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烨,高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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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试读：
序言一
国内学界关于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杨烨、高歌两位老师主编的这本论文集为德国研究学者与中东欧研究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本人主要从事德国问题研究，对中东欧的关注，主要是从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建立以来。
从德国的视角和中东欧的视角出发，看待一个国家和一个次区域以及这个次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边互动关系，往往会有所不同，这里涉及视角转换，而恰恰是这种视角转换，能让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从德国视角看，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以及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推动者的角色，这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的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德国自身的成本-收益考虑，这是指中东欧国家是德国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对德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双重东扩”使得德国不再处于欧盟的边缘，而是成为欧盟的中心，这一在欧盟内地位的转变也改善了德国的安全环境。
从中东欧国家视角看，它们也有着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强烈意愿，希冀进入统一的欧洲内部市场，获取结构基金的资助，以及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与此相关，它们乐见德国在欧盟内充当它们利益的代言人。
但是，德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没有利益冲突。例如，在确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德国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进入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过渡期，这样做主要是担心来自中东欧国家移民的激增。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意愿和能力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此前已经通过某种方式进入了。有意思的是，英国脱欧的一个原因恰恰是英国人觉得涌入的中东欧国家移民过多，侵蚀了英国的福利体制。为此，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曾在与欧盟谈判中要求限制来自欧盟的移民。事实上，类似的论调在德国也间或存在。随着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这样的声音也日益喧哗，例如，这也反映在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党纲中。
不过，德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非常复杂，这主要是指中东欧国家对“德国霸权”的担心，这种霸权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中东欧国家对于德国时常有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德国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单方面输出其价值和立场，独断专行。在欧债危机爆发时，针对德国在救助上的犹豫与迟疑，时任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的一番话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表示：“我不担心德国的强大，反而担心德国的不作为，因为德国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但是，波兰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期待的是德国出钱救助，而不是让德国真的来发号施令。所以，当德国政治家自豪地感叹，如今欧洲到处在谈论德国时，遭到的是不解乃至抵触。因此，德国必须小心走钢丝，平衡好各方的利益。例如，在乌克兰危机的应对中，中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基于对俄罗斯扩张的恐惧，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而西欧国家由于与俄罗斯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则不愿把与俄罗斯的关系过度搞坏，但是，为了平衡这两派的立场，尤其是为了顾及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关切，在德国带领下，欧盟还是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虽然这一制裁并未取得欧盟方面预想的效果，但是，德国在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牵制下，迄今无法在对俄罗斯政策上简单转向。
目前，欧盟内部面临着多重危机叠加的冲击，包括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暴恐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等。这当中形成了几条不同的分歧线，其中之一是主张财政紧缩的德国和北欧国家与主张推行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南欧国家之间的分歧；另一个分歧则是在难民问题上，中东欧国家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对立。德国虽然在欧盟内的领导地位越发突出，而且，英国脱欧后，德国在一个“缩小且衰弱”的欧洲中的地位还会进一步凸显，但是，德国需要寻找伙伴，来共同领导。除了法国以外，在中东欧国家方面，对德国尤为重要的是波兰。事实上，德国时常尝试发挥德法波之间的“魏玛三角”作用，只不过由于三国间的力量不对称和立场分歧而并未取得多少成功。但是，在未来，德国如果不希望欧盟分裂为一个个小集团，它就必须耐心地寻找合作伙伴，包括在中东欧，以便在相关议题上形成一个“获胜联盟”，只有这样，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才能摆脱“称霸”的指责以及对抗联盟的形成。
以上简单的漫谈已经表明，德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关系涉及的面相很多。而难能可贵的是，杨烨、高歌两位老师主编的这本论文集正是从文化、地缘、历史维度梳理分析这一国内鲜有研究的双边关系。论文集中的各篇论文虽然各自独立，但是，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德国与中东欧关系的全景，还使我们能够了解中东欧各个国家与德国之间关系的细貌。而且，本论文集还收入了外部因素或议题对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之影响的分析。
着眼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我们还可把它放到中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考察，包括研究德国与中东欧关系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中东欧国家“16+1”机制的落实的影响。总之，这本论文集抛砖引玉，为研究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期待它能对学界同仁有所启发，以产出进一步的研究成果。郑春荣2016年12月10日于同济大学中德大楼
序言二
杨烨教授请我为本书写一个序，谈谈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德国关系的演进，并展望一下这组关系的未来。本人非德国研究的“局内人”，自然不能对德国问题说三道四。但作为中东欧研究的爱好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欧国家与统一后德国关系演进有些肤浅的了解，也有一些“局外人”的思考，因而愿意在这里闲话几句。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个德国的统一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全方位转型，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开始致力于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和构筑安全环境。但这种关系的发展受到历史、文化、战争、领土变更、德意志族人问题、欧洲一体化等多种因素影响。
