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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司汤达(Stendhal)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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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试读：

译本序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立即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帕尔玛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分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写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已经做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检查当局的纠缠，他使用的笔名有四十来个，落款达七十种之多。他最常用的笔名“司汤达”，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玛丽-亨利·贝尔。在《红与黑》写作年代上，他同样真真假假。今天已经证实，虽然确如他所说，《红与黑》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已准备好发表——有他这年五月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为证；但它的写作年代却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约半年时间；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最早只能始于一八二八年，因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几期《法庭公报》，向作者启示了未来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

对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的各种文献嗜之为癖的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情读者。一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几期《法庭公报》对伊泽尔省重罪法院正在审理的一桩刑事案件的报道映入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这样的：现年二十五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便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当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学文化。一八一八年，他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经那位本堂神父介绍，受雇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年轻的家庭教师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辞退。他重又寻求走教会的道路，也均遭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

发生在家乡的这桩未遂事件，引起司汤达浓厚的兴趣。他绝不以为贝尔德对米肖夫人的爱情有什么大逆不道。在与贝尔德相仿的年龄，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它们。”不仅如此，他还曾对实现这种渴望信心十足：“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因此，我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在仰赖出身而得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上层阶级青年身上已丧失殆尽，司汤达却仿佛在贝尔德这样的下层青年中发现了他所赞赏的这种品质。在谈到当时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时，他再清楚不过地写下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一个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细木工，杀死了他的门第高贵的情妇。司汤达在《罗马漫步》中就此事写道：“正当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失去强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像拉法格这样的年轻人中间，展开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些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从事劳动，并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挣扎下去。……他们保留着意志的力量，因为他们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后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以前也处在这几种状况：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力和极度的贫穷。”

尽管富有“热情”和“毅力”，贝尔德和拉法格都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追求”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使司汤达诧异。在他看来，这只是绝好地证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则：“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司汤达决定用贝尔德的故事，同时也参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构成他下一部小说的基干。

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无数可资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这些素材产生出的成品却往往大相径庭，见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据贝尔德的案件，无聊文人完全可以炮制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说；而司汤达却创造出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瑰宝，这绝非偶然。司汤达开始写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五岁。《红与黑》这部杰作的产生，可以说是他前此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导向的必然结果。

司汤达于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律师世家的中产阶级，思想极其保守。母亲早逝后，一向对他冷漠的父亲再婚，索性把他交给一个神父教管。而他却乐于接受外祖父——一个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老医生的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和家庭的矛盾发展为政治上的对立。当父亲因革命的胜利而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却欢欣鼓舞。小贝尔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庆祝共和党人的胜利的情景，感人至深。从这时起，以雅各宾党人自命的司汤达，就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在专为向青年一代灌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以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一八〇〇年、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在意大利，他历次作战都大显身手，从中士晋级中尉，又升任参谋。在普鲁士战场，他出色完成征粮任务，博得拿破仑皇帝的赞赏。远征莫斯科虽是一场灾难，司汤达却在军粮供应方面建立了奇功。据说在最惨痛的日子里他也军容整饬，表现十分沉着。他对拿破仑时代满怀留恋。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他把《意大利绘画史》（1817）献给这位“法兰西最杰出的伟人”。不过，司汤达首先是把拿破仑当作反对封建制度的统帅来加以崇拜的；在《意大利绘画史》和《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中，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这个著名的拿破仑信徒，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还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把祖国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发生了联系。一八二一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并非毫无根据。

司汤达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离开在意大利热恋了数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绝，曾在《论爱情》（1822）一书的手稿上画下一柄手枪，表达自杀之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结束自己。”在阔别七年的祖国，帝国时代的朋友们不是备受迫害就是屈膝变节。司汤达却很快便同复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对派领袖拉斐德将军、本雅曼·贡斯当等人取得了联系。

司汤达自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约三十年的生涯，就这样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历史几经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终如一。诚然，一如他的政治观，他的社会观也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的反对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论小册子《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中，他明白宣称：“我虽然希望这些人幸福，但我们不可能尊敬所有的农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无疑比同时代的所有法国大作家都进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当他提笔写下《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封建阶级的败落而兴叹，雨果刚刚挣脱保王主义幽灵，他却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运动和社会现实。

现在，我们就仿佛看到这样一副形象：留着浓密的连鬓胡须、明显发胖的司汤达手拿贝尔德案件的报道，但他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高度，胸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明确的理论原则，拥有长期的文学经验的。他为自己未来的小说加上一个谦逊而又大胆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而《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

把司汤达奉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者的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这很不公允。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这部小说虽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偏爱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长篇琐细的描写，但它恰如其分的笔墨，却把时代气氛烘托得那么浓烈，历史特点表现得那么准确，社会状况勾画得那么清晰，阶级关系、特别是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汤达告诉我们：德·雷纳尔先生从一八一五年起做维里埃尔市长，小说开始时他在这个位置上已为所欲为了十年；而十九岁的于连在这年受雇于市长家，到他在二十三岁时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四年。由此推算，《红与黑》所描写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间的法国，即波旁复辟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一年的法国。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复辟政权的关税保护政策等经济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复辟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和发展。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关系愈来愈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农民而不像城里人”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

司汤达还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和风气也像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好心的老外科军医为了让索雷尔的儿子于连有工夫读书，教好他拉丁文和历史，反须付钱给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在同市长做的一次次交易中，这个锯木厂主表现了列那狐式的狡狯。连“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德·雷纳尔市长这样的顽固保王派贵族，也不免深受市侩风气的熏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例如在他看来，胡桃树之所以有权利存在，全由于它们“提供收入”；“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实属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激发他的热忱”。金钱的考虑甚至可以牺牲贵族的“尊严”，得知妻子和于连的关系，他宁愿隐忍，就因为妻子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

然而，司汤达的笔墨主要还是用于刻画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像一切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实上，自一八一四年以来，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歇。一八二四年极端保王党领袖查理十世登台后，斗争更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小说《红与黑》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对法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状况，作了真实而深刻的艺术写照。

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这幅政治风俗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时代就受到伏尔泰思想影响的司汤达，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有句名言：“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对教会的揭露，几乎全然不涉及宗教信仰问题——对他来说那是已经过时的任务，而是紧扣着教会的要害——它在封建复辟中扮演的罪恶角色。通过发生在维里埃尔的一系列事件，他向我们指出，复辟时代后期，宗教的反动气焰如此嚣张，构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专政”。本堂神父谢朗因为带领《狱情报》编辑阿佩尔了解贫民收容所和监狱的真相，便被教会撤销教职；治安法官得罪了省里派来的玛斯隆副本堂神父，差点儿丢掉饭碗；通过听取忏悔，教会掌握每个人的秘密，控制每一个家庭。最阴森可怕的是圣会，这个教会的秘密政治组织，网罗了各色各样心怀叵测的人，从贫民收容所所长到市长家的仆人。教会的横行霸道在法国随处可见。在里昂市郊，惯守本分的圣吉罗只因每年施舍给穷人两三百法郎，而没有把钱奉献给教会组织，便被搅得无法安身。在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组织起严密的圣会网，“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报告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将级军官都感到胆颤心惊。”在司汤达称为整个小说的“最精彩的部分”里，贝藏松神学院的丑恶内幕被揭露无遗，那里，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虚伪排挤正直，欺诈胜过善良，毋宁说是一所阴谋家的专门学校。在描写秘密会议的章节里，司汤达对积极参与反革命密谋的教会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红与黑》对教会的一切描写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宗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并且始终着眼于复辟王朝时期教会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它的揭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抨击达到极强的力度。“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是司汤达笔下整个复辟王朝政治画卷的中心，而秘密会议又是这中心的核心，在这次会议上，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要人们策划请求英国出钱，俄、奥、普出兵，而在法国由教会组织起一个武装的政党与之配合，把反对派一举歼灭。他们明知“这是个冒风险的，而且没完没了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除掉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国都在模仿巴黎”，但阶级本性使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作家这里所反映的，正是他写作《红与黑》时正在发生的事，一八二九年八月波里雅克的极端保王党内阁上台后的法国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当代人在日记中写道：“首都流传着成千上万种可怕的谣言，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害怕镇压又要加强，……然而悲惨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也能够举行政变。”完全证明了司汤达对当时事态观察之锐敏，再现之准确。

就是在这刻画得极其出色的典型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历史条件的成功限定，为于连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伤恋人；被处死刑。小说人物于连的故事受到《法庭公报》中贝尔德案件报道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报道中的贝尔德仅仅是个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经过司汤达艺术再创造的于连，则是根据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空，被赋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了充实的社会含义的文学典型。

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工人的儿子”、“仆人”、“工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纳尔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他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儿童时代，他看见拿破仑的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青年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很早就同反动家庭决裂的司汤达，曾得以在拿破仑大军中施展才干，两相比较，他深知复辟王朝在新一代青年面前耸立起的是怎样的壁垒。通过困扰着于连的出路问题，他响亮地提出的，正是复辟时代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庸，却少做许多虚伪的事。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像富凯那样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的，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怎样认识这个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进某个“简便”的模子，或者用一两句话作出“定断”。必须考虑到，青年于连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说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经常在真实中掺杂着假象。总之，必须正视他的全部复杂性。

于连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用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经妻子建议，德·雷纳尔市长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着的。如果说儿童时代他渴望入军界是因为受到老外科军医讲的那些战役的鼓舞，出于对“披着长白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的拿破仑龙骑兵威武气概的羡慕，那么，青年于连却是欲火炎炎地眼盯着金钱和权势：“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应该当教士。”“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

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最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他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更加深恶痛绝：“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但是，于连一方面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一方面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瓦尔诺高升时，正是于连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瓦尔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在逐渐“成熟”的于连看来已经极其自然了，因为他认为：“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理有上千法里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但是，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为由教会的道路往上爬，他明明对《新约》和《论教皇》“都同样不相信”，却把它们称为“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德·拉莫尔侯爵赏他一枚勋章，他就发誓“我必须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方针行事”。他的“行事”是那样忠诚，甚至被选中担任最反动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人！

于连敢于直面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和逃避现实的富凯相比，无疑更具有英雄的气概。他的英雄主义的动因，是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他声称“不能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但是，“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不过，在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种“热情”中，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

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小说，是刻画主人公于连、也是反映复辟王朝后期社会风尚的重要部分。

