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译丛套装04：两位总统的一生(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杰伊·温尼克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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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译丛套装04：两位总统的一生(他们改变了整个世界，套装共2册)试读：

献给纳撒尼尔和伊万“BC”

我的宝藏——和未来从开罗会议转道德黑兰的途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参观金字塔与斯芬克斯。仿佛命运昭示，1944年的罗斯福一直如斯芬克斯那般神秘莫测。序言　斯芬克斯

1943年11月22日—23日

目之所及，天地相连，这里就是地球上最宁静、最庄严的地方之一。这是最后一道与撒哈拉沙漠相连的悬崖，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夏天里，气温骇人地攀升到110华氏度（约合43摄氏度）之上，斯芬克斯周围沐浴在阳光下的土地被晒得膨胀起来，闪烁着微光。在这里，不知情的游人会迷失方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炎热、干渴与寂静，荒无人烟的沙漠将这一切都冷酷地暴露在人前，令人萎靡，茫然不知前路。阳光炽烈，折射在沙砾上，白耀耀一片，刺得人眼花。甚至天气[1]本身，也和时空玩着花样。3月下旬，可怖的喀新风就要刮起来了，狂风会挟带着沙砾，在吉萨高原扫荡肆虐，让这片土地连着将近五十天都无法住人。多少年来，成群的绵羊湮没在一场场可怕的暴风雪里，也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被沙海吞没。千年沧桑，只有斯芬克斯，这尊世上最古老、最有名的纪念像之一，始终静静躺在这片会流动的沙山漠海之中。

苍穹之下，这里孕育出史上最神秘的文化之一，古迹的魅力与浪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法老曾经脚踏这片土地，埃及艳后与恺撒大帝亦如是。古罗马元老院的众议员身着白色的托加，襟袍飘飘，从此地攫取了大量的金银与数不胜数的财富。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神职人员领着这里的子民，沿着尼罗河祈祷，为他们的领袖欢呼，或对征服者发出惊叹。开罗，这座中世纪的古城依从尼罗河两岸绵延而建，亦是[2]世上最宏大的城市之一。阿拉伯的哈里发来过，随后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们先后征服了它，把开罗变成了自己王国的战利品。拿破仑也曾企图征服这片神秘魔幻的土地，最终却徒劳而返。埃及——这个发祥自沙漠与河岸的古老国家，就和世上许多帝国一样，历经世事起伏，风雨兴衰，终至文明的光环缓缓褪去，没落消亡，甚至连苏伊士运河的出现，也不足以彻底挽救它的命运。直至20世纪，它仍是强权手中的棋子——今时今日来说，则是英法交锋中的战略奖励。

如果说，古埃及的荣光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那么在1943年硝烟弥漫的秋天，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却仍旧存在。这片土地依然色彩迷幻。绚烂的日落与瑰丽的热带风情交织在一起，多姿的花草遍布在金色的田野上。棕榈树在风中摇曳，道上的驴车满载而归。清真寺与宣礼塔聚满了教众信徒，繁华的街上，朴素的咖啡亭与奢华的香料铺杂陈其间，充斥着一串串关于商贸政治的笑谈之声。开罗本身就是一个人山人海的大市场，弄蛇人和苦行者随处可见，埃及公共场合中特有的香气更是四处弥漫。若是把视线挪向市郊，就会发现埃及的过去一直都保留在那里。

往开罗的西南望去，传说中的金字塔就矗立于彼处，仿佛一座座古时的摩天大楼或人造山峰，绵延横亘，占据着长长的地平线。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忘记了这些巨型对称石峰背后的历史，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都笃信一个共通的解释：金字塔是约瑟[3]（Joseph）的粮仓。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历来，不止一个统治者认为，金字塔下埋藏着古代的黄金。有一次，巴格达的哈里发甚至命令他的士兵拆除胡夫金字塔。还有一次，一位统治者颁布法令，下令拆毁这些遗迹。钻探工人和凿石匠花了八个月，每天只能拆下一两块巨石。不出一年，众人索性选择放弃，只留下记史者的一句评价：“完成先驱的遗愿，尚且道途漫漫。”就这样，大部分金字塔得以幸存，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决定把手上的埃及帝国送给马穆鲁克贵族（Mameluke）[4]时，这些托管者选择将斯芬克斯神圣尊严的面孔作为试练新枪支的靶子。

世事最是难料，在19世纪的金字塔开掘中，从这里掠走了丰富战利品的人却以西方探险家为主。雕像、木乃伊、画作乃至古时的石头都被打包，成箱地运出埃及的港口，抵达欧洲各国的首都。当青年时期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来到埃及，准备用画笔描绘金字塔时，它们的奥秘早已公之于众，其中的珍宝也一一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廊道里。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之中，唯有粗犷的沙砾在悄然挪动，无垠的苍穹随四季转移，万古不变，永世长存。到了夜里，硕大的星星依旧闪烁，一如往昔，千年如一日。在古埃及的传说中，人们头顶泛着柔光的银河是人为的巧妙手作，银河就是天上的尼罗河。那时候，祭司认为银河中汇聚着一个个路标，指引着死去的法老走向他们的来生。

然而，人们在1943年抬头凝视这条星河的时候，也许并不只会想起这个古老的传说，而是会想起些别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肆虐，天上的这条往生之路大概会变得非常拥挤。每过三秒，世上就有一个人死去。

正值其时，西方人再一次集体抵达开罗。

就在一年前，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带着德国士兵攻[5]克了阿拉曼（El Alamein），那里离开罗只有150英里。德国人计划从阿拉曼出兵，先控制苏伊士运河，再北上英属巴勒斯坦，直至与从苏联南下的纳粹军队会师。然而，在残酷的阿拉曼战役之后，英国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成功地迫使他们退至相对安全的利比亚和突尼斯。这也是盟军对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二战中第一个切实有形的转折点。不过，现在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埃及。

