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学强,朱亦锋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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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部局大楼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 一幢大楼与一座城市的变迁试读：
导读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集合城市，可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也被称为“三界”，它们各由三个不同的市政机构管辖，彼此独立，“各该机关又按照其自有之特殊法规而行使职
(1)权”。这些都市区域，都是按照那个时代最新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城市的核心由公共租界、法租界组成，且由(2)少数的一些外国人控制并管理着”。工部局管理公共租界，公董局管理法租界，其背后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势力，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由于公共租界位于近代上海城市的核心区域，作为其管理机构的工部局备受关注。“公共租界之工部局设于江西路二十三号，为处理(3)市政之机关，如吾国之地方自治公所也。”公共租界工部局有董事会，设立总办处、财务处、工务处、警务处、火政处、卫生处、学务处、华文处、万国商团、音乐队各职能机构。工部局的办公场所也在不断变化。早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工部局就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工部局曾购置位于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河南中路四条马路所围成区域的地块，建造了中央巡捕房、中央救火站等建筑，工部局的部分机构在此办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工部局在今南京路、广西路西首和云南路东首建造了工部局市政厅，整个建筑占地3 (4)994.4平方米，部分缓解了工部局的办公问题。虽然工部局通过建房、租赁等措施安排办公场所，办公面积也比以前有所扩大，但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分散，无法集中进行办公。同时，随着公共租界人口增长，城市面积拓展，租界内商业日趋繁荣，商业建筑、民居建筑、公共设施日趋增多，公共管理日益繁复，工部局也需要不断拓展自身职能，壮大管理队伍。因此，工部局新扩充了不少机构、委员会，但由于办公场所有限都只能临时安置或租赁场所。陈旧的办公设施，局促的办公空间，已无法满足工部局职员的需求，工部局对扩大及改善办公场所有着强烈的需求，建设工部局新办公大楼势在必行。图0-1，上海工部局大楼旧址（或称“老市府大厦”），摄于2018年8月5日
1914年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兴建新楼。该大楼经历了从构想到方案设计，从招标建造到方案变动的过程，最终完成了大楼的建造。1922年11月，位于汉口路、江西路的工部局新大楼（也称新大厦）竣工，这幢拥有400个房间的新楼，迅速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力中枢。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室就设在大楼内。1929年，工部局设总裁，为执行机构最高行政首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部局被日军接管改组。1943年租界被取缔，工部局结束，这幢大楼也易主。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在这里办公。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这里举行了新旧政权的交接仪式。此后一段时间，这幢大楼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颇具象征意义。
由此可见，工部局大楼是一处对近现代上海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建筑，对这幢大楼及其所在街区的变迁进行梳理与考察，可以从独特的视角丰富上海史研究的内涵，对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置于当今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这种梳理与考察对切实守护与合理利用上海工部局大楼旧址，更赋予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 工部局、工部局大楼及相关研究
管辖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英租界、英美租界（后合并为公共租界）的市政机关，其前身为道路码头委员会，成立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该机构几经演变，逐渐拥有警务、人事、税收、公地管理、市政建设等权力。工部局主要职责为保障租界安全和管理租界。其内部由决策、执行两部分组成。董事会为其决策机构，由若干名经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设总董一人。董事会对租界行政事务有最高决定权，下设若干咨询性质的委员会。执行机构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各处，以及公共图书馆、书信馆、音乐队等若干事业单位组成，按董事会决议，各司其职。图0-2，上海工部局乐队老照片
