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丹尼尔·哈列维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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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传试读：
英译本序
尼采和文明之间的那场决斗早已成为过去，当这位傲慢的诗人和不幸的哲学家出现在历史的宁静氛围中的时候，这正是裁判他的时候了，尽管所谓历史——这还需要说吗？——正是为他所不屑一顾的。大众、普通百姓、群众——这同样是为他所不齿的——已经以一种司空见惯的宽宏大量给死者作出了盖棺定论，而这种定论恰好足以成其为一种报复。他们略去尼采的思想不提，而对尼采的形象高唱赞歌。他们承认尼采在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却把他的哲学视为胡言乱语，而这类胡言乱语充其量只能让听闻者耸耸肩膀。这个离经叛道者试图摧毁一切清规戒律，重估一切价值，其结局是在《收获》或其他为年轻人编的选集里被敷衍上一页。在证明他的文风是那种真正罕有的大师风格方面，大众一直以来都遵循着正确的直觉。尼采本国的批评家们认为，他比叔本华甚至歌德都出色。诚如福斯塔夫所言，他教导了德国的散文如何作为世界的一员去正确表达。龙尾似的层层堆砌的笨拙句子变得短小、简洁、明快了。“我们必须把德国音乐‘地中海化’。”他写信告诉彼得·加斯特。事实上，毫无疑问，他把整个德国文学的文体风格都“地中海化”了。他笔下那峭拔、绝妙的句子大部分要归功于他所师从的那些公认的法国的能工巧匠们：拉·罗什福科，伏尔泰和司汤达。然而有些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被充分赋予了居心不良的洞察力，而居心不良总是能令他表达得简洁明快，没有工夫遮遮掩掩。尼采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内把此种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已臻尽善尽美。尼采是天赋诗人和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尽管他对浪漫主义说尽了刻薄话。富于创造力的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在他的灵魂背景里波涛汹涌，未曾止歇。正是这两种倾向自然而然要求以警句格言的形式进行创作表达，这种表达形式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每一页纸上嘲笑着，鼓吹着，预言着，赞美着，狂欢着，舞蹈着。德国批评家们把海涅对席勒的描述用在尼采身上，不但没有失之不当，反而愈为恰切：“思想通过他庆祝自身的狂欢。抽象的理念头顶葡萄树叶，挥舞着手杖，像酒神一样狂舞。它们是醉醺醺的思想。”对于自己个性中的许多方面，也许尼采想得过好而不尽明智，但是看来在语言方面他并没有夸大自身。“在路德和歌德之后，”在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还有待于跨出第三步……我想，通过查拉斯图拉我已经把德语带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对于这样一个狂妄得近似纯粹虚荣的声明，德国文学界至今为止没有说过“不”。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动摇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尼采的狂想，霍斯特·琼森作。
对于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人们又作何评价呢？霍夫丁承认他有某种较高的“征兆性价值”，但是仅此而已。他的作品具有戏剧的特点，上演的是充满悖论、激情勃发、生机盎然的现代性思想，这些狂暴的思想互相冲突、互相碰撞，很不幸，它们没有找到出口。M．阿尔弗雷德·富耶在其著作《尼采和非道德主义》中把尼采与那位最显赫的“现代性”思想家居友进行比较，得出一堆正题和反题，肯定的部分和否定的部分互相抵消，其结果看上去显然就像是零。事实上，与其说尼采是一个有条理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迷狂的直觉主义者。他几乎不在消除自身的自相矛盾上花费任何心思。他作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发动猛烈攻击，他认为就是这种理性主义使古希腊蓬勃的生命力干枯了。他天性是属于先知、预言家那一类人，而预言家从不作论证。把自己的处女作命名为《诗性哲学论》的海因里希·冯·斯坦因就是用其老师的思想方式在说话。
在尼采那里，理智被故意放弃，与之一同遭到放逐的是善与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叔本华的书早已暗示过他，解开生存谜底的那把钥匙不在于理智，而在于意志。启蒙精神察觉到现象伪装背后的不是理性设计而是意志抗争，这种意志像老俄狄浦斯一样盲目而可怕，渴望着通过流血和苦痛拯救自身。但是最后他还是抛弃了叔本华和悲观主义。他用“一种乐观的情绪去解释”生命意志，这种意志隐藏于另一种神秘的强力意志之中，同时变得更晦暗不明、更嫌恶有害。问题在于去找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根基，一条通达和谐的线索，通达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存在本身永恒复返的韵律和模式。也许尼采具有个人性特点的思想就是这样诞生的。宇宙不是意志的一种现象，而是艺术的一种现象。“在我那本关于瓦格纳的书的前言里，”1886年，尼采这样写道，“我已经把艺术，而不是道德，作为人类基本的形而上学活动：在目前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又用多种形式重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把世界作为一种艺术表象才是正确的。”对这位乐观主义者来说，这样解释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残酷、忧伤、灾难再也不能令他感到沮丧，既然世界可能同时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世界和一幕相当精彩的悲剧。“也许，”这位抒情诗人和迷乱的哲学家后来又写道，“我的查拉斯图拉应当按标题音乐归类。”这两段话，连同其他上百页的话，决定着我们即将被作者本人带入的艺术氛围。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不是一个详细阐述某种体系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宣讲启示的预言家：尼采不是基督教的维护者，而是新异教的神秘主义者。
