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中国民族化工业奠基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莫玉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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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中国民族化工业奠基人试读：

前言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在这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謇早已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知名人物，家喻户晓。卢作孚在其故乡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创办的民生公司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其子以“民生”之名再度创业。唯有范旭东，生于湖南，湖南却鲜有他的踪迹；创业于天津，天津人也只知他创办的工厂。然而，他绝对是一个不能被华夏历史遗忘的人。

范旭东年幼丧父，但范母不为家境所困，依然支持儿子读书；后迫于清政府政治迫害而旅居日本十余载，最终在日本学成并于民国初年归国创业。他制精盐，改变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吃有害粗盐的局面；他制纯碱，打破了西方列强对碱业的垄断，赢得世界的尊重；他办酸厂，为中国化学工业开辟了新天地；他力主抗战，为国仇耗尽心血；他心系国家，为战后重建奔走于世界；他如此功绩，却一生清贫，离世后不曾给家人留下半点资产，却为国家留下了宝贵财富。

范公离世后，给国家留下了一座至今仍在运作的天津碱厂；范公麾下的众多工程师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侯德榜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烛尘任轻工业部部长，孙学悟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他派遣赴美求学的年轻工程师学成后全部归国报效祖国，无一滞留不归。

范旭东，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作者

引子　他的离世，惊动了毛泽东和蒋介石

1945年10月初，重庆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众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飘扬的红色条幅，男女老幼无论是衣衫褴褛还是衣着光鲜，无不喜笑颜开。

然而10月4日这天，一个人的离世让全城乃至举国失声。期间，正在重庆进行战后和平谈判的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致决定暂停谈判，并亲往吊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题词：力行至用。中共领袖毛泽东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在10月21日的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达五百余人，周恩来代表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现场吊唁。朱德、彭德怀手书挽联：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经济战线仿佛犹闻海洋歌。《新华日报》的挽联赞其“绩业早惊环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

在他离世后，经济学家许涤新发文称他的离世“不仅是工业界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追悼会后，重庆各界余哀未息，由二十二个团体再次联合发起组织追悼会。工业、文化界数百名人士再次参加追悼会。郭沫若、章乃器、陶行知等人均前往吊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离世居然惊动全国？

此人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超级富豪，他只是一个一生与化工为伴的实业家。

他创办企业生产食盐，彻底改变了国人千百年来用盐的习惯，让一个“食土的民族”吃上了纯净的盐。他制的盐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海外。他创办企业生产纯碱，打破欧洲大国长久的垄断，成为东亚第一家纯碱企业。其纯碱获得美国金奖，海内外供不应求。他创办硫酸工厂，成为西方垄断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

就是这样一位企业家，他有庞大的产业，却是身无分文。为了子女的学业，他不得不省吃俭用节省开支，以便给子女提供学费；在他离世后，妻子只能靠自家企业的补助度日。

他就是范旭东，民国时期中国最伟大的实业家之一，真正的中国脊梁。

1　意外的流亡

范旭东人生的前三十年，大多数时候是在困苦中度过的。他幼年丧父，往往要靠救济度日；后又流亡日本，旅日十余载。尽管艰辛，但是也并非总是不幸。幼年虽然丧父，但是范母勤劳贤良，通情达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心中对儿子虽有百般不舍，却依旧支持儿子远赴日本求学。其兄范源濂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对自己的幼弟给予极大帮助。

范氏孤儿

1883年10月24日（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四日），范旭东在湖南长沙东乡诞生。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锐，字旭东。

对于弱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入主中原已有两百余年的大清国，此时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洋人的坚船利炮屡次轰开大清的国门，昔日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不得不和来自西方的列强，甚至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就连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也被人付之一炬。面对满清的昏庸，洪秀全毅然举起了反清大旗，战火燃至十余个省，大清动用各路大军连续十余年的剿杀才予以平定。

在这样一个年代，普通人不但需要承担不断增长的税赋，随时还要面临可能降临的死亡，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范旭东降生时，范家原是小康之家。范旭东的祖父曾经在直隶省大兴县任县令，此大兴县即今天的北京市大兴区，此地紧邻京师，元明清三代为“天下首邑”。范氏祖父任职大兴县期间，大清国已开始由盛而衰，此时贪污腐败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范氏祖父却坚持出淤泥而不染，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始终与民秋毫无犯。而正是这样一个清廉的官员，在贪腐成风的时代，毫无疑问就成了官场的异类。在上级眼中，官不爱财，就没有能够约束他的手段，不能约束他，那么他就随时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于是对于这样一个不贪的官员，上级处处提防，时时留心，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范氏祖父自然也看透了官场的污秽，晚年便辞官归隐，在青山绿水中安度余生。

范旭东的父亲名范琛，以教书为业。范父天生体弱，却并没有因为体质差而忽略在学问上的修为。范父好学不倦，在教书授业的同时不断求取新知。范旭东年幼时范父便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教授《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

范家育有三子，范旭东最幼。在范旭东之上还有一兄一姊。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长范旭东8岁。范旭东降生时，范源濂在其父的教导下，学业已经完成启蒙，进了私塾开始进一步学习，13岁就考中了秀才。在范旭东年幼时，范源濂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范旭东的姐姐极为不幸，未婚而卒。

范母谢氏贤良淑德，继承了中国妇女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仅善于持家，思想也较为开明，支持自己的子女多读书。为了孩子的学业，甚至不惜让两个儿子漂泊海外。

这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三代同堂、衣食无忧。然而，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幸福无疑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1889年，范旭东七岁。这一年光绪皇帝“亲政”，把持朝政数十载的慈禧老佛爷不再垂帘听政，要把权力还给皇帝。然而，皇帝亲政却没有给范家以及天下苍生带来任何惊喜，反而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就在皇帝亲政的这一年，湖南大旱。范家所在的长沙一带江河湖泊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全年几乎颗粒无收。面对如此大旱，官员为了讨好刚刚亲政的皇帝居然隐瞒不报，各地奏折纷纷粉饰太平，吹嘘丰产。可怜千千万万的灾民，生活本已难以为继，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税赋。下乡收粮的官吏丝毫不顾百姓死活，依旧大肆搜刮。转瞬间断粮者不计其数，即使如范家这般小康之家也无力应对这样的天灾人祸，断了口粮。

很快，旱灾所及之地饿殍遍野，范氏祖父、父亲在饥荒中撒手人寰。范家一夜间一落千丈，一贫如洗。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范母谢氏在既无遗产继承又无亲友可依的情况下，顽强地养育着自己的几个孩子。然而，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女人能做的终究是有限，不得已范母带着自己的孩子投靠了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保节堂是封建时代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妇女的。那时社会上要求女人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种极其苛刻的道德观的束缚下，许多丧夫后无依靠的妇女选择投奔保节堂。

在保节堂的日子也并不轻松，范旭东一家依旧食不果腹。为了养育自己的孩子，范母拼命劳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替别人做针线活，没有一丝闲暇。尽管如此艰辛，收入依然微薄。此时范旭东的兄长范源濂已经十五六岁，有了一些劳动的能力，也能外出打些零工帮助母亲补贴家用。

范母带着两个孩子虽然过得异常艰辛，但是她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业。白天范母让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跟随舅舅读书，到了晚上又把范源濂叫到跟前亲自督促他学习。范旭东则跟着姑姑读书认字。

在范母的严格要求下，原本就聪慧机敏的范氏二子学业进步神速。范源濂不到二十岁就学有所成，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他很早便外出授课，补贴家用。兄长范源濂有了稳定的收入以后，范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姑母的帮助下，范旭东拜师学作八股文。这八股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毫无新意。

对这种八股文范旭东极为反感，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无法从八股文中得到满足。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以八股文考取功名，是无数读书学子们的梦想，但是范旭东小小年纪便有了反抗八股的思想。他认为，八股文纯粹是替古代圣贤说话，根本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替别人发声的皮囊，他要自立，他要有主见，他要发挥自己的能力，他要做真正的自己。十九世纪末期，湖南长沙人文荟萃，当地有名的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执教者，注重做人。范旭东虽出身寒门，却深受当地风气所熏陶。

生活虽然艰苦，却在很大程度了磨练了范旭东的毅力，培养了他坚强的品格。正是这样的品格，在范旭东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他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他依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戊戌变法

1894年，范旭东十二岁，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这一次，大清皇帝天朝上国的美梦终于被惊醒，邻邦日本——区区弹丸之地居然把大清国打得落花流水。一纸《马关条约》不仅丢了属国朝鲜，还被日本占去了宝岛台湾。

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率兵收复海城。吴大澄是清末爱国将领，曾在与沙俄的领土争端中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然而，衰朽贫弱的清军根本无力对抗日军的进攻，在牛庄一战中湘军大败，随后吴大澄也因兵败被革职。

回到湖南后，兵败的吴大澄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战败的原因。他要求湖南的学子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一雪前耻。在被革职离任前，他还召集湖南的有识之士，商讨在湖南实行自强的新政。经众人商议，一致认为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奖励学术。

基于此，吴大澄将省内的招贤馆改为求贤书馆，馆内既教授传统中国学科，又兼顾西洋新式学科。其中，中学以宋、元、明理学为主，史、地、盐、槽、兵、刑、水利为辅；西学以英文、算学为主，声、光、电、化学为辅。

这些新学措施让少年范旭东深深痴迷。他常常到求贤书馆阅读新式书刊，接触全新的知识。在求贤书馆，范旭东还十分热衷听众人探讨时政，他十几岁的年纪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吴大澄被革职后，接任的陈宝箴也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地方实权派人物，他到任之后，继续在湖南施行变法自强的新政策。少年范旭东才能有机会继续接触全新的知识。

正当范旭东在湖南家中苦读时，京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轰动了全国，也成为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到了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成为在北方与《时务报》齐名的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三十三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出版报刊十九种，成立新式学堂十七所。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三百多个。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湖南的维新宣传最为激烈。1896年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宣扬维新变法，湖南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1898年陈宝箴创立“南学会”，兴办“时务学堂”，鼓吹变法维新。他还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湖南的进步青年纷纷请求拜入梁启超门下。当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也放弃了在书馆的教书工作，拜梁启超为师，学习新学。当时梁启超的弟子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国初年杰出的军事领袖。在梁启超众多弟子中，范源濂和蔡锷二人这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经过连续数年的酝酿宣传，变法维新的时机逐步成熟。随着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等一系列侵略事件的发生，全国民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5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在湖南，范源濂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也积极参与到湖南的变法运动中。范旭东也追随兄长经历了一些变法事件。

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中写道：记得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满清政府曾一度试行新政，他们知道非废八股、设学堂、振兴工商业不能立国。所以，在戊戌维新前后100中，一切施政措施颇为有声有色，应有尽有。清廷严令各省奉行，尽管有些人反对，但也有些是奉行的，在各省中以湖南为最起劲。他们的新政措施，短期间样样都做了一点，开了一个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和《湘学报》。和民众接触的就是那规模空前的南学会，实行通俗演讲……那时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听到过一回，现在回想，与其说是听过，不如说是看过更为恰当。那天，湖南各界名流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记得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这一晃将近50年过去了，诸位听了，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是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绝做不到。

皇帝虽然颁布了新政，然而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彻底执行之外，全国各地守旧官僚无一真正执行。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5天，就迫使光绪连下3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世凯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发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当北京开始捕杀维新派人物时，湖南也陷入危机。湖南的守旧派开始将矛头指向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守旧派官僚上书慈禧太后，称陈宝箴身为封疆大吏，不但不奉太后懿旨查处维新派，反而包庇他们。要求将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续用。而戊戌政变遇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也积极倡导湖南新政，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这就让清廷有了充足的理由罢免陈宝箴。1898年冬天，陈宝箴被罢免，接替陈宝箴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虽热衷于洋务，但是他却反对变法，他的目标是在不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主政湖南之后，张之洞立即按照慈禧的旨意废除新政。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的维新派机关全部被查封，关于维新变法的书刊言论一律被禁止。同时发出逮捕令，全省缉拿维新派成员。

一时间湖南上下人心惶惶，抓人的捕快遍布大街小巷，维新派成员危在旦夕。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是梁启超的弟子，也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他也成了被通缉的要犯之一。迫于形势，范源濂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带着借来的盘缠，他和一批维新派成员一道赴上海避难。在上海，范源濂等人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发来的信函，邀他们去日本求学。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选择。于是范源濂等人便启程赴日，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

范源濂出走之后，清廷鹰爪并不甘心，他们不断到范家骚扰范母和年少的范旭东，甚至威胁如果不供出她大儿子的去处，就要拿小儿子抵罪。清廷的威胁让范母意识到自己的小儿子也处在了危险之中，一旦清廷狗急跳墙，就很有可能加害范旭东。为了小儿子的安全，范母把范旭东送到了一处书馆攻读古文，学雕刻和绘画，希望以此为掩护，减少清廷对范旭东的威胁。