关于工部局的研究，一直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5)相关研究成果甚多。就通论而言，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6)(7)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工部局”。以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为例，该书以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为切入点，以此对近代上海的经济、政治、文化嬗变进行详尽梳理，很好地把握了近代上海城市演变的关节点与发展特点。在以“三权分立的租界政权体系”中，该书(8)对“工部局”的组织体系、运行特点、功能作用都做了深入解读。
从制度史的视角来解析工部局的论著，无论是徐公肃、邱瑾璋所(9)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阮笃成的《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
(10)(11)界》、夏晋麟的《上海租界问题》，还是王揖唐的《上海租界(12)问题》，等等，均涉及租界管理中的立法、司法、行政，而这些也都需要围绕“工部局”等机构具体展开。在工部局华文处1931年译述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一书中，更是对公共租界治制的范围与组织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工部局”的内容，并有附录“工部局各机关组织及业务之叙述”，涉及万(13)国商团、警务处、火政处、卫生处、工务处、学务处等。图0-3，《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年版
海内外学者专门以“工部局”为专题的论著、论文也有不少。如(14)袁燮铭的《工部局与上海早期路政》一书，将工部局经历的早期路政划分为初创、完善、丕变三个阶段，并注意到工部局在路政管理中与华人社会发生的冲突，或源于工部局路政的殖民性质，或是因华人社会不适应近代化的路政管理方法而引起的，后者实质上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工部局早期的路政管理，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畸形近代化，并对上海华界路政的近代化起了推动作用。樊果的《陌生的(15)“守夜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济职能研究》一书，通过对上海工部局财政制度深入细致地分析探究，认为工部局具有维护稳定市场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运用公共财政管理租界等方面的功能。此外还有以工部局乐队为研究对象的，如英国学者毕可思撰写的论文《上(16)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该文分几部分阐述了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包括马尼拉来的人（1881—1899）、艺术的出现（1906—1919）、艺术的胜利（1919—1935）、工部局乐队最后的岁月（1935—1942）等，其见解独特，一些内容颇可回味。王艳莉等编著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从工部局乐队的早期历史沿革、乐队的职业化历程、乐队辉煌时期的艺术成就、乐队的经营状态以及乐队与中国近代音乐的紧密联系等几个方面对工部(17)局乐队进行了专题考察。邱燕的论文《五卅运动与上海工部局研
(18)究》，利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材料，梳理了上海工部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及影响，考察了五卅外交交涉过程中工部局与北京外交公使团之间既一致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并试图通过以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工部局这一个案研究，加深读者对近代各种侵华势力的相互交合与冲突的认识。
从20世纪初开始，工部局就一直在谋划建造新办公大楼。工部局新大楼于1914年正式动工，不久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程进展缓慢，战后大楼设计方案又屡次修改，直至1922年11月才竣工，前后历时8年。围绕工部局大楼，也有一些专门论述。陈从周、(19)章明主编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王绍周编著的《上海近代城(20)(21)市建筑》，郑时龄所著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伍江编著的(22)《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均涉及“工部局大楼”。如在《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中，有一节为近代“上海的公共建筑”，其中提到了工部局新大厦（今上海市劳动局、民政局）：“建于江西中路、汉口路转角处，1913年开始兴建，中途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23)工，……”，文中详细介绍了该大厦的建筑结构。书内配有“工部局新厦修改后立面图”“工部局新厦原
设计立面图”“工部局新厦落成后外貌图”。
近年来，也陆续有研究工部局大楼的专题论文发表，如马长林的《一幢见证历史的建筑—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略影》，吴晨的《原上海工部局大楼研究》，其论述视角不一，侧重亦有别，有的介绍了大楼的变迁，有的具体围绕发生在这幢大楼里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考察，还有的从建筑史角度，结合建造的原因、基地形成的条件与基础，还原了工部局大楼设计及建造的过程，等等。在工部局及
