遗症患者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理解。（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对于个人而言，健康是每一个人正常生活的首要因素，没有健康等于失去一切。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公共卫生是关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等大事。尽管非典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非典的隐痛仍存留着。关注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健康与社会状况，认真考察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并为今后做好突发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进行充足的准备，是非典疫情留给我们的思考。我们从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生活状况这个角度出发，探究非典对其生活工作的各种影响，期望能为政府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决策提供一些现实的可靠数据，并以此呼吁全社会关注非典后遗症患者，对这一群体给予人道主义援助，给予他们社会关爱的温暖与阳光。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与深访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可以联系到的并愿意接受本调查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发放了70份问卷，共回收了57份问卷。

另外，对多名患者，包括医务人员感染非典后患非典后遗症以及普通病患（由于北京部队官兵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小汤山封闭治疗时无法取得联系），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主治医生，政府相关部门（如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病毒所、北京市卫生局）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调查启动之前，本小组成员咨询了一位在广州摄影双年展成功展出《SARS背影——被遗忘的SARS后遗症人群》作品的摄影师张立洁女士（《三月风》杂志的副主编），在“非典”事隔六年后她默默记录下这些非典后遗症人群的故事。针对她的建议，开始对病患进行问卷调查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整理并总结问卷后，针对患者提出的一些医疗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向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主治医师进行了深访。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压力、精神抑郁，我们向相关心理专家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在问卷以及深访等资料中的法律诉求，我们向专业律师进行了询问与深访。综合上述结论，我们又向政府相关部门行函进行咨询。三、结论

虽然政府在医治非典患者后遗症病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截止到我们暑期调查之时，非典后遗症患者仍然在上访，希望政府能解决问题。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中老年人，尤其以中年人居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处境让他们成为“三明治”，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可想而知。被调查的19%的患者处于无业状态，34%的患者病退或病休在家，丧失劳动能力的他们仅仅依靠红十字会每年发的补助金生活。这也是为什么非典后遗症患者始终坚持上访的原因。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解决非典后遗症问题，需要多方的努力：（1）首先，后遗症患者必须进行自救。

一方面，必须积极配合医院，进行生理治疗。笔者在调查问卷中发现有的受访者还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仅仅是因为害怕知道病情，不敢正视病情；或者有受访者因为经济原因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健康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其他所有都是空谈，而非典后遗症患者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更要积极地投入到治疗环节中去，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负责。

另一方面，必须要正视自己的心理状况，并且努力调试自己的心情。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作为个体的人应该生活在一个平衡的关系支持系统中。这个关系支持系统包括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家庭关系支持系统，以及个体关系（身体和心理）支持系统。这三个支持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在SARS之后，许多SARS后遗症病人支持性的关系系统受到破坏。丧失工作能力，失去经济来源，破坏了患者的社会关系支持系统；亲人的离去、家庭关系的破裂等，破坏了患者的家庭关系支持系统；难以治愈的“骨坏死”、病痛的折磨，使得患者产生了与身体的分离，破坏了患者的个体关系支持系统。当一个人三个重要的支持系统都受到破坏，并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时，就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出现焦虑、绝望、紧张、抑郁、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情况严重会导致抑郁症。这也是为什么非典后遗症患者会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因此，对SARS后遗症患者进行相关的心理治疗时，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和改善就显得十分重要，它包括经济的改善、政府的积极措施会对个体进行心理治疗提供一个良性的支持环境。

同时，在具体的心理治疗方式上，适宜采取个体治疗与家庭治疗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个体关系支持系统与家庭关系支持系统的恢复。尤其对于抑郁症的治疗，采用行动表达技术、团体治疗、艺术治疗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治疗的周期需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测量后决定。

此外，为了保证心理治疗的顺利进行，建立特定的“SARS后遗症心理干预项目”，筹集转向资金、配备专业人士、建立有序的运作机制十分重要。（2）从政府角度来看，解决非典后遗症问题，仍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患者自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基础，但是由其他社会角色提供的他救是患者成功进行自救的一个补充和保障。这也是上文中提到的“政府的积极措施”。当然，目前来看，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例如说进行两次大筛查，确定非典后遗症患者名单；提供并扩大免费治疗的范围，每年发放经济补助。但是为什么后遗症患者仍然坚持上访呢？笔者认为，是由于双方没有进行良好的沟通造成的。虽然患者每周去上访，并且早已经把自己的诉求以文件的形式呈现，但是，政府并没有采纳患者的提议。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达成一致。这是问题持续时间之长的原因。按照患者在文件中提到的法律依据——2006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来看，国家应该将非典定义为公共卫生事件，那么解决方案也应该是以公共卫生事件为基础。也就是患者提出的一次性致残护理费（或者是每月提供残疾护理费）和死亡抚恤金。（3）在对待非典后遗症患者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还可参照香港的做法。香港在解决非典后遗症问题时，主要依靠社会力量，也就是采取成立专项基金会的做法。成立专项基金会，尽可能地避免了资源浪费，而且也能省去繁琐的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同时，由专人专门机构管理基金会，能够更好地掌握后遗症患者情况，避免出现患者范围覆盖不全的现象。而且，这也能极大地方便后遗症患者。

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情，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2008年席卷南方的雪灾之后，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蓬勃发展。这些社会组织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单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解决后遗症问题，但是，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力量却是不可小觑的。上文提到了，社会支持系统的恢复对于患者心理问题的治疗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社会组织也大可有所作为。（4）媒体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到目前为止，报道过非典后遗症和关注后遗症患者的媒体屈指可数。虽然像《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较权威的媒体报道过此事，可是社会反响并不大，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不了解非典后遗症，还有很多人以为非典后遗症的出现与“非典”病毒有关系。说明公众对非典后遗症的认识较少，媒介在知识普及、解疑释惑，推动问题解决领域，还是有很大空间的。（5）最后，不得不提到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大众，包括笔者自己。在调查中，有受访者多次表示，自从得了非典后遗症，自己就很少和外界接触，交友的圈子仅限于病友。他们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原因，就是社会大众看待他们的目光。大众的漠视与不理解是加重患者心理问题的又一原因。因此，在这里，笔者也呼吁旁观者能给予这一特殊人群更多的同情和关爱，真正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给予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希望大家不要成为陶渊明诗中所写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中的“他人”。我们从来不是分离开来的，这个社会把我们每个人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当我们需要帮助时，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伸出援手，所以，看见别人的苦难时，感同身受之余，也请你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心，伸出自己的手，温暖别人，它带来的有时远甚于金钱，远甚于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四、讨论（一）问卷数据分析1.受访者基本信息

从起因来看，“非典”时期为了挽救生命并让患者迅速康复，以控制疫情的传播。88%的患者在2个月内完成治疗并出院，这些患者使用了大量的激素，这也造成了非典后遗症患者。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家庭婚姻、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下我们做了进一步分析。

在收回的问卷中，63%的家庭因为非典出现改变（见图1），其中60%的人出现离异或者丧偶的情况，调查的家庭中患者全部有抚养子女的负担，其中71%有一个子女、19%有两个子女、2%有三个子女、8%有四个子女（见图2）。各家庭经总结子女情况如下，12%为幼儿、14%为中小学生、16%为大学生、33%已就业，25%由于病残无业（见图3）。总体上看，子女对家庭的压力很大，能承担家庭责任的子女较少。这就更加给病患者的治愈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

在患非典之前91%的接受调查者都有自己的工作及经济来源，平[1]均个人年收入为31253元，生活质量为中上。而在患非典后遗症后，19%的患者处于无业状态，36%的患者退休或退养，20%的患者病休或病退，5%的患者是临时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后仅有20%的人还有正式工作，可以正常工作的患者比例大大降低（见图4），与之相应，患者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仅为16446元，家庭年平均收入为[2]17045元（因为家庭结构改变以及感染“非典”的集群状况），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及医药支出，无法谈及生活质量。在家庭经济较困难的情况下，100%的患者有治疗“非典后遗症”的自费支出，66%的人支出一万至两万元，12%的人支出两万以上，结合家庭平均年收入情况，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显而易见。我们继而调查了收入来源，患者们基本依靠退休金、病休工资甚至低保。因病致残，因病致困，患者们大多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孩子需要抚育，非典病逝的亲人带来的伤痛还未平复，幸存者又要继续面临生活的考验。在接受调查的患者中，目前病情符合指标，能够获得免费治疗资格的患者为65%。还有34%的患者虽然病情堪忧，却不够免费治疗的标准只能自费治疗或者任由病情恶化。图1 患“非典后遗症”后家庭结构变化图2 “非典后遗症”患者家庭子女数量图3 “非典后遗症”家庭子女情况图4 患“非典后遗症”前患者就业情况2.患者病情分析

在病情方面，72%的患者兼有骨坏死、肺纤维化以及免疫力下降，精神症状，视力下降及眼干等症状，尤以骨坏死对生活的影响最大。骨坏死的坏死部位集中在双侧髋关节、肩关节、膝关节，皆是正常行走活动的关键部位，严重者丧失劳动能力已成为必然，倘若治疗或者护理不当则会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患者都会承担相当的病痛，尤其以关节置换风险最大，痛苦也最大，但关节置换是控制病情必须要解决的关键一步，即使进行了手术也不能完全治愈，最理想状态也只能保持20年。通过我们对专业人士的了解，由于关节置换在中国起步较晚，置换关节只确定10年的可靠寿命，置换手术理论上可以进行多次置换但每一次的质量都会下降。

83%的患者根据鉴定伤残程度为三级以上，81%拥有残疾证明，但其中只有16%的人享有残疾人的福利待遇。在伤残后经济上的补偿87%的人只是节日补助。从对患者最近一次的诊断结果来看这无疑是不公正的，健康状况受损，残疾程度得到判定却不能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相关负责人着实应该总结操作上的失误并迅速解决问题，使市民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3.心理状况部分

根据统计结果及屡次访谈会面可看出，非典后遗症患者99%有焦躁、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来源根据程度由重到轻依[3]次为：政府不予解决困难、家庭多人因非典死亡、病痛折磨、经济困难四个准确选项，而在选项“其他”一栏中可发现“压力”为高频词语，来自社会以及自身因病致残的生活压力导致精神上的抑郁。非典来袭是偶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考验着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处理能力。而对于非典遗留问题的解决，政府、社会各界应当承担，政府应履行基本的服务职能为患者们提供生活质量的保障，社会各界也应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帮助非典后遗症患者。

非典后遗症的病痛只能减轻但无法治愈，那么为精神减压的途径就尤为值得重视。在面对自身心理问题的情况下，49%的非典后遗症患者进行过治疗，26%的人因为身体或医生帮助不大等原因不方便去，但也有20%的人即使知道自己有心理问题也不去医院看，一是怕花钱，二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三是出于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认为心理治疗的用药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疾病。甚至他们中有人明明知道自己有非典后遗症，可是从来没去检查过，怕确诊后生活无望而面对恐惧。除了正规的药物治疗外，他们中大部分靠自我调节、与病友交流调节或者和朋友聊天之类。除怕药物有副作用外，也是因为只有自己、病友或者来往密切的朋友才能有切身的体会进而理解他们的痛楚，而不是说些无关痛痒的、敷衍的安慰话，“感同身受”四字也许连具有专业素养的心理医生也不能理解。患者们有每周强忍病痛定期前往信访局申诉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的习惯与约定。图5 “非典后遗症”患者心理状况[4]

经过检查他们中39%是重度抑郁症患者，22%是中度抑郁症患者，13%是轻度抑郁症患者，另有26%的患者对自身情况并不能很好掌握并且进行有益的调节，此种状况在缺失正规且良好的心理辅导的情况下尤为值得关心（见图5）。99%的患者精神上认为、生活上急需心理治疗费用上的补偿进而获得治疗；也需要一批了解非典后遗症病状政府及社会态度的专业心理人士为其重建对生活的热情与人生的希望；希冀在最为关键的政府工作一环能够起到基本、切实的作用，而各种社会救助团体、慈善事业机构能够给予非典后遗症患者更多的关注与实际意义上的帮助；广大市民能够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精神，尊重、理解、接受非典后遗症患者们。4.赔偿及补贴诉求部分

被调查者中89%在政府所列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名单上。他们认为，既然政府承认了非典后遗症群体的存在就应该以透明的方式保障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够继续得到社会的认同感和存在感。针对自身的种种情况，迫切需要的是扩大免费治疗范围、获得致残护理补贴、获得致残一次性补偿，所占人数百分比分别为86%、79%、70%。超过50%的需要项为获得病逝人员抚慰金、报销全部已发生的医疗费用、获得月生活补贴，从身体与精神上的救治开始逐步提高生活水准，期冀能够恢复患非典以前的生活状况。（二）深访分析1.患者典型个案，深入分析现状问题

我们选取的深访对象在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中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李朝东是东城区第一例由于非典后遗症病退的患者；方渤是北京市第一例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杨志霞、曹宝珍等患者都是经常上访，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患者。因此，他们的生活现状有很大的代表性。

在深访过程及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患者们对很多问题持有的态度观点基本一致，如对政府所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等，几乎所有人持有否定态度。问及原因，我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患者们普遍认为由于“非典”治疗而引发的后遗症不仅仅是骨坏死和肺纤维化，因治疗而大量注射激素患者们有了多种不良反应，而其他疾病因人而异。但依据专家分析，极有可能是激素注射过量导致。第二，从没有发放过死亡抚恤金，患者们认为这样做就是没有对他们故去的家人有所交代，有的患者没有见到亡故亲人的最后一面，甚至也没有亡故亲人的骨灰，这些伤痛是持续一生的，远远不是死亡抚恤金可以弥补的，而死亡抚恤金是政府、社会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一次心理慰藉。第三，红十字会给予患者每人每年4000元、8000元的补助，显然无法涵盖因治疗非典引起的其他后遗症（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并且大多数患者的骨坏死趋于严重，且病情不可逆，随着患者的年龄渐增，生活无法自理后，就会面临因无法请护理人员，而造成患者们无人照顾的窘境。第四，患者们普遍希望能够提供每月致残护理费，对于他们来说，大多数人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工作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今后请护工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第五，患者们只能去指定医院进行免费治疗，而政府相关部门的上下级之间传达相关政策等问题时还不甚明确，患者们经常遇到“上级答应，下级不办”的情况。第六，免费治疗时间有限制，造成了患者的不便（例：只有望京医院一家于每周二下午开设免费治疗门诊，并有专门结账的窗口，其他定点医院均没有单设相应窗口）。第七，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度有限，有些非典后遗症患者并不知道有两次“大筛查”确定了非典后遗症患者名单，因此不在免费治疗的名单上，而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困难。第八，社会上对非典后遗症患者这一群体了解甚少，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也缺乏理解与同情，而社会上的慈善机构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度更是严重缺乏，这种漠视、歧视使患者的心理更加脆弱。2.了解政府相关政策，征询专家意见（1）关于政府救助

由于北京市卫生局拒绝我们深访的请求，我们只得查阅资料，包括下发的相关文件等，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了解了北京市相关部门解决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现状堪忧的各类政策。

目前，政府已承认非典后遗症的存在，并通过两次大筛查确定非典后遗症患者名单。将骨坏死、肺部纤维化以及精神抑郁症纳入免费治疗的范围，并对符合标准的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报销之前发生的用于治疗非典后遗症的医疗费用，同时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补助，其中有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4000元，无工作单位的每年每人补助8000元。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从未发放死亡抚恤金、每月致残护理费，由于非典治疗时大量使用激素而造成的其他后遗症无法鉴定清晰并免费治疗，定点医院设立不方便等。

但是对于患者提出的“非典”其他后遗症也应免费治疗，政府也有其担忧，由于不确定其他后遗症是否确实由于治疗非典引起，医学上不好确认，所以政策迟迟未出。对于患者们提出的在医院中感染非典，以及政府未及时公开非典相关信息属于责任范畴，我们询问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该部门认为，从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起就开始了积极的治疗，并没有因为政府的不公开而拖延治疗，而之后的政府处理工作都是及时积极的。

对于非典疫苗，该部门表示，“SARS疫苗完成了初步的临床实验，但是还没有批准上市。我国研制的SARS疫苗是灭活疫苗，就是将培养的SARS病毒用灭活剂灭活，使之不能使人患病。主要作用是预防SARS病毒感染。由于没有大量使用SARS疫苗，所以对该疫苗的不良反应了解不够。”

在治疗非典过程中，该部门称，对病人主要是对症治疗、支持疗法，对一些病人使用了糖皮质激素，还有的使用了恢复病人血清。该部门强调，糖皮质激素的用量没有明确的规定，并表示，糖皮质激素使用量过大可以引起骨损害，股骨头坏死是较为严重的后遗症。目前所说的非典后遗症，是治疗中使用了过多的糖皮质激素所致，而不是SARS本身的后遗症。

非典作为新发传染病，该部门予以了高度重视，对于非典治疗，作为病毒病控制的专业技术机构对新发传染病有了更好的认识，控制、治疗非典的工作也在甲流的控制与治疗中起到了相当大的借鉴作用，该机构着重加强了对不明原因传染病的检测、控制能力建设，国家投入大大增加。疾病控制能力，从策略、理念到实验室设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关于医疗救治

我们走访了曾在非典前线参加救治工作，并且目前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主治医师，北京市非典后遗症治疗工作专家组成员陈卫蘅医生。

陈医生讲述了北京市非典后遗症治疗工作专家组成立的始末，2003年8月，卫生部律政司组织了一次关于非典后遗症的专家论证会，邀请的主要是骨科专家和肺纤维化方面的专家，讨论一些措施。2004年3月，专家组成立，后来卫生部责成北京市卫生局主管此事。

骨坏死患者的症状早期是髋关节疼痛。其中坏死部位最多的人全身达到29处。他们主要是疼痛，功能受限。

对于非典属于自然灾害的说法，陈医生予以了否定，表示非典是公共卫生事件。很多患者在医院中感染“非典”，是由于“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和早期防护性不够造成的。

非典后遗症的治疗费用，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一般三周左右，需要一万块上下。如果做手术置换关节可能要五万块钱。置换后的关节保守估计可以维持15到20年。

陈医生称，免费治疗政府也逐级下达了书面文件，最后到医生这里，包括名单。政府不定期会对那些有非典后遗症但是不在名单上的病人进行体检，如果确实需要治疗，就会扩大名单。体检是在指定的医院进行，能否进入免费治疗名单的标准与依据是医院体检时所照的片子，目前没有仅仅通过抑郁症进入名单的患者。

陈医生作为第三方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上看待非典后遗症，总结陈医生的观点主要是以下三个观点：一、由于非典突如其来的特殊性和早期防护性不够，造成了一开始的治疗措施不严密。二、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虽有处理不当，但总体是进步的，从第三方到患者都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三、从医疗角度上讲，目前的免费治疗已经足够解决一大部分问题了，目前更应该关注的是患者的心理问题。（3）关于心理援助

我们咨询了心理问题专家刘冬威先生，他认为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是：生活在一个平衡的关系支持系统中。包括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家庭关系支持系统及个体关系（身体和心理）支持系统。而许多非典后遗症病人的支持系统全部遭到了破坏。这使得他们的心理问题尤为严重。我们的调查显示，非典后遗症患者大多与病友排遣心中抑郁。刘先生分析，当抑郁症的病人处在相对匮乏的人际支持系统中，就会加剧他们的症状。一方面，当个体关系支持系统匮乏时候，会伴随产生心情压抑、焦虑、兴趣丧失、精力不足、悲观失望、自我评价过低等症状。另一方面，当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家庭关系支持系统匮乏时，会伴随敌对、偏执、退缩，有时候还会伴随产生躁狂等症状，形成双向抑郁，严重的时候还会产生攻击行为，对象多为家人和亲属。随着社会关系支持系统的逐步恶化，抑郁症患者会丧失承担社会角色的勇气，走向孤立，严重的会导致自杀。

刘冬威先生强调，社会支持系统虽然不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经济的改善、政府的积极措施会对个体进行心理治疗提供一个良性的支持环境。所以刘冬威先生希望相关部门及社会上的慈善机构能够给予患者们更多的经济上的保障，以增强他们的社会安全感。