统一后的初期，德国没有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系统性政策。德国一度担心这样的政策会引发英国和法国等欧盟伙伴对其“政治抱负”产生担忧，也担心中东欧国家因与其存在历史问题而对其心存疑虑。但很快，随着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大规模展开，德国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打造与中东欧国家的新型关系。
在政治上，统一后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德国相关的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正式承认奥德-尼斯河为德国和波兰的边界。与此相关，德国政府也不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部分东欧国家驱逐的德意志族人“回归（中）东欧”的要求（赔偿土地和财产），借此实现了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和解。
在经济上，统一后的德国向转型中的中东欧国家提供了慷慨援助[1]。随着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今天的德国不仅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和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而且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建立起产业链，将部分中东欧国家企业纳入德国的市场体系和标准之中。
在外交上，德国积极推动北约和欧盟向中东欧地区扩大。这不仅大幅增加了中东欧国家对德国的政治好感，也奠定了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与德国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是德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转型的一种特殊援助形式。
二十多年来，中东欧国家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的联系不断增多且日益加强，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未来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如何发展取决于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相互认知和定位。
近年来，随着欧盟发展中的经济和政治事件接踵发生，凸显了德国在欧盟中作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器的作用。2009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德国是欧盟中少数经受住危机巨大冲击的成员，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救助能力。同时，为防止欧盟再出现类似的危机，德国力主，只有在解决欧元区财政政策各自为政的问题之后，才能发行统一的欧元一体债。在德国的坚持下，欧盟在2011年12月召开的峰会上通过了《欧元附加条款》，这不仅为欧元区的保存和欧元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凸显了德国在欧盟决策中的主导地位。2016年6月，英国决定退欧，德国在欧盟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但德国领导人坚定地表示，德国不仅不会受英国退欧的影响，还会坚定地与其他愿意留在欧盟中的国家一道，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这不仅给其他成员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彰显出德国作为一个欧盟大国的政治担当。德国的经济影响力及其在欧盟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出来的坚毅的政治意志，使不少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坚信，德国已经成为欧盟不可或缺的国家。如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不担心德国变得更强大，而是担心其不作为。
在不断拉近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同时，德国在2014年开启了继续推动欧盟向西巴尔干地区扩大的所谓“柏林进程”。德国希望通过帮助西巴尔干国家入盟，密切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进而使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涵盖整个中东欧地区，以此进一步降低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认识，特别是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和发展，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欧盟中的中东欧成员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政治上，中东欧国家，特别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在欧盟诸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日渐鲜明，甚至公开与欧盟官方立场相左。近年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领导人不断呼吁欧盟进行实质性改革，要求将决定成员发展道路的“主权”从布鲁塞尔返还给欧盟成员；在入盟后选择发展道路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剑走偏锋，尝试在欧盟框架内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民族道路”；在难民问题上，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拒绝接受欧盟关于成员的难民分配方案，坚称欧盟的这一政策不符合本国利益，将大批难民拒于国门之外；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不少中东欧国家在北约框架之外不断增强与美国的双边安全联系，成为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一道新的风景线。在经济上，随着转型不断深化，中东欧国家日益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或欧洲经济圈之中，多数中东欧成员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欧元区国家，正在成为欧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英国退欧的确给许多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也使部分与英国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中东欧国家失去了一个“政治盟友”。但英国退欧也给了有政治抱负的中东欧国家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它们得以重新发现和评估其在欧盟中的合理位置。客观地说，虽然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相比过去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在欧盟中“独往独来”的程度。要在欧盟事务中有所作为，中东欧国家必须要有欧盟大国的默许和支持。2008年以来，欧盟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变故使德国事实上成为欧盟政治和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国家。虽然德国“不情愿”地获得了欧盟的“核心”地位，并导致“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这一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热议，但德国至今一直理性地遵守其多边主义外交实践的信条：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进行多边合作。因此，中东欧成员未来将很可能更多地将德国视为其政治盟友以便在欧盟内部有所作为。同时，鉴于中东欧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在欧洲一体化的某些重要政治关头，德国亦可以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可以依赖的新生力量。果真如此，中东欧国家可以在欧盟内部发挥某种政治平衡的作用。