考察于连的两次爱情，要首先撇开那些障眼的细节，瞩目于这个根本的事实：尽管经过种种曲折，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还是衷心相爱了，他和德·拉莫尔小姐还是达到了自愿的结合。这事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它是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有力冲击，对平等自由的恋爱和婚姻的大胆肯定，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

司汤达笔下的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和德·拉莫尔小姐的“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的确如他所说，是小说中的一个“创举”。在《论爱情》一书中，司汤达曾把爱情分为热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他鄙视纯肉体之爱，认为“唯有热情之爱能使人幸福”。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灵的爱情”大约就是他所谓的“热情之爱”，而德·拉莫尔小姐的“头脑的爱情”则近于“虚荣之爱”。看来正因为如此，于连终于被德·雷纳尔夫人的纯真之情所融化，而与玛蒂尔德在感情上始终存在隔膜。

不过，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她们在这两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温良柔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必须有很大的勇气；大家闺秀德·拉莫尔小姐不顾一切地嫁给一个平民，尤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对于连的爱都带有壮烈的意味，而且令人感到某种英雄的气息。

至于于连，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在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在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公民的热情”，即他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为了嘲弄德·雷纳尔市长，或者因为要减轻她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轻蔑”。他要博取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公子哥儿们更有被爱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当时，没有这种向统治阶级偏见挑战和斗争的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平等自由。应该指出，于连在恋爱中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低劣做法，例如用给德·费尔瓦克夫人寄假情书的方法刺激德·拉莫尔小姐。但依然有必要从总体上肯定，于连的两次恋爱，在复辟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小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现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和缺点。司汤达无疑对于连满怀同情，他把自己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他的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赋予了这位小资产阶级英雄；他欣赏于连，尽管他无情地指出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投靠恶势力的于连是个达尔杜弗，却还是认为这个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要纯净、高尚得多；最后，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于连必然失败的结局，从而昭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拿在现实主义作家、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司汤达手中的《红与黑》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它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和悲剧，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高尔基说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同样，我们可以说，《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红与黑》的巨大魅力，还在于它极富有艺术特色。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证实。”他总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尊重事实，意味着一方面要“摹仿自然”，尊重通过观察在“广阔的天地里”发现的“事物的比例”，“不带成见”地“如实反映”，另一方面要“善于选择真实”，“描绘出每件事物的主要特征”，“把主要特征陈述得更鲜明”。以上我们已经看到，《红与黑》就是司汤达根据对波旁复辟王朝社会现实的亲身体察所作的真实描绘，作家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事物，不仅创造了社会各阶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而且如实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比例，以及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的消长。

但是，虽然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却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很不相同。巴尔扎克更感兴趣的是造成一个人的“境遇”，而司汤达倾心的是人的“灵魂的辩证法”。

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严肃地答道：“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我们从《红与黑》中可以看到，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心理活动的描述，亦即对人物内在世界的描述，成了司汤达塑造人物性格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没有内心描述，他笔下的人物都会立即枯萎。不难想象，假若于连在握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职责”，假若于连看到瓦尔诺之流花天酒地而不由心底发出愤慨的诅咒，假若于连在死牢里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定然面目全非。泰纳赞誉司汤达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司汤达对人的心理的研究的确精到。他不仅看透了人物的心灵，而且看到他们行动和感觉的心理法则。爱伦堡精辟地指出：“玛蒂尔德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理活动。”不仅如此，《红与黑》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他们的出身、职业、气质、际遇相联系的，构成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征的许多心理细节。仔细领味《红与黑》中的心理描写，读者会获得莫大的艺术享受。

司汤达对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专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的其他一些特点。

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来，司汤达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加以最大限度地削减。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举了一个很雄辩的例子：一个情敌在大街上夺去你心爱的人的心，要你说出此人这时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是不近情理的。另外，在他看来，“描写一个中世纪农奴的服装和铜项链，要比描写人类心灵的运动更轻而易举”。因此，他完全忽略人物的衣着，正像他在化名文章中直言不讳的，他“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同样轻视，他笔下的奥克塔夫、于连、法布里斯都是“细长的身材”、“黑色的大眼睛”、“鬈曲的头发”。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少得出奇。只有在衬托于连的胸怀时，作者才难得地挥洒笔墨去形容“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的一只雄鹰在“静悄悄地盘旋着”。

为了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司汤达不仅要尽量减少物质世界的干扰，而且也强调把内心活动写得尽量简洁。他的自传性小说《亨利·布吕拉的一生》，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再温柔动人的感情，如果琐琐屑屑地道来，也会受到损害。”司汤达深知利弊，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无论多么丰富，他总诉诸凝炼的几笔。

出于同样的原因，司汤达竭力主张“使形式所占的部分”尽可能“菲薄”，使风格缩小到“零度”。他甚至轻视文笔，认为一个完美的作家要能使人们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只记得意思而不复忆及个别辞句。他就是努力这样做的。为此，他不仅嗜读十八世纪启蒙作家的简洁的散文，而且每天早晨背诵几页《民法》。司汤达小说语言的简约、质朴，甚至到了干枯的程度，《红与黑》的读者不难获得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饶有兴味的情况：小说基本上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但是第一人称“我”却经常插嘴进来，评头论足。实际上，即使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隐身作者的态度也昭然若揭。作家描写主人公于连的笔墨中，同情的色彩更加鲜明。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名著中，作者这样直接出面，作者的倾向性如此露骨的，实在少见。

文学技法没有一定之规。文学名家总是各逞其能，各尽其妙。《红与黑》的不朽魅力，表明司汤达的艺术追求达到它的理想境界。例如，通过贬低风格，他创造了那最适应他的小说需要的风格。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萨特指出：“他的风格是尽善尽美的。”

小说的题目《红与黑》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究的一个谜。关于这个书名，已经提出的说法五花八门。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红”指红色的军装，“黑”指教士的黑袍。此外，也有人认为：“红”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是对卑鄙可耻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象征于连的力量，他羡慕苍鹰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征身陷囹圄的于连幻想的破灭；“红”与“黑”是赌盘上区别输赢的标志……《红与黑》是个象征性的书名。正像后世的象征主义者所说的，它成了“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若隐若现，更增加了它的魅力。既是象征，人们本来是尽可以通过自己的体会，在意向上充实它的含义的。但是，具体地指定“红”代表红色军装、“黑”代表教士黑袍，却显然不能成立。整本《红与黑》，写到军队处只出现过拿破仑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而绝无“红色军装”出现，这不是偶然的。拿破仑的部将极少有身穿红色军装的，这一点可由维尔奈的名画《枫丹白露的诀别》为证，在那幅画上，拿破仑的部将们聚集在这位行将前往厄尔巴岛的皇帝周围，竟无一人身着红衣；而复辟王朝对红色是讳莫如深的。至于教士黑袍，那不是于连追求的目标，他羡慕的是年薪二三十万法郎的红衣主教。那种认为“红”与“黑”和赌博的输赢相联系的解释，更是牵强。我们知道，司汤达是以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处理于连的失败的，这里丝毫不牵涉什么“机运”。从两种力量的对立和斗争的意向上理解“红与黑”，相比之下倒是更合乎情理的。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贴近又比较可靠的解释呢？应该说可以。司汤达本人为人们提供过帮助，在《吕西安·娄凡》的手稿中，谈到他为这部新作考虑的另一个名字《红与白》时，他写道：“《红与白》，或者《蓝与白》，为了使人联想起《红与黑》，并且给记者们一个启示：‘红’，共和党人吕西安。‘白’，保王党少女沙斯特莱。”司汤达关于“红”与“白”的解释，与服装无涉，而是根据两位主人公政治思想的对立。循着这一启示，我们可以说，《红与黑》中的“红”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这一理解，不但贴近作品的故事内容，而且切合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

司汤达继《红与黑》之后的作品，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巴马修道院》（1839）和《吕西安·娄凡》。前者以复辟时期的意大利为背景，通过一个青年由追求进步到沉沦的经历，反映了意大利由拿破仑时代到复辟时代的历史曲折，是司汤达又一部长篇小说杰作。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以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子由进步到反动的蜕变，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现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第一次从正面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统治的斗争。在一八三八年出版的《一个旅行者的见闻录》中，司汤达还提出要写一部复辟时代贫苦农民惨遭迫害的编年史。尽管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中风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但这位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忠于他的时代的鲜明形象，将永远为人们所记忆。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维里埃尔这座小城可以算是弗朗什-孔泰的那些最美丽的城市中的一座。它的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小山的斜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把山坡每一个细小的起伏都显示出来。杜河在它的城墙下面，离着几百尺远的地方流过，城墙是从前西班牙人修筑的，现在已经成了废墟。

维里埃尔的北面有高山做为屏障，这是汝拉山脉的一条支脉。维拉山的那些锯齿状的山顶从十月出现初寒的日子起就盖上皑皑白雪。一条湍急的流水从山上冲下来，在投入杜河前流过维里埃尔，向许多木锯提供了动力。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大部分更像农民而不像城里人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然而使这座小城富起来的并不是木锯。普遍的富裕还要靠生产那种叫牟罗兹布的印花布，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就是靠了它，几乎维里埃尔的每一所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

您一进城，立刻就会被一架声音很响、看起来很可怕的机器的轰隆轰隆声震得头昏脑涨。二十个沉重的铁锤落下去，那声音震得石块铺的路面都跟着抖动。湍急的流水冲下来，转动一个轮子，把这些铁锤举起来。每个铁锤我也说不清一天可以制造几千枚钉子。一些娇艳漂亮的年轻姑娘把小铁块放到大铁锤下面，很快地就压成了钉子。这种劳动看上去如此艰苦，却是头一次深入到把法国和瑞士分开的这一带山区里来的旅行者最感到惊奇的劳动之一。旅行者进入维里埃尔，如果打听这个制钉工厂属于谁，它把沿着大街往上走的人耳朵都震聋了，就会有人用慢吞吞的腔调回答：“啊！是市长先生的。”

维里埃尔的大街从杜河岸边向上一直通到小山顶，旅行者只要在这条大街上稍微停上一会儿，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个神情忙碌、态度傲慢的高个子男人。

一看到他，所有的人都连忙举帽致敬。他头发开始花白，穿着一套灰衣服。他是好几种勋章的获得者。高额头，鹰嘴鼻，总之，他的脸上并不缺乏一定程度的端正；初看上去，甚至让人觉得，在他脸上同时具有小城市长的尊严和四十八岁到五十岁的男人还会有的那种魅力。但是从巴黎来的旅行者很快就会发现他有一种夹杂着几分智力狭窄和缺乏想象力的、自满和自得的神态，不由得产生了反感。最后还会感到这个人唯一的才能就是让欠他钱的人如期归还，而在他欠别人钱的时候却尽可能拖延还期。