同时，在具体的心理治疗方式上，宜采取个体治疗与家庭治疗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个体关系支持系统与家庭关系支持系统的恢复。尤其对于抑郁症的治疗，采用行动表达技术、团体治疗、艺术治疗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治疗的周期需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测量后决定。

此外，刘冬威先生还强调，保证心理治疗的顺利进行，建立特定的“SARS后遗症心理干预项目”，筹集转向资金、配备专业人士、建立有序的运作机制十分重要。（4）关于法条支持

非典后遗症患者要求按照突发事故处理条例解决问题，认为当前未解决问题是有违突发事故处理条例的。为此我们也咨询了法律专家。我们知道“如果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对方的义务或责任，就无法认定对方当时的行为违法，因而也就不能认定对方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如果新的法律增加了新的规定，只能以此作为与对方协商的理由，指出法律的发展和立法的精神，说服对方尽可能按照新的法律去做，而法院则不可能依据新法做出要求对方承担法律责任的判决。”这是患者们心理落差以及心理问题很重要的根源之一，即现有法律与当时法律的矛盾。现在患者们看到的是更加完善的法律，却无法用以维护自身，所以就会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等一系列的心理落差及问题。譬如，患者们要求公开非典时期社会各界的捐款去向，而迟迟没有答复。

法律专家表示，防治非典社会捐赠款物中结存（剩余）的捐款和物资“缴存各级财政专户”的具体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因为根据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十、十一条的规定，这些内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属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因此可以要求北京市审计局进一步公布剩余款物缴存所谓“各项财政专户”的具体信息，以便社会监督。“该类人员的生活来源最终还是要靠享有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主要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等），特别困难的再进行特别的救助。即使他们的待遇不低于现在北京市其他残疾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然而，目前鲜有社会慈善机构对这一群体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加以人道主义援助。社会上也少有民众对这一群体投来关注的目光，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的帮助也是少之又少。患者们目前仅依靠政府的救助金以及部分患者的退休（或病退）金维持生活。而笔者认为，目前政府的救助并非长久之策，社会慈善机构对这一群体的救助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却极为欠缺，政府的救助金来自每一个普通纳税人，他们对自身的税款去向几乎一无所知，而慈善机构设立专项基金后则可以做到专款专用。

究其根本，法律不到位以及缺乏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等，是造成处理非典后遗症事件迟迟不能让人满意的根源。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良性的机制，来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能忽视新发型传染病的后续处理工作，以及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帮助关爱非典后遗症患者群体。3.综述

谨以张立洁老师《SARS背影——被遗忘的非典后遗症人群》节选作为我们的综述：

……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激素类药物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特别是在非典大爆发时期的北京。而激素的超剂量使用被广泛认为是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的“真凶”。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以及肺部功能障碍、脏器药物性损伤等一系列非典后遗症将他们永远地留在了SARS那拖长的阴影之中……股骨头坏死被喻为“不死的癌症”，非典后遗症患者大都丧失劳动能力，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要么“退休”在家，病情“严重”者则住进疗养院，日常生活难以自理。更严重者已更换人造股骨头关节，而据现有医学水平，人造关节无法再次更换，且使用寿命预计只有十几年，这就意味着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不得不瘫痪在床，度过生命的后半程。当未知病毒侵袭人类，“全民动员”的方式帮助我们更快地战胜病魔，但同时它的运行机制是将风险分摊于社会成员，危机过后，曾经恪尽职守，在最危急的关头做出牺牲的人们是否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不是歧视；被无辜感染的普通人，是否应该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时间在慢慢冲淡人们对SARS的恐怖记忆，号称七天建造起来的“小汤山奇迹”——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也已成为一片废墟。

为了忘却的纪念，谨以本调查献给生活在非典疫情阴影下的后遗症患者们。[1] 2002年北京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2462元。[2] 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472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47元。[3] 自2003年至今，政府六年来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患者对政府的迟滞反应已经产生不信任的心理。[4] 经过医院检查，鉴定了患者精神抑郁的程度，分为重度、中度、轻度。五、小结

非典疫情的处理和救治，以及善后应对措施，暴露出我们缺少一种有效处理灾难的应急机制，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我们观念理念、管理机制上的问题。我们在处理疫情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北京市政府开始面对“非典”疫情并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例如，疫情在医院及公共场所的扩散，导致了“非典”患者人数的增加，医院治疗措施不被病患所了解，造成患者对激素认识不够全面，盲目依赖激素的药效，在治愈后院方也没有及时告知患者激素副作用可能导致后遗症，没有正确的恢复措施造成后遗症病情加重。“2003年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是重要的分水岭。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运行逻辑的出现，而不仅仅是对灾难的反应机制。一个有效率的现代政府，恰恰是能够对各种压力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的政府。信息公开后，民心得到了很大的稳定。信任感本身抑制不住疫情的蔓延，但它却会为整个社会更有效地抑制疫情的蔓延创造了条件。信息公开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消极的事情公开就会造成社会恐慌就会危害社会安定，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一种官场默契。但是这个思维逻辑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论证和证明的。想要完全封锁疫情这样的消息是不可能的。信息公开和透明的作用不表现为能够彻底消除恐慌，而是为人们的理性判断提供权威的信息，也就是说，信息公开不能解决一切，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性的信息沟通系统是需要探讨的。普通百姓有许多具体甚至很细致的担忧，他们需要就某个问题得到更加细致的信息和解释。双向的、互动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则有利于对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担忧进行解释和说明，或者说是提供权威性[1]的信息。”

同样，在非典过去后的六年里，因非典治疗造成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坚持着自己的诉求，政府依旧是从不承认有后遗症，到逐步开始为部分患者进行免费治疗，患者们还将继续着自己的诉求。对患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后，我们进行了综合整理，有如下建议：

1.对由于非典治疗而引发的其他后遗症采取免费治疗措施。

2.给予一定数额的死亡抚恤金。

3.发放补助不按有无工作而划分，而应综合伤残级别、家庭收入等，给予不同金额的月补助。

4.扩大免费治疗范畴、调整“大名单”审查标准。

5.下达书面文件，并对患者公开文件，做到治疗后遗症有规定可依，使患者对医疗机构、对政府相关部门增强信任感。

6.解决部分轻度伤残患者的就业问题，做到“能自养者，自养”。

7.社会上慈善机构应对非典后遗症患者这一群体进行大力援助与帮助。

非典后遗症于个人、于整个社会都是不幸的事实，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什么、借鉴什么、获得什么，甚至是改变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击“非典”战役，催生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H1N1疫情在欧美爆发之际，强调不能迟报瞒报，强调必须信息公开，这很有必要。公民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理性的责任，所以面对甲型H1N1流感疫情，对他人，尤其是对疑似或确认病例的理解与尊重，也是社会责任的要求。避免情绪化的表达与伤害，是社会责任理性特征的要义。在内地出现确诊病例后，一度出现了情绪化的表达，是良好有效的沟通让这些表达趋于温情和理性。希望这是一次前车之鉴。疫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有时候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如何选择，考验着每一位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一个社会不应忘记的是疫情的善后处理，这不仅体现着整个社会的人道精神也体现着一个社会的责任。瘟疫不也确实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巨大动力么？灾难可以给人以教训，并且会由于灾难的创伤而使得这种教训更为深刻，但教训是否会长存在社会的记忆里，不是必然的。我们首先应记住这次深深的伤痛，短短半年里，多少同胞失去了生命，但愿这个教训能长存在我们的社会记忆里，并以制度的形式去记忆它。我们还应该记住在这伤痛中萌生的初步醒悟，灾难是对平时的检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这种灾难中对生命、对人类、对自然的那些感悟。人类似乎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真正哲学式地思考上述问题。我们要把这样一种灾难赐予我们的教训保存在民族记忆的深处。短暂铭刻在记忆中，才有永恒的可能。[1] 引自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20页。六、调查后记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生过很多让我们难忘的瞬间和故事。其中有三件事很想在这里提一提。第一件事是我们与患者们见面，那天大雨滂沱，在信访办门外，叔叔阿姨撑着伞，聊着天，却没有人迟到。第二件事是我们采访患者李朝东。在那个稍显拥挤的小房子里，我们始终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药味。第三件事是采访陈卫蘅医生，那挂满办公室的锦旗似乎在言说着陈医生与患者们一起经历的一大段岁月和许许多多的故事。

这份报告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与汗水。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总会有人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找了各种人脉关系，四处联系可能会对调查有帮助的人。三个人一道走访了患者、医院等等，能深访我们就绝不电话采访。调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最不好协调的时间安排问题，因为我们要进行国庆方阵训练，很多时间都是不确定的，与患者约时间见面很是困难，有时候训练稍一放假，我们就一同出去采访。患者们大多散落在北京各处，离学校、离我们的家也都很远，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着一起去深访，没有人因为训练辛苦、离家或学校远而落下。当然，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和遗憾。譬如在发放问卷上，我们很想给148名患者都发问卷调查，一来是很多患者联系不上，二来我们也缺乏资金去北京的郊区各个地方进行深访（有的患者就是因为住在郊区而无法收到问卷）。

一个好的调查者应该尽量地保持中立客观。所以我们极力保持客观，并且克制自己的感情天平以保证它不发生倾斜。在我们不间断的采访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这一事件的三方当事人。如果想要把真实情况经过理性思考后符合逻辑地整理出来形成报告，自然要兼顾患者、医生、政府的三方意见。无论是呈现出的采访内容还是问卷分析，专业人士点评，都只是为每一个阅读者提供参考的依据，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拥有自己的判断。而我们想说，“非典后遗症”患者群的异常处境，三方皆有责任，但是作为服务型的政府确实可以高标准严要求，即使当下处理决策已经是智慧的极限，也应该为了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让全体公民享受中国快速发展的成果而挑战极限。倘若经济问题无法解决（有人说：“国家养‘非典后遗症’普通患者，是在浪费所有纳税人的钱”，这一观点仅供参考不作评价），那么至少可以做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这样一是可以加强“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信任感，切实看到政府的付出，于人于己都能减少上访的次数；二是可以让社会上各大慈善机构、有能力的集团或个人关注此事，伸出援助之手，所谓众志成城，也许真的可以为国家解决大问题。

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调查也应该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犯过错误，也曾走过岔路，但所幸的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总有老师的细心帮助和指导。在这里，要十分感谢《三月风》杂志副主编张立洁老师和王锡苓老师，如果没有她们，今天的这份报告可能就不会和大家见面了。教师评语

媒介“关注什么”既是责任也是能力。不被喧嚣的社会现象干扰，及时发现大众忽视的潜在社会问题，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媒体人社会认知能力的体现。“灾难后民生和建设”就是这类考验记者耐力、良知和敏感的话题。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现状调查，是时隔六年后为了忘却的调查。作者们因对人的命运的关心而开始走访，以对制度的思考为结果，这是一份充满感情的“客观”调查。非典之后，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经过时间沉淀的调查研究，以从机制层面为今后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经验。

不能不提及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是三位作者在大学一年级完成的。虽然他们的文笔尚显稚嫩，行文中能看到无法将情感与事实分离的左右矛盾，但对真相的执著、对新闻来源多样性的坚持，这些最重要的记者品质，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都能找到。在没有新闻专业训练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是凭着直觉，完整地采访到了与本次调查有关的各方人士和各类组织，报告中事实与数据扎实可信，清楚完备。虽然对调查对象充满同情，他们却能克制个人倾向，竭力提供多元的视角，并最终以更宽容理解的态度理解他人和认知社会。相信经过这次调查，作者们更成熟了。（罗哲宇）

5.12地震灾区过渡安置点居民生存现状调查——以四川省第一个安置板房社区都江堰“幸福家园”为例

无数的渴望和梦想，顷刻沉默

高楼夷为平地，生命猝然中断

地壳爆出强达八级的炸裂之声

地震啊，摧毁了秀美山川宝贵生灵

地震啊，激发出十三亿中国人满腔爱心

帐篷、棉被、食品、捐款送来

解放军、医务员赶来，总理赶来……

沙砾里将走出我们更多的同胞兄弟

废墟上将会筑立起我们爱的家园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昔日美好的家园瞬间被摧毁，无数生命倏然逝去。灾难之后，党和政府有力地组织起抗震救灾工作，全球的华人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幸存者重建家园。

作为川籍学生，我们在救援行动接近尾声重建工作伊始的7月间，深入到灾区安置点，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灾民的安置问题上。作为未来的传媒人，我们想看看灾区的乡亲们是否有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得到了较好的安置，我们也有责任帮助我们的乡亲展现四川人民乐观积极的心态，传达四川人民感恩的情怀。我们甚至希望能通过这次调查，管窥蠡测，探寻到更好的安置方法，改善灾民的生活条件。

2008年7月12日，我们来到都江堰幸福家园赈灾居民安置点，在那里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研究背景与对象

都江堰市“幸福家园”安置点是四川地震灾区最早建成的安置板房社区。选择这里为调查对象，是因为这里的居民最早得到安置，在安置点的生活时间最长，对安置现状有更成熟的思考；同时作为第一个建成投用的安置板房社区，这里的经验教训都较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当属最为切合调查主旨的样本来源。

幸福家园赈灾居民安置点紧邻都江堰市二环路，占地面积约150余亩，分A、B、C三个区域，全部建成后可安置灾民1万余人，一期工程已于5月22日投入使用。截至调查结束，幸福家园安置点已安置灾民6800多人，且不断有居民入住。

此次调研我们采取了参与式观察、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2008年7月12日至14日，在安置点临时党支部的帮助和安排下，我们住进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家园安置点，与被安置群众同吃同住，进行开放式观察，同时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此次共投放问卷50份，样本数量较小。为使其更有代表性，样本严格按安置点各区域已入住[1]7日以上的户数比例分配，并保证样本性别、年龄分布均衡。考虑到居住临近的住户因交流机会较多，观点可能趋同，每幢板房样本数量不超过1户。

根据问卷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对部分有代表性的被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为降低被访者的心理敏感以获得其真实的主观感受，我们未要求被访者留下姓名。故在该报告中，多数实例只能落实到住址和年龄而未提及姓名。

我们还走访了食堂、医疗点、商店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并向相关部门反馈了居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和意见。[1] 因B区70—100幢和C区还未入住或入住时间较短，最终样本为A区全部50幢板房，B区1-70幢板房的住户。钱·分厘饱含民生艰难

生活无非是衣食住行。要了解“幸福家园”的居民生活，可以从他们灾后的经济现状入手。活命钱从何而来？

从走访中我们了解到，被安置居民现在的生活来源为：1.工作或营业，拥有较为固定的收入；2.靠以前的积蓄或接受亲友扶持；3.依靠国家的补助。图1 调查对象目前的社会来源状况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50个样本中这三种情况的居民分布如下：

由图1可见，只有不到一半的居民有一定收入，更多的人在靠积蓄、亲友和国家扶助艰难度日。

我们将结合访谈资料，对这三种收入构成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做具体分析。固定收入·一人难养多张嘴

所谓有固定收入的家庭，其收入形式主要是工资或个体营业收入。（见图2）。图2 调查对象固定收入的具体内容

这部分家庭的生活压力似乎较轻一点。事实上，他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个人的收入养活全家老小。

44号问卷的填写者住在B区50幢，是一位62岁的老人。她家有六口人——她，老伴，两个儿子、儿媳。这场灾难带走了她两个孙子，还让家中原本的“顶梁柱”——两个儿子残废。全家6人仅靠她老伴儿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艰难度日。

安置点内也有一些人家开起了成本很低的缝纫铺、修鞋摊。即使是“大投入”的小卖部也只有一两排货架，零星摆着酒、零食、洗衣粉等日用品。在B区开店的老两口说，他们震前就做这个生意，这些货物都是从半塌的屋里“抢”出来的。小店的营业额不多，这些货物卖完后也不知能否能借到钱继续经营。

调查样本中还有一户人家一直靠低保维系生计。十分有限的低保金让震后的一家人度日如年。灾后补助·触手难及

5月1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通过决议：在三个月内向灾区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口粮和10元补助金。

温总理承诺的补助对象是“灾区困难群众”，地方政府对于“困难群众”的界定，是“三无”人员。当我们问及“三无”的含义时却鲜有居民能解释清楚。“那些当官的就这么说，反正也没怎么解释清楚，我们就只晓得‘三无’人员才有”，一位妇女这样说道。还有人愤愤不平：“什么‘三无’啊，那些条件比我们还好的人都有，就是跟社区领导关系好。”“三无”人员的补助发放情况又怎样呢？

截至2008年7月13日，距离地震已是两个月零一天，据了解，“幸福家园”安置点所有被划入救济范围的居民都只拿到了第一个月的300元补助金和30斤大米的补助粮。显然，300元钱和30斤大米是“三无”人员全部生活来源。但第二个月的“救命钱”却仍旧延付。灾后百废待兴，补助金发放的短时间延迟可以理解。但是人们一次次催问却连一个详尽解释都没有，更别提承诺。

实际上，除了中央承诺的救灾物资之外，各个社区居委会经常收到好心人捐助的糖、米、肉等慰问品。但很多居民反映说这些物品的发放，从来不通知他们。如果谁运气好，刚好去居委会撞上了，就赶紧回来通知周围的邻居去领。如果不知道或“下手”太慢则“过期不候”。B26幢一位40岁的男子告诉我们，他的弟弟在地震中腿被废墟压住，救出后因伤口感染被转移到成都华西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截肢。在此期间，政府对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灾民进行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并进行了救灾物资的发放。然而因为他弟弟在外治疗，也未有人通知他们（实际上也不许代领），待出院后再去领取时却被告知发放工作早已结束，只能失望而归。“你说政府发钱凭什么不通知？自己不通知还要怪别人不按时领取，哪儿有这样的理？”说起这些，这位居民很是愤愤不平。积蓄·坐吃山空“坐吃山空”——很多靠积蓄和亲友救助生活的居民用这样一个词表达他们内心的忧虑。

采访中，我们见到一位单身的母亲。她今年43岁，独自带着17岁的儿子生活。要上高三的孩子即将为自己的前程而战，母亲却不知自己的路在何方。家里存款所剩无几，娘俩要吃饭，孩子要念书，而自己身无所长。她说：“现在每吃一顿饭，我就要担心还能不能有下一顿。”站在旁边孩子听到这话，深深地埋下了头。再就业·人人能赴的盛宴？

很多居民都希望能够重新找到工作：“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国家，渐渐得靠自己了。”

都江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幸福家园安置点A1幢设置了“就业训练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当有新的职位时，工作人员会通过广播通知，让感兴趣的居民来报名。职业介绍中心会统计有就业意向的居民信息，定期组织他们参加招聘会。而就业训练中心则对居民提供就业培训。培训内容比较广泛，建筑、厨师、焊工等都有，报名达到一定人数便开班免费授课。

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了截至2008年7月7日的已安排就业和培训人数：表1 幸福家园安置点“就业训练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就业统计数据

此外，市财政还给予一定补助，在安置点内推行“以工代赈”。安置点内的日常事务，如清扫保洁、治安管理都从居民中选择合适的人员承担。只要年龄在18岁至50岁，身体健康，均可报名。而只要有营业执照，居民便可以在安置点内进行商业经营，并享受免除一切税收等优惠条件。吃·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是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对安置点居民的就餐方式做了调查，50位问卷填写人中有14位通常在食堂就餐，其余36位通常利用公共厨房自己做饭。食堂·价格争议不断

6月20日，都江堰各安置点取消免费伙食，建起了“平价食堂”，受灾群众需用现金就餐。截至我们采访之时，安置点的平价食堂已运行了20多天。从粗略的抽样调查显示仅有近三成的居民在食堂就餐。图3 食堂评价统计

