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片海：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翠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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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片海：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试读：

从《中东现场》到《另一片海》，张翠容的书写风格的确成熟了不少，她勾勒问题时更有深度，对各种政府、经济及社会现象的思考层次也更丰富了。这是一本刻画地中海两端变局的见证之书，作者要讨论南欧国民面对欧债危机时的反抗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这两起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涉及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金融问题。一如奈格里在《帝国》里说的，全球化的帝国没有疆界，没有“倚附理论”所谓的“中心”和“边陲”，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帝国的中心，每一起事件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冲击。然而张翠容作为一位记者的现场纪事，又不能将个别问题一般化，以至失却了当地独有的文化背景。

近几年来发生的欧债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信贷过度膨胀引发主权负债的结果，而在北非独裁统治下发生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则是美国近数十年来从政治到经济方面染指北非地缘政治及经济的负面作用，比如埃及这个被誉为北非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国度，整个社会却在亲美的穆巴拉克统治下，一步一步走向贫富日益悬殊的境地，连军队也拥有自己的私人业务。突尼斯自布尔吉巴争取独立以来，一直走亲西方路线，直至总统本·阿里执政，他让突尼斯变成深受新自由主义国家欢迎的家族垄断企业。

与上世纪七十年代脱离独裁统治、加入欧共体的南欧国家相比，这些伊斯兰国家表面上一点也不西方，实质并无二致，它们同样处于西方世界的边陲，直到近代接受了西方政教分离的影响，但其政治同样染上了浓厚的家族色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言听计从，最终将国家开放让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垄断。与埃及的贫富悬殊及突尼斯的家族垄断相比，希腊和西班牙也有同样深厚的保守反动背景，在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之后，不管是遗下的右翼政党和在革命后上台的左翼政党，都同样腐败、用人唯亲。正因为这些政府贪腐、独裁，惟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金融机构，执政者向国际金融机构出卖国民利益以自肥，才会在全球金融资本体系中成为境况最悲惨的“边陲”。而新自由主义经济趋势亦连累大部分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在转瞬间变为失业者，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亦因为生活无着，民众才会揭竿而起，反对贪腐而专制的政府。

面对欧债危机时，希腊、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属于“欧猪四国”的民众，最初采取了街头抗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苦况，继而采取各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如在希腊有人以物易物，或成立地区自治组织，如以巴塞罗那为大本营的自治团体15-M运动。这些欧洲国家表面上遵循宪法，奉行议会民主制，不会像北非独裁政府那样镇压人民，但对于民众另觅经济秩序的行动亦不能容忍，如15-M在废弃建筑物为无家可归者所建立的据点不时遭到警察的滋扰。面对债务危机上升到主权层面，连中产阶级也无法幸免，然而富人和借贷机构却仍然受惠其中，令整个社会对其极度不满。希腊作家马卡里斯（Petros Markaris）的犯罪小说往往以金融危机和经济问题为题材，在他的《危机三部曲》中，第一部《过期信贷》就讲述一名连环杀手向借贷专家下手，而第二部Settlement则是连环杀手向逃税的富人下手，这虽是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富人和借贷者的憎恨。而在西班牙，这些借贷银行甚至被比喻成最无情的吸血鬼，他们会扣押所有无法供楼者的房屋，即使供楼者无家可归，也会继续追债。事实上，这些欧洲金融机构与北非政府的独裁统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翠容是唯一不跟随主流报道、亲身走进现场，并尝试从阅读探索问题本质的香港记者；当然，即使博览群书，她亦无法避免那种“蜻蜓点水”的印象式描述，但从这份执著的努力中，读者仍可深深感受到作者对走进现场、让真相说话的坚持，以及隐然独立的人格。张翠容走进地中海周边各国，访问学者、政治领袖，也记录她与寻常百姓的生活片段。在这本书里，她访问的对象不单有马卡里斯这样的资深学者，也有希腊青年经济学家瓦鲁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直接民主”运动倡导者马高拉斯（Charalampos Magoulas）、西班牙传奇作家及经济学家桑贝德罗（Jose Sampedro）、埃及经济学家欧尼沙威（Ibrahim Elesawy），还有突尼斯新近冒起的政党领导人物。从不同的经济学家口中，读者大概可读到不同国家的背景及其经济问题的脉络。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自的问题固然有别，但大致上是一样的，从充满佛朗哥政权阴影的西班牙人民党、依赖美国经援军援统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到借助右翼军人独裁蹿升的右翼政客，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背后都有着鲜明的IMF标志。当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一向与他们合作的政府越来越众叛亲离，他们就转而支持年轻人从网络组织民主运动。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开罗民众集会时，很少人会想到美国情报机关同样发挥着他们在“颜色革命”中发挥过的作用。

而北非民众的反抗最终并未带来政治或社会的变革，在突尼斯，贫穷的南方依旧贫穷，在东北部，富人们依旧生活在海滨酒店的世界里。北非的政治变革也释放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北非世俗化国家中，这些政党在几十年间受尽政府打压或边缘化对待，现在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尊重妇女权利及议会民主制度，可是昔日的形象不免教人提防。更关键的是，无论是谁执政，西方国家及其金融机构都会重新与其合作以拓展自身利益。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归咎于美国金融——军事霸权的影响，每一国际事件背后都有复杂的文化、地缘政治、经济等脉络，但与张翠容早期写作相比，她无疑已突破了单向思考的囿限。

张翠容很欣赏的波兰记者暨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其晚年作品《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卡氏自承深受希罗多德影响。希罗多德那种追本寻源、旁观角度的历史书写，虽不乏道听途说之嫌，却以旅行家身份亲赴各地，以外来人角度，从人们的片言只语中寻找历史的脉络。如果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有其隐藏主题的话，那么《另一片海》的主题就很明显：作者要思考何为“全球化”，为何它总蕴含了新自由主义的种种承诺，到头来却是失落的幻象，全球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头戏，原来展示出全球的经济荣景，却为何借此幻象来欺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去喂饱那余下的百分之一，即使控诉人性中的贪、嗔、痴也不能回答整个问题。在本书中，张翠容希冀完成一直没展开的理论探索，如勾勒出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重点，回到中国大陆和港台经验（尤其是一向以自由主义桥头堡自居的香港），还有简单梳理欧洲一体化与美国融资计划的关系等等。对于一心想寻求答案的读者来说，这些论述未必使人满意，但对香港这座从未反思过全球化的城市来说，还是多少有些革新思想的意义。