更深地接触到尼采的书，我们就会立即对他的论战性著作中的大部分置之不理。它们是一团永恒燃烧的野火，尼采不断用它们来焚烧他曾经崇拜过的东西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它们是他的高傲的独立的见证，或者人们几乎会把这种独立称为残酷的孤立。这是他灵魂里的先天气质。没有人听他的，“他不是人类中之一员。”他这样写叔本华，而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达的恰恰是他自己的理想和实践。他把他那些辱骂性的小册子视作一种解放方式，尽管是一种并不幸福的方式。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也几乎并不喜欢它们：他强烈地渴求能够摒除自己灵魂中的仇恨和否定，把它们提升到一个重要的肯定。“我曾经是一名斗士，”查拉斯图拉声称，“为的是我有一天能够腾出双手礼赞生命。”“临死之前我会把我所有礼物中最珍贵者奉献给人类。正是从太阳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它沉落之际正是它的光芒沉淀得最为丰富之时。太阳从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中把纯金般的光芒投诸大海，以至于最卑微的渔夫也能摇起金色的船桨。”在此说话的不是强力意志，而是那种更为古老更为神圣的文明源头，爱的意志。可是如果尼采确乎具有如此灵感，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引用他对勒南所说的话来形容他自己：“他在爱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事实是，他具有傲视群伦、令人相形见绌的天才。这是他虚荣的另外一面。这种虚荣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似乎一开始就吞噬掉了它自己的愚蠢的根基。在他的批判性的作品背后，没有幽默，没有对事物形成完整的观点。它患了主观主义的毛病。而且就某种心理倾向来说，查拉斯图拉与其说是阴沉邪恶的，还不如说是逗人发笑的。还有什么比《一个心理学家的露天学校》中的一些描述更加恰如其分的呢？“塞尼卡、英勇的斗牛士……卢梭，在不道德的自然主义中回归自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令人受伤的洞察力。”当他攻击的矛头直指人们生活的避难所的时候，当他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堕落就在于救赎，在于名垂青史却又臭名昭著的两种腐蚀剂——基督教与酒的时候，当他对反女权主义的强调达到这样一种极致，甚至于完全超越了以路德的《席间闲谈》为典型代表的粗俗的德国传统的时候，人们所能做的对他的最好怀念就是记住他注射了太多的氯醛。也许在这些国家，尼采思想的崇拜者们大感兴趣的正是他思想倾向的这些方面。不是每一个喇叭都会吹奏尼采的独特音乐，但是每一个超人都应当知道这种音乐，而且还应当知道被大无畏的查拉斯图拉所讥笑的不仅仅是圣保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被他视为眼中钉的不仅仅是马太福音，还有马克思主义。尼采像，有人这样描述过他：“他那凝视的目光暴露了他的忧郁的思想活动。那是一种狂热、敏锐和梦幻般的目光。这种双重性格增加了一种令他烦恼也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且因为这种目光似乎总是固着在某一点上，这种因素就更加明显。在他感情奔放时，这双眼睛会被一种柔和的梦幻打湿，但是很快，它又重新变得充满敌意……”
这个思想暧昧不明的预言家究竟信仰的是哪一种福音？诚如他自己所说，他追求的是“生存之标记”。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生命之特征达其最顶点的时候将焕发出难以想像的活力。生命的流逝过程变成了突如其来的狂喜和陶醉。关于这种迷狂陶醉的心境，这种为艺术家、情人和圣徒所体验过的心境，他曾写过一些篇章，这些篇章焕发出奇特的纯净之光。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公正地批判了那种不调节任何东西的机械调节论，那种不适应任何东西的机械适应论，那种被达尔文、斯宾塞和一般英国学院通俗化了的一整套对生活的外在解释。生命个体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斗争中无关紧要的环节，而是具有自主力的具有生命强力的泉源，源源不断地向外洋溢。“生命就其一般方面而言不是空乏和贫穷，而是丰饶、富裕，甚至是一种荒唐的奢侈。”跟学究们一样，对尼采而言，去活着就是去作自我运动的中心。跟实用主义者一样，尼采主张居于首位的应当是生活而不是思想。然而这种意识的紧张状态，这种狄奥尼修斯似的迷狂，只是一个基础，还不是哲学。哲学，或者至少道德哲学，始于意识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人。你自己的迷狂和扩张的自我与其他人的同样迷狂同样扩张的自我尖锐地冲突，这立即成为构建关系的必然法则，跟道路上的交通规则一样。那么个体自身的自主力和生命强力之泉源是通过爱的渠道还是通过霸力奔涌向其他人呢？融入天空中的尼采，卡罗·卡拉作。
查拉斯图拉曾与德国人一道进军衰弱的法兰西，他那个膨胀的自我曾嚣张地说道：“如果确乎存在诸神，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不去作其中之一呢？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上帝。”富耶说，如果哥特人和野蛮人读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一定会像尼采一样作出相同的回答。为了对其他个体施加霸力，为自身力量找到发泄的出口，生命个体积聚了超强的力量。强力意志是人类活动的惟一源泉。强者必须像武士和征服者那样活着，把骄傲、享乐和对征服的酷爱采纳为三重基本德性。怜悯是最深刻的道德败坏，是双重痛苦，是在受难者的痛苦之上又加上怜悯者的痛苦。如果你帮助过任何人，你都必须把你施以援助的双手清洗干净，因为它们已变得不洁。十字军骑士带回家园的仅仅只有一种财富，即刺客的规则，这个规则认为“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允许的。”科学只是一种幻象和错觉，而知道如何变得强大的武士们——强大是他们所知的新规则——能够把他们自身的价值强加于万物之上，能够把生活变得如此美好，以至于他们渴望这种生活永远重复。以此为训的大地将诞生出超人，超人跃出了自己的时代，并通过自身的消失在永恒轮回中再次被创造。查拉斯图拉就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样一种学说，一个人所经历的最大困难就是真诚地接受它。倾向于相信任何回忆都是一重启示的尼采决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富于创新。毕竟，在查拉斯图拉之前还存在过太多的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暴君和诗人。“庸众”也许没有权利讨论伦理道德的二元论，但是他们知道，自从有了社会就有了两重法律，一重是针对富人的，另外一重是针对穷人的。