那是个不寻常的下午，一队黑色车辆呼啸而过，辗转朝着金字塔和斯芬克斯进发。车里坐着盟军的主要领袖：海军将领、陆军将领、学者，还有两个手握未来西方民主命运的男人——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这一天是11月23日，寒风簌簌，沙海泛起层层涟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大不列颠的首相忙里偷闲，正在开罗会议期间观光游览。这场会议是盟军首脑三次会晤的第一场，也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趟行程起于丘吉尔的提议。他目光奕奕，沙哑的声音中带着幽默与温情，尽管此时他感冒还没好，浑身仍充满了一贯的热忱。早先某一天，丘吉尔到罗斯福的别墅里茶叙，当他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罗斯福深受震动，竟然力图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很少会如此失态，等到他紧紧抓住扶手，关节都变白时，他才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做不到。“总统先生，”丘吉尔适时地说道，语气十分坚定，“你一定要来，哪怕只是为了看看斯芬克斯和金字塔，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日落时分，气温降了下来，夜幕下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他们乘车抵达了吉萨高原，东面是三座醒目的几何对称型建筑，西面即王室墓地，埋葬着四千多具木乃伊。他们刚刚才找了一位当地的带导，在附近领路。不过最激起罗斯福和丘吉尔想象的，仍当属斯芬克斯，无论是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它那狮身人面的造型。现代的埃及人把它称作“Abu al-Hol”，即“恐怖之父”，但在那些古埃及建造者眼里，斯芬克斯是美好、诙谐与敬畏的不朽象征。此刻，他们二人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座狮身人面像，思索着它神秘的微笑，不见踪迹的鼻子，还有那不可思议的鹰形双翼。他们的视线也不由得顺着它坚定的目光，向荒凉的吉萨高原和远方望去。丘吉尔不由得好奇，它在诉说什么。

日色西斜，余晖渐渐隐在了金字塔的身后。平日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最是风趣健谈，而这一刻，他们都蓦然陷入了奇妙的沉静之中。[6]科普特（Coptic）教徒就曾把高原上搅动的烈风称作“永恒的声音”。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找到了一处可以喘息的地方，远离了欧洲、北非和环太平洋地区的修罗场，隔绝于世，仿佛此时此地都是凝滞的。刚好在这个时刻，他们共同分享了这种感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空沐浴在惬意的晚霞之中，地平线上显出了一道薄薄的粉色，昭示着今天的结束与明天的缓缓来临。丘吉尔的目光掠过罗斯福，脸上带着难掩的欢欣，他的眼里含着泪水，轻声说：“我敬佩这个男人。”

但罗斯福没有泄露任何心绪。他总是魅力无限，此刻只眯眼凝望着落日的余晖。在好些方面，他都和斯芬克斯一样难以捉摸，冷静自持，不露声色。巧的是，历史恰将这次会晤冠以“斯芬克斯会议”之名。在随后的岁月里，罗斯福又将做出一些痛苦至极却十分深远的决策，影响了战争的全局。

同样是在这个11月的下旬，阳光笼罩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7]Hitler）的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黄昏迫近，英格兰飞行基地的上空传来了一阵阵遥远的、低沉的嗡鸣声。这里距柏林约有600英里，柏林就在基地的西南方向。盟军的战机一一列队排开，一波又一波地起飞，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对讲机噼啪噼啪地响着，那是成百个飞行员在通话。座舱里，他们还在忙着定位自己，检查转速计。机组人员在匆匆检查着坠毁程序，其他人则在研究地图。地勤人员站在外面，抬头看着半黑的天幕，惊叹着上空有多少架飞机。这一晚的突袭还只是昨日行动的延续。最终，空中聚集了764架轰炸机，它们无一不紧紧地按照编队而行，场面震撼，蔚为壮观。

战机起飞，云雾缭绕在机身四周。这是一支无敌的空中舰队，由469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234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和50架斯特林轰炸机组成，另有英国皇家空军的瑰宝——11架绝妙的轻木质蚊式轰炸机护航。机群飞越英吉利海峡，低空飞行，避开德国人的雷达侦测。30分钟不到，它们已掠过荷兰上空，在蹭上哈茨山区的高原梯田前，已深入德国领空的心脏部位。它们早已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11月22日与23日这两天，也是柏林战役的第四晚，机群肩负着第二个作战任务。盟军对纳粹德国的神经中枢进行了16次密集空袭，这次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很快就会证明，连同先前的那个晚上一起，这将是战争中对德国首都最具打击性的突袭轰炸。

柏林本身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是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布防最重的城市。它拥有最先进的空防体系，包括三座高射炮塔。即使飞机可以在空中散下无数锋利的弹片，这些高射炮也能给予这些家伙致命的打击，犹如利刃割黄油一般，轻易就能击中机身铝制的腹部。城中还布置着一圈高度精准的88毫米防空高射炮，再加上一座位于柏林动物园内的指挥中心。探照灯绕着柏林，在空中到处搜寻；聒噪的烟雾发生器往外吐着巨浪般的滚滚浓烟，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视线。建筑群之间甚至串起了伪装网，令飞行员、枪手和投弹兵很难认得清每条街道。

然而自7月起，德国人在他们严谨的防御工事里保持的这份镇定自若就被扫荡得所剩无几。当时英美对汉堡实行了一系列粗暴的空袭，[8]炮火风暴般接连席卷了德国北部几个古老的汉萨同盟港口，那是希特勒通向世界的大门，绝大多数房屋都是木制的。贪得无厌的大火吞噬了屋顶和木墙，迅速蔓延了一个又一个街区，所到之处，势不可挡。据一名女性记录，整个地区都被吞没在火海中。她一点也没有夸张。四天之内，约有4.3万名平民丧生，盟军把半个汉堡市变成了废墟，引发了一片混乱。心理受创的幸存者被送往柏林，从那里抵达相对安全的东部。其实这不过都是无用功，因为很快，连柏林人自己都会在盟军的轰炸机飞抵之前，不顾一切地逃离那座城市。

11月18日，盟军的复仇轰炸开始了。

这一次，盟军的轰炸机和护航队在空中排开达数英里，准备集中空袭城市西区。经由欧洲北部的平原南面，他们穿过厄尔巴岛（Elba）沿岸丛林向着东北方向摆荡而上。离柏林只有50英里时，飞行员训练有素地关掉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保持静默，悄悄挑选着轰炸目标，以期给德国人保留几分惊喜。在1万英尺的高空中，氧气明显变得稀薄，空气就像冰一样。兰开斯特机组飞抵柏林市郊，准备在这里投下7000磅炸弹。弹舱打开了，炸弹带着高亢尖锐的呼啸声落向地面，随后是击中目标时传来的一连串轰隆隆的雷鸣声，空中翻腾起一朵接着一朵的蘑菇云。后来，一名飞行员兴高采烈地回忆道，当他驾驶的轰炸机扔下炸弹的时候，他忍不住欢呼了起来：“这儿！就是希特勒的城市！”