历史学家布罗岱尔以地中海世界而不是一国一族作为历史研究的单元，对他来说，地中海无疑是迷人的：她是多民族、多国度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的舞台，可是自从远方的大西洋世界崛起以后，地中海世界就衰落了，到了二十世纪它甚至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如今，作为美国金融海啸最大余波的欧债危机和“阿拉伯之春”，都发生在这里。到底“地中海的变天”会造就另一种“春天”，还是给世界带来“冬天”，目前无人能够预见。但地中海世界的衰颓和革命，恰好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警号，而发生在地中海诸国的民主经验，如直接民主运动、15-M、埃及民众的反抗等，也值得全球不满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去学习。而不管是何种民主，正如作者说的，民主只是达致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理想的工具，这些政治目标比那些政体或经济制度更为远大。自序旅程结束，也是开始旅程，与电影制作，都应该将我们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安哲罗普洛斯

我第一次真正进行国际采访，竟然就是受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所启发。

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望》（Ulysses’Gaze），直望至巴尔干半岛的悲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它不单是欧洲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属于我们的悲剧。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大导演以镜头的凝望介入世界，那么，记者呢？看完《尤利西斯的凝望》，我不禁自问，可否给我一个凝望世界的机会，而且直至灵魂最深处。

我毅然背起行囊，开展我的采访旅程，正如安哲罗普洛斯说的，把观众/读者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在此，容我多加一句：思考未曾真正思考过的问题。而我第一次踏足烽火之地，竟然也是巴尔干，1999年的科索沃。

自此，我一直以旅行采访的方式，希望深入是非之地或争议的现场，把为人所忽略、误读甚至主流媒体以外的故事，带给读者。可是，我没有受雇于任何大媒体，就以自由身的身份，背着背囊，孤身奔赴各新闻热点以及受冷待的地方。这意味着旅途上一切事宜（包括经费）都得靠自己一人打点，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国际新闻的第一线记者多风险，但大媒体的全职记者至少还有较多的紧急援助管道，而作为独立的自由记者，遭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自行设法解决，有时需要机警，有时需要拿出勇气，危险加身时则必须夺命狂奔。

有一次，当我告诉一位生活优越的友人，我如何在物资缺乏下独自完成我的旅行采访时，她惊讶之余，希望我也能与年轻人分享面对逆境的经验。近年有不少励志的书籍涌现，都是企图为那些处于人生低潮或遭逢不幸的朋友，点燃一盏明灯，而书中所描述的逆境，大多不是主观意愿所造成。可是，我的“逆境”却可算是“自作自受”。我想，没有太多人会相信我经常自费出外采访，浪漫背后原来是沉重的代价。

香港传媒很少派记者参与国际新闻现场报道，外国传媒不会看上华人记者，除非是与华人黑社会有关的国际瞩目的跨国犯罪事件，例如人蛇偷运等。结果，为求满足对这世界的好奇心，唯一的方法便是“贵客自付”。

我向友人笑说，做一个背囊旅客已够艰苦，再加上繁复的采访工作，真是难上加难，我姑且称此类记者为“背囊记者”。但我更喜欢称为“独立记者”。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就这样，独立记者在紧绌的资源下，带着一腔热诚和理想飞向广阔的天空。

在踏上征途之前，我会一如其他背囊旅客，首先收集有关目的地的基本资料：衣、食、住、行，特别在住宿方面，必须在预算之内，以确保不会超支。换言之，在旅途上，我也得是一位善于理财的管家。与此同时，我还得好好准备采访的工作，例如阅读大量的历史背景材料，时刻留意新闻事态进展，以及安排访问事宜和进行有关联系等。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为文章寻找发表的地方。我曾为以意大利罗马作基地的IPS（Inter Press Service）撰写文章，这个通讯社强调雇请当地记者报道当地事务，推动新闻角度多元化，并较倾向同情第三世界，被视作为第三世界发言的最大通讯社。而我则以亚洲人采访亚洲事务为理据，开始为IPS跑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曾替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中国香港、欧洲和中亚事务，后来集中向大陆和港台报刊供稿。只是，当中不无挫折。

国际新闻，浩瀚如烟，但对不少香港编辑而言，他们只找一个角度，就是寻找与华人有关的故事。在此，我想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99年10月我在某报专栏报道了有华裔血统的东帝汶独立派领袖黎发芳来港访问的消息，由于他的华人背景，香港某周刊记者表示有兴趣做一个专访，我建议她参加由黎发芳主讲的研讨会，会后留步再与他进行个人访问，怎知研讨会还未完结，该记者与同行的摄影记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该周刊记者解释，她看到黎发芳肤色黑黑的，外貌像印度人多于华人，便打消了访问的念头，她还强调说：“要知道，我们周刊只对华人有兴趣，这包括连外貌也要是十足华人模样的。”这种褊狭的新闻态度，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这类让我沮丧的经验和遭遇，俯拾皆是。

早在1994年，一位古巴朋友来信表示，可以应我要求安排专访他们的总统卡斯特罗，这个要求是我在1991年采访古巴时提出的。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第一代革命家，又是美洲国家中唯一的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与美国对抗的具争议性国际级人物，卡斯特罗如何面对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应是国际关注的新闻素材。“这是你的兴趣，与华人有何关联？请先去采访部问问同事们，有谁认识他？如果有三个以上，我准许你到古巴采访卡斯特罗。”总编辑如此这般对我说，语气中带着无奈。结果，没有一个同事准确答出卡斯特罗是古巴的总统，他们倒有兴趣知道古巴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理位置。

