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传媒女教授知行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珂惠新,赵怡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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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传媒女教授知行录试读：

朱羽君

在女教授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在第二届女教授协会柯惠新会长的卓越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协会开展了“女教授成长之路系列访谈”活动，以女教授和女学生跨代之间成长对话的方式，开掘女性的成长经验，汇集女性的成长智慧，精心推出了这本《岁月如歌：传媒女教授知行录》。

女教授们真实生动、各具特色的人生故事展现了全景式女性成长历程，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传媒行业特色和女性魅力。在时代的激荡中，女教授们经历了曲折丰富的时光历练，既有岁月积淀而成的圆熟醇香，也有女性特有的细腻隽永。这些人生经历传递了成长的本色、专业的追求，诠释了女教授们的豁达与坚韧、成熟与从容。她们的故事，将为青年女教师、女大学生们带来非常有益的启迪。

今年7月，女教授协会完成了理事会成员换届工作，高晓虹教授当选第三届女教授协会理事长，继续带领女教授协会开拓前进。作为女教授协会的理事成员，我深为协会的发展而欣喜。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女教授协会将继续发挥优势，贡献力量，彰显女教授们不凡的智慧与才干，推动女教授们更好地用宽阔的胸怀、广博的学养来传道、授业、解惑，在我校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传媒大学中发挥作用。

数十载追梦，数十载成长，《岁月如歌：传媒女教授知行录》即将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是传媒女教授“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是她们在知行求索中真实绚烂的人生记录。相信这本书会成为女教授协会庆祝学校和协会生辰的最好的礼物。刘利群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14年7月朱羽君

汉族，1937年生，湖南省湘乡人，中共党员；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开始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从事电视教学工作，2010年退休。

开设课程：电视新闻摄影、电视画面研究、电视纪实语言、电视艺术语言、电视纪录片创作、电视新闻学前沿等。

主要著作：《摄影艺术讲座》（获北京广播学院著作一等奖、广电部教材二等奖）、《电视摄像艺术》《摄影美学漫笔》《电视画面研究》《现代电视纪实》《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合著）、《电视采访学》《生命的对话——电视传播的人本化》（合著）、《中国应用电视学》（主编之一）等。

电视教学片：《摄影艺术讲座》（18集，获1985-1990年全国电视教育节目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摄像艺术》（18集，获1995年全国电视教学节目二等奖，中央电视台播出）、《音乐电视赏析》（18集，中央电视台播出）。

所获荣誉：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0年获北京市高校科研成果奖；1998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电视艺术家、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韬奋园丁一等奖”；2007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50年来突出贡献摄影家”奖章、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年来纪录片特殊贡献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社会职务：曾任北京市高校职务评审委员会新闻学组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大众摄影》杂志编委；现任中国女导演俱乐部主席。

与电视半个世纪的“情缘”

2012年央视龙年春晚，镜头多次聚焦于坐在嘉宾席上的一对老夫妇身上。虽然他们都已白发皓首，但老先生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不掩英气，身旁的夫人则常常面带微笑、可亲可爱。

春晚走过了30年，他们是“30年不曾忘记的面孔”！

而今晚，这对伉俪的出现，仿佛注定是让电视人和摄影爱好者沸腾的夜晚！“今年的晚会上没有赵本山的小品，我们在电视机前就看您了！”一条条短信从电视外头涌向电视里的那对伉俪。微博中，关于两位老人的热议也在持续发酵。

于不少人心中，观众席上的他们便是春晚的主角。

那对伉俪中的先生是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洪民生，正是在洪老的领导下，央视在1983年创办了春节联欢晚会。而坐在他旁边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朱羽君教授，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朱教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视人才，她的电视教学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电视人和摄像爱好者。

电视人用镜头向两位老人致敬！成长故事篇少年——从军岁月

湖南湘乡，即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故里，这里历来崇尚教育。

朱教授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父亲早年对她的嘱咐：“女孩子若没有知识，那就很糟糕了。”只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严峻的现实逼迫着年幼的她不得不早早自立。朱教授回忆说自立的愿望那时就像一根“弦”一样，时刻紧绷在她的心中。

在年少的她看来，若要自立，就一定要学习一点本事。

1949年开国大典前，朱教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年仅12岁的她随着部队参加了广西剿匪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战斗生活的锻炼。

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她坚持读书、写字、学文化。朱教授回忆说部队有个小小的“移动图书馆”，她一有空就去找书来读，“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都是那时候读的”。

有不认得的字，就缠着别人问。在工作和战斗空隙中，她还坚持写日记、写诗歌，写好的诗就寄给当时在《广州日报》当记者的大哥，大哥回信评价说：“虽然诗写得不好，但精神可嘉。”一颗向学之心备受鼓舞。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部队让她回国学习，16岁的她便回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念书。

作为高等院校的预备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制是在四年内上完普通中学的六年课程，但朱教授用插班、跳级的方式，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工农速成中学四年的全部课程，紧接着她参加了1956年的高考。当时，爱读、爱写的她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了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向努力奋进的她最终如愿以偿，与新闻、电视事业的缘分就此拉开大幕。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时留影缘起——阴差阳错，甘做“螺丝钉”

那个年代，做一名报社记者是新闻系毕业生的最大愿望，但1960年大学毕业时，朱教授却未能如愿。她被分配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教研室任教，但也由此开启了她与电视的“情缘”。

虽然在此之前，在学校礼堂的讲台上，朱教授挤在人群中得以一睹电视这“新鲜玩意儿”的芳容。但仅凭一面之缘，她不明白这“发亮的小匣子”到底怎么个玩法，她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竟与它扯上了关系。

对电视的不了解，对自己文化根底的不自信，让被分配来搞电视教学的她十分难过，她只得硬着头皮勇往直前，塌下心来努力搞教学。

但现实并不容易。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才刚刚成立电视教研室，其教学任务主要是为刚开播不久的电视台培养摄影记者，而朱教授要讲授的摄影构图课程没有教科书、没有教参。当时，学生使用的器械还大都是从北京各个摄影器材商店收购来的杂牌照相机和老式的16mm摄影机。

教学要一切从零开始，而一切又只能靠自己。朱教授并未气馁，决定自己补课。

自学的计划从重回课堂当学生开始——到北京电影学院蹭课。从北京西城区真武庙（北京广播学院旧址）到北京电影学院，朱教授搭着公共汽车来回奔波，旁听北影60级本科生的摄影课。去图书馆查资料也列入了朱教授的自学范围：北海、雍和宫附近存放图片的图书馆都曾是朱教授学习的地方，看画册、做笔记、翻拍图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文教部当兼职记者

除了理论的学习，实践方面，朱教授又自告奋勇地去给北京市市委的《支部生活》杂志当业余摄影记者，跑到京郊工厂、农村采访。看着自己拍的照片登上了杂志，有的还被制成了杂志封面，朱教授这才“有了点信心”登上讲台。

回忆起给广院59级第一届电视系本科生讲的第一堂摄影构图课，朱教授打趣说，到现在为止，都想不起那次是“怎么上讲台，又怎么下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广院部分学生陆续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活动，但校园中还有一部分学生仍想坚持学习，他们主动找到朱教授，请求她讲课。

迫于形势的压力，起初，他们带上小型的苏式放大机，以革命的名义，到天安门为来京搞“大串联”的红卫兵拍照，还到十渡郊区拍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并洗出照片给老百姓做展览。以这种方式，朱教授仍坚持着摄影的教学活动。可没过多久，广院停课，全体教职工，包括在校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在最艰苦的日子，劳动之余，朱教授并未忘记自己一手开创的摄影课，她还想着自己的教学。对未来的希望、对教学的设想，促使她去创造一切条件充实自己，通过学习掌握知识。

那根年少时便已埋藏在朱教授心中的“弦”，始终不曾松懈。干农活、搞斗争等之余，看到报纸上有好图片、好文章，朱教授就会剪下来，积累成册。那时的她仍保持着儿时的习惯：坚持写日记，练习写作。飞跃——三本教材打下电视教学基础

1974年，新一届工农兵学员开始入学，朱教授重新回到了广院。重回课堂使老师和学生都对久别的在大学学习充满了热切的期盼，朱教授更是“恨不得一股脑把十年落下的功课全补上来”。

一周四个半天的课，与三十几个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她还重新编写了教材，并用油印机油印出來。这里面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教材上的图例都是朱教授自己在暗室里放大，几十张几十张地洗印好，贴在油印资料上的。在那样一个贫瘠的时代，朱教授靠自己的努力，为学生捧上了一道饱含深情的精神大餐。而这就是早期电视摄影课的教材。20年后，在74级的校友聚会上，一位同学说他现在还保存着那时的油印教材。

在油印教材的基础上，朱教授开始着手撰写第一本正式的摄影教科书——《摄影艺术讲座》。当时摄影教学都是以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材为主，“理论较深，读起来比较费劲”，朱教授着手编写电视摄影教学实用的教材。

由于文笔简练，内容深入浅出，这本教材让人读起来就如同与朱教授本人谈话般轻松、有趣，而选取的图例大多又是源于普通百姓生活。于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次次再版。在那个知识匮乏、急需营养补充的年代，不仅摄影界，几乎整个中国的摄影爱好者都非常欢迎它，其影响力之大从一段美谈中可以看出：那时朱教授的大哥去了一次海南岛，回来后告诉她，在那里有两样东西卖高价：一样是她家乡湘乡产的啤酒，一样就是她的《摄影艺术讲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开阔视野。1980年，朱教授被学校选为文科教师代表出国考察。也正是这次出国考察，带给朱教授的不仅有触动，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在学院及全国各地摄影班讲

在朱教授看来，国门内外一课海之隔，物质上的差距远没有教学条件的差距给人的震撼更大。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朱教授发现这里的学生不仅有自己办的报纸、电视台，而且老师还使用了电视手段教学，在课堂上放映录像带；课后学生可以借教学影片在图书馆放映室里观看，并随时与老师交流。而国内呢？学电视的就只能用几台照相机、放大机、16mm的摄像机拍片，百尺的16mm电影胶片也靠学生用手洗。

在纽约艺术学院，朱教授旁听了一节摄影构图学课，学生将摄影习作放映出來，讨论评比就开始了。朱教授反思自己的讲课，“将画报、学生习作贴在硬纸壳上，站在讲台上举起来给大家看，后面的同学看不见时又只得轮流传看”。

归国后的朱教授心里颇不平静。她下定决心，讲电视课不能光用嘴说，一定要用电视手段在视觉上给学生以直观感受。“制作电视教材”，就是这样一个决心，使她影响了一个时代。

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一切水到渠成。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她对摄影教学有了自己的体系，“课程基本上成熟了”；另一方面，自己的学生中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人才，形成了充分的“人力资源”。

1983年，朱教授拿着从学校申请到的经费，带领着几个学生，照着自己第一本教材——《摄影艺术讲座》的内容，开始拍起了教材的“电视版”。

1984年，拍好的18集教学片《摄影艺术讲座》不但在课堂教学中使用，还在中央电视台及各个地方电视台播出，由此掀起了当年社会上学摄影的热潮。当年受朱教授电视片启蒙的一代摄影爱好者，有些现在已成为传媒行业的顶梁柱。

做完了针对第一部书的电视版教材，朱教授又开始着手开拓新的领域。

当时，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已比十年前多了很多，国内电视台的节目类型也逐渐增多，拍摄器材也用上了电子设备。于是朱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电视摄像艺术与电视纪实语言的研究，出版了《电现画面研究》《现代电视纪实》等著作，并着手制作第二套电视教学节目。

1994年，《电视摄像艺术》教学带制作完成。与第一部教学片一样，也是18集，并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地方台播出，踏着电视发展的节奏，再次及时为成长中的国内电视行业提供了养料。以后她又继续开拓新的教学内容，开设了电视纪实美学及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等新课程。

进入21世纪，朱教授并未停歇自己的脚步，她在关注新媒体的发展。紧跟时代，紧跟电视屏幕的每一项新的变化，是朱教授教学和备课坚持的原则。

2011年1月，朱教授为研究生讲完最后一堂课；同年6月，送走最后一位博士生。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岗位上，她整整工作了50年。

朱教授将50年的电视教学活动总结为三个“紧跟”：紧跟电视技术的变化，紧跟社会思潮的变化，紧跟学生思维、观念的变化，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50年时间，朱教授跟随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一步步前行，不断学习、进取，并栽培、辅佐着年轻人的成长，爬上一座座高山，攻下一座座城池。如果说是天意让当初怀着记者梦的年轻姑娘投身于电视，那么现在，又是这位“起初不愿意”但无怨无悔拥抱了电视教学行业的老师，激发了更多年轻人的电视梦。老年仍爱旅游，2012年，75岁的朱羽君在土耳其跨欧亚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女性成才话题篇

问：请谈谈您对女性“成才”是如何认识的？

答：我觉得一个女性拥有能驾驭好自己的能力，能让自己过得快乐，同时又能做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可以得心应手，这就是成才。

问：请您谈谈对女性成才的建议。

答：

1.把生活和思维变简单些

我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就是：越简单越好。我努力把生活变得简单——对于我而言，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做手头上的教学工作。我把人事关系也变得很简单——我觉得所有的人对我都挺好，我也没有为任何事情操过太大的心。比如说，评奖、评级之类的事，我并不十分在意，但是几十年來，学校每次都是很公平地对待我。人不需要有太多的纠葛，只要你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生活总是公平的，对吧。