我们针对食堂伙食的质量和价格进行了调查，得出如下结果：

您觉得安置点食堂提供的食物如何？

A.质量较好，价格低廉 20人

B.质量较好，但价格较贵 9人

C.质量较差，价格低廉 8人

D.质量较差，价格较贵 11人

E.没吃过，不知道 2人

由此可以看出，在平价食堂饭菜的质量和价格上，居民的评价并不统一。

调查中有四成居民觉得“平价”食堂并不平价。

以下是安置点平价食堂7月13日三餐食物价格清单：表2 幸福家园食堂价目表早餐馒头

从我们在食堂吃的几顿饭看，每份菜的大致分量为勺口直径[1]10cm，径深4cm的菜勺一勺。依据当时的物价来看，菜价应该不算贵。

但居民有自己的计算：外边早餐店的鸡蛋也卖七毛，这个食堂卖七毛就不能说是“平价”；三块五一份的荤菜没有什么肉，这个价格看似合理实则偏贵。甚至还有居民端来自家熬的稀饭，说“这碗稀饭用的米都当食堂的两倍了，那里的稀饭像米汤一样。”

另外，安置点内老人偏多，而食堂的饭硬菜咸，老人口感不适。

我们希望能将这些意见反馈给食堂。第四次到食堂后厨时终于见到了承包人刘明清。他表示由于成本限制，价格难以下调。但对于食堂口味不适合老人的意见，他表示将通过开设特殊窗口等形式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平价食堂厨房很整洁，桌面、地面都冲洗得干干净净，胜过很多餐馆的后厨。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没有被访者提出关于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异议。厨房·方便安全皆难求

当被问及生活中的不便时，很多居民首先反映的就是厨房问题。

安置点平均五户人家能分到一间约12㎡的厨房轮流做饭。虽然厨房采取就近原则分配，但因不和住房混设，有的居民从住所到厨房往返路程近200米。居民抱怨来往很“麻烦”：“要是冬天，估计菜都得凉了。”

2008年6月6日，都江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受灾群众安置房安全管理的通告》，明确规定“严禁在房内使用液化气罐和蜂窝煤炉具”。但由于厨房的电压并不足以使用电炒锅等电器，为了能自己做饭一些居民还是将液化气罐搬入了厨房。尽管是无奈之举，人们还是忧虑：“五家人，五个液化气罐，天气那么热，要是哪家哪户没关好气，那就是五个不定时的炸弹。”“我们要在这里住三年，不能老被这么个定时炸弹威胁着。那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很多居民忿忿地说：“我们已经多次向上面反映，但还没有看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迹象。”

厨房内还设有五个并排的电闸。很多居民认为这样的布局极易短路引发火灾。由于安置点的板房特殊材质，燃点较低，一旦出现火险后果不堪设想。[1] 此处的直径和径深为目测估计，与实际大小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住·安得天下寒士俱欢颜图4 居住状况满意度

安置点的“住”是一个大问题。50位被访者中，没有人选择“不满意”，却也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很满意”。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的条件和以前肯定没法比，但政府已经尽力了，全国人民也都关心着自己，自己不能太挑剔。感恩·幸得广厦千万间

地震使得很多家庭一无所有。但据我们观察，每户人家都不缺床、柜子等必备家具。居民说，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好心人捐献的，“被子床单也都是发的”。一个居民向我们介绍着情况，旁边几个居民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现在比震前的条件差远了，但比帐篷好太多了。人要知足，感谢所有的好心人，谢谢他们。”高温·小电扇送来大清凉

安置点还没来得及开展绿化工作，光秃秃的水泥地被阳光炙烤得火辣辣的。板房里通风较差，温度往往会比室外高几度，有时甚至会高于40度。很多居民闲暇时只能在门口扇着蒲扇聊天，很有几分“有家不能回”的悲哀。

前不久每家每户都领到了一台电风扇。虽然电扇很小，风力不大，但很多居民都不住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想得周到。”质量·风雨不摧民心安

B区50幢的一位老婆婆很高兴在不长的等待之后就从帐篷搬到板房里，可没住多久就发现了板房的一些问题。

老婆婆居住的板房房顶和侧墙已有修补过的痕迹，“每次漏了又补补，可如果雨太大，还是会再漏。”房前的水泥地质量也不太好，刮风就会卷起地上的沙粒。老婆婆的眼睛红红的，“都是给这些沙子折磨的，滴了眼药水，可是一刮风眼睛进了沙子又会肿。”此外有居民指出，偌大的安置点没有安装避雷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没能找到相关负责人核实，但四处望望还真没有看到避雷针。群居·邻里家人都尴尬

每间安置房仅有20㎡，并且房屋间距特别小。几乎所有居民都未曾体验过那么高密度的群居。

B区61幢的一家住户向告诉我们：“板房的隔音效果很差，尤其夜深人静时，能听清隔壁的一举一动。有的邻居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以致我们难以入睡；很多老人起床很早，他们去洗漱时，穿着拖鞋‘啪啪’地走，我们又早早地被吵醒，上班精神状态都不太好。”有位三代同堂的老婆婆不好意思地说：“拥挤和吵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有的方面很不方便啊。我儿子儿媳妇挺年轻，他们需要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现在跟我老太婆和小孙子挤在一块儿，不好意思啊，他们不说我也知道。”

安置点A、B两区都设计搭建了澡堂，但B区的澡堂迟迟没有开放。安置点已入住的近7000人都到A区澡堂洗澡。A区只有8个浴室，每个浴室10个喷头，想洗澡的居民往往要排很久队。收费·令人不安的“预言”

安置点不只免费提供板房，还免去了居民的水电费用。但随着免费的“爱心食堂”被收费的“平价食堂”取代，居民们也开始关注水电是否会变为有偿使用，甚至还有政府将对板房收取房租的说法悄然流传。

这种担忧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或否认，却在居民间急速传播。如果说食堂收费给部分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生活压力，那板房收费将会带来恐慌。因为居民可以说“自己做饭，不吃食堂”却很难能说“不住这板房了”。医疗卫生·“天使”还以洁净

如此众多的人聚集一处，如果医疗和卫生防疫工作不到位的话，很容易以“人祸”续“天灾”。那么，在“幸福家园”安置点，这项工作又做得如何呢？医疗·好医难为“缺药”之疗

在安置点的正门往左就能看见A区3幢的侧墙上写着“华益慰医疗队”。这里曾是华益慰医疗队的驻地。现在他们已经返京，接替他们工作的是都江堰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几间挂着“急诊室”“血液科”“药房”等牌子的板房，构成了安置点里特殊的医院。安置点内的居民前来就医免收一切费用。

我们在问卷中也了解了居民对于医疗点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图5 医疗点评价统计图

结果显示，除去近三成没去过医疗点的居民，多数人对于医疗点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都很满意。同时，却也有超过两成的居民认为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错，但医疗水平不敢恭维。

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被访者对医疗点的印象都是“那儿没药。”对此，医疗点办公室内一位大夫坦言安置点的药品不如灾前完备。一是因为从原医院药房“抢”出的药品并不多，二是因为抗震救灾指挥中心调拨或社会捐赠的药品主要针对感冒、呼吸道感染等常见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一些比较个例的病，药物就会比较缺乏”。

尽管药品存量不尽如人意，居民对于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满意度还是很高的，“都是和和气气的”。一位老婆婆说她前段时间拉肚子，家人半夜把她送到医疗点，值班的医生了解病情后拿了药，回去吃两天就好了。“她们也不容易，大半夜的都还有人值班，态度也很好，比我们以前去街上买药还好些”，这位老婆婆说。卫生防疫·让一部分地方先干净

初到安置点时我们有点意外，这里的卫生条件远远好过我们之前的想象。除了打扫卫生，医疗点还成立了专门的科室负责防疫工作，每天对安置点内的生活设施进行消毒处理。

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满意度，抽样50人的李克特五级量化调查结果如下：表3 安置点卫生防疫工作满意度

数据显示，多数人对于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持满意态度。事实上，防疫工作也显现出了应有的成效：截至2008年7月13日，安置点内没有出现过任何疫情。但也有居民提出，安置点内消毒药剂的喷洒不如刚开始那么频繁了。

通过和居民的沟通，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卫生条件满意：表4 安置点卫生条件满意度

家住B区59幢的一户居民就是“不满者”的代表。他们的板房门口，便是临时公交车站，右侧还有一个不知是规划还是“约定俗成”的垃圾堆。阳光下，垃圾堆散发出异味，公交车启动时还会被风带起扬尘。“那么热的天，板房里闷得不行，我们却不敢打开房门”，这家的女主人无奈地说道。

这个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A区居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B区，他们多数选择了“很满意”和“比较满意”，而总样本中3个“不太满意”的被访者都来自B区。难道A、B两区之间的实际环境真有什么差异吗？B区一位住户的解释是：国家领导人和记者前来安置点都会被带到A区，从不来B区，因此A区的环境和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好于B区。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B区住户的认同，他们认为安置点在工作的落实上，对A区存在明显的倾斜。服务·“爱”是共通的语言洗衣房·服务和节电教育并举

我们在安置点注意到A、B两区中间搭建了一间“LG爱心洗衣房”，里边摆放了20台全自动洗衣机。

13日一大早，就有很多居民前来洗衣服。据了解，这个洗衣房是LG公司捐建的，将在安置点存续期内供居民免费使用。在都江堰市的各大安置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洗衣房。据现场一位LG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免费提供洗衣机和洗衣粉，并且派工作人员来教居民们使用洗衣机，告诉他们各种衣料最合适的洗涤时间和洗涤模式。此后他们也会定期来检修洗衣机，“我们希望能为灾区的重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献一份爱心”。一位前来洗衣服的老婆婆一脸兴奋地告诉笔者：“有了洗衣房太方便了，平时我们要洗床上用品，打湿了水完全拖不动，现在只要放进去等上一阵，就可以直接晾晒了。而且脱过水，一会儿就能晾干。”

一早前来洗衣的王大妈对某些居民的做法很是愤怒：“公用的洗衣粉，很多人不自觉，悄悄地就拿回去了，今天我们过来就没洗衣粉了。”说着，王大妈指了指自己和其他居民手中自带的洗衣粉。商业点·低价销售奉爱心

安置点除了有居民开设的小卖部外，还有“红旗连锁”设置的便民服务商店。每间商店占用一间板房，一共有两间，均位于A区。

营业员告诉我们，这个商店商品的价格比红旗连锁其他店内低10%~15%，“我们一直是亏本经营，就是过来献一点爱心。”

我们注意到这里的商品价格确实较多数超市要低，比如“醒目”汽水，在外边售价在2.6元至3元不等，而这里的标价是2.2元。尽管价格便宜，但“每天的营业额不是很多，有时不到1000元，有时1000元多一点”，营业员介绍说，“多数都是购买必需的日用品，如洗发水什么的，买小食品的人相当少。”心理援助·阴影遮不住阳光

地震之后，对灾民的心理援助十分重要。安置点内已建有两处固定的心理援助站。一处位于B区46幢，由成都市妇女联合会、华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联合组建。另一处位于A区48幢，门上挂着“上海林紫心理关怀站”的牌子。两间屋，一间是会议室，一间是活动室。活动室中有几个小孩在玩耍。

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小孩来到这里，特别是灾区学校复课以前和周末，工作人员带着他们画画、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

我们看到孩子们画的大都是房子，多数只用了一种色调，“小孩子不善于用文字表达，我们就让他们画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从而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地震带给他们的伤害着实有些深，一开始，大家的画上都是房子”，工作人员介绍说。渐渐地，随着灾后重建的进行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援助，小朋友们的性格渐渐变得开朗，画作也变得五颜六色丰富多彩。

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5月16日就从上海来到了都江堰，开展心理救助。“到了这里，最初是帮他们开展一些救援工作，那会儿大家生命都没能保证，还谈不到心理的救助，后来救援工作结束，我们才渐渐转到心理救助的工作上。”

截至7月1日，上海林紫心理关怀站一共对30余个家庭进行了重点的心理重建帮扶，同时，每天来玩儿的小孩心理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心理恢复比我们想象中要快要好，四川人真的很坚强很乐观。”

林紫心理关怀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安置点存续的三年里他们都会在这里进行无偿的志愿服务。“我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抹去一些人心中的阴影。”志愿活动·奉献关爱收获感动

尽管地震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我们还是遇见几批来自不同高校的志愿者。

我们刚到安置点便在位于A、B两区之间的党员活动室看到了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十多位志愿者在组织小朋友开展活动。

他们比我们早一天来这儿，“看厕所和浴室的卫生还行吧，这是昨天我们打扫的”，一个志愿者说。

随后的两天他们都在党员活动室开展活动。通过广播叫来了安置点的小孩，开展各种游戏和表演。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有个孩子在独唱《感恩的心》，也许这首歌触动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情感，到后来竟成了40多个小孩的合唱，志愿者们感动不已，“这几天大家特别辛苦，但是看到这样一幕，真的感觉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对居民的采访中，无论何时只要谈起志愿者时，气氛就会变得相当温馨。“我们很感谢他们，那么远地来帮助我们，关心我们”。由于我们自我介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居民们便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谢谢。

之后与西南财经大学志愿者们联系获悉，当他们离开安置点回学校打车到汽车站时，的哥坚持不收他们钱，还说：“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大家还是执意留下了钱，同时，也将这份情谊留存在心底。媒体·无冕之王的“靠近”与“疏离”

5.12地震后，媒体迅速及时的报道受到了各界的好评。对于受灾的群众而言，媒体是他们了解灾情、了解中央政策、了解外部信息的主要方式。那么，作为被报道的主体，他们又怎么看待媒体在此次报道中的表现呢？媒体选择·期待“靠近”

要了解安置点居民对于媒体的看法和态度，首先要知道他们平时主要的信息来源。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得出了结论：图6 幸福家园安置点居民主要信息来源统计

不难看出，在了解外部信息上，报纸成为了居民选取的最主要媒介，电视紧随其后排列第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许多人看报纸是因为这是他们最方便接触到的媒体。“没办法啊，电视又看不了，就只有看点报纸了”，采访中，很多居民这样表示。加上报纸的传看度高，一人买的报纸会在几幢安置房传看，也是报纸占有率高的原因之一。

现在安置点内还没接入电视闭路信号，不少居民花几十块钱购买了简易的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但只能收看中央一套、四川电视台等几个频道，图像的质量也是时好时坏。即使这样，能看上电视的家庭还是很引人羡慕，有电视的家庭基本都把电视作为了信息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居民看报纸等相对比较困难，电视直观的表达方式更为他们所接受。广播曾经是灾后初期信息不畅通时，居民使用最广的媒介形式之一。在生活稳定后，它也渐渐为其他媒体所替代。在本次调查中，仅有4位受访者选择了“广播”这一形式。

在此次调查中，有两位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这两位被访者在此题中均选择了“网络”，也是整个调查中仅有的两个选择该项的被访者。

安置点内未能接通网络，但附近有几间网吧。我们到达都江堰时几间网吧早已恢复营业。网吧生意不错，里边多为或玩游戏或聊天的青少年。

3位被访者表示，他们了解外部信息主要依靠他人讲述，其他亲戚朋友看了电视，读了报纸，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就来告诉他们。这部分人受灾严重，家中没有能正常使用的电视机、收音机，看报纸又[1]因为自身经济实力或文化水平而存在困难，只能通过他人讲述。

另有3位被访者选择了“其他”项，备注的说明几乎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自闭状态，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在很多方面和选择“依靠他人讲述”的被访者相似，但他们往往由于新搬入该安置点，或者性格比较内向，和周围的邻里不熟，连“讲述”都难以听到，便形成他们口中所说的“自闭”。真实·害怕“疏离”

我们初到幸福家园安置点时曾遇到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志愿者。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居民由于采访太多，已经开始厌倦和反感了。图7 居民对记者采访的态度

问卷中就居民对媒体记者的态度做了调查：结果如下图：

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者表示欢迎记者。有很多居民说：“他们那么远来关心我们，我们当然欢迎，感谢他们。”也有2位被访者明确表示“不欢迎”。“报道太假了，根本不说真话”，这是B22幢一位表示“不欢迎记者”的先生给出的原因。他认为媒体在报道中，对事实取舍的政治性、目的性太强。报道的内容只是“部分”的真实，媒体刻意隐瞒了一些信息。这不过是“走过场”，而他们反映情况只是“浪费表情”。

还有1位被访者选择了“其他”项：希望记者作真实报道。

在居民心目中报道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我们用一道题的四个选项来做了简单的衡量：图8居民对媒体5.12地震报道真实性的评价只有不到三成的被访居民认为媒体的报道“完全属实”，而过半的被访者觉得媒体的报道只能算是“基本属实”，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实报道。有6位被访者甚至觉得多数都“不太真实”。

为了证明他们所说属实，居民们向我们举出相关事例：平价食堂建立伊始，各大媒体就“平价”二字做足了文章，强调食堂价格如何便宜。其中当地某报报道说平价食堂咸菜免费，而事实上咸菜都要5毛钱一份。[1] 有居民表示，报纸一块钱一份，这笔费用家里难以天天承担。调查后记

直到坐上去都江堰的车，我们两人还在争执——去灾区是要唱赞歌，还是要挑“毛病”。踏上那块土地，面对倾颓的房屋和忙于生活的人们，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实得让之前的争执失去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真实地记录“真实”。这场灾难没有把四川变为地狱，当然，无言的大爱也没有把这里变成天堂。这里的人，有感恩的，有抱怨的，有坚强自救的，也有浑浑噩噩的。这里毕竟是凡人世间，有着大同和不同，同于不同都不是我们能简单地从某一角度，用某一模板去刻画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尽力传达了灾区人民对祖国和所有好心人的感恩之情，也记录了灾区人民为新生活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还捕捉到了一些问题——生活的不便，安全的威胁，信息的不畅等等。我们很庆幸自己没有用“好”、“坏”将这里简单定性，而是客观地记下了许多真实的瞬间。

在都江堰的几天，我们经历着余震和高温，被大雨浸湿的地铺和日夜不休的蚊虫。但，我们骄傲，作为四川人，作为传媒学子，我们传递了灾区真实的声音。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遗憾，那便是遗憾自己能力有限。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无力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是调查和记录，只是写下这样一个报告。

对这里的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镁光灯，而是安定的生活。他们的希望是问题能够解决，生活能够改善。在报告撰写的一个月中，已有媒体报道安置点厨房安全隐患引起了管理层的重视。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感觉很欣慰，因为只要有所记录，有所传达，现存的问题便有解决的可能，这便是我们辛苦调查的意义所在。

在调查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党总支、都江堰市幸福家园临时党支部、幸福家园管委会等机构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幸福家园”安置点居民对此次调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衷心祝愿我们的四川老乡们今后的生活有如这个安置点的名字一样幸福美满！教师点评

这是一份来自四川地震灾区安置点的调查报告，也是一份震后灾民生活图景的真实记录。○七级传播学专业的袁月、周昱衡两位同学选择了“5.12”地震灾区过渡安置点居民生存现状调查这一颇具新闻性与挑战性的题目，以富有典型性的个案入手，旨在探讨四川地震灾民安置工作的经验规律和缺憾，使选题呈现出显著的实际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008年7月。当四川震区惊恐未定之际，当余震仍在继续之时，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系的两个四川孩子住进了都江堰灾民安置点，他们以一颗关爱之心去走访灾民，睁大眼睛去观察周边的点点滴滴。几天时间里他们马不停蹄，采集积累了全面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给予了系统而全面的归纳整理，圆满完成调查并最终形成了这份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图表精准、行文畅达的报告，为四川灾区更好地实施安置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和操作的样本。

学以致用固然是大学生努力达成的最佳境界，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应当融入血脉的意念。两位同学的独特选题体现出他们已经具备的新闻敏感，丰厚的调查资料呈现出他们已经具备的专业素养，完整顺畅的报告表现出他们良好的文字功力，这些足以使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渗透在选题、资料以及报告之中的那份追求真实的勇气、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份坚定的社会担当，更让教师感到骄傲和自豪。（张燕）

北京市汽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调查报告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估计，到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37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1%，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人。如此严峻的养老形势，成了200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积极讨论“居家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传统的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而不是入住在养老机构内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实行老年人家庭居住和社会化上门服务相结合。