范旭东在书馆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年的时光，转眼间已是1900年，这一年范旭东18岁，也正是这一年改变了他的命运。

旅日十二载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的和平改良之路被堵死，梁启超等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决议在长江沿岸联络各省会党和防军，起兵勤王，再次改革政治。唐才常、林圭、蔡锷、范源濂等肩负着这项重大使命，秘密潜身回国，并成立自立会。

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时务学堂的学生均踊跃参加。各路自立军原定8月9日同时举事。由于康有为的汇款未能如期到达，起义经费不足，只得延期。但是有部分自立军没有及时收到延期起义的通知，依旧如期起义，结果力量分散的自立军很快便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起义失败。随后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侦获。张之洞先发制人，封锁沿江各码头，搜抄设在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先后逮捕唐才常等20余人，当夜便将唐才常等11人秘密杀害。张之洞大开杀戒，湖北维新派人士被害者达百余人。

汉口自立军失败时，范源濂等人正在洞庭湖舟中与湖南时务学堂师友秘密联络准备起事，他们一行人直到到达长沙才知道汉口起义失败的消息。而当时张之洞已经密令湖南抓捕维新派。形势危急，范源濂等人一旦被抓获，极有可能会被处死，不得已范源濂等人只好放弃起义计划，准备再次东渡日本。

此时的范源濂已经成为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范旭东也很有可能被牵连。为了弟弟的安全，在赴日之前，范源濂冒险找到范旭东，决定带他一起前往日本。对一个母亲而言，仅有的两个儿子都要离开自己，这将是多么痛苦的分离！但是范母分得清轻重缓急，为了自己的儿子，她愿意忍受孤独和思念。在万分不舍中，范母目送自己的两个儿子远去。在友人的帮助下，范旭东跟随兄长躲在船舱底部，从长沙到汉口再到上海，一路避开无数捕快的搜查，最终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初到日本的范旭东语言不通，便进入一家华侨资助的学校学习日语，同时兼修政治、哲学和数理化等知识，开始接触系统的西式教育。在国内长期的贫苦生活让范旭东的身体极为虚弱，为了锻炼身体，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柔道、击剑、射击、马术等。范旭东特别喜好骑马，每日清晨在田野纵横驰骋，无论盛夏隆冬，从不间断。

这一时期，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言论激烈。范旭东常往请教，梁启超循循，启迪良多。

一次，在《新民丛报》报社，范旭东看到了日本自由党在1881年发表的一篇宣言，宣言称其目标是：组织自由政党，发挥协同一致的精神，扩大天赋自由，抑制人为权势，上以改良政治，下以推进自治。这一宣言对范旭东触动颇深，当中国还在高呼皇帝万岁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限制个人权力；中国以八股文来限制读书人的思想，而日本则鼓励自治来发挥个人的才智。中国虽大，但是四万万人却被一个皇帝束缚着手脚，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日本虽小，却是有能者居之，个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日本以举国之力而战胜中国一个寡头皇帝，如今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范旭东也积极从事爱国宣传，编译爱国小说如“经国美谈”、“佳人奇遇”等篇，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范旭东因积极响应梁启超提出的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准许自由办报、奖励科学发明，开矿山、办工厂等主张而深得梁启超的喜爱，生活上也给予其热情照顾，对此范旭东一直感念不忘，他曾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因为单靠老兄接济的，有时遇有预算外的必要用项，还是不够。”

除了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事爱国宣传外，范旭东还积极考察日本社会，研究日本富强的原因，寻找救国的良策。在刚到日本的三四年中，范旭东先后考察了大阪、熊本、神户、横滨、东京、西冈、冈山等地。

在考察中，范旭东广泛接触日本人民，看到日本民族振兴之势，无论城市乡村，工农业一派勃勃生机，人民丰衣足食，精力旺盛，显露出民族的尊严与自豪，深切体会到他们那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和三十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有极大的关系。

1868年前，日本的幕府统治时代，封建统治枷锁束缚日本的经济、政治发展，美、英、荷、俄、法等国入侵，不平等条约重重叠叠，压得日本人民喘不过气来。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农民起义、市民暴动此起彼伏，反对幕府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尊王倒幕”运动迅速展开。

1868年倒幕派的政变，彻底摧毁了德川庆喜的政权。新政府推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实施新政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建立了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日本通过变法一步步走向强盛时，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政治黑暗、政府腐败、外敌入侵、经济衰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维新运动破灭，甲午战争惨败，八国联军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签订……

面对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同样处于被列强侵扰的困境，变法后的日本励精图治，经过30多年的努力建设，现今已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了。而大清国却始终固步自封，顽固保守，错失大好时机，现如今沦为列强鱼肉的对象，难道我中华民族从此就要受尽磨难永无宁日了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旅居日本期间，范旭东对国家的现状了解越发清晰，对这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乎绝望。一度他曾想依靠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为此他还学习制造炸药，希望通过炸死几个满清官员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不过，这一计划毕竟太过肤浅幼稚，终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在学习制造炸药的过程中，范旭东开始接触化学研究，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决心研究化学。

1905年，范旭东完成了中学学业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就在这一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大战。对于发生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宣布“中立”，并为交战双方划出了交战区。这场战争给东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最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宣告结束，日俄双方签订条约，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

这一消息传至日本，日本人无不欢呼雀跃。当范旭东得知此事时，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过这件事，范旭东爱国热情高涨，特意照相立下誓言：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之证。又加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之，男儿男儿，其勿忘之。此后他为了振兴中华一心埋头读书，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舞会，同学们都很敬畏他，称他为“怪人”。

1908在冈山高等学校，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深得校长酒井佐保器重。临近毕业，范旭东向酒井佐保征求意见，提出自己将来想从事军工专业，以坚舰利炮来拯救中国。不料酒井对范旭东哈哈一笑，轻蔑地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范旭东听后义愤填膺，从中进一步洞察到日本人处心积虑图谋中国的野心，报国之志益坚，遂放弃造兵救国之念，坚决以化学为出发点，走工业救国之途。

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应用化学，享受官费待遇。大学期间，范旭东师从近重真澄。近重真澄对古代金属的研究造诣很深，范旭东也认真搜集我国汉、唐以来的钱币和金属器皿进行研究，尤其对“中国冶金术探源”的研究很有创见，颇得近重真澄好评。学习期间，近重真澄以渊博的知识，平易近人的态度，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受到范旭东的尊敬。1910年毕业时，近重真澄又力荐范旭东留校任专科助教。

就在范旭东毕业这一年，经兄长范源濂介绍，他与小自己1岁的许馥女士相识。许馥也是湖南人，早年受到梁启超变法维新风气的影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接受新思想，成为湖南进步女青年。1905年到日本官费留学，立志报国。

两人相识后，很快陷入热恋，并喜结连理。漂泊异乡的愁思，忧国忧民的情怀，让二人相见恨晚。对范旭东远大的志向，许馥非常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她所追求的不是守着丈夫孩子安度余生，而是甘心做丈夫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女人。在许馥这位贤妻的照料下，范旭东得以摆脱生活琐事，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在此后数十年的生活中，两人相互依靠相互鼓励，感情日益深厚。当范旭东由一个无名青年成长为实业大亨时，他们依旧相亲相爱，任何诱惑和艰难困苦都动摇不了两人的真情。

正当范旭东和许馥沉浸于爱情的甜蜜时，国内的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起义。起义部队迅速占领武昌城，很快就控制了武汉三镇。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南方诸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面对国内这一惊天动地的变化，范旭东欣喜异常，他当即决定回国。当时范旭东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待遇相当优厚，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日本，完全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如果回国，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但物质条件根本就挡不住范旭东强烈的爱国之心。对于他回国这一决定，妻子也十分赞同，这就更坚定了他回国报效的决心。

当范旭东向京都帝国大学的负责人递交辞呈时，学校方面却拒绝了范旭东辞职的请求。学校方面的理由是：范旭东当时正在授课，如果准许他辞职，那么他所教授的课程将无人接替。对于自己的学生，范旭东的人格要求自己必须负责到底，不得已他只好继续留校，直到学期结束。当学期结束范旭东再次提出辞职时，校方再也找不到借口留下这位优秀人才。很快，范旭东便带着妻子，乘船回国了。三十多年后他曾著文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辛亥革命，激动了年轻人的感情，不由得不热血沸腾，当时我在日本京都帝大做研究工作，早去晚归，生活比较安适，国内还在激变，一天一个说法，实在叫人难受，趁冬假得闲，赶回中国……

2　学成归来

1912年春，范旭东终于如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此时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担任教育部次长，已经将年迈的母亲接到北京生活。在北京的一间四合院里，范母终于见到了阔别十二载的小儿子，当初的青涩少年如今已经成家。范母看着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今日得以团圆，再享天伦之乐，喜极而泣，老泪纵横。

此刻在华夏大地共和政体初立，这是东亚最早的共和政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全新的事业都在等待着归来的范旭东。

初试制盐

范旭东归国后，他在日本所学一时无用武之地，兄长范源濂便替范旭东在财政部谋得一个闲职。范源濂心里很清楚：他这弟弟刚刚归国，在日本生活12年，纵然满腹才华，却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国内的复杂情况。给他谋个闲职，让他慢慢适应国内的环境，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委以重任，发挥其所长。

果然，在任这个闲职期间，范旭东逐渐了解了当时国内的情况，他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尤其是官场所依赖的不是能力，而是资历、背景、手段等等。以袁大总统为例，他这个满清遗臣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么热衷共和，而是因为他逼退了清帝，他掌控着北洋大军，他在皇帝、革命党、洋人三者中进退自如。于是一个不懂共和的前朝忠臣，成了民国总统。他的兄长范源濂若不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或许也难以担任教育部次长，而他范旭东若不是兄长提携，又去哪里觅得这个闲职呢？

对于这样的现状，范旭东无能为力。此刻他所能想到的就是继续深造自己，寻找时机做些实际的工作。他想去德国学习，然而出国求学需要一大笔花销，范家虽然有个教育部次长，但是一来教育部是“冷衙门”，二来这教育部次长太过清廉，除了薪资根本就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根本无力支付出国的费用。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范旭东为留学经费而大伤脑筋时，一个意外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范旭东所任职的财政部决定派一批懂技术的人，到欧洲考察盐专卖法和盐厂的制盐设备。作为化学专业的高材生，范旭东技术一流，而且他有旅日经历，更能适应西方社会。最后，经过几次交涉，范旭东成为此次考察团4名成员之一，而且他还获准在考察结束后可以继续在国外学习。

范旭东能够获得这次出国考察的机会，看似意外，实则却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1912年，清帝退位后，按照事先约定，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没有绝对优势，此时南方革命党人也控制着数十万军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为了增强北洋政府的实力，形成对全国的绝对控制，袁世凯开始寻求西方势力的支持。

他以办理“善后”为名，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团借款。未经国会同意，派赵秉钧、陆微祥、周学熙等于1913年4月26日与五国银团代表在北京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5厘，以盐税、海关税为抵押；47年偿还本息。

合同附书中有成立制造业、改良盐质条款，指定借款中用700万英镑做改良盐务费用。合同中还规定中国须聘请外国人士“协助管理”盐税征收事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

这次“善后借款”，公然指定盐税做第一担保，由此，中国盐政主权落入帝国主义手中。由于这项借款未经国会通过，所以，借款之事遭到国会严责，坚不承认，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也强烈反对。袁世凯为了平息众怒，假惺惺地提出改革盐政，改良盐质，并派人员赴欧洲各国考察盐政，以资实施。范旭东的出国机会由此而来。

范旭东一行四人在欧洲各产盐国考察将近一年。期间，他们考察了西方的海盐生产、矿盐生产，还考察了西方盐业的管理。在考察中，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西方产盐国生产条件的先进，此时西方已经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制盐，效率高、品质好。而中国制盐还处在手工作坊阶段，生产效率低下，产出的盐还含有大量杂质，根本无法与西方工业化生产的盐相比。

不仅在盐的生产上差距巨大，就连管理上也迥然不同。在中国，食盐是政府垄断产业，未经官方许可擅自买卖食盐，最高可判处死刑。食盐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政府垄断食盐，自然也就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甚至能够成为压迫民众的手段。西方国家看到这点后，也利用这一政策从中国牟利。在西方却不同，由于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各国政府严令不得垄断食盐交易，食盐可以自由买卖，同时对食盐收取极少的税收。此外，还出台严格的法令，规定食盐中氯化钠的含量不能低于95%，即使喂养牲畜的盐，其氯化钠含量也不能低于85%。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为了确保本国公民能够有安全、可靠、稳定的食盐供应。

范旭东在考察中还发现，西方国家产盐用于食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盐用作化工原料，他们通过盐来制造纯碱、盐酸、烧碱，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他们把工厂直接建在了产盐地，就地取盐生产纯碱等化工产品，获利颇丰。西方政府对工业用盐则给予更大的优惠，直接免税使用。政府的鼓励、先进技术带来的可观效益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化工产业的发展。