后来，我又向总编辑建议，在周刊内推介一本非常特别的日记，当时为1994年年初，一位年仅十一岁的波斯尼亚女童Zlata，成功逃到美国，把她在萨拉热窝写下的日记结集出书，名为Zlata’s Diary，日记里呈现了孩童眼中的战争世界，从家庭到学校、从邻家的小狗到军人叔叔，动乱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惶恐里不失天真。总编辑很快把书退回给我，一脸严肃，说：“谁会知道萨拉热窝在哪里？会有共鸣吗？”这或许是对的，波斯尼亚战事在华人的经验中牵动不起一丝涟漪，正所谓：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华人新闻观点，大概就是从华人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凡是与华人利益无关的，便不需要深究了。我想，这种看法，至少在香港新闻界中，是一种主流。至于台湾传媒的国际新闻版，除了华人角度外，便是美国角度了。因此，当北约于1999年3月底展开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我计划前往巴尔干地区采访，本来是一腔热情向某大报国际版编辑提出以日记形式，撰稿报道战事情况，谁料该编辑以冷淡的态度回应：“我们每天所收到的相关新闻电讯稿件，犹如排山倒海，我想，即使你亲临现场，也不会比外国通讯社做得更好。”一盆冷水从头淋下。对该编辑而言，科索沃问题是属于欧洲的，国际版编辑的角色就是翻译外电，干吗自找麻烦安插额外稿件呢，何况还要支出稿费！《香港经济日报》副刊主编对我的处境有点同情，安慰说：“如果我是老板，一定会采用你的稿件，但现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只要你能在该地区找一些华人故事，便可在副刊刊登。”我终于为我的稿件在香港传媒找到了第一个发表地，并且取得相对合理的稿酬，算是异数！在我的采访中，也由此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华人故事。

这些华人故事存在于主流国际新闻的边缘，却是香港传媒了解世界的动力，这即是说：我们可能对中东的宗教纠纷表现冷漠，但对处于狭缝中挣扎的当地华人表示关心，也由此对那些华人所身处的社会，有多一点的认识；印尼亦是其中一个好例子，如果不是发生1998年5月暴动，华人妇女惨被奸杀，我们亦不会太留意印尼的民主进程。只可惜，当香港传媒乃至其他中文传媒发现，互联网上所刊载的妇女受虐杀图片原来大部分为东帝汶妇女之后，却没有把焦点放在东帝汶。

这就是所谓的华人角度！角度决定了故事的取舍，以及优先的次序，同时也反映着关注的焦点。那么，华人的新闻观点又是如何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经常强调亚洲价值观，而亚洲的新闻界亦开始酝酿带出新闻报道中的亚洲观点，以抗衡西方观点，而中国大陆也把“中国观点”挂在口边，第三世界国家则指出第三世界观点的重要性。至于“西方观点”又如何？坦白说，西方观点即指美国观点。毫无疑问，我们所指的观点，除了牵涉利益角度外，也包含价值判断。

在此，我们可能应当返回新闻学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新闻应否有观点？在中国大陆，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所共知，新闻的角度当然要反映党和政府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世界护舰的美国传媒，对于国内的新闻事件以至政府的国内政策，可以呱啦呱啦，态度十分尖锐，但一触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似乎要统一口径，例如美国在中南美洲的角色、波斯湾战争、北约的“人道干预”。记得1999年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接受一项广播新闻训练课程时，导师指出报道海外新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并明确写在采访守则内。因此，当我们谈论新闻观点，其实就是利益价值的判断，美国观点就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欧洲观点就是欧洲利益出发、中国观点就是从中国利益出发，如此而已。

国际级（或国家级）的报纸杂志指派驻海外的记者，也就必须要合乎他们所谓“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因不同机构而定。正由于此，他们大多只会在总部调派“自己人”担当海外办事处的负责人，很少聘用当地人坐上这位置。这说明一点，观点是主观的，明显与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相违背，至少太强调观点，新闻真相难以呈现出来，充其量只是按某一利益价值重新塑造事件的表象，甚至简单化事件而已。

我经常在想，简单化事情本质的企图，是一种对历史的失忆，又或逃避，逃避历史的杀伤力，然后再用某一种价值观的美丽外衣包装起来，去合理化、去让人相信，这姑且称之为“隐藏的议程”（请参考John Pilger，Hidden Agendas）。其实，记者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隐藏的议程挖掘出来，拨开云雾，让读者更贴近真相，无需执著于华人的观点，或是美国的观点。

当中文传媒工作者关心华人处境之余，也关心世界，跑到前线，掌握真相，诠释真相。这样才可以有我们的分析，有我们的思考。在此，我想起一位知名的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他的报道迥异于官方媒体，以人性的角度出发，不带任何预设的观点，不作主观的判断，他只对人、事、物静静观察，采取抽离的态度。他曾说过：当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审慎，几乎不错过任何一个记者会，但是我从来不问问题，情愿让别人去问那些问题。有时，我会在一些城镇走上一整天，但决不主动与别人交谈，我只是去看、去听、去感觉。在一般情况下，我宁愿让别人来与我谈话，这由于我不想去强迫或改变外间的情况，对方也许会说一些话，也许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

卡普钦斯基的采访手法明显与那些西方明星记者不一样，他不会提出尖锐难缠的问题，也不会只顾埋首奋笔疾书记录答案，他相信只要用眼睛和心去看，就能看清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他的作风虽然不符合西方新闻工作者的标准，但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并且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堪称新闻工作者的典范。事实上，他冷静客观而又富浓厚人文色彩的报道，已令他在国际上享负盛名。他在萨尔瓦多的一篇报道，一篇有关该地早期游击队领袖哥梅兹遭枪决的经过，一如其标题：“让我们看，让我们思考”。如果采访要有角度的话，那就是广阔的人文关怀胸襟，一针见血地抓到问题的核心，让读者看，让读者思考。

因此，我无意去弄什么“东方观点”或“华人观点”，如果记者需要有观点去理解新闻的来龙去脉的话，我希望将一切都归零到“人的观点”，而且没有预设立场，即使有，也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立场。如是者，欧美的新闻机构虽然财雄势大，他们永远都有一大堆记者在外头跑；可是，那些自由身记者，自告奋勇，跑遍各地，他们好像很清楚该到什么地方去，当世界上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他们都会在现场采访，报道第一，报酬第二。少了一重束缚，多了一份自由，而他们的报道比大机构记者往往来得有角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想，对世界的好奇心会很容易推使一个人当上记者，一旦当上记者，就好像学者追寻学问，都会变得锲而不舍，在所不计。一如卡普钦斯基，还有其他的驻外记者，踏尽天涯路，跻身于无数的新闻风景中心，只担当旁观者，是不是有点不道德？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脑海出现，特别是人在旅途中时。“我为什么而来？”当我迷失于旅途上，那是最好的抚心自问。