2008年3月至8月，我们以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汽南社区为调查对象，与汽南社区居委会和相关社会单位以及社区老人广泛接触，试图了解居家养老在实施过程中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关思考和建议。调查主要采用个案访谈、问卷调查、无结构式观察采访的方法。汽南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的内涵

1.花钱买服务是居家养老的精髓所在。汽南社区每个月给老人发放相应标准的服务券，老人用服务券支付相关服务。每个月月底，提供服务的商业公司与社区结算。老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

2.政府与商业组织、社会团体合作，由专业、高效的商业公司提供服务。汽南社区老人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居家养老办公室和汽南社区建设协会。居家养老办公室代表政府，是一个信息中转站，一方面它知道老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它知道哪些社会单位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汽南社区建设协会代表商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它是经核准注册的北京市第一家社区层面的社会团体，具有法人资格，可以签订商业协议去整合社会资源、引入商业公司。汽南社区老人所享受的服务

在北京，汽南社区是老龄化最严重的社区之一。居家养老是汽南社区为解决养老问题寻找的一条出路。在实行居家养老服务前，汽南社区做过一些有关老人需求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老人有医疗保健、生活照料、文化生活、心理慰藉等需要。

汽南社区实行的居家养老政策可为老人提供以下服务：

1.医疗保健服务。居家养老办公室将原有的社区医疗站纳入居家养老体系。社区医疗站每个月义务为每位老人上门提供量血压、测体温等服务。老人可以就近看病和开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站的医生和护士可提供出诊服务。社区附近有一所义工学校，居家养老办公室也将其纳入社区居家养老体系，提供特色服务项目——足部保健。义工学校根据老人需要，定期派技术过关的学生上门为老人解决彻底清洁、修脚、灰趾甲、鸡眼等问题。

2.生活照料服务。汽南社区有自己的“老饭桌”。菜品以营养健康为主，口味依老年人需求“软”、“烂”、“淡”。老年人订餐，餐馆收取的价格相对较低。在家政服务方面，社区现有3家家政公司。它们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卫生清扫，煤气更换，家电、家具和日常用品的维修。老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服务项目和家政公司。社区里的理发馆、早点铺等也挂着一块“居家养老服务点”的牌子。老年人来这里能享受优惠的价格。如有需要，店家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3.文化生活服务。汽南社区的老年大学创办于2005年，校舍由居家养老办公室两间空置房间改成。老年大学有书法、绘画、舞蹈、唱歌、压花等11个班，学生150人左右。老师来自于社区内部，多为有特长的离退休人员（即以老教老）。老师无工资，可以算作是志愿者，由社区向老师颁发正式聘书。同学免费上课，学习用具需自备。老年大学有校长、教务主任等行政人员，有正式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社区里的图书室、棋牌室等，对老人一律免费开放。社区逢节日和纪念日有较大的主题文化活动，小的文化活动天天有。

4.精神慰藉服务。汽南社区居家养老办公室工作人员走家串户、访寒问饥，是为老人们提供精神慰藉的主要力量。提供精神慰藉的还有一些志愿者，志愿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自附近中小学，经由学校统一组织，定期（除寒、暑假外每月一次）来社区服务，人数不定，服务内容依据居家养老办公室当天的工作安排而定，有可能是跟着居家养老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去调解邻里纠纷，也有可能是陪一位空巢老人说说话。另一种是社区志愿者，他们作为社区成员，有空闲时为老人们做点事：话家常或帮忙家务，纯属自愿，不定期。汽南社区实施居家养老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对社区老人进行居家养老观念的宣传不够。在我们走访过程中，大多数老人不仅是说不清居家养老的相关内容，甚至连“居家养老”这种说法都没有听说过。汽南社区杨大爷，社区为他找到三个保姆，可谓尽心尽力。但他之前并不知道社区有这项服务，是女儿告诉他有困难可以试着找找社区，杨大爷才找到社区的。在一项关于社区老人不愿意参加老年大学主要原因的调查中，有近五成人是因为“没听说过老年大学”。不知情，大大减少了要求服务的可能。

2.社区老人普遍没有形成“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观念。我们对汽南社区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的程度进行抽样调查表明，价格是影响老人是否使用居家养老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汽南社区居家养老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成英向我们讲了一个因收费问题而导致老人活动流产的例子。社区想组织老人们郊游，老人们对这个想法也很赞成。但在决定郊游地点时，凡是涉及到要自己出一定费用的地点，许多老人就不同意。即使这些费用可能只是门票、车费、午餐费，且社区与相关单位联系后对方表示愿意为老人适当打折，老人们仍然不同意。家政公司也反映，给老人做小时工特别辛苦。老人会让服务人员马不停蹄地工作，“用得特别狠”。老人对消费的认同只局限于实物产品，花钱买电视机、买生活用品，但对于服务，无论价格有多低，老人普遍觉得“不值”。

3.社区商业公司利润不高，甚至会做“亏本买卖”。居家养老的必要成分之一是引入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但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它们为老人服务，费用低于市场价，利润微薄；另一方面，愿意花钱享受服务的老人还不多，它们从中取得的利润自然少。

4.政府提供给老人的资金补贴可以让汽南的老人们看病拿药不花钱或少花钱，但在建医疗站、购置设备、招募医务人员等所需的费用，政府不提供。

5.社会团体（如汽南建设协会）和居家养老办、居委会是同一批工作人员，导致社会团体无法发挥其独立性优势。由于不是专人管专项，行政效率也不高。居家养老适合我国老龄化社会解决养老问题“居家养老”这种养老方式是目前为止应对老龄化趋势较有效的方法，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汽南社区居家养老办公室主任王士良说，居家养老“一是不用离开家，不像去敬老院要花大笔金钱，二是在家可以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三是可以与社区里老人伙伴们朝夕相处，不用分开。”汽南社区对居家养老好处的总结，基本涵盖了这种养老模式的三大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和人道主义优势。

从经济角度看，我国经济水平低，老龄化现象来临过快，“未富先老”，国家还没有相应能力和保障体系。社会机构养老远远不能满足全国老年人多方面的养老要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了服务效率，增加了社会的福利总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从文化角度看，我国自古崇尚大家庭和睦相处。今天人们虽然对“孝”和“家”的观念有了诸多转变，但多数老人仍然愿意与子女同住，认为老年时可以与子女在一起是一种“天伦之乐”，是一种“福气”。中国提倡“以德治国”，其中“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家庭美德，这些对家庭观念的注重本身也是对居家养老模式的一种文化支持。

从人权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居家养老是符合老年人的人权发展趋势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服务的人本化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居家养老无疑符合这一要求。居家养老是针对入院养老而言的，后者是指由国家和政府通过兴办大型的福利院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照料老者。但大型的福利院舍与被照料者的生活社区相分离，它虽然给受助者以较好的，甚至是“精心的”照料，但因其脱离了受助者生活的社区，将其置于一种不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对于老年人而言实际上是失去了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正常交往，进行习惯性社会生活的条件，这对受助者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基于人道精神的考虑，国际上，首先在英国出现了“回归社区”的呼声。居家养老无疑是符合这种趋势的。同时，家庭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场所和空间，它“是老年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调查后记

老年人是一个越来越受人关注的群体。我们总认为，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和现实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一步步衰老，正在看着我们的父母从壮年走向老年，同样的，在不远的将来，也将由我们的子女见证着我们的老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子女对于父辈诚挚的爱，这样一代一代最宝贵的人类情感的传承，都在付诸养老这个现实的问题上。

而在社会逐渐走向一体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人”的同时，养老也不再是家庭层面的问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在古代社会尚且成为道德准则，更何谈我们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已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

正是带着这样的情感，我们走进了社区，走进了一个个老年人的生活。从理性着手，但初衷是为了诉诸我们情感的需求。我们想发现问题，我们想指出问题，我们想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这一切，可能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教师评语《北京市汽南社区居家养老调查报告》，选题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有所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适合采用什么样的养老方式去解决养老问题，是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应该认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该调查选取了北京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社区——汽南社区作为调查对象，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该社区在实施居家养老政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所存在的困难和不足，论证了居家养老是适合我国老龄化社会解决老有所养问题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调查报告，显示了作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勇气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篇调查报告的另一个优点是思路清晰。汽南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项目、服务方式、存在不足等，在报告中都有专门的层次予以介绍。

这篇调查报告的主要不足是缺乏对政府相关部门和负责人的访谈，调查报告对汽南社区居家养老政策所存在的问题缺乏原因的分析，也缺乏对策建议的提供。（丰纯高）

民工子弟小学学生心理状况调查报告——以朝阳区第一个流动儿童之家光明小学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民工涌入城市。在这个民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进入到大城市的。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的流动人口总数超过了1亿1千万，21.5%的外来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涉及民工子女达数百万，并且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

对于这些民工子女，有关部门是相当重视的，从违规搭建的打工子弟学校，到合法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再到就近进入本地学校，为了让民工子女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今，多数民工子女已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那么，他们的心理，是否和城里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呢？近日，笔者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第一个流动儿童之家——光明小学，对部分来京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做了一番调查。二、研究对象与方法（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北京市朝阳区第一个流动儿童之家“光明小学”的六年级（1）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光明小学是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在软硬件上处于一般水平的学校，占地3亩，有8间教室和1间办公室，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共七个年级，在校学生320人，11名教职工。创办六年间，据初步统计,共有五百多名适龄儿童在这里就读，就读学生全部为民工子女。这里位于北京东郊的建设繁忙地带，外来人口特别多，很多家长将孩子就近送往这所民工小学。

我们选取了六年级（1）班的36人作为本课题的调查对象，其中男生18人，女生18人。之所以选取六年级同学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因为我们认为六年级的学生在光明小学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心理机制也发育得较为完全，通过他们的心理状态更能反映出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们选择7名同学作为深度访谈的对象。一方面因为笔者对这几位同学了解较多（笔者曾在这个班支教并以他们为主角拍摄了[1]纪录片《光明之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生活经历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更大。（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2006年3月7日开始至2006年3月19日结束，主要采用观察法、问卷调查和访谈法。

观察主要是开放式观察,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学校、学生居住的地区以及学生的家,对其周围的环境及生活条件、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等都作了较为仔细的观察和记录。

问卷调查则是通过光明小学学生填写的社会适应能力调查表、自[2]我意识调查表、学习心理调查表和交往心理调查表来全面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访谈法，我们首先访谈了学校的校长、任课教师,对学校以及学生的情况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结合我们对该校学生的了解,选取了7名较为典型的学生作为深度访谈对象。我们首先对学生本人进行了访谈,然后走访他们的同学,最后再针对其中两人进行了再度访谈,并采访他们的老师和父母,因此,对被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1] 2005年4月我们开始以该班为对象拍摄纪录片《光明之行》。[2] 杭州市滨江区教育科研课题：《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小学外来民工子女弱势心理的现状调查分析及其案例研究》，2005年7月。三、研究结果与分析（一）整体问卷调查1.学习心理问卷调查

从表1来看，民工子女在学习心理方面总体上是积极上进和坚韧的。有86%的学生表示喜欢学习读书，有81%的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愿意继续奋斗。表1 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学习心理调查统计表

大多数民工子女对自己所在的民工小学还是认可的，高达92%的学生喜欢这里的学校，喜欢在这里学习。

同时他们的学习目的明确。40%希望长大后找到好的工作、挣钱，37%希望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23%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民工子女读书、学习是为了以后能找到好的工作、挣钱，动机处于低层次需求。

另外，在学习上民工子女还存在着焦虑、畏难的矛盾情绪。有7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太好；64%的孩子认为自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上跟不上其他同学，83%的学生会感到着急；作业做错，67%的孩子会感到紧张。2.自我意识问卷调查

在表2中，我们惊奇地发现统计数据跳跃式的变化，绝对的“是”或绝对的“否”。总体来说同学们的自我意识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面对同是民工子弟的伙伴和任教于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较大的认同感，然而在面对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群时（尤其是城市人群），明显表现出自卑、敏感的弱势心理。

首先来看在本地范围内，92%的同学认为学校里的老师喜欢自己，还有83%认为自己和班级同学相处融洽，97%的同学从未觉得学校的同学看不起自己。然而在强烈认可的同时又存在着自卑不安、行为拘谨的矛盾心态和行为。81%的民工子女认为自己不是出色的孩子，也不是聪明的孩子，86%的民工子女没有主动跟老师聊过天，73%的孩子害怕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其次，孩子们对本地范围以外的群体（这里主要考察是对城市人群）的意识表现。从表2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工子女有着特别敏感的自尊。92%的孩子感觉到自己比不上城市小朋友，还有89%感觉城市的小朋友看不起自己。

另外，当问及“回到老家时，你会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自豪地告诉家乡的小朋友吗？”回答肯定的比例高达84%，并表示自己来了北京大开眼界。当问及“你觉得自己比家乡的小朋友优秀吗？”回答是否的比例各占一半，有的还在后面标注了：家里的小朋友也很优秀。3.交往心理问卷调查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子女的交往心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民工子女明显存在孤僻、压抑、敌对等弱势心理。或许是初来乍到，或许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听不懂这里的方言，更由于本身的胆小、自卑、敏感，表2 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自我意识调查统计表表3 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交往心理调查统计表

民工子女往往独来独往，闷不做声，不愿与人来往，不愿与他人交流，生活于自我的小天地里。

从下面这几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就可以明显地得出以上结论。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时，63%的同学，不会告诉别人，而自己一人承担；当问及“你会把不高兴的事情跟父母讲”时，69%的孩子表示不会；不会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占89%。面对这些比例，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民工子女是坚强的，他们处处忍让迁就，心理承受着许许多多的悲哀和无奈，却依然坚强地忍受着，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为他们担忧，一个年幼的身躯究竟能承受多少呢？压抑的太多，却没有宣泄的出口，使我们不禁为他们的心理状态担心。同时，对于本校师生的认同感，使得他们只有在民工学校里，才能随心所欲地交朋友，同时也迫切地想找同学和老师交流，但又由于本身内心的孤僻、压抑、敌对等弱势心理，他们又不敢大胆地去做这些事情。

问卷调查中，只有14%的孩子认为很难交到朋友，而86%的孩子在民工学校内部都交上了一些朋友，但是尽管他们交到了朋友，还是有75%同学，因自己本身内心的弱势心理，而不喜欢同别人交谈；同学交谈时，也还是有50%不想加入。

受自身弱势的限制，民工子女在人际交往上往往是孤独、苦闷、压抑又不合群，对来自周围的评价特别敏感和在意，认为周围的人在轻视自己、伤害自己。但也应该看到，他们是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的。97%的孩子希望有更多的朋友，75%的孩子希望能和老师多说说话，92%的孩子希望能经常和父母在一起。4.社会适应能力问卷调查

从表4可以看出，民工子女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表现出了相对弱势的一面,存在着失望、不安和孤立感，但又比同龄的城市孩子要懂事独立很多。

我们发现有80%的民工子女对现在住的地方感到不满意，还有83%的民工子女觉得自己现在生活不幸福，69%的孩子表示不喜欢现在生活的地方。令他们感到失望的原因有可能是不安。67%的孩子感到有人在背后嘲笑他，64%的孩子在老师找他时，会感到紧张,还有69%的孩子则经常会感到苦恼不安。

另外，我们发现在本地小学和民工小学中，孩子们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异的适应能力。民工子女在本地小学中往往会被他人孤立起来。86%的孩子表示本地小学的同学老师不喜欢自己，与此相反的是89%的孩子在光明小学可以找到玩伴。在本地小学遭到的孤立和排斥使得83%的孩子有从本地小学转到民工小学的经历。表4 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调查统计表

同时，很多孩子过早地承担了本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责任，所以格外懂事。民工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较强，72%的孩子表示经常做家务，86%的孩子表示父母不在身边时，会自己照顾自己。（二）深度访谈1.学习心理

根据我们的访谈和观察,我们发现总体而言,民工子女在学习心理上是积极上进和坚韧的。

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到处流动，对他们来说学习是弥足珍贵的机会。因此，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父母所有的希望，认为学习是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又常常责备自己因玩性耽误学习，产生深深内疚。

下面就是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个案:（1）我爸爸现在攒钱给我读书很不容易，爸爸让我好好学习，多学一点知识以后打工比较轻松。等我找了一个好工作，我要好好报答我爸爸妈妈。（2）小时候，我在老家四川上学，没见过高楼大厦、汽车、电脑。如今我从老家到了北京，尽管学校不大，但我想比老家的条件好多了。我要好好学习，不要浪费这良好的学习条件。（3）我现在很烦，因为我没有在家乡时那么认真，那么刻苦，看到爸爸妈妈那么辛苦，有时候我都很恨我自己。（4）爸爸说只要我和弟弟好好学，就是砸锅卖铁向别人借钱也供我们读完书。可是我现在非常担心，因为我偏科，数学成绩不理想，不过我已经给自己定了一套学习方案，我想如果我认真执行，我的数学成绩一定会提高的。2.自我意识

访谈中，我们感受到民工子弟的自我意识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面对同是民工子弟的伙伴和任教老师时抱有较大认同感，二是当面对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群时（尤其是本地的城市人群），明显表现出自卑、敏感的弱势心理。同时，他们在面对家乡的伙伴时，认为他们同样优秀，表现出思念和友好。

下面就是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个案:（1）我原来在本地小学就读，在那里我每天被人欺负，被别人说是外地人、穷光蛋。自从来到光明小学，虽然是个很小的学校，没有正式的学校那么大，那么亮，但到这里我就觉得温暖觉得亲切，没有人再欺负我也没有人与我比父母，我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我再也不是没有老师关心的学生了。（2）我在一个北京人的学校读了几天书后转过来的，他们说：你不配做我们的同学，跟你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是我的耻辱，还说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我一定要争气，不要让他们看不起，将来我们长大了当个博士，看谁还会说我们是乡巴佬！（3）人们常说山里的孩子家见识少，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可有谁知道农村小孩跟城市小孩一样聪明，我就是一直佩服我们家乡的小朋友，他们独立坚强，遇到苦难自己解决。我觉得我们村一定会成为社会上的知识村，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3.交往心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子女的交往心理也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压抑、忍让，另一方面又特别地渴望交流。

下面就是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个案:（1）有些本地小孩问我是哪里人，父母是干什么的，但我总不愿意回答，因为我害怕他们会笑话我。我一般也不敢出门，我怕那些本地小孩说闲话。（2）我不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别人听，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我很想和别人交朋友，也想和大学生交朋友，可是我不敢。（3）我很胆小，我胆小到不敢说出我朋友还有爸爸妈妈的名字，我也不敢说我喜欢什么东西还有我的爱好。我现在知道胆小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样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和愿望。4.社会适应能力

民工子女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也是存在两种情况：在本地小学中存在失望、不安和孤立感，但在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又找回了归属感，同时，坎坷的经历让他们比同龄的本地孩子要懂事独立很多。

下面就是我们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个案:（1）爸爸一开始让我去本地的小学读书，到了学校，我和别人说话他们都不理我，我就不敢说话了。后来，我转到了光明小学读书，我还以为同学也不那么好相处，看来我想多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全部都是外地人，老师也是。这个班上我有好多老乡，我跟他们说我在以前那个学校的事情，他们很同情我，说以前他们也是那样，所以才转到光明小学来的。（2）我很喜欢现在的这个学校，老师生日的时候，我很想送老师一份礼物，但是没有钱，我就写了一封信送给老师；还有我每天早上要走了很多的路送弟弟和妹妹上学，爸妈工作很辛苦，我要照顾他们。（3）有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要去实验小学教书了，我们很难过，但我很快就想通了，我应该替老师高兴，实验小学比这里好，听说冬天还有暖气。我只是想，如果老师哪天要走了，一定要告诉我、龚婉玲、刘雪艳。（最后语文老师感动于孩子的懂事，决定留在光明小学陪这些孩子一起成长）。（三）个案跟踪

民工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行为认知、情感世界都呈现出一种有别于本地学生的表现方式。对此，本课题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结合访谈、座谈和平时的观察，对个别学生展开了个案跟踪，记录如下：