当然，中东欧国家与德国未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也面临若干挑战。在政治上，德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在欧盟扩大的同时亦主张欧盟内部国家间关系不断深化。虽然德国面对英国退欧“处乱不惊”，但外界对德国有关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相关表态的解读是，德国意欲与欧元区核心国家一道先行发展，形成事实上的多速欧洲。目前，欧盟中的多数中东欧成员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依然游离于欧元区之外。如果德国倡导的多速欧洲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新常态”，不仅会使多数中东欧国家处于不利的位置，而且，它们同欧盟决策中心的关系将被以德国为核心的欧元区国家所左右。这不符合要求“主权”回归的中东欧国家的利益，也会挫伤其继续趋向和追赶欧盟的积极性。
在经济上，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经济危机暴露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以及对德国市场的依赖性。随着日益增多的中东欧国家进入德国经济圈，并不断强化这种经济联系，德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这种依赖在未来会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未知数。
在外交上，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大多为“新兴国家”，要么没有能力单独提出某项倡议，要么对欧盟层面上的外交事务关心不足。而德国已然是欧盟外交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人，这就导致今后一个时期中东欧国家在外交事务上要么对德国“言听计从”，要么不得不加强同德国的合作。那些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且有政治抱负的中东欧国家未来将面临困难的抉择。
显然，在今天欧洲局势的背景下，欧洲巨人德国同进入青春期的中东欧国家轰轰烈烈的“恋爱”仍将继续，德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正在形成新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这种依赖关系并不对称。重要的问题是，一旦中东欧国家对德国持积极的态度，两者之间将建立一种联盟。而这种联盟将对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对欧盟内部的业已存在的联盟关系，乃至对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局外人的几句闲话，代为序。朱晓中2016年11月于北京海淀区万柳公寓
[1] 在1990～1993年间，德国提供的援助占西方对中东欧国家全部援助的37%。在1993～1998年间，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获得全部转型援助资金（约3.5亿德国马克）的22%。
绪论：从“中欧”概念到德国与中东欧
任何一本值得阅读的书，都有其具体的来由。本书的来由是什么呢？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全民公投，其结果令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大跌眼镜。短短两年时间，“英国脱欧”俨然已经从一个启动的话题成为随时可能出现的现实。欧洲一体化的列车依然在徐徐向前，但是，有一节重要车厢已经脱轨而去，沿着英国自己的发展方向独自行走。
英国脱欧引起了连锁反应。德国是欧盟创始人之一，当然不想看到欧盟四分五裂。对德国而言，英国脱欧意味德国必须在欧盟内部寻找新的平衡力量。作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德国并不愿意独自承担欧盟的领导角色。基于历史、地理位置以及强大经济实力，德国对欧洲一体化是“负有责任”的。然而，德国既受累于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在欧盟框架下，与法国“最紧密伙伴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外交政策独立性明显的英国则常常以“灵活的力量”出现，往往能够起到平衡德法以及新老欧洲之间分歧之意外效果。
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新成员——中东欧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国家高度依赖欧盟提供的旨在缩小地区差异的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并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欧盟提供的地缘政治保障。强大、团结和繁荣的欧洲符合中东欧国家的利益，因此，英国脱欧并非中东欧国家所乐见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跟欧盟和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东难民等问题上存有分歧。
从英国脱欧的后果及影响这一视角，折射出欧盟主要成员德国和新成员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龃龉和利益分歧。这个话题似乎与本书的来由相关。然而，本书的写作意图形成更早，初步形成于2014年下半年。本书写作主题起始的真正原因，还是来自作为主编的两位中东欧研究学者的多年心得和思考的积累。一 本书来由的细究：学术研究的特定情境
本书来自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提出，而这些问题主要出自主编及作者对中东欧问题做长期研究并深陷其中的某种特定情境。问题之一，“中欧”概念在中东欧重新受到青睐
翻开现代光怪陆离的欧洲地图，人们可以发现那上面留下的多次军队征战和地图被重新分割的深深痕迹。可以看到欧洲大陆、欧洲的东部、欧洲和西部等各种不同的地理名词的反复使用。在长达几百年的欧洲历史中，“中欧”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地缘历史概念，每一个时期这个概念总会被赋予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中欧地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中，逐渐成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整个欧洲大陆被一分为二，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时期，西欧和东欧被用来描述分裂了的欧洲。雅尔塔体制下的东欧是一个政治概念。西欧主要经常被用来描述欧共体和欧洲联盟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而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八个国家被称作东欧国家。东欧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雅尔塔体制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在回归欧洲的过程中，“中欧”似乎成为中东欧新成员十分热衷的一个新的地理概念，重新引起关注和争议。
中东欧国家学者对“中欧”概念的青睐和争议，引起国内中东欧研究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东欧知识分子日益繁密的鼓噪声中，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和接受“中欧”概念。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试图给“中欧”画像，并对它进行界定。这种描述和界定主要反映在文化（昆德拉和米沃什）和历史（许奇）两个层面上。有些人甚至明确表明，接受“中欧”概念即为中东欧回归欧洲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认同”。问题之二，东扩后中东欧新成员对地缘因素的高度关注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转型中的中东欧国家的研究，始终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其发展过程几经变迁，研究主题也时常转换。主题之一：体制改革的中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将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作为一批正在经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主题之二：处在转型中的中东欧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将中东欧国家作为转型国家的典型进行研究，并将其与俄罗斯的转型，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作比较。主题之三：东扩进程中融入欧洲的中东欧国家。1992～2004年，中东欧融入欧洲的实际进程开始。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NATO）和经合组织（OECD）之后，开始进入碎片化的中东欧状态。历史上的中东欧国家历来就是一个万花筒，色彩缤纷，各有特点，利益交错。2004年东扩加入欧盟后，中东欧这些中小国家发现，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利益差异也十分明显，它们仅仅是一个碎片化的中东欧。