2.时刻保持学习的习惯

生活每天都是新的，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通过学习，能够让自己驾驭好一件事情，学好一样本领。只有把事情做好，才是懂得生活的人。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大学学的是俄语，但是从改革开放后，我就下决心自学英语。别人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学它有什么用吗？我说，我不是因为“有用”才去学的，而是因为我有兴趣。学习是有乐趣的，人要保持着一种旺盛的追求。

有些知识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用得到，但是学习新的知识，心里觉得充实。我原有点技术恐惧症，但硬是让学生教会了我用电脑、上网、用智能手机。现在，当我把一篇英语文章用字典部分看懂了，当我能与外国朋友用英语简单交流了，我就挺高兴，我也不要求自己达到什么高的水平，只要有些收获就高兴。

3.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有些人说妇女参加工作很难处理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所以总在想办法调节这个矛盾，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调节家庭氛围。父母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个和谐、上进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些父母的确太累了，他们娇惯孩子，花很多时间帮孩子规划好每一件事情，陪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帮孩子走后门上大学找工作……孩子只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依赖家长。如果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氛围，他自己就会知道应该如何做决定，他会成长得更好。父母在认真学习、努力做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并不是像现在很多父母那样，紧盯在孩子后面。当你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的时候，孩子自然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这就是言传身教。（张田，女，籍贯陕西，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新闻学专业，现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晓蓉，女，籍贯河南，中国传媒大学2007级传播学专业，现就职于北京楼市传媒。）采访手记张田

朱教授爱笑，无论是在银屏上还是在生活中，她总是乐呵呵的。

听着朱教授的故事，我一直在脑中虚构各个时期的朱教授，以不同的身份想象着朱教授的样子。首先，如果她是我的同学，那么她一定是个快乐上进的女孩子，她的乐观会感染身边每个人，她的认真踏实会使她无论在任何地方都闪闪发光；如果她是我的师长，那么她肯定不会因教授身份而拿着权威、端起架子，相反，她会以谦和的态度，用最简练的语言将知识转化为我们的记忆；如果她是我的外婆，那么她一定是最“闲不住”的老奶奶——学英语，学电脑，时刻关注中国电视行业的发展动态……

实际上，乐观安详的朱教授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经历了种种风云变幻，但始终，一颗热爱学习的心让朱教授与电视结缘，并积极推进了中国电视业的成长，她理应得到国家给予的殊荣。

而当下，在我们的周围有太多的抱怨声。我们抱怨自己的出身差，抱怨自己的运势差，抱怨别人轻易能取得很好的成绩……看似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所以，我们选择消极的姿态，而不尝试去改变。

但朱教授就会告诉你，在外人看来的辉煌成就，其实是自己一步步努力而达到的——持续不断地自学，积极面对转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踏踏实实，平平常常，没有捷径可走。

朱教授总是说自己一直都很“快活”，或者她做事的原则就是让自己“快活”。看似平常，但普通人却难以达到。正所谓“君子坦荡荡”，经历过沧海桑田，能够称得上“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的前辈才能体验到人生真正的“快活”——不被世俗所累的，不被功利所羁绊。反而，成功自己找上了门。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像朱教授一样的前辈们都化伟大于平凡，是我辈轻易修行不来的。更重要的是，面对周遭风云变幻，要有一颗平常的心。

笑容代表着一种豁达的心境、一种开朗的态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我相信，再大的困难见了朱羽君教授的笑容也会被融化。

刘丽文

1950年生，长春人；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85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5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语言文学部任教，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领域：史传文学、戏剧戏曲学。

开设课程：为本科生讲授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生讲授的主要课程为史传文学研究、历史剧研究、戏剧文学等；2008年主讲的《古典文学（上）》被评为国家网络精品课程。

主要论文、著作：学术论文60余篇、学术专著6部、教材1部、译著1部，主编学术论文集3部；主要为：《轴心时代史官文化与中国古典悲剧》《历史题材剧研究》《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历史剧的女性主义批评》（第一作者）、《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二作者）、《古典文学（上）》（教材光盘版）、《神奇的智力开发法》（第一译者）、《古代语言现象探索》《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关系个案分析》《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关系研究》。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有的被《新华文摘》摘录；《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由北京市社科基金资助出版，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科研成果（文科著作类）一等奖，《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科研成果（文科著作类）二等奖，《古典文学（上）》（教材光盘版）获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科研成果（文科课件类）一等奖；此外还有多篇论文获省部级或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

文史贯通　业精于勤

借助历史的坐标研究古代文学，利用古代文学的钥匙探究戏剧戏曲，刘老师的学术道路并非坎坷，也并不独特，但绝不轻松。执著的学术理想、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积累了或许刘老师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丰硕成果……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她的学术求索之旅。刘老师的言谈举止在和蔼中透露着儒雅风范，交谈间一些古代名言和典故顺手拈来。作为一位古代文学专家，刘老师深厚的学术素养已外化成一种气质与习惯。幼学壮行：兴趣广泛的有志少年

俗话说，幼是定基，少是勤学，刘老师是“老三届”，对学习的机会惜之如金。从童年阶段一直到大学，刘老师所展现的对知识的浓厚兴趣和沉稳笃定的研究精神为将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似乎注定了她走上学术道路的命运。

笔者原先猜想刘老师研究古代文学是基于自己从来就有的兴趣和长期的积累，不过刘老师说并不全然：她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了学古代文学，她最感兴趣的是医学和历史。但是好学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刘老师说：“有人说我是个学习狂，大概有点儿吧，这可能与遗传有关。”她说她家原来古书很多，后来“文革”中大都烧掉了，她父亲就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古代历史。东北冬天冰天雪地，夜晚炉火熄灭后，房间很冷，父亲常常是躺在床上，把棉衣盖在被子上边，两只胳膊伸进衣袖中，一宿一宿地看那些枯燥的史书，第二天早上起来匆匆洗把脸吃点饭照样去上班。刘老师继承了家庭的传统，从小就手不释卷，到现在仍然保持着见缝插针的读书习惯。

刘老师小时候特别想做一个医生。因为有鼻炎，经常上医院看病，过家家的时候就喜欢拿着一个小镜子模仿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像《内科学》《医宗金鉴》这些，有的是很早就有的，有的是后来买的，她都饶有兴致地读完。由于特别感兴趣，加上小时候似乎真有学习的天分，看一两遍就能背下来，甚至连枯燥的中药方也能倒背如流。

书看得多了，刘老师就开始在自己身上实验，自己扎针找穴位。刚开始胆小不敢下手，几次之后渐渐熟练了，也能够找着穴位了。有一次身上扎了好多针，站起来时忘了拔“足三里”的那根针，迈开腿就走路，针差点折在里头。“后来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她说。一个小女孩完全靠自学的医学知识，为自己扎针灸，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底气。

刘老师说她考大学时本想报医学院校，但因为没有学过化学，而化学是医学的基础，所以不得不放弃了。若不如此，刘老师说不定现在会是一位医学大家。

刘老师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喜欢历史。实际上她高考报的是历史系，后来不知怎么被分到了中文系，刘老师笑言发榜时看到是中文系很不满意，但是当时没敢做声，“好不容易被录取了，生怕提点要求人家不要你了”。

由于对历史的兴趣，刘老师后来学习中文时就不自觉地靠到历史方向上来了，比如研究史传文学。学而不厌：一往无前的求学之路

谈到学习经历，刘老师说她最初也像普通初学者一样，在读先秦散文等古代文学作品时感到艰涩难懂，如学外语一般。而现在阅读古籍有如读白话文一样畅快，这期间的长期积累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学习方法，刘老师有自己的感想。大三时她决定以古代文学专业作为未来学习方向，于是便有意识地系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当时的学习条件远不如现在方便，没有电脑和网络，无法上网搜集资料，手头的藏书又远不够用，只能泡在图书馆里，一点一点地钻研琢磨。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学习方法，只是觉得某个知识点不弄明白“心里就有个事”，于是“耿耿于怀”地想方设法直到弄明白为止。

课堂上老师讲《左传》，很感兴趣，课下就自己读全本的，从头开始，有的地方不完全懂，就回去请教身为教师的父亲。尤其是放假时候，天天烦他，没完没了，直到最后父亲见到她就摇头：“不教了，你有太多问题了，我受不了，太累。”

刘老师的大学毕业论文《〈左传〉“继室”考》就是读全本《左传》时发现的疑问。《左传》开篇就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后来鲁隐公竟被弟鲁桓公杀死了。读到此，刘老师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由此对鲁隐公的母亲声子的“继室”身份地位产生了疑问，想搞清楚，就去查《辞源》《辞海》，而这两部工具书都认为“继室”身份是妾，不是正妻（夫人），其引用的证据就是《左传》中声子成为继室之后她丈夫鲁惠公又娶了仲子为夫人。刘老师认为《辞源》和《辞海》的解释不对。她认为继室身份就是正妻（即夫人）。仲子之所以能夺取声子正妻位置是因为她“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神谕。于是结合《公羊传》《榖梁传》等一些资料，写了《〈左传〉“继室”考》的论文。写完之后很得老师的赞许。

毕业几年之后偶读《史记·鲁世家》，她发现其中有些资料验证了自己观点的正确。《史记》说仲子因手上有“为鲁夫人”的神谕，就许配给了鲁国的太子——继室声子的儿子鲁隐公。但仲子到了鲁国之后，鲁惠公发现她长得漂亮，就自己娶了，即父夺子妻。《左传》为君讳，只说“仲子归于我”，含糊其辞，巧妙地把这件事遮掩过去了。《辞海》《辞源》只看《左传》的表层记事，没有深入考证，所以导致了对“继室”一词的误解。后来这篇毕业论文整理之后发表在《学习与探索》上了。

刘老师说，当一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就有一种成就感，她由此感到了考证中蕴藏着无数的乐趣。

为研究，刘老师阅读了大量书籍，而她的习惯就是看书必须从头看，以便成体系地掌握知识。但是中国古代典籍那么浩瀚，仅经典都看不完。刘老师说每当看到自己还有那么多书没读，她就会想起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句话。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合影

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强烈的求学愿望，刘老师顺理成章地读完了硕士，并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很快成为副教授。本来可以就此平静地发展下去，但为了得到更系统深入的训练，在四十多岁时，刘老师最终排除了年龄、家庭、工作等方面的顾虑，决定攻读博士。

刘老师风趣地说：促成这个决定的还有一段插曲。有一次开学术会议，大会上有位博士发言，上台之后两眼朝天，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刘老师想，“博士真有这么牛么，那我也读读看是什么滋味。”

过了不久，刘老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她说，考上之后挺高兴，“但觉得我还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她说，其实读博士真不算是个什么事，只要智商正常，有毅力，肯付出，谁都可以做到。再说，古人说得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社会，什么行业都得有，离开哪个行业这个社会都玩不转。说到底，教师也只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行业而已。所以博士真的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只不过是再多受一点更系统的训练，给自己点压力，促使自己再多读点书，使自己当个更能胜任的教师，仅此而已。

刘老师说，她很羡慕有艺术天赋的人：“如果我有那个才能，可能我去当演员，去唱歌，去跳舞，但是我不行，所以就只好选读书，我喜欢，也觉得愉快。”

俗话说“少年易学老难成”，边工作边在外校读博确实不轻松，刘老师为此付出了非同一般的努力。因为是在职学习，刘老师虽然在北师大有宿舍，但在广院还承担着教学任务，另外家里老人也需要照顾，所以必须来回跑。当时广院门口正在修京通快速路，路不好走，冬天班车早晨四点多钟就从学校发车，天还没亮。她说：“那时我真是名副其实的披星戴月。所以我总说我的命不太好，干什么事都比别人多付出，道路早不修晚不修，偏在我读书期间修；等我毕业了，路也修好了。”停了一下，她莞尔一笑，说：“哦，这么说不对，应该说我早不考晚不考，专门等修路的时候考……”

刘老师说，那时科研经费少，舍不得买太多的书，虽说自己的存书有不少，但毕竟不够，所以就得借书。整天背着个大旅行包，里边放着满满的书，像个刚下火车的农民工。好在那时身体好，累了一会儿就休息过来了。写论文需要古籍资料，善本书不给复印，就整天泡到图书馆里抄书。

刘老师博士期间学习外语的经历同样让人感佩万分。

学习古代文学可以免修二外，因为刘老师大学学的是日语，中学学的是俄语，因此特别想学英语。但毕竟年龄大了，要花很多时间，这样专业课学习必然要受影响。她怕导师询问专业学习情况，就尽量不去见导师。她原来没有基础，是从字母学起的，几乎把整个学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英语学习上。后来在班里成绩遥遥领先，以致别的同学开玩笑说：“刘丽文啊，你可饶了我们吧，别学了，老师都拿你给我们当榜样了，压力太大啊！”

博士论文是刘老师的心血之作。为写博士论文，她做了充分准备，看了相当多资料。当时电脑还不普及，她手写了三四十万字，后来出版了二十多万字，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当时社科院参加答辩的谭家健老师评价说“这是我近十年来见过的最上乘的博士论文之一”，其中提出的观点如“《左传》价值取向上道德与事功的二律背反”，“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等，都是前人未有提及的。至于其中对《左传》的天人观、历史观的阐释，尽管前人也有涉及，但她将一些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做出了全面而独特的解释。后来这些文章整理后分别在《文学遗产》《求是学刊》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诲人不倦：别有匠心的教学科研

