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中枢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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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发展研究试读：
中国西部民族宗教格局与民族关系新趋势
石硕今天非常荣幸，四川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第一期讲座由我来开讲。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比较大，叫作“中国西部民族宗教格局与民族关系新趋势”。内容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民族的界定；第二，中国的民族特点；第三，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及特点；第四，中国西部的民族、宗教格局；第五，当前民族关系变化的新趋势。一、民族的界定
首先给民族做一个界定。在西方，民族叫作ethnic group，通常指自然的族群，即人们在自然的交往互动中，被认为或自认为具有共同起源、共同世系、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在我国，“民族”实际上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族群。我国有56个民族，这是国家经过民族识别、调查后确定的。实际上，除了56个民族外，还有很多类似族群这样的共同体没有被制度化。国家民委过去用的英文翻译是nationality，因被制度化的族群共同体往往有一定的自治要求，并且有追寻政治疆域化的倾向，所以现在国家民委将民族的英文翻译改成了ethnic group，这是一个变化。总体来说，民族是按照文化来划分的人群，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一种是非制度化的。
世界上国家和民族之间总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民族国家，比如亚洲的韩国、日本。这种国家类型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少的，而且像韩国的宪法过去表述自己是单一民族国家，但是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此就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蒙古族到那个地方定居，所以它的宪法现在也作了相应修改，把自己定位为多元文化国家。另一种类型是多民族国家，实际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移民国家，比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还有一种是世居的多民族国家，我们中国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疆域版图内，大部分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在近代产生过一个概念叫作“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最早便是这样一种观念。然而，国家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决定的，单一民族国家这种类型只会越来越少。
我国古代用某族、某人等概念，比如“满人”“藏人”等，没有明确的现在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叫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实，这就是把满族当作“鞑虏”、北方游牧民族来看待，当时“中华”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汉族地区。1912年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马上意识到这个口号非常危险，因为新建立的共和国如果把“鞑虏”划出去，北方的很大一片领土就没有了，所以共和国一建立，这个口号就变为“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共和。当时中国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这五族，并且“回”是包含了维吾尔族的。民国时期谈到民族主要是指这五族。今天的56个民族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民族识别的结果。民族识别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结束。1987年国家民委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基本完成。1987年之后，还有很多未识别人群要求认证他们是一个民族，但目前这项工作在政策层面上已经基本停止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疆域内只有56个族群，因为民族只是制度化的族群共同体。这就是国家认定的56个民族。二、中国的民族特点
从民族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内现在的56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这个地域内。大家去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并不断重组我们这个版图和帝国。比如，两汉时期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中原王朝，但是到东汉末年北方“五胡”就进来了，接下来的民族大融合持续了近400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隋、唐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又进入分裂的局面，两宋时期其实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因为宋朝的江山只有半壁。元朝是蒙古族南下建立的，明朝和蒙古是两分天下，清朝则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民族战争。中国今天的版图是56个民族及其祖先共同缔造的。其实，很多民族对于中国今天的版图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元朝、清朝时期。中国今天的版图构架也主要是清朝时期形成的。
第二，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有个误导，认为汉人是炎黄子孙，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后来这个华夏人群逐渐繁衍壮大，变成了今天的汉族。其实，汉族的形成过程完全不是这样。汉族是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民族融合的产物。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一浪又一浪地进入中原农耕地区，成为源源不断地汇入汉族的新鲜血液；同时，汉族受北方游牧民族挤压而不断向南开拓，也同化或融合了其他南方少数民族。所以，今天的汉族是融合出来的一个民族，是融合了所有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民族而形成的民族。从族群成分来说，汉族是一个最大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汉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民族意识不强，在血缘上、宗教上都是不排他的。究其原因，汉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就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从这一点来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即使在今天，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仍在不断地融合。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存在一个误解，认为56个民族一旦确立就是固化和不变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层面上，今天的汉族与其他民族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交流与融合。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民族也是这样。
第三，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和占地面积上差异悬殊。这是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51%，占地面积却只有39%左右；而少数民族人口只占8.49%，占地面积却占中国版图的60%左右。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看不到这个国情，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就有很大局限性。三、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及特点