个案一：

学生吴某，女，12岁，四川宜宾人。一二年级在老家就读，2003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先后去过两所本地小学，辍学一次，后转入光明小学就读。

在本地小学就读期间，经常受欺负，被孤立，曾一度自闭自卑，不愿和别人接触，每天几乎都是哭着回家。但她自己暗自努力，说一定要超过本地生。

后因经济原因辍学。据家长反映，吴某在辍学期间，饭也不吃，晚上也不睡觉，一直闹着要上学。父母被迫将她就近送进学费较低的光明小学。

一到这里，吴某就感到新学校的温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向父母多次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并让父母安心打工，自己会照顾自己。

但是吴某也有明显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她经常着急怕自己作业做不完，还有她很担心父母是否会让她继续读初中。

个案二：

学生杨某，男，13岁，河北人，在桐高村小学就读，两年前转入光明小学。

在转入光明小学前，也读过本地学校。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环境，小小的他，读出了很多，他说每次别人对他指指点点时，他越是挺起胸脯，大步走过去。

他告诉笔者一件他在本地小学读书时，让他永远难忘的事情。有一次，学校组织爬山。中午吃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从包里拿出鸡腿和蛋糕等好吃的东西，他黯然地走到角落去吃妈妈特意做的蛋炒饭，这时一个很有钱的同学笑话他，还说了句“你吃的还不如我家狗吃的好呢”。回家后，他把饭盒“摔”给妈妈，很多天没有和妈妈说话。

他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我永远记住了这一天，因为城里的孩子轻视了我，我要给外地的孩子争一口气，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外地的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是中国娃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个案三：

学生宋某，女，14岁，河南人。她长期和奶奶住在老家，上学比一般孩子晚，14岁了才上六年级。一年前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到光明小学，爸妈希望她能考入当地的中学。

因为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现在对爸妈总有一种陌生感。很多事情，她都不敢跟爸妈讲，总是一个人忍着，最多采用写日记的方式。

尽管小宋和父母的沟通很少，但她的父母告诉笔者，小宋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因爸妈晚上要加班，每天放学后，她都去菜市场买菜。精打细算的她，总能把价还到恰到好处。有时如果爸妈加班很晚的话，她就会自己先盛出一些饭菜来吃，然后做作业，一个人上床睡觉。她说她总是梦到奶奶，想快点回家看奶奶。

个案四：

学生杨某，男，12岁，黑龙江人。从一年级开始，他一直在光明小学学习。

1995年，他在北京出生了。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是小杨每年年底跟爸妈回家一次。每次他回家，家乡的小伙伴就纠缠着他讲北京的故事。他曾经对笔者说，有时候他很苦闷，一方面他对老家的亲人没有感情，另一方面又感觉到北京好像也不是他的家。

除了上学，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玩。因为本地的小孩不愿意跟他玩，连和爸爸妈妈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的孩子也是这样。有一次，他看见有人玩一种用绳子拴着的圆环，往外一抛，圆环就出去，绳子就变长，然后圆环自己又回来；他想一块玩，但那人不让他玩，他就把挂在脖子上钥匙拿下来，转着玩。

但一旦回到光明小学，他的秉性就又回来了。他对笔者说，他有时候都想把学校当家，不愿意回自己的家。在这里他主动和老师聊天，也经常和同学们打闹。他有什么为难的事和伤心的事时，他会用把自己的日记给班主任闫老师看，还让老师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上评语。（四）小结

总结以上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民工子弟小学学生的心理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自卑敏感与自尊自强并存。

在这些孩子的心中形成了太多矛盾冲突的心理。我们担心这样的心理会阻碍这些孩子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更让人担心的是不良心理因素的积淀会让这些孩子承受的压力太大，总归有一天会决堤迸发，甚至给社会带来隐患。一朵朵祖国未来的花儿，我们期待他们的茁壮健康成长！四、思考和建议

农民工子女因为其生存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感，如果不及时调整，就有可能影响心理正常发育。此外，由于一直处于漂泊中，家长往往不能帮助他们树立长期的奋斗目标，因此很容易浮躁。但另一方面，艰苦的生活会培养他们的承受力，激发他们的责任感。根据这些特点，我们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一）思考

思考之一：民工子弟有心理健康的需求

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深深感知民工子弟的心理处于亚健康。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边缘化的社会中，生活流动性较大，家庭处境不佳，因此出现了一些敏感、自卑等弱势心理。与本地小孩相比，他们感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困惑，经常出现因社会对他们的不良态度而产生心理失衡，也经常因生活条件悬殊而产生心理反差，这些都表明他们有着强烈的心理健康需求。

思考之二：民工子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农民工对北京的城市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事繁重的甚至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但收入低廉，他们的子女理应与城里的孩子那样享有完全等同的义务教育权利。

从一个人的命运浮沉来看，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的不公平。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本。即使是相对贫穷的人们，只要还有通过受教育向上发展的希望，哪怕忍饥挨冻也不会失去梦想，他们会以自己的勤勉进取去赢得自尊和成功。

教育的公平，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公平，一位来自安徽的打工者说“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孩子。”另一位来自湖北的打工者说“为了孩子，早出晚归，再苦再累都不怕，唯一的愿望是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思考之三：关注城市边缘的中国娃娃“希望工程”把爱心献给了很多的老少边穷地区，但是人们忽视了生活城市边缘地带的一群需要帮助的孩子。但愿志愿活动、希望工程、爱心使者能够多多眷顾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同时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二）建议1.学校——优化心理健康教育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民工子弟学校的心理教育匮乏，甚至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学校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优化此类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无疑是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福音。

我们建议,首先学校除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业的管理外，要给他们更多的心灵关怀。如学校可以建立留守儿童专门档案，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心理状况，关注他们的成长变化，学校要争取配备心理老师，或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以便及时疏导教育，弥补家庭教育缺失。其次，要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吸引民工子女参加文明健康的活动，让他们融入集体之中，消除他们的孤独感、自卑感。同时，还可以强化民工子弟与社会群体的良性接触，提高社会适应性。2.家庭——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教育、关工委等家庭教育工作责任部门应加强对民工子女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鼓励家长关心子女的思想、学习和行为习惯，让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同时，学校也要办好家长学校，定期与民工子女家长联系沟通，指导他们开展正确的家庭教育。3.政府——政策制度上予以支持和帮助。

我们建议，第一，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市民待遇，把对他们的家庭教育指导培训纳入当地公民教育之列。第二，减少或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学校上学的借读费，使民工子女能与本地儿童共享城市文明。第三，联合街道、妇联、社区、学校等各方面力量，给予民工子女特别的关怀，有条件的地方可利用已有资源将民工子女组织起来开展有益的集体活动，逐步建立起社会监护体系。4.社会——最大的关爱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农民工子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被平等公正地看待并尊重，而不是被当成所谓的“弱势群体”去怜悯。笔者一次又一次被学生们打动，就是因为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看到了自然、质朴、真诚、热情这些现代社会稀缺的品质。实际上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复杂而艰难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们比同龄人成长得更快，他们身上有很多潜能值得开发，我们的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环境，让他们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五、调查后记

2003年9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学校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题词。

今年“两会”柴宝成委员也提出把流动儿童教育“放在心上”。关心随父母打工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维护他们生存、发展和受教育的权利，是全社会的重要责任。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公正、平等、无歧视的学习和成长环境，真心希望这些中国娃娃们能够真正享受到同一片蓝天下灿烂的心灵阳光！

真诚地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子牛杯”社会调查比赛提供的机会和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向更多的朋友传递对民工子弟问题的关注；更要感谢白岩松、柴静等传媒前辈以及雷跃捷、陈作平、丁迈、曾庆香、邓忻忻等老师的指点和把关，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社会纪实报告的形式传承新闻传播系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气和传统。

因为时间仓促、调查手段的限制以及视角的稚嫩，报告难以尽善尽美，但是希望报告所体现的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传媒人的使命感成为值得珍惜的亮点。教师评语

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是中国大陆所特有的词语。“民工=农民+工人”，即指身为中国大陆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工人；指从农村进入城市，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在民工这个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着孩子一起进入到大城市的。民工的这种双重身份，给其子女也带来了双重困境：在农村，由于双亲的远离，使其被孤立；在城市，由于其身份是农民的子女，使其被歧视。对此，国家为了让民工子女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专门成立了民工子弟学校。那么在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对自己的学习、生活等等方面的心理状况怎样呢？艾诚、张常勇同学就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显示了作者们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感。

调查文章采纳了实地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方法科学、合理。在调查报告的撰述中，作者们概述洗练、准确，分析深入、细致，文从字顺。调查数据、研究结果真实可信，对家长、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对政府相关部门都具有显著的参考意义。

调查报告稍显不足的是，由于学生的身份，导致调查对象只局限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如果调查对象涉及得更广、更多，其社会价值将会更加凸显。（曾庆香）

近视手术安全吗？——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安全性调查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50%～60%，占世界近视患者总数的33%，这为激光视力矫正手术（LASIK手术）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目前进行此项手术的医院遍布全国各省市甚至地县，仅北京同仁医院一家，平均每天做此项手术超过100例。然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统计显示，在做了激光视力矫正手术后，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手术返工率高达10%。第一部分：案例调查

1996年的“莫梅”事件，属于国内较早因近视矫正手术引发的民事伤害赔偿案，她以雷纳眼科中心为其所做的近视矫正术导致眼疾为由，索赔511400元。经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莫梅得到万元的补偿。

十余年过去了，近视激光手术在迅速风靡全国的同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莫梅伤害”，然而索赔不能拯救眼睛，目前而言，近视手术并发症几乎不可修复。

到目前为止，近视激光手术对“失败”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从记者不全面调查来看，术后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原因：

1.术前筛查失误导致并发症；

2.手术过程切削问题引发圆锥角膜；

3.术后不能避免的视觉质量下降。

而这三种不同原因又几乎具备同一前提：医疗机构未充分履行手术风险及后果的告知义务。

王冬冬、赵洪亮、杨明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怀着摘镜愿望的普通人，摘镜过后，改变的除了眼睛还有他们的人生——从此忙于医疗求助、上访、索赔、非手术治疗。他们分别对应了上述三种术后纠纷案例，在诸多的调查对象中，我们以此三人作为案例，希望能够对手术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直观呈现。一、王冬冬

手术地点：南京东南眼科医院

术前筛查未检查出瞳孔过大，导致术后夜视严重眩光一场手术，“我的眼前全是光晕”

2003年在南京上大学的王冬冬，在南京东南眼科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过后王冬冬惊讶地发现，“视力是好起来了，可夜间看东西有了光晕，白天对比度也明显下降”，一年后光晕越来越严重，在王冬冬的追问下，医院承认，王冬冬并发症严重的原因，在于术前筛查中外眼检查这一步骤没有发现其瞳孔过大问题。数度上访，“给你赔偿是不可能的”

等待的时间超过一年，王冬冬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医院的音讯。王冬冬回忆，“到处看病都看不好，大部分医生都拒绝帮助我，也拒绝告诉我原因。当王冬冬与一名记者一同去找史建江医生时，史医生才终于承认“由于瞳孔过大没有仔细测量，可能出了一点失误”，并在压力下同意由医院择日向王冬冬提供索赔。

在四处求医之余，王冬冬开始到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南京市信访局、南京市白下区卫生局等地上访，2007年手术失败四年后，王冬冬获得了补偿金，金额为10000元人民币。四年之后，“我宁愿回到戴眼镜的日子”

王冬冬的家境并不宽裕，他用补偿金到上海配了一个接触式角膜镜，视觉质量稍有好转，但仍然无法恢复到手术前的清晰状态。面对多年挥之不去的光晕，王冬冬能选择的只有忍受，“我现在晚上基本不出门”。

王冬冬在采访时懊恼地说“假如当时医生跟我讲清楚：1.手术有可能造成视觉质量问题；2.手术失败后可能没有补救方法，那我说什么也不做。”而谈到术后这些年的经历，王冬冬表示“宁愿回到戴眼镜的日子”。二、赵洪亮

手术地点：吉林市华明眼科医院

为报考飞行员进行手术，术前视力良好，术后造成继发性圆锥角膜，濒临失明。从“飞行员的眼睛”到“0.4的视力”

吉林小伙子赵洪亮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2004年10月到吉林市华明眼科医院就诊时，他的视力是左眼1.5，右眼1.75，平时不戴眼镜，为了实现招飞需要的“超视力”，赵洪亮决定进行激光手术。当时的医生徐金锁对他说，“这个手术恢复得很快，矫正视力效果特别好，抓紧手术十几天后招飞检查没问题”。

但当时的赵洪亮并不知道，手术术后因创面愈合和术后效果（术后屈光度稳定一般需要3-6个月）等原因，一年内做该手术应招飞行员是无法合格的。飞行员的梦想没能如愿以偿，圆锥角膜却成了无法摆脱的噩梦，由于手术过程中切削过深，角膜瓣下保留基质过薄，赵洪亮原本健康的眼睛出现了继发圆锥角膜三期末，目前左眼视力是角膜基环植入术后0.4，散光800多，有大量不规则散光、重影，右眼角膜上部有内凹，视力微弱。“术后引发”鉴定书上成了“潜在病症”

2007年12月，赵洪亮在北京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的鉴定，在手术医疗事故鉴定书上，赵洪亮被鉴定为“潜在病症，与手术无关”。

从“飞行员的眼睛”到“0.4的视力”，从“术后引发”到“潜在病症”，诸多争议的结论难以确定，能够确定的事实是赵洪亮原本健康的眼睛一去不复返。“手术知情权”VS“医疗告知义务”

与王冬冬的情况非常相似，赵洪亮同样认为自己被医院“忽悠”了。他在自述中回忆，主刀医师徐金锁曾对他承诺，医院的设备是进口的非常先进，医院有近十年近万例的手术经验，非常安全可靠。“根本就没有提到还有继发圆锥角膜的可能，如果他能明确地告知我这个手术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能发生，我就更没必要也不可能担如此大的风险做这个手术了。”赵洪亮说。

在准分子激光手术前，每个医院都会同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但为数不少的术后并发症患者表示，如果术前知道医疗风险，不会进行这个手术。“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医院“履行医疗告知义务”的表现，然而实际操作证明，“告知”与“知情”之间仍有距离。三、杨明

手术地点：重庆泰恒眼科医院

术后出现眩光等并发症，从此致力于研究术后患者视觉质量问题的解决办法，建设有“视觉权益论坛”。“把广告当说明书看”

对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如果圆锥角膜是一个极端案例，那么中学地理教师杨明的情况则相对具有普遍性。杨明2005年10月在重庆市泰恒眼科医院做了近视手术，术前他并没有考虑很多，“我当初就把广告当说明书来看，略微了解了一点点手术知识”。杨明记得自己问过重庆市泰恒眼科医院主治医生杨素敏，术后的视觉效果能不能跟戴框架一样清晰，杨医生保证说“跟戴框架一样清晰”，杨明就这样相信了她。

杨明的手术过程很顺利，术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术后第二天，杨明的视力是0.8，医生说以后会慢慢恢复到1.2，在术后的一个月里杨明没有把雾感和眩光放在心里，医生解释这是短暂恢复期内的必然反应，无须担心。然而术后三个月并发症完全没有减退的意思，眼前仍然一片模糊，杨明这才开始感觉不安。

重回医院问询时，带着框架眼镜的主刀医生杨素敏宣布，“这个手术术后就是有高阶像差增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她的儿子也做过这个手术，也是这样。杨明该做的是‘适应’而不是‘治疗’。”“我们的问题现在医学上无解”

事实上，近视手术矫正光学视力的同时，其他视觉质量的降低几乎是视力回复的必然代价。只是大部分人的大脑能够在术后一段时间内适应视觉质量的变化。

无奈之下，杨明在业余时间致力于研究术后患者的视觉质量问题。杨明说，“如果算上所有影响人视觉的并发症，比例应该要上升到至少25%，这是2008年5月美国FDA的数据。”“近视手术会造成高阶像差增大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只是学术界的常识对公众仍然是盲点，我们的问题现在医学上无解”。“RGP巩膜镜也许是一个出口”

有人建议过杨明进行二次手术，但看了很多资料之后，杨明发现，“二次手术能解决第一次手术误差比较大的患者，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为了微调而解决高阶像差的问题，所以手术并不适合我，二次手术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危险。RGP硬性角膜接触镜能解决高阶像差的问题。”手术一年后，杨明花了1500元到重庆科视视力矫正公司配了RGP硬性角膜接触镜，成为该公司视光中心的第一例术后主动要求配RGP的患者。杨明说，“第一次戴上后，发现好久没有这么清晰地看清楚这个世界，这些报纸，还有脚上穿的鞋子，很想哭。”

手术改变了杨明的生活轨道，他创办“视觉权益论坛”，在网络上同全国各地的并发症患者交流，并试图将国外已经相对广泛应用的RGP巩膜镜在患者中推广，他希望，“术后并发症患者能够缓解一些实际病症，不仅要看得见，还要看得清晰”。

杨明和有着同样遭遇的患者在网络上建立了手术失败者论坛，论坛上，类似的案例并不罕见。在国外，美国有一家近视手术并发症患者联合创办的网站（www.lasikdisaster.com），网站提供了数据、原理、相关法律条文和大量的患者病例，目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已经着手调查此项手术的安全性，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摘镜之痛不是三个人的偶然遭遇，与他们类似的情况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他们势力微弱，在互联网上自发联系、相互帮助、声讨不合格医院医生，进行视觉质量恢复训练，据记者调查，中国近视手术受害者自发形成的网站“LASIK之灾”中，互相有密切联系的受害者就多达数十人，注册登录的受害者已经突破百人。第二部分：专家访谈

樊郑军简介：樊郑军，海军总医院眼科准分子激光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从事眼科研究20余年，近年来，在国内外眼科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专业特长为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眼科显微手术，眼科整形手术，青光眼诊断与治疗，神经眼科诊断等。角膜到底可以切多薄？

记者：角膜的最低厚度标准是多少？

樊：最低厚度，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考虑的是整个角膜的厚度，包括基底床和残留的角膜，加上角膜瓣，整个的角膜厚度为410，但是这不绝对，这仅仅是相对的。基地床指的是去掉角膜瓣剩下的那个部分叫做基底床。至少要在250—280之间。

记者：可是人眼内会有眼内压，如果角膜过薄不能承受眼内压的话，就会形成圆锥角膜。

樊：是。

记者：但很多医院声称他们可以做2000度甚至更高度数的手术。

樊：准分子手术一般不做那么高。都做1000度以下的。超过1000度以上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准分子激光手术也不是可以做很多。理论上是可以做得更高，2000度的，3000度的，只要你角膜足够厚，能够满足受手术条件。但是做完了效果并不好。

记者：但有些医师说，只要基底床的厚度大于230微米就可以，也就是说，即使总厚度低于410微米这个安全下限，只要基地床大于230微米就没问题，因为承受眼内压主要靠基地床。

樊：那也不合适。基底床还是要有一定厚度的。230我们觉得都太少。我们原来做的都是250，现在大家提出的标准更高，280，留的更多一些。再有一点就是，准分子激光手术本身的原理上，做到1000度以上效果就是不好。放开一点也就是1200到1300。不能做掉太多，2000度以上不要做这个，做晶体手术。从利弊上面，做晶体手术可能更好。视觉质量问题

记者：那么这个手术术后的视觉质量问题？

樊：视觉质量问题，对于中低度的并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视觉质量问题是不是和切削面积固定而瞳孔会收放这个原因有关？

樊：对，有很大方面是这个原因

记者：那也就是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樊：那不见得。影响视觉质量的原因很多，不光是瞳孔扩大缩小的原因。不过瞳孔大小肯定跟视觉质量有关，但是不完全取决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些因素现在根本查不清楚。比如说角膜的形态，还有一个大脑的问题、

记者：人的大脑会适应这个变化？

樊：对，实际上我们看东西，眼睛只是一个视觉器官，真正的成像和分析在大脑。而且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有差别。所以视觉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单纯取决于某一个因素。不完全是切削区域大小和瞳孔大小，也有一些瞳孔较大的患者没有视觉质量问题。这跟切削方式，角膜切削后的形态都有关系。但你如果说没关系的话也不对，这肯定有关系。光学上的矫正