刘老师对教学工作也十分投入。她说，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一些老师把写论文放在第一位，不那么重视教学，她不认可。她认为二者都重要。作为教师，写论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内容的深化。刘老师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是先秦两汉方向，本科教学也侧重于这部分。但是同时她对中国古代戏曲也感兴趣，虽然开始不像对先秦两汉那么熟悉。在刚出校门不久，她就有感而发写过有关戏剧的论文，论证中国戏剧为什么成熟得那么晚，为什么是以唱为主的“戏曲”形式。刘老师说，关于前者，很多人都探讨过，一般认为是中国城市或城邦社会不发达所致。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考察了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觉得这个解释比较牵强。她从化学中相同原子排列顺序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物质——这个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中国古代戏剧之所以成熟得晚，主要原因与小说等纯粹的叙事文学成熟得较晚关系密切；而以唱为主的戏曲形式，也与中国古代诗歌最先成熟并高度发达有关。即“戏剧”内部各种要素的排列顺序决定了中国戏剧的成熟时间及形式特点。

这些文章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刘老师后来的研究要跟戏剧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后来，在1993年，刘老师与邓涛老师等合作撰写了《戏剧文学史》。1999年，刘老师开始在戏剧戏曲领域带硕士生。

刘老师说自己对女性研究的兴趣，源自一位哲学系出身的学生。这名学生毕业论文写的是女性主题，文章很不错，开始让刘老师更多地关注女性研究。刘老师谦虚地说是这名学生把自己领上了女性研究的道路。后来又有一位女学生研究《大明宫词》，她也就跟着仔细看了这部剧，越看越觉得其中有深意，进而展开了研究。

除了带研究生，刘老师也教本科生。对于一所传媒类院校，刘老师所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通识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

刘老师在教学时一贯教导学生对古代文学要多看多读，不能走捷径。有些学生抱怨课多复习不过来，刘老师说，学好了是自己的，学任何东西都不是白学的。“我以前每门功课都是认真复习，考完试收获特别大。”这是刘老师自己的切身体会，她殷切希望学生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每一堂考试。只有进行系统复习，理解了，才能更好地消化。刘老师还介绍了她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个习惯：读书时旁边放一个历史年表，随时查阅对照，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历史时空的坐标系中考察，这样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问学的道路上，刘老师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传统，讲究家法、师承，所谓疏不破注，这种方式本身就不科学，扼杀人的思想。明清科举考试也有一定格式，只能在规定的“四书”“五经”中找话题，必须代圣贤立意，把人的思想禁锢了。对此她很反感。她常对学生说，要有自己的思想。给本科生上课，由于内容多课时少，对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能很好地实践。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她讲课时特别注意把文学史上有争议的问题随时提出来，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自由选题写成小论文，然后纳入成绩评价体系。她特别告诫学生要独立思考，要有问题意识，不要混文凭，不要迷信权威，不要对老师唯命是从。给研究生修改论文，有的学生可能为了表示对老师尊重，总是“是是是”地回答老师的看法。她当即就说，不要那样，老师也未必全都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也不一定每句话都是真理。尤其是学术问题，见仁见智，要独立思考。“你跟我辩论才好呢！”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做讲座

刘老师鼓励创新，但同时认为不能为了创新而盲目地标新立异。她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她读《左传》时，深深地被《左传》对历史的哲理性思考所震撼，于是想写一篇《论〈左传〉的历史哲学》的论文。但是当她把《左传》中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并着手写作时，却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左传》尚且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所以不可能分析得出来。所以她说，创新也要实事求是，“没有新东西就不能硬去写，但必须有这个意识”。

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自信。刘老师经常鼓励学生要敢于提问，有的学生不敢，担心会被笑话。她说，其实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的有些观点，如果倒退若干年，可能不敢说，会怀疑‘我说得对不对’，但现在敢说敢论了，这确实需要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但另一方面，初生牛犊不怕虎，人知识一多反而又受局限。”刘老师举例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提出来的。后来他也承认说，要是放到多年以后，他肯定不敢轻易提出那样突破性的理论。刘老师坚持认为年轻人敢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发表新观点是一件并不容易但极其可贵的事。

正如刘老师说的，每个人头脑都差不多，只要肯付出、有毅力，谁都行。不过，真正对某一行业有兴趣，乐意付出，并坚持数十年，并非易事，刘老师便是其中之一。正是她的勤学好问、不懈钻研、日积月累才有了现在丰硕的、给后学者诸多启迪的成果。（张翼，男，籍贯湖南，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传播学硕士，现就职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采访手记张翼

交谈中，刘老师时常流露出她对古代文学这个领域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热爱。

刘老师主张学习古代文学应从先秦学起：“因为那是中国文化的‘头’，什么知识都是从头学，才会成体系。我们中华民族精妙卓绝的思想，在先秦就充分展示出来了。”她列举了《庄子》里面的一则寓言：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忽”二帝见“浑沌”不像平常人有七窍，于是帮他开凿，“日凿一窍”，七天之后混沌就死了。刘老师说这则寓言说的“无为”的道理是否全对姑且不论，但它讲尊重规律、尊重自然，确是真理。

再比如《孟子》中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即不用细密渔网去捕鱼，表明古人已拥有相当明晰的环境保护意识了。刘老师说这个简单却重要的原则，在现代却屡屡被忽视。“竭泽而渔”成为环境问题的一大肇因。“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真知灼见，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真是道不尽学不完。”

在求学和成长过程中，刘老师越来越体会到，男女智力上本来没有差别。刘老师感到自己的思维特点是比较长于逻辑思维，她深有感触地说：“有人认为男的比女的逻辑思维强，我现在觉得不是那样的。”写论文需要提炼观点，而刘老师正是深得其法，她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观点严密、逻辑性强而得到学界赞许的。刘老师说：“男女平权的时代一定会来到，只是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女性角色的转变是历史必然，但需要每位女性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每个女性的使命。”这对女性朋友发展我们的逻辑思维带来有益的启迪。

刘老师说，我们这里谈的都是读书、教书和学术研究。其实生活不是只是看书，还有娱乐和休闲。她喜欢养花和种菜。她说，家里有棵石榴树，在阳台的大花盆里，盛开的时候美极了，火红一片。她还在阳台上种菜，小白菜、油菜等长得欣欣向荣，绿油油一片，满眼生机，很享受。至于事业，刘老师说，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哪个行业干好了，都是事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找准自己的位置，一往无前地干下去，就会有所收获。当然，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她说：“人生嘛，就是如此。有人说得好，只有一种滋味不是生活，只有一种色彩不是美丽。只有酸甜苦辣都尝过，人生才不算白过。如果把经历那些风风雨雨都看作是生活给予的财富的话，苦恼就会少多了。”

刘京林

1944年生，河北南宫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心理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和中科院心理所函授大学进修；曾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党总支副书记、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曾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工作者和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学术著作：《新闻心理学概论》《大众传播心理学——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看大众传播》《刘京林自选集》；主编《新闻心理学论文集》《传播·媒介与心理》《新闻心理学》（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心理学教材）、《新闻心理学原理》《发展、融合与传播心理》以及传播心理研究丛书（共七本）。

论文：《试析受众的认知偏差——兼论新闻报道的负面心理影响》1999年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二等奖，《浅析网民的心理生活空间》2000年获国家广电总局高校优秀成果文科类二等奖，《新闻心理学概论》获国家广电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大众传播心理学》获国家广电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独辟蹊径　自成大观

在2004年5月27号的日记中刘京林老师这样写道：

……没留神，就走到了今天。当初为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位置和满足自己对心理学的兴趣，来到了广播学院。二十余年从心理学渐次进入了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但面对交叉学科卷帙浩繁的著作，庞杂多样的内容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取向，深感研究之艰辛、之复杂、之困惑、之无奈……每当心灵挣扎、身心疲惫之时，“解甲归田”和漫游世界的念头便涌入脑海。然而，乐观、奋进的个性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之中，它支撑着我的信念，推动着我不断前进的脚步，令我想停也停不下来，就像穿上了“红舞鞋”……

刘老师介绍说她1981年调到广院新闻系当老师时，在业务上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处于“三无”状态：无专业（本科学的是中文），无职称（连讲师也不是），无成果（除几十篇新闻报道外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而那时她已经37岁了！

当时摆在刘老师面前最严峻的问题是：在新闻系讲什么课？怎么在高校立足？今后几十年的目标是什么？

经过慎重考虑，她选择了当时还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心理学。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韦洛斯特在他的诗里所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那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刘老师总结这几十年成长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深有体会地说：“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其一，我做事比较认真；其二，我有创新思维；其三，我惜时如金。”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青山不放松”是清朝诗画大家郑板桥的题画诗“竹石”中的首句。全诗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不仅是对“竹石”具象的描绘，更隐喻着一种励志的精神。

刘老师很欣赏这首诗，她说“咬定青山不放松”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在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领域中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这里的“青山”隐含的就是人生的目标，“咬定”、“不放松”就是要“咬定”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持之以恒地、扎扎实实地前行。

刘老师之所以锁定心理学（继而是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作为其为之奋斗的目标，一是因为这是一门有意思的课：实践性很强，既能联系新闻传播实践，又能对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和认识社会有帮助；二是由于刘老师对于理论比较感兴趣，她认为自己的逻辑思维比较好，而心理学里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三是那时候广院还没有新闻心理专业，也几乎没有老师上心理学方面的课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依着自己兴趣的指引，从1983至1987年，为寻找一个在广院安身立命的位置，刘老师先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办的心理学函授大学共学习了四年。刘老师所攻读的十几门心理学课程，大多成绩优秀，这为她后来的教学、科研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心理学基础。

经过二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刘老师逐渐摆脱了“三无”状态，完成了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再到博导的经历。她撰写了三本著作，主编了十二本书，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中两本专著和一篇论文获得广电部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篇论文获得中国新闻奖。

刘老师说，她没有想到她于1993年写的第一本书《新闻心理学概论》出版后会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武大有位教授曾到她家去拜访，并聘她为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的四川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在1999年12月给她寄的新年贺卡里写道：“您虽然不认识我，我们也从未见过面，但是我和我的研究生读了您的大作都肃然起敬。您治学是那么严谨、认真，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愿今后能见到您，向您请教一些传播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后来他们不止一次见面，而且还成为了好朋友。

2006年，刘老师又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09年，刘老师主编的国内第一套传播心理研究丛书（共七本）得到了学界专家的肯定，有专家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我国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意义。“丛书”具有多样性、前沿性和覆盖面广等特点，它的出版标志着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在国内逐步走向成熟和完美。“在荆棘丛生的新的学科领域里摸爬滚打是非常艰难的，有时我真的感到焦虑和痛苦，甚至有放弃的念头。”刘老师深有感触。但是这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为了坚持走下去，她不得不牺牲许多休息时间。为了弥补业务底子薄和年龄大的劣势，刘老师过起了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的日子。平时连看电视剧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的刘老师甚至还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可以说，钻研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已经成为她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刘老师的认真不仅体现在她对既定目标的坚持，更表现在她待人、做事的原则“拿人当人，拿事当事”。“拿人当人”主要是要尊重他人，特别是要讲信用。答应别人的事无论大小都要放在心上，并尽力帮助他人。“拿事当事”是指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决不混日子，决不投机取巧。刘老师举例说比如写论文，由于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都是交叉学科，所以必须既要看新闻学、传播学又要看心理学的资料，还得关注不同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这样写一篇交叉学科的论文比写单一学科的论文往往要花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而言，她要在积累了几倍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浓缩出一篇论文。刘老师又举例说，作为老师来说，上课不迟到也体现了责任感。刘老师从1984年开始上课，到2007年腿摔骨裂的这二十几年，除了班车误点，她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耽误过学生一次课，而且她都是提前十分钟就到教室做准备，“要检查一下黑板擦干净没，话筒有没有声音，电脑灵不灵，自己把水打好，然后我准备一块抹布，因为我一闻粉笔我就咳嗽，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我坐在那儿等学生”。在光明网与网民交流思维创新，标新立异

刘老师说，她的成功还在于有创新思维。“文革”前，刘老师自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两岁时，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幼儿园，四岁便随其父入京，随后一直在北京求学。

从育才小学到育才中学，初中毕业时，刘老师曾获得“金质奖章”，所有的课目期末总评全部为优，被保送就读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时期刘老师还以学生身份当选为北京市团代会代表。“文革”对于刘老师这代人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1966年“文革”爆发时，刘老师还在读大学，“文革”中“搞运动，写大字报，基本没怎么念书了”。后来刘老师又到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一直到1970年才开始工作。而曾是老干部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游街、被贴大字报、挨批斗，对她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坏事也能变好事，“文革”让刘老师开始反思过去的思维方式。“文革”前，刘老师的成长可谓顺风顺水，没受到什么挫折，她自己也就形成了亦步亦趋的、比较拘束的思想。“老师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傻乎乎的，很少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敢去想。人不是很灵活、较死板，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报专业还是我爸给报的。”刘老师坦言。