中国的地形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第三阶梯是内地和沿海地区。实际上，中国的地形和民族分布关系非常明显。目前国家认定的西部概念是“10＋2＋2”，即“10”是西北五省区和西南五省区，第一个“2”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个“2”是湖南湘西和湖北恩施这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2%。另外，西部边疆是中国最主要的陆地边疆，和13个国家接壤，有1.8万公里的边界线，占全国陆地边界线的91%。此外，还有占全国1/10的海岸线。中国的少数民族西部占了44个，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我们过去说的“老、少、边、穷”，西部有两个最突出，一个是“少”，一个是“边”，这两个又都和“穷”即发展滞后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大家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西部的特点。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画了一条线，就是从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地方当时叫瑷珲）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他发现这条线的倾斜度大致是45度，线的东南方向一半大约占36%的国土，居住了96%的人口，而另一半近64%的国土只居住了4%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大的面积而居住人口却这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西部地广人稀，在占全国约60%的土地面积上居住着全国8%的人口，这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情。所以，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方面一定不能出事，一旦出事就可能失去半壁江山。我们的长江、黄河两大河流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的，因此不能没有青藏高原。这些都是我们在西部发展中需要高度关注的。西部最大的特色是民族和边疆两个要素。少数民族是中国西部的主要特色，而且西部民族成分复杂，支系繁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几年前，我在重庆开会时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先生，他是著名的西夏专家，他在日本待了两年，感觉很乏味，单一民族国家大部分人都按照一个模式生活，文化单一性让他这种经常接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觉得很乏味。他最后总结：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工具性民族，以拼命工作为宗旨，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彻底很精致，但缺乏想象力和抽象力，这应该与他们的文化单一性有关。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感受。但我认为，能够生活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突出，有各种不同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的国家，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分。
多年前，《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先生在康定的一次会议上说到一个比喻，说四川有点像中国的缩影，即四川西部的阿坝、甘孜、凉山三个自治州占四川省面积的60%左右，但是这个地区人口非常少而且是少数民族区域。大部分的人口都挤在东部不到40%的面积之内。现在想来，这个比喻还真有点形象。四、中国西部的民族、宗教格局（一）中国西部的民族格局
中国西部有三个最大的民族聚居板块。一个是藏区，一个是新疆，一个是内蒙古。第一个板块是藏族分布的青藏高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藏族人口数据是600多万。藏族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基本覆盖青藏高原，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及以上区域。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海拔地区严格说并不太适宜人类居住，但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厚重的文化，适应了高原环境。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又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个青藏高原，从这个角度说，藏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
我们要知道人类可以如何在高海拔地区生活，高原环境可以产生怎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藏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青藏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约四分之一。藏族信仰藏传佛教。藏族的文明有一个特点，它是农牧混合，且农牧兼有。我们知道，过去北方草原上都是游牧民族，游牧的生产方式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进攻性和扩张性，而农耕地区则可以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西藏的拉萨和日喀则地区是高原上最好的农区，完全是一个定居社会，所以宗教那么发达，文化那么厚重。可以说，农牧结合是藏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藏族也是跨国境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都有大量的藏族人社区。还有，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范围远大于藏族的分布范围，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西南的纳西族地区和川西很多地区的居民不是藏族，但也信仰藏传佛教。所以，如果以藏传佛教文化圈来划分，这个范围就非常大。藏族最大的特点是高原地域生活方式和信仰藏传佛教。其实藏区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文化差异也很大。但是，它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高原地域特点。高原上主要畜产是牦牛、藏羊等，那里有高寒地区独特的饮食习惯。由于在高原上食物煮不熟，因而要吃糌粑，吃牦牛所提供的高热量的酥油。藏族人民非常聪慧，他们把青稞制成炒面，做成酥油糌粑，这是他们的基本饮食。这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在青藏高原各地都一样。这一套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由高原地域环境所决定的。第二，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一套与高原环境相匹配的价值系统。很多去西藏旅游的内地游客对藏族人如此虔诚地信仰藏传佛教很好奇，也不太理解，认为把大量财富送到寺庙去，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十分可惜。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高原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不适宜无限度扩大再生产的。藏传佛教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作用：其一，它减少了人口增长；其二，它减少了人的物质欲望；其三，它减少了扩大再生产。这便是藏传佛教很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大多数藏族人都满脑子功名利禄，贪恋物质享受，他们能在那样严酷的高原环境中生存和延续吗？所以，一个世俗化的藏族社会，无论对藏族还是对于他们生存的高原环境，可能都是更大的灾难。受藏传佛教影响，藏族的价值观和内地差异很大，特别是对现世、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很不一样。这一点需要我们从跨文化的角度去认真思考、认识和理解。