飞机下方的城市在摇晃。放眼整个首都，墙壁开裂坍塌；街道上突然满是横飞的砖块和玻璃碎渣；空气被种种噪音撕裂：门从合页上猛然扯开的声音，窗户粉碎的声音，整栋整栋的建筑物像纸袋一样坍塌委地的声音。在空中，爆炸的闪光如此强烈，战机的座舱变成了一个明亮到令人睁不开眼睛的橙黄色光团，仿佛正直接向着太阳飞去。然后一切又都在转瞬间陷入了黑暗。柏林的防空防御系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盟军的飞行员不得不穿过敌人重重的炮火：狂怒的高射炮，地面腾起的爆炸，还有浓密的黑烟。空袭继续的每一分钟里，盟军的损失都在升级。许多机组成员，包括飞行员，或被高射炮击中，或被德国人的机关枪打伤，或被冻得失禁——座舱是不保温的，在战斗的高压和寒冷的高纬度环境下，有的人直接尿在了座椅上。最后，德军的高射炮在空中纵横交错，密集到仿佛可以行走其上，有的战机无处可逃，就这样变成了火球。

但在下方的城市，猛烈的空袭阵势令柏林人都惊呆了。在许多街道上，火光明亮如白昼。淡蓝色的烟雾从被袭建筑物的窗户里盘旋而出，人们开始害怕被活埋，被炸弹击中，甚至尸身都无法找到。有的人还能慌张地朝公共防空洞跑去，但更多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警笛尖啸长鸣，防空炮火照亮了整个夜空。人们争相逃命，在绝望的推搡中相互践踏致死。

柏林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轰炸机还在往这边开，突袭和随后的屠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爆炸在城市中横行时，市民能听见战机与炸弹靠近的步伐，那是不祥的声音。每一声都要比刚才的更近、更响、更剧烈。“所有地方都着火了，”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的绝望，“废墟一直在坍塌。”恐怕地狱也不过如此。就连纳粹的“宣传喉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本人都承认：“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粉碎。”惊恐的人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奔逃，脸上裹着围巾，一边咳嗽，一边在倒塌的墙根、碎玻璃渣和漫天尘土中辗转穿行。到处都是还在冒着烟的瓦砾土堆、漏水的管子和失事的电车残骸；到处都弥漫着灼人的热浪、呛鼻的浓烟，散落着烧焦了的砖块。

到处，都能在头顶看见盟军的轰炸机。

成片的街区不复存在，连外交使馆都不能幸免于难。火车站严重受损，兵工厂和音乐学院也一样。整个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无论是那些高雅讲究的住宅，还是占地630英亩的公园，包括德国陆军部所在地，都毁于战火。伴着滚滚冲天的浓烟，盟军空袭的目标还包括国家歌剧院、德国剧院、国家美术馆、布里斯托尔酒店、慈善医院、市立医院、妇产医院和历史上著名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甚至，轰炸名单上还有伊朗、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以及波茨坦火车站。最令德国人感到耻辱的是，武器弹药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为那里是纳粹党卫队行政学院和帝国卫队的军营。有的人在恐惧中沉默着看着另一些人歇斯底里地推搡着涌入柏林动物园的地下防空洞，与此同时，在市内轻轨沿线上，更多的市民只能在站台上或车厢里尖叫，或者在震惊中无助地茫然乱走。然而，情况最糟糕的是柏林郊区，那儿断了电，电话也用不了了，随处可见人们被活埋的可怖画面，尸体烧得焦黑，噼啪作响，挛缩得只有幼童那么大，像垃圾一样被轻贱地抛在路上。

一个盖世太保写道，“街道看起来就像是战场”。即使是闻名遐迩的柏林动物园，也变成了废墟。

轰炸还在继续，折磨着地面上的一切。夜间爆炸像一场令人发狂的合唱，噼啪作响的燃爆声与之相和。一场奇异的“雨”贯穿着始终，闪闪发光的铝箔碎片缓缓地从空中飘落到街道上，这是盟军在混淆德军雷达的视听。到了这个时候，连避难所也不总是那么安全了。一个吓坏了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头顶的地堡天花板开始晃动，摇摆，颤巍巍地挺了几分钟，最后突然崩塌。他是在废墟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之一。

一连串的轰炸还在继续，经常是按照八个炸弹一组的频率，威吓着整个城市。柏林人渐渐意识到，原来这是因为每架飞机的弹药舱都装着八枚炸弹。等到盟军的战机终于调头西飞，打道回府时，足足有20分钟的时间，机组仍然能看得见柏林满城灼热的红光照亮天空。

次日清晨，太阳升起，满目皆是疮痍。房子还在燃烧，浓烟如云，人们几乎无法呼吸。他们步履蹒跚，胆战心惊地走在马路上，间或被脚下的碎片和残骸绊倒。一位日记作者记录下这一冷酷的事实，“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在脚下嘎吱作响”。成千上万具遗体展露着生动的细节——在砸得粉碎的枝形吊灯下，在花瓶和水晶器具的碎片中，在成堆的碎瓷片里。与此同时，大火还没烧尽，天空呈现一种肮脏的灰黄色。戈培尔巡视了遍地尚在冒烟的废墟之后说道：“除了残墙断垣，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

一周过去，柏林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近50万人无家可归，约有1万人受伤。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学校礼堂和体育馆等待认领。仅仅这一周时间里，就有差不多4000人被杀死。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忠诚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纳粹信徒们在整个城市如山的废墟上[9]插上了一面面小党旗和“”字徽。

然而，在欧洲还有几百万人被纳粹政权无情地折磨着。对他们来说，盟军在德意志首都的轰炸无异于希望的曙光。而对普通德国人来说，这一场空袭同样也意味着点什么——他们一直坚信这个国家可以保护好自己，但这一刻，这个信仰强烈地动摇了。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这位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和空军总司令，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一颗敌人的炸弹能落在德国神圣的首都。但现在情况正如一名美国将军所吹嘘的，“60秒的时间，就可以摧毁累积了100年的努力”。这场无情的空袭过后，某个柏林人带着不祥的预感描述整座城市此刻的心情。“现在，我们只能任凭敌人摆布了。”他喃喃低语。

