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锦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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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试读：
总序
郭湛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2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导论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
时序已经推进到21世纪，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时间已经过去近160年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必须看到，作为19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尤为复杂的状况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少有论者是把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本书对表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文本之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性解读及思想阐释，就是为改变这一状况所做的一种努力。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不是一种孤立的学术行为，而是作为笔者所构想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个方面的工作。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研究方式和思想内容，这里先就这一研究的总体图景和研究思路做出阐释。[1]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这种状况不仅使得这种研究缺少学术传承和积累，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情形更是如此。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确实意识到了文本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还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很多研究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就是说，与其他同道相比，只是手段与路径不同而已，还是没有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来进行探究，突出表现是：在对作为其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显得比较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具有什么样的总体考虑和具体方式。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目前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所进行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图所示的几方面的工作：
具体说来，我所理解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文本研究的前提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前者包括对马克思重要著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比较清楚的甄别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进行审视和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的是，我们是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所写作的文本的，特别是经过20世纪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纵深发展，现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因应时代变迁和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挑战，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超越。
二是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即选择文本个案进行微观研究。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卷帙浩繁，要对其全部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个案研究要求按照“文本学解读”的一般路径，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翔实的梳理、考证、阐发和分析。特别忌讳寻章摘句式的走马观花，必须进入文本内部，尽可能从文本本身出发，着重倾听马克思自己的言说。很显然，无论是就篇幅长度还是就思想容量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绝对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文本。在马克思众多的著述中，它堪称表征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研究者归入“经典”之列，给予与其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解读这一论著的书问世。这样，本书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就有了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
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但落脚点是对其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即在文本个案解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在比较的视野内评定其思想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工作包括以下一些环节：（1）同一思想在不同文本中演变情况的梳理。文本的具体解读只是对某些作品的研究，从中梳理、挖掘的观点、思想在该文本中有其特殊的含义与界域，然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是持续的、承接着的，但又是变化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对不同文本中关涉到的相同议题进行悉心的梳理，甄别出它们具体含义的差别和变迁，寻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避免了单纯根据马克思某一文本阐述的观点就对其总体思想做出表述的缺陷，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准确含义。
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将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的情形起到矫正和纠偏的作用。我们习惯的研究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而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要数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大纲”，将其11条内容看作是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的集中阐发。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原始资料汇编，或者确切地说编纂一部用史[2]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此外，诸如马克思毕生重视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人的本质等范畴和观念，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他对资本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基于道义的、零散的谴责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和方法；而其观照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才达及一定的高度和水准。这些都需要认真梳理和甄别。（2）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质量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地理解原文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由于马克思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用德文来写作的，而且从大的语言系统看，德、英、法文甚至包括俄文大致属于同一种语系，概念之间的同构性相似，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核心概念含义的损益程度不大。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用汉语或日语表述和诠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就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用东方语言来表达是很困难的，很少能达到“言尽意”的程度。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观点，就是说，MEGA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全部翻译的，特别是那些“学术资料”卷中的一些材料，为了再现马克思写作的完整过程，编者甚至把他写错或划掉的一些段落包括单词都编入其中，这些东西怎么翻译？比如，马克思写了一个单词，但其中少了一个字母，懂德文的人是看得出来的，但这种情况和过程怎么用汉语表述呢？如果要一一翻译或清楚地解释一番，那篇幅不知会增加多少倍！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处理办法是参照MEGA的正卷翻译（也不是全部），而把“学术资料”卷中的材料全部舍弃了。对于专业的文本研究者来说，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这种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权利”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地。（3）重要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reconstruction）。在具体文本内容的客观解读、不同文本思想演变历程梳理的基础上，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是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同时，根据其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时，要特别强调对其文本的总体性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时上述几个步骤中对具体细节、过渡阶段的重视应该让位于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上进行的考虑和抽象，必须剔除偶然、枝节和非主旨的方面及其内容，概括出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观点的马克思的形象，否则，前面所进行的细致工作就没有结果，没有归宿，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气功师周身运气自如，但最终却没有发出功来，这是不行的。我们注意到，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展开的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差异的争论，沿袭国外在这一问题上“对立论”与“一致论”的分野，双方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以佐证其观点的正确。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3]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具体差别。