对于人类价值——道德的和理性的——客观性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的异端邪说，而是像科学甚至几乎像信仰一样古老的传统。永恒轮回的观念最早是在柏拉图的模糊思索中具体化的，这一观念早就影响了许多现代性思想家。人们只需要举出海涅、布朗基、冯·内格里、居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足够了。在尼采所处的世纪之初，诚如施莱格尔所写的一样，浪漫主义者早就“超越了生活的所有目标”，并且出于对纯粹强力的迷恋，他们在欧洲思想中注入了海水和风暴，其咆哮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咆哮本身。没有一个学究编纂过一本关于伦理的教科书，但是道德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居于问题首位的就是究竟是否存在一门关于善与恶的科学。尼采满怀激情、大声疾呼的超人早就被艺术爱好者勒南高深莫测的想像力创造出来了。“超人”就其名字而言已经跟歌德一样古老，还需要提及的是，不是歌德，而是墨菲斯特把这个名词作为嘲讽和引诱运用到浮士德身上。查拉斯图拉不是先知，甚至也算不上是个先驱。他带来的只是一种新的言语方式，他那种凯歌高奏、舞之蹈之的言语方式把上千个幽灵鬼怪席卷进词语间的回旋里。对于尼采的学说本身，人们是怎样认为的呢？也许对尼采而言，最恰当的回答来自居友。他们两位都是沉迷于哲学领域的诗人，都同样把生活作为通往现实的钥匙紧紧抓住。但是居友在个体生命向外的自发流溢中发现生命本身是友善、互助、情爱之源。生物越友爱就越完美，没有更大的广度就没有充分的强度。“慷慨给与和存在密不可分，没有它，人们就会从内部枯萎并最终死亡。精神必须成长开花，道德和利他主义就是从人类生活中盛放的花朵。”把全部意识状态还原成一种模式——对尼采而言，这种模式就是强力意志——既不新奇，也不困难。拉·罗什福科在所有动机背后一路追索出最基本的动机，即自利的动机。现代的还原主义大师们则兴味盎然地把激情分解为无意识思想。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于一切部分中见到整个灵魂。既然同一个自我总是在场，显然它也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它生活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改头换面成另外一种。这种方法对那些精确微小的细节忽略不计，虽然它像一种壮举一样引人入胜，却并不是科学的心理学。强力意志并不足以明确到能够解释道德者甚至非道德者的变化。强力有很多种。爱所取得的胜利比恨更为著名。帕斯卡尔说过，要是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埃及艳后，其漂亮的高鼻子牵着罗马两大绝世英雄恺撒和安东尼的鼻子走。——中译者注，下同。]的鼻子稍短一点，历史就会不一样了。而在法国人爱用的陈词滥调里，有一句话讲的就是埋伏在达利拉[达利拉：《圣经》中迷惑大力士参孙的妖妇，后来被引申为妖妇的代名词。]头发里的征服总是远远比参孙的多。尼采本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强力的不同表现建立一套价值的等级制度，但是这种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既从未实现过也永不可能实现。由于缺少衡平法庭所称呼的合理的特殊性，查拉斯图拉的福音就只能仅仅融化作声音和愤怒。涉及到那两重法则，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样一点。我是不是超人——或者确切地说，是不是超人的某个可能的祖先，在这种情形下，遗传的特权就可以无限后推——是否拥有超人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骄傲、享乐和对强力的酷爱之上的权利？或者我是不是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奴隶，我能享有的惟一权利就是继续作一个奴隶？对是超人还是奴隶的检测手段则像星云般遥不可及、暧昧不明。如果你能驱使别的星群以你为中心，环绕你运行；如果你表现出一种鸿蒙初开的混沌状态，并即将生出一颗跳跃的星星，那么你就是产生超人的一粒种子。然而很不幸，那些认真地接受此类对自身的估价方式的人通常是非常富有、非常疯狂的那一类人。查拉斯图拉为了取悦势利小人而嘲笑大众，这使他身不由己地沦为了游手好闲的富人们的诡辩家，成了跨国财团的溜须拍马者。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勇气充满着悖论性质。他拒绝让太阳被自己痛苦的迷雾所遮挡，就这一点而言，思想史上没有比他更为高尚或更为勇敢的了。“任何一个不幸者都没有权利去做一名悲观主义者。”“让他们明白，我的生命力降到最低点的岁月正是我停止成为一个悲观者的时候。”这是高尚的，但这并不是哲学。如果被失眠和眼疾所困的尼采是出于维护自尊的目的而发誓去做一名乐观主义者，那么有稳定收入和良好的消化能力的叔本华就不能同样地发誓去作一名悲观主义者？但是查拉斯图拉的乐观不仅仅是肯定性的，还是狂喜性的：他创造出永恒轮回这一法则为的就是表达自身的充盈满足。他拍着巴掌，对生命高叫着“再来一次”。就像酒店里的人被高粱酒或是葡萄酒灌醉了一样，他是被狂喜的心情灌醉了，因此他高叫着“再来一杯”。尼采像，爱德华·蒙克作。
这种永恒轮回以数理物理学和光谱分析的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紧随亚里士多德后，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导说：星宿是由比地球更高贵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不生不死，从而免于腐蚀。而佛劳恩霍菲及其后继者们却用棱镜和望远镜在星星里发现了与构成地球相同的八十一种或八十二种元素。自那以后，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数目有限不可毁坏的元素和自然力以及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或说至少是一个空间和我们能够想像的没有限度的时间——元素间相同的组合将在时空里无限重复自身。存在的不仅是永恒轮回而且是无限重复。而且要是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思想只是同物质间的某种排列组合共同发生的磷光的话，同样的意识生活也必然会重复再现它自身。人们并不会停下来讨论这种数学上的狂想，他们只会说不管是谁被赋予这种权利考虑这种问题，查拉斯图拉也绝不会是其中之一。因为正是他坚持认为科学只是被联接起来的单纯幻想，倘若如此的话，科学又怎么可能提供如此确凿的预言呢？对尼采而言，这也并非就是结论，不过是他回想起希腊人的沉思而突然冒出的念头罢了。这一念头乔装成灵感的火花，埋伏在苏莱附近的那块锥形岩石之下，“高出于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他接受它，无非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它似乎就是乐观主义的最高原则。也许是因为他那被人弃绝的老师叔本华写下的如许阴郁篇章才使他被永恒轮回的观念激动起来。叔本华在那些篇章里声言，如果你想要去敲击坟墓，用强力去把死者唤醒，让他们再活一次，那么没有人会搭理你。基督教与叔本华的学说如出一辙。尽管基督教是乐观主义的，但它是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其乐观主义表现成这样一种状态，它静静地高居于时空之外的某个中心点上。基督教把一个新世界召唤进尘世，为的是矫正旧世界的平衡。要是这个旧世界就是全部——一个封闭的循环，一个旋转的整体——也许查拉斯图拉就会手舞足蹈，且歌且唱，穿越所有墓地，却几乎找不到任何起身追随他的幽灵。