如果说，对“中欧”概念的关注被看作中东欧回归欧洲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认同”，那么，本书作者则认为，“中欧”概念在中东欧国家重新受到青睐还提示另外一种迹象：中东欧国家在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外交上的尴尬境地。在欧盟外交中，中东欧这些中小国家在一些重大利益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对欧盟包括一些重要大国并没有更多的决定性影响，在国际社会也难以求得一个稳定的国际角色定位。回归欧洲的过程中，由于这些中小国家难以真正摆脱对大国的依赖，因而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对本地区地缘因素的关注，希望以此成为其外交上基本定位的一个优势因素。或许，对地区和地缘因素的重视，是中东欧国家对“中欧”概念如此关注的另一重考虑。问题之三，“中欧”概念导向了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中欧”国家的特殊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主要大国抗衡德国和俄罗斯的重要棋子。东扩中加入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在中欧的尴尬境地，非常快速地导出了一个新的路径：中欧地区的大国——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欧洲历史上，“中欧”这一概念与德国密不可分，政治上的“中欧”是一种受特定的时空规范影响的政治文化概念。不可忽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这一概念也曾被德国用来为其扩张主义进行辩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倡导“中欧”概念的先驱们也有意无意地希望用德国的影响来取代苏俄在东欧的势力，希冀德国重筑中欧地区，并推动这一地区重新加入欧洲的主流。
冷战结束以后，中东欧对德国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在安全意义上中东欧成了德国的缓冲地带。其二，在外交上德国十分注重发展与中东欧的关系，建构一种伙伴关系。其三，在经济上中东欧是德国的重要市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对这些国家而言是一个极好的样板。其四，在文化上中东欧是德国文化的集中辐射区，一些著名城市的外貌多多少少地印上了德国的文化风味。
德国和中东欧国家都是中欧地区的国家。中东欧国家只是一些中小国家，而德国则是这一地区的大国。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后冷战时期，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突破了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限制的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使得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中欧地区的大国德国给予更多外交和发展方面的期许。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话题。国内以此为主题的专著还未出现，这也成为本书可以游刃有余和驰骋不羁的一个合理借口。二 关于本书写作相关问题的解析和诠释其一，本书涉及的中东欧国家究竟是哪些国家
冷战结束以后，东欧国家（原来的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使用发生变化，中东欧国家成为国内常用的概念。这里，除去民主德国之外，指的是维谢格拉德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还有一分为六的南斯拉夫，即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马其顿。中东欧国家，如上述共13个国家。
本书使用的书名是《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但作者在写作中主要涉及的是维谢格拉德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共九个中东欧国家。理由之一是，作者在研究中遵循“中欧”概念的走向，维谢格拉德四国自然是在视野之中，在此毋庸赘述。关于东南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似乎需要一些解释。
罗马尼亚地处欧洲东南部，与德国并不接壤，但同处欧洲大陆的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着诸多交集，形成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下半叶，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刚刚独立的罗马尼亚和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以来，经历了一战、二战、冷战等国际风云变幻，又经历了欧盟东扩与欧洲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罗德两国置身其中，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罗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欧洲小国和大国关系的一个缩影。
保加利亚与德国也不接壤，但正是保加利亚的地缘位置使得两国在历史上有着诸多交集，形成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保加利亚在东欧剧变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回归欧洲”。2004年保加利亚加入北约，2007年加入欧盟，加入申根区是保加利亚目前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保加利亚政府视德国为欧盟内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德国也是保加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通过保加利亚与德国的相互关系，可以透视欧盟框架下新老成员之间的政治互动与经贸联系的内在逻辑。
至于同德国隔海相望的波罗的海三国，则另有由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苏联最早宣布独立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在中欧的北部，历史上与德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尽管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占人口少数，但从12世纪到20世纪初，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控制着这两地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数百年来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地主，他们是这地区的实际统治阶层。时至今日，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的后裔，分布于世界各地，以德国和加拿大人数最多。所以，德国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在历史上经久长远。
本书较为遗憾的是没有涉及德国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除去上述关于“中欧”概念的遵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觅到巴尔干问题的专家，故不得不把巴尔干地区暂时搁置在一边，仅在第二编“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一文中以不多的篇幅介绍了欧盟东扩后德国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经济关系。更多的笔墨则用来描述中欧地区中东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其二，关于本书结构及其内容的几点说明
本书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三编。