而这些，恰恰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知晓盟军返回相对安全的英国领空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

其实，这世上还有盟军轰炸机未曾抵达过的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绝望地等待着，甚至恳求着这些轰隆隆的战机飞来。他们满怀期冀地仰望天空，想知道盟军什么时候会来。

仅仅在盟军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一天，在远离柏林战场与开罗外交谋策的地方，500多名荷兰人拖着步子，哆哆嗦嗦地穿过了一座小果园。那里只剩下寥寥几棵果树，他们沿路而下，走下一个斜坡，尽头是一间被土山环绕的屋子。其中有几个人在哭泣，大多数时候能听见的还是人们的低语。他们步履沉重，身心疲惫。大一点的孩子紧紧抓住身旁年龄更小的孩子，或托着他们的屁股往前走，心惊肉跳。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走得很慢，骨头弯得快要贴到地上。走着走着，约有165名波兰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大部分人都很恐惧，可几乎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到底在恐惧什么。

这间屋子冷得异乎寻常，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笨重的屋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

墙上，是一道道模糊不清的刮痕。

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喊：“德国……一定会为我们流的血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死吧，这群野蛮人，纳粹德国的走狗！”几乎是在同时，波兰人都跪倒在地上，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开始祈祷。然后，屋里响起了歌声。他们唱的是《希望之歌》[10]（Hatikvah），虽然从未有人正式规定过，但这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国歌。“我们的希望还没有破灭，做个自由的人，再次回到我的故乡。”荷兰人这样唱道。很快，波兰人就加入了他们，异口同声，一起唱了起来：“波兰还没有灭亡……”他们唱的也是他们的国歌。在这间孤零零的屋子里，上百个声音越唱越响亮：“我们的希望……也永不会破灭。”

大货车轰隆隆的声音从墙外传来，车上喷着红十字会的标志——救助病人、伤者、流离失所和无依无靠的人的通用标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屋里锁了166个人，浑身脱得精光。孩子们冻得直打颤，歌声却越唱越到高潮，情感难以自抑。看守们站在外面的硬地上，匆匆地从车上往下搬卸罐头。就在这个时候，党卫军士兵平静地打开了门上的窥视孔。

屋顶叮当一响。

毒气一倾而下，屋里传出了尖叫声。

这就是1943年战争中的西方世界，1944年的前夕。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盟军正设法力挽狂澜，而美、苏、英三巨头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在德黑兰进行了为期三天半的紧张会晤。注释[1]原文“khamsin”，另译“坎辛风”，指西奈半岛的南风，现身于仲冬和初夏，刮起漫天沙尘。（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单独标明。）[2]哈里发（Caliph）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意为继承者，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3]在《圣经》中，约瑟是以色列的族长之一。[4]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是埃及、叙利亚地区外族奴隶建立的伊斯兰教政权。亦译“马木鲁克王朝”。“马穆鲁克”阿拉伯语意为“被占有的人”、“奴隶”，故又称奴隶王朝。[5]阿拉曼位于埃及北部，是二战北非地区的主战场。阿拉曼战役是轴心国德国装甲军团与英国盟军在埃及阿拉曼进行的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扭转了北非战争的格局，成为法西斯军队在北非覆灭的开端。[6]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属一性论派，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就是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时对埃及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奉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7]二战时期军事用语，特指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大陆，也是希特勒的宣传用语。[8]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汉萨”一词对应的日耳曼语词hansa的原意为“集团”。同盟形成于1356年，极盛时加盟城市超过160个，中心在吕贝克，1669年解体。[9]纳粹万字符即近代德国的纳粹党即“国家社会党”的党徽，由于“国家”和“社会党”的德文字头均为“S”，两“S”交错而成“”形，连其周边空缺，整体呈菱形，相当于一个逆时针旋转45°的“卐”。希特勒认为“”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使命，因而于1902年用作纳粹党党徽。[10]希伯来语歌曲，今以色列国歌。第一部分　1944年春：万事俱备1944年6月7日，诺曼底登陆胜利的次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从英格兰南部出发，前往诺曼底，途中，他在战舰甲板上视察空军行动。罗斯福总统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天生的统帅”，选定其统领指挥“霸王行动”。

想保持中立并不那么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战争的报道折磨着他，让他心神不宁。无论是海外传回来的电报，还是早晨的读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国际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他在翻阅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喃喃自语：“坏消息，都是坏消息。”他是第一个习惯使用电话的总统，经常和派往欧洲的特使或国务院的助手们打电话谈事。一天又一天过去，电话铃一直都在响个不停，把最新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带到他面前，他知道了希特勒的佯攻和其他花招。当时，他一天到晚开会不停，和新闻界沟通，和国务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谈话，下午还要和私人秘书口授笔录，甚至和参议院一些资深议员的沟通都更频繁了。星期五则是部长日，这个议程永远都不会变，这一天，他会和当时最有政治份量、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批人面谈。

可以预见的是，他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转移注意力。每晚，按摩师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会来给他按摩；他喜欢集邮，珍爱那些海军印刷藏品；他享受种树的时光，能时常打个盹儿也行，另外还可以在那些他会“看上瘾”的电影里先避一会儿。但最最重要的，还是每天下午在白宫喝鸡尾酒的时候。他可以回避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话题，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那样，让自己忙碌地调试各种奇怪的酒料，尽情地搅和、震荡。但这样能令人喘息片刻的余地，永远都不够多。“我简直是在蛋壳上行走。”早在1940年，他就如是坦白过，压力之下的身体开始出现反应。他的血压迅速涨到了179/102，随后吓人的事情发生了：2月里的一晚，罗斯福和布利特大使还有他亲近的助手米西·勒汉德（Missy LeHand）正共度私人晚餐的时光，竟突然一头栽在桌边——他的心脏病轻微发作了。为了不让这件事张扬出去，跟从他很长时间的海军主治医师罗斯·麦金太尔（Ross McIntire）上将很快就被解雇了。