1959年西藏上层叛乱后，有一部分藏族人（主要包括一些上层人员及其追随者）流亡出去，在印度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同国内藏区存在各种联系，所以“藏独”势力和活动一直存在。在叛乱之后，当时的联合国让一些西方国家分别接纳了部分西藏流亡人员，故而在欧洲、美国都有藏族人居住。所以，今天的“西藏问题”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藏独”活动一直存在；其二，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因此，藏区是我国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是维吾尔族分布的新疆。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人口有1000万，占现在新疆人口的45%。除此之外，新疆还有其他民族。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信仰过佛教，后来在8、9世纪时，伊斯兰教进来后才逐渐信仰伊斯兰教。过去，新疆是以农牧业为主，现在是以农业为主。近代以来，新疆一直存在有“泛突厥主义”，也称“东突”。新疆很多民族是突厥语族，突厥在隋唐前期是强大的民族，唐朝建立的过程中还曾向突厥可汗寻得支持。唐后来向突厥发起进攻，突厥很大一部分西迁。从新疆到中亚和土耳其一带，有很大一部分是突厥语民族。所以，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到土耳其去，只需一个月左右，语言就基本通了。在18、19世纪，新疆就一直存在泛突厥主义思潮，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东突”，受到中亚包括土耳其等国的支持。所以，“东突”开始走向国际化，与境外在语言和宗教上存在着共性有关。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其价值观也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新疆的矛盾是最尖锐的，民国时期新疆就几经反复，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新疆建立建设兵团，就是一项具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制衡措施。新疆建设兵团是一个省级且独立的系统。
第三个板块是蒙古族分布的内蒙古。蒙古族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今天的内蒙古地区汉人比例较高，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早在清朝就已经有很多汉族人迁移到那里去了。现在到内蒙古去看，农业化速度非常快，只有内蒙古东部还有很好的大草原，如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开垦。因为农耕民族的习惯是见了土地就要开垦出来进行种植，农业养活的人口要多一些，导致大量汉族人迁移到那里去。现在全区人口中，汉族人口占了78%，蒙古族人口只占17%。内蒙古北部同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接受汉文化比较多，这几年蒙古族往外发展得很快。有一首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国台湾地区的蒙古族作家席慕蓉填的词，其中一句歌词叫作“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这基本上是内蒙古地区很普遍的现象，它也说明了蒙古族的外向型发展。特别在北京，有非常多的蒙古族人在那儿发展。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喝了酒之后他们有一种失落和伤感。蒙古族人的酒量很厉害，因为他们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曾经是一个那么强大的民族，他们感觉自己的文化在丢失，有一种很深的失落和忧伤。在明末清初时期，蒙古整个皈依藏传佛教，后来清朝用盟旗制度把其固定下来，不让其流动，再后来蒙藏隔离。所以，今天蒙古族对藏传佛教已经非常淡了，信仰的主要是萨满教。蒙古族与汉族的交融比较多，农业的比重非常大。但是，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人和学者意识到生态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如果是草原的话，含水量很高，挖几米就会出水；而如果是耕地的话，水分都流失了。蒙古草原是整个北方的一个蓄水带，所以农业带来的生态变化非常大，生态问题非常严重。
从音乐、舞蹈来看，中国有三个地区最有特色，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藏区。艺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音乐、舞蹈是艺术的精髓，从音乐、舞蹈上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三个板块的文化特色有多鲜明。这三个板块，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三个民族，其实这是三种文明。为什么这三个板块都会出现独立的倾向？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我们内地汉族的文化差异很大。有些政治上的事情，其根源就在于文化。这三个板块是中国最大的相对单一的民族聚居区，也是西部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民族板块。
除了上面三个相对单一的民族板块外，西部还有一个板块，那就是西南民族板块。这个板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湘西、鄂西等，这个板块的特点是民族种类众多，包括壮、苗、瑶、侗、傣、彝、纳西等众多民族，而且跨境民族很多，很多是山地农耕民族。这个板块与东南亚接壤，文化多样性突出，但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近十余年民族间的不平衡在加剧。这一板块主要信仰道教、佛教，还有原始宗教。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始宗教，还有比较接近系统宗教并形成了象形文字的东巴教。这个民族板块基本上不存在独立问题，因为其发展比东南亚很多地区要好。这个民族板块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层面上和内地有较大反差，距离在拉大。但是，这个板块跨境的问题很多，所以，这个地区也涉及边疆的安全与发展，特别是广西、云南等与越南等国接壤的地区。
西部主要就是这么四个板块。要把握民族的特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的语言系属。西南板块最大的特点是文化多样性突出，有四个语族在这里，一个是藏缅语族，一个是壮侗语族，一个是苗瑶语族，一个是孟高缅语族。孟高缅语族属于南亚语系，苗、瑶、壮、侗、藏语族都属于汉藏语系。在西北还有两个主要语族，一个是蒙古语族，包括达斡尔、东乡等；另一个是突厥语族，西北很多民族都是突厥语族。语族相近，很多文化也是相近的。中国的民族大体上说，北方是阿尔泰语系民族，从欧洲东部到白令海峡，过去的游牧民族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南方基本上是汉藏语系民族。西北和西南这两个大的民族板块之间差异也很大，西北的很多民族在历史上前身都是游牧民族，这些民族流动性很大，变异性也较大，但其文化共通性很强。（二）中国西部的宗教格局
从宗教格局上看，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有三种格局，一个是伊斯兰文化圈，一个是藏传佛教文化圈，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文化圈。其实，今天的南方有很多民族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仍是原始宗教，有些原始宗教融合了道教、佛教的一些因素。西北民族宗教格局的突出特点就是众多民族信仰同一宗教，宗教的共通性和整体性很强。在西北，有十个民族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就是说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是相通的，但彼此也有差异。这个文化圈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些民族的底层文化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萨满教。
藏传佛教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宗教，它所覆盖的范围很大。对于藏传佛教，不能简单地按内地汉传佛教来理解，它是藏区的本土宗教及很多高原地域的文化观念与佛教相结合而形成的宗教。这个宗教在价值观上与内地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知道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所以在那个地方只能有限发展，不能无限扩大再生产，传统的农牧业必须有限度地和地理环境相匹配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藏族地区形成了有浓厚藏传佛教氛围的宗教性社会，人们把多余的财富奉献给寺庙，然后维持一种低成本的和自然环境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文化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与智慧，藏族文化就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存智慧。大家知道，藏族的朝圣很多是磕着长头去的，在当今现代文明发达的背景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我去过西藏阿里冈仁波切神山，那里终年不绝都有人磕着长头转山，那种对自然的敬畏令人惊叹。藏族文化对自然有着一种很深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得人和生存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与默契，正是这种敬畏保护了藏族的生活环境。藏区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的当地政府把矿山承包给内地人去开采，对此老百姓不答应，因为他们认为土是不能随便动的，那是他们的神山啊！藏族文化里有一种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那就是对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五、当前民族关系变化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城镇化。