这就是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迈着庄重的步子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府，在旅行者眼前消失。但是如果旅行者继续散步，朝上再走一百步，就会看见一所外表相当漂亮的房屋；隔着和房屋相连的铁栅栏，还可以看见景色极为美丽的花园。远处是由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条地平线，好像是特地为了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才创造出来的。这景致使旅行者忘掉了已经开始使他感到窒息的那种充满蝇头小利的铜臭气氛。

有人会告诉他这所房屋属于德·雷纳尔先生。维里埃尔市长当时刚筑成的这所方石砌的漂亮房子，完全靠了他经营的大制钉工厂赚到的利润。他的祖上据说是西班牙人，是个很古老的家族，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以前很久就已经来到当地定居。

从一八一五年起，他为自己是工业家而感到脸红。一八一五年他当上了维里埃尔市长。花园一层一层地自上而下，一直伸展到杜河岸边；支撑着这座繁花如锦的花园的各个部分的挡土墙，也是德·雷纳尔先生经营铁器买卖的才干的报酬。

别指望在法国能找到围绕着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等德国工业城市的那种风景如画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一个人墙越是砌得多，地产上一道道往上垒的石块竖起得越多，就越有权利获得邻人的尊敬。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里到处是墙，因为他以极其昂贵的价格买进花园现在占有的一些小块土地，所以花园就更加受人赞赏。譬如说，那个锯木厂吧，它坐落在杜河岸边的那个奇妙位置，曾经在您走进维里埃尔时，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您注意到“索雷尔”这个姓用一个个巨大的字母写在高出于房顶之上的木板上。六年前它原来占据的那片场地上，这时候正在砌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的第四层台地的挡土墙。

市长先生尽管生性高傲，还是不得不一再找上门去求老索雷尔这个冷酷、固执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许多丁当响的金路易，才使他同意把工厂搬走。至于推动锯子的那条公用的急流，德·雷纳尔先生靠了他在巴黎享有的威信，设法使它改了道。这种恩惠是在一八二*年的选举以后才降临到他头上的。

他在下面相距五百步的杜河边上，给了索雷尔四阿尔邦地来换一阿尔邦地。尽管这个位置对枞木板的买卖有利得多，索雷尔老爹——自从他有钱以后，别人都这么称呼他，——还是巧妙地从邻人的急躁情绪和地产癖里榨取到一笔六千法郎的款项。

这笔交易确实受到过当地那些头脑聪明的人的批评。有一次，是四年以后的一个星期日，德·雷纳尔先生穿着市长服从教堂出来往回走，远远看见被三个儿子围着的老索雷尔在望着他微笑。这微笑使得市长先生的心灵不幸地一下子开了窍，从这时候起他开始认为，他本来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钱进行这次交换。

在维里埃尔要想赢得公众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在砌很多堵墙的同时，千万别采纳那些在春天穿过汝拉山的峡谷到巴黎去的石工从意大利带来的设计图。这样的革新会给轻率的建筑者带来永远去除不掉的刚愎自用的名声，他在明智、稳健的人们眼里会永远完蛋，而在弗朗什-孔泰，左右舆论以毁誉他人的，正是这些明智、稳健的人。

事实上，这些明智的人在那里实行的是最令人厌倦的一种专制政治。也正是因为这个丑恶的词儿，对于在被称作巴黎的这个大共和国里生活过的人来说，旅居在这些小城中才变得不能忍受。舆论（而且是怎样的舆论啊！）的专横暴虐，在法国的小城市里和美国一样愚蠢。

第二章 市长

对作为行政官员的德·雷纳尔先生的名声来说，幸运的是离杜河水面十丈高，有一条沿着小山伸展的公共散步道，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这条散步道地势极好，从那里可以看到法国最美的景致之一。但是，每年春天，雨水在散步道上冲出许多深沟，使人无法通行。这个人人都感到的不便，给德·雷纳尔先生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他可以砌一堵两丈高、三四十都阿斯长的墙来使他的政绩永垂不朽。

为了这堵墙上的胸墙，德·雷纳尔先生不得不上巴黎去了三次，因为再前一任的内政部长公开表示，他对维里埃尔的散步道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这堵墙上的胸墙现在离地面有四尺高。而且就像是故意向现任和前任的部长挑战似的，此时此刻正在用方石板加以装饰。

有多少次我胸口靠在这些美丽的、带点蓝色的灰色大块石头上，心里想着头一天晚上在巴黎放弃的舞会，目光投向杜河河谷！在那一边，河的左岸上，有五六条弯弯曲曲的山谷，谷底的溪水清晰可辨。它们形成一叠叠的瀑布倾泻下来以后，注入杜河。在这些山区里太阳非常热；每当烈日当空，在这片台地上旅行者可以在高大悬铃木的绿荫遮掩下遐想。它们之所以能迅速生长，能有美丽的绿得发蓝的浓荫，全靠市长先生让人运来泥土，添加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加宽了六尺多（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我还是要为这件事赞扬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照他的意见，还有维里埃尔贫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尔诺先生的意见，这片台地可以与圣日耳曼-昂-莱的台地相媲美。

至于我呢，我发现“忠诚大道”只有一件事该受责备。这个正式名称在十五到二十处地方的大理石牌子上可以看到，这些大理石牌子又为德·雷纳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十字勋章；我要指责的是当局规定修剪忠诚大道上的那些茁壮的悬铃木，甚至剪得残缺不全的野蛮方法。它们巴不得能有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种雄伟壮丽的外形，而不是树冠低低的、圆圆的、扁扁的，看上去像最粗俗的蔬菜。但是市长先生的意志是专横的；属于市政府所有的树木每年都要遭到两次残酷无情的大修大剪。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当然不无夸张：自从副本堂神父玛斯隆先生养成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以后，公家雇用的园丁的手变得更加严厉了。

这个年轻的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派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父的。有一个进驻意大利的军队里的老外科军医，生前隐居在维里埃尔，按照市长先生的说法，他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天这个老军医敢于在市长先生面前抱怨对这些美丽的树定期进行毁伤。“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先生回答，带着一点在对一个外科医生，荣誉勋章的获得者说话时显得恰如其分的高傲口气，“我喜欢树荫，我让人修剪我的树，是为的产生树荫，我不能想象一棵树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如果它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提供收入的话。”

在维里埃尔决定一切的正是这句伟大的话：“提供收入”。单单这句话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

在这座您觉得如此漂亮的小城里，一切取决于提供收入。新来乍到的异乡人，受到小城周围那些凉爽、深邃的山谷的美景引诱，首先想到的是当地居民一定对美富有感受力；他们口口声声谈他们家乡的美丽，我们不能否认他们非常重视它；但是这是因为它吸引来了一些异乡人，他们的钱使客店主人们发财，而且通过入市税的征收给城市提供了收入。

在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德·雷纳尔先生让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神情严肃地谈话，一边提心吊胆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最大的一个可能十一岁，常常走近胸墙，显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一个温柔的嗓音于是喊出阿道夫这个名字，孩子放弃了他的野心勃勃的打算。德·雷纳尔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但是还相当漂亮。“巴黎来的这位神气活现的先生，他一定会后悔的，”德·雷纳尔先生带着受到冒犯的神情说，脸颊比平时还要苍白。“我在城堡里也不是没有几个朋友……”

但是，尽管我打算花二百页的篇幅跟您谈谈外省，我也决不会残忍到勉强您去听一次冗长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巧妙的外省对话。

维里埃尔市长觉得如此可憎的这位从巴黎来的神气活现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想办法进入了维里埃尔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那些最主要的产业主尽义务管理的医院。“可是，”德·雷纳尔夫人战战兢兢地回答，“既然您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地掌管穷苦人们的财产，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能怎样损害您呢？”“他就是为了挑刺儿才来的，以后他会写文章发表在自由主义的报纸上。”“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我亲爱的。”“不过别人经常跟我们谈到这些雅各宾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做好事。至于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原谅这个本堂神父。”

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过靠了这山区的新鲜空气，体格和性格都像铁打的一样坚强。应该说明一下，他有权随时视察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阿佩尔先生带着给本堂神父的介绍信离开巴黎，他考虑得非常周到，把到达这座居民们喜爱打听的小城的时间安排在一清早六点钟，而且立刻就到本堂神父的住宅去。

谢朗神父看了法国贵族院议员，本省最富有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陷入了沉思。“我上了年纪，在这儿受人爱戴，”最后他低声对自己说，“他们不敢！”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尽管年纪已经很大，一双眼睛还是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表明他乐于从事一个多少带点危险的高尚行动。“跟我来，先生，在监狱看守面前，特别是在贫民收容所的管事们面前，请您不要对您看到的事发表任何意见。”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跟随可敬的本堂神父参观了监狱、医院、贫民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得到的回答离奇古怪，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不流露出一点指责的表示。

这次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本堂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吃饭，他推说有几封信要写；他不愿意过多地连累他的好心的朋友。三点钟左右，这两位先生去把贫民收容所视察完毕，接着又回到监狱。在门口他们遇到了监狱看守，一个六尺高、罗圈腿的巨人，他那张下贱的脸受到恐惧的影响，变得十分丑恶。“啊！先生，”他一瞧见本堂神父，就立刻说，“我看见跟您一块来的这位先生，他不是阿佩尔先生吗？”“是又怎么样？”本堂神父说。“昨天我接到最明确的命令，是省长派一名宪兵骑着马大概奔跑了一整夜送来的，不准阿佩尔先生走进监狱。”“我向您宣布，努瓦鲁先生，”本堂神父说，“跟我一起来的这位旅行者正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不承认，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随时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我愿意让谁陪着就让谁陪着吗？”“是的，本堂神父先生，”监狱看守低声说，而且像一条害怕挨棍子才勉强服从的獒狗那样低下了头。“不过，本堂神父先生，我有妻子儿女，如果我被告发了，他们会把我撤职的。我全靠我的职位维持生活。”“我要是失掉我的职位也会感到难过的，”善良的本堂神父回答，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那可不一样！”监狱看守连忙说，“您，本堂神父先生，大家都知道您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上好的不动产……”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两天来议论纷纷，而且以种种不同方式加以夸大，在维里埃尔这座小城里激起了各式各样充满仇恨的情绪。德·雷纳尔先生此时和他妻子发生小小的争论，也正是为这件事。早上他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跟着，去找过本堂神父，向他表示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保护，他完全觉出了他们话里的分量。“好吧，先生们！我上了八十岁了，将是信徒们在这附近一带看见的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父。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五十六年，城里的居民几乎都是我给他们行的洗礼，我刚来时这座城还只是一个小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从前我曾经主持过他们祖父的婚礼。维里埃尔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客人，心里想：‘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可能真的是自由党人；眼下自由党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可能对我们的那些穷人和犯人带来什么损害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责备，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责备，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好吧，先生们！让人把我撤职吧，”年迈的本堂神父声音发抖地嚷了起来。“我仍旧要住在本地。大家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块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可以靠这笔收入过活。我的职位没有带给我任何积蓄，先生们，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有人跟我谈到要剥夺我这个职位时，我才并不那么害怕。”