在对西方盐业进行一番详尽的考察之后，范旭东又把目光转向了以盐为基础的制碱行业。欧洲当时制碱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以食盐和硫酸为原料；一为索尔维法，以食盐和石灰石为原料。索尔维法的产品纯度高，受用户欢迎，畅销全世界，故在技术上被垄断。范旭东曾向法、德、比国的几家索尔维公司提出参观请求，均遭拒绝。

虽然屡次遭拒，但是范旭东并不气馁。在英国，他几经交涉，终于被允许参观卜内门公司的制碱工厂。得到被允许参观的通知后，范旭东开始还想要赞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可是当参观开始后，他却是又气又恼。一进工厂，卜内门公司的负责人就把范旭东等人直接带到了庞大的锅炉房，一行人对着高耸的锅炉根本就看不到制碱的过程。看过这些锅炉，英国人就把他们从后门引出厂外，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一丝制碱的工艺，更不知道索尔维法制碱为何物。这一次参观再次触动了范旭东的内心。英国人出于技术保密的需要，采用这种几乎欺骗的手段应付他们，使范旭东认识到是不能依赖这些洋人发展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出纯碱。此后，范旭东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变得更坚定了。

考察工作结束后，范旭东对西方的盐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成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同时还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盐政改革的建议，并请求改良中国盐业生产条件，提高食盐品质。完成这些任务后，范旭东才开始着手准备自己在德国留学的事。可是正当他在复习功课准备入学考试的时候，财政部突然给他发来电报，说政府准备改良食盐品质，急于建造一个新式盐厂，需要他即刻回国负责筹办此事。

这份电报彻底打乱了范旭东的计划，他在德国继续深造是不可能了，必须奉命回国。不过从现在来看，对范旭东而言，这份电报也恰恰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虽然他无法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而继续深造，但是却让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实业家。在范旭东看来，在德国深造最终目的还是为国尽忠，现在政府要求自己立即回国从事改良盐质的工作，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益事，既然现在就有机会报效祖国，为什么不回去呢？

打定主意，范旭东便第一时间订了船票启程回国。由于时间急迫，范旭东连在德国准备资料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在回国的途中利用乘船的时间整理资料。当其他乘客在轮船甲板上欣赏大洋的美景时，范旭东却躲在狭小的船舱里不停地研究制盐方案。轮船经过新加坡时，范旭东得知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带有压制盐砖的技术，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他特意下船从新加坡绕道爪哇，考察制盐砖的技术。

1913年秋，范旭东乘船到达上海，准备从上海转道到北京。到上海后范旭东才得知，此刻政局又有变动，他的兄长范源濂已经辞去教育部的职位，正旅居上海；他自己所任职的财政部也有人事变动。母亲和妻子已随兄长南下，在杭州安家。有公务在身的范旭东不敢有丝毫怠慢，和家人小聚之后随即北上。

到达北京后，范旭东第一时间向财政部汇报工作，递交自己的考察报告和盐务改革方案。然而，此时的财政部人事已有较大变动，原先的上司同事多数都已不在其位，他所面对的是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前任所制定的财政部工作计划多数都已废止，现在所施行的是新部长的工作计划。范旭东的盐务考察和改良计划是前任制定，现如今也已废止。他所提交的考察报告和改革方案如同废纸一般被丢弃在角落。范旭东一次又一次询问创办新式盐厂的计划，但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等等再说。”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范旭东改革盐务的满腔热情逐渐被耗尽。

为官两月

财政部虽然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对于盐务改革，范旭东并没有绝望，他认为既然政府允诺再等等，那么就一定会有结果。在他看来，一个政府机构怎么会言而无信呢？所以他一直留在北京，静候财政部盐务改革的消息。

在范旭东留京期间，梁启超出任币制局总裁，打算改革币制，把晚清广泛使用的各式银元统一为民国的标准银元（袁大头）。

银元最早是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铸造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开始少量流入中国。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打开通商口岸，银元开始大量流入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以西班牙银元占主要地位，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因当时国内流通银两成色不佳，这2100万银元采用了广泛流通的西班牙银元来支付。墨西哥1821年独立后，于1824年开始铸造墨西哥银元，到了19世纪后期，墨西哥银元开始代替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的地位。到了1910年，上海一地几乎以墨西哥银元为主币。此外，晚清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还有英国银币和日本银币。

1890年，广东出现清朝官铸银元，但是均是地方自行铸造，没有统一标准。到1910年9月，清政府度支部奏定，发布“币制则例”，规定了以银元（含银七钱二分）为国币，开始铸造全国统一标准的银元。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辛亥革命就终结了大清国的历史，全国流通的银元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民国建立之后，统一全国货币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梁启超开始了统一全国银元标准的币制改革。

为此，梁启超派人组织了一个币制考察团，调查全国各地的制币厂，为铸造新的银元做准备。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铸币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因而范旭东就在第一时间被邀请加入考察团，负责检验银元的质量。

此次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考察了国内多个地区的铸币厂，每到一地范旭东就按照标准对各铸币厂的银元进行认真检验。根据政府颁布的银元铸造标准，每枚银元的重量是七钱二分，所含纯银为96%。然而一路走来，范旭东检查过的所有银元无一合格。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工艺问题？

经过一番调查，范旭东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银元不合格，根本与工艺无关，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原来各个铸币厂上下串通，在铸造银元时偷工减料，擅自降低银的含量，从中牟利。这些内幕让范旭东大为震惊，铸造银元事关全国百姓，连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有人敢徇私舞弊，这官场要黑暗到何种程度？

调查结束之后，范旭东针对调查中的问题提出了对铸币厂进行整改的方案，计划建设新的铸币厂，改进管理方式。这一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多方的反对，理由多种多样。但是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范旭东的改革方案彻底断绝了他们徇私舞弊的机会。在旧体制下，铸币系统众多人员通过各种制度漏洞大获其利。整个体系内，下至基层员工，上到管理领导，无一不从其中得到好处，而受损的只能是全国四万万同胞，四万万同胞的血汗换来的却是不足成色的银元。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范旭东的改革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对此范旭东感慨不已：“本来‘币’‘弊’有何不同，无须太认真，仅为多事，又多受了一番教训。”这两个月的官场生活让范旭东对做官彻底失去了兴趣，官场的腐朽令范旭东难以忍受。无法融入官场，范旭东只得另辟蹊径，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范旭东考察铸币厂的遭遇很快就被在北京的朋友知晓。朋友们先是对范旭东的遭遇鸣不平，一个个痛斥官场的黑暗，随后话锋一转，说道，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一贯的传统，官场从来都是如此，劝范旭东不要太过认真，让他安安心心领着俸禄混日子，行事只要不太过分，就不会出什么意外，即便换了大总统，也还得需要他们这些人办事。每个月三百银元，这可是难得的美差。

对于朋友的好意，范旭东自然不好回绝，只能当面称受教。朋友们的想法他并非不能理解，在这不太平的世道，能有稳定的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只是他范旭东并不是只要过安稳日子的人，若是贪图生活的安逸，他为何不留在日本继续在大学任教？

对范旭东一番劝解之后，有朋友向范旭东吐露了一系列内情：“善后大借款”中指定的700万元用作盐务改革的款子作他用，不要对政府筹办新型盐场的事再存妄想，要办工业，自己招股，自己动手干。银元成色不足，除了铸币厂偷工减料之外，更重要的是能用有限的银料，铸造更多的银元，对政府而言无形中就增加了财政收入。

这样的现实让范旭东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范旭东毅然辞去了每个月可以领取三百银元的政府职位，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范旭东感叹道：大时代不容苟安，我等有负起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

离开官场后，范旭东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盐业。针对中国盐业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

民国初期，盐业的落后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就连北洋政府也做出要改善盐务的姿态，只是北洋政府靠“善后大借款”的资金进行盐务改革却像一场儿戏。当时热心改革盐务的民间人士发动舆论，宣传改革盐务，与旧势力作斗争。盐务改革派与守旧派发起了激烈的论战，他们筹办各自的刊物，发表文章为己方辩护。

盐务改革派创办《盐政杂志》，宣讲盐务改革的重要性，批评守旧派的迂腐。守旧派则创办了《谈盐丛刊》，坚决反对盐务改革，维护其既得利益。《盐政杂志》认为，在当时被称为“引岸”的盐务政策应当被废止。“引岸”制度是一种区域垄断的盐务政策，盐务部门指定区域制定盐商销售，给食盐行业带来诸多不便。《盐政杂志》主笔景韬白以犀利的文笔痛斥这一制度的弊病，指出这一制度祸国殃民，而“引岸”制度下的盐商也不是合格的商人，只是官方用来征收盐税的代理人而已。通过对“引岸”制度的批判，《盐政杂志》为精盐的推广创造了有力的舆论环境。支持“引岸”制度的《谈盐丛刊》在景韬白的强势进攻下理屈词穷，黯然无光，十分狼狈。

对于《盐政杂志》的观点，范旭东十分赞成，同时竖起“打倒脏盐”给人民吃盐自由的大旗参与战斗。

范旭东调查报告中提到“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质，统一税率，特别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用盐免税……”的主张，引起《盐政杂志》主笔景韬白的重视，得到其支持，他曾邀请范旭东长谈，询问实现方案的计划，两人很快引为知己。当时财政总长张弧对范旭东的建议很感兴趣，曾问范旭东：咱们自己办一个精盐工厂如何？范旭东当即回答：我们能够办到。现在范旭东已辞去财政部公职，决心自办新型盐场，得到范源濂、梁启超、景韬白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支持，他毅然走上创办私人企业这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

3　自办精盐厂

中国人制盐已有数千年历史，从中国人发现制盐的方法之后，数千年来制盐的工艺始终没有突破性的改进，一直在使用效率低下的煮盐法。煮盐是盐工用形似大锅的大型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下或盐井里的卤水并加凝固物来结晶成盐。煮盐生产落后，产量少，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特别是消耗木柴量大，煮成1担盐约耗木柴400斤左右。

煮盐的盐工也受尽折磨，生活异常艰辛，盐工每天在太阳出来前就要忍着饥饿出工，清理泥沙汲取海水，佝偻着背，身体如猪狗一般。每当到了夏日，酷暑难耐，海水也被晒得滚烫，即便如此盐工还是得在烈日下工作。

虽然煮盐耗费巨大，但是得到盐的质量却并不高，许多盐的氯化钠含量不足50%。

考察塘沽

1914年初，范旭东只身来到天津塘沽考察当地的食盐生产条件。在塘沽火车站，范旭东一下火车，看到车站墙壁上竟然满是外国货的广告标语，车站商店销售的货物里也不见中国货的影子，只有看到一些土特产，才知道这是中国。出了火车站，往西不远就是各国在天津的兵营，各色国旗在寒风中迎风招展一派生气。

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此后又有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在天津老城东南部区域，相继设立的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各国为了保护各自的租界利益，还在天津设置兵营，派驻军队。在天津街头，侵略者一个个趾高气扬，如同主人一般，而中国人却是低眉顺首，如活脱脱的奴隶。

1900年，八国联军借口打击义和团，攻陷天津后从天津出兵攻打北京城。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作为重要战场和联军进军基地的天津更是在战火中遭受重创。八国联军所到之处一片萧条，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大沽口到处是盐田，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使人惊然。此时距离八国联军侵华过后不过十几年，这里房舍大都被侵略者捣毁，砖瓦埋在土里，荒凉得和未开垦过的土地一样。

这一幕幕凄惨的景象让范旭东心如刀绞，偌大一个国家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唯一让范旭东稍稍宽心的就是当地确实适合产盐。

塘沽产盐的条件极为优越。这里生产盐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汉、唐时代，人们就已在这里用简陋的锅灶熬盐。到明代后期，已发展到开沟引海水，利用日光进行盐田晒制了。清朝同治年间，有盐商看到南方稻田里用风车引水，回到盐场极力效仿，利用这里经年不息的海风，使用布帆八面，中设大柱，下置铁碗，制成了风车，借助风力转动，使海水进入盐田，曝晒制盐，极为方便。沿用至今，致使这里盐田年年丰产，一码码席盖泥封的盐坨延绵成山。

此外，塘沽有海口可吞吐世界商货，又有京奉铁路经过，可贯通全国，交通之便利，全国盐场无出其右者，且附近有开滦的煤焦，唐山的石料，各种资源丰富。地方风俗淳朴，村邻交往都有礼貌，重然诺，人事上也很相安，确是兴办新型盐场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范旭东认真考察后，下定要在这里开辟中国化工基地的决心。

范旭东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田有的波光粼粼，有的盐花翻滚，处处灰白的布篷随着经久不息的海风缓缓转动，海水汩汩流进沟里，进入盐田，川流不息，确有一番别致的风味。他不禁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太没有志气了！