第一，市场经济导致民族关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大家知道，西方一直在抨击我们，说大量的汉族人进入西藏和新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的安排，而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跟着钱和机会走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拉萨去，所看到、知晓的是：当时去那里的农民工就是承包一些小工程，找村里的一帮人一块儿去做。做了几个工程，有些积蓄后他们觉得太辛苦，就开餐馆或者卖衣服，然后逐渐做大。人是跟着钱走的，尤其是内地农村那些特别需要脱贫的农民工，他们大量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艰苦，但那个地方钱好挣，一般辛苦工作大半年几万块钱就能拿到手。特别是我们四川人，在西藏阿里等地区都是四川人在开餐馆。冬天他们就回到内地，第二年四五月份又去。所以，市场经济可以使民族之间的交流增多。
第二，城镇化，也叫作城市化，其实是一个含义。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格局中，城市不断扩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都到城镇寻求发展。
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导致了过去计划经济格局发生改变，也导致了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一）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出现了下面三个新的动向。
第一，汉族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日益加剧，这个趋势一年比一年强。2006年青藏铁路刚通车，我去拉萨开会，七八月份正值旅游高峰期，拉萨的所有旅店爆满，甚至在周围的曲水、山南这些地方也客满了，很多人都没办法住宿。一些游客就在布达拉广场上支起一个小帐篷住下，甚至有些人想的窍门是去住医院，说自己高原反应不行了。可见，当时在拉萨找一个床位是多么不容易。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夏天，外来人口的数量在短时期内甚至超过了拉萨市常住人口。过去进藏的成本比较高，坐汽车非常辛苦，坐飞机又太昂贵。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西北很多人特别是回族人大量到拉萨去开餐馆、做生意，人口一下子急剧膨胀。所以，2008年的“3·14事件”除“藏独”分子策划煽动外，其实也与那么快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管理跟不上有关。例如，大家知道八廓街周围都是卖藏族传统工艺品的商店。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带来了很大商机。所以，很多内地老板也去了，把不少八廓街的铺面租下来，比如原来租金是5000元，他出10000元。你进去那个店，店员还是藏族，卖的还是藏族传统工艺品，但是老板却换了。汉族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这个趋势一年比一年强，藏区是这样，新疆也是这样，其他民族地区同样是如此。纳西族在成都有个纳西协会，过“三多节”时请了一些民族学界的学者来座谈，他们对丽江古城的现状表示忧虑。现在丽江古城街道上的铺面全部被外来的人置换了，卖的还是那些东西，但老板都是外来的人，纳西族逐渐被置换出来，而且数量那么大。他们非常担心大量的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会给纳西族文化带来很大冲击和负面影响。这是今天的一个客观形势。
第二，少数民族由聚居区向内地大中城市的流动。这几年特别是读书的、学习的、打工的、做各种生意的等等，这种流动人口数量也很大，而且在逐年增加。
第三，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交往联系在加强。这不仅在主要城市，在一些次一级的城市里面，这个趋势也在不断地增强。
当前西部民族关系变化的主体趋势还是良性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日趋密切。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个趋势很明显。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民族之间交往程度低，民族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固定或呈静态，像现在这样的大规模流动几乎没有。总体上看，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日趋密切，这是一个良性的趋势。其二，在民族交往中，经济文化联系成为一种主流。当前的民族交往与流动，经济利益是一个主要驱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外出学习、孩子上学等。例如，现在拉萨形成一种新民俗，凡是哪家的小孩考上内地学校或赴内地西藏班学习，这家人都要请客，而且请客的规模很大，亲朋好友都去，要“凑点份子”，可能是两三百块钱，有些稍微高一些。到七八月份这种宴请非常多，藏族朋友告诉我，他们常常应接不暇，有时一天要赶几台。这说明拉萨藏族人把子女赴内地上学看作是一件很隆重、很盛大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普遍存在。所以，在当前的民族交往中经济文化联系是一个主流。其三，在民族交往和联系中，资源共享和互利互惠也是主流。过去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在历史上这是很残酷的，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往往是通过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来实现的。今天不是这样了，民族之间是资源共享、互利互惠。其四，当前的民族关系是以沟通和协商为主导。
以上是我国民族关系变化的良性趋势。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苗头，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民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加剧。因为现在的发展最有力的一只手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在市场经济面前，有的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等因素能适应，但有的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等因素就不太适应。所以，这十多年来，有些民族就和他相邻的民族在经济利益上产生了不平衡，出现了较大差距。比如，我前年去松潘，在松潘那个地方主要是藏族、回族和汉族，藏族最多。过去做生意的主要是回族人，藏族人不太会做生意，但九黄机场通航后，川主寺一下子就发展成为比松潘城还要繁荣的一个集镇，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蛋糕”，于是藏族人也开始做生意。藏族人做生意在很多方面做不过回族人，于是由于利益之争，藏族和回族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关系也变得比较紧张。
二是一些民族的挫折感在增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内地可能不太体会得到。很多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到内地走了一趟以后，虽然开了眼界，但是回到当地却有很深的挫折感。他们说，生来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内地人生活在那么好的地方，而我们这里却这么差。这种挫折感，极易导致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比如，过去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生到内地去读中学、大学，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回到当地，分配到当地机关里工作，这批人的民族情绪非常强，有的甚至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在内地受了七八年的教育，很多人中学时候就到内地读书了。究其原因，他们来到内地的学校后被分在一个班里，他们和学校其他班的学生成绩悬殊，落差很大。落差大了，他们就有一种自卑感，越自卑就抱得越紧，和周围的人交流比较少。这种情况长期保持下来，落差带来挫折感，挫折感产生自卑心理，自卑心理可能引起民族极端情绪的膨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驻军西藏那个时候民族关系十分融洽，民族之间互帮互助，结下了友好感情，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模范实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借鉴的。