美国知名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便曾在战乱时期多次探访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并在当地上演法国剧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引来外界议论纷纷。桑塔格解释说，由于在数次的探访中，她对于这个饱受蹂躏的城市和她所代表的一切，产生了热切的关怀。她表示：“我不能再次成为一个目击者，只是会面、探访、怕得发抖、感到勇敢、觉得颓丧、参与令人心酸的谈话、变得更愤怒、体重减轻。如果我再回去，应该是投入去做一些事情。”因此，桑塔选择了文学和剧场，她相信当地人会因为他们的现实感受被艺术所确认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而感到坚强及安慰。“文化，在任何地方的严肃文化，都是人类尊严的表达。”桑塔如是说。

结果，戈多先生的信差来到，至于戈多先生呢？信差重复再重复一个似乎永不兑现的口讯：明天会来吧！台上的表演者听后开始落泪，台下观众默言无语，有人跟着啜泣。剧场外来了一阵枪击声，坦克在街上隆隆驶过。这幅景象一直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作家选择“投入去做一些事情”，那记者又可以做些什么？

直到1999年4月，前南斯拉夫的另一块土地科索沃再向世人展示仇恨的血腥，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在香港这边，正好在国际电影节中上演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一系列巴尔干电影，其中《尤利西斯的凝望》以最丰富的电影艺术语言，勾画出一个地区和一个时代的不幸。片中主角为了寻找先人失落了的电影胶卷，走遍巴尔干地区，从罗马尼亚到波斯尼亚，亲身经历阻隔，目睹流徙与战火。正如安哲罗普洛斯向外界表示：“所有的电影都是全新的旅程，每回我动身踏上电影之旅，都学到或看见未亲自接触过的东西。但这些旅程，穿越历史、穿越地貌，也拥抱从爱欲到仇恨和战争等人类情感。”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触动观众已死的感觉，我想，这是由于人类原本是一个大家庭，拥有共同的感情，艺术让我们更为贴近。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向我说，如果想写作有进步，请多看电影。我认为，无论电影还是文学，都是记者必修的感性之旅，亦是新闻触角的启发源头。正由于有了桑塔格和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巴尔干半岛变得不再遥远了。1999年5月，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际，我毅然抛开近乎泛滥的外电报道，亲往巴尔干看个究竟，只希望让读者可以一如亲临现场观察，纵横交错地了解这一个陌生地区的遭遇。

一个记者的任务，也是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将消息和其复杂的背景说出去。记者不是医生，也不是社工，更不是救世主；能做到的，就是让人知道，让人思考。东帝汶自1975年以来所发生的暴行，世人一直所知不详；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千名记者挤在西贡采访越战时，却让隔壁的柬埔寨战事偷偷进行；埃塞俄比亚发生严重饥荒之始，只有丁布尔比（J. Dimbleby）报道，以致令他质问：记者同僚，你们去了哪里？

记者要能跑，也要愿意跑，并要有洞烛先机的本领，这就是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波兰同行面对卡普钦斯基，便经常慨叹：“真要命，不知他现在又到哪个地方去了？”事实上，卡普钦斯基曾这样说过：“我必须要旅行，这是我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方式，只有在路上，我的脑筋才会转动，一旦坐下来，我的脑袋就变得一片空白。”《远东经济评论》的东南亚特派员奈特·塞耶（Nate Thayer），入行之初，原来亦只是身无一文的背囊记者。某天突发奇想，辞掉工作，向妈妈借了一万五千美元，背上背囊，跑到泰国曼谷开始尝试记者的生涯，以自由撰稿性质为多家报纸作东南亚报道。塞耶的足迹遍及东南亚蛮荒之地，其中花了不少时间在泰柬边境和柬越边境，进行高风险的采访，在鬼门关外走过十六次，曾经历严重疟疾、脑膜炎、断骨和烧伤，不知是不是因为他那惊人的意志力，最后竟然又生存过来；并且成为红色高棉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中间人，让他得以把隐没了十八年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带到读者面前，报道了他在隐蔽丛林里所受到的“文革式”人民公审，直到最后他的逝世，都一一作出独家报道，重新唤醒世人本已遗忘掉的记忆，一宗令人类、历史蒙羞的暴行悲剧。

塞耶的报道让事件客观伫立，不再暗晦不明，同时也展示出，在他疯狂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对职责的承担，在困苦中有所关切、悲恻和不安。对我而言，旅程经常会改变既定的认知，它犹如让我看见灿烂火光之际，也听见其中惨叫呼号的声音，还有火光的背后，原来是一幅国际政治的诡秘图像。

为什么东帝汶的故事一直被埋藏于传媒的报道之中？柬埔寨战事为何受到忽视？美国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采取间歇性轰炸的“低调攻击”下的伊拉克老百姓，又如何成为“Unpeople”（引不起关注的人群）？当一位记者拿起笔来报道这一切，他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一种“介入”，只是介入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永远质疑记者的工作，但我相信，记者自有改变世界的角色。而旅程往往让记者在“正常”报道以外，发掘出一些人和事，一些有关在狂暴地挣扎生存过后，等待新生的Unpeople’s Story，正是这些故事，为记者和读者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原来，一段旅程的终结竟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说：“这趟旅行的开始，我很天真，我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在一个人继续旅行的时候消失，还是随着旅行继续只会更加复杂，而且还有更多的相互关联，以及更多的问题。”就这样，我探索世界的旅程没法停下来。从东南亚的民主进程，到南亚的派系冲突、西方眼中的“邪恶轴心”阿富汗和伊朗，再走进烽火不断的中东地区，然后南下采访拉丁美洲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并分别写成多本著作；直到2011年，我有机会再回到欧洲，这次是沿着地中海的南欧国家，在此之前我已多番探访过其对岸的突尼斯和埃及，北非革命的爆发点。