第一编主题是中欧概念的演变，从历史、地缘和文化的路径，对“中欧”概念的提出和释义做了追溯和分析。这一编有两篇论文是中方作者提供的，另有三篇是捷克学者提供的。书稿写作中，主编意识到，对于“中欧”概念的诠释和解析在本书中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采用中东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将会使书稿的要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很巧的是，有一位同事访问中东欧后带回来一本英语、德语的电子专著，是捷克查理大学文学院和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合作出版的《中欧？在现实、空想和构想之间》（Mitteleuropa？[1]Zwischen Realität，Chimäre und Konzept），主编如获至宝，将此专著中关于“中欧”概念的三篇论文收入本书，使得本书成为中国学者和中东欧学者合作的结晶。
第一编的《中欧概念演变与地缘政治变迁》一文，对“中欧”概念做出了有价值的判断：中欧地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中，逐渐成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这一篇的核心为：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欧”概念做界定；分析了回归欧洲进程中“中欧”概念成为新话题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因素；从多角度看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的差异性与动态性的结合。
第一编的最后一篇，即《文化、历史、地缘视域下的德国与中东欧》一文，其作者是一位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研究学者。作者对欧洲文化及欧洲界定做了比较详细的评析，从历史的视角剖析了德国与中东欧的文化历史渊源，并从冷战后的欧洲外交现实出发，以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外交表现作为典型实例，深入分析了德国从战略高度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第一编的其余三篇文章是捷克学者提供的英语论文。约翰·P.阿纳森（Johann P.Arnason）教授提供的《中欧：视角、模式、愿景》（Central Europe：Vision，Models and Presuppositions）一文，对欧洲文化与欧洲的界定做了详尽的评析。该文将德国、奥地利、捷克等中欧国家将近二十位著名学者关于中欧的历史回溯，以及中欧概念发展的现代轨迹做了卓有成效的辨析和考证。就中欧概念发展的现代轨迹，分析其试图巩固老地缘政治框架，同时保留一些基本的连续性，展现了现代轨迹的发展方向，从长远来看中欧显示了更为激进的变化，这就是建立区域边界的可能性。
简·科林（Jan Křen）撰写了论文《中欧及其多样化选择》（Cerntral Europe and Its Alternatives），明确提出中欧概念与德国的相关讨论联系紧密。1980年有关中欧问题的讨论，与当时关于德国对其特殊道路的讨论同时出现。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当今的蓝图来看，将中欧与德国和俄罗斯这两支强劲力量联系在一起都是相当有必要的，尽管这两者的历史角色和当今分量都不一样。中欧与德国的联系往往更加深刻和紧密。
彼得·哈瓦塞克（Petr Hlavacek）撰写了论文《捷克对欧洲及欧洲大陆变迁的认同》（A Land of Many Names.An Essay on Zcech Content of Europe）。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引用了十多位捷克学者的观点，用以表明处在中欧地区重要地缘位置的捷克对欧洲的认同，以及捷克在欧洲的重要地位。作者指出，重新回顾1918～1948年的政治历史，表明这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代表了一个阶段，这期间捷克在思考着什么是欧洲、欧洲主义与欧洲认同。这一高度的客观性和文化性，影响到当代的捷克政治和知识精英。
第二编是书稿的核心部分，也是具体展开部分，主题为：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第一篇“德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关系的演化轨迹及其逻辑”体现了中东欧国家对于地缘政治的重视。第二、第三、第四篇分别对维谢格拉德集团的主要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同德国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展开分析和评述。包括“德国与波兰：历史恩怨、地缘政治与欧洲化”，“德国与捷克：从地缘历史争议到冷战后政治关系的变化”，“德国与匈牙利的双边关系：历史与现实”。再接下去，是“罗马尼亚与德国的关系：小国与大国关系的缩影”，“德国与保加利亚的双边关系”。然后，是德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隔海相望：德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最后，作为这一编的总结部分，是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冷战后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
第三编选择了德国与中东欧关系中一些值得深入细究的视角和侧面进行论述。包括从欧盟的视角和侧面展现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以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为例，如“德国和中东欧与欧盟EaP计划：兼论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从北约的角度展现德国与中东欧的关系，如“‘没有战略的战略’：德国在北约东扩中的立场与作为”；从德国与中东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比较，如“德国与中东欧民主化进程比较：示范和影响”；从中东欧国家在德国的移民及社会融合视角分析，如“欧盟东扩背景下德国的中东欧国家移民及社会融合”；从德国在欧洲难民问题中影响非凡的默克尔政府决策来阐述，如“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差异及合作分析”。
中东欧国家内部有很大的差异性，如果能将这些国家的内部差异及其特点做深入分析，对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溢出因素做详细研究，中欧地区的乐观预期将为当前面临各种外来冲击的欧洲提供信心。本书主编2016年11月于上海
[1] 《中欧？在现实、空想和构想之间》，查理大学出版社，布拉格，2014。第一编中欧概念的演变：历史、地缘、文化中欧概念演变与地缘政治变迁[1]杨烨 王静
地图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地图的变化记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欧洲中世纪时，地图主要由神职人员绘制，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千篇一律：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居于中心，多瑙河、地中海和顿河呈“T”字型，把世界分割为欧、亚、非三部分。
在欧洲版图中，“中欧”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地缘历史概念，每一个时期这个概念总会被赋予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后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过程中，“中欧”似乎又成为中欧地区相关国家十分热衷的一个新的地理概念，引起关注和争议。
按照世界地图册上严格的地理概念，“中欧”指的是波罗的海以南，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中部地区，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但是由于受到二战后冷战氛围的影响，奥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德国有时会被人们认为也是西欧国家的一部分，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匈牙利则也会被普遍认为是东欧国家。一 “中欧”：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
中欧地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边界变动、民族变迁及文化融合中，逐渐成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