记者：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只是从光学上矫正视力，并不能治疗近视？

樊：对。

记者：它和眼镜原理一样，只不过是把眼镜造在了眼睛上？

樊：对。

记者：我曾经看到过您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要在手术前把利弊告诉患者，让他们自己来权衡。

樊：对。美容手术

记者：但是有一些医院并不是这样，他们尽可能地鼓励患者去做。

樊：这不是鼓励，这个手术，它就跟美容手术一样，你想割双眼皮你就去割，你想垫鼻子你就去垫。但是它都有风险。就像坐车，你问我，安全吗？安全。但是有没有车祸？有，天天都在报道。你要权衡这个。但是至于怎么对患者说这个问题，比如坐飞机火车，安不安全是一个尝试，不需要对乘客说，但是医疗不行。医疗的信息不对，病人不知道这个手术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记者：那您认为术前同意书上应该罗列哪些问题？

樊：都要标，都要标。

记者：比如说，并发症，风险？

樊：对。比如说并发症，风险，哪怕是五分之一，也都应该标清楚。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上飞机前你要告诉它，这个飞机可能会掉下来。术前检查

记者：有一些的继发性疾病，术前是检查不出来的，比如说屈光是否稳定、亚临床型圆锥角膜。

樊：对。有的查不出来，比如说你的屈光度还涨不涨，我们主要根据病史。

记者：可是手术上说，十八岁之后都可以。

樊：年龄只是一个概念，十八岁正式成人，从法律上，公民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从发法律来说，你是成年人，能够对自己大的行为负责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十八岁之后屈光度基本稳定了。看屈光度主要看病史，即使对于二十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这两三年以来屈光度是稳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说他的屈光度基本稳定，但是也只能说大多数人。不能绝对，因为这没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这两年还在发展，那我们认为是进行性近视，就不太适合这个手术。度数做了还会长出来。圆锥角膜

记者：那么亚临床型圆锥临床角膜呢？

樊：亚临床型的角膜很难查出来。

记者：这一部分该怎么办？

樊：第一，圆锥角膜的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至少在近视眼中，我们做的那么多例中，真正的圆锥角膜不多。第二，亚临床型圆锥角膜，它没有发病，你也查不出来，就像一种潜在型的血液病一样。

记者：这个手术会不会诱发一些亚临床性角膜发病？

樊：有可能。

记者：就是说，因为他是潜在的，他本来有可能不发病，但是因为做了这个手术，他就发病了。

樊：有可能。

记者：如果因为术前没有检测出来，术后诱发了圆锥角膜，那么这个责任应该在谁？

樊：理论上来说，跟医院没有关系，这是完全查不出来的，如何认定有还是没有？就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最后你得了癌症。这个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关系？有。因为他破坏了你的免疫系统，但是，比如我为了治疗你的哮喘或一些过敏性疾病，用了免疫抑制剂，结果你的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你得了癌症，那么你的癌症和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关系？你说有，是有的，但是你说没有的话，原来你本没有癌症。这是一件非常不好说的事情。

记者：您从医这儿多年来，遇到过这种亚临床型圆锥角膜吗？

樊：有，怎么会没有？但凡做这个手术，肯定会遇到。圆锥角膜早期的表现就是近视、散光。

记者：它和其他的近视、散光在症状上有什么区别？

樊：进行性发展，主要的问题就是进行性发展。临床型的在角膜地形图上都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亚临床型的真不好说。亚临床型就是很难诊断，有时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有一些亚临床型角膜是做完之后两三年发病的，统计上面来说，手术后十五个月以内发病的，大家认为和手术有关。十五个月以后的，就属于自然发病了。你就很难说了。

记者：您这么多年遇到过多少例？

樊：我遇到的并不多，但是底下的医院遇到的恐怕不少。现在各级医院都在做，集中起来还是很多的。手术价格

记者：这个手术的价格差距很大。

樊：看成本控制。这包括很多，设备是一方面，还包括你的广告宣传，一些市场的运作，人头的费用，当然还有市场的需求。比如同仁医院，它的价格一定高。病人做不过来，为什么不能把价格提高？市场运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是成本控制，

记者：设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樊：对，设备很重要；如果你购买的是比较差的，或者二手设备，那价格一定便宜。一分钱一分货，现在，底下医院二手设备的情况很多，一般三级甲等医院二手设备就不大可能。对于底下医院控制得不够严格，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方面存在漏洞。

记者：普通患者能鉴别设备的好坏吗？

樊：他完全可以自己了解的，再有，从价格上看，也是一个方面。太便宜的，我们说了，主要在成本上。那你就可以考虑了，成本是什么：用的材料和设备。你不可能要求医院没有利润。市场化运作

记者：您觉得这个手术的市场化运作合理吗？只要你花钱，你有意愿，就可以做？

樊：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的所有医疗都是在走市场化，以为现在整个国家，整个所有的东西都在市场化这个前提下做，它并没有进入医保，你进入医保了，它可能不让你市场化。它没有进入医保。没有进入医保，它必然是市场化的一个东西，医院有设备，你有需求，就是这么回事。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医保的项目，它从本质上是一个美容手术。

记者：您的定义是：这是一个美容手术？

樊：基本上是这样的。医疗分为两种，一个是，确实是要救死扶伤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的这些手术，就都应该市场化。救死扶伤的，就一定应该进入医保。

记者：但是“在眼睛上动刀子”，非同寻常，为什么不能提高准入资格，或者确定一个操作资格的标准？

樊：因为，我们这样说，你不做这个手术，一样能看得见，这和烫一个头发，修一下眉毛是不一样的，那个不是医疗，医疗，是你为了达到某种标准，要取一个利弊。就像你吃一片药，药是有毒的。只要是医疗，一定就有利有弊，是个双刃剑。它一定是牺牲你身体的一个部分，达到一个总体的新的标准。会否致盲

记者：这个手术会致盲吗？

樊：会。有因为这个手术造成失明的，说手术根本不会致盲，这是不客观的。但是这个问题就像坐飞机一样，飞机会不会掉下来？肯定会，但是这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如何弥补视觉质量问题

记者：视觉质量问题有没有办法弥补？

樊：一般来说没有。但是一般人能够适应眼睛的这种变化。这也是一个心理因素的问题，有的人接受不了重影，眩光，跳楼了，自杀，这都会有。所以说，这个手术，要你有强烈的摘镜欲望，你要对它有合理的期望值，你要有健康的心理。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您为什么戴眼镜？

记者：您为什么戴眼镜？

樊：我的是花镜，不过，即便我戴的是近视镜，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打个比方说，我是出租车司机，你可能只是一个乘客。你上来一段，然后下去了，我却熟悉整个的路面情况。我的风险意识要比你高，即便这个手术安全，失败率万分之一，但是，我做了几万例，我的脑子里记住的，不是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而是所有的万分之一。所以，你看，所有的主刀医生差不多都戴着眼镜。你问他手术好不好？好。让他躺倒手术台上去，他不肯。第三部分：LASIK手术的原理硬伤（一）所谓矫正，只是在光学上1.高度近视的原理

很多人认为，LASIK手术能够“治愈近视”。实际上，LASIK手术唯一能做的，只是“矫正近视”而已。

近视，从原理上来说，是由于眼轴伸长，以致光线无法准确地投在视网膜上，所以近视患者会“看不清楚”。除了眼轴伸长外，近视也造成了眼球内的病变，包括眼球变大，眼球外凸，巩膜变薄等等。近视是一种复杂的，眼内部各种综合条件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光学问题。2.LASIK手术，只是光学矫正

LASIK手术的矫正，并非真正地“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它只不过通过切削角膜，让光线通过折射重新准确地投射到视网膜上，以此来达到使患者“重新看清楚”的目的。但是，归根结底，LASIK手术并非对近视的“治疗”，它只是通过一种再损伤的办法，“将眼[1]镜造在了角膜上”。3.视力，不是眼功能的唯一指标

人的眼睛有很多项指标，光学上能够“看清楚”，只是眼睛的各种指标之一。正常健康的眼睛有很多项视觉功能，包括视觉质量，色[2]彩分辨度，夜视力等等。而LASIK手术在解决视力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视觉质量的损害。4.必然的视觉质量问题

从原理上来说，LASIK手术切削的是瞳孔附近的中心区域，切削的面积是固定的。而人的瞳孔会在夜间及光线暗处放大。瞳孔随着光线的强弱而放大或缩小，但是切削区域却不会变化。在不均匀的角膜下，瞳孔的放大及缩小造成了入夜视能力的下降。比如眩光、色彩对比度下降、夜视力的减退。同仁医院眼科大夫张举说：“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这个变化是显性的，但是对于一些症状较轻的患者，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因为像色彩对比度这样的变化，有时很微小，而且时间长了，人脑的神经系统会适应这种变化，除非要求精确的视觉质量，否则不易察觉。”

由此来说，视力改善的代价，就是100%的视觉质量问题。（二）LASIK本质上是一种美容手术

LASIK手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美容手术。

它在原理上和框架眼镜，隐形眼镜相同，都是通过光学上的改变光线折射角度来达到让光线准确地投到视网膜上的方法。

近视并非一种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疾病，何况在框架眼镜，隐形眼镜的矫正下，大多数近视人群都可以正常生活。LASIK手术，并非一项“必需”的手术。

在LASIK手术对适应人群的要求中，其中第二条和第九条中明确说明：

第二条患者本人有摘掉眼镜的愿望，对手术效果有合理的期望值。

第九条心理及精神健康，充分理解并能接受手术可能发生的问题。

其中特别强调“有强烈摘镜欲望者”，也就是说，是否接受这个手术，主要看患者是不是有很强的摘镜意愿。（三）角膜，到底可以切多薄1.角膜，只有半毫米

在人眼的组织中，瞳仁外薄薄的一层，就是手术的切削部位：角膜。

一般来说，人的角膜只有500—600微米。也就是说，只有半毫米的厚度。

人眼内部存在着眼内压，正常情况下，正常的角膜可以抵挡眼内压的作用，但是切削过后角膜会变薄。如果角膜中心区太薄，超过了一定的厚度下限，在眼内压的作用下，较薄的中心区会向外突出，形[3]成圆锥角膜，导致失明。

而LASIK手术的原理，恰恰就是切削中心区，通过使中心区角膜厚度变薄的方法，让光线通过折射后能够准确地投在视网膜上。2.为什么越切越薄

整个手术的切削原理是，先在角膜上表面把角膜掀开薄薄一层，掀开的这一层，叫做“角膜瓣”，这个过程可以手动，也可以用激光。掀开这个切开的“角膜瓣”，下面剩下的角膜叫做“基底床”。手术本身是在基底床上进行的。用激光在基底床上切出一个凹面，这个凹面曲度的大小，就取决于需要矫正的度数。一般来说，需要矫正的度数越大，切削掉的角膜组织就越多，剩余的角膜就越薄。简单地说，就是矫正度数越大，手术的危险越高，形成圆锥角膜的几率也越大。

准确地说，每恢复100度视力，大约要打掉6.5微米的角膜。近视的度数越高，打掉的部分也越深。而人的角膜对眼内压的承受程度是有限的，公认的抵抗眼内压的安全下限是410微米。按照这个原理，近视600度要恢复到正常视力就已经达到了角膜的安全下限。也就是[4]说，600度以上的近视就已经在原理上不可行了。但是很多医院仍然在进行1000度—2000度的角膜切削手术。北京大望路好好眼科的院长丁咨允曾肯定地告诉记者：我们可以切得更薄。[1] 海军总医院准分子激光手术主治医师樊郑军的说法。[2] 见杨亚波THE HUMANBODA。[3] 见网站www.lasikdisaster.com[4] 见母国光《眼镜其实更安全》。第四部分：市场调查一、“摘镜手术”的“戴镜医生”

在前往各大眼科医院调查时，记者发现，进行“摘镜手术”的主刀医生们几乎全部佩戴框架眼镜，然而对于“为什么戴眼镜”这个问题，“戴镜医生们”理由各异。

与此同时，准分子激光手术室外，大批戴着眼镜的患者，正等待戴着眼镜的医生们为他们摘掉眼镜。

好好眼科的院长，有30多年眼科临床经验，已实施准分子激光手术数万例的丁咨允先生，鼻子上却仍然架着眼镜。问及“您为什么戴着眼镜”时，丁咨允先生踌躇了一下，随后用带着明显台湾口音的国语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眼睛只有100度，没有做手术的必要。”

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翟国光，在回答“您为什么戴眼镜”时则显得纯熟得多。“我之所以戴眼镜，”他微笑着仰了仰头说，“因为我们有严格的术前检查制度，我的眼睛一些先天条件不合格，没有通过术前检查。”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的李主任回答更为有趣，“有些人希望自己带上眼镜后显得温文尔雅。另外对外科医生来说，近距离手术的视力意味着一个医生的职业年龄。而近视本身可以让医生发生远视的年龄退后几年，所以，近视对医生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诊室外，400度近视的眼科医生张举的回答是“我是靠眼睛吃饭的，我要看显微镜，需要精确的视力，甚至说，所谓的‘超视力’，所以，我不能接受手术。”

同仁医院门诊室外，数百位近视患者排队等候医生就诊，据采访发现，多数患者完全不知道“视觉质量”为何物。近视激光手术引进中国才不过19年，每天手术的高额利润值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数字，然而手术生产线上走下来的患者19年之后眼睛会怎样，却是一个未知数。二、术前质量控制：尺度有多宽？

在Lasik手术这样的精密手术生产线上，如何保证达到预期的医疗效果，对术前筛查每个环节的控制尺度和效果都提出了要求。术前质量控制的尺度究竟有多宽？

在对北京某眼科医院的采访中，该院医生表示，95%以上的患者都可以顺利通过筛查；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更是胸有成竹地许诺——“99%都没问题，符合手术标准”。

LASIK手术的完整术前筛查过程除常规病史、病历登记、年龄筛查外还包括屈光度稳定、视功能检查、外眼检查、眼压测量、角膜厚度测量、角膜地形图检查、眼底检查、屈光度检查等方面，仔细分析，几乎每个部分都有不能量化筛查标准的“模糊处理”环节。三、患者“知情同意权”VS“医疗告知义务”

在准分子激光手术中，每个医院都会同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但为数不少的术后并发症患者表示，如果术前知道医疗风险，不会进行这个手术。在第一部分的调查案例中，三名调查对象都不同程度表示对手术风险后果不知情，“知情同意书”能否代表“知情同意权”？究竟患者何谓“知情”，医院又该如何“告知”？

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量化把关的机制，“全面、真实、准确、客观”是一个模糊的标准，甚至不能够成标准，对于日益进入商业竞争模式中的近视手术，“无所保留告知风险”意味着损失大量不明真相的患者源，进而意味着损失大量商业利益，利益面前，条例成为被架空的至理名言，却不再有现实效应。四、高利益之下的市场混乱

准分子激光手术是个高利益的行业，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院纷纷引进手术设备，从国家级到区县级，各种层次的医疗机构争先恐后分享这个名为“LASIK”的新鲜蛋糕，摘去医院一贯的严肃面具，LASIK手术成为一种商业运作，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趋势。

除了时尚趋势，商业运作后的LASIK领域，与高利益一同到来的还有市场的严重混乱。广告甄别

自从近视手术从单纯医疗行为转入商业运作，作为派生物的广告便铺天盖地，第一部分的调查对象杨明就是因为“把广告当说明书看”，轻率选择手术，才造成了永久的视觉质量损伤。

走进北京大望路的“好好眼科”，最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幅广告语标牌：“76岁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18岁起您还要戴58年的眼镜，一直到您需要戴老花镜为止。您大约有30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抛开眼镜的束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1个——LASIK激光视力矫正手术。”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的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的广告语也很诱人——“轻松几秒，清晰一生”。

解放军306医院近视眼治疗中心的标语大同小异——“追求自由视力，享受亮丽人生”。

在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像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广告屡见不鲜。这些美妙的说辞使得近视手术更像一种时尚，轻松易得，瞬间亮丽。以至于人们几乎遗忘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眼部手术，它的风险和后果从未因广告的美妙而削减丝毫。

像任何其他高利益领域一样，在商业诱惑面前，虚假广告开始植入医疗行为。许多广告为了宣传自己更具优势，打出“×国引进第N代技术”的说辞，A医院“第五代激光”，B医院就推出“第八代激光”。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周行涛博士指出，“代”的概念用在市场推广上有很多时候是不恰当的，某一激光制造商的“第十代”，也许与另一制造商的“第五代”不相上下，在纯粹研究范畴，又可能仅仅都是“第四代”。

因此，对上而言，医疗领域的广告宣传亟待相关部门规范；对下而言，甄别广告的能力即使面对医院也不可缺少。价格战争

2006年，全国约有1500家医院有进行近视手术的设备，这个数字在2009年没有准确调查，但一定更为可观。高度竞争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价格战争。特别是占整个准分子激光治疗市场80％以上的小医院和民营医院，把低价风暴作为争夺患者源的主要对策。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日前号称“引领近视手术价格风暴”，打出了LASIK手术1800元/眼的全北京市最低价。与此同时，同仁医院每只眼睛的手术费却高达4300元。同名的手术，却是天壤之别的价格，参差的价格从侧面体现了近视手术市场的畸形发展。

下表是2009年初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准分子激光手术价格，从表格可以明显看出，各家医疗机构定价存在几千元的差价，然而差价从何而出却鲜为人知。

目前国内对准分子激光手术有最高价格限制，同仁、协和等知名且相对价格较高的医院就是按照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大红本”上的价目来定价。然而价格有上限规定却无下限规定，于是多家中小医院纷纷想方设法压低成本，以便在价格战争中取得胜利。

LASIK手术到底有多少成本压缩空间？

1.手术设备配套:个体化Lasik比普通型多引导器，成本高；

2.手术设备本身:不同品牌的机器性能相差甚远，价格差距可高达2-3倍；

3.耗品差异:屈光手术中耗品大至角膜板层刀片价格差距高。各医院准分子激光手术价格

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LASIK手术的医疗机构，十余年来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套设备，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使用的设备是美国威视准分子激光系统-VISXSTARS4。被淘汰的设备命运不是走向销毁，而常常是被其他中小医疗机构回购继续进行手术，对于LASIK手术这样需要高精度的医疗过程，设备质量往往直接影响手术质量，旧设备未经严格检修直接上马，无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另外，LASIK手术中采用的耗品，从切削角膜板层的刀片到棉签，均要求为一次性用品，但一个角膜板层刀片成本高达几百至上千元，不排除有的医院为降低手术成本，反复使用刀片。而刀片的反复使用很容易造成患者角膜感染，严重者甚至有失明风险。另外刀片磨损对于高精度手术也意味着危险上升。

除此之外，成本的压缩空间还包括：减少甚至取消设备定期维护费、减少手术设备配置、承诺进口材料却以国产替代，和聘用无正规资格的“廉价”医师。规范缺失

2006年4月24日，在天津市眼科医院主办的全国屈光手术高峰论坛上，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周跃华、北京协和医院李莹、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褚仁远和周行涛、天津市眼科医院王雁等在内的16位顶尖权威专家联名上书卫生部，就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存在的虚假广告、设备陈旧、价格大战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呼吁尽快出台相关规范，遏制医疗领域的商业泛滥。

卫生部至今没有下发针对准分子激光手术任何相关的规定，规范缺失仍然是造成准分子激光手术行业畸形泛滥的重要原因。

一些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无论患者是否适合，都动员患者接受激光手术，以至于出现“99%的人都可以通过筛查实现成功手术”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光华镭射近视眼中心的肖医生对准分子的未来非常乐观，“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早晚计算机的人性化程度能让每个麦当劳门前放一台自动准分子激光，投一枚硬币，就能矫正近视。当然，目前这还是一个具有科幻色彩的故事。”