确定塘沽可设盐厂之后，范旭东又着手在塘沽试验精盐生产。他在塘沽一带的渔村租下房舍，安装设备开始试制精盐。范旭东试制精盐的设备让当地使用传统手段制盐的盐工极为好奇。在他们看来，制盐无非就是把海水晒干，哪里用得到这些瓶瓶罐罐？对于他们的质疑，范旭东并不在意，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给这些老盐工看，真正的盐应该是什么样的。

范旭东在这渤海边的小渔村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行着精盐生产的试验。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原本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当盐工们看到范旭东手中的精盐时，一个个惊叹不已，原来盐可以变成这样好的成色！经过检验，范旭东试制出来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完全达到了当时的标准。至此，范旭东建设盐厂所需要的地点和技术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接下来就是获得北洋政府的盐务许可了。

范旭东要制盐，首先他要到北洋政府去申请许可。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始，食盐便成为官方专卖品，严禁任何个人从事食盐的生产贩卖，违者可处以极刑。政府通过食盐专卖，获取大量财政收入，有些朝代盐税的收入甚至可以占到其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此巨额的利润，北洋政府自然也不会放弃对盐的管制，若是得不到北洋政府的批准，即使生产出高品质的精盐，也是非法产品。所以范旭东必须先取得生产食盐的许可。

当时主管盐务的是北京盐务署。这个部门在当时可谓是油水丰厚，各地的盐商都要通过他们的授权才能取得合法的售盐资格。按照相关法规，他们授权盐商售盐的依据应当是盐商的生产水平、盐的质量等因素。但是在那个年代，权力根本受不到制约，法规得不到执行，所谓的授权依据变成了谁给的贿赂多，谁就能获得授权。盐商们自然是争相孝敬盐务署的老爷们，至于那些不向他们行贿的人，根本无法得到授权。

当两手空空的范旭东找到盐务署申请批准其生产销售食盐时，盐务署的官老爷们当即拿出了公事公办的“认真劲儿”。他们要求范旭东出示各种证明文件，只要有一个不符合他们所谓的要求，就立即驳回要求重新办理。就这样，范旭东来来回回往盐务署跑了不知道多少次，各种文件也按照要求出示，但是始终得不到盐务署的批准，因为盐务署认真的老爷们始终能找到范旭东的“问题”。

盐务署这般态度，范旭东心里也清楚是为了要好处，只是范旭东秉直的个性实在容不得这些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他办盐务，是为国为民，可是这帮官僚，仗着手中的权力，不仅不为国为民尽忠，反而巧取豪夺，中饱私囊。

生产食盐的许可始终无法批复，范旭东的盐厂也难以开工建设。就在这时，梁启超、范源濂等政界高层得知了范旭东的困境，对范旭东办盐厂他们是十分支持的。了解了范旭东无法获得许可后，他们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给盐务署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当盐务署得知范旭东居然有这么硬的后台后，很快就给范旭东办理了许可。许可授予的权限很大，直接授予了范旭东20年的生产期限，同时还规定范旭东盐厂周围百里之内不得有其他盐厂。

对于此事，范旭东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许可终于批复了，而且可以享受相当大的优惠；忧的是这样的政治环境对办实业实在是太过危险。这次他能够获得许可，完全是因为他在政界的关系，如果没有梁启超、范源濂这样的政界人物出手相助，他何时才能拿到许可？或者那些没有政界人物支持的人士，想要办实业又该如何是好？再或者一旦政局有变，他现在获得的这个许可是否还能继续有效？政局的不稳定，以及政府的独断专行对于实业界而言，是最大的危险。没有一个稳定而开明的政府，实业界将是如履薄冰。

范旭东在日本生活学习12年，又在欧洲考察1年，这10余年的海外生活让他对列强强盛的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很清楚，不论是日本还是欧洲各国，当地政府都是积极保护工业发展的，他们对工业发展都给予极大的便利。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出资创办了大量企业，而后政府又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把这些企业出售给了有实力的企业家，并给予他们相当大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在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鼓励个人创办企业，从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可是在中国却不同，清朝末期，洋务派虽然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最终都沦为官府的私产，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对于一些民间人士兴办的近代企业，清政府往往要征收重税，各级官僚又争相勒索，企业生存极为艰难。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国，但是民国所沿袭的依旧是清朝的思维方式，只有在需要税收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虽然极为艰难，但是范旭东依旧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实业当中，毕竟这是使国家强盛的有效方式。

得到许可后，范旭东的事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接下来他就需要募集股金建设厂房了。

筹集股金

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设精盐厂的计划得到了众多友人的支持，他们一致认为精盐厂利国利民，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现代化精盐厂。于是范旭东、景韬白、胡浚泰、李积芳、胡森林、方积林、黄孟曦等人成为最初的发起人，并确定公司的名称为“久大精盐公司”。

这些人虽然是久大的发起人，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清贫的文人，根本就拿不出开办盐厂所需要的资金。当时对他们而言，要想筹集办厂资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社会渠道募集资金。1914年11月底，范旭东等召开了久大的第一次筹备会。在筹备会上，久大的众发起人商议决定，筹集5万元作为精盐厂的启动资金。这5万元由各位发起人分别筹集，范旭东负责筹集2万5千元。这5万元资金对于范旭东等人而言，可谓是一笔巨款。在当时，范旭东在财政部任职时，每月俸禄也不过300元，5万元则是他10余年的薪水。不过，对于一些有产人士而言，这5万元却是九牛一毛，如果这些有产者能够出资赞助，资金问题则迎刃而解。但是，想要这些有产者赞助新兴的近代工业却并不容易。

传统的中国有产阶级其理财方式往往是置地。他们会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然后从事农业生产。传统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往往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可以保值甚至是增值的，可以说购买土地基本不会出现亏损。投资工业就不同了，工业生产受到市场的制约，一旦市场有变就会出现大的起伏，很有可能会血本无归。另外，当时工业在中国并不普及，许多有产者对工业的盈利并不放心。让这些人投资他们并不熟悉的领域，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募集资金，范旭东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给那些认购了股金的股东们打电话，催促他们将股金交付公司。但是电话催促往往见不到什么效果，范旭东就只好一一登门，当面催缴股金。范旭东他们这些收缴股金的人出门后就按照街道的远近，像抄电表的工人一样挨个走一遍。但是即使亲自上门，也很难进入到对方家门，往往要在门外等候，结果等了很久之后得到的消息却是“下次再来”。无奈，范旭东只好去下一家。

就这样，到了1915年3月下旬，原定的5万元股金也只募集到了3万3千元，这期间仅筹备会就又开了四次，依然难以募集到预订的数目。资金不到位，还需要继续募集。

1915年4月，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此时的股金已有4万1千1百元。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梁启超提出了不分官息，只按章程分红的意见，这一点对于久大的发展而言极为重要。由于当时社会风气闭塞，办实业极不容易集资，工业家不得已常用借贷方式集资，就是收到股款，即日起就按“官息”名义计息，这对经营商业，或能勉强办通。但对办工业就很不妥，因为无论办什么工业，会有相当时日不会出货，况且新货上市，又未必一定有利，如果认可从收股之日起计息，不管付不付现金，这笔债务累积上去，也会令人气短，对公司不利。不收官息只分红利，就给久大省下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这对资金紧张的久大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了。

梁启超提出这一建议之后，股东们起初并不乐意接受，但是梁启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民族大义到个人利益等详加劝解，最终股东们同意了梁启超的提议，答应只分红利不收利息。在久大的创办过程中，梁启超始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当时梁启超住在天津，范旭东时常去拜访他，每次见面梁启超都很关心久大募集资金的问题，有时还亲自给范旭东计算募集了多少还差多少。这一幕幕场景，让范旭东尤为感动。

在这次股东大会上，景韬白被选为久大公司的董事长，范旭东则被选为总经理，此外还制定了久大组织章程。范旭东在会上提出“公司行为务求明朗、公正”作为办事的准绳。

1915年范旭东一面积极筹建久大精盐的塘沽工厂，同时参与时政，反对袁世凯帝制。在护法之役的初期，梁启超写了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宏论，就是由范旭东秘密送到上海交到时任中华书局编辑长的范源濂手中，刊登在《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上。一时不胫而走，对反对帝制的运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建厂产盐

第一次股东大会结束后，范旭东便立即动身前往塘沽，开始建设厂房安装设备。

到达塘沽以后，范旭东先买下了当地盐商的一个小作坊，这就有了粗盐的来源，然后才能在粗盐的基础上生产精盐。可是，要想在当地收购小作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塘沽这个产盐的宝地，盐的生产都被当地的盐商垄断，外地人想要在当地开设生产盐的作坊最大的困难就是当地盐商的阻碍。如果得不到当地盐商的许可，外地新开设的作坊很快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直到最后无力经营。

范旭东采用收购小作坊的方式，只是让小作坊换了主人，并没有建新的作坊，依然维持着先前的均势。即便如此，旧盐商们还是想给这个新来的盐商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这里谁是老大。范旭东接手小作坊的当天，就有一帮打手模样的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这个即将易手的小作坊，一个个衣衫不整且满嘴脏话，似乎随时都可以将范旭东置之死地。一阵哄闹过后，范旭东拿出了北洋政府颁发的许可。这些打手虽然识不得几个字，但是他们领头的却认得那确实是北洋政府的许可。这领头的当即就明白了，看来这人是有靠山的，远不是他们这些地头蛇能惹得起的。若是真要闹出事来，他们这些人是吃不消的。很快这些人便一个个灰溜溜的回去了，毕竟，他们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

看着手中的盐务许可，范旭东无奈的苦笑一下。若是没有这许可，那些流氓打手还指不定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呢。办理这许可时虽费尽周折，不过现在究竟是有了用处，至少可以赶走流氓打手的骚扰了。如此看来，政府的权威对他办实业，还是有些帮助的。

久大生产精盐的工艺并不算复杂，只需把粗盐溶化、沉清，再用平锅熬煎使盐重结晶而得到精盐。就是这并不复杂的工艺，在化工人才极为匮乏的旧中国却也难以实现。

1915年6月，久大的厂房破土动工，此时的范旭东异常忙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每天，范旭东都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在工厂自办的食堂吃饭，从来不搞特殊。当时，工厂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简易房，范旭东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不大的木屋，不但兼做他的会客室和实验室，而且也是他的卧室。他连桌椅都没有，就趴在床边搞设计、做演算、画图纸，经常熬到深夜，有时这样趴在床边就睡着了。

在建设厂房的同时，范旭东还招募了一批具有制盐经验的盐工。对这些员工，范旭东进行了严格的筛选，那些品行不端的一律不用。对这些招募来的盐工，范旭东还对他们进行了技术培训。尽管他们有制盐的经验，但是他们所制的都是粗盐，与范旭东要制的精盐相去甚远。在培训中，范旭东从理论到实践，一一讲解，细致详尽，让这些盐工眼界大开。就这样，久大的第一批工人在范旭东的指导下，都具备了相当的理论和技术水准，为日后顺利生产精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此后，范旭东始终都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对于高技术人才，他给予极大的鼓励支持，他手下的工程师甚至可以享受比他这个总经理还要优越的待遇，而范旭东始终都以朋友的姿态来处理他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的关系。

在设备的选择上，考虑到资金的问题，范旭东坚持能省就省。对于可以在国内生产的设备，范旭东就寻找国内的工厂定制；如果国内无法生产，则由他亲自赴日本调查购买。设备采购回来之后，工人们在范旭东指挥下，按照事先规划将各个部件逐一准确安装到位。经过近半年的施工，到1915年10月底，精盐厂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公司已具备批量生产精盐的条件。12月1日，盐务署批准久大公司制盐申请，12月7日，久大精盐厂正式投产。

随着机器的转动，久大的第一批精盐从生产线流出。看着这些雪白的盐粒，从范旭东到基层员工，一个个无不欢呼雀跃，艰苦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久大生产的精盐，范旭东取名“海王星”，以五角形的海王星作为久大精盐的商标。对于这个名称，范旭东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史书上记载，春秋时期，管仲任齐国宰相后，将盐务收归国有，齐国因盐而逐步强大，由此被称为海王立业。《管子·海王》注：“海王者，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后来，将做盐生意的人称“海王”。在天体中，海王星循环运行，可寓意久大自强不息，象征为民造福，也寄托了范旭东征服海洋，事业起飞的宏大志向。结合这两方面的意思，范旭东以五角形的海王星作为久大精盐的商标，也可算是他的一件得意之作。

4　售精盐

1915年底，久大的精盐开始量产，1916年4月初，“海王星”商标获准使用。至此久大的精盐已经具备了上市销售的条件。当时的中国精盐严重匮乏，即使有小部分精盐也是从国外进口。精盐市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有着巨大的市场空白，一旦久大的国产精盐上市，必将受到极大欢迎，甚至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然而事实并非如预期的那样顺利。