三是利益竞争开始引起文化和信仰上的冲突与排斥。这在西北地区特别明显，因为西北很多地区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交错的区域。回族人很会做生意，他们不断地把餐馆开到藏族地区，藏族人就不高兴，他们甚至会采取极端方法——弄一个猪头，晚上扔在别人院子里。这种利益上的竞争若处理不好，将引发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开始成为一种利益竞争的攻击目标。
四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衡使民族之间的潜在矛盾加剧。其实在“7·5事件”之前，我有一些朋友是专门研究新疆问题的，他们当时就说，新疆早晚要出事。因为长期以来中央援藏的力度比较大，而援疆的力度则比较小。在“7·5事件”后，国家加大了援疆力度。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普遍贫困，而且其程度确实比较严重。这就是说，有些民族由于地域环境、文化传统等历史条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处于弱势，这种情况使其挫折感、自卑感、强烈的民族极端情绪开始膨胀。新疆就是一个例子。在“7·5事件”之后我到过新疆，现在新疆的建设中，由于落差的时间比较长，在短期内很多东西他还不太接受，情绪上还有些抵触，但是我觉得随着许多条件的改善，会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五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突发事件增多，社会管理成本不断加大。我们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成本正在不断上升，这个成本非常高。现在在藏区，特别是出现僧人自焚事件之后，为了防止僧人自焚，成本非常高。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说的是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一个人感到太热了，于是拿出一瓶矿泉水往头上一浇，结果马上就被几个人给按倒在地。你想，在这么大的地方要有多少人来防范啊！因此，目前在新疆、西藏，社会管理成本都在不断提高。（二）民族关系的新趋势
其实，我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在今天由于市场经济、城镇化导致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迅速变化而带来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做什么。我想，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新的选择。其中有一个重要苗头，就是从2012年开始，民族学界有人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最早提出这方面思路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他是一位学者，在美国待了多年，他到我们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作过几次报告，很受欢迎。几年前他提出一个观点，主张民族“去政治化”，他一直主张我们要借鉴西方与国外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第二代民族政策”主要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主张淡化民族意识，淡化民族的界限和观念，强调身份意识、公民意识，推进民族的融合、一体化和国家认同。这种观点主要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并且提出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我们虽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是不能让该民族在自治区产生一种领土的意识，更不能排斥其他民族。“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后，民族学界有很多猜测，一种猜测就是可能我们国家最高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是有某种背景的“试水”。从2012年开始，在全国的很多民族会议上，“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争议很大，报刊上也有很多争论。很大部分人是坚决反对，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他们认为这会带来很大问题；另一些反对者是相当一批民族学界资深的学者，包括熟悉民族情况、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学者。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其实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刚出现时都会遭到反对，反对恰恰是对它最好的修正。但是，我觉得“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我国当前民族格局、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当然，民族政策的制定是件大事，需要非常慎重，目前用很新、很激进的手段来改变可能很容易出问题。“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质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合”。但中国数千年历史，疆域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文化差异和多样性如此突出，简单用一个“合”字来解决当前的民族和文化差异问题恐怕是不行的。我认为现阶段，或者说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可能都必须围绕“和”这个字来下功夫，也就是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民族与文化之间“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历史上的变革力度太大都会引起很大的动乱，这里面可能要考虑社会现实所允许的接受度，不能罔顾现实盲目冒进和简单超越。我们的政府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东西正在慢慢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今天西部民族关系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已经给我们很大的警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三个少数民族聚居板块，很多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历史上，清朝的若干皇帝在处理民族关系的事务上就费尽心思。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民族关系的处理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我觉得处理民族关系应包含这么几个东西：一是如何协调、兼顾传统与现实。认识今天我国民族关系、民族格局变化的新趋势和特点，一定要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既有的传统，了解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他的现实与未来。二是处理民族关系暗含这样一个前提，如何对待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范围经济一体化趋势虽然在增强，特别是网络使很多东西全球都趋向一致，但是文化的冲突和多样性却并未因此减少，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在世界范围看到的很多例子，有些民族在追求发展和富裕的时候会主动丢弃自己的传统，一旦富裕之后又会反过来强调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比如，台湾地区的原住居民，过去大部分都信奉了基督教、天主教，但是现在又都回到自己的宗教上去了。这说明在富裕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人是需要文化的。对人的幸福而言，经济和文化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如此，每个人也是这样。人们在没有钱的时候拼命挣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把文化丢了就没有幸福。20世纪90年代，我陪几位日本学者到岷江上游去考察，开始走了很多羌寨，那个时候羌寨的情况很不好，一是近亲通婚比较严重，二是经济上普遍贫困。最后我们来到米亚罗一带，进了藏寨的一户人家，客厅很大，里面雕梁画栋，很有文化氛围，一位日本教授当即感叹道，藏族人一定比羌族人过得幸福。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当然他是从他的角度看，但文化对一个民族幸福感的影响毋庸置疑。