首先，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讲，中欧地区的民族构成主要是斯拉夫民族和非斯拉夫民族。其中斯拉夫民族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非斯拉夫国家则有德国和匈牙利。中欧相邻的国家还存在民族跨界现象，例如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现今中欧地区的民族是不断迁移和融合形成的。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欧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公国或者王国，跨国帝国也是中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匈牙利和波兰如今虽然属于小型或者中型国家，但在早期，它们曾是帝国。历史上的匈牙利比今天的大三倍，马扎尔人在9世纪末定居在匈牙利。公元1000年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该王国存在了500多年。波兰在8世纪至10世纪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部落公国，诸如维斯瓦公国、马佐夫舍公国、波兰公国等。公元963年，梅什科一世在这些公国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波兰王国。16世纪的波兰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直到18世纪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王国瓜分。830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捷克人在波西米亚建立了波西米亚王国即捷克王国，存在了700多年（1198年至1918年）。但是，这些中欧国家建立的公国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中欧地区先后被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统治。
中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则往往是大国战争的结果，正如波兰的重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南斯拉夫的出现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位于欧洲东部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2]家。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中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联系比较弱，而与西欧的联系仍旧十分紧密，不仅政治上实行了西方式民主，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也都是西方式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期间，中欧地区在两极格局下成为东欧的一部分，政治上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文化上也出现了改变。尤其成为苏联阵营的成员之后，中欧国家完全站在了西欧的对立面。一直到冷战结束，中欧国家才开始了“回归欧洲”的进程。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从身份认同上来看，原来东欧国家的民众更愿意认可自己“中东欧”国家民众的身份，更愿意称自己是“中东欧”人，而不愿意被称作“东欧”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东欧”这个词不仅会引起许多令人不快的回忆，还会使他们误认为你继续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不仅如此，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的人还提出了“东中欧”的概念，以此说明他们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西欧的东边”而非“东欧的西边”。如今，中欧国家的边界也是在战争及各种协约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从地理、历史以及地缘政治角度考量，中欧地区几千年来一直是大国争夺和企图控制的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大国的不断争夺和控制使得中欧人民饱受战争的洗礼，受尽大国的统治和奴役，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沦为大国蚕食宰割的对象。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中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近代的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等，都曾占领控制过这一地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地区虽然建立起了不少民族国家，但也是大国构建凡尔赛体系的结果。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中东欧地区始终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两极格局中。
上述几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融汇交织。中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且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民族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明显的相近特征。目前，从民族构成上来看，德国的主要民族是德意志族，此外，还有土耳其人、丹麦人等。捷克的主要民族是捷克族，此外还有斯洛伐克族、摩拉维亚族、德意志族和波兰族。波兰的主要民族是波兰族，此外还有德意志族、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等少数民族。匈牙利的民族构成主要是马扎尔族，以及斯洛伐克族、德意志族、塞尔维亚族等少数民族。因此，从“中欧”国家的民族构成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中欧地区内部国家间的边界虽然随着历史变迁在不断发生改变，但民族和文化却始终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二 历史上不同时期对于“中欧”概念的界定
中欧地区种族民族构成多样，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分界线长期不一致，使得中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术语，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地缘概念。“中欧”这一动态性和不断变化的概念涵盖以下主要时期。中世纪早期
中世纪早期，由于基督教的传入，天主教和东正教出现了分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中欧”这一概念的定义是不同的。主要观点有：[3]匈牙利历史学家耶诺·斯祖克斯（Jenő Szűcs）认为，在11世纪至15世纪之间，基督教及其文化不仅在西欧被付诸实践，而且有明确西方特征的自由主义和自治思想在西欧广泛传播，中欧国家也受到了影
[4]响。在13世纪中叶的中欧国家，城镇自治政府、郡县，以及议会开始出现。1335年波兰、波西米亚以及匈牙利的君主在维谢格拉德举行会议，同意在政治和商业领域达成密切合作，这也鼓励了他们的继[5]任者推出一个成功的中欧倡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主要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位于中欧和南欧之间的过渡区域的罗马尼亚。“中欧”这一概念源自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6]《中欧》一书，是一个模糊的德语概念。这一概念在英语中有时被用来说明比中欧概念要大的地区。它指的是一战前，受日耳曼文化霸权统治的领土，包含奥匈帝国和德国在战前的编队，但通常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普鲁士北部。在《中欧》一书中，瑙曼呼吁在战后建立一个经济联盟。瑙曼的想法是，这个经济联盟的中心是德国以及奥匈帝国，但同样包含欧洲所有的非英法同盟的国家以及俄罗斯。然而在一战后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这一想法自此破产，直至希特勒统治时期才再次出现。
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弗瑞兹·费舍尔（Fritz Fischer）的观点，“中欧”是一个在1871～1918年帝国时代，由老牌帝国精英试图建立的，关于德国经济、军事以及政治的霸权统治体系，包括北部海域和[7][8][9]低地国家，以及通过俄罗斯到达高加索大草原的近东地区。此后，弗瑞兹·费舍尔还指出，“西进运动”（Drang nach Westen）的威胁，一直是1871年帝国出现之前形成“中欧”这一意识的主要因素。