工部局大楼的研究中，涉及不少重要的档案文献。在这里，介绍其中的几种：一、《工部局年报》。该年报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每年1册，至1943年停刊。早期的年报主要登载驻沪领事团会议记录、纳税人会议记录、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工部局布告，以及工部局财政、税收、上诉委员会年度报告，警备委员会年度报告，工务委员会年度报告及工部局年度预、决算表，以来往函件、表格等形式记载的公共租界和工部局的重要事项。清同治八年（1869年）后，工部局年报备有索引。随着工部局行政机构的陆续增多，《工部局年报》的形式也逐渐规范，以登载纳税人会议年会记录、与工部局订有特许合约的各公用事业公司年度报告、工部局各行政机构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预决算等。1930年后，《工部局年报》出版中文本，1941年、1942年还出版过日文本。二、 《工部局公报》。该公报创刊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至1943年停刊。公报每周1期，逢周五出版。主要刊登工部局布告，工部局董事会、各委员会、各行政机构人事变动情况，警务、工务、卫生、火政等部部局大楼的酝酿筹备、规划建造及其使用情况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并与上海的近现代变迁结合起来考察。门工作月报及工部局乐队演出通知等。每逢纳税人会议年会召开，公报还出版特刊，登载与会的纳税外侨名册及纳税人会议记录。自1930年起，《工部局公报》出版中文本。三、《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是公共租界的最高决策机构，成立于1854年7月，至1943年止。其间，董事会从最初每月一次到后来每周一次的例会，都有会议记录留存。历届董事会记录中，较完整地保存了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过程，弥足珍贵。经上海市档案馆多年的翻译与整理，全28册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于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多万字。我们以这些档案文献为基础，同时参考大量地方志书、报刊杂志、文集笔记等，广泛搜罗历史图片乃至影像资料，将工图0-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英文版）图0-5，《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1年）
第二节 地图中的变迁
考察工部局大楼与上海城市的变迁，有多种路径和维度。借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地图”，结合一定区域内、较长时段的景观、空间演变，来分析上海工部局大楼及所在街区的形成与演变，便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近年来，我们从海内外陆续搜集到与工部局大楼及所在街区相关的各类地图数十幅，这些地图绘制的时间跨度很大，有的是方志中绘制的传统地图，有的是上海开埠后运用近代绘制技术绘制的地图，均有各自不同的构图特点。通过对各种空间构图的解析，这一带的空间形态、功能结构等得以充分显示。
一、 上海县城北的早期景观
明清时期，地方志绘制的几幅地图反映了当时上海城北一带的景象。如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志》曾附一幅“上海县地理图”，这是上海的早期地图。该图无比例尺之设，也无方位之定，只反映大致轮廓，环绕县治内外，旁有黄浦、吴淞江，内有上海县衙、儒学、城隍、社坛、馆驿等。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其时上海县城未筑，县治之北、吴淞江边还是一片荒地，人口稀少，当时属高昌乡。
清代所修地方志中，均绘有上海县城图，四周设防，设敌楼、平台。城北处标注“老闸市”，西北为“新闸市”。图0—6是清嘉庆《上海县志》“乡保区啚”图，这一带属上海县高昌乡。图0-6，清嘉庆《上海县志》“乡保区啚”图0-7，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江苏全省舆图》中的“上海县图”，标示“老闸”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江苏全省舆图》中有一幅“上海县图”，图中清晰标注黄浦、吴淞江，出现“老闸”“江海新关”“北泥城桥”等地名。老闸，跨吴淞江，位于新闸以东。
从清嘉庆到同治年间，这一带乡保区图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
结合地方志书的记载，继续考察上海县城及四郊的图区分布情况。从辖区来说，上海县城及周围地区属高昌乡二十五保，划分为十六图，大致是：
一图老闸北，二图老闸南，三图旧军工厂，四图晏公庙，五图城隍庙，六图侯家浜，七图小东门，八图大东门，九图西门外，十图西门内，十一图大小南门，十二图陆家浜，十三图斜桥头，十四图五里(24)桥头，十五图草堂头，十六图大东门内。 工部局大楼旧址一带，在明清时期的地籍上属于上海县二十五保。
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埠以前，县城是上海一县的中心。上海县城内除官署、庙宇外，还有大量的店肆街巷。至清乾嘉道年间，因沿海贸易的兴起，县城内外有所拓展，特别是县城东南隅，(25)“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那里临近港口，是上海最为繁盛的地方，沙船号子都集中于此，各地运载的南北货物也在这里集散，行号、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但市面显得有些拥挤而嘈杂。