经历“文革”的冲击，刘老师的思维方式有了质的转变。爸爸妈妈都是老干部，30年代的老党员，他们都挨斗挨批，这是为什么？再遇到问题，刘老师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从过去“老自我感觉不错”，到发现“原来看不上的人”有很多方面比自己强，然后慢慢发现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是处于某一个坐标上的，一个人只有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才能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

由于思维方式的改变，使刘老师凡事着意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逢事总喜欢标新立异。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使刘老师选择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心理学；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她能敏锐地捕捉到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并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陌生之路。

创造性还需要有意识地去联系，才能够有这种学术敏感。刘老师的一个习惯是：看报或者看书，一看到可以联系心理学的内容，立刻把它记下来，能够把它跟心理学的理论、观点给串上。比如，她看当代心理学体系里面有一个辩证心理学，“觉得挺好奇，觉得它的一些说法挺有意思”。后来她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官员播客存在的几个问题，所写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传播》。

有了创新思维，就容易产生灵感和胆量。在1994年广院40年校庆时，刘老师大胆给校领导打报告，希望能借校庆之际召开第一届全国新闻心理学研讨会，该报告获得批准。刘老师和她的团队联合兄弟院校和业界同仁，从1994年到2012年共举办了八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学研讨会，为推动新闻与传播心理学在国内的普及和发展尽了一分力量。

在第八届研讨会上，刘老师和她的团队第一次请到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专家，实现了打开国门和“境门”的梦想。刘老师说，她的著作和论文都力求有新的体系、新的观点。比如《新闻心理学概论》以新闻工作流程为线索，《新闻心理学原理》则以人的心理现象为纲；而《大众传播心理学》则别出心裁，以现代心理学的五种流派为框架。她还以勒温的场论为指导撰写了《试析网民的心理生活空间》，又以当代心理学中的辩证心理学视角写了《辩证心理学视域下的官员博客》。她认为，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使人不断摆脱思维定势的羁绊，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认识，才能一步一步实现思想的飞跃。在传播心理研究所惜时如金，筹划时间

时间如顺流而下，生活如逆水行舟。弹指一挥间，30年前踏进广院的情景历历在目，而今已物是人非，刘老师亦感慨人生短促。

刘老师说平时教学科研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比如有的时候每周要给不同层面的学生上三门课；无论是部级的还是校级的科研项目，她都是项目主持人；另外还要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对他们的教学和思想工作都要抓。在校内属于“双肩挑”的教师，几十年来曾先后担任过政办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研究所所长、学校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校外还承担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传播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此外，她爱人生病六七年，还得经常陪他去医院，在他重病期间，又几乎天天往医院跑。要想妥善处理好这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必须得学会科学地、合理地利用时间。

刘老师总结了自己在管理时间上的体会：

第一，长计划短安排。

对于个人来讲，刘老师认为，规划人生这也是一种运筹：你有什么打算？你这一辈子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你这一年有哪几项任务？然后，把这些任务分到每个月里，再把每个月的事情安排到每个星期，每个星期的每一天，每一天的上午、下午、晚上都做些什么。总之，每年、每月、每周、每天都有具体的安排，并把它们都记在本子里，努力去做。“人生的运筹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有最高的效率。”

比如，在接受采访的这一天，刘老师是这样规划的：“今天早晨我去报社办了两个证，从报社出来就直接坐车去看牙，看了牙再坐车直奔学校想来体检，但因去得太晚了，没体检成。当时我想如果再约你也不容易，干脆我就找你得了，咱这下午也算没白过是吧。然后我晚上回去还要接待两位客人。”其实，刘老师每次出门都会想今天有几件事，这几件事哪个前哪个后，然后看这个地理的路线，走一趟就把它们都办了。

当然，计划也不是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得及时应变。比如刘老师的爱人在刘老师接受笔者采访时重病住院，本来她准备筹备下半年的研讨会，爱人的生病使得原定计划全打乱了。“他一生病，我现在主要精力要放在他这儿，其他事情我只能零零碎碎地去弄。”所以说，既要有计划性，同时要有应变性。“不行了你就得想，你再用这个时间干什么。这样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整段时间和零碎时间巧安排。

由于写论文或写教案需要有一段相对长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所以利用假期或没课的学期最容易出成果。刘老师的主要科研成果都是在假期中完成的。而平时可以利用零碎时间用剪报、摘记、下载等方法搜集资料。刘老师在十几年中积累了上万张剪报，足足装了七八个纸袋，还摘记了大量读书卡片。

刘老师说，当然，整段时间和零碎时间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有效地支配时间。比如有一年学校要求她写一本有关传播心理学方面的书，而且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而那时他爱人在香港工作，她需要在寒假期间到香港探亲。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写作呢？她就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先搜集资料和思考全书的大纲。她带到香港十几本《现代传播》，利用空闲时间，每天披着棉衣，盖着被子阅读并摘记文章。（注：香港的冬天没有暖气，屋里很冷，习惯于北方生活的人往往会不适应。）

第三，套用时间。

她常用同一段时间做不同的几件事情，如边做饭边听收音机，那边还用洗衣机洗着衣服。“套用时间”还有多种含义，比如办一件事情获得多种成果。“像将备课和科研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作为讲课的内容，用科研成果来提高讲课水平。我们研究所曾经完成了一项广电部的课题，题目是‘央视对象性节目与观众需要的应对性研究’。在讲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埃里克森的人格全程发展理论时都可以用这个研究结果加以映证。”刘老师分享道。

出书是一个学者经常遇到的事，刘老师的处理技巧是，比如当她遇到需要尽快主编一本书和修订一本书的情况时，她就会先把主编的书放在前面。在统一了大纲，明确了宗旨的前提下，确定合作者的名单，并将任务布置下去。在合作者分头写作的时候，她那边便进行修订另一本书的工作。由此达到套用时间的目的。

第四，见缝插针。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人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刘老师已养成外出时总要在书包里带上点可读的东西的习惯，如报纸、杂志或者书、手机，在医院、银行、机场（火车）候车室，只要有空就看一点。

有一次，陪爱人去医院，刘老师在候诊时翻看了一本心理学杂志的目录，突然眼睛一亮。原来，她的一位博士生总也想不好毕业论文的题目，对先前选的题目尝试写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眼看离毕业只有多半年的时间了，非常着急。刘老师当时看到的一个论文的题目是对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她想是否也可以让学生研究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于是刘老师马上给学生打了个电话，学生很兴奋。“虽然这个题目国内鲜有研究，难度非常大，但经过她的努力奋斗，终于完成了写作。之后她又将之做了修改并出了书，还获了奖。”刘老师很是欣慰。而这一切灵感源于她见缝插针时的积累。

第五，赶前不赶后。

刘老师说她已经养成了办事赶前不赶后的习惯。如周四有课，周一就备好课，如9月份开会，7月份就完成参会论文。尽量不临时抱佛脚，因为事情的变化往往自己难以把控，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就容易被始料未及的事情打乱阵脚，结果或无法完成任务或草草应付。早做准备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可以使自己始终从容、踏实。（万幸，女，籍贯四川，中国传媒大学2010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四川传媒学院。）采访手记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小宇宙万幸

从约访刘京林老师到访谈后偶遇，再到写成采访稿，我心目中刘老师的形象是这样的：突出的专业成绩——对传播心理学专业贡献大，是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热情负责的生活态度——认真负责，待人真诚，把事当事；坚强上进的性格——奋进创新，独立自主，自立担当。

记得2012年4月19日那天中午，刘老师给我打来电话，临时决定接受我的采访。之前联系刘老师时，没有约定好确定的采访时间，当时她正忙于照顾重病住院的丈夫。无论是于时间还是于心情，我都不想打扰她，心想“不知道哪一天才能采访了”。

19号那天，刘老师本来计划来学校体检，结果没体检成，她想到“天天跑医院，来一趟学校非常不容易”，于是赶紧约了我。因为她觉得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比如接受我的采访。这也是她在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到的观点：待人真诚、讲诚信，答应别人的事，无论大小，尽力兑现。

那天，我来到33号楼传播心理学研究所办公室，一位女学生还在跟刘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待我进去后，女学生很快便出来了。刘老师一边给我介绍刚才的女学生，一边仍然在自己的本子上写着什么，我这才发现刘老师在准备采访的内容，她正在把她认为的采访重点、重要内容一一写在本上。这种认真负责、严谨惜时的态度让我也由内生出一种正式感和使命感。

作为传播心理学的名师，刘老师对于如何安排时间、规划人生、面对成长中的矛盾等问题，都有很多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刘老师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听闻刘老师丈夫过世的事情，唏嘘不已，心想对于刘老师而言，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呀。不久后的一天，偶然间在研究所的洗手间碰到刘老师，而她对我的关切只是淡淡地说：“已经六七年了，有心理准备，不是一下走的。你忙去吧。”我能感受到她的内心正在恢复平静，她依然坚强！

看着手头几千字的手稿，不知能否勉强展现她一半的成才智慧。正如那天采访完刘老师与我道别时所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小宇宙。”我们青年一辈无法重走她的人生，我们没有经历“文革”，我们生于不同年代，但我们在成长中依然面临相似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在文中找到答案。

刘晔原

1949年生，吉林省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视剧研究所所长；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文化专题片文案写作和电视剧评论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电视剧理论、中国民俗学。

主要著作：《电视剧批评与欣赏》《电视剧艺术论》《中国电视艺术批评》《戏剧影视文艺学》《大众文艺学》《中国文化杂说》（民俗卷主编兼撰稿）、《民间文学概论》（合著）、《中国古代的祭祀》《夕阳更红》等。

社会职务：1990年至1995年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蒙古、朝鲜代表处合作，承担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工作，任考察团团长，先后考察了吉林、重庆、湖北、浙江的民间文学艺术；通过中日学者合作，对日本本岛、四国、冲绳等地的文化保留地进行了考察。

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全国高等院校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俗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

“姥姥”教授的人生语录

问：您当初放弃行政工作来大学教书，是出于什么考虑做了这个决定？

答：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在上大学之前我已做了八年的中学教师，在机关工作的时候，我同时也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学校讲课，所以我和教学工作没有完全脱离。直接促使我来大学教书是因为199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老父亲身体不大好，而我在机关工作是要坐班的，所以照顾父亲不是很方便。而这时也正好碰到一个契机——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领导，我就把（去高校教书）这个想法告诉他了，学校领导很欢迎我，也就是这次偶然的谈话促进了我来大学教学的决心。当时也没有想过做出这个决定的得失是什么，“天平”两端是否平衡——我这个人比较“傻”，用今天的话说，比较“二”（笑）。换一种自己熟悉和喜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不好。

问：从行政工作到教师的角色转换过程是否顺利？

答：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小小的迷茫，但也就那么一两个月。丢掉原有的行政级别来当老师，但来学校之后却排不上课，现成的课都有老师教，我该开什么课呢？但是我满怀信心，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这所大学，那么这里就是适合我的，我一定会做得不错，我就先等一等吧。

其间有同事劝我去找校领导说说，因为我原来做过一定的领导工作，又是机关里来的。但我也没有去，生怕校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会给我安排行政方面的工作，而我来大学唯一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教授”（笑）。现在，教授资格评上了，我“得其所哉，求仁得仁”，没有什么遗憾。

问：为何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答：当年参加工作时社会需要教师，我这样的“小矮个”就去了。我从小学教起，直到现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我都做过了。所以我和小孩儿、年轻人沟通几乎无障碍。有些老师说“哎呀，现在学生可不好教了，特别可怕”，所以年轻教师上课之前，会把自己的PPT看好几遍，还觉得心里头直打鼓。但我觉得自己做教师有点“如鱼得水”，对我来说，上课是种享受。只要不太疲劳，我没有觉得哪个班的学生不好教，包括我们表演系。虽然有些老师认为这些学生很浮躁，但是我跟他们处得很好，他们也愿意上我的课。影艺的孩子们和年轻老师一律管我叫“姥姥”（笑），有什么需要跑腿的事都主动来给我帮忙。我上课的时候的椅子啊、水啊……都准备得很好。所以我不会觉得上课是一种负担，有什么压力。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天性和教书这个职业很契合的原因。我天生比较开朗，也比较“随遇而安”。我只管一步一步做好眼前的工作，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当什么，或者最终要成为什么，要向哪个目标孜孜不倦地追求。我女儿经常问我：“妈妈是一开始就定好了一个目标，然后孜孜不倦地往前走吗？”我说，我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服从整个国家的目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该上学就上学，“文化大革命”让停课就停课，让下乡就下乡……我年轻的时候只有一个目标——我想学习，我读书没读够。因为当年高中毕业后我没能上大学，这成了我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我还要学习。所以下乡之后，当政策说老三届的高中生都可以考大学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眼前所有的利益，在1977年上了大学，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往前走。

问：您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满意吗？

答：我很满意。我现在还经常给大学生开基础课。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点点“古典情结”，我隔几年还会教一次古代文学课程，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民族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在感染着我们。很多的节目，之所以表现得那么优雅，是因为有文化的滋养。咱们现在的影视剧——像《甄嬛传》，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有60首古代诗词的意境在里面闪现。另外，影视艺术学院给老教师的尊重、给予的帮助，我都很满意。参加学校老教授协会的活动，也让我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活力。