德·雷纳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妻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她一再战战兢兢地向他表示的这个想法：“巴黎来的这位先生，他可能给犯人们带来什么损害呢？”他眼看着就要发脾气了，谁知这时候她发出了一声叫喊。原来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爬上挡土墙的胸墙，尽管这道墙比下面的葡萄园高出有两丈，他还是在上面奔跑。德·雷纳尔夫人怕吓着自己的儿子，摔下墙去，不敢跟他说话。最后，这个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兴高采烈的孩子，朝母亲看了看，看到她脸色苍白，于是跳到散步道上，朝她奔过来。他给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谈话的方向。“我一定要把锯木板工人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变得太淘气，我们已经管不过来了。他是个年轻教士，几乎可以说是出色的拉丁语学者，他能使孩子们取得进步；因为据本堂神父说，他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我付给他三百法郎，并且供给伙食。过去我对他的品德有些怀疑；因为他是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医生的宠儿。这个外科医生借口是表亲，来到索雷尔家寄宿搭伙。实际上他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人的一名密探；他说我们山区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有好处；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曾经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进行的历次战役，据说他当时甚至还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雷尔学拉丁文，把随身带来的大量书籍遗留给他。因此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让这个木匠的儿子来跟我们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本堂神父，就在发生使我们变得永远不会和好的这次争吵的前一天，他对我说，这个索雷尔研究神学已经有三年，打算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他是拉丁语学者。“这样安排不止一个理由，”德·雷纳尔先生一边继续说，一边带着外交家的神情望着他的妻子；“瓦尔诺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非常得意。但是他没有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他很可能把我们的这一个抢走。”“这么说你赞成我的计划喽？”德·雷纳尔先生说，同时用一个微笑来感谢妻子刚才的那个了不起的想法。“好，就这么决定了。”“啊！善良的天主！我亲爱的，你决心下得多么快啊！”“这是因为我性格坚强，本堂神父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不必隐瞒，我们在这儿是处在自由党人的包围中。所有那些布商都嫉妒我，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中间有两三个已经变成财主；好吧，我倒挺喜欢让他们看看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们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带领下去散步。这会令人肃然起敬的。我的祖父常常讲给我们听，他小时候有一位家庭教师。我可能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的身份来说必不可少的开支。”

这个突然作出的决定，使德·雷纳尔夫人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她身材高高，体格匀称，曾经是这个山区的人公认的当地的美人儿。她具有一种纯朴自然的神情，举止里透露出青春活力；在一个巴黎人眼里，这种充满纯洁和生气的、天真无邪的美，甚至可能激起愉快的情欲冲动的念头。德·雷纳尔夫人如果知道自己能取得这种成功，一定会感到非常羞愧。她的心中从来没有丝毫卖弄风情，或是装腔作势的想法。富有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据说曾经向她献过殷勤，但是毫无收获，这给她的贞洁罩上了一片夺目的光辉，因为这位瓦尔诺先生，个子高，年纪轻，体格十分健壮，脸色非常红润，蓄着又浓又黑的大颊髯，是外省称为美男子的那种举止粗鲁、老脸皮厚、嚷嚷咧咧的人。

德·雷纳尔夫人非常害羞，表面看起来情绪很容易起变化，她特别讨厌瓦尔诺先生的不停的动作和响亮的嗓音。她厌恶维里埃尔人所谓的快乐，这给她招来了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自豪的名声。她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看到上她家来的城里的男性居民越来越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并不打算隐瞒，她在他们的太太们眼里被看成是一个傻子，因为她对她的丈夫丝毫不会耍手腕，白白地错过了许多好机会，没有让他给她从巴黎或者贝藏松买漂亮的帽子。只要能让她一个人在她美丽的花园里漫步，她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她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评论自己的丈夫，更不会向自己承认他使她感到厌烦。她猜想，不过并没有明确地向自己承认，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能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当德·雷纳尔先生跟她谈起关于他们孩子的计划时，她特别喜爱他。他决定让大孩子当军人，二孩子当法官，三孩子当教士。总之，她觉得德·雷纳尔先生同她认识的所有那些男人相比，远远不及他们那么叫人厌烦。

做妻子的对丈夫的这个评价，是合情合理的。维里埃尔市长靠了从一位叔父那儿继承过来的半打笑话，赢得了风趣的、特别是高雅的好名声。老上尉德·雷纳尔革命前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里服役，他到巴黎去，被允许进入公爵的客厅。在那里他见到过德·蒙特松夫人、大名鼎鼎的德·让利斯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迪克雷先生。这些人物经常不断地出现在德·雷纳尔先生讲的一些轶事里。但是回忆这些需要用极为微妙的措辞去叙述的事情，对他来说，渐渐变成一个负担，所以近来他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才重新讲他那些与德·奥尔良家族有关的轶事。此外，除了在谈到与钱有关的事时，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所以他完全有理由被人看成是维里埃尔最富有贵族气派的人物。

第四章 父与子

德·雷纳尔先生正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个问题，忽然远远地看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身高近六尺，从天蒙蒙亮起就好像在忙着量堆放在杜河边的纤道上的木材。他看见市长先生走近，似乎并不太高兴；因为这些木材堵塞道路，堆放在那儿是违章的。

索雷尔老爹——因为这正是他，对德·雷纳尔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个与他儿子于连有关的奇怪建议，感到惊奇，更感到高兴。然而在听的时候，仍旧带着一副怏怏不乐和不感兴趣的神色，这一带山里的居民很善于用这种神色来掩盖自己的狡猾。在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他们是奴隶，到如今还保持着埃及农民的那种相貌特征。

索雷尔的回答，在一开始，仅仅是长时间地背诵他牢记在心的所有那些表示敬意的客套话。笨拙的微笑更加重了他相貌上天生的那种虚情假意的，几乎可以说是无赖的神情。这个头脑灵敏的老农民一边重复说着那些空话，一边企图发现，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重要的一个人物想把他那个无赖儿子请到家里去。他对于连非常不满意，偏偏是于连，德·雷纳尔先生愿意出三百法郎一年、高得出乎意外的工资雇用，另外还供给伙食，甚至还供给衣服。最后这个条件是索雷尔老爹灵机一动，突然提出的，德·雷纳尔先生也爽快地一口答应。

这个要求使市长大为震惊。“既然索雷尔对我的建议并不像他理所应当地那样感到高兴和满意，”他对自己说，“显然是另外已经有人向他提出过。如果不是瓦尔诺，还会有谁呢？”德·雷纳尔先生催促索雷尔当场就定下来，但是没有成功。老农民诡计多端，固执地拒绝；他说，他希望征求征求儿子的意见，倒好像在外省有钱的父亲不是为了做做样子，还真的需要征求莫名一文的儿子的意见似的。

水力锯木厂由溪水边的一座敞棚构成。架在四根粗木柱子上的屋架支着棚顶。在敞棚中间，八尺到一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锯子不停地上上下下，一个非常简单的机械装置把木材朝这个锯子推过来。溪水推动一个轮子，这个轮子带动这个具有双重作用的机械装置；一方面锯子上上下下，一方面木材缓缓推向锯子，被锯成薄板。

索雷尔老爹到了他的工厂跟前，用洪亮的嗓音叫于连；没有人应声。他只看见他的两个巨人般的儿子，正在用沉重的斧子把枞树树干劈方正，然后送到锯子那儿去。他们全神贯注，很准确地按照木材上画出的黑线劈下去，每一斧子下去，都有一些大块的木屑飞起来。他们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他朝敞棚走过去；进了敞棚，发现应该守在锯子旁边位置上的于连，在比锯子还要高出五六尺的地方，骑在棚顶的一根横梁上。他非但没有当心地照看整个机械的运转，反而在埋头看书。再没有比这更能引起索雷尔老爹反感的了。他也许可以原谅于连身体瘦弱，不适于从事体力劳动，跟两个哥哥的身体比起来完全不同。但是这种爱读书的怪癖他厌恶透顶，他自己就一个字也不识。

他叫了于连两三遍。年轻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比起锯子的响声来，更加妨碍他听见父亲的可怕的嗓音。最后他父亲顾不上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一下子敏捷地跳到正在锯着的一段树干上，又从树干跳上支撑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拳头，于连手上拿着的书被打落到溪水里，第二下是一巴掌，打在头上，同第一下一样猛烈，打得他失去平衡，眼看着要从一丈二尺到一丈五尺的高处掉下去，机器正在运转，如果掉在机器的那些横杆中间，会被碾得粉身碎骨，但是在他往下跌的时候，他的父亲用左手抓住他：“好呀，懒鬼！您以后在应该照看锯子的时候，还看你那些该死的书吗？晚上你有时间上本堂神父那儿去白白浪费，用那个时间去看书好了。”