与上海县城、东门外港口一带商贸繁荣的情形相映照，同样位处黄浦江畔、县城北面的那块地方却仍是乡村景象，冷落萧条。有一片农田，零星地分布着几个小村落，沿浦之地有几家旧式船厂、木行，“余者卑湿之地，溪涧纵横，一至夏季，芦草丛生，田间丘墓累累”(26)。从相关地契上看，黄浦江与吴淞江交汇处往南，注明“东至黄浦”的地块，除建了一些营垒兵防设施外，大多为农民的田地，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其业主分别是：奚尚德、奚尚宾、吴金盛、吴建勋、石成山、吴会元、施万兴、石炳荣、吴思本、陈圣章、姚恒源、吴秀昌、吴恺亭、王协忠、吴大德、吴襄、陈茂林、瞿吉夫、(27)方锯、石姓、周远兰等。这些业主拥有的田地多寡不等，或几亩、或数十亩，少数人家达到数百亩。今西藏路桥南堍也是如此，其地属二十五保二图过字圩，土名泥城桥东，在一块面积为23.15亩的土地上，分别为周、俞、徐、王、奚诸姓占有，如周朝昆原契内基地(28)有1.189亩，王正英、徐明皋、奚锦堂原契内基地有2.973亩。从这一带的田单名册上看，业主分散，地块零碎。农户们大多种稻植棉，从事农业生产。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阿美士德号”到达上海，当其船员驾驶着小艇驶进吴淞口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图0-8，清同治《上海县志》“浦西乡保区啚”
江岸两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碌于收割。土地看来都分成小块经营，因为在每家农舍前我们都看到妇孺将从地里运回的麦子脱粒、扬净。当地的植棉十分普遍，是中国商品性棉业生产的(29)最主要地区。
这些西方人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数十年后这里会变成近代上海城市的主体，远东闻名的“十里洋场”。
二、 “工部局”所在街区的形成
自近代通商开埠以来，上海城市快速发展，各地区的景观发生着眼花缭乱的变化，“四围马路各争开，英法花旗杂处来。怅触当年丛(30)冢地，一时都变作楼台”。这是上海洋场竹枝词中的一段，形象地表达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英租界靠近黄浦滩一带也在快速发生着变化，开辟马路，兴筑楼台，从乡村到城市，几十年间，景观大异。
工部局作为英租界的行政机构，其早期的机构和所在街区的演变，与英租界的辟立与扩充直接相关。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从1843年起，围绕租地边界、租地手续以及外侨应遵守事宜等问题，巴富尔与宫慕久屡次磋商，谈判也时断时续。与此同时，英国商人、传教士乃至领事官员一直在与黄浦滩上、吴淞江畔的业主直接接触，私下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并订立了一批租地议单。如宝顺洋行的颠地 · 兰士禄（Lancelot-Dent）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月在二十五保三图必字圩向业主奚尚德等人租地13亩8分9厘4毫。随后，麦都思、怡和行、和记行、仁记行、义记行、融和行、英商梭、公平行、大英国官署、花旗国商人德记行、太平行、公易行、长利行、名利行等也陆续向中国业主租地。(31)当时所立的那些租地议单，实际上就是上海民间签订的租地契约。图0-9，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浦江畔（外滩）“洋行分布图”图0-10，清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以上海道台的名义发布一项告示，这个告示就是他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习称《第一次租地章程》。《上海土地章程》以告示形式公布，前有“晓喻”，后列23条。首先确定租地界址，就“上海地势民情”，议定洋泾浜（一作“杨泾浜”，即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厂（有作“李家庄”或“李家场”，即今北京东路）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扩充英租界地界，北以吴淞江（即苏州河）为界，西以泥城浜（Defence Creek，今西藏路）为界。称为“英租界”（British Settlement）。
清同治二年（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从1895年开始，英美租界谋求扩充，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实现扩张计划，并正式改称国际公共租界。而管理公共租界的市政机构、办公地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中。工部局的市政厅建于1896年，在今南京路、广西路西首，云南路东首。后来的工部局新大楼，位于江西中路、汉口路转角处一带。从市政厅到工部局新大楼，围绕这一带街区的成型，经历了一个过程。下面有一组地图，从各个视角反映了工部局机构（场所）及其街区的景观与空间变化。
图0—11，为清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的局部图，图中显示：福建路已开辟；苏州河以南，主要的马路厦门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北海路等也已陆续修筑，西藏路开辟出其中的一段，旁有河流，西即为跑马场。其时洋泾浜还没有填没。这一带街区的雏形已形成，街巷格局初具。图0-11，《上海城厢租界全图》（局部图）
今江西中路，辟筑于1855年，初因西侧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圣公会所建圣三一堂，英文路名作Church Street，中文译为教堂街或教会路。清同治四年（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以中国省名命该路为江西路。英租界的工部局、巡捕房等设在这一带。清光绪六年（1880年）后陆续建有上海第一家发电厂上海电力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等管理机构，还耸立起一座自来水水塔。
今汉口路，路址开埠前为通向黄浦滩的几条土路之一，开埠后，始修筑今中山东一路外滩至河南中路段，因东端外滩处有江北海关而得名海关路。1855年后西延至今湖北路，清同治元年（1862年）第二跑马场拆除后继续西延至今西藏中路。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以中国湖北省城市名将该路更作现名。汉口路因在“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之南，又俗称“三马路”。路东段，陆续开设了一批洋行。在江西中路口建圣三一堂。