问：一路走来回首往事，感觉自己有遗憾吗？

答：遗憾总会是有的，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90年代的时候，看我那些留学的同学趾高气扬地回来，想想自己“当年也可以走啊”。但是我没有那样做，会不会有点遗憾呢？可能算是“狭义”的遗憾。这几年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出去的人再回来看看，失落的反而是他们——“我要是当年不走，我也更好了……”（笑）是吧？所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会让你的自豪感提升。现在我们出个国、旅个游，上哪个国家住个十天八天，已经不算什么了吧？相反，在外面住几天后，我们会想念我们的炸酱面，想念我们的大米饭炒菜，这才觉得我们在国内有多么好。

问：如果不做学者或者教师，您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答：我就去做一个护士，我会有很好的耐心，我会护理好那些生活上需要我的人；另外老了以后如果身体还好，我就去做一个幼儿园的姥姥。我喜欢孩子，看见任何人家的小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逗人家的孩子。别人说你别去逗，不然其他人还以为你人贩子呢（笑）。但这是我的天性。

问：目前屏幕上，有不少表现女性情感生活或人际关系的宫廷戏、穿越剧……在您看来，这些影视作品是否表现了当代女性的一些情感诉求？

答：现在的电视剧和青年娱乐节目、相亲节目好像都是女性在做主角，这是当前一个集中出现的文化现象。以电视剧来说，去年和前年流行的是男人剧，像《士兵突击》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出现，但却有高收视率。但是艺术需要创新，就像我们看惯了黑衣服，但也需要看花旗袍一样，所以在一段审美疲劳之后，电视剧改换表现对象，于是人们找到了——这就是后宫戏，像咱们说的《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等。

后宫戏制作很精良，画面很美好，花团锦簇，到处都是那么精致，让我们看惯了战争硝烟、破衣烂衫、流血牺牲的脑袋后得到了一个新的转换，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收视的高潮。但是那些女人都是极其可怜的，她们扭曲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色，一心一意只为取得皇帝的青睐，才有了她们的一切。但这一切终归都是皇帝给的，她们已经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她们不是“女强人”，而是一群“可怜的女人”。所以“女人戏”只是一个艺术欣赏和艺术创新的需要，并不是说现在女人怎么当家了，都是女强人之后才出现。我认为这种现象也不会持续很久，又会换回“男人戏”。

问：在一些相亲类的节目中，女性似乎把持了主动选择权，表现出女性多元的价值观，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这样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

答：这和当代的社会思潮有关。在革命年代，共和国的女战士绝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她们忘记了自己的生理条件，和男性一样拼搏、奋斗，为革命作出贡献，甚至共和国初期的女职工也都是这样做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提倡的是革命需要。抗美援朝时期，女性甚至把自己作为一种奖品，奖给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英雄，这是当时的主导思想。

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物质在做主。现实教育了很多的女孩，奋斗不一定能够成功。与其一生奋斗，不如回归女人的传统角色，嫁一个好丈夫，坐享其成。这是物质泛滥对现代人很现实、很功利的感染。我们说了那么多年的“男女平等”，“女性要自立自强”，“我们不能出卖自己的感情”……但这句“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就是典型的出卖自己感情的行为。但最终，“哭”和“笑”哪个更好呢？我们追求的笑，是即使两个人都裸婚，但他们感情很好，所以心情很好，很幸福。那哭的滋味好吗？所以这位女性看重的是宝马车，而不是幸福。

嫌贫爱富在封建社会也是受到鞭挞的。咱们传统京剧《长生殿》中讲的是什么？京剧《红鬃烈马》讲的是什么？那种只追求物质、嫌贫爱富的思想一直是我们民族文化所谴责的对象。电影《秋菊打官司》中那个老爹不是说吗，“人家给了我们一头骡子”，他的女儿气极了说：“你跟骡子过去吧！从今以后不再回娘家……”所以变相的出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好的。现在有些女孩迷了眼睛，觉得坐一辆宝马车就是幸福了。当宝马车满街都开，每人家里头有两三辆的时候，她就会发现她守着垃圾堆，却放弃了自己的美好人生，她自己当年是多么的愚蠢。

问：这些社会现象对正在形成价值观的年轻女性会有不良的引导吗？

答：个人的追求都是不一样的。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重奏和谐音》，那里面就讲在社会进步的情况下，人生是丰富的，而不是大家都走一个模式。其中，姐姐走了一条终生奋斗的路，她自己成为一个钢琴家，钢琴弹得出神入化，她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而她的妹妹从小就被她认为没有出息。妹妹很早就嫁了人，然后生了孩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可是妹妹自己觉得很幸福。到老了的时候，姐姐和妹妹重聚了，两个人在钢琴上共同演绎一首曲子，大姐姐发现妹妹的琴技并不比自己的差。

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的，我愿意过太太的生活，我就找一个愿意接受我做全职太太的老公。我妨碍社会了吗？没有。我妨碍他人了吗？也没有。这是我的选择，我会对我自己的选择负责，社会就应该给予认可。相反，我愿意做一个一生奋斗、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利他的人，我愿意把世界的情况、国家的大事都装在我心怀，那么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而这两种的人生，前者我们可以认可，后者更让人尊敬，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崔永元有一句话“社会存在两条‘线’——上线是道德的‘线’，底线是法律的‘线’。只要不触犯底线，我们都可以承认。但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人物，应该向更高的道德目标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问：在您读书或者观影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位女性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答：太多了，小时候最崇拜的是林巧稚——那位妇科医生，她终生献给了医疗事业。之后我崇拜过吴仪，咱们国家“入市”谈判的时候，她多么睿智，各方面关系协调得得心应手，我佩服她有这种能力。

问：您心目中理想女性有什么标准？

答：从最好的条件说起，第一，她有一双疼爱她的父母，有一个很完整很温馨的家庭，收入不见得特别高，但是大家很有真情——这样的女孩从小心智就会很健全、很健康。

第二，她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比较睿智的脑袋，她的智力起码在中线以上，另外她最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容貌。女孩的美丽的确是人生最好的一种财富，是上帝授予你在人间最好的礼物。我们希望女孩都漂亮起来、睿智起来，那样更好。

但是最主要的，她的心态要豁达、要正常，她要懂得爱——懂得爱别人，宽容别人，少挑剔一些生活中的不足，这是做女人最大的追求。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但是看见别人喧闹一点啊、凌乱一点啊或者其他的什么缺点，可以容忍，一笑了之——这样的女孩就能够成器。不管她事业的创造最终有多大，她都会有一个完满的人生。人说“小女人”，这是指你的心小，而你的心小是因为容不得你身边的人比你强，或者容不得身边的人有缺点。过分地斤斤计较，不停地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最后会将你自己孤立了。大家看见你都会远远地躲开，生怕被你的刺扎到身上——这就是没有亲和力的表现，这样就不好。

问：对自己的学生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答：我的学生要有团队精神，这是第一。另外，大学阶段，大家都是按照高考线来的，大家的智商相差是极有限的。造成了你成功或不成功，或者你的理想能不能实现的因素，首先是你的坚持精神。坚持精神来源于价值观，你看到有人能够轻松地用美貌换得财富和优越的生活，如果你羡慕那样的人，你就不再会坚持自己的理想了。其次，你要在平常有良好的情商，有融合精神，这样才是好的。如果有个人又幽默、又快乐、又能包容、又很干练，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咱们身边要是有一个女孩一进屋就皱个眉头，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把大家弄得谁都不敢说话，她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所以女孩子要注意这些事情。

问：女性应该怎样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关系？

答：在现代的社会中，作为女性是很劳累的，因为我们要承担和男人一样的社会角色。当老师你得当个好老师，当职员你得当个好职员……对于女性来说，和孩子的相处几乎是她生命的需要，而且也是孩子成长的必须。把孩子完全放在幼儿园，不见得比妈妈带得更好。这的确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矛盾。

但是我们国家正在完善保障女性福利和权益的法律，从前我们只有56天的产假，现在产假在不断地延长，给予女性一定的抚育子女的时间。而且现代社会，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父亲爱孩子的心也不亚于妈妈，两个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还有双方父母等等的帮助，不成为难事。

要将家庭和事业兼顾，第一步不要特别去追求“压倒一切人”的效果，我尽心地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就好——我求心安，不因为我是女性而给工作造成损失，这就好。我给我自己站稳脚，也给我后来的女性蹚开一条道。如果拿了人家的工资，却什么也不干，那么这个单位就再也不敢招女孩了——那就给女性同胞们造成了无数的后患。至于说男同事着急提拔了、干出大事了……那因为他是男性，我佩服他，但是我现在不行。孩子离手之后你可以再继续奋斗，这一点咱们很多年轻老师都做得很好。

问：对女性择偶有什么建议？

答：择偶是人生必经之路，我不是很提倡女孩晚恋。对于我的研究生，我都问她们你有男朋友吗？有些女孩说我为了学习还没有找。我说这不值。青春时身体发育成熟了，该享受这份爱情和恋情的时候，就要及时地按照季节来。真正的坏人是极少的，尤其是同年龄的人，他能坏到哪去呢？需要挑选的唯一一个因素，就是你的性格和他是不是适合。如果你俩的兴趣爱好是相同的，我爱动，他也爱动，我要看《狮子王》，他也乐不得就去看了——那我们俩就是最好的一生的伴侣——因为我不需要再花力气去解释：“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那样是不对的”，“你能不能牺牲一下跟我去”……那就没意义了，所以在乎的只是两个人的志趣相投。

至于说生活条件，以前是因为我们穷怕了，我们现在着急富。我们有辆车就去显摆，有了车还想换更好的车……将来等我们国家更发达了，我们会和发达的国家的人一样，倒回来骑自行车，追求一份身体的健美和空气的环保。我们再也不会说“我家有个车”。现在你跟同学还显摆说“我有一个自行车”，“我有一双球鞋”吗？球鞋谁没有？自行车谁没有？当大家生活条件都差不多少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最终比的还是优雅、还是自我的追求。现在年轻的一代人，不必要对那些物质过分在乎。当他们迈入老年，我们国家走进真正的富裕和康明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追求就会越来越重要。

问：当下女性在成才路上最需要学习什么素质？

答：第一，不要被青春蒙住了眼睛。青春的女孩儿，她是世界的王。就像牡丹花的盛开，会让所有人在她的美丽面前低头。这一阶段你可以潇洒一点、挥霍一点、霸气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花无百日红”，属于你的只有十年左右。一生是很漫长的，过去这一段，你就是要低下头来，向着常青的松柏致敬，这是无可选择的，这就是规律。所以当下的女孩要去掉浮躁心。

第二，追求美是正常的，但虚荣的心不可以过多，不可以为那一套衣服而出卖自己的人格，若为了开一辆宝马人格也不要了，那她是一个失去了道德底线的人。这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女性应该追求的境界。

第三，自强自立之心不可以丢。我们首先应该自立，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再去组建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是人之常情。在上面还有更高的一条——奉献于国家和民族，这样的追求，才是我们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的标准。（张田，女，籍贯陕西，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新闻学专业，现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采访手记张田

已过下班时间，办公楼中只剩下一束夕阳斜照在影视艺术学院墙上挂着的学生作品上。刘教授顾不得吃饭，仍忙着办公，并且还专门安排时间，耐心地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教授是影艺学院受人爱戴的“姥姥”，是影视和文化界受人尊敬的学者。在见过本人后，这二者的形象在我头脑中融为了一体。

——这位“姥姥”思维清晰，出口成章，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引经据典，随意拈出影视作品来举例，并且能够用诗一样的语言侃侃而谈——其文学素养之厚，专业功底之深可见一斑。能聆听她的教诲是种享受，能分享她的智慧是荣幸。

——这位学者慈祥可亲，她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可以拿自己开玩笑（说自己不计较得失而选择教师职业是因为比较“二”），也可以拿最时髦的话题和我们讨论（与我们分析《步步惊心》中十三阿哥的感情生活，限于篇幅本文未提及）……这样一位既风趣又低调的教授，怎不赢得学生的喜爱呢？

大象无形，大声无息。当社会中一些学者用学术语言武装起自己，用专业知识表明自己的优越地位时，在落霞的柔光中，刘教授用幽默的语言解读着社会变迁对女性价值观的影响，对青年女性提出建议，寄予希冀。由于时间关系，刘教授并没有过多地提到自己的生活，但仅从这只言片语中，我们会瞥到她对知识的渴望，对名利的淡薄，对自己所爱之物的坚持。只愿大到社会、小到学校，都能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们提供更加人文的关怀、更加有利的环境。

在浮躁的社会中，若有一份坚持之心便是难能可贵的。遇到的诱惑、碰到的铁壁、突然降临的灾难……都会使脚下的路偏离自己预设的轨道。这时候，选择“坚守自我”变得代价沉重。尽管如此，刘教授仍以言传身教启迪我们：即使选择自己所爱要放弃光鲜亮丽的“外衣”，也许在他人眼中看来自己很“傻”、很“二”，但至少自己是快乐的，是无悔的。

即使位列“老”教授行列，我面前的刘教授仍然美丽、达观，由于年轻的心态和旺盛的精力，反而散发着青年人身上少有的活力。在刘教授这里，所谓“老”，只是资历，绝不是指年龄。岁月的羁绊和磨砺使人心生宽厚，那是博爱的积淀。