尼采被引向这一实际结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结局是不实际、不合节拍、不合时宜的。就某种自然关系来说，查拉斯图拉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知，但是他却憎恶无政府主义；就某种奇怪的变形来说，查拉斯图拉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天才，但是他却蔑视社会主义。波兰的德国官员也许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种货真价实的压迫者的行动指南；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取得的胜利，他手舞足蹈，穿过大街小巷，但是他却嘲笑充当一种新偶像的德国政府和德意志帝国。他轻视妇女，却赞美不渝的婚姻。他提倡享乐，却用高尚的圣歌赞美简洁。他追求权力和不平等，按理他应当如富耶所说，“不相信教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只相信刽子手”，但是当他看到受审的罪犯，却宣称他宣判一切人无罪，除了法官。他公开指责俾斯麦和德国皇帝民主过度；同样，他视科学的民主为洪水猛兽，因为它让所有现象，无论高低贵贱，都服从同一条法则。意志是他的上帝，但是他看到了世界在穆罕默德决定论观点的统治下，于是他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这是一种与生存本身相敌对的态度，是一种斯多葛主义者会认为是奢侈浪费的命运之爱。他是一名德国无产者，却充满着德意志民族的偏见，他自认为是波兰贵族，并且以自己是一名无国籍的人和上等的欧洲人自夸。同情、慷慨、自我牺牲，这一整套文明的礼仪都通过查拉斯图拉之口受到谴责，却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得到实践。一言以蔽之，尼采从未超出某种哲学电影放映机所起的作用。他具备钻石的光芒，却不具备钻石的硬度，而硬度才是他所愿选择的他自身的象征。
但是要是认为如此热烈的思想只能是地地道道的不真实，那将是非常浅薄的。查拉斯图拉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疾病——感情主义的解毒剂。他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士的宁，大剂量地服用它是致命的，但是少量服用却是无可比拟的滋补品。他使那些在宗教里获得可怜的安慰的人感到不安，他是一个英雄生活的讴歌者。极易把自己迷失在学术丛林里的德国人需要有人提醒他们博学是为了生活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当他的写作与已成定规的普通传统相一致时，他对文学唱出了勇敢、孤独和友谊的伟大颂歌。M．哈列维以福斯特－尼采夫人的传记为蓝本创作了本书，我们第一次有了用英语对尼采生活和思想所作的比较亲近的描述。本书向我们展示的尼采比他本人的信条更好，比那些自称是他的信徒的文明的破坏者们好过百倍。
T．M．凯特
编者的话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是最不能忽略的人物，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观点和立场不同，人们对他毁誉不一，对他的思想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仅如此，尼采的思想由于采取了独特、强劲、充满隐喻和矛盾、甚至是“疯癫”的独白形式，因此还常常遭到误解，以致有人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波达赫：《遭毁灭的尼采著作》）。
那么，如何看待尼采以及他的思想呢？
首先，尼采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他将哲学的深邃、诗歌的浪漫、音乐的震撼、心理学的精细和语言学的广博融为一体，自成一家。虽然他的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但他为后人留下的思想财富是极其宝贵的。尼采贬斥理性和日神精神，赞美感性和酒神精神，被视为西方现代非理性思潮以及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对现代性及其一切价值彻底重估、批判和颠覆，并因此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奉为先驱。如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是“后现代性的开端”，福柯借鉴尼采的谱系学方法批判现代性，德鲁兹将尼采视作“反文化的开端”，德里达则将尼采当作“他者式思维”的代表。伽达默尔在90岁的时候曾评论道，20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福柯、德鲁兹和德里达都是深受尼采影响的大陆哲学家。而他直接影响的文学家也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茨威格、托马斯·曼、萧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鲁迅……
其次，尼采及其思想又是需要批判的。尼采对基督教伦理的洞察和对人性两极的反思无疑有其深刻之处，但他浓厚的贵族情结和对个人意志的过分强调却导致了过于激进的理论倾向。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开启了释放破坏之力的潘多拉盒子。因此需要读者予以注意，主要有：