有盐无市

1916年9月，以“海王星”为商标的久大精盐在天津正式开售。根据官方许可，久大的精盐只能在天津东马路地段设店销售，市场十分有限。

北洋政府执政以后，在食盐方面的政策依旧沿袭前清旧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进行严格的管理。当时，食盐销售权集中在少数旧盐商手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几家盐商控制了全国四万万同胞的食盐。这些盐商又把食盐的销售划分出多个名目，有引岸、纲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盐商们通过这些繁杂的名目，划定各自的销售范围，在其销售范围内实行绝对垄断，不允许任何人再插手盐务，否则就叫“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

对于“私盐”，历朝历代都以极为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击。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其器物”。“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宽了一点，将杀头的标准放宽到三斤或十斤。

到了清代，对私盐的打击更为严厉。“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这在当时是两项大罪，据《清盐法志》规定：凡盐场灶丁人等私挟、私卖盐的绞死；凡偷卖官盐的，一两以上至一斤，买卖人各打六十大棍；十斤以上不计多少各打脊背二十大棍，然后处死；凡买卖私盐的打一百大棍，判徒刑三年；有军器的罪加一等，充军两千里，拒捕者斩；凡兵民聚众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兴贩私盐的，不问曾否拒捕，伤人，皆斩，立决。

北洋政府也对食盐实行严格的管理。当时给久大的生产许可是每年产盐3万担，而这3万担盐只能在天津东马路一带销售如果超出这个限定，就以私盐论处。

尽管销售范围非常有限，但是却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最初，久大在天津东马路的售盐地点只是一间很小的店铺，屋里陈设十分简陋，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货柜，这个货柜还是范旭东在旧货市场花了三个大洋淘来的。

店铺装饰虽然简陋，但是店铺内销售的产品却都是“精品货”——精盐和精盐牙粉。对于精盐的包装，范旭东极为重视。为了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包装材质，范旭东走访了许多食盐销售点，观察他们的包装。在当时，盐商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他们基本上不考虑包装的问题，只是用最简单的材料包裹一下。范旭东调查后决心改变这个现象，他和久大的设计人员一起研究，最后决定用绿色的玻璃瓶来装久大的精盐。这样的包装既美观又卫生，上市以后，得到了消费者的极大认可。

精盐牙粉也是久大的一款重要产品。在牙膏出现前，牙粉是人们最常用的牙齿清洁剂。古代为了保持口腔的清洁卫生，在使用各种工具洗齿刷牙的同时，还配以各种洁牙剂，最常见的是盐，即牙粉的前身。宋代，出现了“牙粉行”，专门出售中药配制的牙粉，牙粉已经成为社会商品。牙膏与牙粉的区别，主要是形态上的区别，一个是粉状，一个是膏状，其主要的成分基本相同。

久大以精盐为原料生产的牙粉要明显优于用粗盐制出的牙粉。粗盐牙粉有很多天然矿物质，里面含有多种坚硬多角的晶体，肉眼就能看到。用粗盐牙粉刷牙时，晶体坚硬锐利的棱角就会磨损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在牙面上出现一条条细沟，使牙本质暴露出来，造成和“虫蛀牙”相同的后果：遇到酸、甜、冷、热等刺激，就会发生难忍的疼痛。此外，牙龈表面覆盖着一层粉红色的软嫩的黏膜，用粗盐牙粉刷牙，由于黏膜受到过大的磨擦和刺激，会引起牙龈出血。粗盐牙粉在清洁牙齿的同时，也带来不少伤害。精盐牙粉颗粒更为精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一伤害，同时也能起到清洁的效果。

久大的店铺开张后，其优质的产品很快就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周边百姓看到久大的精盐干净卫生，价格公道，纯净的精盐售价和粗盐相当，远非旧盐商的盐可比，于是不仅自家购买使用，还推荐给亲朋好友。一时间，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就连相距较远的地方，也有人舍弃附近的旧盐，专程跑一趟来买久大的精盐。久大的小店铺生意天天兴隆。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店铺，所覆盖的消费人群相当有限，即使久大口碑好，能吸引较远处的顾客，可是依旧难以形成规模。而且食盐的食用量是很少的，买一次盐就能用上月余，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是无法支撑整个公司发展的。对久大而言，市场才是成败的关键因素。

久大在天津小店的生意，火爆异常，而食盐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固定的，当大量客源被久大吸引之后，那些旧盐商自然就失去了市场。面对被抢夺的市场，旧盐商并不甘心就这样让久大称王称霸，他们很快就发起了强势的反击。

旧盐商阻挠

面对久大的强势崛起，旧盐商首先试图从源头扼制久大。

久大生产精盐要以粗盐为基础，通过一道道严格的程序，把粗盐过滤提取出高纯度的盐。由海水中提炼粗盐，工艺虽说简单，但是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场地来晒制，而久大建厂初期，自身实力有限，并未建立大规模的粗盐加工场地，其加工精盐所需的粗盐多数要从旧盐商处购买，如此一来就给久大埋下了危机。

当久大的精盐威胁到旧盐商粗盐的销售时，这些手握粗盐的旧盐商当即决定停止向久大供应粗盐。粗盐供应一断货，久大的精盐生产立即就陷入停顿。对于民众而言，盐一日不可或缺，一旦久大不能保障及时供应精盐，那么民众势必会放弃供货不稳的久大精盐，而选择供货稳定的粗盐。时间一长，民众就会失去对久大的信任，那么久大就很难再次赢得市场。一时间，久大的精盐工厂面临生死危机。如果不能解决粗盐供应的问题，新生的久大很可能会在这次打击中彻底失败，一个新崛起的事业面临被旧势力扼杀的危险。

为了解决粗盐供应问题，范旭东费尽周折。他先是找到那些之前给久大供应粗盐的旧盐商，要求对方履行承诺，继续给久大供应粗盐。但是对方却以近乎无赖的态度回复范旭东，这盐是他们的，他们爱卖给谁就卖给谁，范旭东无权干涉。之前的合作伙伴居然转眼之间翻脸，完全不顾商业准则，这种毫无商业道德的行为令范旭东十分恼怒。

事已至此，范旭东此刻也无能为力，久大新建自己的粗盐加工场，一则时间周期长，对生产有长期影响；二则成本较高，久大暂时无力支付。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范旭东为粗盐来源焦头烂额时，有人及时伸出了援手。

当时，中国市场以粗盐为主，同时兼有部分从海外进口的精盐。进口的精盐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中国畅销无阻，而销售精盐也获利匪浅。但是进口精盐一来成本较高，数量少，难以大规模销售；二来处处受到洋人的制约，多数利润被洋人收入囊中。中国的精盐盐商感到有诸多不便，他们一直盼望能够国产精盐。当范旭东的精盐上市后，立刻就受到了这些精盐盐商的关注，他们纷纷找上门来，要求代销久大的精盐。

当这些销售精盐的盐商得知久大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立即找到范旭东，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原来这些销售精盐的盐商都是从销售粗盐的旧盐商中转变而来的，他们身为盐商，对于粗盐的危害自然极为清楚，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他们在销售粗盐的时代，就尽量让盐纯净些，只是限于技术原因，无法生产精盐。当西方精盐流入中国后，他们立刻就接受了这种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精盐，开始销售，同时也兼营粗盐。

得到新盐商的帮助后，久大的原料立即得到了补充，生产能力恢复，久大精盐再次稳定供货。

解决了原料供应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而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旧盐商们看到无法掐断久大的原料来源，就又出狠招，联合贪官污吏，一起对付久大。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大小内战此起彼伏。每有战事，大小军阀就要增税筹集军饷。盐务是中国数千年来各朝各代的重要税收来源，因而每当增税，盐商都是税收的重要对象。当军阀们向盐商增税时，盐商们便联合起来要求官方出面限制久大，只有以此为条件，他们才愿意缴纳更多的税赋。面对这些税收大户，军阀们自然是不愿得罪，于是军阀就和旧盐商联合起来限制久大。

当地盐户代表42户灶户的灶首张文洲回忆：1916年，我在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的批准下，在宁河县汉沽附近大神堂，以利海公司名义投资，开辟了新滩6副，久大精盐公司成立后，经过段芝贵（段永彬是他三弟）的介绍，我将利海的6副盐滩出售给久大，又订立了长期合同，指定盐滩19副（包括我家9副）全部供给久大原盐，时价每包40元，我降为38元，但还是供不应求。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大为恼火，从中破坏，不准灶户42家供给久大原盐。新来的盐运使张调哀又有意以此42家原盐转供河南境内芦纲八公所。这时有灶户李少堂愤将自备盐滩10副及房屋设备以10万元售与久大，使其生产不虞匮乏。从此久大精盐公司拥有盐田2000余亩，做到原料自给，再也不怕芦纲公所的杀手锏了。军阀和旧盐商的联合进攻就这样宣告失败。

范旭东带领着久大，一次次冲破旧势力的阻挠，但是最关键的一步始终没能有所突破，那就是市场。北洋政府对久大的产量和销售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解除这些限制，久大很难有大的发展，为此，范旭东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久大精盐上市后受到多方好评，政界人士也在关注久大，尤其是梁启超。1916年他出任财政总长和盐务督办，对久大提供诸多便利。但是要给久大更多产量和市场许可，梁启超却无能为力，这需要当时北洋政府的首脑，袁世凯亲自批示。

为了能够得到袁世凯的认可，范旭东先从袁世凯的心腹下手。当时袁世凯正忙着准备当洪宪皇帝，杨度是他的得力干将，也是忠实拥护者之一。杨度此人政治经历极为奇异，他先是拥护袁世凯称帝，后又加入国民党拥护共和，1929年白色恐怖时期，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共。此人与范旭东是旧交，此时，范旭东久大精盐厂已初见效益，范旭东便找到杨度，邀请他入股久大。对于范旭东的邀请，杨度于私交于己利，都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就成了久大的股东。

杨度入股久大后，范旭东向杨度分析了久大当时的形势，他向杨度表明，只要久大能够获得足够的销售和生产许可，那么久大的利润将会无限增长。经范旭东一番解释，杨度明白了久大的困境，他当即表示，可以在洪宪皇帝面前为久大申请更多的生产许可和销售范围。

这天，杨度趁着袁世凯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瓶久大产的精盐来见袁世凯。对此，袁世凯甚为好奇，知道杨度此举必有深意，就让杨度将实情道来。于是杨度便把久大的情况和袁世凯细细说了一番。袁世凯听后，又喜又恼。喜的是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精盐了，恼的是这些贪官污吏只知道中饱私囊勒索受贿，全然置民众大义于不顾。了解实情之后，袁世凯当即决定，把长江一带四个口岸——鄂、湘、皖、赣的销售权给范旭东，在这四个口岸，久大可年销售精盐一万吨，虽然不能全国销售，但是四个口岸的销售权已经让范旭东欣喜不已。

自此，困扰久大的原料和销售范围的问题相继得到解决，范旭东的精盐将开始新的征程。

洋人打压

范旭东和久大所要面对的下一个对手是洋人，当时他们对中国的盐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强势崛起的久大，这些控制中国盐务的洋人也插上了一脚。

洋人对中国盐务的控制始于清末。在一次次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而在清政府用于赔款的财政收入中，盐税收入占了很大一部分。20世纪初，清朝政府每年的白银收入在8000万两左右，而中央政府每年集中的盐税收入约有1300万两左右，占全部盐税收入的30%，加上地方政府所收留的盐税，全国盐税收入应在4300万两左右。这些收入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来源相当稳定。英、法、德、俄、日、美银行团驻北京的代表，对20世纪最初十余年中国盐税收入估算后认为，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盐税总收入当在4000万两以上，这可是一块肥肉。早已盯上盐税这块肥肉的洋人们，费尽心机想要吃到嘴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以盐税为担保向西方银行借款。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向日本赔款2万万两，分8批付清。第一、二批各为5000万两，应分别于条款批准后6个月及12个月内付清；剩下1万万两则分为6批，在第二年至第七年按年支付。如中国政府能在3年内将2万万两付清，则不计息，否则除第一批5000万两外，其余按5%计年息。又因日本侵占辽东半岛，中国另需增加赔款3000万两。两项合计赔款2.3亿两。清政府面对如此巨额重负，财政濒于破产，为解决困难，清政府从1895年起只得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举借外债，至1911年清朝灭亡止，共借外债10笔。

清政府灭亡后，袁世凯取得中国的实际控制权，为了取得国外势力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宣布承认清政府所欠的洋债，并继续以盐税为抵押，向西方银行借款。

1912年3月，袁世凯为筹集战争经费，用来压服、打击、消灭革命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密派亲信周自齐访问在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银行团，借以处理清政府债务善后事宜之名义，策划将清政府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政府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1000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10万镑清政府就垮台了），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北洋政府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在1912年3月，北洋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善后大借款后，至6月初，四国银行团又增加了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6月20日，六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并以六国银行团名义向中国提出善后大借款必须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必要条件；次日，财政总长熊希龄等人表示六国借款条件太苛刻拒绝接受；7月14日，袁世凯批准熊希龄等人辞职；8月善后大借款谈判中止；9月到11月底，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重与六国银行团商议借款条件；到了1913年3月3日，六国驻京公使团通知北京政府，重申向六国银行团借款必须以六国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3月19日，美国政府表示，六国银行团以监督中国财政为条件实为不妥，宣布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由于美国脱团，银行团只有五国，所以善后大借款的名称也被称为“五国借款”。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于1913年4月26日晚，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人为全权代表，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二十一款、附件六号，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