春天里，战争的气息隐约可闻，为了阻止全面战争的到来，美国做了最后一点努力。3月，罗斯福亲密的顾问、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专程访问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四地，建议各方实行裁军计划，以此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事后回过头再看，这个提议已是山穷水尽之下绝望的挣扎。德国人不屑一顾，英国人惊悸难宁。美国的举动全世界都看在眼里，这个新大陆上的国家似乎只能等待希特勒的下一步动作了。

其实并不需要等太久。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下令进攻荷兰与比利时，德国人又一次上演了声名狼藉的闪电战，从陆、空两方蹂躏着这些低地国家。德军进攻的第四天，希特勒下令毁掉鹿特丹港的荷兰古城区。这个命令并非出于军事考虑，仅仅是为了威慑人心——通过直接的恐怖活动，彻底摧毁荷兰人的抵抗意志。他们狂轰滥炸了一整天，约有3万人葬身瓦砾之下。几小时后，荷兰无条件投降；两周之内，比利时人也放弃了抵抗。

希特勒势如破竹，横扫了大半个欧洲，开始把所有的兵力都往法国集中。在“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纳粹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突进到毫无还手之力的阿登高地（Ardennes），埃尔温·隆美尔率领着臭名昭著的装甲师，一路开到了英吉利海峡沿岸。一战时，人们还是更习惯用码而不是英里来衡量战线的长短；在那可怕的四年里，即使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数百万的伤亡，法国和英国还是能抵挡住德国的猛力进攻。而这一次，法国——这个在当时被公认为拥有最棒陆军的国家——竟然吓得目瞪口呆。德军肆意横行，甚至几乎不必开火。

丘吉尔紧急发电报给罗斯福：“战况恶化的速度太快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那些小国家，一个接一个，简直就跟掰折火柴棍一样轻松。可以想象，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了。”私下里，罗斯福曾对他的助手们说过，如果英国也倒下了，那么美国“就会活在枪口之下”。可是对罗斯福乃至对全世界来说，问题在于：他愿意公开号召全国，来勇敢地面对狂暴的纳粹吗？他的回答仍然是沉默。

仅仅几周之内，德军装甲部队就三面包抄，沿着英吉利海峡把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困在法国敦刻尔克地区（Dunkirk）。德军指挥官还在等待希特勒最后下令一举歼灭英国，33.8万余名英法士兵就在此时逃上了各种小渔船和其他船只拼凑而成的“无敌舰队”，丢下了近2500件枪支和7.6万吨弹药。英国皇家海军一半的军舰要么被击沉，要么受损，其中还包括驱逐舰；现在，英国人面对着最坏的情况，全面准备抵御入侵。丘吉尔料想纳粹德军会追着英法盟军一路杀到海峡对岸来，甚至建议在英格兰东南沿海沙滩放置毒瓦斯，一旦德军登岸，就可以先靠毒气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随后，德军在6月5日调头南下。在法国索姆，装甲师发动猛攻前，法国军队自己就阵脚大乱，迎接德国人的是象征性的抵抗，四天后，他们渡过了塞纳河，兵临巴黎城下。6月14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巴黎宣布不设防。法国完了。政府不堪一击，连夜撤退到了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地区（Bordeaux）。6月22日，德法两国签署停战协定，法国割让了一大片领土给德国，南部的自由区则由傀儡政府管理，行政中心设在度假胜地维希（Vichy）。法国的乡下到处都是难民，随处可见被遗弃了的马车和行李，以及主人的尸体。另外，德国人还接收了200万法国战俘。

利用一种冒险而大胆的战术，希特勒做到了威廉二世和拿破仑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成功瓦解了敌人的联盟，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剥离，差一点就把法国军队彻底歼灭，重写了《凡尔赛条约》。德国要么恐吓住了敌人，要么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用闪电战把敌人捏得粉碎。可怕的军事力量威慑着东至里海、西达英吉利海峡的整个欧洲。

束手无策的英国试图拉美国下水。5月15日早上7点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拨响了新安装的电话，接通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用英语传达了这个无情的消息：“我们输了，我们打输了。”从这一刻起，丘吉尔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向罗斯福求援，言辞十分恳切。他随即就给了雷诺坚定的答复：一直打，打到美国愿意参战为止。而后，他又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要是美国迟迟不愿意发声，那么就算美国最后加入了这场博弈，也会变得毫无价值。”罗斯福的反应非常迅速，他要求国会批准，在国防上再多投入12亿美元，这样能造更多飞机，能增加更多的生产设备。仅仅几周后，他又追加了19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他所能帮的全部了。美国不会派军舰满载着士兵驶往欧洲大陆，不会公开威慑纳粹；最重要的是，不会宣战。巴黎沦陷前夕，忧虑发狂的雷诺和丘吉尔做了最后的努力，绝望地乞求罗斯福插手干预。他们问，美国的力量都在哪儿？罗斯福私下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在公开场合，美国官方始终保持沉默，对参战一事不置可否。跟每个国家一样，它首要考虑的必定是自己的利益。

一战刚开始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子爵曾悲痛地说道：“电灯已经照亮了全欧洲，可我现在真担心，欧洲的灯火亮不了多久。”当然，这是美国参战前的情况。而如今，历史仿佛正在悲剧性地重演，贪婪的纳粹德国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仍然缺席。其实在军事上，罗斯福只能拖后腿：他的军队远非精锐之师，兵微将乏，当时在世界上只能排到第十八位。他不像希特勒那样号令着百万铁血军队，手下只有区区18.5万人，其中许多人只在训练时摸过木制的来福枪。尽管他有规模庞大的空军扩军计划，美国空军的装备还是十分落伍，几近于无。海军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有一次，罗斯福视察国民军警卫队一个代表团的训练情况。色彩鲜亮的队旗迎风飘扬，可他们训练时用的不是机关枪，竟然是扫帚柄；不在坦克上下奔走，而只有卡车能用；很多人身体素质还不达标，在这场军事演习中倒在了高温和力竭之下。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相当令人绝望。大萧条刚刚过去，罗斯福不得不把国防开支压到最低，而好战的第三帝国违反了一个又一个紧箍在其上的条约，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到1940年为止，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正逢大选之年，罗斯福当然不情愿凭他个人极大的号召力，促成美国过早地加入这场混战之中。于是，当1940年的夏天来临时，英国孤身奋战，罗斯福则拿出了反战的竞选纲领，为史无前例的再度连任做最后准备，而纳粹所到之处，仍然所向披靡。