人类学对文化有一个定义：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还包括价值观，包括传统和习惯等等。今天面对经济的强劲发展所带来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变化，我们需要选择未来的方向，怎样朝着一个能够兼顾经济与文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富裕社会的目标迈进？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2011年我在北京参加教育部民族学学部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正是新疆“7·5事件”后不久，会上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应该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通识课。因为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重要国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来历，认识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应该学会对待异文化，树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这是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素质和文化修养。我认为，尽管“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但如果轻率地忽视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步子迈得太大，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其中特别是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的少数民族民众的意愿，考虑到少数民族精英人士的承受力。
大边疆战略视野下的“西藏问题”分析
孙勇我从开始研究西藏问题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时间，随着在西藏工作时间的延长，研究工作仍在继续。我到西藏已经43年。由于在研究部门工作时间较长，对西藏有了更多的认识，对其研究也有一些体会。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一、关于大边疆战略的视野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周边局势的较大变化，边疆问题越来越凸显，许多学者的注意力从一般性的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转到了整体的边疆问题研究上。在过去的20年间，宏观上讲，研究的注意力多是放在西部的开发问题上，尤其是西藏经济发展问题；微观上讲，有些学者热衷于研究藏族的民俗，具体到婚礼、面具等。正如大家所知，最近几年边疆问题整体凸显后，边疆问题成为西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这个研究前沿的课题有了新视野，我将这个视野称为大边疆战略。这个大边疆战略的研究包括很多内容，不仅有一般宏观上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而且上升到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尤其是怎样认识边疆这个概念，在什么层面上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中国的西部问题。
在国内学界，关于边疆的最基本的理论中，至今有90%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传统的边疆概念是以地缘为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像西藏、新疆、内蒙古这样的地方就是边疆地区，传统视野理论认为中国所有的边疆就是靠近外国而远离中原的边缘地方。“边疆”一词，最早有“边境”的说法，已有几千年的记载了，并且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唐诗中。关于边疆的最基本的理论中，传统的边疆概念是以地缘为界的，就是远离中心地区的边远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地理边疆的概念。传统的理论认为，地理边疆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就是国家的发展、稳定与安全。在过去，边疆和边境的意义是重叠的；而现在，边疆和边境的意义是有区别的，是近义词。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尤其是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我们国人树立的边疆观，基本上是指靠近外国而又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过去、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边政边务或者是政治经济管理的对策，这些都是传统理论指导下边疆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基本的方法。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上千年都是这样认识和研究边疆的。但是，这些传统的理论或观念走到今天，和世界各大国的边疆观的变化相比，显得有点落后，出现了各种问题。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到来，新的边疆观出现了。新的边疆观首先由美国提出，他们形成新的边疆观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开始比较粗糙，现在则非常系统化。尽管我们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大的地区，但是中国一直沿用传统的边疆观和理论研究边疆问题。美国从19世纪末提出边疆理论，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积累，再到八九十年代的完善，一个完整的边疆理论在美国形成并出现。然而，我们国内对此反应很慢，进入21世纪以后，才有些学者对美国成体系的边疆理论进行研究。在此之前，只是零星介绍和探讨，甚至在介绍中受到了长期比较保守的领导或学术权威的抵制，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只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个观点被证明是落后的，或至少是偏颇的，不利于从对手那里学习。“新的边疆理论”认为，国家整体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地理边疆不受到攻击和侵犯，而是要构成全方位的边疆观，要有一个先进的边疆理论来指导国家边疆问题的决策。新的边疆观中的边疆理论，已经不仅仅包含在地理空间上不受外来侵犯，还包括在其他领域中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在新的边疆观的视野中，边疆战略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观察近几年在边疆地区出现的一系列不稳定问题，我们往往忽略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心理安全这样立体的边疆观，得出的理论和研究意见是扁平式的、滞后的。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及时的分析和应对，更难以达到有前瞻性的预测或预判的效果。