合同规定，善后大借款的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团借款；中国以后兴办实业，如需再借款，只可聘洋技师，按照普通合同办理。借款支出领款凭单必须有一中国人和一外国银行团的稽核员共同签署方能有效。中国的盐务收入、支出和管理都必须有洋会办参加；关税和盐税的收入必须存储在五国银行团之银行，统归五国银行团执掌；而北洋政府要动用两大税收偿付每期债款本息后余额，仍需征得五国银行团同意。从此，中国的盐税主权落入洋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司、盐务稽核所的洋会办手中了。

久大兴办精盐工厂，利国利民，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获得许多优惠政策。而这些政策却触及了洋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的利益，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此外，由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无力生产精盐，国外盐商便趁机向中国市场大量销售精盐，凭借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盐价，疯狂获利。而久大的精盐上市后，不仅在质量上不逊于外国精盐，还在价格上有极大的优势，精盐价格仅和粗盐相当。起初，久大受限于销售地和自身产量，尚未对进口精盐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随着久大一天天壮大起来，进口精盐的市场逐步萎缩，利润不断减少，洋商开始意识到久大对他们的威胁。

1916年，乘久大赞助人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之机，久大打破禁区进军长江，向有1亿1千万食盐户的淮南四岸发展。当时两湖盐荒，已有18家盐商在长江沿岸的长沙、岳阳、湘潭、常德开设精盐商号，范旭东在汉口把18家精盐商号组成“精盐公会”实现“精盐联营”。随后又发动湖南、湖北各县商会向议会请愿，要求运精盐济湘济鄂，从而为久大精盐打开市场创造了条件。

1918年范旭东在南京的扬子饭店楼顶，放着鞭炮迎接久大在塘沽装上精盐的英籍货轮，轮船载着大量精盐向湖南、湖北进发。1918年久大收购德国在塘沽的铁路支线和俄国码头精盐工厂和车站、码头都可直接联络，为发展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1916年到1918年久大业务猛进，制造精盐的工厂由一厂发展到六厂。

久大发展壮大以后，与洋人的矛盾也就不断增加。1925年，久大与洋商的斗争日趋激化，双方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支持久大精盐的景韬白在北京《实事白话报》发表“真不可解”一文，宣传精盐，指责旧盐商公开掺土售盐，迫使国人成为“食土”民族。而洋商则打着“调停”的名义，在北京英文系报上，就盐务署稽核所召开精盐会议发表“调解精粗盐之冲突”，主张将精盐行销限止在通商口岸。

3月1日在洋商的支持下，旧盐商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盐政之危机”，反对精盐，抨击久大公司“增加产额、冲销四岸”。景韬白又撰文“对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盐政之危机’的评论”进行反击。《盐政杂志》钟履坚发表“对于精盐冲突感言”，反对引岸，说“引岸专盐之弊，中外共嫉”。

这场笔墨官司的结果是盐务署再次屈从旧盐商和洋人的意志。盐务署新盐官修订“精盐条例”中对久大精盐公司增订了“年产万吨”的限额。新的“精盐条例”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封闭长芦盐坨，从粗盐原料上控制久大生产，当年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没有办到的事，由英帝国主义给办成了。更有甚者，他们欲以英国海军封锁塘沽海口，阻止盐船出海外运。景韬白继续在《盐政杂志》著文批评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韦尔登是中国盐商的官僚，中国再不应每年花三百七十万来供养盐务稽核所，这个让中国丧失国权的机关，呼吁撤销盐务稽核所及其在各省的分所。

就在这一年，以反帝爱国为核心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景韬白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上发表“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披露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政治特权打压民族工业的种种劣行。文章发表后，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认同，给帝国主义当局以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最终，迫于社会压力，洋人控制的盐务稽核所不得不放弃对久大的打压政策。由此，范旭东又一次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胜利。

夹缝中生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范旭东创办久大，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诸多的艰难险阻，范旭东和久大是在不断解决各种困难的艰苦环境中艰难前行的。

随着久大逐步壮大，范旭东的精盐开始进入湖南销售，面对精盐的冲击，湖南的旧盐商以粗盐应对，根本不能招架，于是他们便联合湖南的反动军阀，寻找一切机会打击范旭东的精盐，一时间湖南盐务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此人生于安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张敬尧成为“皖系”中的大将，后来此人投靠日本人，被国民党当局派人刺杀于北京。张敬尧在1917年到1919年间任湖南督军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罪恶累累，民众叫他“张毒”。

张敬尧进入湖南后，当地的旧盐商便积极向张敬尧靠拢。他们通过金钱开道，很快便获得张敬尧好感。随后，这些旧盐商便屡次向张敬尧“告状”，痛斥范旭东的精盐如何如何“不好”，说“久大精盐有毒”、“精盐没有海盐咸”等，请求张敬尧在湖南查禁久大的精盐。

张敬尧乃是军人出身，对于盐的了解极为有限，并不清楚精盐和海盐的区别，当他听旧盐商说精盐不好后，当即决定要严查精盐。他对负责查处精盐的官员说，他身为湖南最高长官，要为千千万万湖南百姓负责，不能让这有害的精盐毒害湖南的子民。负责办盐务的官员听张敬尧如此说道，一个个只敢在心里苦笑：大老爷啊，您分得清精盐海盐吗？虽然盐官们知道这事是旧盐商恶意陷害所致，但是张敬尧这样的大军阀哪里听的了别人批评自己？不得已，一个个只能点头照办。

张敬尧下令查禁久大的精盐后，久大在湖南的销售立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负责查禁精盐的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闯进店铺，不由分说见盐就没收，如果有盐商敢不从，就连盐商一道带走。一时间湖南各地的盐商人人自危。

查了一段时间的精盐后，张敬尧便想看看自己的成果，于是就去视察被没收的精盐。当张敬尧看到被没收的所谓的有害的精盐后，他立刻感到有问题，眼前这些白花花亮晶晶的盐有问题？他家厨房不也是这样的盐吗？当即他让负责查禁精盐的官员汇报实情。于是盐官便拿出旧盐商的海盐来和久大的精盐对比，并将二者的差别详加解说。对比之后，张敬尧明白了，原来自己被那些旧盐商当猴子耍了。当时气得暴跳如雷，把旧盐商一顿臭骂。

回到自己的府邸，张敬尧立即就派人招来那些旧盐商，把他们严厉处置了一番，并下令今后不许再查禁久大的精盐，若是再有人诋毁精盐，定当严惩不贷。此后，久大的精盐在湖南畅销无阻，那些旧盐商也不敢干涉，甚至开始做起了精盐生意。当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后，精盐在湖南已经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张敬尧此人在湖南虽然残暴，但是对于久大的精盐而言，他反而做了一件好事。

为了与久大争夺市场，旧盐商们开始联合，组成“淮南公所”，与久大争夺市场，范旭东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旧盐商们组织的这个“淮南公所”势力极大，他们联合官方处处设卡查禁久大精盐抢占地盘。不过，旧盐商以劣质海盐误国误民，早就引起众多爱国人士的反感，负责设卡查禁久大精盐的官员中就有不少厌恶粗盐同情精盐的。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就十分同情久大，他利用职务之便给久大提供了许多方便。他一面假装奉命查禁久大精盐，一面让其弟吴朗山出面另设“九江精盐查运所”，名为“查禁”精盐，实则为精盐统计销量，使久大精盐一次就在赣北倾销四千余担。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系军阀张作霖卷土重来，从东北带兵南下，进攻控制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海军、空军参加并取得重大作用的内战，新式武器如坦克等纷纷登场，重炮、重机枪、。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奉地雷的使用均为之前战争所罕有，死伤特别惨烈。

战争期间，塘沽作为北京的海上门户极为重要，两派军阀在塘沽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尽管四周炮火隆隆，但是久大依旧坚持生产，确保市场食盐的供应。就在这战火连天的危急情况下，直系军阀控制下的长芦盐运使居然以筹集军费为借口，明目张胆的向久大进行勒索。对此，范旭东决不妥协，他不顾长芦盐运使的威胁，继续坚持生产。长芦盐运使看范旭东不肯就范，便找来兵痞，带枪闯进久大的工厂，声言若不出钱，便抓人封厂。正当气焰嚣张的长芦盐运使在久大百般刁难时，国内形势突变。

冯玉祥趁直奉两派军阀正在激战之时，率兵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北京的军阀政府。而直系军阀在与奉系军阀的混战中，屡次败绩，实力大损，再也无力与奉系军阀相斗，直系军阀开始了疯狂逃亡。把直系军阀当做靠山的长芦盐运使也因此失去了勒索久大的资本，转而开始狼狈逃窜，再也无心勒索久大了。

虽然奉系军阀赶走了直系军阀，但是军阀的本质却没有任何变化，久大依旧要在军阀的统治下艰难生存。1925年，奉系军阀直隶督军李景林率兵进驻天津。奉系军阀首领多是绿林出身，擅长打家劫舍，早期集聚山林时便以绑架勒索为业。后来这些人跟随张作霖投靠了袁世凯，成为北洋军阀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土匪习气并未消失，看到富商大贾，就光明正大地干上一票。

奉系的这些军阀进驻天津后，看到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厂生意兴隆，便打起了范旭东的主义。李景林勾结财政厅长郝鹏、盐运使张小岱，在光天化日之下，带兵绑架了范旭东，声称要请范旭东帮忙筹集20万元的军饷。面对军阀的绑架勒索，范旭东坚决不从，李景林让范旭东通知家里人筹钱，但是范旭东却告诉家里人，一分钱也不要送来，他就算死，也不向这些土匪军阀妥协。对于要钱不要命的肉票，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自然见过不少，但是像范旭东这种身份居然也是要钱不要命，那可就让他们意外了。在他们看来，久大精盐厂生意红火，必定是财源滚滚，他范旭东作为久大的总经理，自然是一方巨富，区区20万肯定不在话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范旭东虽然是久大的总经理，但是并非所有人，他只是代股东们经营久大而已，久大的盈利多数是给股东们分红，并没有落入他范旭东的腰包。

范旭东作为实业界的重要人物，他被当地军阀绑架的消息很快就被外界知晓，当时下野的总统黎元洪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并亲自去看范旭东。只是黎元洪已经下野，手上无兵无权，得势的奉系军阀根本就不把这个过气的总统看在眼里，任凭他这个前大总统如何发作，就是不肯放了范旭东。

范旭东被军阀关押着，久大上下和范家无不焦急万分。如果真的按范旭东要求的，坚决不给钱，那么这些土匪出身的军阀就极有可能“撕票”，杀害范旭东。为了营救范旭东，范家和久大只好瞒着范旭东四处筹钱，同时通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请求将款额降低。最后，总算是筹集了8万元，军阀们才肯放了范旭东。这就是当时中国可笑又无奈的一幕，可笑的是一帮土匪居然成了合法的统治者，无奈的是土匪打着“合法”的名号，光明正大地抢劫。

1926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开始由南向北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得到了各地人民的支持，北伐军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1927年春，国民政府已控制南方诸省，并迁到了南京。此时，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久大所在地天津，当时还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内，工厂的生产销售许可都由北京方面颁发。但是，久大的的市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南方，现在属于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一旦国民政府不认可北洋政府颁发的证件，那么久大很可能会被南方视为“非法”。此事让范旭东焦虑万分，但是又不能不将产出的食盐售出以便回笼资金，不得已只好冒险出售。值得庆幸的是，对于精盐，南方的新政府也是支持的，尽管久大持有的是北方的证件，却得到了南方政府的认可，顺利销售。范旭东回忆：某日，我接着电报，知道英商太古公司大通轮就要到下关了，久大的盐是装在船上的，我站在扬子饭店的阳台上，注视着那船停泊了，后来又开了。我留神看到并没有从船上扣下货，心里才得安定。

1928年奉军军阀褚玉璞在塘沽成立“京榆一带盐食户饷捐局”对久大精盐公司运销外埠的精盐每担征收饷银二元，比盐务署对工业用盐征税章程提高十倍，对此范旭东极力抵制，认为这是勒索行为，范旭东命人根据财政部盐务总署原有命令，据理力争，未缴分文，居然使军阀收回成命，但久大公司为此停工停运达半年之久，严重影响了生产。

1929年范旭东为使精盐积极向南发展，在南京成立“全华酱油公司”，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吃到好酱油，同时为精盐打开新的销路，抵制日本酱油在中国的倾销。经过不懈的努力，全华酱油公司的固体酱油成为畅销南北的名牌产品。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打破“引岸”，允许新兴盐业进入淮盐引岸禁区。