一、反民主倾向。这主要针对尼采的“超人哲学”而言。不容否认，“超人哲学”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但是，“超人哲学”所反映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褊狭的。他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应该说，在个性受到巨大压抑的19世纪，这种“超人哲学”代表了西方文化自由精神的最强音。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推崇决定了他的反民主倾向，而这与当今的历史大潮显然是背逆的。二、对爱与同情持否定态度。这种思想倾向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说：“男人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在作品中借老妪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是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弃的，根源依然在于他的“超人哲学”。这显然与今天的男女平等的时代理念相悖。三、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尽管尼采的哲学颇多歧义，但总的说来是叔本华唯意志主义的直接继承者。他同叔本华一样把意志当作世界和人生的基础，都认为人生是痛苦的，是一场悲剧。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对理性和科学的否定以及从非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对以往历史和文明的批判更使尼采陶醉。“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是尼采提出并作为其全部哲学活动的出发点的著名口号。这句口号的含义就是对以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采取批判和否定态度。而这种批判，究其实质是从非理性主义立场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
当然，对待尼采，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如何去理解。总体上讲，尼采本人是个悲剧人物。说他自觉地为反动阶级辩护，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愤世嫉俗，对历史和他自己所处时代进行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要求打倒偶像、重新评价一切价值、发挥个人的生命力等等，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尼采哲学夸大个人的生命和本能的作用，这不仅使他最终走向了极端唯心主义，也使他往往成为或被视为剥削和压迫制度的代言人。一方面，这是因为他的这些理论会导致许多反动的社会政治结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妹妹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她以尼采的名义去阐释尼采的哲学，从而导致尼采思想被无情的阉割和丑化。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悲剧也不仅仅是尼采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其学术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必然结果。
总之，诚如尼采自己所言，读他的书需要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其实我们觉得对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讲，还应该再加上一句，那就是更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清醒而理性的审视，热烈而宽容的理解。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一章 童年
路德派教会的年轻牧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教授过神学。他妻子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牧师。由于忽略了时代思潮的新倾向以及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焦虑和愿望，他也顺理成章沿着这条具有双重传统的平安道路前进，这是一条上帝向其信徒启示和君主为其臣民指引的道路。他受到上司们的器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屈尊将他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要是他没有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也许他有望得到一个锦绣前程。但是因为病痛，休息成为他基本的需要。
他请求去负责一个乡村教区，并因此受命去了洛肯。这是一个贫穷的乡村，低矮的小房子就建筑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边境的辽阔平原上，地势分外荒凉。但是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对这地方还算满意，因为孤独幽静对他的身体是合适的。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教堂里，在粗糙的风琴上即兴弹奏，他所属教区里的村民就会站在外面，带着羡慕的神情倾听。
牧师和他的年轻的妻子盼了四年才生下他们的头胎子。他出生在1844年10月15日，恰巧与国王生日是同一天。这种巧合令父亲更加高兴。“哦，10月，受到祝福的10月，”他在教区的登记簿上写道，“你在过去的日子里曾用欢乐将我淹没，但是在你带来的所有欢乐中，最深沉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为我的头胎子洗礼……我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将是你今世的名字，以纪念和你同日诞生的高贵恩主。”
不久以后，这孩子就有了一个弟弟，接着又是一个妹妹。村里一些妇女还记得弗里德里希的幼年，以及尼采家庭早期一晃而过的快乐时光。弗里德里希学说话很慢。他总是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不发一言。他两岁半的时候才说会了第一句话。牧师深爱这个沉默安静的儿子，总是喜欢在散步时把他带在身边。弗里德里希·尼采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父亲那双强有力的大手紧握着他的小手漫步的时候，远处隐约的钟声在布满小池塘的广阔平原上空回荡。尼采之父为尼采填写的出生和受洗登记表