对于刘教授精彩的回答，我不想再用自己拙劣的笔修改过多字句，只想尽量将访谈的情景“原汁原味”地再现出来。这里想再次引用刘教授的语录，作为后记的结尾，愿对同我一样的大学生都有启迪：“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不是你在补你的短板，而是不费力气地，你就找到了自己做起来快乐又做得可以的事——那就是你的天分所在。如果你的职业契合了你的天性，你就是‘忙碌着并且快乐着’。这样，你的工作才有意义。”

李焕生

1950年生，天津市人，研究员；1969年9月参加工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任组织干事；1975年7月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工作。

工作经历：先后任专职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广播学院报》主编、《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主编等；1996-2010年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退休后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著作：专著《实践与思考——高校思想教育初探》，主编或与人合作主编九本；先后发表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与新闻采编等领域的论文五十余篇，部分获奖。社会职务：曾任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理事、北京高校纪检监察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理事；现任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高教校友联谊会副会长。

向上是人生的一种习惯

李焕生老师1975年7月进入广院参加工作，是学校1974年复校后的第一批年轻教师，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工作35载，2010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位上退休。对校女教授协会开展的、旨在帮助青年学生特别是女学生成长成才的活动，李老师很支持。2012年10月国庆假期刚结束后的一个下午，她与我详尽分享了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感悟，悉心交流了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看法与建议。小小大队长：向上是一种习惯

李老师是天津人，童年、青少年都在天津度过，家住在“小白楼”一带。“小白楼”很有名，由近代租界发展而来，车水马龙，繁华热闹。生活在这里，少小的她不为外面世界的喧闹所吸引，却在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向上的追求！

从小学时候起，她的学习成绩就经常是全年级第一。李老师回忆说：“在全班考第一，都不够了。”姐妹三个都上学，就住一间房子，李老师就将做面食的面板翻过来放在床上当桌子，在上面写作业。父母忙于生计，未能管孩子们的学习，孩子们完全是自己管自己。她还要抽出时间来帮爸爸妈妈提水、倒垃圾，帮带弟弟妹妹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也得把学习弄好！”

少小的她，心中被向上的旋律填满。上课简直是盯着老师的嘴巴，生怕落下什么东西。“这次考了第一，下次就不能考第二！”努力的程度不能减。“有时也考第二、第三，但努力的劲头不亚于以前。”老师的信任，同学们的肯定，对她又是一种鼓励和动力。就这样，李老师小学时候便是大队长，中学时候当班长、大队主席，仿佛是为长大后从事管理、领导岗位工作埋下了伏笔。

这种强烈的向上的心气有一些来由。她在家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姐姐学习特别好，是小学的大队长。李老师经常以姐姐为榜样，“我要向她学习！”另一个缘由是，家里孩子比较多，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她心里就想：“跟同学比，不比吃穿，拿学习成绩跟你比。不让别人看不起。”这是一个孩子真实的心态，由自尊心出发，激发了努力向上的热情。

还有一个原因是母亲很要强。“孩子多，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我妈妈把五个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天津人讲究过年穿新衣服的习俗，在李老师的记忆中，过年的时候，母亲就是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孩子的衣服做好。没有那么多钱买新衣服，母亲就把孩子们的裤子染上色，这样变成新的，又手工给每个孩子做一件上衣。孩子们身上穿的是整洁、簇新的衣服，心中体验的是美好、自信与希望，而母亲的努力、要强、自尊也都印在了心上。

潜移默化，就这样，李老师从小有一种向上、要强、争第一的习惯。这种要强的想法，是不是虚荣？年幼的她对虚荣等等不太懂，就是觉得“我就得好好学！”这成了一种习惯。分数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看重那种努力、上进的状态。小小女孩这种向上的心，真让成年人都心生感动和敬佩。

以旁人的心理，不免想问，学习这么努力，成绩这样优异，有没有觉得苦或累？李老师摇头说：“学习上面不觉得很累，不觉得很难。”那时没有今天这么多辅导班，没有过多压力，上课听讲、课后写作业，都能够完成，不是很重的负担。最主要的是自己有一种向上的要求，学习功课、汲取知识、掌握本领，是让自己很快乐的事。

她还记得，由于姐妹三个上学，看电影就成了一种奢望。当时一张电影票要一毛钱，三个人就要三毛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很小的开支，于是姐妹三个人都不看电影。虽然也想看，但是转念一想家里条件不太好，就不去看了，省下钱来。不看电影也没有怨言，小小年纪，就知道体谅父母，为父母减轻负担。

李老师认为“向上是一种习惯”。向上并非多么深奥、多么复杂的事，可以是每天行动的习惯。有了向上的习惯，在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都能很好地发挥出个人的积极性来。以至于后来对于教育女儿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培养孩子一种向上的习惯重于孩子的分数！“向上的心性形成后，便一直延续，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李老师在小学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到中学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中学时代就入了党，毕业后带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工作三年，又作为第二批被中央广播事业局抽调出来的学生送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代培，毕业后进入广院工作。向上的心性一路延续下来，成为她的一种习惯。一生珍视的教诲：处世要严于律1998年，在学校主楼前己，为人要谦和平易

中学时李老师由于当干部，跟分管学生教育的政教处主任宁志宏老师接触比较多。宁老师是她特别尊敬并感谢的一位老师。

宁老师爱教育、爱学生。他给李老师的感觉，正如他教导同学们的：“处世要严于律己，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他还说：“为人要谦和平易，让人有亲切感。这是将来工作的基础。”

宁老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看着他的样子，我就跟他学。”正所谓“以身教者从”。当她后来知道宁老师是共产党员，更是特别佩服他，自然而然地萌生了自己也要当一名共产党员的念头：“哦，身边党员是这样的！我要向他学习，要做他那样的人！”

当她跟同学为小事发生矛盾，宁老师讲：“这件事你要先想自己怎么不对，然后再考虑考虑别人。”青少年阶段容易在发生矛盾时老想别人不好的地方，而宁老师的话让她知道了正确的态度。还有，宁老师讲：“不要计较什么个人得失。在这些事情上，得到、失去不要想太多。”她认识到了其中的道理：“学生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她也这样去做，比如评先进，自己当了好几次，就让给别人。“这是很正常的，应该这样的。”

离中学时代这些教诲已相隔近50年，李老师说起来仍是那么感怀不已。“在我少年时代处于懵懵懂懂的时候，宁老师将我领上正确的道路。他真是我的领路人。我特别感谢他！”

正因为追求向上，因为尊重、敬佩、学习老师，李老师爱跟老师交流，老师也关心学生成长，自此开始了他们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师生之交。中学毕业后，李老师到兵团，到大学，每年一回去，首先向宁老师报到。宁老师还让她回母校去跟学弟学妹座谈，跟他们交流自己的成长体会。

李老师一直铭记、笃行老师为人处世的言传身教。“到兵团，在连队任副指导员，又在兵团机关任组织股干事；大学期间，当班长、支部委员，跟老师、同学都相处得很好；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解放日报》实习，跟编辑、记者相处也很好；到广播学院工作后，跟大家一起融洽地工作，相处也很好。这一切，真得益于老师在青少年时期给我的这种灌输、影响！”

参加工作以后，李老师也一直跟宁老师保持着联系。一些人生上的、工作上的关键问题，她都跟宁老师交流。宁老师一家与李老师一家已成为至交。这段50年延续不断的师生情，多么难能可贵！因有老师的师表风范，因有学生的向学上进，因为师生情重，才能书写出这段佳话！

如今宁老师已是70多岁，但谈起一些家事国事来，一点也不落伍。他在不断学习、不断地调整。“宁老师是我的恩师，又是挚友。他的为人处世、理念、世界观、价值观，给我的影响是长期的。”她曾对宁老师说：“我的身上好多东西是您的影子。”

李老师为自己在青少年时代遇到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庆幸：“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她深深感到：“年轻人要是在关键时刻遇到关键的人，把你领上正确的道路，这将终身受益！”四位一体的“时间压力”应对法

党政管理岗位少不了一个“忙”字，这也是一些青年女性对此心生畏惧的一个原因。此外，青年人也经常遇到时间压力问题。怎样应对时间压力？怎样做到好的时间管理？我们请李老师交流一些她的经验和心得，她对自己几十年工作的切身体会做了既全面又精到的总结。

在广院35年的工作生涯中，李老师先是在团委工作3年，而后在学报编辑部工作3年，在宣传部11年，在宣传部从普通工作人员干到部长，其后又任党委办公室主任3年，以后的15年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她说：“工作压力挺大，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时间非常紧张，也挺累。特别是2000年前，除了分管日常党务工作，还负责学生工作。”“上班的时候学生上课，学生下课还得跟着学生走。”晚上学生活动也挺多，很少能正常吃饭，周六、周日没有休息，而她出于自己的工作标准，出于争一流的想法，不愿意因为疏忽而落掉一次学生活动。时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怎么解决？李老师讲了一个“四位一体”的应对之道：

第一，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沉甸甸的责任鼓励、激励我不能放松，不能耽误事。”领导的信任、老师们的信任、同学们的信任，她看得很重，所以必须认真履职。说到这里，她又加上一句：“当然，压力太大了也不好。”

第二，时间是公平的，要想做得好，就得不怕辛苦不惜力。这也跟人生标准有关，糊弄的话可能轻松，要想做好就是累。

李老师30多岁在职进修的一段经历，跟今天年轻人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1985年至1986年她在职学习，一年半的学习是严格的，要听课，要做作业，要考试。而那一年正值全党搞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她所在的宣传部直接承担这项重点活动的宣传工作。她负责文字简报，工作不可谓不紧张。又给时间压力加上一重的是，当时孩子尚幼，刚上小学一年级。总之，李老师那段时期的情形，与很多青年女性面临工作、家庭双重任务的状态特别相似。

她时间特别紧张。面对时间的重压，她用坚持、用毅力来面对。“经常是孩子九点半睡了之后，我开始做我的功课，写我的简报。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再交给领导审阅，反复改。”那一段，她基本没有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经过这段难关的锤炼，她也更加成熟了。这段经历，李老师体会特别深。“不能够惜力！”在其他的很多工作中，她也如此。比如，参加学生活动，晚上回到家九点钟才吃上饭，是常有的事，她以“不怕辛苦不惜力”的心态，都承受了。

第三，科学安排，心中有数，分清轻重缓急。“年轻人压力很大，要学习，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怎样实现时间管理？个人工作安排上，要心中有数，分清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李老师强调说，做事不能拖拉。她习惯的做法是能早办不晚办，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李老师有一个习惯。她有一个记事本，每周把下周要做的事记下来；每天下班之前把明天的事记下来，分清轻重缓急。另外她还有一个特点——细致。她说：“要做到细致、不出差错。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一件事一件事地记下来，知道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这样才能心中有数。“看似是个笨办法，实际会提高效率。”

第四，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分解压力。她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体会，特别是她到了学校领导岗位以后，深刻地体会到，要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给大家提供一个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氛围。工作中提出任务，帮助解决困难，对做得好的工作肯定、支持和鼓励。

多年来长期处于头绪繁多、任务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她逐渐积累了一套管理经验：“对工作要进行目标管理，这也是科学的管理办法。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也要把相关的目标定好。”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的办法可能比你想的还多！”她很看重一种团队的精神、一种合作的状态。怎样能做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是管理上关键而复杂的课题。干工作要跟大家商量、沟通，而不是硬性布置。“目标、任务是硬的，但是分解、布置当中应该渗透一种交流、一种沟通、一种信任。”“还有，要善解人意。”李老师说：“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要事先替他想出来，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跟大家一起工作，不但是上下级关系，更是朋友。”这是她在工作中一直追求的。2000年，在美国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展

和李老师共过事的同志说，跟她一块工作挺愉快的，和她说话没有什么压力、敢说。她的工作风格可见一斑，而这并不是容易达到的状态。“沉甸甸的责任”，“不怕辛苦不惜力”，“科学安排，心中有数，分清轻重缓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分解压力”，这就是她长年在繁忙的公务中总结出来的解决方案，全面而精到，给年轻人应对时间压力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谈到时间压力，又联系笔者询问的业余爱好问题，她说：“我也有遗憾。业余爱好方面我喜欢跳舞，我也非常喜欢服装设计，但真的没有时间去实现。”她上小学时就爱跳舞，服装设计是工作以后的兴趣。成家以后，家中第一大件就买了缝纫机。有了孩子以后，给孩子的衣服做出来，她像一件艺术品似地欣赏，觉得特别舒服、特别高兴！虽然由于时间压力，业余爱好无从去实现，但李老师葆有对美的感受与追求。厚实而绵长的快乐：大家的肯定、朋友的信任

在领导、管理岗位上，有没有快乐？有怎样的快乐？李老师肯定地说：忙是忙，还是有快乐的。“一个是工作得到肯定，感到快乐。”这是常有的感受。比如，1994年是广院40周年校庆，她当时是任校庆办主任，事无巨细，非常忙！连大家都去海淀中国剧院参加的校庆40年晚会她也没能去，而是一直坚守在学校，为第二天的校庆主会场奔忙。“虽然很累，但是很高兴！”

还比如，2008年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专家组对学校进行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达标检查，评定结果为优秀。她真切地说：“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欣慰。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大家的肯定，很值得。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对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觉得很高兴、很欣慰。”挥洒汗水与智慧之后，收获了喜悦、充实与快乐！“另一个是，得到了朋友信任的时候，很快乐。”她谦和平易，乐于关心人、帮助人，所以，年轻教师、学生或校外教师、朋友等不同年龄段的人，面临生活、学习、工作中的问题或选择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喜欢来找她咨询请教。