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前者正为他的第三届任期游说美国选民，保证不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淖中；后者则在柏林喜气洋洋地发号施令。他们的政治主张也是截然不同。希特勒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此时的他似乎无所不能。巴黎投降后，纳粹事先用扩音喇叭警告所有巴黎居民待在房子里，不许出来，随后希特勒乘车经行巴黎空荡荡的街道，前往拿破仑的墓地——这似乎是最吸引元首的事情了。刚开始，他还在傲慢地拍着自己的大腿，而后停顿了好一会儿，最后陷入了完全的沉默之中。站在这位自行加冕的皇帝的遗骸面前，元首被深深震撼了。

德国人的感受与希特勒或许相去不远。7月6日，希特勒回到柏林，受到了热烈欢迎，仿佛他就是位凯旋而归的罗马皇帝。他的火车下午3点进站，成千上万的祝颂者夹道相迎，沿路一直排到了帝国总理府。马路上撒落着鲜花，无数的士兵狂热地吼叫着：“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阳光炽烈，人群激动得不愿散开，一个个都喊得声嘶力竭，战争的胜利感染了一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希特勒走到阳台上来。希特勒每次都欣然应允。他的一位将军一口咬定，希特勒现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神”。难怪希特勒坚信，英国自取灭亡或主动议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也难怪他会开始大胆地构想，在秋天就和苏联摊牌，来一场规模庞大的决战，一举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用希特勒的话说，这就像“孩子的游戏”，是另一场“闪电战”。他还推断，只要俄国溃败，“那么英国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而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希特勒一直都满足于仅仅动用空军来打击英国本土。

整个八九月期间，为迫使英国投降，德国战机接连起飞，展开一波又一波的轰炸。纳粹空军起初还只是试图从空中摧毁掉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力，但英国竭尽一切力量反击，在海峡和英格兰南部城市的上空，一连串激烈的空战中，英国飞行员数次和纳粹战机擦身而过，比翼对峙。美国袖手旁观，英国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这一场场空中缠斗的激战。纳粹无法彻底击败英国空军，索性开始了新一轮的狂轰滥炸。于是，史诗般的不列颠战役开始了。

起初，纳粹德军的目标还只是港口、雷达站、飞机场和通讯设施。接着，他们调整成夜间空袭轰炸，每晚能派出多达1000架战机。德国人的炸弹点亮了整个伦敦东区，伦敦迎来了长达57个夜晚的枪林弹雨。而后考文垂遭袭，绝大多数古老的教堂在炮弹声中归为瓦砾，匝地烟尘，7万户住宅支离破碎。英国皇家空军以牙还牙，对柏林展开了同样的轰炸。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如果他们敢空袭我们的城市，我们就把他们的都炸掉。”对此，丘吉尔谈到希特勒时说道：“这个恶魔，这个历史错误与屈辱的畸形产物，现在铁了心要毁掉我们杰出的英伦民族，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屠杀。”首相先生激动得抬起了下颌，勇敢地保证，“我们会渡过难关的”。英国做到了，可这个过程极其艰辛。

英伦三岛的损失从来没有这么惨重过。1万余名平民遇难，5万多人受伤。在工业城市伯明翰，德军的一次突袭，就令1300多名平民一夜之间长眠不起。房子烧得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弹坑。孩子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夜复一夜，灯火绝迹，多达17.7万伦敦平民转移到临时的防空洞，在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地铁站里勉强度日。很快，地面就要开始晃动，天空闪着火光，消防员冲出来往着火的墙上泼水。等到天亮，疲倦的市民就要从他们的地下世界蹒跚地走出来，重新打量着地面上新一轮的废墟。

丘吉尔始终坚定不移，也十分烦躁不安。一听见贯耳的爆炸声，他就会从那间幽深的、泛黄的会客室踱出来——平时他在这儿接见助手。他戴着防毒面具，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登上屋顶，焦躁地用力抽着一根雪茄，注视着他一生挚爱的伦敦在熊熊大火中燃烧。那只雪茄看上去也疲惫极了。

但一到白天，废墟之上，市民们的窗户外仍然有成千上万面小小的米字旗在微风中傲然飘扬。“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铿锵有力地播报道，“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但英国人倾尽了他们的所有。丘吉尔说对了，他的人民能扛得住。并且，他们还重创了第三帝国国防军。深秋前后，心烦意乱的希特勒决定，战争取胜的关键不在西线，而在东面。他无限期地搁置了海狮计划，不再让德国海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本土，转而将视线投向曾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对战争局势和欧洲民众乃至美国来说，希特勒的这项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包括欧洲越来越多深陷困境的犹太人在内。

罗斯福还在探索着他伟大的战略决策，而希特勒已有谋定。第三帝国在西线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现在，希特勒准备着手攻打东边了。他把进攻时间选定在1941年6月，预计初霜来临前，就结束对苏战争。

丘吉尔一收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就立即站在了斯大林那一方。罗斯福很有先见之明，向苏联提供持续增加的武器援助和物资供应，这些战备资源经由航运抵达同盟国，成为抵抗纳粹的一大力量支持。但在近6个月的时间里，世上只有两个国家在和德国作战，而并非三个。这一局势将在1941年12月7日有所改变：珍珠港被袭，美国终于决定参战。忽然之间，世上就有了三巨头：英国、苏联和刚加入的美国。

美国的三军总司令罗斯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可他也是一个谜一般的男人。诚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位美国总统。“该死的罗斯福！”——这是他的批评者们说的最轻的话。从战争爆发到结束，这位亲切的总统先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指责他是暴君、“瘫痪的跛子”、虚假承诺的捏造者，或者是渴望控制全世界的独裁者、“当代的堂吉诃德，活在他自己的梦里”，还有，脑子“反常”的病弱政客。在所有战争年代的总统里，只有林肯受到过类似的待遇。

大萧条时期最可怕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在国外宣扬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来自国内与日俱增的难题的考验。例如，在1943年夏天，底特律公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却愈演愈烈，迅速升级，在全国激起了一阵种族暴动和种族骚乱，整个国家的士气遭到严重打击。《纽约时报》颇觉悲哀地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冷眼旁观我们的家务事。”