不幸很快降临了。1848年8月，尼采的父亲从自家门口的石阶顶上摔倒了，头部猛烈地撞到了其中一级石阶的边缘。这次撞击招致了一场可怕的疾病，也或许是加速了原有疾病的逼进，对此人们实在难以作出断言。总之，路德维希·尼采失去了理智，并经过一年的神志不清和体力衰竭，最后去世了。当时尼采才四岁。在这段不幸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在他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夜的报警声，房子里的哭泣声，密室里的恐怖，死一般的寂静，尽情宣泄的悲伤，丧钟声，赞美诗，葬礼上的布道，深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对这类事件的了解对他而言来得过早，他为此深受震动。夜晚，他的睡眠常被梦幻打搅。他对某些早年的灾难有着预感。他做过很多梦，以下是他十四岁那年用朴实的文笔记下的一个梦：洛肯的教区牧师住宅，1844 年尼采出生于此。他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个地方已经烙刻在我的灵魂上。”“当一棵树冠遭到毁坏，等待它的只有枯萎，鸟儿也将离弃树枝。我们家的树冠已经受到毁坏，欢乐离弃了我们的心灵，代之而起的是深广的悲哀。然而就在我们的伤口在接近愈合之际，它整个又被痛苦地重新撕裂。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听到了忧伤的风琴声，就像在葬礼上听到的一样。我正想试图探究这音乐的起因时，一座坟墓猛然裂开了，从里面走出了我身穿寿衣的父亲。他穿过教堂，重回时怀里抱了一个小孩，接着坟墓再次裂开，父亲消失在里面，墓石重又移回原处。在这当儿，风琴的哀诉立即止住，我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把梦告诉了我亲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小弟弟约瑟夫病倒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神经危机，他终于死了。我们悲伤至极，我的梦完全应验了，因为小弟弟的尸体就被安埋在他父亲的怀里。经历了这双重灾难，天国之父成了我们惟一的安慰。这时将近1850年1月底。”尼采的舅妈尼采的祖母
这年春天，牧师的遗孀离开了教区住宅，移居到萨勒河畔瑙姆堡附近的小镇上，这里离她自己的亲戚近一些，他们就住在相邻的乡间。她丈夫的母亲和姐姐也搬过来跟她一起住在一幢小房子里，一开始还处在悲痛中的孩子们对此也慢慢习惯了。
瑙姆堡是个为王室效忠的城市。受到霍亨索伦王室的眷顾并效忠于他们的王朝。由官僚和牧师组成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跟他们的家属和几个乡绅住在长满绿草的城墙内，城墙上有五道城门，一到夜晚它们就关闭了。他们的生活刻板严谨，井井有条。都市教堂里的钟声一旦敲响，就会响彻整个小镇。是这钟声把它叫醒，送它入眠，召集它去参加国家和宗教的节日典礼。作为一个孩子，尼采的生活也是刻板严谨、井井有条的，他的天性与瑙姆堡的习俗一拍即合，同时他活跃的心灵也敏于发现新生活里的美好。阅兵仪式，有风琴伴奏和合唱的宗教典礼，盛大的周年庆典都令他赞叹不已。每年一度的圣诞节的来临都会令他深受感动。他的生日虽然不能像圣诞节那样深沉地打动他，却是给他带来巨大快乐的源泉。“我的生日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国王的生日，”他这样写道，“在那一天，我总是被军乐声唤醒，接着收到各种礼物。庆祝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一块儿去教堂，尽管在那里听到的布道词并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特别祝福，我却总是挑选其中最好的言论自我嘉奖。接着我们全部聚集在学校，以便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集会结束之前，大家会合唱一支优美的爱国歌曲，接着主持人宣布散会。接下来的时刻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的朋友们来了，我们一块儿欢度快乐的一天。”
弗里德里希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并且希望以他为榜样，跟他家族里的其他男性一样成为一名牧师，成为上帝的选民和代言人。他没法想像还有更为崇高的职业，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尽管他还很年轻，却拥有一颗高度严格、一丝不苟的良心。微不足道的责备都会刺痛他的心，他喜欢独立行事，不要别人帮忙。只要他心里感受到有任何顾虑不安，他就会躲避在某个偏僻角落，把自己隐藏起来审查自己的良心，他也不会再跟妹妹一块儿玩耍，除非他通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谴责或者辩护。一天，倾盆大雨突然而至，他母亲看到他虽然没有带雨伞或斗篷，却像平常一样迈着缓慢的步伐从学校回来，她叫住他，于是他稳步走到她面前，“老师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在街道上随便奔跑。”他解释道。他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牧师”。每当他给他们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某一章节时，他们就带着敬意安安静静地倾听。尼采的父母，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牧师和弗朗兹斯卡·奥勒。前者婚后六年死于脑力衰竭，后者比其丈夫小13岁。
对于自己的声誉他从不马虎。“只有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严肃地教导妹妹，“他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他生性骄傲，并对尼采家族的高贵血统深信不疑。他的祖母总是热衷于给他讲述家族的传奇历史，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又译利斯贝思。]过去总是对此满怀幻想。他们的远祖是居住在波兰的伯爵，名叫尼兹克。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他们反抗宗教迫害，与天主教会断绝了关系。自此开始了他们悲惨的流浪生活，从一个村落被驱逐到另一个村落，无家可归达三年之久。他们的儿子在流亡前夕出生，他们带着他一块儿流浪。虽然儿子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由于母亲全心全意、始终不渝的看护，他仍然奇迹般地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活到高寿，并且把强健和长寿这两个优点传给了他的后代。
听这类优美的传奇从来不会令弗里德里希感到厌倦。他还经常主动要求别人给他讲波兰民族的历史。贵族们骑在马背上，聚集在辽阔的平原中央，选举他们的国王，地位最低下的人也有权利违背他人的意志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一切令他深受感动，羡慕不已：他深信不疑，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一个尼兹克伯爵决不会撒谎。”他对妹妹如是宣称。的确如此，这些在三四十年之后鼓动着他的工作的强有力的激情和愿望早就使这个有着突出前额和大眼睛的孩子虎虎生风。而他在家里总是被那几个可怜的妇人温柔地抱入怀中，百般爱抚。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他的兴趣扩大了。音乐通过他在教堂里听到的汉德尔的合唱曲向他开启了一重境界。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并且即兴演奏，同时诵唱《圣经》作为伴奏。母亲开始感到不安，她回忆起了丈夫的命运，他也跟这孩子一样，过去经常在洛肯弹奏风琴，也常即兴演奏。