英国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地缘政治的鼻祖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10]（Halford John Mackinder）发表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提出了“心脏地带”论。在该书中，麦金德提出，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就是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地域，即“大陆心脏”。随后，在[11]1904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将“心脏地带”扩展到包括东欧到西伯利亚平原的“心脏地带”以及包括亚欧非三个大洲在内的“世界岛”。麦金德把他的思想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他认为，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那么就奠定了征服世界舞台的基础。
中欧的概念虽早在19世纪初就为人所知，但这一概念真正为人[12]所使用和不断得到密切关注则是在20世纪。因为，在1870年之前，发达的工业化仅仅在西欧和美国发展，并未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即使在东欧，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直到20世纪，伴随着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欧”（Mitteleuropa）这一概念才开始出现，这一概念第一次集合了科学、政治以及经济等多层含义，它的形成与当时德国经济的集约式增长以及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的愿望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由于德国人对中欧的定义太过于流行，以至于其他语言在说明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甚至第聂伯河以及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地[13]区时都会提及这一概念。
后来，“中欧”这一概念与德国试图建立其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上统治地位的计划紧密相连。到了1940年1月21日，在柏林建立的，以实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的的中欧经济协会（Mitteleuropäischer Wirtschaftsverein）使用了这一概念，该协会随后扩展到了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格·布莱希特费德（Jörg Brechtefeld）认为，中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类似于欧洲、东欧和西欧的政治术语，传统上，“中欧”是位于西欧和东欧中间的那一部分。这听起来似乎很粗略，但可能是对中[14]欧的最精确的定义。彼得·卡赞斯坦将“中欧”描述为欧洲化进程中的一站，标志着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虽然各有不同但大致相当的转型方式。他认为，在德国公众当前的想法中，“中欧身份”指的是罗[15]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文明鸿沟。
概而言之，“中欧”这一概念与德国密不可分，政治上的“中欧”是一种受特定的时空规范影响的政治文化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中欧地区被划分为“第三地带”，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在该地区竖起了屏障，其目的是阻隔俄国以及防止其与德国联手向西。此时，“中欧”国家的特殊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主要大国抗衡德国和俄国的重要棋子。这一举动引起了德国强烈不满，随后德国的地缘政治思考和实际行动都表明了德国的目的——铲除凡尔赛体系设置的屏障，确保德国对于该地区的有效控制。“中欧”这一概念就曾被德国用来为其扩张主义进行辩护。[16]
有几位德国地缘政治家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其中帕奇在1906年就提出中欧各民族应该为自己的生存团结起来，而这些成员包括具有相似特征的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种族（大部分为斯拉夫人）。帕奇[17]认为，德意志帝国有权利和义务去组织他们。1917年，弗里德里希·瑙曼也认识到围绕着“中欧核心”将有机会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18]的中欧。卡尔·豪斯浩弗可谓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地理空间思想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冲突的理论。卡尔·豪斯浩弗对由《凡尔赛和约》加以合法化的新的世界秩序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即认为一战后在中东欧地区产生的一系列小国弱邦无非是同盟国为了束缚德国向东扩张的手脚而建立的防御线。根据他所提出的泛地区思想，德国应该致力于在“泛欧洲”地区建立起拥有统治地位的新秩序，而这个泛欧洲的东部边界则一直延伸到俄罗斯[19]的西部边境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
根据伊曼纽尔·德-马托尼（Emmanuel de Martonne）的观点，1927年的“中欧”国家包括：德国、瑞士、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未被看作是中欧国家，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们位于中欧范围以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1939）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显现，给“中欧”的概念带来了不同的特征。“中欧”地区的吸引力及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和兴趣逐渐转移到东部的部分，即一些重新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些国家看来，“中欧”不再是德国人所希望的用来引领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而是一个面对来自德国和苏联重重压力，意在通过一体化运动来解决政治、经济和国家问题的地区。然而，由于中欧地区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过大，以至于上述一体化的设想实际并未取得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欧”这一概念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在一战前，“中欧”主要指的是包含德国各州（德国、奥地利）以及非德国领土有意接受德国渗透和控制的地区——德国[21]在此的领导地位缘于其经济主导的自然结果。一次大战后，“中欧”这一概念的核心发生了变化，逐步转向中欧东部的一些国家。匈牙利学者亚当·玛格达在她的研究著作《凡尔赛体系和中欧》中写道：“今天我们知道，中欧的祸根源于小协约国：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后来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同盟，于1921年创建的凡尔赛体系并非中欧地区合作的结果，也没有阻止德国扩[22]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二战结束后，一些历史学者在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研究中提及了“中欧”这一概念，在中欧研究中发挥了作用。同时，在二战后移民到西欧和美国的中欧地区移民的影响下，“中欧”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流行。二次大战后的冷战局面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在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上成为西方集团或者东方集团的一部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1984年前后，在《纽约时报》评论中发表了《中欧的悲剧》一文，文中谈及，“中欧”不断被用来描述最西端的华约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特指这些共产主义[23]国家在文化上依赖于西欧。上述用法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华约解体、中东欧国家剧变后开始走向转型之路。二战结束后，对属于东方阵营的中欧国家的研究受到了阻碍，因为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对中欧的研究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差异很大。