想不到，在希腊首都雅典，1999年我曾访寻的安哲罗普洛斯，十二年之后，我终于与他相遇，他当时忙于拍摄新作《另一片海》（The Other Sea），他对2008年金融海啸所掀起的地中海波涛，另有一番思考。可惜的是，新作未完他却碰上交通意外，永别尘世，留下茫茫一片大海。人们如失方向，继续拷问，春去冬来，一片寒意；远方，如雾迷蒙。我在迷雾中游走，凝望另一片海，坚持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报道观察，这关乎地中海，也关乎我们在全球化下的共同体。

虽然金融海啸已过了一段时间，但即使到了2014年，问题仍在；欧美无法放弃量化宽松，欧盟更要加大之。是经济，亦是政治；不过，我所关注的，还有平民百姓在危机中如何度过每一天。在主流媒体论述之外，那些 “Unpeople”的故事，他们或气馁认命，或不甘心，又或深切反省，民主与自由，跟着振臂一呼，但那一片海里暗流涌动，仍然一波波推进，冲向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相信不至于隔岸犹唱后庭花吧！

在纷扰的时代，我经常警惕自己，独立记者跨过几许困难，坚守作出独立的记录和书写，更见重要。在孤独身影的背后，不乏后来者。正如钱穆所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前言人类的原罪，贪嗔痴过后“这个庭院是空荡的，本来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他物的地方……在夏日的阳光，一派寂静……”

这是三岛由纪夫剖腹前在遗作《丰饶之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这令我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两本伟大的著作竟然有类似的结局——一派寂静。《百年孤独》的结局是，书中谈及的整个家族都消失了，因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家族在地球上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然后天苍苍、野茫茫，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连记忆也没有。《红楼梦》的大观园由盛至衰，几许繁荣，多少哀愁，都随着贾宝玉扬起的出家袍而悄然成为过去，最后落得茫茫大地一片寂静。

这情景让我联想到无边无际的荒凉之地，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过来，有的是风在无力地吹着，草在无力地晃动着。我们再也记不起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寂静得空荡，空荡得孤独，孤独得可怕。或许这才令我们领会到深深的悲痛与无奈。

我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也曾身处于此一景象。那是与科威特接壤的边境地区。该地在2001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有过残酷的交战，但死了多少人，死的是哪些人，却无从得知。留下来的只是几辆残破的坦克，见证着天地之间的荒谬孤寂。由于属辐射区（受贫铀弹贻害），生人勿近，蛇蚁也难偷生。

我曾经怀疑，我们一步一步迈向的世界尽头之处，就是如此，一派寂静。

事实上，自二十一世纪开始，“末日论”甚嚣尘上，特别是2012年12月21日，这个令我们疑惑的日子，虽已经过去，但过去几年天摇地撼的危机，接踵而来，从金融海啸到日本福岛核泄露灾难，以及欧债对民生、社会的致命伤害，还有非洲的饥饿骚乱、埃博拉病毒等，都足以令我们如置身于末日境况。

2010年12月27日，一名北非突尼斯小贩以自焚来抗议政治之不义、经济之不公、生活之疾苦，一把火不仅把整个阿拉伯地区燃点起来，同时也让深陷债务缠绕的欧洲人，来了一场觉醒运动，美国人的矛头更直指华尔街，高呼受够了！占领金融地标的行动，漫延全球。

地中海两岸的躁动，同是发生在2008年由美国开始所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这随即亦暴露了正在世界上演的一场静默大屠杀：高失业、高通胀，还有政治与经济的欺诈，社会的百分之一如何向百分之九十九进行财富掠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地区，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无一幸免。

想不到，当2011年初北非连续发生多场革命，大家期待阿拉伯地区春天来临之际，寒风却骤然而至。中东多个地方血腥冲突未停，叙利亚内战似没有尽头，伊斯兰主义的崛起令不少人惊讶；而占领行动的声势亦逐渐远去，欧洲人继续深受削减赤字打击，并再次滋长出法西斯式的民族情绪；美国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不断印钞来掩盖问题。

金融海啸发生后至今，西方及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似乎逐渐重拾升轨，欧洲复苏数据看来也有点起色，问题是，这些现象有扎实的基础，还是只建立在浮沙之上？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所谓的实体经济其实没有一点进展，欧洲各国的债务问题亦没有真正的解决，欧美继续实行量化甚至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全球仍然面对高失业、高通胀、贫穷化、粮食短缺、气候变迁等困扰。这剧目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收场却仍未可预见。

专家学者对此苦苦思量，记者企图寻根问底。可笑的是，也正是专家学者和记者，误导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在雅典专访雅典大学知名经济学教授瓦鲁法科斯时，他便认为近年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确难辞其咎。

他举了个例子，说，当地震发生时，地质学家会马上采用科技探测原因，收集数据，然后向外解释。我们或许一样质问地质学家的预警能力，但这始终涉及大自然的力量，只要大家汲取教训，提高探测技术，进一步了解及预防天然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便不会太过责备地质学家。这是科学的态度，而地质学也确实是一门科学。 可是，经济学则不同，它早已成为一种宗教，又或有关人等特意把经济学从科学变成宗教，促使大家去膜拜。瓦鲁法科斯说，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视自由市场为民主必备的条件。可是，这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反之，如果资本不受控制，它倒头来可以与大众利益作对，破坏民主。

自由市场本该有其可取之处，但目前流行的自由市场论，可以总结为近年引起极大争议的新自由主义（详见本书第六章介绍）。它虽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它所受到的广泛讨论，也只局限于学术界和社运圈。主流媒体，尤其华文媒体，仍没有真正的讨论，又或很快便将之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难于以事论事，令一般老百姓也无法解读所身处的危机，只能随波逐流。

不过，有学者仍坚称新自由主义只是纯粹的经济学理念，并指原本可作为促进经济繁荣的一种经济手段，在西方成功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失败了，乃是由于后者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1]口构成等不配合，令新自由主义无法开花结果云云。

可是，如果一个理论，需要有这么多预设条件，就好像一位医生不断推销一种新手术，却不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位患有相同疾病的病人身上，那么，这种手术还算不算是可行和成功的手术？只叹我们对政治经济学实在缺乏认知，容易受误导。即使查看维基百科，新自由主义亦很清楚被归纳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这学说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倡议政府减少甚至取消对商业行为的管制。在外交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政府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军事介入等政治手段，来打通国外市场，并协助推动以跨国资本为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从中可看到新自由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念，必须有政治作推手与护航，才能起作用。