于连虽然被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鲜血直流，还是来到锯子旁边他的正式岗位上。他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不过这倒不是因为肉体的痛苦，而是因为失掉了他心爱的那本书。“下来，畜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机器声音太响，于连又没有听见这道命令。他的父亲已经下来，不愿意再费事爬到机械装置上，于是去找了一根打胡桃用的长竿子，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于连脚刚碰到地面，老索雷尔就从后面狠狠地推他，把他一直朝家里推去。“天知道他要对我干什么！”年轻人又对自己说。他一边走一边朝溪水望了望，他的书就落在这条溪水里，是他最心爱的那本书：《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他脸颊通红，眼睛低垂。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看上去身体相当弱，相貌虽然不够端正，但是很清秀，长着一个鹰钩鼻。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平静的时候，闪耀出沉思和热情的光芒，在这一瞬间里却流露出最凶狠的憎恨表情。深褐色的头发，长得很低，使他的额头变得狭小，因此在发怒的时候，有一股凶相。人类的相貌无计其数，各不相同，但是具有惊人的个性而与众不同的相貌，也许除了他再也不会有了。细长而匀称的身材表明他身体灵活而不是力气大。从童年的时候起，他的极端沉思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就使他的父亲认为他活不长，即使勉强活下来，也要成为家里的一个累赘。家里人谁都鄙视他，因此他恨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父亲。星期日在广场上玩耍，他总是挨打。

不到一年以前，他那张漂亮的脸才开始在年轻姑娘中间为他赢得几声友好的表示。于连像一个弱者那样受到人人的鄙视，他崇拜有一天竟敢和市长谈起悬铃木的那个老外科军医。

那个外科军医有时候出工钱给索雷尔老爹，把他儿子的时间买下来。他教于连拉丁文和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教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一七九六年意大利的战役。临终前他把他的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半饷的拖欠未付款和三四十本书赠送给他。在这三四十本书中，最珍贵的一本刚刚被打落到市长先生凭着权势使它改道的那条公用溪水里。

于连刚走进屋，就觉得肩膀被他父亲那双力气很大的手抓住。他一阵哆嗦，料想又要挨打了。“老实回答我，”老农民用粗硬的嗓音对着他耳朵叫喊，同时像孩子转动铅制玩具兵那样用手一下子把他的身体拨转过来。于连那双又大又黑、含满泪水的眼睛遇上了老木匠的那双凶狠的、灰色的小眼睛。老木匠好像要把他心灵深处的想法看透似的。

第五章 谈判

这一句话把索雷尔老爹问住了，他意识到，如果再谈下去，他很可能说出什么冒失的话来。他对于连发火，骂他，指责他贪吃，然后离开他去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

一会儿以后，于连看见他们各人倚在各人的斧子上，聚在一起商量。他望着他们望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什么也不能猜测出来，为了避免被发现，于是立到锯子的另一边去。他希望好好想一想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通知，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够认真考虑；他的脑子忙于想象他在德·雷纳尔先生的那所漂亮的房子里会看见些什么。“宁可放弃这一切，”他对自己说，“也不能让自己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我有十五法郎八个苏的积蓄，我今天夜里就逃走；抄小路我用不着害怕遇见宪兵，有两天就可以到贝藏松；在那儿我入伍当兵；如果需要的话，我到瑞士去。但是那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前途，对我说来不会再有雄心壮志，不会再有能通往一切的教士职业。”

对跟仆人同桌吃饭的这种极端厌恶不是于连生出来就有的。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他是从卢梭的《忏悔录》里得到的这种厌恶情绪。他的想象力仅仅借助这一本书去认识世界。大军公报的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补全了他的《古兰经》。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去死。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别的书。他相信老外科军医的话，把世界上所有别的书都看成是连篇累牍的谎言，是那些骗子为了追名逐利而写出来的。

除了一颗火热的心以外，于连还具有那种常常在痴子身上能够发现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看得很清楚，他未来的命运全靠老本堂神父谢朗，为了赢得老本堂神父谢朗的欢心，他把拉丁文的《新约》熟记在心；他也背得出德·迈斯特先生的《论教皇》这本书，然而两本书他都同样不相信。

好像双方有了默契，索雷尔和他的儿子在这一天都避免和对方说话。傍晚，于连到本堂神父那儿去上神学课，但是他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还是不要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这个奇怪的建议告诉本堂神父。“也许这是一个圈套，”他对自己说，“应该装出已经把它忘掉的样子。”

第二天，德·雷纳尔先生一清早就打发人来叫老索雷尔，老索雷尔让他等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才总算来了，一进门说了上百句道歉的话，同时还行了上百个大礼。在转弯抹角提出各种反对理由以后，索雷尔终于弄清楚他的儿子跟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桌吃饭，遇到有客人的日子，单独在另外一间屋里跟孩子们一起吃。看出市长先生真的急于求成，索雷尔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再加上他心里还充满了不信任和惊奇，他提出要求让他看看他儿子睡觉的地方。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整洁的大房间，不过有人已经在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床搬进去。

这个情况对老农民是一个启发；他立刻口气坚决地要求让他看看可能给他儿子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德·雷纳尔先生打开书桌，取出一百法郎。“用这笔钱，您的儿子可以到杜朗先生的呢绒店里去定做一套黑礼服。”“以后即使我把他从您家里领回去，”农民说，忽然间把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全都忘了，“这套黑礼服还归他吗？”“当然。”“好！”索雷尔拖长声音慢悠悠地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件事需要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您付给他多少钱。”“什么！”德·雷纳尔先生气愤地叫了起来，“昨天我们已经讲好了：我付三百法郎；我觉得已经很多了，也许太多了。”“您出过这个价钱，我不否认，”老索雷尔说，他说得比刚才越发慢了；接着他眼睛紧紧盯住德·雷纳尔先生，发挥出只有不了解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的人才会感到惊奇的那种天才，灵机一动，补充了一句：“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

听了这句话，市长大惊失色。不过他还是恢复了镇静。在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谈话里，双方用尽心计，没有一句信口开河的空话，最后农民的狡猾战胜了富人的狡猾，富人并不一定需要靠狡猾才能生活。许多对于连的新生活将起决定作用的条件都一一商定；他的工钱不仅定为每年四百法郎，而且还要在每月的一号预先付给。“好吧！我会付给他三十五法郎，”德·雷纳尔先生说。“凑一个整数吧，”农民用阿谀奉承的口气说。“像我们市长先生这样一个既有钱又大方的人，一定肯给到三十六个法郎。”“行，”德·雷纳尔先生说，“不过让我们到此为止。”

这一次，愤怒使他的声调变得十分坚决。农民看出自己应该适可而止。接下来轮到德·雷纳尔先生采取攻势了。他无论如何不肯把第一个月的三十六个法郎交给急于要替儿子领钱的老索雷尔。德·雷纳尔先生忽然想到，他必须把他在这次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讲给他的妻子听。“把我交给您的那一百法郎还给我，”他生气地说。“杜朗先生欠我钱。我会带您儿子去剪黑呢料子。”

在他做出这个强硬表示以后，索雷尔老老实实地又重新说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足足说了有一刻钟。最后他看出，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于是告辞出去。他行完最后一个礼，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我这就把我的儿子送到城堡来。”

市长先生的那些子民在讨好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房子。

回到锯木厂，索雷尔找他的儿子，但是没有找到。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充满疑虑，半夜里就出去了。他想把他的书和他的荣誉勋章放在一个安全地方。他把这一切都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人家里，这个年轻的木材商人是他的朋友，名字叫富凯，住在俯视维里埃尔的高山上。

他重新露面以后，他的父亲对他说：“该死的懒鬼，多少年来你的伙食费一直是我垫出的，天知道你将来是不是那么重视荣誉，会还给我！拿上你的衣服，上市长先生家里去。”

于连没有挨打，感到很奇怪，他赶紧动身。但是刚到了他那个可怕的父亲看不见的地方，他就放慢了脚步。他认为到教堂去停留一下，也许对自己的伪善面目有用处。“伪善”这个词儿使您感到惊奇吗？在达到这个可怕的词儿以前，年轻农民的心灵曾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程呢。

于连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见第六团的一些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从意大利回来，把马拴在他父亲的房子的窗栏上。他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后来他心醉神迷地听老外科军医讲洛迪桥战役、阿尔科战役和里沃利战役给他听。他注意到老人投向十字勋章的火一般炽烈的目光。

但是于连十四岁那一年，在维里埃尔开始建造一座对这样一个小城说来可以称得上是雄伟壮丽的教堂。特别是有四根大理石柱子于连见到以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四根大理石柱子在治安法官和年轻的副本堂神父之间曾经挑起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在当地出了名。年轻的副本堂神父是从贝藏松派来的，被人认为是圣会的密探。治安法官差点儿丢掉他的差使，至少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是胆敢跟这样一个教士争论吗？而这个教士几乎每隔半个月都要上贝藏松去一趟，据说他在那儿见到主教大人。

就在这时候，膝下儿女成群的治安法官对好几桩案子宣布了似乎很不公正的判决，而且都是对付居民中看《立宪新闻》的人。立场正确的那一派获得了胜利。其实也不过是三五个法郎的事，但是这些数目轻微的罚款中有一笔要由于连的教父付出。他是一个制钉工人，在愤怒中大声叫嚷：“多大的变化啊！二十多年来治安法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如此正直的人，会有这种事真叫人想不到！”于连的朋友，那个外科军医去世了。

于连突然闭口不再谈起拿破仑，他宣布他打算当教士，只见他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经常全神贯注地背诵本堂神父借给他的那本拉丁文《圣经》。这个善良的老人对他的进步大为惊奇，常常把整个晚上的时间用来教他学神学。于连在他面前只流露出笃信天主的虔敬感情。有谁能猜到，他脸色如此苍白，相貌如此温柔，像个姑娘似的，心里竟然会隐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对于连说来，要飞黄腾达首先就得离开维里埃尔，他厌恶他的故乡。他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使他的想象力衰退。

从幼小的年纪起，他就有过兴奋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梦想着有一天他会被介绍给巴黎的那些漂亮女人，他会用光辉的业绩引起她们的注意。为什么他不能够像波拿巴那样被她们中间的一个爱上呢？波拿巴当年还处在贫困之中，就曾经被光辉夺目的德·博阿内夫人爱上。许多年来，在于连的生活中，也许没有一个小时他不在对自己说：波拿巴，默默无闻而且毫无财产的少尉，是用他那把剑使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想法给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的他带来安慰，在他快乐的时候更增添了他的快乐。

教堂的建造和治安法官的判决突然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使得他一连几个星期就跟发了疯似的，最后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住了他，只有热情的心灵相信是自己想出来的新主意，才有这般压倒一切的力量。“当波拿巴名扬天下的时候，法国害怕受到侵略。战功不仅是需要的，而且也是时髦的。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一定有人支持他们。瞧瞧眼前的这位治安法官，如此聪明，以往一直是如此正直，年纪又如此大，只因为害怕得罪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副本堂神父，才干出了破坏自己名声的事。应该当教士。”