相较之下，战争的脚步却一刻也不会停。许多难题如同持续游行一般，永无休止地涌入总统办公室，有的在呼吁，有的在抱怨，还有的在质询。漫画家讽刺罗斯福优柔寡断，嘲弄他残忍地让这个国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接连遭受打击。尽管如此，尽管那些政策争执吵得他不得安宁，尽管军事上的失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罗斯福总能保持着他一贯的优雅。精疲力尽的亚伯拉罕·林肯曾愁眉苦脸地在白宫的大厅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我必须快点解决这个麻烦，不然它会杀死我的。”心烦意乱的乔治·华盛顿也曾不得不恶言咒骂他的政敌们。而罗斯福依然能表现出一副好脾气，泰然自若。怪不得他的一位政敌曾经写道：“我们虽然讨厌你华而不实的勇气，却也不得不向你致敬。”

对罗斯福的朋友和敌人来说，这位总统都是一个谜。这个形容非常贴切。他总是能领会到统治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会在哈佛大学对着黑人演讲，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外国人演讲，在壁炉边和全国民众谈话。他的表现不是基于什么设计好的总体计划，而常常是临时起意，草草拼凑出临时的安排。1940年后的对英租借法案，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让英国还能在军事上苟延残喘，但这是他在一艘游艇上想出来的，当时他正在加勒比海航行。这个巧妙的政策，完全就是天才的设想。借“租借”这个温柔的名义，罗斯福创造了一套理论，得以完全回避政府的介入，凭着短期借贷的简单说法，为同盟国和国际友人打开了美国兵工厂的大门。随后，他又把这个理念亲切、愉快地讲给美国民众和国会听。而在进行所有这些的同时，他都没有退让过一步。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能处理得这么老练。罗斯福也常常拖延，一直拖到危机已在眼前，才不情不愿地做出决定。从性情上来讲，他更喜欢宅在家中，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他便很享受当时的氛围，平和古雅，政府机构更简单，办事更有针对性。但到1943年结束时，他将要负责创建一套最早的政府宏观构架，为全球战争做准备，例如监督规模巨大的国防开支，设立今天我们知道的战争管理部门，并为总统共和制政体的现代结构打好坚实的基础。

可就算是这样，他还是那么深不可测。譬如，他创立了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后来却批评他们的理论太浮夸，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战争进行到中期，总统的内阁成员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明星荟萃，他身边聚满了像霍普金斯、哈西特和史汀生这样的人，另外还有马歇尔、福莱斯特、鲍尔斯、贝尔纳斯、尼米兹、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MacArthur）。但是，他却常常不愿意明确放权给他们，更不要说给予对方足够平等的地位和行政权力。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经常会出现内部冲突。战争部长就曾抱怨，在他“所有共事过的政府官员里，罗斯福是最吝啬的那一个”。史汀生也曾下过结论：“他想自己一个人把所有事都做好。”事实上，罗斯福认为自己的这份工作相当于国家元首，与其说是受大众委托管理国家，不如说是美国民众的领导者。因此，他还是一个布道者，用雄壮有力的东部口音演讲，宣扬理念，传布普世的道德准则和动力，鼓励对他个人的忠诚。简而言之，他在感化一个国家。

而且，面对公众，他也总以仁慈的形象示人。

他的一切都那么独一无二。他是一个有原则的绅士，也是一个追求利益的自私者。他能在谈判和协商中精明地捕捉到各种细微的差别，也是一个虔诚的布道者，大谈特谈世界担当、手足情谊。他甚至有点淘气，最喜欢跟自己的内阁班子玩“突然袭击”。和自己人待在一起时，他会故意穿得随意些，衣冠不整，相信这样能制定出更多创造性的政策：有时他会为助手补充信息，有时又故意保留意见，令他们蒙在鼓里。他还极其聪明地把自己的书桌抽屉用出了新花样，每天有无数份电报、通信和备忘录汇集到他的办公室，他将其中的一部分挑拣收集起来，甚至还包括少许小道消息。

而且总有一天，希特勒会知道，罗斯福挑选时机的能力简直无可挑剔。有些时候，他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懈怠，做决定时总是拖拖拉拉，行动之前更喜欢没完没了地等下去；但他也很有可能是个果断迅速的行动派，尤其是在政治上处于弱势时，甚至在他的智囊团和内阁都还不知情的状态下他就已经行动了。

鉴于这样的行事风格，人们几乎可以预见，当罗斯福开始操控这场战争时，他的政府总是陷于混乱的状态中。这使得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谈到罗斯福的领导能力时，说他总是“犹豫不决，杂乱无章”；国会的一位批评者也发表过一次名为“罗斯福对抗罗斯福”的广播讲话，说美国需要“削弱和改善罗斯福式统治”。这公平吗？有时候，罗斯福独有的魔法十分奏效，有时却不管用。无序、拖延、拖延常常是他的特色；对问题的处理也多半是即兴发挥，而非出于长远战略考虑。但不知何故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比如，他可以是一个极致的现实主义者，强调要尽快赢得战争，同时又在命运多舛的国际联盟的接替者即将接管的时候，热心地谈到战后和平的问题。

他的这个特点在下面这件事里可能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1943年4月13日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是日杰斐逊纪念堂落成，罗斯福出席了竣工典礼。潮汐湖上掠过一阵狂风，他脱下帽子，披上黑斗篷，靠腿支撑着自己站好，对人群高声说道：“今天，在这场伟大的自由之战中，我们把这座纪念堂敬献给自由。”然后他简单地致敬道：“杰斐逊绝非是个空想家。”这两位总统，一个是弗吉尼亚之子，另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杰斐逊出身贵族家庭，却站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讲了很多话，罗斯福亦是如此；杰斐逊是阴谋家，亦是操纵者，罗斯福也是；杰斐逊是机敏的政治家，狂热的忠实党徒，罗斯福也是。他们都会用诗一般的语言演说乃至起草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以及其后的美国人；他们都能以同样的热情既团结民众，又分裂民众；他们都有一点伪善，可他们的品德都仍旧十分高尚；最后，他们二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政治，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他熬过大萧条，承受着战争中各种意想不到的非人考验，可始终都没有抛下乐观的态度。他也不像希特勒，戴上眼罩蒙蔽自己。时任财政部长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这样评价道：“令人高兴的是，不管我们是赢了还是输了，总统都能冷静地陈述事实，从容不迫。他似乎真的在直面这些麻烦的现实，连稍微自欺欺人一分钟都不行，这就是我最受他鼓舞的地方。”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说：“他绝对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在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人们被分成了两拨，一边是邪恶狂热的好战分子，推动着战争机器，把世人领向不幸与毁灭；一边是茫然无知的普通人，四处奔波逃命……罗斯福却相信他自己……能阻挡这股糟糕的战争洪流。”伯林断定，罗斯福的身上同样有着轴心国独裁者的特征和能量，但庆幸的是，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然而，他也不会总是处变不惊。就这一点而论，他格外企盼，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还能找到喘息片刻的余地。在许多个周末，他经常会和一小撮密友到华盛顿60英里以北的卡托克廷山庄（Catoctin Morntain）休假，并给这处幽静的寓所取名为“香格里拉”。当然，他的工作也不会放过他，但在这儿他起码还能翻翻心爱的侦探小说，一点一点地品尝奶酪、鸡尾酒和开胃菜，和朋友闲谈。有时他们会聊到国家大事，但更多的还是无关紧要的琐事。香格里拉和海德帕克不同，十分质朴，有些陈旧失修了。可对罗斯福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会带着点孩子气，神采奕奕，快活地和他的客人们开玩笑，说其中一个盥洗室的门“没法关严实”。