此外，新自由主义也主张非经济领域市场化、私有化，例如文化事务、教育、医疗以及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等。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新自由主义与我们息息相关。就如其他的主义一样，一旦成为国家层次的主导思维和政策，便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价值和生活形态。

至于新自由主义无罪论，罪在政治制度不配合，这论调更是站不住脚了。如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就是从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开始，从自由放任的美国，到福利主义的欧洲，燃起熊熊烈火，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一并跌进火海里。

与欧美在制度、信仰、文化、历史、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北非和阿拉伯地区，亦随之动荡不安。至少牵头带出革命的两个北非国家：突尼斯和埃及，媒体说这完全是一个有关独裁的政治问题，但当我在现场采访时，当地人民却表示，除了反抗独裁政治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发声外，他们所反抗的还有金权政治所带来的经济不公，民不聊生，遂振臂一呼，要夺回被剥削的自由与尊严。

他们的诉求，与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欧洲人何其相似？！金融独裁与政治独裁说穿了有何不同？

最叫人深思的，即使过去享受高增长的以色列，这个被视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这两年街头一样出现大小规模的示威行动，他们首次高呼要求经济和社会正义。原来，近年以色列的贫富差距、官商合谋愈益严重，与欧债国家相比，不遑多让。

哪里出了错？不管是美国，欧洲，又或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甚至亚洲国家，无论是民主或独裁体制，新自由主义都带来了相类似的危机。金融全球化令我们远离实体生产，迈向泡沫经济和大债时代。

在危机中，欧洲新纳粹抬头不容忽视，而在后革命时代的北非国家，过去一直进行地下福利服务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特别是极保守的萨拉菲派，竟堂而皇之透过民主选举登进权力核心。外界摸不着头脑，怎么没有内部民主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却能尽享革命红利？阿拉伯世界的专制，固然值得反思；但，在欧美，民主又是怎么一回事？过去一味只用经济增长来衡量成功与失败，这是否因而令我们漠视了潜藏的问题，使得新的独裁有机可乘？

有趣的是，国际主流媒体在此次金融危机和北非革命中的角色，[2]可堪玩味。在它们的报道下，欧债爆发全由于福利主义之错，北非动荡全因为没有民主之过，因此，媒体也跟着所谓专家和欧盟高层走，[3]“欧猪国家”必须削减赤字；就中东地区的冲突，更是顺水推舟来个一刀切，把那些只顾夺权而靠拢西方的武装反对派，也一律称为民主斗士。即使代表阿拉伯声音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拉伯革命，明显地也跟着祖家卡塔尔的外交利益走。一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私下向我表示，他们就是有这么一条指引，报道必须配合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

究竟还有多少媒体背负着隐藏的议程，与政商利益捆绑在一起？

不过，独立媒体的兴起，却又成为商业媒体以外的另一道风景。[4]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与经济之战，其实也是一场媒体的战争。

我带着上述的种种疑问，再次踏上旅程，就好像捉了一个失了线的毛冷球，在暴风眼的地中海国家现场 （地中海以北的南欧和地中海以南的北非），不断把那一条毛线拉呀拉，拉扯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包括民间社会如何回应，这都是主流报道鲜少有关注的。

事实上，在整个采访旅程中，最令我印象难忘的，就是危机固然释出了负面的能量，但仍有不少人没有失去改变命运的期盼，而在不断拷问中带来种种的创意和可能性，我姑且称之为绝望者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hopeless），我感到责无旁贷，一一去记录之。

我当然不敢说，我站在现场，便能综观事实的全部，但至少是另一个面向，让大家跳出既有的思维，去想一想，那一个背后更大的图像，需要继续探索，而我们也应当明白的是，在全球一体下，发生在地中海两岸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亦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况且还有这么一条长长的毛线，隐隐地，也的确把我们的命运一同拉扯在一起。

不过，我奇怪的是，飓风来临前究竟是否有过预警，只是我们未有察觉，还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令我们人仰马翻；而风吹之后是雨过天晴，还是血腥一片，而世界走到尽头将会以何种方式展现？2012这个诡秘的马雅预言，末日或许仍未降临，但，如果人类未能汲取教训，依然故我，危机再现，那么，人类在地球上还有第二次机会吗？或是，物换星移，到最后逃不过自我毁灭，归于无有？

这次，我从希腊跨越地中海两岸，除希腊外，还有西班牙、埃及、突尼斯作为焦点，上下探索这既关乎经济，亦关乎政治、社会，同时还关乎人性的一场危机，以及平民百姓在危机中的生存状态。

新闻事件可以每天不同，但记者的书写，犹如镜头攫住的那一刻，既能作为历史的重要参考，同时也可在不断滚动的新闻里，让大家看见当中隐藏的永恒现象，这正是我所努力做到的地方。[1]刘瑜：《新自由主义的命运两重天》，《南方周末》2008年6月12日。[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统计了成员国的失业者拿到的失业福利所占的原工资比例。仅看欧洲，西北欧如丹麦、瑞士、芬兰、挪威、荷兰、瑞典、卢森堡等，皆占70%；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英国、法国，也有60%；至于南欧的西班牙，占不到50%，意大利仅占10%以下，至于希腊，也不到25%。但调查发现，失业福利好的国家，再就业率反而比较高，而失业福利占原工资偏低的国家，却处于欧洲最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中。如果以此检视福利是否养懒人的话，结论似乎要颠倒过来。[3]“欧猪”中的“猪”（PIGS）乃是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和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几个深陷债务欧洲国家的英文名称缩写。[4]独立媒体指没有商业资金背景，只靠大众小额捐献维持营运的媒体，有以推动社运为目的，如台湾的苦劳网www.coolloud.org.tw，香港的“独立媒体”www.inmediahk.net；也有以推动新闻独立专业精神为目的，如美国的“现在就民主”www.democracynow.org，以及现在流行的公民记者，一般活跃于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此外，也有受跨国财团以基金会形式赞助的公民媒体，这则比较复杂和具争议性。欧洲的最后探戈