于连在他开始研究神学两年以后，有一次，处在他新获得的这种虔诚中，没想到燃烧着他的心灵的那股火突然又冒了出来，泄露了他的马脚。当时是在谢朗先生家里的一次有许多教士参加的晚餐上，善良的本堂神父把他作为一个神童介绍给那些教士，没想到他竟然狂热地颂扬起拿破仑来了。他把自己的右胳膊绑在胸前，假说是在搬动一段枞树时脱了臼，连着两个月他一直让胳膊保持这个不舒服的姿势。经受这次自身折磨后，他原谅了自己。这个十九岁，但是外表柔弱，别人看了说他顶多只有十七岁的年轻人，瞧，他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裹，走进了维里埃尔的宏伟的教堂。

他发现教堂里很暗，没有人。为了过某一个节日，教堂的所有窗子曾经用深红布蒙住，给阳光一照，产生了一种最富有庄严性和宗教性的、炫人眼目的光线效果。于连浑身打颤。他独自一个人在教堂里一张外表极为美丽的长椅上坐下，长椅上有德·雷纳尔先生的纹章。

于连注意到跪凳上有一张印着字的碎纸片，它摊开在那儿，好像是为了让人看似的。他眼睛望过去，看见：“路易·让雷尔在贝藏松伏法，其死刑执行及临终时刻的详情细节……”

这张纸残缺不全。在反面可以看到一行字的头三个字：“第一步”。“谁会把这张纸放在这儿呢？”于连说。“可怜的不幸的人啊！”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他的姓的结尾跟我一样……”他把纸揉成一团。

出去时，于连相信在圣水缸旁边看到了一摊血，这是被人洒出来的圣水，蒙在窗子上的红布的反光照上去，红得就像血一样。

最后，于连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到羞愧。“难道我是个懦夫？”他对自己说，“拿起武器！”

这句话，在老外科军医的战争故事里经常出现，对于连说来是英勇的。他立起身来，迅速地朝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走去。

尽管有美好的决心，但是一看见二十步外的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不由得感到一阵无法克服的胆怯。铁栅栏门开着，他觉得它非常气派。他必须走进去。

因为于连来到这所房子而心烦意乱的，并不是只有于连一个人。德·雷纳尔夫人胆子极小；这个外人，由于他担任的职务，将要经常不断地出现在她和她的孩子们之间，她想到这一点，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她已经习惯于她的儿子们睡在她的卧房里。早上她看见他们的小床搬到指定给家庭教师住的套房里去，流了许多眼泪。她请求她的丈夫把最小的一个儿子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的床搬回到她的卧房里来，但是遭到了拒绝。

女性的敏感在德·雷纳尔夫人身上发展到了过分的程度。她给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人，这个人相貌粗鲁，头发蓬乱，仅仅因为懂拉丁文，就被雇来训斥她的孩子们；为了这种野蛮的语言，说不定她的儿子们还会挨鞭子抽呢。

第六章 烦闷

德·雷纳尔夫人活泼、优雅地从客厅朝向花园的落地长窗出来，这种活泼和优雅，在她远离男人们的目光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她发现在大门口旁边有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农民，他脸色苍白，刚流过眼泪，身上穿着洁白的衬衫，腋下夹着一件非常干净的、紫色平纹结子花呢的上衣。

这个年轻农民，面色是这样白，眼睛是这么温柔，以至于头脑有点儿富于浪漫色彩的德·雷纳尔夫人首先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乔装改扮的女孩子，来求市长先生帮什么忙。这个可怜的人停在大门口，显然是不敢举起手来拉门铃，引起了她的同情。她走过去，暂时忘掉了她因为家庭教师要来而感到的忧愁。于连脸朝着门，没有看见她走过来。他打了个哆嗦，因为贴近他耳边突然有一个温柔的嗓音说：“您上这儿来干什么，我的孩子？”

于连连忙转过身去，德·雷纳尔夫人充满魅力的眼光深深地打动他，使他忘掉了部分的胆怯。很快地他对她的美丽感到了惊讶，把一切都忘了，甚至忘掉了他来的目的。德·雷纳尔夫人又重复问了一遍。“我来当家庭教师，夫人，”最后他对她说；他对自己的眼泪感到羞愧，尽可能把它揩干净。

德·雷纳尔夫人呆若木鸡，他俩离得非常近，互相望着。于连从没有见过一个穿得这么好的人，特别是一个容颜这么娇艳的女人，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德·雷纳尔夫人望着挂在这个年轻农民脸颊上的大颗的泪珠，他的脸颊起初是那么苍白，而现在又是那么绯红。很快地她像个小姑娘那样欣喜若狂地笑了起来。她嘲笑自己，她不能想象自己有多么快乐。怎么，这就是家庭教师，她想象中的那个来训斥和鞭打她孩子的、衣冠不整的肮脏教士！“怎么！先生，”最后她对他说，“您懂拉丁文？”

先生这个称呼使于连感到十分意外，他不由得考虑了片刻。“是的，夫人，”他战战兢兢地说。

德·雷纳尔夫人是那么高兴，竟敢对于连说：“您不会过分责骂这些可怜的孩子吧？”“我，责骂他们，”于连惊奇地说，“为什么？”“您会好好待他们，是不是，先生，”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补充说，嗓音变得越来越激动，“您答应我吗？”

再一次听见郑重其事地称呼自己先生，而且是出自一位穿得无比考究的夫人之口，这是于连再也没法预料到的。在他少年时代建造的所有那些空中楼阁里，他对自己说，任何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只有在他穿上一套漂亮的军服以后，才肯赏脸跟他说话。德·雷纳尔夫人这一方面呢，她完全被于连好看的面色，又黑又大的眼睛，还有漂亮的头发迷惑住了。他的头发比平时更鬈曲，那是因为他为了凉快，刚才把头在公共水池里浸过。使她大为高兴的是，她曾经为了她的孩子们担心，生怕这个可怕的家庭教师心肠冷酷，面目可憎，没想到发现他有着少女般的羞怯神情。对德·雷纳尔夫人这个性格温柔的人来说，她的担心和眼前的事实之间的悬殊成了一件大事。最后她从惊讶中清醒过来。她看到自己像这样跟这个几乎只穿着衬衫不穿外衣的年轻人一起站在家门口，而且站得这么近，不免吃了一惊。“让我们进去吧，先生，”她挺难为情地对他说。

在德·雷纳尔夫人的一生中，还从来不曾有过一种单纯的愉快感觉像这样深深地激动她的心；也从来不曾有过在更加令人不安的担心之后，突然出现如此令人喜悦的现实。这一下可好了，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的这些漂亮孩子，不会落到一个肮脏的、脾气不好的教士手里。她刚走进门厅，就向战战兢兢跟在她后面的于连转过身去。他看到一所这样美丽的房屋，流露出惊讶的神色；这惊讶的神色在德·雷纳尔夫人的眼里，又是一个可爱之处。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尤其是她觉得家庭教师似乎应该穿黑衣服。“可是，先生，”她又一次停下来对他说，她非常担心自己弄错了，因为她所相信的事让她感到了那么幸福，“您真的懂拉丁文吗？”

这句话刺伤了于连的自尊心，把他一刻钟来一直处在其中的那种着迷状态完全打破了。“是的，夫人，”他对她说，力图采取冷淡的态度，“我懂拉丁文和本堂神父先生不相上下，甚至有时候他还客气地说我比他好呢。”

德·雷纳尔夫人发现于连脸上的表情非常凶恶。他停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她走过去，低声对他说：“头几天我的孩子们即使功课记得不熟，您也不会用鞭子抽他们，是不是？”

一位如此美丽的夫人，她的这种温和而且几乎是恳求的语气，使于连把维持一个拉丁语学者的荣誉的打算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德·雷纳尔夫人的脸离他的脸很近很近，他闻到了女人夏装上散发出的香味，对一个贫困的农民说来，这可是件非比寻常的事。于连脸涨得通红，他叹了口气，用有气没力的声音说：“不必担心，夫人，我一切听从您的吩咐。”

德·雷纳尔夫人为她的孩子感到的忧虑完全消除了；仅仅到这时候，她才被于连的极不寻常的美貌所打动。他那几乎是女性的容貌，还有他那困窘的神态，在一个自己也极为羞怯的女人看来，一点也不显得可笑。而通常被认为男性美所必须有的那种雄伟气概，也许反而会叫她害怕。“您多大年纪，先生？”她对于连说。“快十九了。”“我的大儿子十一岁，”德·雷纳尔夫人接着说；“他差不多能做您的朋友了，您可以跟他说理。这个孩子有一次他父亲想要打他，他整整病了一个星期，其实这一下打得很轻。”“跟我比起来多么不同啊，”于连想。“昨天我的父亲还打我。这些有钱的人多么幸福啊！”

德·雷纳尔夫人这时候已经能够看到家庭教师内心里发生的最细微的变化；她把他这种悲伤的情绪错当成了胆怯，想鼓励鼓励他。“您叫什么名字，先生？”她对他说，用的那种声调和亲切口气，于连感觉到了它们的全部魅力，但是却不能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叫于连·索雷尔，夫人；我平生第一次进入一个陌生人家，心里害怕，需要您的保护，在开始的几天还有许多事需要请您原谅。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校，我太穷了；除了我的表亲，荣誉勋位的获得者，外科军医，和本堂神父谢朗先生以外，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话。谢朗先生完全可以把我的情况告诉您。我的哥哥们经常打我，如果他们在您面前说我的坏话，不要相信他们；我有什么过错，请您原谅，夫人，我决不会有坏心思。”

这段话很长，于连在说的时候，渐渐定下心来。他仔细打量德·雷纳尔夫人。这就是无懈可击的妩媚产生的效果，如果这妩媚是天生的，特别是具有它的人并没有想到自己具有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于连非常懂得女性的美，在这一瞬间他可以发誓说她只有二十岁。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想吻吻她的手，但是立即他又对自己的这个念头感到害怕，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对自己说：“如果不去采取一个可能对我有用的行动，来减轻这位美丽的夫人对一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蔑视，那我这个人就未免太怯懦了。”于连也许多少受到“漂亮小伙子”这句话的鼓励，半年来，他每个星期日都听见几个年轻姑娘在重复说这句话。在他进行这场内心斗争时，德·雷纳尔夫人向他说了两三句在一开始应该怎样对付孩子的话。于连因为尽力克制自己，脸色又变得非常苍白；他很不自然地说：“夫人，我决不会打您的孩子；我可以在天主面前发誓。”