例如，2008年拉萨“3·14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小书店中就出现了据说是来自美国情报机关的《“3·14事件”之后中国形势的分析》小册子。其中研究了西藏旅游业的情况，并预测其会立即受到冲击，而这一预测和后来发生的事实非常吻合。预测一，美国已经知道西藏地区从事旅游行业的人数大约为13万人，在一年之内估计有8万人要失业。结果证明，果然有8万人在一段时间内无事可做。预测二，中央对西藏的投资，每100元中，由20世纪80年代能吸收外来投资大概是2分钱，到2008年，变成0.35元。虽然不能和成都相比（中央在成都投资100元，据说能吸引外来投资70元），但是这0.35元和80年代的2分钱相比，已经非常不错了。美国情报机关预测，在一年的时间内，投资回报会恢复到80年代的状况。而当年西藏对外的投资吸引，就是中央投资100元能吸引外来投资2分钱左右。从经济安全来讲，它背后有理论做支撑，边疆地区发生事情后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包括社会和心理情况。拉萨“3·14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预测到这种情况将导致中国的民族关系紧张1～2年，甚至可能引发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类似的骚乱和暴力事件。结果证明，新疆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而且心理安全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全国的铁路、机场等地方的安检，对持有西藏身份证者，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加强了安检。美国能对“3·14事件”做出一系列的反应，且所做的17条分析中90%以上预测的现象和问题在1～2年内都得到证实，为什么中国学者不能预测？仅仅针对这一件事情，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我认为，这是基础理论的很大差距造成的，这个基础理论来自大边疆理论。有了大边疆理论的整体框架和体系，美国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地理边疆问题，都有一个严谨成体系的理论，能够根据理论和发生的实际问题，然后通过情报机构收集情报，实现与未来实际发展相吻合的预研和预判。
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有不少人对边疆和边疆理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地理区域概念上，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得到改变。对照欧美国家思想库的研究，会发现在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上，他们相关思想库的研究远远高于我国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甚至与研究生进行交流，都会感到这种差距。2012年我去美国，与他们年轻的研究生交流，其中有些才二十七八岁便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当他们谈起涉藏问题时，凡是涉及西藏和四省藏区的问题，他们对情况的了解程度和观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和国内做涉藏问题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讨论时，一些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往往不着调，甚至一些职称高的研究人员也人云亦云，少有深刻的认识。这或许是因为科研体制导致的。我个人认为，这种差距是背后的学科集成、思想集成差距造成的。在美国藏学界，总体研究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集成状况，不仅包括民族、宗教、文化、人类学，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令人吃惊的是，在其他领域也有学者、专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数学家进行藏学研究，运用数理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涉藏问题，更不要说考古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专家的进入，形成了一种集成式的研究。在这种集成研究的过程中，美国涌现出了一批跨学科研究人员，水平很高。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通过比较，找出差距，迎头赶上。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故乡，赶不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认为，美国的思想库高于我国涉藏思想库的水平，主要体现在其在西藏的研究过程中很早就达到国策级研究水平。我国的国策级研究，第一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研究，跨入新世纪后主要是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进入国策级别研究。如今，在我们学界和研究界还没有在国家安全的大边疆战略方面显露出国策级水平。为何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还没有出现群星灿烂的大师群体。在中国，大师通常是指一些在唱歌、跳舞、绘画、语言文字等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而在美国被称为大师的人一般是哲学、国策、科技、经济发展等方面直接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高级人才。在美国国策级的研究领域大师云集，他们专门研究在美国百年战略中，美国要怎样保持领先地位和保持怎么样的领先地位。
在美国国策级别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边疆，除了地理边疆以外，还有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20世纪80年代甚至提出了高边疆、外空边疆等观点。喜欢上网的研究人员，很容易查到这些方面的资料。把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与高边疆、外空边疆联系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集成体系，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我认为，在大边疆战略的研究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美国的“边疆”理论中有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只要美国利益所在之地，都是美国的“边疆”。美国设有6大战区，中国设有7大军区。美国的6大战区只有一处设在美国本土，其他5大战区却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中国的7大军区则都在中国境内。这就是大边疆视野下，美国在国策上所体现出来的思路。现在中国受美国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的夹击，这两个战区直接受命于美国总统，对中国所有地理边疆的问题进行“重返亚太的再平衡”。同时，美国的情报机关研究中国的文化边疆、心理边疆等问题，美国的藏学会、西藏问题研究小组研究我国的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地理边疆问题，以及文化边疆、心理边疆等问题。所以，在这样的边疆理论指导下，我国的西藏和四省藏区便在美国的大边疆战略视野下受到研究。
美国有一个关于文化边疆的国策级别研究视角。从这个视角看，由于科学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网络关系打破，各国之间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也被普遍接受，而这就是美国建立文化边疆的大好时机。近年来，美国大片在中国电影院、网络和电视台时有上映，在观看中我们就能比较出美国大片与中国大片的区别。美国大片的主题是人类的未来、第三类的接触、外星人的入侵，关注的是美国整体发生自然灾害该怎么办（如电影《2012》），强调的是美国总统面对美国人民遇到灾难和世界各地发生灾难时，美国所承担的拯救世界的责任。而中国大片或贺岁片的主题则是冷兵器时代的侠客搏杀、宫廷内部的搞笑等，有些甚至拿中国社会的丑陋部分作为贺岁片的题材。以上问题，只有在大边疆战略的视角下才能发现，即便是在文化边疆的对比下，我们也能看出美国的咄咄逼人。例如，在电影《2012》中，最后拯救整个人类的地方就是西藏，而且在这场灾难中，最后以精神压倒一切的是藏传佛教。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倡导的多种文化元素体现出什么？只要其利益在哪里，他的文化影响就延伸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边疆。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是美国肢解、打击、渗透中国的焦点，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文化现象都可以纳入美国的文化边疆之中。在这里，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到八九十年代推行出来，这是他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大成果。二、关于涉藏问题研究的创新