希腊：失去神祇与法力之后

希腊，金融海啸的重灾区。1999年我首次到访，是在科索沃战事过后。“当我踏进另一方的边界，我的一生将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当年我在马其顿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采访时，一位前来战火之地寻亲的德籍阿尔巴尼亚裔人这样问。我有点愕然，这不正是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1937——2012）的“巴尔干半岛三部曲”某个情节吗？

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希腊的命运紧系于此。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多场巴尔干半岛战争，再加上两次大战，希腊从君主制走向共和，但保皇与左翼阵营一直斗得你死我活，保皇派重夺权力，君主复辟，未几发生政变，旋即陷入军人独裁统治。1940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希腊境内，希腊虽最终击退法西斯，却又遭德军占领（1941——1944）。占领结束后，希腊却又苦陷内战，军人独裁一再出现。

一路走来，伤痕累累。希腊终于在1974年再现共和。这个民主的发源地，重回民主体制。只可惜，民主徒具外衣。“每一次在一团模糊的感觉中开始新的冒险，向无法言说的事物发动袭击，去寻找那已经失去的东西，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循环往复……结束，就是我的开始。”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生前曾这样改写了艾略特的诗句。或许，这就是他那一代希腊人的写照，也是[1]人生的写照。

想不到，我重访希腊的时候，正是她面对历史中另一次悲剧之际，国家债务缠身，濒临破产，千夫所指。在欧元集团的压力下，被迫紧缩财政、变卖国产，人民苦不堪言。

在希腊的迷雾里，我竟然与安哲罗普洛斯相遇，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我仅以此书献给这位电影大师，是他启发我踏上巴尔干旅程，并学习以他的方式去凝视世界，直至灵魂最深处。雅典市中心一片肃杀

雅典娜在哪里？

从巴塞罗那飞到雅典只需两个半小时。到雅典已近黄昏，怎知碰上地铁工人大罢工，没有机场地铁，唯有改坐公交车。抵达市中心，才晚上六点多，竟是一片漆黑寂静，与我多年前来到这里的景况大相径庭。

我拖着行李步行去往旅馆，沿路经过不少露天餐厅，空空荡荡，昔日的热闹一去不返。希腊友人克里斯托（Christo）告诉我，以前餐厅一星期七天都挤满人，现在只有周末才见人头涌现，平日则水尽鹅飞。

克里斯托在2011年火热的夏天，曾参与宪法广场的占领行动，后演变成一场“直接民主”运动。他积极参与其中，只因不想坐以待毙。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民主在希腊开始，我不想它死在希腊。”

每次见到他，他都累得睁不开眼睛，因为他同时兼两份工。正值经济不景气，他已算幸运，虽然做一天算一天，但又有谁敢奢求？我和他走在市中心的柏迪士安街（Patission Street），这原是一条高档的大街，以前两旁店铺灯火通明，把整条大街装点得五光十色，如今一到晚上只有微弱灯光在暗地晃动，每两间店铺便有一间歇业。

但，萧条的市面原来有另一番风景。希腊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雅典，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事实上，雅典曾是古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古希腊又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我入住的小旅馆位于雅典市中心蒙纳斯提拉奇（Monastiraki）广场，仰头即可见卫城（Aceopolis），在一座小山顶的台地上，满是历史风霜。卫城是古希腊祀奉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地方。追索雅典的神话故事，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两位神祇互相争夺雅典城的所有权。波塞冬在雅典人面前以三叉戟变出海水，雅典娜则变出一棵橄榄树，雅典人对橄榄树心生喜欢，同时也爱上雅典娜，把地方的所有权都归于她，而雅典娜也成为雅典之名的由来，并成为该地的守护神，她代表[2]了智慧与和平、法治与公平，她把这些都传给了希腊人。

如今雅典娜好像早失去了法力，又或已远走他方。没有了守护神的雅典，何去何从？安哲罗普洛斯遭遇交通意外前接受本书作者访问希腊的另一片海已失去昔日活力

在蒙纳斯提拉奇广场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小巷里有一家书店酒吧，叫Crime and Art Bar（罪恶与艺术酒吧），名字令人奇怪。原来这书店酒吧承包了希腊知名作家佩特罗斯·马卡里斯（Petros Markaris）的所有作品，由于作家擅长书写犯罪，酒吧也因而得名。没想到佩特罗斯也是安哲罗普洛斯的合作伙伴，他们共同编写和创作了多个电影剧本。2011年12月初，我受邀前往“罪恶与艺术酒吧”，准备参加佩特罗斯的新书发布会，一推门便见到星光熠熠，骚人墨客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里外的情景很不一样。就好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那部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这次则在雅典上演。

看来，希腊人受危机影响是一回事，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仍然继续举行。我在雅典期间不停受邀出席音乐会、歌剧、读诗交流、文学研讨等等。希腊人的物质生活受到威胁，精神食粮却不能缺。

参加新书发布会的宾客当中竟还包括安哲罗普洛斯，我与他碰上那一刻，他那锐利深邃的眼神，攫住了我。大家共同跌进静默的空间，一如他的电影镜头。安氏擅用长镜头与空镜，在他所营造出的巨大沉默里，总隐藏着哲学般的天问。他专注讲希腊，却又能触及普世的现象，我不禁好奇，他会怎样看待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以及对世界的启示。

大导的英语不太灵光，他的第二语言是法语。幸好他太太菲比（Phoebe Economopoulou）的英语了得，我们就这样站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透过菲比，我得以闯入一位当代电影大师的世界。

安哲罗普洛斯的遗作《另一片海》，正是要捕捉今日的希腊，在危机下的希腊，那些无日无之的示威、绝望的老百姓、非法移民的困境，人剥削人的丑陋行径等等。某一天，安哲罗普洛斯在取景过后，独自往窗角外凝望他的这个祖国，良久，泪水潸然滚下，哀叹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金融危机，这简直是全方位的灾难。”这个影像，深刻印在菲比的脑海里。希腊大学生对过去历史认知薄弱“我们先要走进过去，然后再返回现在，才会明白目前所面对的一切，其实是三种危机互相纠缠：经济、政治、社会，如三条木棒压在我们头上，似乎无路可退。”安氏插口说。