他说着这些话，大胆地抓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举到自己的唇边。她对这个动作感到吃惊，经过考虑以后，又感到了不快。天气很热，她整个儿裸露的胳膊用披肩盖着，于连把手拉到唇边的动作使她的胳膊完全暴露出来。过了片刻以后，她开始责备自己，她觉得自己没有很快地感到愤慨。

德·雷纳尔先生听见说话声，从书房里出来。他用他在市政厅主持婚礼的那种既庄严而又慈祥的态度对于连说：“在孩子见到您以前，我有必要先跟您谈谈。”

他把于连领进一间屋子，他的妻子想让他们单独谈，他叫她留下。门关上以后，德·雷纳尔先生郑重其事地坐下。“本堂神父先生对我说过，您是一个好青年；这儿的人全都会尊敬您的；如果我满意的话，以后我会帮您谋一个小小的前程。我希望您不要再跟您的亲人和朋友见面，他们的举止谈吐对我的孩子们可能不合适。这是头一个月的三十六个法郎；不过我要求您答应我，这笔钱您一个子儿也不要给您父亲。”

德·雷纳尔先生对老头儿很生气，在这件事里老头儿比他狡猾得多。“现在，先生——根据我的命令，这儿的人都要称呼您先生，您将会感到进入一个体面人家的好处。——现在，先生，孩子们看见您穿短上衣不合适。用人们见到他吗？”德·雷纳尔对他妻子说。“没有，亲爱的，”她带着沉思的神情回答。“好极了。穿上这一件，”他对感到意外的年轻人说，把自己的一件礼服递过去。“现在让我们一起到呢绒商杜朗先生的铺子里去。”

一个多小时以后，德·雷纳尔先生带了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新家庭教师回来，发现他的妻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于连的出现使她心里平静下来；她端详他，忘了曾经怕过他。于连没有想到她；尽管他对命运和世人充满了不信任，他的心情在这一时刻只是一个孩子的心情；从三个小时以前他在教堂里发抖的那一瞬间起，他觉得好像一下子过了多少个年头。他注意到德·雷纳尔夫人冷冰冰的神情，他明白她是因为他胆敢吻她的手而在生气。但是身上穿着的一套衣服，跟他平常穿的是那么不同，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使得他得意忘形了，他急切地希望掩饰自己的快乐，反而一举一动都显得有点儿生硬和狂乱。德·雷纳尔夫人睁着一双惊讶的眼睛望着他。“庄重点，先生，”德·雷纳尔先生对他说，“如果您希望我的孩子和我的仆人尊敬您。”“先生，”于连回答，“我穿着这身新衣服感到很不自在；我是个穷苦农民，过去一直穿的是短上衣；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去把我自己关在我的屋子里。”“你觉得这个新收获怎么样？”德·雷纳尔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德·雷纳尔夫人出于一个几乎是本能的、她自己当然还并不了解的动机，没有对她丈夫说真心话。“我对这个小农民可一点也没有您那么感到高兴，您的殷勤会使他变成一个傲慢无礼的人，不出一个月您就得把他打发走。”“好吧！我们到时候把他打发走，这不过破费我一百来个法郎，而维里埃尔将习惯于看见德·雷纳尔先生的孩子们有一个家庭教师。如果我让于连仍旧一身工人打扮，这个目的就决不能实现。在把他打发走的时候，当然，我要留下我刚在呢绒铺子里定做的一套黑礼服。我刚在裁缝铺买的现成衣服，也就是我让他穿在身上的那套，可以留给他。”

于连在他卧房里度过的那一小时，德·雷纳尔夫人觉得只是短短的一刹那。孩子们得知新家庭教师来到，向他们的母亲提出许许多多问题。最后于连出现了。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他庄重，这还远远不够，应该说他就是庄重的化身。他被介绍给孩子们以后，使用一种连德·雷纳尔先生也感到惊讶的态度跟他们说话。“我来到这儿，先生们，”他结束他的讲话，对他们说，“是为的教你们拉丁文。你们也知道背书是怎么回事。这是《圣经》，”他说着让他们看一本黑面精装的三十二开本小书。“特别是我主耶稣的故事，也就是我们称为《新约》的那一部分，我要常常让你们当课文背诵。现在你们听我来背背看。”

最大的一个孩子阿道夫接过书去。“请您随便翻开，”于连继续说，“挑一段，把头一个字告诉我。我可以把这本圣书——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背下去，一直背到您要我停止的地方。”

阿道夫翻开书，念了一个字，于连接着背了这一整页，流畅得就像他说法国话。德·雷纳尔先生洋洋得意，朝他的妻子看了一眼。孩子们看到他们父母的惊讶表情，一个个眼睛都睁得老大。一个仆人来到客厅门口。于连继续说拉丁文。仆人起初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后来忽然不见了。很快地夫人的贴身女仆和女厨子来到门边；这时候阿道夫已经把书翻了八个地方，于连一直是那样流畅地背着。“啊，我的天主！多漂亮的小教士，”女厨子高声说，她是个信教虔诚的善良姑娘。

德·雷纳尔先生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他非但没有想到怎样来考问考问这个家庭教师，反而在搜索枯肠，想找出几句拉丁文来；最后他终于能够念出一句贺拉斯的诗。于连懂的拉丁文只限于《圣经》。他皱紧眉头，回答：“我打算献身的圣职不允许我念像这样一个世俗的诗人的作品。”

德·雷纳尔先生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据他说是贺拉斯的诗。他把贺拉斯是怎样一个人解释给他的孩子们听；但是孩子们钦佩于连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对他说的话一点也不注意。他们一个个眼睛都望着于连。

仆人们一直待在门口，于连认为应该把考验延长下去。他对最小的一个孩子说：“应该让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先生也在圣书上给我指定一段。”

小斯塔尼斯拉斯十分得意，他勉勉强强把一段书的头一个字念出来，于连接着背了一整页。为了让德·雷纳尔先生大获全胜，在于连背诵的时候，诺曼底骏马的主人瓦尔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先生进来了。这个场面给于连赢来了先生的尊称。连仆人们也不敢不这样称呼他了。

当天晚上，全维里埃尔的人都拥到德·雷纳尔先生家里来看奇迹。于连用保持疏远的阴郁态度回答每一个人的话。他的名声在城里迅速传开，没有几天以后，德·雷纳尔先生担心会有人把他抢走，于是向他提出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不，先生，”于连冷淡地回答，“如果您想到辞退我，我只得走。一份合同让我受到约束，却不能让您承担任何义务，这不平等，我拒绝。”

于连能够表现得这么好，来到这人家还不满一个月，甚至连德·雷纳尔先生都敬重他了。本堂神父已经跟德·雷纳尔先生和瓦尔诺先生闹翻，没有人能泄露他从前热爱拿破仑的秘密；他仅仅怀着深恶痛绝的感情谈到他。

第七章 亲和力

孩子们崇拜他，他却不爱他们；他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不论这些男孩子能够做出什么事来，都从来没有使他失去耐心。冷静，公正，无动于衷，然而他的来到几乎可以说把家里的烦闷一扫而光，因而受到了敬爱，他是一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至于他这方面呢，他只感到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接纳了他，其实只是让他坐在长餐桌的最下端，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仇恨和厌恶的原因。在一些盛大的宴会上，他好不容易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把他对周围一切的仇恨发泄出来。特别是圣路易节那一天，瓦尔诺先生在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夸夸其谈，于连差点儿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借口去看看孩子们，逃到花园里。“对正直的颂扬是何等动听啊！”他高声嚷道，“简直就像世上仅有这个美德；然而对一个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又是怎样的尊敬，怎样的阿谀奉承啊！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们，我的全家都恨我。”

在圣路易节的前几天，于连独自在一片小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念日课经。这片小树林俯视着忠诚大道，被人称为“观景台”。他远远看见他的两个哥哥从一条荒僻的小路走来，想避开他们却来不及了。这两个粗鲁的工人看到弟弟漂亮的黑衣服，极其整洁的外貌，还有他对他们怀有的毫不掩饰的轻蔑，不禁妒火中烧，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揍得他浑身是血，昏倒在地上以后，他们才离开。德·雷纳尔夫人同瓦尔诺先生，还有专区区长，这时正在散步，碰巧来到小树林；她看见于连躺在地上，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她是那么激动，甚至引起了瓦尔诺先生的嫉妒。

他未免担心得太早了。于连觉得德·雷纳尔夫人非常美丽，但是他正因为她美丽而恨她；她是阻止他飞黄腾达的头一块礁石，他差点儿触礁。他尽量少跟她说话，为的是要让她忘记头一天促使他吻她手的那股激情。

德·雷纳尔夫人的贴身女仆埃莉莎，很快地就爱上了年轻的家庭教师；她经常在女主人面前谈到他。埃莉莎小姐的爱情为于连招来了一个男仆人的仇恨。一天，他听见这个人对埃莉莎说：“自从这个肮脏的家庭教师来到家里以后，您就不愿意再跟我说话了。”于连不应该受到这个辱骂；但是出于漂亮小伙子的本能，他加倍地注意修饰他的外表。瓦尔诺先生的仇恨也在成倍地增长。他公开地说，一个年轻的神父不应该这样爱打扮。除了道袍以外，于连穿的是成套服装。

德·雷纳尔夫人注意到，他比平时更加经常地跟埃莉莎小姐说话；她了解到，这些交谈是因为于连的衣服少得可怜而引起的。他内衣如此缺乏，不得不经常送到外面去洗，正是在这种小事情上埃莉莎可以帮他忙。这种极端的贫困是德·雷纳尔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深深地感动了她。她很想送些礼物给他，但是她不敢；她的这种内心斗争是于连引起的头一个痛苦的感情。在这以前，于连的名字对她说来，同一种纯洁的、完全是精神上的快乐感情一直是同义语。德·雷纳尔夫人老想着于连的贫困，在这个念头折磨下，她和她丈夫谈起要送给于连几件内衣。“真傻！”他回答。“怎么！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去激发他的热忱。”

德·雷纳尔夫人对这种看法感到害臊。换了在于连来到以前，她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她看见年轻神父简单的，但是极其整洁的穿着，每次都要对自己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啊？”