经过20年苦斗，久大精盐公司在范旭东率领下，通过久大老一辈创业者章舒元、文公信、沈舜卿、萧豹文、李烛尘、唐汉三、杨子南、彭九生、周雪亭、许绍周、谢伟卿、胡耕娱、刘君曼等不遗余力，披荆斩棘之劳，他们从政治上巧妙运用各种关系，生产上采用科学方法，经营上采用原料自给，精盐自产自销，业务上积极进取，到1936年终于使事业获得迅速发展，资本由创办时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规模由年产1500吨发展到62500吨，成为工业界的一颗明星，塘沽也由一个荒废渔村，变成了近代工业城市。

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更名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淮北设立分厂，并将久大总店由天津迁到上海，同时还选银行家周作民作为久大的董事长。

在久大艰难发展的过程中，范旭东还不断招揽人才，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的实业家李烛尘。1882年，李烛尘生于湖南一个小康之家，19岁便考中了秀才。满清灭亡后，李烛尘于1912年到日本求学，攻读电气化学。1918年，李烛尘毕业归国，应邀加入久大公司。此后，李烛尘和范旭东相互扶持，为久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1920年，李烛尘任久大精盐厂的厂长，此后一直主持久大的盐务。

1946年天津光复后，李烛尘任天津工业协会理事长，组织经济调查，主办《工业杂志》。1949年6月，接受毛泽东邀请，作为产业界代表，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9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烛尘主要从事社会活动。50年代初，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工商联主委、民建中央副主委、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贸易促进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后，李烛尘先后出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轻工部部长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建中央代主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5　反击日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英国、法国、俄国等组成的协约国和由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在欧洲全面开战。在亚洲，日本则联合英国向占据中国胶东半岛的德国发动进攻，并最终获胜，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日本占领胶东半岛后，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盐场。日本虽然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但是其沿海地区却不适合建设盐场生产盐，而日本作为工业国家，对盐的需求极大，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日本占领胶东半岛后，立即在当地大量建设盐场，供给其国内需求。1917年，日本开胶澳盐田不过8副斗子（一副斗子小的约10亩，大的约30亩）。1918年新开35副，1919年新开242副，1920年新开696副，1921年又开395副，总计5年间由8副斗子开到1376副，已形成相当之规模。

谁的盐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于1919年在法国召开和会，公开分赃。中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参加对同盟国的作战。战争期间中国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收回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英法等国操纵和会，把中国的合法权益交给了日本。对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终，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日本在山东的特权仍未收回。

随后，在1921年，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共九国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但是会议实质上由美、英、日三国操纵。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瓜分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达成了新的协议，其中再次涉及山东问题。

会议期间，参会的九国于1922年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该条约的实质是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和废除“二十一条”，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的既得利益；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这样，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根据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协约，中国收回山东的各项权利，其中也包括日本人在青岛建设的大量盐场和产盐设备。然而贫弱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签署了一份国际协约就能得到相应的权力，在协约履行时，各种困难又接踵而至。

对于中国收回青岛的盐场，日本方面反映极为强烈。日本是工业国家，在用盐方面，除了要满足本国的食用需求外，还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盐。而日本国土狭小，缺少优良的盐场，其国内生产的盐难以满足本国的需求，盐需要大量进口。日本占据青岛后，利用青岛优良的地理条件，大肆建立盐场，极大地满足了日本国内对盐的需求。一旦中国收回青岛，那么日本用盐时，将再次受制于人。

日本迫于国际压力，虽然答应归还在青岛的盐场，但是却开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首先日本人要求中国收回青岛盐场后，要保障日本对盐的需求，中国需要每年为日本提供食盐、工业用盐25万吨，而且盐的价格和税率都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这一条件虽然有助于中国盐业进入日本市场，但是如此大的规模却也使得中国国内的用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价格和税率的限制也不利于中国。

此外，对于日本人在青岛占有的盐场和产盐设备，日本要求中国赎买回去。日本人对其控制下的青岛各盐场进行估价，要求中国政府按照日本的估价照价赎买。日本在青岛的产盐设备主要以粗盐设备为主，其设备简陋制造工艺落后，实际价格极低，但是日本方面却开出天价，对于盐场，他们要价760万元，还要求中国补偿其290万元的预期利润，同时支付30万元的员工遣散费，总计超过1000万元。但是中国方面经过客观的调查，对青岛日占盐场的估价仅200万元，两者相差达五倍。

对于盐场估价问题，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中国方面派出了以范旭东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青岛与日本人展开谈判。谈判期间，日本人百般狡辩，而范旭东则以华盛顿会议上的协约为武器，又结合国际行情，对日本人的无赖行为进行驳斥。最终，日本人再也无力坚持其无理要求，将价格一降再降，以300万元的折中价格达成了协议。中国出资300万元，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青岛的盐田6万余亩，制盐工厂19所。这样的协议在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可笑，中国人居然要用自己的钱买回自己国土上的资产，而日本人却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中国人贩卖中国的资产，还强行要价！

艰难收回

虽然价格从1000多万降到了300万，但是当时控制中国的北洋政府各派系军阀内战不止，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支付。为了能够收回青岛的日占盐场，北洋政府确定招商承办，由国内的盐商出资收回。得到这一消息后，范旭东和李烛尘几经商议，认为如果久大能够收回青岛的日占盐场，那么不论是对国家民族还是对久大自身的发展，都是有利无害的。然而和政府一样，久大也难以筹集出这300万元的资金。

一时间，中国人就要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了。国际协约给了中国收回自主权利的大好时机，可是中国人自己却没有能力收回，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盐商，都无力支付赎金。今后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商人，在国际社会上都将成为软弱的代名词，各帝国主义将有充足的借口剥夺中国的各项合法权益。不得已，北洋政府决定通过投标的方式来寻找可以接收青岛日占盐场的盐商。

久大的资金虽然也极为困难，但是范旭东并没有轻易放弃接收青岛日占盐场的希望，他开始积极走动，联络爱国盐商，准备成立联合团体，共同出资，收回日占盐场。很快，久大就和青岛的中国盐商达成了共同出资收回日占盐场的协议。1923年4月，投标开始。范旭东认为，联合了青岛的盐商以后，久大应该有实力拿下此次招标。然而结果却让范旭东大失所望，招标中久大失利，一个来自山东的徐姓盐商以其强大的财力轻松拿下了招标。

这个突然出现的山东徐姓盐商让范旭东措手不及，但是敏锐的范旭东很快就觉察出了异样：久大从事盐业将近十年，范旭东对中国各地的大盐商都有了解，而这个实力雄厚的徐姓盐商范旭东此前并未耳闻，莫非这其中另有蹊跷？

当即，范旭东就找到了消息灵通人士，打探这个徐姓盐商的底细。很快，范旭东就对这个徐姓盐商的来路一清二楚了，原来这个徐姓盐商是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日本不甘心让中国收回青岛的优良盐场，但是受限于国际协议，又不得不让出。当日本人得知中国政府无力支付赎金，打算找中国盐商商办后，就找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盐商，暗中支助，要求此人竞争日占盐场。日本人一旦通过这种手段再次控制青岛的盐场，那么此次所谓的收回将毫无意义。

得知此人底细后，范旭东立即进行揭发。各界很快就了解了此次竞标的真相，居然是有日本人搅局。于是政府方面宣布竞标无效，并对徐姓盐商进行了惩罚。经此一事，各界对于招标收回日占盐场相当谨慎。盐务署得知久大十分愿意承办此事后，对久大进行了充分考察，认为久大经营盐业多年，技术和管理在国内都处于领先水平，有资格办理青岛盐务。1923年9月5日由久大精盐公司、济南东纲公所和胶澳盐商组成永裕盐业公司，与盐务署签订协议，备价300万元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青岛全部盐产，承担每年向日本销售25万吨青岛海盐任务。由于300万元为数至巨，又议定每年缴款20万元，分15年缴清。

永裕盐业公司分永大和裕大两厂，永大承办19所制盐工厂，裕大承办回收的6万亩盐田，永裕盐业公司额定资本为320万元，实收160万元，是当时青岛四大公司之一。范旭东为常务执行董事，李烛尘长期奔忙天津、青岛之间处理公司事务，刘潇三、任致远主持公司业务。从此，永裕盐业公司得北洋政府批准，成为青岛海盐外销专商，取得国盐输日的供应权。由于国际条约的制约，为日本特别制定出每担盐仅课税国币3分。

胶澳盐场的盐产量丰富，质量优良而且经营得法，很有发展前途。这样一个优良盐场自然被各方注意。永裕与盐务署签约的消息传到青岛后，1923年10月当地的旧盐商和地痞流氓，在日本人的煽动下，互相勾结，污蔑永裕垄断青岛盐业，还通电各地声称永裕勾结日商垄断盐业。同时他们还纠集无业游民到永裕胶东的铺面肆意捣乱。对此，盐务署却是置之不理，任由流氓地痞胡作非为。

1923年12月5日，地痞流氓又在乡下闹事，放火烧永裕股东的住宅，掳去人质，逼迫他们退股。对这种荒唐现象，盐务署仍充耳不闻，甚至盐务署派驻青岛的委员也为“盐民”逼走。直到12月10日，永裕才在济南收到青岛盐田、工厂的账户目录。转眼到1924年，一方面日本政府对青岛盐出口日本的协议挑剔再三，阻挠签约，延至3月19日才由日本特派员向盐务署提出6项条件，为日本商人争利；另一方面赫赫有名的军阀吴佩孚接二连三打电报到北京要取消永裕，改归官办。从永裕盐业公司的档案中查到如下文字：洛阳吴巡阅使佩孚，忽电盐务署，主张取消与永裕所定之合同，改为官办。盐务署并不声辩，反向永裕施压。民国十三年三月七日。

由于国内政令不一，反反复复，所以和日本的谈判一再拖延时日，后来日方公司又对由久大、青岛、东纲三个团体所组成的永裕公司性质不明，提出质疑。为了避免纠纷，于是三团体商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从此，确定久大在永裕占有过半的股数。但中、日终由双方各执一词，总说不到一起，在5月初宣告停会，直到7月初总算熬到了头，开始接收财产。7月12日永裕初次在青岛开股东会，宣布成立。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暴徒逞凶，会场中的股东有的被击伤几乎丧命的，什物装饰都被毁坏掠夺一空。可笑的是永裕公司和当地一个水上巡警区署同在一个院子里，一边有百十暴徒持械逞凶，一边是荷枪实弹的巡警作壁上观。这样的事闹了几个月，到1924年9月那些滋事的流氓才受到一些象征性的惩处。

这时吴佩孚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不再要求取消“永裕”，而是转而支持“永裕”。到1925年1月13日，青岛巡警厅又像演戏一样送还了永裕盐业公司的牌子，而且恭敬地替永裕挂上，到此青岛盐潮才算告一段落。中、日盐业会议也开始谈判，但中、日盐业协定还是悬而未决。

中日实业公司在北京很有声望，这时他对青岛盐务也发生了特殊兴趣。他与青岛民户盐田联合会有一种公开的秘密，即想利用联合会做幌子，趁中日盐业协定没有签定的机会，猎取部分青岛盐的输出权。中日实业公司中的日本人不遗余力往返青、京道上，就是欲谋在中日盐业协定签字之前搞所谓的“临时输出”。他们暗施伎俩，向盐务署取得工业用盐输出权，完全破坏了年9月5日永裕和盐务署签订的协议，直接损害了国家威信和永裕的利益。

1923

范旭东在青岛得知青岛海盐输出权暗中被日方攫取，愤慨至极，在青岛旅社忽患鼻出血，出血至半盂之多。青岛海盐出口原是永裕的专业，现在几乎无从入手。对于精盐制造，盐务署也是左一个障碍，右一个责难，一直拖到1925年2月才允许正式开工，开工之后为运销章程问题又是横生枝节，又拖了3个月，在6月中旬才决定永裕精盐由久大包销，准予出厂。

至于中日盐务协定，几经周折，原定1924年12月20日双方可以签字，由于西北军与奉军正在京津之间大战，交通受阻，再次拖延下来。在这期间日本人又起异议，先是提出中国商人不能和专卖局直接洽办，后又提出代理商只能有一家，最后又提出代理商必须三家以上，如此三翻四复，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直至1925年2月12日双方才在盐务署签定协议。协议签字之后，又不即日公布，直至6月1日才首次和日本盐专卖局成交。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中国接收青岛到正式开展青盐输日前后整整40个月，永裕历尽艰辛，范旭东为挽回国家利益，发展实业呕心沥血，可赞可叹。