可能会有人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不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并在党的十八大中确定的吗？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号召性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有很多内容，也有一些形式的载体，但其核心的问题在于撕开中国社科研究人员思考的窠臼！撕不开思考的窠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做到学科创新很难，更不要说体系创新！撕开窠臼，我们的体制创新，社会科学创新，科研机制、科研管理体制的创新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目前高校和社科院还没有提出更高系统和协同上的理论阐释，也没有这样的思考和理性认识，却是在忙于争项目、上平台。当然，这是需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争项目、上平台的最终目的，我想应该是能造就一批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在中国科学、哲学思想理论方面的国策级研究人才，即创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师辈出的局面，这才是体系创新工程的最终目的。如果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的这些方面还没有出现大师辈出的局面，那么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就没有达到目的。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五路大军：第一是社科院，第二是各个高校，第三是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第四是军队系统研究机构，第五是党政部门的研究机构。我认为，最重要的三路大军是社科院、各个高校和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是能够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提出自己的带有系统和协同色彩的理论阐释，但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个人认为，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平的大师群体，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工程的底蕴，也是涉藏研究思想库创新的底蕴。
涉藏问题研究的创新，具体到每位研究人员，在于撕开思考的窠臼，把知识增长为学识。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培养很有知识的人，但是很难培养出把知识增长为学识的人。每门知识都是有边界的，边界犹如蚕茧，保护本学科内在体系的同时也限制了本学科的跨学科思考。跨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是世界学科研究的大趋势，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还在不断地分割、固守单学科的精致，而培养跨学科的能力和水平在各个学校相当欠缺，这样就很难把知识增长为学识。为了实现把知识增长为学识的目标，撕开思考的窠臼，思考的本质应当是批判的。马克思告诉我们，思考的本质是批判的，但是我们上了大学后，反倒忽视思考是批判的。思考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所进行的深刻反思，思考的形式应当是逻辑的，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进行修订和矫正；思考的维度应当拓展，也应该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不足重新进行的新构想。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思考的属性，即使从书本上学到知识，也不可能使其增长为自己的学识，所以，我们只要把思考的本质、形式、维度结合起来，就可以把知识增长为学识。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打开各个新局面，包括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涉藏问题研究才会有创新。在这个问题研究上，首先要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见地。应该和发达国家比较，和研究水平很高的国家进行比较。在中国涉藏问题的研究中，最好的参照物就是美国的藏学界，对美国藏学界的研究情况，如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地理、人类学、民族学、法学、数学等做集成的比较。
不过，美国的考古学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目前对于中国西藏的考古研究比不上霍巍教授，但也是盯着藏学考古的二次研究和深度研究做文章，有可能他们的二次研究或深度研究会挖掘出更加“黑”的东西。这就犹如一盏明灯高照，最亮的地方是四周，最黑的地方是在它的下面，每个学科都存在“灯下黑”的问题。在涉藏问题研究的学科中，无论考古学还是其他的学科，都和大边疆战略有关。四川大学是实力很强的一所大学，在涉藏问题方面的研究上一直有较多建树，学校的中国藏学研究所在藏学研究上有很多成果。很高兴听到霍教授申请到了与国家利益有关系的西藏考古问题研究重大课题的消息。今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涉藏问题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标志着学校藏学研究所下一步会集中精力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研究的一系列课题中去，争取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我们既可以看出全球的民族问题凸显的根源，更能看到中国民族问题凸显的症结。在我国，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种势力最近30年比较猖獗。因此，维护我国边疆稳定问题被中央提到非常高的高度，维护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边疆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西藏以及四省藏区都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放在国家的大边疆战略之下进行研究。
四川省的康定地区也应该放在大边疆战略视野下进行研究分析，如果康定地区不稳定，西藏也就不稳定。涉藏问题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学者对“治藏先必安康”课题研究，应该是很熟悉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治藏必先安康”是正确的。现在来看，最近两年的自焚事件，对西藏的影响重大，而自焚的人员大多来自四川藏区。1959年西藏叛乱，叛乱分子的60%～70%来自四川藏区。在“3·14事件”中，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主要（就是发动2008年“3·14事件”的主要成员）还是来自四川藏区。所以，“治藏必先安康”对于四川涉藏问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1989年中央开了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了中央关于西藏问题的10条意见。从那时起至2006年，西藏及四省藏区保持了17～18年的基本稳定。可能一些研究人员认为17～18年的稳定时间没什么值得可言，但是在西藏从元朝开始近700年的历史中，能长达10年以上的稳定，基本不存在，至少是不多见的。这是西藏问题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这17～18年的稳定，已经是西藏最为辉煌的历史。石硕老师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很有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在西藏（西藏和四省藏区）700年的历史中起起伏伏的规律，可以归纳出“五年一小乱，八九年一大乱”。这17～18年的持续稳定需要我们去研究，为什么能出现这种局面？为什么持续了17～18年以后被毁于一旦？这类问题属于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方面，维护西藏的稳定应该是在大边疆战略之下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没有新视野，缺乏研究上的创新，从理论上就讲不清楚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很多新问题。
西藏自治区也许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安全方面，都有着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中央第三、四、五次西藏座谈会提出的西藏稳定问题具有全局性，西藏的安全涉及全国的安全，西藏的发展涉及全国的发展。依照达赖集团编造的数据，大藏区是260万平方公里；按照我们官方的数据，西藏加四省藏区的面积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无论是哪种计算方式，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占的比例之大、面积之广，引发的各类事件的连锁反应之复杂，确实影响到全国的安全和发展。我认为，中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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