必须指出的是，像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尽管成年之后一直到其生命的黄昏都在从事写作，但鉴于他理论创作的主旨、思想展示的领域以及写作计划执行的特殊际遇和结果等复杂情形，他未必把自己的所有的思考，包括已经成熟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的哲学构架和体系，都一一明确地表述出来。但是，从宏观上看，他独特的思想、观点甚至体系和构架无疑是存在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文本内容的解读进行概括和抽象，把这些分散的观点和思想通过“重构”的方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结构系统。文本阅读和思想提炼过程，会对解读者原有思想产生程度不同的触动或影响，那么是将解读所得纳入自己的思想构架和解释系统，还是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将表征文本与作者思想的最终命运。可以通过引入一种“严格明晰的方法”消除散见于同一作者不同文本中的“论据的模糊性”，也可以基于原有思想和“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状况而尽力“完成使其更严密、更系统的工作”，也可以“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4]便更充分地达到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可以“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处，以便使它能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的平衡，[5]或者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等等。（4）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思想的比较。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囿于自己的领域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中做出判断。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就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与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与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终其一生，黑格尔哲学都是马克思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他与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有很[6]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早年马克思就把黑格尔哲学比喻为“大海”，纵身“钻到”里面，之后又屡进屡出，通过《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他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但即使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哲学”、其思想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后，他也没有彻底告别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前驱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写作《资本论》的漫长岁月里，处理卷帙浩繁的思想材料以及寻求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使马克思不得不一再回味黑格尔之于他的意[7]义，毅然“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可以说，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二者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梳理，还是从整体上对后者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对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大五岁。与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完全不同，他把“孤独的个体”看作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东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人的真正存在，看作其哲学的出发点。与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也差别很大，他非常憎恨黑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每个人自有其主体性。在人生观上，克尔凯郭尔的看法是相当悲苦的，他一生踽踽独行，与世格格不入，充满了忧郁与绝望，这与马克思致力于社会的根本变革和人类理想的实现更是大相径庭。而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叔本华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处于鼎盛时期的黑格尔哲学，指向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内核是人的意志。“哪儿有意志，哪儿[8]就会有生命世界”，所以也可称为生命意志。“意志是第一性的，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9]的。”这样，叔本华就把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置于本体的地位，建立了一种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了一种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开启了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
而我们知道，处于同一时代，饱受欧洲人文经典熏陶，又洞悉时代发展大势的马克思，却培育出另一种判然有别的哲学倾向和人生态度，即“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10]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认为人的本性是这样：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11]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人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色彩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注释[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9.[3]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不能说恩格斯是有意偏离甚至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思维所达及的深度、理论视野所展示的领域以及表述方式的侧重点方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详见本书“综论”部分的论证。[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0.[5]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3.[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7]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7.[9]同①401.[10]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8.[1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二、文本解读中两种不同的探究路径
以上阐述的只是我自己所构想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我无意扩展这种理解的普适性，要求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都这样做，只是我感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研究的基础还相当薄弱，历史上“欠债”太多，不做这样精细的研究，就不可能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
而就目前来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是如下的思路：
这种研究方式凸现的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它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文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功利”，那么研究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在选择文本时，一般不会对作者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选择表征其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包括手稿、笔记、札记、书信等在内的材料，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作品，像马克思的著述，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就会被弃之不顾。同时对于成型、定稿的作品也不会进行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根据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必然严重地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因为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我绝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老实说，鉴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以及维护它对当代现实的诠释力和生命力的必要，一般民众，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甚至也包括不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谈论、观照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基本上都是这种路数，一般情况下，你不能要求他，他也不会更弦易辙，花那么大精力和时间去专门研究马克思的文本。
然而，这里也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方式同样不能无限地扩展，成为马克思研究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它的局限性与它的合理性一样是非常明显的。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现实问题左右和意识形态干扰，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最后发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与这种路数的无原则扩展甚至一统天下绝对有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点上吃的亏是太大了。
在我看来，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
就是说，在选定了某一文本后，一定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翔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意识到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不可能通过文本表达净尽了。我国古代哲人早就注意到“言意之辨”，认为存在“言尽意”“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他”等多种情况。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对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差别做出分析，国外的文本学家甚至注意到包括“前文本”、“草稿”、写作方式、初始阶段的计划、前编辑阶段、编辑阶段、前出版阶段（手稿的定稿期、抄写者的手稿、修改的校样、清样）、出版阶段、科学鉴定的技术乃至“写本学”、“光学分析”和[1]“信息分析”等情况，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基本对这些方面没有多少关注。
在上述文献考证、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中抽象、提炼出属于文本自身的重要思想与问题。至于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和问题、体现其历史意义和“当代性”，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一些步骤：
一是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二是比较关涉相同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部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提炼出很多思想和问题，这就需要对它们做层次上的区别，剔除掉那些关乎具体事件或方案的论述，而将从中所体现和表征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哲学意义上的论题概括出来。这些论题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却不一定只归属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很多睿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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