另外，“中欧”这一话题的研究，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流行起来，这主要是来自于“中欧”移民的关注。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欧国家结束之后，中欧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者重新开始了对中欧的研究。根据卡尔·A.辛胡博（Karl A.Sinnhuber）[24]的观点，他认为“中欧”就是Mitteleuropa，而欧洲的中部（Europe Centrale）则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奥地利、芬兰和南斯拉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政治主权，成功脱离欧洲的军事联盟之外，大多数的中欧国家无法维护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只能成为苏联的欧洲盟国（Soviet Satellite Europe）。根据迈耶·莱克西肯[25]（Meyers Enzyklopädisches Lexikon）的观点，中欧包括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波兰、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意大利北部边缘地区和南斯拉夫地区以及法国东北部。
西方世界对“中欧”的关注点，此时聚焦于中欧在美苏，即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而并非针对“中欧”地区本身。铁幕落下之后，中欧国家（主要指中东欧国家）出现“脱欧”倾向，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时匈牙利、捷克等国的学者认为，中欧国家应该同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和睦相处。总的来说，二战结束至冷战时期，“中欧”这一概念的影响力明显减弱。冷战结束后
冷战结束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较大影响。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里形成一种浪潮，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重新讨论“中欧”这一概念。随后，苏联解体，两德统一，中东欧国家纷纷独立。一些中东欧学者也发表了关于“中欧”的文章和个人见解，吸引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如耶诺·许奇（Jenő Szűcs）的《欧洲的三个历史地区》、米兰·昆德拉发表的《中欧的悲剧》，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试图[26]在文化层面界定中欧的概念。其中，米兰·昆德拉认为，“欧洲”一词不是地理表征，而是“西方”一词的精神概念。波兰、匈牙利、捷[27]克斯洛伐克是西欧的东部边界，而非东欧的西部边界。
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以意识形态为对抗点的两极格局瓦解，苏联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撤出，标志着“中欧”国家作为苏联卫星国的时代结束，也使得中欧地区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真空地带。在中东欧各国开始走向转型道路时，“中欧”成为它们重新获取欧洲身份、“回归欧洲”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的来说，如今的“中欧”，不是一个实体，对比周围的地区，它是一个共同的历史概念。如何命名和定义中欧地区，至今仍然广受争议。很多时候，这一定义的争议，主要取决于争议者的国籍、产生争议的相关学者及其观看历史的不同角度。例如：有学者认为，“中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个连接西方文明的区域。包括像波兰立陶宛联邦，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匈牙利王国和波西米亚等。在这方面，“中欧”面对着俄罗斯和东南欧这样的边界，但该地区的确切疆界仍然难以确定。“中欧”可以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后来的奥匈帝国）的文化遗产区域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是在多瑙河沿岸地区流行。俄罗斯史学界强调，“中欧”是连接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东正教人口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地区。东南欧国家学界则认为，“中欧”是某种强调与西欧联系的概念，特别是自19世纪以及民族解放和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东南欧国家则更喜欢扩大欧洲“东部中心”的表述，来表达其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德国的百科全书《迈耶斯麦克全书》（Meyers Grosses Taschenlexikon）在1999年将“中欧”定义为位于欧洲大陆东部和西[28]部的中心部分，但这部分是没有确切边界的。通常被认为是“中欧”的国家有德国、瑞士、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北部，偶尔也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哥伦比亚百科全书》[29]的中欧定义为：德国、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微软电子百科全书（Encarta）对“中欧”概念虽未给出明确界定的区域，但将同样的国家放入了“中欧”这一[30]概念中，同时在“南中欧”中加入了斯洛文尼亚。联合国则并不承认“中欧”的区域划分，只承认欧洲（北、南、东、西）四个地理[31]区域。三 回归欧洲进程中“中欧”概念成为新话题（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推动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欧”这一概念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这主要源于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口号。东欧剧变之后，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取代了政治和军事对抗，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演变。
两极格局崩溃之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中欧地区的地缘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是两极格局下西欧与苏联的缓冲地区。曾经处于美苏争霸前线，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对象的中东欧国家此时的地缘位置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一方面，俄罗斯急于融入西方，无暇顾及该地区；另一方面，西欧也未对中东欧国家做出任何承诺。俄罗斯的撒手和西方的犹疑使中东欧国家陷入安全“真空”状态，中东欧国家危险地漂浮在东西方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要想在俄罗斯和西欧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将自己和西方“捆绑在一起”，因此，“回归欧洲”就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这两个重要地区性组织也成了这些国家的基本国策。此后，中东欧国家按照欧盟和北约的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向西方靠近。“中欧”这一概念的重新回归与“回归欧洲”密不可分。从地理和历史角度看，中欧国家原本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一直属于欧洲；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该地区与西欧同属于天主教文化，因此，这一概念的回归为中东欧国家的“回归欧洲”提供了情感和文化上的支持。“回归欧洲”意味着中欧国家不仅在内部体制上，同样也在外部关系上逐渐回归，与西欧融为一体，从回归欧洲内部体制的融合和对外关系上实现欧洲一体化，在推行“欧洲化”道路上不断前进。事实上，“回归欧洲”也是欧盟推行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无论从国际影响力还是国际地位来讲，都可称为整个欧洲地区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加入欧盟，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回归欧洲，重新获取“欧洲身份”是一种对于身份和文化的认同。欧洲身份或者说欧盟身份的获得，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有助于中欧国家在摆脱苏联控制后获取欧洲资本，实现劳动力的流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入北约则能获得安全上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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