今河南中路，修筑之初因位于英租界西界而称界路，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以中国省名命该路为河南路，1945年更作现名。图0-12，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通商内外舆图》
今福州路，路址开埠前为通向黄浦滩的几条土路之一，开埠后，始修辟今中山东一路外滩至今河南中路段，工部局以其附近有基督教伦敦会传教机构，英文路名作Mission Road，中文译布道路或教会路。清咸丰六年（1856年），该路西延至今湖北路。第二跑马场拆除后，清同治三年（1864年）该路延筑至今西藏中路。1865年英租界工部局以福建省城市名将该路更作现名，亦俗称“四马路”（以其为南京路南侧第四条并行道路而名）。
图0—12为《上海通商内外舆图》，刊印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图0—13，为该图的局部图，图上的“英工部局”、“英捕房”标注非常清晰，周边的大礼拜堂、申报馆等也一一注出。图0-13，《上海通商内外舆图》（局部图），图中标注“英工部局”、“英捕房”
在图0—15中，清晰标注出“工部局及总巡捕房”，在以工部局与总巡捕房为中心的街区局部图中，四周：汉口路（三马路）有大礼拜堂；福州路（四马路）有茂盛洋行、中国图书公司印刷所、五洲药房；河南路一侧有中和里、北福里等住宅；江西路有老公茂洋行、福华里等。
1914年，工部局开始建造新大楼，但不久因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工程进展缓慢，这一时期的街区景象在这幅图中有较清晰的反映。图0-14，1917、1918年间《上海英租界分图》图0-15，《上海英租界分图》（局部图），图中有“工部局及总巡捕房”
三、工部局新大楼竣工后的街区及其演变图0-16，1937年《上海市区域现状图》（局部图），标注“英工部局”
1922年11月， 工部局新大楼正式竣工。此后，该大楼一直是上海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备受关注。“工部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市地图中均有明显的标识。
至20世纪30年代，公共租界区域内尤其是中区一带大小马路已呈网格状分布，市政建设、交通线路均自成体系。在1937年绘制的《上海市区域现状图》中，我们看到一个以“工部局”为中心，集政治、商业、娱乐、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核心区变得更加成熟。图0-17，1941年《最新大上海地图》（局部图），公共租界中标注有“工部局”
1941年的《最新大上海地图》由日本人绘制，按二万四千分之一缩尺。初版发行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昭和十六年（1941年）订正再版，由日本堂书店发行。该图反映了日军占领上海时期的状况。图0—17为该图的局部图，其中标注有“工部局”。
抗战胜利后，该大楼成为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厦。图0—18，选(32)自《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第二图”。
在该街区图中，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及其所辖的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等标注一目了然。教堂、金城银行、都城饭店、美国总会、五洲大药房等附近街区的机构、景观等也有清晰反映。图0—19，也是关于这一带的街区图，选自《袖珍上海里弄分区精图》“第四图”。(33)周边的街市体现得更为详细。图0-18，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在街区图，选自《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册）“第二图”，1947年版图0-19，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在街区图，选自《袖珍上海里弄分区精图》“第四图”，国兴舆地社1946年版
图0—20，为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的照片，选自1937年刊印的《金城银行创设二十周年纪念刊》。图0-20，金城银行上海总行
四、1949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大厦所在街区的变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原工部局大楼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办公楼，这一带街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图0—22为1950年《最新上海市街图》的局部图，标注“市政府”，周边的空间、景观显示得也更为直观。
图0—23，为1953年《上海分区街道图》。
从图0—24《上海分区街道图》的局部图中看到，此时的体育场已改名“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江西路、汉口路口原工部局大楼旧址办公。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力量，整治城市环境，迅速修复损坏严重的市政工程设施，1951年至1953年间，将租界时期的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图0—21，1950年《最新上海市街图》图0—22，1950年《最新上海市街图》（市政府周边局部图）图0—23，1953年《上海分区街道图》图0—24，1953年《上海分区街道图》（局部图）