1926年4月，政府正式公布青盐输出协定之后，范旭东遵照合同，据理力争，挽回了输出权。事后日本专卖局也颁发了购买永裕粗盐的命令。但后又因价格问题，营业受阻，永裕为此空耗数年，损失过大，无力支持，不得不另辟途径，运粗盐至湖北推销，运精盐至汉口、九江、芜湖各埠推销，借以维持公司运作。1931年，又运粗盐至河南归德等十县和安徽宿、杨两县，由于青盐质量好，使永裕产品在市场上有了立足之地。

6　筹备制碱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轻工日化、建材、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冶金、纺织、石油、国防、医药等领域，用作制造其他化学品的原料、清洗剂、洗涤剂等。玻璃工业是纯碱的最大消费部门，每吨玻璃消耗纯碱0.2吨金工业用作冶炼助熔剂、选矿用浮选剂，炼钢和炼锑用作脱硫剂。印染工业用作软水剂。制革工业用于原料皮的脱脂、中和铬鞣革和提高铬鞣液碱度。而在日常生活中，纯碱则是制作面食的重要辅料，可用作中和剂、膨松剂，制造酱油和面制食品如馒头、面包等。还可配成碱水加入面食中，增加弹性和延展性。纯碱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无力生产，完全依靠进口，因而又被称为“洋碱”。

碱业格局

纯碱作为一种化工产品，无法在自然界中获取，只能建立化工厂，利用设备和化学原理，通过处理相关的原料生产出来。

当时，世界各主要产碱国用于生产纯碱的工艺方法是“索尔维制碱法”。索尔维制碱法是由比利时人索尔维发现的，1861年，他用氨溶液、二氧化碳与食盐混合制成纯碱。1863年，索尔维创办一个正式的制碱工厂，实现了此制碱法的工业化，使制碱生产实现了连续化，食盐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很多。很快这种方法就取代了已经沿用一个世纪的吕布兰制碱法。

1867年，索尔维设厂制造的产品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铜质奖章，此法被正式命名为索尔维法。此时，纯碱的价格大大下降。消息传到英国，正在从事吕布兰法制碱的英国哈琴森公司取得了两年独占索尔维法的权利。1873年，哈琴森公司改组为卜内门公司，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纯碱的工厂，后来，法、德、美等国相继建厂。

这些国家发起组织索尔维公会，设计图纸只向会员国公开，对外绝对保守秘密。凡有改良或新发现，会员国之间彼此通气，并相约不申请专利，以防泄露。除了技术之外，营业也有限制，他们采取分区售货的办法，各大产碱公司相互约定，划分各自的销售范围，在其销售范围内形成绝对垄断。由于如此严密的组织方式，凡是不得索尔维公会特许权者，根本无从问津氨碱法生产详情。多少年来，许多国家想要探索索尔维法奥秘的厂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也曾试图建立自己的纯碱工厂，但是面对西方的技术垄断，均告失败。

当时中国的纯碱市场被划分给英国的卜内门公司。卜内门公司创建于1872年，由约翰·汤姆森·卜内和路德维格·门合资经营，是英国最大的碱厂，该厂设在英国小镇诺斯威奇，厂房底下恰是盐层深厚的矿藏，富蕴浓卤，通管吸用（用空气压缩机抽取），成本低廉，非一般采用海盐制碱的工厂可比，又利用索尔维法制碱的先进技术，加上经营有方，创建后发展很快。

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卜内门在国内陆续吞并了理查德的沙白克碱厂，波门汤姆森公司，收买了氨法苏打公司的大量股票，昌汉公司也被逐渐兼并，最后卜内门公司终于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接着又独资创建阿摩尼亚公司，也向生产石灰、烧碱、漂白粉、硼砂、染料等化学产品的公司全力渗透。到1926年，经重新改组成立帝国化学工业公司。

19世纪末，英碱开始输入我国，卜内门公司于1900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名“卜内门洋碱公司”，聘请在华传教多年、熟悉中国情况、精通汉语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为首届总经理，统辖各省市营业，各大商埠的分公司都由他一手创设。

当时我国民间一向惯用“口碱”，不识洋碱。在洋碱进入中国市场以前，中国人用的碱多以内蒙古碱湖所产的天然碱为大宗，这种天然碱经过粗略的加工，用骆驼运至张家口集散，这就是著名的“口碱”。“口碱”由于加工粗糙杂质很多影响健康，更不能用于工业。

洋碱初来时只在通商大埠开辟市场，李德立为了宣传推销洋碱，深入到廊坊等地，雇人肩挑洋碱，他手执铜铃招摇过市，沿街宣传。好奇的人聚拢围观，他则乘机演讲：洋碱用于发面如何速效、简便，如何卫生；用于洗涤如何去污除油……李德立手拿洁白的洋碱，边说边送。次日再去，亲自实践，边演边教，以验宣传不假。李德立在宣传广告上走街串巷，不辞辛劳，很快就为卜内门洋碱在中国打开了销路。

不到10年，洋碱由于洁白、优质、廉价，逐渐使民间惯于使用，广为传播。当时我国新兴的肥皂、玻璃、搪瓷、造纸、冶金等工业也乐以洋碱为原料，洋碱销路广开，卜内门洋碱公司纷纷在哈尔滨、大连、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还建立了不少代销店，形成一张财源、货源畅通的商业网。“口碱”市场日益萎缩，至1914年欧战爆发之际，我国年用碱量达3万多吨，其中“口碱”仅占1/7，余则尽为洋碱，尤以卜内门为甚。

当时国内稍有工业思想的人，无不以生产纯碱为当务之急。范旭东以盐制碱的思想初萌于1913年在欧洲考察盐务之际，他看到欧洲工业先进国家不仅加工粗盐为精盐，可使人民吃到纯净的盐，而且以盐为原料，进行化工生产，推进工业发展。在欧洲他屡欲考察以盐制碱的工业，均遭拒绝，在英国甚至遭到卜内门工厂的戏弄，更增进了范旭东自力更生，创办民族工业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久大第一工厂建成，当时的财政总长反对久大运盐至长江一带与淮盐竞争，故意拖延久大精盐章程的批复，范旭东为补救僵局，曾设想把已建成的工厂改制纯碱，但终究没有成功。

初步试验

范旭东虽然一直有心制碱，但是苦于国内盐税过高以及技术问题，始终没有实施。而在1916他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

当时的北洋政府再次遇到财政困难，于是财政部的官员便奔波于各国的银行，想找这些外国银行借款，以此来缓解北洋政府的财政困难。然而当时欧洲各国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没有心思照顾北洋政府的财政，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在各国银行费尽了口舌也没能说动洋人借款。

这时英国汇丰银行向北洋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愿意贷款，但是前提是贷款以后只有英国人才能在中国用盐制碱，除英国人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在中国用盐制碱。

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虽然并不清楚用盐制碱到底是什么，但是从政者的老辣让他立刻意识到这个用盐制碱必定关系重大，否则英国人也不会用这个来作为贷款的条件。当即，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就回复英国人说中国已经有人在用盐制碱了。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一惊：中国人也开始制碱了？立刻追问是谁在制碱。这财政部长本是随口一说，意在搪塞，但是不想英国人认真了，就知道告诉英国人自己记不清了，需要回去后查阅资料再告知。

第二天，政府大员们开会，财政部长见到教育部长范源濂，便问范源濂，他弟弟范旭东在办盐场，为什么不用盐制碱，如果他们用盐制碱，他会立即批准，并把自己与英国人的遭遇详细告知。范源濂得知此事后，便找范旭东等人询问详情，原来并非范旭东等人无心制碱，而是因为当时制碱用盐的盐税太高，如果能够免税用盐，那么久大便可立即投入到制碱的生产中去。

范旭东和财政部的想法可谓是一拍即合，双方很快都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于是范旭东等人决定先起草一份申请办碱厂的书面材料呈递财政部，申请

创办永利

用盐制碱已经得到政府方面的许可，接下来就是制碱工艺的问题了。

范旭东决定采用索尔维法建厂生产，但索尔维法为专利，不得索尔维许可不能仿造。当时比利时有一索尔维法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军所毁，但所有技术人员和设备仍得保存，有意向中国发展。当时在法国的友人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写信给范旭东等人。范旭东收到来信后，当即请对方提示合作条件。对方提出了三个合作条：第一，合作建设的工厂外资资本要过半；第二，机器设备及制造方面由外方全责，中方不能过问；第三，营业归华人主持，但是卖价需由外方规定。

范旭东等人再三考虑，认为前两条可作适当的让步，只要允许中方派学生在厂中学习，数年后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后就可以辞退外国技师，由我方接任。而第三条却难以接受，因为当时世界碱业已为卜内门所垄断，索尔维集团和卜内门对峙，双方的价格大战不可避免。将来双方在东亚一带一旦开战，必然要大幅降价，而降价的结果就是急剧亏损。对于这些国际巨头而言，在一地的亏损，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盈利来弥补。但是中国的制碱工厂势单力薄，没有国际市场做支撑，一旦亏损，就将陷入绝境。对中国的实业界而言，制碱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失败，再不可能征集第二次资金，这样和外商合作，很可能以被吞并告终。基于这一点，范旭东等坚决反对第三条，合作计划无果而终。

不得已而求其次，范旭东想到利用天然碱精制纯碱来救一时之急。当时国内以张家口外碱湖所产的天然碱为大宗，其成分约为纯碱的一半，但运输困难。范旭东曾组织专人去内蒙调查，结果认为：内蒙古天然碱每年最多可产30万担，可制纯碱15万担，工厂建设需10万元，如以久大工厂迁往，则可省3万；如运原料至塘沽加工精制，则运费很大。总之，以口碱改制纯碱在欧战期内必可获利，若战事一停，洋碱再度来华，即不能存在。范旭东等人认为，办工业是永久性计划，不是投机事业，如果天然碱精制和人工碱成本相同，那么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工碱，一个独立国家对这种基础工业不能专赖天然，也不能久仰洋碱输入，无论如何非制造人工碱不可，因此天然碱精制计划被打消。

而采用索尔维法制碱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制碱的技术问题，索尔维为垄断技术，若没有专业人才，很难成功；二是用盐的税率问题，当时中国的盐价格并不高，但是盐税却是奇高。当时塘沽海盐每担2角，但盐税为每担3元。使用长芦盐，每制碱一担，需用盐两担，光盐税就得6元，而战前市场上洋碱每担售价仅3、4元。所以，如不解决工业用盐的免税问题，则以盐制碱的工业，在洋碱盈市的情况下就无从谈起。

关于盐税问题，财政部方面已经有了眉目，如果不出意外，会得到解决，而最为关键的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实验。

正当范旭东等人忙于呈文申请成立碱厂之际，从南方来了吴次伯、陈调甫、王小徐三位热心制碱的人。

陈调甫，1889年12月出生在江苏省吴县，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化工学院副院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三届中国政协委员。

1916，陈调甫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毕业。当时中国市场纯碱奇缺，化学专业出身的陈调甫立志研制出纯碱，结束中国不能产碱的历史。在实验室里，陈调甫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制碱工艺——索尔维法，制出了少量纯碱。有了实验室的成功之后，陈调甫便打算建立工厂，开始量产。他找到苏州瑞记汽水厂厂长吴次伯，上海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商议共同建厂制碱。

三人接触之后，认为纯碱市场利润丰厚，可以一试。随即他们又进行了扩大试验，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由此，制碱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论保障。但是，建立碱厂批量生产纯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三人均无力承担。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在南通的著名实业家张謇，想请张謇出资共同创办碱厂。然而张謇当时正忙于扩大其纱厂，大量资金都已投入到纱厂的项目中，一时间无力出资创办碱厂。不过张謇给他们推荐了一个可以办碱厂的人，那就是范旭东。

1916年底，经张謇引见，陈调甫等人很快就到了天津，见到了范旭东，双方一见如故，彼此畅谈兴建碱厂的见解。范旭东认为，在塘沽办碱厂的条件非常有利，当地盛产原盐，100多里外有唐山的煤，滦县的石灰石。塘沽面临渤海，背靠铁路，水陆交通畅达，又有久大精盐公司作后台，只要众人齐心，必能制出碱来。这次会见诚如范旭东在后来回忆中所说：南北同志都愿把久大当作中心办永利，中国碱业这粒种子，就在塘沽种下了。

陈调甫等人来津后，多方宣传碱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介绍在苏州试验制碱的情况。天津的多数人认为用南方盐制碱虽然成功，但改用北方盐是否可行尚有疑问。于是范旭东联合陈调甫等人集资5000元，决定用长芦盐再作一次较大的试验。此次试验由王小徐绘了草图，交天津的一家铁厂制成一套小机器。其中有吸氨塔、碳化塔，还造了一座3米多高的石灰窑供给碳酸气。整套设备就安装在天津日租界范旭东家中的井院里，试制纯碱所用的方法就是被各产碱国严密封锁的索尔维法。设备安装完毕后，由范旭东、陈调甫、王小徐、吴次伯轮番操作，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制出9公斤合格的碱。至此，用索尔维法制碱的工艺终于打通，范旭东等人基本上掌握了用索尔维法制碱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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