有的年轻老师，谈朋友或是家庭遇到了危机，不愿意跟父母说，而来找李老师求教，她会很认真地倾听、交流并提出建议。

有的学生，考研时不知道怎么选择专业、怎样发挥自己的长处、哪个把握性更大，便来问李老师，请李老师帮助参谋。学生后来考上的时候非常激动、兴奋，对她说：“就是听了您一句话！”看到学生因为选择比较得当而迈上了新的台阶，她也感到特别欣慰。

还有一位朋友，是外校的老师，在职业发展的选择上拿不定主意，请她参谋。李老师分析了她的优势劣势，根据自己对相关工作比较深的了解，把自己的想法跟她交流，给她提了建议。朋友采纳了她的建议，后来在职业发展上果然比较好，她非常感谢李老师。“到现在见了我，她还说，‘就听了您一句话！’”李老师乐于用自己的经验、阅历帮助别人解决矛盾、度过难关、做好选择、走出好的人生。

对于现代的人们，结交朋友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难题。繁重工作岗位上的李老师，在交友之道上又有怎样的心得？

她说：“交朋友，一不要刻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友是水到渠成的事。再有就是真诚待人。”要有一种诚意，对人以诚相待，交友要说知心话。她深信：赢得别人的信任，只有你先把心扉敞开，别人才能够信任你。她在领导岗位上，也同样这样认为：“不和别人说真心话，把自己包得严严的，是不能换来诚意的。”

还有，她说交友要舍得付出，不要光想得到。李老师看重朋友之义，“关键的时刻，要给人以帮助”，“帮助别人，觉得很快乐。给别人带来了快乐，自己会觉得更快乐”。

她的快乐，真实、厚实而又绵长。2003年，在越南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展

李老师还说起当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自己被分配到了北京广播学院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学进了媒体，在电台、电视台工作。那时学新闻、当记者是很多人向往的热门职业。最初，她为自己没当上记者而进了学校也感到有一点失落。但是，之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交流起来，她感到：“他有他的收获，我有我的快乐。我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很愉快地工作。”

从1975年7月进入广播学院，35年间李老师与广院共成长、同跨越，在不同的岗位上挥洒汗水与智慧；学校也日新月异，昔日的小树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她说：“很值得为它工作了一辈子！来的时候就是一号楼、二号楼、小平房。现在发展成这样，我由衷地高兴。”给青年人的建议：能力成长一二三

青年阶段放在整个人生中去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人生历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李老师不无感慨地说：青年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基础阶段、关键阶段，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秉性，对一生起着决定性作用。“我现在看我的中学同学、兵团战友、大学同学，还跟原来一样！那种感觉、特点、待人处世都没变！”想预知“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那么就从“现在”去寻找答案。

谈到青年人的成长，她首先说：“向上是一种习惯，优秀也是一种习惯。这是有惯性的。年轻也好，年纪大也好，都应该养成向上的习惯。不管结果如何，努力应该百分百。”当别人为孩子报考大学来询问报哪个学校、怎样对孩子要求时，李老师总会强调一点：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但努力则应该百分百，是不能变的。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说：“这个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以后，受益无穷。”也因为这个原因，她说：“我特别喜欢年轻人有一种向上的朝气。”

那么，青年人怎样来提升自己？应该培养哪些能力素质？李老师悉心地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与希望：“一是一定要培养踏踏实实的作风。”她说，“一步一个脚印很重要。”人的特点是有不同的，但是踏实还是浮躁，是自己决定的。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青年人或许会有“走捷径”的心理，但“千万不要走捷径、急功近利。走捷径短时期可以有既得利益，长久下来绝对不会成大事”。应该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一件事一件事做起。这也是她数十年工作中重要的体会。

李老师回忆了她亲历广院宣传工作的“三个第一”的经历，即第一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办、第一期《广播学院报》复刊、第一期校园电视台节目播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雷滚动，北京广播学院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随着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入，新闻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广院党委接受了一些教授的倡议，决定创办学院自己的理论刊物《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2月，刚刚休完产假的李老师接到任务，便开始参与《学报》的全面筹备工作。

当时她的孩子只有两个多月大，但她工作一点不含糊。她负责编辑新闻和文艺两方面内容的稿件，除了组织编辑稿件以外，其他事情如联系印刷厂、校对等工作也都全包了。为了等待印刷厂师傅送校样的电话，她顾不上回家给孩子喂奶，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去。可以想见襁褓中的女儿怎样地啼哭，新妈妈的心中又有多少牵挂！这一切都在那个闪光的目标中挺过去了。

1979年9月，第一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问世了。在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刊物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成为第一枝报春花。

1981年底，学院党委决定恢复校报，让李老师负责筹备。“那时办报条件十分简陋，谈不上电子排版系统，全靠手工画版样。”为使版面好看，她绞尽脑汁，增删稿件按字数计算，图片画对角线反复斟酌，力求严丝合缝。

当时学校印刷厂没有印刷报纸的条件，更不能制作印照片用的锌板，这也给校报出了难题。校报虽比不上大报，但也不能忽略时效性。“最头疼的是冲印照片和制作锌版，这又要等一星期，真是急死人啊！”

外部环节做不了主，她们就在自己的流程上加紧安排。“为争取时间，第二、三校甚至第四校我们干脆就在印刷厂打样机旁边校对，改好一遍后马上打校样再继续校对。”

经过紧张的工作，1982年4月15日，复校后的第一期《广播学院校刊》正式出版了，结束了多年来学校校报有来无往的局面。当年李老师也被光荣地评为广院先进工作者。校报日后发展成为学校的窗口、师生的益友、信息荟萃和传播精神文明的阵地，在学校的跨越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1996年下半年，在迎接北京市高校党建先进校的检查评比初评之后，学校党委决定开办校园电视台，身为党委副书记的李老师负责组织协调落实这项工作。办电视台相当不容易，需要很多设备，当时也没有专业队伍、专业老师。于是先招兵买马搭班子，以电视系为基础，确定选题，拍片，编辑，播音。

节目合成是个硬仗，加解说，配音乐，打字幕，计算时间，齐头并进，一点都不能出问题。这些事情是在播出的前一天晚上完成的。那是1996年12月31日的晚上，李老师和校宣传部副部长龙耘老师一直在电视系编辑机房，十几双眼睛紧紧盯着监视器，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直到出现片尾，时间正好15分钟，才大喘一口气。这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

1997年1月1日，广院校园电视台第一期《校园新闻》节目跟全校师生见面了。“当晚还不到八点，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等待着。时间到了，当看到屏幕上校园中一件件新闻重现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种兴奋劲别提了，完全忘掉了前一天晚上夜战到凌晨的疲劳。”李老师就是这样，脚踏实地，承担任务，不畏艰辛，努力拼搏，争创一流。她的汗水与智慧，都融入了学校跨越发展的事业中。

宏伟大厦由一砖一瓦而成。她说：“年轻人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些小事。别小看这些小事，小事挺锻炼人。回想起来，这些踏踏实实的事在心灵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记。”“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处理问题、待人接物要体现素质。做人要谦和大度、善解人意，学会换位思考，这也是合作的基础。“人都是平等的，要是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就不可能谦和，不可能有虚心的态度。”她又说，处理问题不换位思考，也很难跟人合作。“人和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要合作，必须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些问题。”

这也是她在工作当中的重要经验。她主管学生工作时，最难受的时候是处理作弊学生。学校对作弊的管理特别严，24小时之内开除。但大家一开始很不适应。面对家长是最不好办的事：有的家长通情达理，有的则不太通达。不管家长的态度好还是不好，“处理这个事情，首先是想我跟他是平等的，我也是个家长，是个母亲”。她就是这样去从家长的角度考虑的，跟家长说：“你也是父母，我也是父母。我也希望学生好好上学，顺利毕业。”这样一句理解的话，让家长的火气下来很多。这样就营造了沟通的氛围。“但是我们是管理者，要求遵守学校纪律，严格管理的目标是不能变的。”2001年，在北京参加学校时任校长刘继南教授发起并和相关部门主办的首届大学女校长国际论坛

对于离退休老干部提意见，李老师也认为要换位思考，应该耐心地听，以礼貌的方式、愉悦的话语、尊重的口气交流。“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能听出一些感情性的问题，听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意见。这样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考虑。”“广院是我们共有的家园”，这是她很愿意说的话，也是她习惯的思维方式。

工作中，她还会遇到有的老师来反映一些问题，火气很大。“我觉得应该理解他，为什么火气大？问题最关键在哪？”不要回避矛盾。她善于倾听，“让他有一种倾诉感，听他说本身就是一种尊重”。接待时她总是与来反映问题的老师并排而坐。谈完后，她也总要将其一直送到办公室门口；对所反映的问题，也尽量解决。李老师真的是非常尊重人、理解人。

换位思考是沟通的前提，是合作的基础。融情于理，才能更好地化解矛盾。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是更需要重视的。

提高个人修养的另一方面是要培养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只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提高能力。她说：“我也是急脾气，也有点‘立即’、‘马上’，今天事不拖明天的劲头。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遇事不能急、不能躁。”越急，越躁，越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再有，不能感情用事，不计后果，一语伤人。”这对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是特别重要的提醒。“千万不能这样做。”“这是应该注意的修养。应该要有一定的涵养。有时候人们或许会拿自己的脾气急原谅自己。人的脾气有急有慢，秉性不一，但还是应该控制。”情绪会起伏，“我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有时遇到一些事，急得要命，这时要控制自己，‘别急别急，先想想这事’，有意识地压一压”，这样才能提高能力。“当然，家庭、事业并重，能够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李老师说，有的人选择做贤妻良母、全职太太，有的人选择终身不嫁、事业为主。多元化的社会中，对任何人的选择都不应妄加评论。“作为我来讲，还是赞同事业、家庭兼顾，没有在事业、家庭上取舍，它们是可以兼顾起来的。”“我深深体会到，工作给家庭带来快乐，家庭的幸福也给工作带来动力。”“特别感谢我爱人，他给我很大的支持。支持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的，对工作中的一些想法，他从另一角度给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原先可能没有想到。我觉得这样对我很有益。”

李老师的母亲跟着李老师一家过了16年。母亲身体不太好，而她工作那么忙，还要出差，经常是爱人帮着照顾母亲。“他是我们学校里有名的孝顺女婿。这也真是觉悟！”李老师说。她对公公婆婆也特别尊重、孝敬，节假日只要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二老。

她跟母亲之间也有动人的故事。母亲年纪大了，有自己的作息时间，一天下来只有中午能跟女儿说说话。作为女儿的李老师特别知道这一点，为此她不管多累，中午回家总要去跟妈妈聊聊天。“我觉得妈妈不单是需要吃的喝的，特别需要关心”，“有时确实挺累挺累，特别想歇一会”，但她还是要坚持做这个“功课”。真是一片赤子之心！能这样做到，又需要多大的毅力、需要多么深的情感。

李老师很辩证地看问题：“另一方面，关心妈妈，我也得到温暖。”当自己在家中太困睡着了，被子没盖，母亲将毯子给她盖在身上，仿佛童年时候一样，“我觉得特别温暖！”“还有，我妈妈没有多少文化，私塾二年，但她跟我讲的一句话‘逆事顺办’，我至今不忘。”这四个字，富于辩证，耐人寻味，“让我受益终生”。

家庭事免不了锅碗瓢盆的矛盾以及很多琐碎，李老师的心得是：“处理家里的事，也得有觉悟，不能在家里就不讲理。觉悟就是‘情’，自己得肯付出。”另外，现实地讲，女性处理家务要有点耐受力，忍耐一点，吃点苦，再能干的男人也代替不了女性。众人都称赞李老师的爱人在家里挺能干的，不过他自己说，李老师比自己还累。李老师和她的爱人就是这样，志同道合，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相互支持，相互理解。

李老师的努力工作，也给女儿做了榜样，无形中有一种榜样的作用。女儿也要强、上进。家中充盈着尊重、关心、交流和积极的气氛。“在家里可以谈任何问题，沟通、交流，家庭气氛非常和谐。工作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就轻松好多。”事业心比较强的人，家庭上往往难以兼顾，有些欠缺，李老师则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也有一般人都会遇到的困难、矛盾，比如上有老、下有小，也有很重的负担，但是她真正做到了工作、家庭相互促进，全家获得了较好的幸福感。究其根本，想必跟李老师那种向上的心态很有关系，跟全家人重视家庭的价值、都愿意自己多付出一点很有关系。

她直言：“没有觉得家庭带来多大的拖累。”相反，她感到家庭是释放压力、沟通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所谓幸福感，幸福靠一种感受，幸福也靠一种能力。”自己的幸福也带给了别人幸福。因为怀着这种心态，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别人也受到感染。

正如李老师所说：人一生当中要经历很多阶段，每个阶段重点不同，要认清每一阶段的重点和主要任务，明明白白过一辈子。她在退休后对此体会就更深了。

回到“压力”的话题上，她又很理解地说，“当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压力，他们现在的压力比我当年还多。”她为年轻人加油：“没关系，每个人都得经过。经过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收获和体会，也是将来的财富。对眼前的困难、压力，就咬咬牙，挺过去！没有过不去的。只要有乐观的态度、向上的精神，就一定能体会到幸福。这种幸福本身也是克服这些困难的一种动力。”