创造的天性——一种已经开始表现出某种专横残暴的天性——紧紧抓住了他。他开始创作优美的旋律，狂想曲和一首接一首的马祖卡舞曲，献给他的波兰祖先。他也写作诗歌，每年的周年纪念日，他的母亲、祖母、姑姑和妹妹都会收到一首他的配乐诗。甚至连游戏本身都变成了工作的借口。他起草了包括各种原则和建议的说教性的论文，并把它们分发给伙伴们看。一开始，他教他们建筑学，接着在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期间研究了弹道学和设防地的防御，该地被占领以后，他难过地哭了——因为他热爱所有斯拉夫人，憎恨革命的法兰西。在此期间，他还和两个朋友一同创办了一个艺术剧院，上演古代戏剧和早期文明剧，其中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和《奥卡达尔》就是他创作的剧目。
他小学毕业后在瑙姆堡上了中学。一进中学，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才华，以至于他的老师们都建议他的母亲把他送入质量更高的学校学习。这个可怜的妇女犹豫不决。她更愿意让孩子离自己近一点。
此时已是1858年。尼采在这一年度过的假期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跟往常一样，他在波布莱的乡间度假。那里掩隐在绿树成荫的群山下，坐落在河水清冽、缓缓流淌的萨勒河畔。每天早上，他都要去河里洗澡。他的外公外婆让他跟妹妹伊丽莎白跟他们住在一起。此时的他对这种充实丰富的生活感到很满意，不过他的内心却因为前途未卜而有点忧心忡忡。尼采的母亲，她的呵护和关爱是尼采一生中最持久的精神支柱。1845年。
青春期就要来到了。也许他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结交新的朋友，住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怀着些许焦虑展望着他将要走的人生道路。他回忆起孩子气的往事，整个漫长的童年时期，对此，无人可以报之以嘲笑。那远逝了的十三个年头，充满了最初的慈爱和忧伤，充满了对壮志凌云的灵魂骄傲的渴望，充满了对音乐和诗歌的卓绝的发现。大量回忆涌上尼采的心头，它们栩栩如生，扣人心弦。感情丰富的尼采突然之间为自己感到陶醉了。
他拿出钢笔，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写就了一部自己的童年史。写完之后，他高兴极了。“此刻，我已经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我的笔记。”他这样写道，“我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我写作的时候怀着巨大的喜悦，丝毫也没有感到些许疲倦。回顾一下早年的生活历程和灵魂的发展轨迹是件深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诚实地记述了所有的事实，不带诗意，不加修饰。但愿我以后还能多写一些像这样的东西。”
紧随其后的是四行小诗：
生活就如一面镜子，
我们从中认出自己，
这是第一要务，
务须努力求索。[原文为德语。]
普尔塔学校坐落在萨勒河畔，距离瑙姆堡五英里远。自德国存在之日起，普尔塔就已经有了老师和学生。早在12世纪的时候，西多教团的僧侣从拉丁西部过来，想要改变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他们获得了这片绵延于河的两岸的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在土地四周建筑了高高的围墙，修建了房子和教堂，还建立了一套流传至今的传统。到了16世纪，他们被萨克森君王驱逐了，但是他们的学校仍然得以延续，他们的那一整套教学方法也被定居在里面的路德教派的信徒们保留下来了。“孩子们要被培养起来适于过宗教生活。”这份教育指导写于1540年，“他们要接受六年的文学知识和道德戒律的训练。”学生们必须离开家，与老师们呆在一起。学校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安闲逸乐的行为方式。还有一套明确的等级制度：最大的学生要照管最小的学生，每个老师指导二十名学生。开设的课程有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这所古老的修道院式的学校里，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丝不苟、人道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结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根深蒂固的联盟，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格。许多非凡卓绝的人物都在普尔塔受过教育：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即哲学家、教育家、爱国者是该学校引以为荣的骄傲。长久以来，尼采就渴望能去普尔塔学习。1858年10月，他被授予一份奖学金，从此离家进了这所学校。
此刻起，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一桩带有英雄色彩的孩子气的逸事是他第一学年留给人们的惟一回忆。穆奇乌斯[穆奇乌斯：传说中的罗马英雄，在伊托鲁里亚的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亲征罗马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前去行刺，未遂被捕。当他被带到波尔杉纳面前时，为显示其无畏精神，把右手放进身旁熊熊燃烧的火堆里，看着火焰把手烧焦而不缩回。波尔杉纳为其勇气所动，将他放回罗马。后来穆奇乌斯的右手残废，被市民称为“左撇子穆奇乌斯”。]的故事在他的一些同学眼里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把手放进火里。”这些年轻的批评家们这样认为。尼采不屑于抗辩，只是伸手从炉中抓出一块燃烧的煤，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里。他终身保留着这块被烧灼的疤痕，并且历久如新，因为为了让如此荣耀的一块疤痕保持原状甚至更加显眼，他还小心翼翼地让融化的蜡流过这道疤痕。
毫无疑问，要忍受这种新生活对他来说是不易的。他很少玩，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再者，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里养成的温柔之风使他很难适应普尔塔的清规戒律。他每个星期只在星期天下午外出一次。其时他的母亲、妹妹和他在瑙姆堡的两个朋友到校门口接他，与他一起在附近的小酒馆里消磨剩下的时光。