1955年2月5日至12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上海市人民政府改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大会选举陈毅为上海市市长。1955年，位于外滩的汇丰银行撤出上海，另租圆明园路兰心大楼的写字间作为办事处。汇丰银行大楼收归国有。自1955年11月起，上海市人委及有关单位开始陆续(34)搬入外滩中山东一路10—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
1956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分别正式发出通告，市军管会、市人委机关从江西中路(35)215号迁至外滩中山东一路10—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内办公。图0—25为1960年《上海市市区交通图》（局部图），图中以红色“★”标注了“市人会”。图0—25，上海市人委驻地，1960年《上海市市区交通图》（局部图）
图0—26，选自1975年《上海市市区交通图》，图中以红色“★”标注“革委会”。在该图中显示，此时的“革委会”（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在原汇丰银行大楼办公。1979年12月，“革委会”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地点不变。图0—26，1975年《上海市市区交通图》
上海市政府自1955年从汉口路迁至外滩后，原市政府大楼仍保留着一些机构。汉口路的大楼，一般被称为“老市府大厦”或“老市府大楼”。这一带街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化，一些机构与单位的名称也屡有变动。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汉口路、江西中路一带的街区面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图0—27为工部局老大楼所在街区现状图，选自《上海地图 · 大城区详图》（该图由上海市测绘院编制，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年版）图0—27，《上海地图 · 大城区详图》（局部）
1997年，上海市政府撤出原汇丰银行大楼，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通过置换获得该大楼的使用权。上海市政府迁至人民广场，办公地址(36)位于人民大道200号的人民大厦，这里成为上海市的行政中心。此处距工部局大楼旧址不远。
通过各个时期的地图，可以从中获取不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形象而直观，凸显了工部局大楼旧址一带街区的空间扩展与景观变迁，展现了它的前世今生。图0—28，工部局老大楼现状，雪后的场景，摄于2018年1月26日图0—29，工部局老大楼，摄于2018年4月26日(1) 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1931年版，第二编第25页。(2) The Building of“Greater Shanghai”（《建设“大上海”》），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39 No.1,1926.12.04.(3)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据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印本整理出版，第150—151页。(4) 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5)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6)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614页。(9) 徐公肃、邱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八号，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0) 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11) 夏晋麟：《上海租界问题》，《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12) 王揖唐：《上海租界问题》，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19年版。(13) 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1931年版，第296—331页。(14) 袁燮铭：《工部局与上海早期路政》，《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4期。(15) 樊果：《陌生的守夜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济职能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16) ［英］ 毕可思（Robert Bickers）撰，黄婷译：《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收入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03年版，第40—63页。(17) 王艳莉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18) 邱燕：《五卅运动与上海工部局研究》，清华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19) 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20) 王绍周编著：《上海近代城市建筑》，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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