中华医学会大型医疗设备继续教育部的曹刚，是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的工作人员之一，中华医学会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考核，有三年眼科临床工作经验、持医师行医执照，就可以到当地省市医学会报名参加考核。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曹刚表示，“医院进行准分子激光手术的资格，各地在这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必须要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相关部门允许医院进口相应设备，医院要有行医执照。在上海，要求比较严，二甲以下医院，没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不允许进口此类设备，而在北京等地，门槛相对较低。”

考核指标不严，准入门槛较低，眼科职业医师，只要获得准分子激光手术上岗培训证书即可从医，这样的准入资格未免太过宽泛。准分子激光手术要求极为精确，手术危险也相对较高，把眼睛交给这样的医生叫人如何不担心。

目前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市场混乱主要在广告、设备、医院和医师准入资格、价格战几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记者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恢复市场秩序，保障患者利益。

1.针对广告泛滥，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关公共领域广告管理办法，对医疗广告实施依法监管。严格审查各种医疗广告、讲座、热线等栏目主体的资质、证件、证明、效果、鉴定报告等。

2.针对设备参差不齐，建议有关部门统一规范、严格审查有资格进行准分子手术医院的设备类型。做到保证无陈旧设备、待检修设备，保证一次性刀具不重复使用。

3.针对医院、医师准入资格低，建议中华医学会提高医生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门槛，相关部门加强对医院设备配置和行医执照考核。

针对价格战，建议卫生部对准分子激光手术设置最低价格，保证手术的质量以及术后疗效，避免恶性价格战。调查后记

这个调查选题的产生不是偶然或勉强的，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几年来，近视手术很风行。但是打开一定的视野，必然就有一定的盲区，近视手术到底是怎么矫正视力的？它安全吗？

整个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新闻专业的学生只是没有名分的记者。名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也好也不好。防火防盗防记者就是对这种名分的奚落，但是有时候，你归属于一个媒体，你就有了一种接近真相的资格和姿态。你可以义正词严地接近真相。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归属，你就要小心试探地接近真相。

在去同仁医院，海军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包括好好眼科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装作是患者，向医师打听手术最详细的状况。作为患者，知道的信息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医生会把你作为他潜在的消费者，来拉拢和张罗你。所以得到的正面信息会多于负面信息。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用的“身份”。我不知道规范而严肃的调查到底应该怎样运作，记者应该怎样做好身份上的选择和扮演，但是我想，在一个调查中，如果你不能高到可以审判他，你就要低到安全无害。要么让他因为惧怕你而无所不言，要么让他因为轻视你而无所不言。

我们选择了后者。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好好眼科的老院长丁咨允陪我们详细地看了每个流程的手术设备，海军总医院的樊郑军完全把我们当成了孩子，他毫不避讳地说这完全是一个美容手术。

从好好眼科出来之后，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欺骗感。在丁咨允看来，我是真诚地要做手术的患者，只不过鸡毛一点，琐碎一点，怀疑一点。走的时候，他突然不放心，因为当时甲流正盛，他特地打电话，让助手送下来一个口罩给我。像送女儿一样送我到地铁站。但是我却在口袋里放着录音笔，打算好好地揭露他。

我们只是学生，所以我无法想象，一个职业的记者，要怎样面对立场和手段的南辕北辙。对于职业的记者来说，到底还存不存在程序正义这回事？

什么是职业的？“职业的”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你的所有道德和行为方式都要向这个职业靠拢，其他的思考方式已经不再进入你的思维，你是排他的，所以你能够专注，在一件事上不断精进。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知道。教师评语

这两位新闻学专业大二的女学生，为自己挑了一个“难题”。

专业领域社会问题的采访调查，对经验丰富的调查型记者来说，都是一件不轻松的工作。何况这样两个外表柔弱、几乎没有社会阅历，对调查所涉及的医学领域完全没有认识的在校学生。可想而知，为了这个选题，她们一定吃了很多苦。成文的调查报告也证明了：从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到如数家珍、揭露问题，她们就专业知识做足了功课；调查采访量大、取证困难，但作者对近视眼手术整个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仍给予较完整深入的揭示。可以说，她们已经完成了关于近视眼手术存在问题的基础调查。当然，由于身份所限，她们没能采访到监管部门和较中立的专家，稍有美中不足；对调查出的问题亦不舍割爱，难免指向不强。不过，能够独立完成专业性这样强的调查，足以显示出这两位作者的职业素质和潜力。

更令人欣慰的是，后记中作者对采访“程序正义”的反思。在完成了这样一个艰难调查之后，她们的总结文字里没有释去重负的轻松愉悦，也没有强调调查取证的艰辛，而是关心——我的调查手段对调查对象公平吗？如果说能够完成这次调查证明了她们的业务能力，那么能够为他人着想（无论他是谁），则体现了她们身上最宝贵的本色——善良；能够反思职业伦理，则显示出她们弥足珍贵的理性精神。

假以时日，这些素质将帮助她们在职业新闻记者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罗哲宇）

“高楼林立，何以为家”——高房价背景下北京无房户住房情况调查

世界上许多经济危机爆发前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房地产出现非理性的繁荣。现今我国房地产热已使我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不仅导致经济过热，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长期的经济稳定；但一旦消除了房地产业的泡沫，就可能出现总需求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萧条。并且，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还严重阻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高房价背景下，无房住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房价越抑越高：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体房价呈快速上涨趋势，且上涨速度不可小视。2007年5月，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手共推房地产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但半年之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房价依旧是“涨”声一片，部分热点地区房价仍然高企，个别城市房价甚至出现了逆势上扬。所以尽管政府出台各种政策进行调控，但房价越抑越扬，依然高居不下。“量缩价升”迷局：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以北京为首的城市楼市在“量缩价升”的格局中越陷越深，即一边是成交量持续萎缩，一边是房价缓慢攀升。事实上群众对于房子的需要有增无减，但房价虚高压抑真实需求。市场存在真正的消费潜力，虚高的房价把巨大的真实需求拒之门外。楼市要想回暖，前提一定是价格理性回归，但现在这样畸形发展中，低收入乃至中收入者都没有购买力，所以交易量全面萎缩。问题提出

近年来，一系列民意调查都表明，高房价及住房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仍抑制不住房价非理性的高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失控，以至于发展至今，亿万民众在高房价的挤压下成了“房奴”或无房户。高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百姓民生所背负的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在我国的首都北京，买得起商品房的市民越来越少，靠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已经占了整个城市统计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在现有体制下，缺少基本健全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除了自己买房或者是租房，基本上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而廉租房成了官员做秀的“样板戏”，经济适用房制度多次“悬空”。

中国居民住房问题，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历史性抉择，尤其是无房户比例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引爆社会不安的一个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调研的社会意义

基于当前中国居民住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大问题，我团队提出了在北京市做高房价背景下城市无房户住房情况现状的调研，从而探索适合高房价背景下无房户的住房模式以及改善途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初步结论“如弥漫京城的沙尘暴一样，外资正在这个春天迅猛地扑向中国房地产市场。”——2007年4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房价疯涨，飙升成为中国楼王，面对这样的窘境，在北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成为大多数现今依然是北京无房户住户的一种奢望。在他们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非要加个期限，希望别超过今生”。他们或者正在租住私人住房，或者正住在单位临时安置的单身公寓或非住宅房，或者婚后仍住在父母的住房中，总之，他们都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有着看来优厚的薪金，但面对北京高昂的房价，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没有能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为了了解这批人的状况与心态，我们小组阅读和搜集了大量相关书籍和资料，经过讨论和反复修改后制定出了《有关无房者现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主要是针对北京无房户住户进行的调查，意在了解他们在购房方面的现状、困境与期望，希望能够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以进一步修订与完善之后的调研方案与方向。

我们小组6人在北京选取了通州，王府井等6个较有代表性的地点，对683个人进行偶遇抽样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00份。对数据进行了统计以后，我们小组进行了初步分析。（统计结果以图表形式表示，如下图）图1 请问您的现在的住房状况是？图2 您对您目前的住房条件满意吗？图3 您会关注你所居住图4 您会关注其他城市的图5 您会因为接受不了所城市的实时房价吗？实时房价吗？居住地的高房价而考虑在其他城市购房吗？表6 您对中国未来房产市场的发展状况有信心吗？典型个案深度访谈，深入分析现状问题

我们由调查问卷分析理解到，北京无房户住户中，年纪较轻的中产阶级占有比较重要的比例，是比较突出的一群人。于是我们小组通过相关的房地产网站寻找到一些符合条件的无房户住户，并选择其中的10个人作为典型个案的研究对象：他们都是毕业不久，留京工作的人，月薪5000-8000元不等，期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奋斗至今未果。我们之所以锁定他们作为采访目标，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属于有潜力购房的中产阶级，也因为他们大多毕业不久，资金储备尚不够，希望改变现状的意图又较强烈。我们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拟定了《北京无房户个案采访提纲》。

几个受访者，选择留京后对于住房的态度基本一致，他们都更倾向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而不是租房子或者是买二手房。问及原因，他们表示，这多多少少和许多中国人都有的“希望有个家”的传统心理有关，或者是觉得，房子是作为家庭的实际载体而存在，所以很重要。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来说，所有人都认同，长期租房也并不划算。至于在房屋的选择上，他们首先看重的都是品质，由于北京的交通越来越发达，所以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即使距离稍远，甚至是在临近的郊区或城市购买房子，大多数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对于住房的期望值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对于薪金的基本要求：能够负担房子的月供。最后，总的来说，虽然目前并不乐观，但他们对于北京乃至中国房产市场未来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从调查问卷及个案访问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得出这样的感觉，中国房地产的窘境，除了其外在环境与客观因素外，与买房者本身的认知也有一定关联。如同某位受访者所言，房子是家的实际载体，而中国又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对于房子的需求自然也要强烈一些。另外，受访者对于房屋品质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房价高的原因。毕竟品质关乎成本，而成本决定房价，无房户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他们既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又往往不属于政府政策照顾的范围，所以最后常常沦为尴尬的“中间夹层”。在与无房户进行了一定程度接触后，我们决定就相关问题与政府和专业人士进行交涉。征询专业人士意见，了解政府相关政策

在问卷调查与个案深访的基础上，我们对北京无房户住户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一方面，为了了解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我们联系并采访了相关的专业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最终要解决，需要落实到政府部门，所以我们也与发改委联系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政策与对策。我们根据无房户住户提出的困扰与疑惑，分别拟定了《房价居高不下的成因》与《政府抑制房价的政策落实》两份采访提纲。

房地产相关专业人士蒋先生接受我们小组的采访，他指出，北京房价走高主要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刚性需求增加，以及热钱炒作等因素有关。北京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有三四十万，这其中有一部分是高校毕业生。随着人口快速向城市流动，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住房产生了刚性需求。再有是一些人投机炒作，房地产商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们想从楼市中牟利的“热钱”太多，加剧了房源短缺和房价的狂飙。另外，蒋先生也回应了我们关于中国人对于“房”有民族心理的设想，他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消费观念也是使许多人成为“房奴”的原因之一。

在采访了蒋先生后，我们又通过有关方面联系到了政府的相关人员。无奈的是，对方虽然接受采访，但拒绝我们的录音等行为，并要求我们承诺，采访内容只能供学习研究，不能公开他的真实身份。出于为无房户谋求答案的心理，在对政府人员的采访中，我们主要是较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政府近期出台的热门“限价房”的相关问题。

政府有关人员向我们小组详细地解释了政府出台政策的意图，以及一些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采访之余，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房价居高不下的意见。

一、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房价高涨的根本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明显，这一系列住房需求也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居住环境的不断优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使得外埠与境外人士购房和置业需求旺盛、比重加大。另外，人们普遍预期房价上涨与实际市场表现相符，强化了人们的预期，不仅使自住者购房时间提前，标准提高，面积扩大，放大了市场需求；且带动了一些投机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扩大了总需求。在总供给一定的前提下，带动房价提升。

二、土地开发、建设成本提高，间接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近几年来，随着土地出让制度的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对土地储备、开发贷款等环节的严格控制，开发商的土地购置成本普遍提高；同时，搬（拆）迁的周期、居民的安置与补偿等因素，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走高；另外，人工费用、建材价格的上涨，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新建和待建商品房的开发成本，助推了房价的上涨。

三、商品房供应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尽合理。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开发建设中、低价位和中、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但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需要两年左右的周期，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增加市场供应量，进而改善供求关系，遏制房价的过度上涨。

综合房地产商与政府人员的意见，房价上涨归根究底是市场行为，虽然政府的政策和调控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而市场具有自发性，商家追逐利益的现象更是难以避免。究其根本，政府法律政策的完善是使房地产市场顺利运行的基础保障，而房地产价格自我的理性回归则是房产价格回落的根本动力。高楼林立，何以为家

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而住房问题，又是现在中国老百姓首要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是一个“家庭”观念非常浓重的民族，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很多中国人一生的梦想。住房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和市场问题，它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不可否认的，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房屋是“家庭”的载体。但这样的民族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助长”了房价的“疯涨”。除了客观原因，许多中国人在主观意识上对于诸如“租房”，“二手房”这样的字眼有抵制，希望能够一次到位，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屋。而在房屋购买方式上，许多人更倾向于一次性付清，认为分期付款“不划算”。诸如这些观念上的误区，如果媒体在宣传引导时能够给予合适的指引，也许会从侧面起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结构：政府帮助少数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和中等收入者买得起普通商品房，高价商品房则由高收入者购买。可现在，在虚高的房价下，低收入者、中收入者都无购买力。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最后，他们就成了尴尬的“中间夹层”。

这是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里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较多关注这一人群的原因。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完善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还是应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所以更多需要从控制房地产商方面入手。而房地产商们之所以可以“钻空子”，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中国是法治国家，完善的法律才是保障房地产市场长久良性发展的根本途径。另外，在我们采访的个案里，对于相关政策不了解或者只了解一点点的人比例较大。所以我们以为，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进行相关房产政策的宣传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大。鼓励相关人群自觉为切身利益努力，是维持法律顺利执行的必要措施。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这个短短的调查虽然告一段落了，但是中国房地产未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无论是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最重要的在于执行者怎么落实。诚如接受我们采访的无房户一样，即使形势并不乐观，但我们依然对中国房地产的未来保有信心，保持乐观。期待我们的报告能为北京甚至全国的无房户做些什么，也期望看见中国房地产越来越好的明天。调查后记

从题目的选定到如今的最终完稿，我们六个人，一直坚持着要做一份有意义的调查报告，正好赶上第二届子牛杯，我们也更加珍惜这样的机会，虽然题目的选择被认为是太高、太深，不适宜大学生做，但我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即使在酷热的8月，大家还要在北京的各个大街上去分发问卷，即使面对政府部门的难联系，不配合，最后每个人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大家看着这一万多字的沉淀，心里被满满的成就感填满。

最大的感触，或许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欣慰吧。我们现在这份论文，是融合了大家每个人的心血而成的……在这个调查中，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关于调查的数据或是资料，我们更感受到了来自团体的强大力量。——彭媛

从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时，就被调查报告的力量深深震撼，虽然我们还是学生，在这条社会调查道路上能做的可能只是关注、关注、再关注，但我相信所有的努力都是为将来积累感性材料，埋下一颗种子，无论走到哪儿，什么时候，心底都会惦记着社会周遭和人民大众，无论今后能否迈入新闻殿堂，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时发生的新闻事件。——王珏雅

希望这次调查活动能对我及我们小组的所有成员在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上都有所帮助。——季晓龙

暑期社会调查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帮助我们大学生认识了社会，终有一天我们将真真正正地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抱负和智慧。——张澄

回顾调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既难忘又充实。但对于调查工作的责任意识，应该是我们进入课堂的第一天就学到的，就像一位老师在上课中要我们牢记的一样，我们“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誉毁忠奸”。——侯颖

我相信，本次调查中所学到的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会有很大的参考和运用价值。——阿依组丽帕尔教师评语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表面的繁荣，房价的居高不下、节节攀升导致了居民住房消费的畸形发展，这种现象不仅使政府的民生经济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也可能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可能会威胁到我国经济甚至金融体系的安全。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其高房价尤其令人关注。调查组的彭媛、王珏雅、阿依组丽、侯颖、张澄、季晓龙六位同学紧扣社会热点，针对这一现象选择了“高房价背景下北京无房户住房情况调查”的课题，他们拟定了详细的实地调研计划，确定以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式，制定调查问卷并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同时突破层层阻碍，联系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采访，取得可喜成果。同学们在对无房户的个案深访中也表现出提问的技巧性，将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各方面的收获都让人赞叹。

可以看出，通过这次调查，调查小组不仅了解了很多北京房地产市场和房价的情况、国家针对这些情况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掌握了北京一些无房户的具体情况等，也加深了对房价、房地产等相关经济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各种能力。从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同学们通过与社会的深层接触，使自己在采访、写作、评论、数据统计等方面的水平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篇调查报告观点明确，材料翔实，结构合理，文字顺畅，数据分析到位，结论对政府的工作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建设性，达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方毅华）

党的“十七大”传播效果调查报告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七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那么，有关媒体是如何对这次会议进行宣传报道的？普通受众对此又是如何认识的？他们对报告所提出的政策和观点了解程度怎样？哪些方式和手段更适合用于此类传播？为了解答以上的疑问，同时也为今后的政治传播方式提供一些实证研究的参考依据，我们进行了此次调查。

本次调查力图通过实证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北京市民获知信息的渠道、方式以及对于十七大的了解、认知、态度和评价。同时比较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为相关调研提供一些实证参考。二、研究方法

本调查采用深访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将北京市居民分为城区和乡村两部分，城区居民采用电话调查法，乡村居民采用入户访问法。1.访谈部分

访谈对象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相关宣传部门、媒体及受众进行深度访问，共访问对象14名。其中包括：

政府基层宣传部门人员共4名，分别为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文化部魏主任，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文化科刘委员，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辛营村村委书记杨书记及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郑重庄村村党支部副书记钟副书记。媒体从业人员4名，分别为《新闻出版报》的十七大专栏记者1名，人民网的网站编辑1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济频道记者1名及北京7台的1位首席编导、策划。普通受众6名，其中4名男性2名女性，职业分别是：大学教师、工人、律师、家庭主妇、公务员和私营企业主。其中工人和家庭主妇属于低收入者，另外四个人属于高收入者。在学历上，这六人也有所差别。

进行深访是为研究提供背景资料补充及定性材料，充实研究结论。2.电话问卷部分

以北京市城八区17岁以上固定电话用户作为研究总体。

抽样首先抽取北京市城八区各个派出所电话，取前四位局号，以它们代表整个区域的电话局号，按人口比例分配每个区一定比例的样本，电话号码的后四位由电脑随机生成。各个城区人口比例如下表。调查所需样本量为400，考虑空号影响，生成3600个电话号码进行调查。抽样区的电话分布3.郊区入户部分

以2005年的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各项数据为基础，计算出北京市11个郊区各类指标的平均值。选取与平均值方差平均和最小的怀柔区为调查地区。然后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怀柔区的两个乡镇，再利用同样的方法在两乡镇各选两个村，最后抽出4个村分别为：辛营村、苇店村、西台下村和郑重庄村。

对研究问题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之后，设计的问卷分六个部分：（1）近期关注的问题，（2）媒介接触行为，（3）对媒体报道的评价，（4）对十七大的认知，（5）对十七大的评价和态度，（6）个人信息。

本次调查时间为：2007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

共采集到样本778份。经认真校对审核，共计入有效样本量为770份，有效样本率为98.9%。问卷回收之后，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了描述性分析、交互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三、调查结果及分析1.调查样本状况描述表1 城市样本情况（N=418人）表2 农村样本情况（N=352人）

从样本的组成来看，对总体有较好的代表性：男性受访者和女性的比例近似1∶1；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7周岁以上的北京居民，年龄、职业分布较为均匀；城区样本中群众占69%，中共党员占30%，民主党派人士占1%；农村样本中群众占71.39%，中共党员占21.68%，共青团员占6.65%。