关于“干得好还是嫁得好”这个话题，她说：嫁得好，选人选得好才是嫁得好。只凭一时有钱，可能有许多危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不能光想着物质生活多么优越。李老师赞成女孩子要有自己的事业、有独立的能力。“女性不能失去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不一定是挣多少钱，是有事业，有独立的能力。依赖别人，是有危险的。”有的年轻女性愿意一下跨入富有的生活，没有经过奋斗的物质条件，能不能长远？李老师真切地担忧。当然什么事情也不是绝对的。

怀着对年轻女性的殷殷关切，她说：“女学生在进入社会、成家之前，就要想明白。人的一生很长，但其中有关键的几步。一个是选择什么职业，得是自己喜欢的，同时也要是自己胜任的，而自己能够胜任更为重要。另一个是找什么样的丈夫。还有一个是交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关键的几步一定要走好。不然，一辈子很难有幸福的生活，而且也容易拖累父母。”“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高个人修养”以及“家庭、事业并重”，李老师的话语以及经历着实让人回味。

在学校工作35年，一批批学子迎来又送走，这让她对青年学生有一份深入的观察：“我有一个感觉，现在学生比较务实。一方面，是成熟了；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度。务实过头，就会太现实，失去理想。”她希望年轻人向上、有追求。她说：“自己要不枉自己的一生，要付出过，努力过，追求过。”她还勉励青年做有心人：“人应该做一个有心人。一是要学，向别人学习，不能稀里糊涂。二是要悟，从自己的经历、体会中悟出一些道理来。”李老师对青年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生活会对真诚追求的人回馈以美好。2010年李老师退休之时，在座谈会上说：“35年来，我在广院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这是她真切的感受、深切的体会，浓缩了几十年的成长、追求心得。李老师的“愉快地工作”，在于有严于律己，有谦和平易，有平等尊重、换位思考，有不断修养、以诚为贵。李老师的“幸福地生活”，在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讲付出讲耐受，平等和谐。而她又将二者兼顾、结合，相辅相成。这些都透出女性特有的价值追求，启人思索……（唐觐英，女，籍贯广西，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教师。）采访手记唐觐英

说起来有趣，李老师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萌发过当老师的愿望。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一向认真的她，对于考试也毫不含糊，思考，作答，全神贯注。就在奋笔疾书间，忽然瞥见老师背着手在学生中间慢慢地来回走。一边是紧张答题的同学们，一边是在同学们中间从容信步的老师。

在她的眼中，老师的形象是那么美、让人那么舒服，当即她的脑海中跳出一个念头：“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老师！”希望长大以后也要享受这种滋味。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后来进入中学，及至兵团，她心中对于未来人生职业也是很模糊的。没曾想，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广播学院，当了一名“老师”，而且最终一辈子当了“老师”。少小时那个美丽的老师梦还真的得到了呼应！

访谈中，李老师详尽分享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与深刻体会，悉心交流了在时间压力、能力成长、工作、家庭等重要问题上多年积累的经验与心得。听着她平易、亲切而又精到的讲述，我在很多地方获得感悟。

比如，她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强烈的向上的心性。“向上是一种习惯。”当一个人有了向上的心，就能较好地找到自己该做什么、如何做的坐标；当一个人找到了“向上”，很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

又如，她亲历的第一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广播学院校刊》、校园电视台第一期《校园新闻》节目筹备过程。在真切的历史记忆中，我们看到了白手起家的艰辛，感受到了迎难而上、不怕苦累的精神，了解了学校前进的步伐，也领悟了一步一个脚印的意义。

还如，她的精辟心得“愉快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十个字似乎简单，实则很不容易做到；似乎普通，实则非常有内涵。或许可以说，它是在经受种种压力历练而达到的长袖善舞，是在身处种种矛盾之中达到的智慧融通。情与理结合、工作与生活结合，有助于更好地面对成长中的问题。

在李老师的故事中，还有很多地方令人难忘，如她与中学老师延续半个世纪的师生之交，她应对时间压力的良方，她长年坚持的中午回家陪母亲说话的“功课”……

李老师是众多在学校的党政管理岗位上辛勤耕耘、努力奉献的女教师的优秀代表，她们的经历与追求、实践与探索、思考与感悟，给我们提供了成长成才的丰富启示和有益借鉴。

杨燕

1947年生，江苏宜兴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中国广电协会电视文艺（戏曲）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戏曲“兰花奖”终评评委。

研究领域：多年来致力于电视与戏曲交叉领域的研究，将电视戏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梳理戏曲与电视文艺交叉生成的这个艺术品种，解决电视戏曲的定义、类型、创作现状与发展趋势等问题，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该领域的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戏曲传播研究的技术、审美和创作规律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近年来，研究方向扩展到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艺术的当代传播与保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戏曲与互联网传播研究”、校级科研项目“中国戏曲文化当代传播的战略与策略研究”，2014年又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戏曲的数字化生存与传播研究”。

相关成果：发表论文《戏曲的电视传播格局与发展》《大综合思路下的分流发展策略》《中国戏曲传播的传承与转型》《中国戏曲的当代价值与传播形态的变迁》《中国电视戏曲栏目的发展现状与分析》等；指导拍摄专题片《古戏新探——2006安徽目连戏寻访》《情定三生——昆曲小生张军》《那人那山那戏——2010安徽目连戏寻访》等；出版著作《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宋代人物》《唐宋诗词》（上、下）、《陆游诗词译注》《电视戏曲论纲——呼唤涅槃的火凤凰》《中国电视戏曲研究概览》《中国电视戏曲研究汇评》《戏曲电视剧个案论析》《电视戏曲作品大系》《电视戏曲文化名家纵横谈》等。

人生如戏　逐梦不息

她曾是生活安逸的“公主”，却饱尝人间冷暖。

她一路向北，3000公里，从江苏宜兴到首都北京；又3000多公里，从北京到呼伦贝尔草原。两度向北，后又折返，其间，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而不变的是她内心的坚守与执著。幸福的童年

江苏宜兴——中国陶都，古称荆邑，尤以紫砂扬名千年。历史沉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这座江南小县独享上天的垂怜，这里是著名的“教授之乡”，“父子兄妹皆教授”，“一门七博士”，耕读传家。

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雅士让这里颇富灵气，原北大校长周培源、著名画家徐悲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皆出生于此，而杨燕老师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古色书香的灵秀之地。

由于事业的关系，父母在生下杨燕不久，就上北京工作了，小杨燕便留在了祖父、祖母身边。

说到祖父，杨燕老师的脸上立刻充溢着满满的幸福。

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年轻时求学于江南名校东南大学。上世纪20年代中期，祖父就涉足女子教育。在祖父担任宜兴女子中学校长的时候，还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子篮球队，提倡“女孩子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之举。

祖父在任期间，宜兴女中的篮球队到南京比赛夺得冠军，回县城那天，居民们自发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放鞭炮。这一光荣事件在宜兴史志上留下了记载。“祖父人品端方，恂恂儒雅。祖父母是旧式婚姻，祖父受过高等教育，祖母却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祖父对祖母温和、尊重，俩人从来和颜悦色，一辈子没有红过脸。”杨老师说。

祖父对小杨燕更是慈爱有加，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小学候的她经常听到的话是祖父的表扬：你真聪明，你真棒，真厉害，你这个水平比中学生都强呢。“有一次我做了错事，祖父带我去了公园，坐在树影下椅子上，细细帮我剖析了很久，直到我心服口服……”这种循循善诱式的鼓励式的教育，构建了杨老师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比如“与人为善”、“尊重他人”、“先人后己”，相信世界上有“真、善、美”。

相反，祖母在小杨燕的心中是一个“规矩很大”的人，祖母虽然平时说话慢声细语的，但是“行事决断，样样有规矩”：吃饭的时候要扶着碗，夹菜的时候不能用筷子在菜里面捣来捣去，有客人的时候要等客人先动筷子，出去玩要先征得大人同意，要按时回家……“可能这也是我后来无论多么坎坷潦倒，行为做事仍然守法有底线的原因吧……”杨老师回忆道。

祖父藏书甚多，耳濡目染下，小杨燕就这样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唐诗宋词。这为她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最早的基础。“家里那时有《十八家诗钞》《古文观止》等线装书。记得小学的时候，爷爷送给我一些小人书。吃完晚饭，爷爷就着图画给我和奶奶讲《孔雀东南飞》。”当时亲情的温馨和故事的优美深情令杨老师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刻骨铭心。

在杨燕老师心中，久久地珍藏着一些难忘的画面：夕阳下，早早等在大门外迎接爷爷。眉开眼笑的爷爷牵着她的手；有时爷爷躺在藤躺椅上休息，她会过去把爷爷的腿扛到肩上闹着玩，爷爷一边假意责备她调皮一边尽量抬高腿，怕压着她……

正是在祖父的慈爱抚育和谆谆教导下，即使没有父母在身边，杨老师也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精彩纷呈。

那时候，小杨燕性格活跃，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学校举办活动时作为代表发言，市里召开重要会议作为少先队员去献花献辞，在“讲故事比赛”中获奖……第一批入少先队，当选中队长、大队长，甚至成为少先队市队部委员，而全市一共只有七个人当选。

四年级的时候，小杨燕遇到了《牛虻》。说起看《牛虻》还有一件趣事。“那时候学校正配合‘大跃进’开展除四害活动，看书正投入呢，要到学校集合了，我就带着书边走边看。排队集合了就卷起塞在袖子里，老师训话的时候还偷偷拿出来看。”那时候，小杨燕就已经被小说深深打动了，“记得正看到蒙太里尼去监狱探望亚瑟那一段，父子情感，信仰冲突，激烈得喘不过气来，嗓子噎得疼，眼泪哗哗地流，但还要躲着老师同学。”杨老师俏皮地说。

感动之余，杨老师说正是《牛虻》的精神启蒙，那种坚定执著、百折不挠、敢于牺牲的精神，支撑她直面以后遭遇的人生磨难。

小学时的一切对于杨老师来说都顺顺当当，而之后的一系列遭遇、灾祸却让从小在蜜罐中长大的“骄傲公主”尝到了生活的真实滋味。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后，杨老师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北上。从常州到首都北京，从南到北3000多里，与父母团聚。

从此，父亲充当了她生活的舵手。由此，开始了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航程。

父亲是才子型的文人，专注教学，不问家事，但对回到身边的大女儿很重视。父亲的重视体现在每次开学前，必定会有一场谈话，宏观上给予指示。比如，“你学习要保持优秀，中学的学习要重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小说多看……”；“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中国一定要发展造船业，你基础打好了去学造船”；“女孩子话不要太多，不要太叽叽喳喳”；“鲁迅先生说，不要当空头政治家。别去争着当什么干部，不要追求虚荣……”

这些严肃的话题是她过去没有听过的，小杨燕对父亲心怀敬畏。“父亲虽然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会比较坚定地给你讲道理，而且他非常有逻辑，最终我不得不被说服。”

从自己喜欢的浪漫的文学转到“数理化”中生硬的公式，小杨燕是有些勉强的，但是要强和听话使她决定一定不让父亲失望。“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努力，我还有很多不足，我需要学习，我不仅要语文好，我也应该会数学、会物理。”认真执著、刻苦努力、不服输的小杨燕终于让曾经与自己隔阂、陌生的数学、物理变得熟悉、亲近起来，初中阶段，杨老师每门课程都能得到90分以上的好成绩，在班上还获得了一个“博士”的绰号。

当然，忙里偷闲，杨老师还是割舍不了心中那份对文学的热爱，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从小就养成的爱给人讲故事的习惯也得到了传承，有段时间晚上熄灯后还给同学讲《红楼梦》。

初中毕业那年，杨燕本来凭借优异的成绩可以直接保送本校高中部，但是父亲对她说：你的目标不是高中，而是一个好的大学，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更好的高中。

父亲永远希望小杨燕能够做到更好，小杨燕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顶着压力，她放弃保送，考上了更好的高中。杨老师说，很感谢父亲当时有点半强迫地让她学习数、理、化、外，感谢当年那些老师生动有趣、不生硬的讲解。这种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对个人素养的全面锻炼，也使她现在从事社科研究、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更加得心应手。

高中时的她依然认真刻苦，成绩依然优秀。如果不出意外，不管是听从父亲的指导去当造船女工程师，还是坚持童年的向往去当外科女军医，她都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可是，慢慢地，生活中开始有一些沉重的东西进来，小杨燕也没有以前那般活泼了。刚开始，不谙世事的小杨燕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记得父亲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脸色越来越沉重。暴风骤雨

进入高中，单纯的杨燕还是认为只要努力、只要奋斗，生活定会如以前那样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可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将她的梦击得粉碎。

其实，一切也是有征兆的。首都严肃的政治氛围、中苏反目、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已经笼罩着包括中学生在内的所有老百姓。初中时就因品学兼优而被学校首批发展入团的小杨燕，报到上级却迟迟没获批准，直到高三都没被发展入团。一再询问下，得到的答复似乎是因为祖父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文革”开始了，祖父母首先被勒令滚出北京。年近70的老人被迫回到一无所有的宜兴乡下。雪上加霜的是，父亲抗日战争期间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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