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本来都不应该被他的随和可亲蒙蔽。他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般，熬过漫漫黑夜，最后赢得了南北战争。事实上，他的顾问雷克斯·特格韦尔（Rex Tugwell）也的确曾把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经受的严酷考验，与林肯在国内分裂时期的斗争相提并论。

漂亮的战斗令他容光焕发——他曾取笑过国会参议员，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行其是”——他也对他的敌人们充满鄙视之情。1936年10月里的一天，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对兴奋的人群发表演说时，说道他的对手们“众口一词，全都恨他”，然后他戏剧性地顿了一顿，接着才说道：“但我欢迎他们的憎恨！”还有一次，他经过华尔街时，人们开始对他起哄，还有一次是回剑桥时，哈佛的学生聚在一起，想亲眼看看这位最著名的校友，最后目送他的车队渐渐在视线中消逝。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罗斯福始终都能继续走好他自己的路，向两边的人群挥手致意，笑容温暖。出人意料地，他开始敬仰起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这位总统和他一样，曾遭到富人们越来越多的憎恨。

在政治上，他把自己的立场描述成“中间稍微偏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文件夹，上面贴着“自由主义VS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其实他的处世哲学一点也不自以为是，相当乐意试验各种政策，或和国务卿辩论，或揶揄那些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说话都用“术语，全部都是术语”。不过说到底，罗斯福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一些批评他的人坚持政府预算必须平衡，他立马炮轰回去：“见鬼的平衡，预算平衡不会让人们去工作。我照顾好失业的人，才会考虑平衡预算！”其实，事实无可争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几近崩溃的边缘；两党的力量似乎都耗尽了，无力扭转乾坤；自由市场体制的轰然崩塌成为极其现实的考虑；成百上千万的民众转而拥簇像休伊·朗（Huey Long）和神父柯林（Coughlin）这样的政治煽动者，他们是穿着花衣裳的吹笛手，满口谎言，蛊惑人心，是动荡与不安的应时产物；社会与人类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就是在这种时候，罗斯福站了出来，挽救了整个民主体系。而如今，战火重新在世界横行肆虐，同盟国郑重地召开德黑兰会议，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他在国外，还能同样做到力挽狂澜么？

战争期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直都是。

最后，罗斯福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个人魅力在德黑兰一行中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收获。一个温暖的周日，下午3点，晴空无云，斯大林一个人出来散步，在外面遇见了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后者一路护送他到一间会客室，罗斯福已经等在里面了。斯大林个子并不算高，留着一头粗硬的灰发；脸颊上有麻点，一望面庞便会知道他饱经风霜；因为抽了好多年烟，牙齿有点发黑；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束腰外套，胸前别着一枚列宁勋章。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身上则是一套潇洒的蓝色商务西装。斯大林朝他伸出了手，罗斯福才惊觉这是一个多么强悍的人。（“他是个身材很矮小的男人，但此刻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看起来格外威武。”一个美国人曾这样写道。）罗斯福同样也注意到，斯大林看着他的目光变得“好奇”起来，盯着他干瘪的双腿和脚踝看了看。

有一点，罗斯福终其一生都非常自豪。他总是能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盟友和对手们建立起某种联系，这回，他决定也要与这位苏联的掌权者建立起个人之间的联系。当然，他本来可以做到的，但这次会晤风险实在很大。斯大林不受道德束缚，也不会感情用事；他也是个难以预知的盟友，战争刚打响时，他还是希特勒的伙伴，直到纳粹背叛了他，忽然入侵苏联。而且迄今为止，斯大林还一直愤怒地强调，苏联付出的生命代价高得不成比例，美国人因此怀疑苏联有可能与德国单独议和。这的确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役，苏联就牺牲了100余万人，比美国在二战中牺牲的全部加起来都要多。但勇敢和牺牲不只有一种形式。多亏了罗斯福，美国及时援助的物资和军需品对苏联的胜利成果来说同样万分紧要。仅在1942年后半年，美国就向斯大林火速支援了1.1万辆吉普车、5万吨炸药、6万辆卡车、25万吨航空汽油、45万吨钢铁，很快还会有5000架战斗机和200万双靴子抵达苏联，让苏联红军能够在斯大林格勒碎石遍地、积雪重重的旷野英勇战斗。是美国人提供的轮胎，让苏联人的卡车还能继续开；是美国人提供的燃油，让苏联的战机还能继续飞；是美国人提供的毛毯，让苏联的士兵身体回暖；是美国人提供的食物，喂饱了这些战士——数百万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苏联，有小麦、面粉、肉和牛奶。可就是这样，斯大林这位苏联元帅还笃信，他的盟友们必须为了战争，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他强烈要求英美两国登陆为纳粹所占领的西欧地区，尽快对德直接作战。这一点，罗斯福倒是相当赞同他。

但丘吉尔对这个想法不太感冒，他更偏向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从那里着手，或是把目光聚焦在地中海地区。美国此前的海军实力还远远不够，罗斯福别无他法，只能延缓实施这个战略；直到美国有了足够多的货船、油轮、驱逐舰和护航舰，他才同意发动一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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