安氏形容希腊人正处于一个非常窒息的情况，他们上街抗议，却提不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对于安氏而言，我们不能整天高喊不，不，不，却又没有愿景，以至提不出具体的改革替代方案。他认为走上街头的希腊年轻人，当中有不少仍未弄清问题之所在，因此他们只得个“反”字，无法把反对的姿态转化为有意义的叛逆，针对现实需求，来推动社会革新。特别是年轻人对过去缺乏了解，那就无法批判现在，想象将来。

大家开始意识到希腊教育的问题，不仅不重视历史，反而系统地回避历史中的诸多重要事件。当我探访雅典大学，碰上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生，也听过类似的诘问。他们说，希腊教育糟糕极了，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是偏颇的、片面的，他们无法有完整而独立的思考，缺乏深刻的提问。

这令我很惊讶，想到之前刚经过雅典大学的图书馆，四周屹立着巨大的古希腊圣哲雕像，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做沉思状。当中的苏格拉底，更被视为西方哲学之父，他对任何事都作出质疑，而他的大哉问对西方文明影响深远。为什么他的后代不再懂发问呢？！在希腊发展过程里，有什么因素引致断层？历史又为什么变得轻如鸿毛？执政者在怕什么？

希腊有太多的历史伤口，这些伤口与外来干预不无关系。例如1946——1949年共产党与保王党之间的残酷内战，这可算纳粹德国占领希腊的后遗症，也是英美介入的结果。希腊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时期，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美唯恐希腊落入共产党手中，遂大力支援保王党，而保王党稳固权力后，在1952年推动希腊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此希腊成为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屏障，同时亦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前沿。在西方一片“恐共”的强烈气氛中，希腊极右集团逐渐凝聚自己的势力。一直到1967年，大选在即，偏左的联合政府正要成立之际，右翼军人在美国协助下发动政变夺权，并开始了七年的独裁统治。

安哲罗普洛斯的父亲于德军占领期间，在雅典外围遭逮捕处决，其后安氏与母亲到处寻找父亲的尸首，对于当时只有九岁的安氏，实在难以承受；六十年代独裁统治正要开展之际，社会动荡。一天，安氏在军民对峙的街头上遭军警袭击，眼镜也被打碎。因此，他看到今日希腊军警对付示威群众时，无法按捺心中的感伤。国家机器要为充满欺诈的官商利益，去镇压反欺诈的受害老百姓，不是很讽刺吗？而他早在年轻时已对国家有很多问号，感到历史的重量在挤压着他。即使他前往巴黎研习，获得发展事业的机会，但最后还是回到希腊，一个他誓言不会离开的地方，他要在祖国土地上寻找答案。“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但回家却又重新出走，再回家，不断在追寻的旅途上。”

2011年10月，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George A. Papandreou）提出，为欧盟向希腊抛出的纾困方案举行公投，惹恼德法等欧盟巨头，并引起国际市场很大的震荡。但安氏表示支持公投，他认为希腊人到了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时候了，并要为此负责。不然，希腊或许在一片惶恐纷乱之中再遭变相（经济）殖民，重复历史的诅咒。

时光微尘

今夜星光无语，我在安氏身旁重拾失落的历史碎片。踏着这些碎片，我又遇上最受欧洲尊重的希腊诗人蒂托斯·帕特里基奥斯（Titos Patrikios），他比安氏还大七岁。原来，除了蓝天白屋、Feta芝士和橄榄油，支撑着希腊这个国家精神的还有电影与诗，一如神庙的圆柱。在雅典接受笔者访问时，蒂托斯就好像从安氏的电影中走了出来，其一生所书写的，正是在安氏的长镜头下，那一页凄迷的希腊历史诗歌。他们分别在诗中怀抱着电影，在电影中怀抱着诗，并在作品里向世人呈现出辽阔的历史、时间与生命。我折断你的身体像沿着关节一节一节折断一根甘蔗我从裂口处畅饮汁液而你的喷涌总是更加无声用你簌簌响的叶簇覆盖我用你沾着海的夜晚气息的新鲜整个旅途你都陪伴着我从粗野的动物到人性的生命——《旅行》

蒂托斯于1959年完成此诗时，希腊正处于社会内战后分崩离析的状态，大量希腊人迁徙海外。而他也因其左翼政见受到打压，被迫流亡到巴黎。

在一个下午，我没有预约便跑到蒂托斯·帕特里基奥斯住所叩他家门。之前我们曾在友人介绍下相互认识，而他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也没多大惊讶，毕竟在他生命里，曾出现过多少不速之客？！我们一谈便先后谈了两个下午，就在这个纷扰的雅典城。他的家离国会不远，我们还隐约听到反对削减财政赤字的示威声音。

近年，希腊的经济危机同样困扰着希腊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苦苦思量，像欧债和当今出现的危机，在这个时代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正如蒂托斯所说，归根到底，最大的问题乃是人本价值的失落。是的，这是一个有关价值失落的问题。人们失去了心中的价值，追逐自私自利，从政客到市场投机者。蒂托斯对此不无感怀，特别当他追忆过去那个讲求理想而又悲怆的时代，大家休戚与共，相信转变一定会降临，只要用自己双手去推动，便可创造新的未来。就这样，他们赤手空拳，挨过多少个严寒的冬天。帕特里基奥斯的藏书有希腊历史的重量我们梦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脑海闪过一个美好情景，我们自以为顶着天空，伟大的目标可以与天比高。后来发现历史把我们抛向边沿，成为边沿的故事。——《时光微尘》（The Dust of Time）

或许有挫折，失败了，至少曾为梦想奋斗过。蒂托斯一边说，一边打开他的旧相簿，我就好像踏进了安氏的《时光微尘》，历史的灰烬从相簿一泻而下，回忆与往事一如电影交相重叠。蒂托斯的父母亲抱着儿子向我挥手，原来他们是知名的舞台剧演员，孩提时候的蒂托斯已经陪同爸妈周游列国演出，这让他学会多国语言，对人世间也多了一份敏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的生活亦跟着突变，随后德军占领希腊，跟着先后发生内战与独裁统治，家人逐步失去演出的舞台。这不期然使我想起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最后电影尾段出现一位诗人在朗诵诗作，他无法摆脱内战阴影而发疯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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