调查对象的学历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区受访者中大专或本科占最大比例（大专或本科学历达到49%），农村受访者以初高中学历为主，大专或本科学历只占样本的4.6%。另外，北京周边农村的经济（收入）较低，平均年收入为5000元以下的家庭占总数的52.3%。（见表1、表2）2.对十七大的关注程度及认知情况

表3、表4为调查样本对十七大传播信息的关注情况。表3 对十七大的关注程度及了解程度

从表3中可以看出：所调查样本对十七大普遍还是比较关注的。

比较而言，受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十七大的了解大多数处于“了解一点”的状态，其次是“不太了解”。且城区和农村样本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如表4）。表4 城市和农村样本对于十七大的关注及了解程度对比图1 受访者关注十七大的原因

从图1可以看到，城区受访者关注党的十七大的原因比较多样化，从整体来看，“十七大内容关系到切身利益”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对时政比较关心”，归纳起来，这两点可以理解为受访者出于自身原因而关注党的十七大。受访者由于“十七大的决议关系到国家5年内的发展趋势”而关注党的十七大占18.4%，在调查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到“党的十七大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景”，因此他们很关注。在农村受访者的回答中，也体现了类似的趋势，但“十七大内容关系到切身利益”所占比例远高于50%，关注原因比较单一。

在关键词的提及方面，“和谐社会”是城市样本中提及最多的，“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的提及次数仅次之。另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的关键词“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及率也比较靠前。

比较而言，农村样本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及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关键词，可见，对十七大提出的这一方针最为农村居民所关注。此外，“和谐社会”、“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也在被访者心中印象较深。应该说这些方针政策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他们脑海中记忆深刻的内容。

在深访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一现象：几位受访者都提及了“民生”这个词，他们普遍关心的是房价、物价上涨、医疗改革、财产性收入等与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问题，对十七大关注民生这一点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部分民众仍旧认为十七大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见图2）图2 关键词提及得分3.媒体接触情况及媒体报道评价(1)关于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

对样本日常接触信息主要渠道的调查表明，北京市城区市民的主要信息来源为看电视、看报纸和上网。

然而在农村，电视仍是大众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介，其次是广播。比较可知，城乡居民在电视、报纸、互联网、广播等作为主要信息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渠道如单位组织学习、亲友告知、手机短信、杂志等，由于城乡调查样本接触都比较少，基本上没有差别。深访得知，受众观看电视主要是中央台、北京台及凤凰台等。同时，城区居民中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较高，网络传播的及时性和良好的互动性是人们选取网络的主要因素。当然，这与城市居民文化程度和收入相对较高、城市网络设备比较完善有密切的联系。广播则被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是最有效的传播途径之一。（见表5）表5 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对比T检验(2)是否参加过组织学习以及组织学习的效果评价

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传播手段。在城区受众中有10%的人、农村受众中有13.9%的人提到了信息来源渠道为组织学习。因此我们专门考察于其对组织学习的评价。表6 对组织学习评价

对“对组织学习的评价”，无论是宣传力度、宣传效果以及组织形式，两组样本的受访者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异，城区都趋向于选择很好或者非常好，三项的评价平均分均接近4分（即“很好”），但农村倾向于选择“非常差”和“比较差”。这可能与“单位”的定义不同有关，在城区可能是工作单位组织开展了丰富有效的形式，农村受众对其接受程度一般。（见表6）（3）是否参与过亲友讨论、网上发帖以及发送短信参与十七大讨论表7 参与十七大讨论行为

当人们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关注的时候，就会转化成相应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几乎没有通过在网上发言、发短信、打电话等方式参与媒体报道的行为，近一半的自发讨论都是通过与亲友讨论进行的，城区与农村受众没有差异。说明一般受众对十七大的关注程度虽然高，但参与讨论的人相对比较少。这也可能与上网、发短信参与活动的人本身就比较少有关。（见表7）

对于通过何种渠道与政府沟通，少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沟通，相当多的受众认为有必要进行沟通。网络是大家认为的主要沟通手段，给政府部门打电话、发短信也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还有一些人认为上访和找人大代表是有效的手段。而深访发现，虽然沟通是必要的，但个人都不会主动去进行沟通，而且对沟通所能起到的作用持保留态度。（4）媒介接触时间分析表8 十七大期间媒介接触时间的分析

通过表8的数据可以发现，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城区受众接触媒介的时间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样本平均每天接触媒体的时间约为83分钟，而十七大期间这一平均值仅为78。说明内容的单一性可能导致受众信息接收出现疲倦。农村样本在十七大期间接触媒体的时间有所增加，从67分钟增加到69分钟。（5）媒体报道评价表9 受众对媒介报道评价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媒体关于十七大的报道总体比较满意，均值为3.97，接近“比较好”（4分）。从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及时性、生动性和开放性等方面看，受众评价也比较好，均值接近4（即“比较满意”）。农村受众在各项评价上均显著比城区更高。在深访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也提到：十七大的报道还是比较到位，报道比往届要深入，而且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受众用比以前“深入”、“务实”、“更加贴近人民生活”、“形式多样化”来评价媒体的报道。除公务员，被访受众认为此次媒体报道的开放程度并没增加。另外，受众比较认可的还有媒体报道的全面性，认为此次报道包含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认为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见表9）4.对十七大的总体态度和评价分析（1）总体评价

在被访问者的生活范围内，不到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与身边的人或多或少地谈论过十七大，其中，认为身边有较多或非常多的人谈论十七大的被访者占28%。

在关注或谈论十七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十七大给予了很高的总体评价，认为它是一次继往开来的成功大会。这一比例占所有十七大关注人群总体评价的65.7%。同时，民众认为报告的内容具有新意，提出许多新的有指导意义的名词。对于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民众普遍比较有信心，但同时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见表10）表10 调查样本周围的人对十七大评价(2)具体评价

在具体问题方面，城区样本和农村样本存在一些差异。（见图4）图4 样本对于十七大提及问题中最满意的指标

对于十七大新闻发布会所涉及的问题，城区样本普遍最关心的是“民生与和谐”、“北京奥运会筹备情况”和“重视未成年人教育”。农村被访问者的“第一提及”中，“民生与和谐”与“北京奥运会”仍然排在前两位，而“中国科技教育发展情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重视未成年人教育”则几乎没有差别地排在第三位。“民生”和“奥运”成为受众在十七大新闻发布会上最为关注的内容。

在受众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和“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监督”这四类问题虽然不是第一提及，但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相当高的关注度。(见图5)图5 受访者最关心的十七大新闻发布会主题

通过媒体报道和解读，大部分被访者认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是总书记报告中印象最深的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也是其印象比较深的部分。说明被访者希望提高经济水平，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3）期待展望

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与期待时，大多数（68.5%）被访者表示，十七大召开后，对于今后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并且认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20年一定能够实现。仅有2.7%的被访者表示十七大召开后，对于未来的生活期望没有以前好了。5.传播者调查及结果分析

上文中对于十七大传播信息的关注、态度及评价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一传播效果的实现均来于传播者，即相关媒体、宣传部门的组织和实施。对此，相关媒体和宣传部门是如何策划、实现的呢？（1）相关宣传部门

为配合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传播，政府相关宣传部门主要通过广播、报纸、组织学习、举行文艺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农村，依靠党员发挥人际传播的作用比较显著，网络仍没有被纳入到宣传体系中来。

在宣传内容方面，各级政府主要根据上级交予的任务并根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如在农村，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民生、党建等，尤其是民生（就业、保险、缩小城乡差距等）是宣传的重点。

基层政府对十七大宣传的反馈和引导做了大量工作，开设了听取民意的渠道，如代表会议、调查表、意见箱等，宣传效果则还未评定。（2）媒体

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主要根据自身定位进行前期策划，报道内容依照报道计划进行，对于超出自身定位以外的方面基本不做报道，所进行的报道比较专业及深入。网络媒体的报道则没有侧重，相对宽泛、全面，策划性弱，时效性高，同时因其多媒体的优势，使得报道形式更多样，但报道的深入程度相对不够。

虽然如此，各媒体对于民生问题均进行了报道，但报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与媒介自身的定位密切相关。在访问的媒体中，除《新闻出版报》外，各媒体都对十七大重点提及的名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报道。如“财产性收入”、“改革开放”、“坚持一国两制”等，通过受众认知的比较，这一报道的效果较好。

所访问媒体基本上都建立了与受众沟通的渠道，如热线电话、听众来信、手机报纸、博客、论坛等。但媒体对受众的反馈没有针对性报道，没有整合、分析，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来自反馈的信息，媒体的能力也许并没有完全发挥。四、结论

此次调研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1.此次十七大的召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政府及媒体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高强度的宣传与报道。

2.“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传播过程对于促进受众对“十七大”的了解、认知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对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受众表现出了较高的认知度，对会议内容以及媒体报道的评价较好。

3.“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传播过程中，大众虽然关注度和认知度都较高，部分受众也有与亲友谈论，但参与沟通或表达意见的意愿并不强烈。

4.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电视依然拥有强大优势，城乡居民接触媒介存在差异。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多数北京农村居民仍然依赖电视作为信息接受媒介，基本上没有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人。调查后记

2007年12月，我班全体同学在王锡苓老师开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中，进行教改实践项目“十七大传播效果研究”。从项目的提出，问卷、访谈提纲设计，抽样方案设计，调查实施到报告的撰写，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进行了全面分工。全班同学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协力完成。

第一阶段，我们分为三个组：抽样组、访谈大纲设计组及问卷设计组：抽样组有成员石松（组长）、曹曼文、蒋浙龙、冯慧能、向艳、艾丹、李琳、尹墨、雷佳（组长）、赵璇、赵晨，负责农村抽样和城市居民的抽样；访谈大纲设计成员有赵楠、宋馨、崔明圆、段懿宁、李媛媛、李子钧、杨晓丹、蔡静怡、汪舒（组长）、谢达，负责媒体、政府、受众深访大纲的设计；问卷设计组有陈怡凤（组长）、谢聪阳、沈力力、曹军军、周茉莉（组长）、岳琦云、周承承、李奇延、张培璐、艾妍、米拉，他们负责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两版本的问卷设计。在进行抽样时，因为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无法得到，电话区号无法全部获得而需要进行一些方案上的修订。而访谈大纲和问卷也是反复协商修改完成的。

第二阶段，实施调查，这是最辛苦的阶段。调查有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农村居民的面访和媒体、政府及普通受众的深访，特别是电话调查最为辛苦。为了做好电话调查，提高访问效率，另一方面加强大家对电话调查技术的掌握，全班同学都投入到电话调查当中。由于电话号码为随机生成，许多号码是空号，十个电话能打通的只有两三个，而打通的拒访率也很高，问卷稍长也有访问中断的情况发生。为了完成分配的每人15个成功样本，每个同学都打了不下一百个电话。农村居民的面访一天完成。由于事前王老师与怀柔区宣传部领导及相关乡、村负责人进行过沟通和联系，村民们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从广播中得知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进行调查的事情，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深访组的同学则为使被访对象多样化，可提供更多信息，在被访对象的约访及访谈过程中，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第三阶段，撰写报告。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城市居民电话调查结果报告，由陈怡凤、艾丹、汪舒、谢达、尹墨、雷佳、张培璐、向燕、段懿宁负责撰写；第二部分为深访结果报告，由蒋浙龙、周茉莉、李奇延、曹曼文、赵晨、赵楠、宋馨、蔡静怡、赵璇、李琳、李媛媛、崔明圆负责撰写；第三部分为农村居民面访结果报告，由石松、沈力力、杨晓丹、曹军军、李子钧、谢聪阳、艾妍、周承承、米拉、岳琦云负责撰写。其中，为使报告内容更加深入，在电话调查与农村面访部分，同学们除做了描述性分析外，还利用SPSS进行了多元分析，提出有价值的分析结果，并用图示将结果显示出来。而访谈组也在媒体、政府、受众的层面上对访谈结果进行了整合分析。最终，为了更好地体现研究结果，进行城乡对比，陈怡凤与周茉莉又将报告的电话调查与农村面访部分结果进行整合，深访内容也融入到相应的部分进行深入分析。几经修改，我们力争完成一份可阅读的，有重点、有对比、有深度、有价值的《十七大传播效果》研究报告。《十七大传播效果》研究得以完成，除了全班同学的热情参与外，我们还得到了许多指导与帮助。尤其是王锡苓老师在研究过程中一直以来的支持，不辞辛苦地提供帮助与指导，反复修改研究报告，是我们得以完成此项目的最主要动力，在此谨借此文向王锡苓老师表达我班32名同学最诚挚的谢意。其次还要感谢电视与新闻学院雷跃捷院长、陈作平副院长对本研究的重视且提供经费支持，感谢怀柔区宣传部副部长吕小国、怀柔区渤海镇文化中心秘书处魏明俊主任、渤海辛营村支书杨支书、庙城镇宣传委员刘春莲及庙城郑重庄村钟书记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帮助。在此致以全班同学诚挚的谢意！教师评语

该报告是电视与新闻学院2005级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专业的全班同学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后所进行的一项教学实践活动的成果，主要目的是对党的十七大媒介传播效果进行实证调查。这一选题一方面能够丰富传播效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学生将课堂知识运用于实际问题的一次演练。此次调查中，2005级媒调班的全体同学选取了北京8城区的市民以及怀柔区渤海镇和庙城镇的农民分别进行电话问卷调查入户访问调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电话调查面临着缺乏详细资料的困境。在此情形下，该班同学运用随机号码的方法，经过艰苦的努力（遭遇大量空号和拒访）完成了一定数量的问卷调查，为该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

报告整体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引注规范，图表制作标准，是一篇较好的定量调查报告。

该报告的完成与2005媒调班良好的班风和踏实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也是他们热情致力于学有所用的结果。（王锡芩）

残奥会，北京准备好了吗？——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调查报告

今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和第13届残疾人奥运会将分别于8月8日和9月6日在北京举行，距今仅剩三个月左右。届时，将有4000名[1]残疾人运动员来到北京参赛，同时还将有大量国内外的残疾人观众来到北京观赛及旅游。在国内外残疾人运动员及游客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就是北京的无障碍设施。北京的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与其相关的服务是否到位，将会直接影响各界对于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成功举行以及舆论的评价，甚至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国家形象的认识。

为了了解奥运会冲刺阶段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的现状，考量其是否能够满足国际标准和各国人民的需求，很有必要在奥运前期对北京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进行一次调查和研究。2.四川大地震致使我国残疾人数量骤升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中国残疾人的数量已经达到8296万人，种种数据显示，中国残疾人的数量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相对世界5亿多残疾人来说，8296万的数字是极为庞大[2]的，给中国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事业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2008年5月12日，一场发生在四川罕见的8.0级大地震给四川带来了深重苦难，在夺去了6万多同胞生命之外，还使成千上万的人致残。因此，庞大的残疾人群体呼唤我们建立更多完善的体制和设施来保障他们的生活。3.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的经验对于国内其他城市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首都以及国内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模范城市，北京将是中国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在北京无障碍设施朝着“国际化、标准化”方向努力的过程中，将会为国内其他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提供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在奥运会以后，北京的成功经验也可以继续在国内其他城市进行推广。（二）研究问题“无障碍设施”是指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包括无障碍通道（路）、电（楼）梯、平台、房间、洗手间（厕所）、席位、[3]盲文标志和音响提示以及其他相关生活的设施。

我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兴建的各种设施不仅要满足正常人使用，还要能够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等使用，在无障碍设计概念提出之前，许多设施的设计是按照健全成年人的活动模式和使用需要来考虑的，因而不适合残疾人和老年人使用，形成使用障碍，令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压抑和不安。

硬环境上的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1）水平类:坡道、缘石坡道、盲道等；（2）垂直类:无障碍垂直电梯、升降台等；（3）标志类:警示信号、提示音响、指示装置、无障碍标志等；（4）专用类:低位装置、专用停车位、专用观众席、扶手等。同时，无障碍设施的维护、相关人员针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的引导，也属于无障碍设施中软环境的一部分。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它的建设不仅为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方便，更主要的是体现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除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外，我们也通过文献研究与无障碍设施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客观地展现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情况。[1] 《国际残奥委主席赞运动员村披露开幕式天地辉映》网址：ttp://2008.sohu.com/20070423/n249639549.shtml[2] 援引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7-01/11/content_7641042.htm[3] 百度百科“无障碍设施”词条解释，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410657.htm二、研究方法（一）研究方式及研究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以及文献分析法。

首先，我们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横向对比，对比内容主要集中于与无障碍设施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实施情况以及使用感受。

其次，我们运用观察法实地考察了北京公共场所（地铁站、博物馆、百货公司）无障碍设施配备状况。针对“无障碍设施”的定义和外延，我们将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分为四类进行观察，分别是：垂直类、水平类、标志类和专用类。

最后，我们采用访谈法，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与无障碍设施相关的不同群体的意见，我们一共访问了5个人，他们分别为北京残奥会主要工作人员、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残奥会志愿者、盲人以及聋哑学生。访谈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受访者对于“无障碍”设施的认知；2.受访者对于北京现行“无障碍”设施的评价3.受访者对于北京未来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建议和展望。在具体访谈过程中，由于受访者身份的差异也相应有所区别。（二）研究对象

由于本次调查研究的内容比较特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较敏感，因此选择访谈对象和约访的过程难度较大。

首先，北京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与北京奥组委、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局以及残疾人联合会等官方机构有较大关系。因此，我们利用现有的人脉访问了两位政府工作人员。一位是北京奥运培训顾问、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顾问、北京奥运会培训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特聘专家赵济华老师。另一位是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聋哑人），他既是残疾人，同时也从事残疾人相关工作，作为访谈对象很有代表性。其次，了解无障碍设施必须要了解残疾人对这些设施的亲身体会。因此我们访问了一位盲人按摩师和一位聋哑学生。希望从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残疾人的经历和感受中了解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真实情况。最后，鉴于北京举办奥运会及残奥会的这一历史机遇，我们特地访问了北京理工大学场馆的观众服务运行主管（学生志愿者）叶慧玉。三、研究结论（一）关于北京“无障碍设施”建设的现行法规和政策分析

1961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此后，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有关法规。

我国现行的和“无障碍设施”相关的法规有《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2001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及199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措施。”国务院批准执行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五年工作纲要、“八五”、“九五”、“十五”计划纲要，也都规定了建设无障碍设施的任务与措施。1998年4月，建设部发出《关于做好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通知》（建规〔1998〕93号），主要内容是有关部门应加强城市道路、大型公共建筑、居住区等建设的无障碍规划、设计审查和批后管理、监督。1998年6月，建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实施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的若干补充规定的通知》（建标〔1998〕177号），主要内容是切实有效加强工程审批管理，严格把好工程验收关，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的入口、室内，新建、在建高层住宅，新建道路和立体交叉中的人行道，各道路路口、单位门口，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居[1]住小区等均应进行有关无障碍设计。

由以上的资料可以发现：1.我国关于“无障碍设施”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时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较晚。2.我国关于“无障碍设施”的政策和法规已趋于完善。3.我国的无障碍设施的具体建设目前尚缺少统一标准。（二）欧美、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经验美国——无障碍设施遍及美国，残疾人出入“所向披靡”

美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现有多层次的立法保障，并进入科研和教育领域:各种无障碍设施既有全方位布局、又与建筑艺术协调统一，同时给残疾人、老年人带来了方便与安全，堪称世界一流。

美国是世界第一个制定“无障碍标准”的国家，社会组织对于无障碍设计的要求最初提出是在50年代末期。在制定和提出的过程中，通过立法机构有关法案，使无障碍设计具有某种强制性。除制定适用于各州的地方性无障碍技术规程，无障碍技术标准和法规在实施中还要不断受到评价和修改，美国标准协会规定，每五年修改一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采取与欧洲不同的方式对待残疾人问题，欧洲国家倾向使用非法律的方式，建立残疾人享有社会地位及经济完整性的权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倾向于立法，他们会考虑到残疾人在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体现于法律中。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建筑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从事此项研究工作，并有专门的试验室和教研组。美国许多高等院校的建筑系，如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建筑系，已专门设立无障碍设计技术课程，作为必须训练的一项基本功，另有若干高等学校还进一步开设有关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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