渐渐地她对于连缺这少那产生了同情，但是不再感到震惊。

有些外省女人，您在初次见到的头半个月里会把她们当成傻子，德·雷纳尔夫人就是这种女人。她对人生毫无经验，不喜欢多说话。她具有高尚、倨傲的心灵；命运把她投到粗鲁的人物中间，而人人生来都有的追求幸福的本能，驱使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去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她接受过哪怕是极少的一点教育，她的纯朴的天性和灵活的头脑就会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她作为富有的女继承人，曾经由那些狂热崇拜“耶稣圣心”的、对与耶稣会为敌的法国人怀有强烈仇恨的修女教养成人。德·雷纳尔夫人有足够的见识，很快就把她在修道院里学到的一切看成是荒谬绝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她没有用任何东西来代替，结果变得一无所知。她身为一笔巨大财产的继承人，过早受到的阿谀奉承，还有笃信宗教的坚决倾向，促使她过的是一种完全内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她极其随和，能够克制自己的意志，维里埃尔的那些做丈夫的常常引为榜样，说给他们的妻子听，德·雷纳尔先生也为之感到骄傲，其实她这种经常的精神状态，只不过是最高傲的性格造成的结果。任何一个因为骄傲而被人作为例子举出来的公主，她对那些侍从贵族在她身边做的事所花的注意力，比起这个表面上如此温柔、如此谦逊的女人对她丈夫的一言一行所花的注意力来，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在于连来到以前，事实上她只关心她的孩子。他们的小毛小病，他们的烦恼，他们的小小的快乐，吸引住她心灵里的全部感情；在她一生中，只有在贝藏松的圣心修道院的那段时间里热爱过天主。

她的儿子如果有一个发烧，她就会急得像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一样，不过她不屑于去对别人说罢了。在刚结婚的头几年里，倾吐心曲的需要促使她把自己的这种苦恼告诉她的丈夫，但是碰到的却总是一阵粗鲁的笑声，一下耸肩，另外还伴随着一句与妇女的傻念头有关的粗俗格言。这种取笑，特别是在与孩子的病有关的时候，像匕首一样扎进德·雷纳尔夫人的心坎。这就是她所得到的，代替了她在度过少女时代的耶稣会修道院里听到的那些殷勤的、过于甜蜜的奉承话。她的教育是由痛苦来完成的。她太高傲，即使是对她的朋友德尔维尔夫人，也不会谈这些苦恼，在她眼里所有的男人都跟她丈夫、瓦尔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粗鲁的，对一切与金钱、地位和十字勋章无关的事都抱着极其粗暴的冷漠态度，还有对一切使他们感到不快的推理都怀有盲目的仇恨；在她看来，这些情况对男人这个性别来说，就像穿靴子和戴毡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不习惯同这些爱财如命的人相处，可是她又不得不生活在他们中间。

年轻的农民于连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原因也就在于此。她从对这个高尚而骄傲的人的同情里，得到了美妙的、充满了一种新奇事物的魅力的快乐。德·雷纳尔夫人很快地就原谅了他的极端无知和举止粗野；他的极端无知也成了一个可爱之处，而他的举止粗野是她能够纠正的。她发现听他说话是值得的，哪怕说的是顶顶普通的事，哪怕是说到一条可怜的狗在穿过街心时，被一个农民疾驶而过的大车压死。这个痛苦的场面引得她丈夫放声大笑，可是于连呢，她看见他蹙紧了两道弯弯的、好看的黑眉毛。宽厚，高尚，仁慈，渐渐地在她看来，似乎仅仅在这个年轻神父的身上存在。她把这些美德在高贵的心灵里所能激起的全部同情，完全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甚至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

如果是在巴黎，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态度可以很快地变得简单起来；但是在巴黎，爱情是小说的产儿。年轻的家庭教师和他腼腆的女主人，在三四本小说里，甚至在吉姆纳斯剧院的台词里，能够找到对他们的处境的说明。小说会给他们勾绘出他们要扮演的角色，提供出他们应该模仿的榜样，而这个榜样，虚荣心迟早会强迫于连去照着做，尽管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也许还会感到厌恶。

如果是在阿韦龙或者比利牛斯的一座小城里，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由于受炎热气候的影响，也会变得具有决定性。在我们这儿的比较阴沉的天空下，一个贫困年轻人，他之所以有野心，仅仅是因为他有一颗高雅的心，需要得到金钱能够提供的那些快乐，他每天见到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贞洁得没有一丝杂念，全副心思都放在孩子们的身上，绝不会到小说里去找行动的榜样。在外省一切都进行得很缓慢，一切都是在逐渐中形成，相比之下要自然得多。

德·雷纳尔夫人想到年轻家庭教师的贫寒，常常感动得流出眼泪。有一天于连正好碰见她在伤心流泪。“啊！夫人，您遇到什么不幸吗？”“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请您叫上孩子，咱们去散散步。”

她挽住于连的胳膊，以一种让他感到奇怪的方式紧紧靠在他身边。她称他为我的朋友，这还是第一次。

散步将近结束时，于连注意到她脸红得厉害。她放慢了步子。“可能有人跟您说过，”她说，眼睛没有看他，“我有一个姑母住在贝藏松，非常有钱，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她经常不断地送给我许多礼物……我的儿子们取得了进步……如此惊人的进步……因此我想请您接受一件小小的礼物，聊表我的感激之情。只不过是几个路易，您可以添几件内衣。不过……”她补充说，脸红得更厉害了，没有再说下去。“不过什么，夫人？”于连说。“这件事，”她低着头继续说下去，“就不必让我的丈夫知道了。”“我出身低微，夫人，但是我并不卑贱，”于连回答，他停住脚步，眼睛里闪耀着怒火，身子挺得笔直；“对这一点您有欠考虑。如果我让自己对德·雷纳尔先生隐瞒任何与我的钱有关的事，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

德·雷纳尔夫人不知所措。“自从我住到市长先生家里来，”于连继续说下去，“他已经五次付给我三十六个法郎。我随时可以把我的收支账簿给德·雷纳尔先生看，给随便什么人看，甚至给对我怀恨在心的瓦尔诺先生看。”

在他发了这通脾气以后，德·雷纳尔夫人脸色一直发白，身子一直在颤抖；到散步结束，两个人谁也没能找到一个话题使中断的谈话重新恢复。去爱德·雷纳尔夫人，在于连这颗高傲的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至于她呢，她尊敬他，她钦佩他，她还因此受到了他的斥责。她借口补救她无意之中让他蒙受到的侮辱，容许自己去体贴入微地关心他。这种态度的新奇感让德·雷纳尔夫人幸福了整整一个星期。它的效果是平息了于连的一部分怒火；他根本没有看到其中与个人之间的好感可能有相似之处。“瞧，”他对自己说，“这些有钱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了一个人，接着又以为只要假惺惺地来几下，就可以完全弥补过去了！”

德·雷纳尔夫人的心里太激动，而且她那颗心还太天真，尽管她打定主意，还是不能不把她提出送钱给于连的事，以及遭到拒绝的经过情形，讲给她的丈夫听。“怎么，”德·雷纳尔先生立刻火冒三丈，回答，“您居然能受得了一个仆人的拒绝？”

在德·雷纳尔夫人听见仆人这两个字叫起来的时候，他说：“我这样说，夫人，完全跟去世的德·孔代亲王先生一样，他把他的那些内侍介绍给他新娶的妻子时，对她说：‘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仆人。’我曾经给您念过贝桑瓦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对保持自己的身价来说至关重要。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绅士，他住在您家里，接受工资，就是您的仆人。我去找这个于连先生谈谈，送给他一百法郎。”“啊，亲爱的！”德·雷纳尔夫人战战兢兢地说，“至少别当着仆人的面给他！”“对，他们可能会嫉妒，而且完全有理由嫉妒，”她的丈夫一边说，一边走开，心里想着他提出的这笔钱的数目是不是太大了。

德·雷纳尔夫人倒在一把椅子上，痛苦得几乎昏过去。“他去侮辱于连，而且这都怪我！”她对她的丈夫感到厌恶，用双手蒙住自己的脸。她下决心永远不再讲知心话。

她再见到于连的时候，浑身哆嗦，心口抽得那么紧，连最简单的话都说不出一句来。在窘迫中她抓住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嗯，我的朋友，”最后她对他说，“您对我的丈夫满意吗？”“我怎么会不满意呢？”于连带着苦笑回答；“他给了我一百法郎。”

德·雷纳尔夫人望着他，神情好像很踌躇：“让我挽着您的胳膊，”最后她说，那种勇敢的声调，于连还从来不曾见她有过。

她竟敢不顾老板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可怕名声，走进了维里埃尔的书店。她在书店里挑选了十个路易的书，送给她的儿子们。不过这些书她知道是于连希望得到的。她要每个孩子就在书店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分到的书上。德·雷纳尔夫人采取了这种向于连赔不是的方法，当她为了自己的大胆感到高兴时，于连却为了他看到书店里有这么多书感到惊讶。他从来不敢走进这样世俗的地方；他的心在怦怦跳动。他没有想到去猜测德·雷纳尔夫人心里在想什么，而是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一个学神学的年轻学生能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书中的一部分弄到手。最后他有了一个主意，只要多动动脑筋，就有可能说服德·雷纳尔先生，把出生在本省的那些著名贵族的历史拿来给他儿子们作为法文译拉丁文的作业练习。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于连看到这个主意取得了成功，而且是那么顺利地就取得了，所以不久以后，他跟德·雷纳尔先生谈话时，竟敢建议采取一个对贵族市长说来困难得多的行动：到书店登记做长期读者，可是这就等于帮助一个自由党人发财致富。德·雷纳尔先生完全同意，他的长子将来进了陆军学校以后，在谈话中一定会听人谈起好些书，让他的长子对这些书有个de visu的了解，是很明智的事。但是于连看到市长先生固执地再也不肯朝前走一步。他猜想一定有一个秘密的原因，但是猜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向认为，先生，”一天他对市长先生说，“一位像出身在雷纳尔家的这样可敬的贵族，他的名字出现在书店的肮脏账册上，是极其不适当的。”

德·雷纳尔先生的额头变得开朗了。“对一个学神学的穷学生来说，”于连继续说，用的口气比较谦卑，“如果有一天在出租书籍的书店的账册上发现他的名字，这也会是一个污点。那些自由党人会指责我曾经借过最下流的书，谁知道呢，他们甚至还会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这些邪恶的书的书名。”

但是于连失算了。他看见市长的脸上又恢复了为难和不高兴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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