1859年7月，尼采获得了一个月的自由。在普尔塔，这是学生们最长的假期。他重访了他喜爱的故人旧地，还匆匆旅行了耶拿和魏玛。在学校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只写了作为功课不得不写的东西，可是现在，写作的灵感和乐趣又重返他身上，于是他把自己的夏日印象写成一篇略带悲怀的抒情散文。
他这样写道：“当我们离开暗黑的围场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背后的天空沐浴在金色霞光里，我们头顶的上空闪耀着玫瑰色的云彩，城市匍匐在我们眼前，静静憩息在夜晚的和风里。啊，威廉，我对我的朋友说，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结伴漫游全世界更快乐呢？哦，快乐的友谊，忠诚的友谊！呵，呼吸一下这美丽的夏夜气息吧，这花香，还有这绯红的晚霞！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的思潮正在高歌升腾吗？它就像是欢歌的云雀，栖息在金光灿灿的云端。瞧这夜晚的奇观！这就是展现在我面前的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一部分被封锁在暗黑的阴影里，其余部分则飞升于自由的空中！就在那一刻，我们的耳朵被一声尖锐的叫喊撕裂。那声音发自我们路旁的疯人院。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就好像是某个恶魔扇动着险恶的翅膀触及到了我们。滚开，你这邪恶的势力！即使是在这样美丽的世界里，也还存在着痛苦的灵魂！但是痛苦又是什么呢？”
8月初，他重返普尔塔，心情跟第一次到那里时一样悲哀。他无法接受此地粗暴的约束，再加上无法停止对自身的反省，他连着几个星期都记着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支配时间的以及他每一天的情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记刚开始时记述的是老师们所说并经他改写的鼓舞士气的格言警句，用以对抗厌倦无聊。接下来记述的则是他的学习、娱乐、阅读和令人沮丧的病痛。他那颗感情丰富的童心有时反抗着，有时又顺从于印象并痛苦地服从于某种戒律。每当情感澎湃的时候，他就放弃写散文，因为散文还不具有足以宣泄忧郁哀感的音乐性。这些时候，节奏和韵律涌现出自身，他在灵感的驱策下写下一些韵文、四行诗或是六行诗。但是他从不主动寻求和紧抓不放这种诗情澎湃的时刻，他所做的只是当它来时跟随它，一旦诗情减弱，散文就立即取而代之，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对白一样。
然而，普尔塔的生活有时也会被片刻单纯年轻的快乐所照亮。比如学生们外出散步，合唱，洗澡。尼采参加了这些愉快的活动，并对此作了描述。每当天气过于炎热时，水中生活就取代了书斋生活。两百多个学生就会齐声唱着歌，踏着合拍的脚步到河边去。他们会按照原来的队形跳进水中，顺流而下，直游得筋疲力尽却又兴高采烈。接着老师的口哨声吹响了，孩子们便爬上岸边，穿上由一只尾随其后的渡船送过来的校服，又唱着歌，秩序井然地回到学校，继续各自的功课。“这实在是棒极了。”实际上尼采就是这样说的。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8月底。日记中断了八天，接着是六天，接着又是整整一个月。等他又重新开始记日记的时候，已经是这本日记要结束的时候了。“自从我开始写这本日记以来，我的心境已经完全改变。那时我们还置身于夏末的一片葱茏中。而现在，唉！我们是在深秋。那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而现在我已经快变成大人了……我的生日来了又去，我逐渐变老——时光匆匆，就好比是春日的玫瑰，欢乐易逝，就像是涧流里的泡沫。”“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被强烈的求知欲攫住，这是对知识、对世界文明的渴望。这一冲动是被我刚才读到的洪堡的书刺激起的。但愿它能像我对诗歌的热爱那样持久不衰。”1859年，15岁的尼采致母亲的信。
这一时期，他着手制订了庞大的学习计划。在这一学习计划中，他把地质学、植物学、天文学与拉丁语读物、希伯来文、军事科学以及各种技能的学习结合在一块儿。“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是宗教。”他说，“它是所有知识的基础。无比巨大的就是知识的领域，永无止境的正是对真理的追求。”
在这男孩的孜孜研读中，冬天和春天已倏忽而逝。他的第二个假期来临了，接着又是第三次返校，其时正逢普尔塔校园里巨大的橡树被秋季脱去了绿装。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已到了十七岁，他感到心情悲哀。过去长时间内他都一直强迫自己对生活采取痛苦的惟命是从的态度，他已经阅读了席勒、荷尔德林、拜伦的作品，他梦想着古希腊的神以及那个阴沉的曼弗雷德，这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倦怠于自己的万能，徒劳地想去死亡中寻求安宁，而死亡早已被他自己的艺术所征服。老师们上的什么课才是尼采所喜欢的呢？他对几行浪漫主义诗人的句子进行了深思：
痛苦即是知识，那最深地体味了痛苦的人，
才能悲悼致命的真理，
知识之树并不等同于生命之树。
他最终厌倦了这一切。他渴望着能从日常课程中和占据他全部生活的功课中解脱出来。他会独自聆听发自灵魂的独白，并由此开始理解他大脑里充溢着的幻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母亲和妹妹吐露了，向她们宣布他将来的计划已经作了改变。一想到大学他就厌烦，他想做的不是教授，而是音乐家。母亲对他晓之以理，这才使他稍稍平静下来。但是她的成功没有持续太久。他喜欢的一个老师的逝世结束了他内心的混乱状态。他忽视功课，与人隔绝，终日冥想。
他经常写作。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驾驭语言和清楚表达思想的天赋能力。他接连不断地写着，所有不安的阴影都在他的笔下向我们披露了。他考察了庞大的浪漫主义体系和阴沉、纷乱、冰冷无情的科学体系。这种开阔的读书视野在使他着迷的同时又使他惊恐。那些在童年时代养成的虔诚的生活方式仍然影响着他，他像谴责罪恶一样谴责在自己身上冒出来的对宗教胆大妄为的否定倾向。他尽力保持着逐日减弱的宗教信仰。他没有用法国人或天主教徒那种尖锐的方式摆脱信仰，而是缓慢地心有余悸地离开它。缓慢，是因为他对那些代表着他的过去，代表着他对家庭和父亲的全部回忆的教义和信条有着敬意；心有余悸，是因为他清楚弃绝了宗教所带来的安全感，他就找不到新的信仰安全来取而代之了，面对的只会是措手不及的一大堆问题。对被迫作出选择的巨大压力的权衡令他辗转思量。“如此事业需要的时间不是几个星期，而是终生。”他这样写道，“仅仅依据一个孩子思索的结果，任何人都胆敢以之为武器摧毁两千年的权威，而这一权威被所有世纪以来最深邃的思想家们保证过，这是可能的吗？仅仅根据他自己的纯粹幻想和思想雏形，任何人就会冒险把宗教的痛苦和祝福从身边一掌推开，而这一宗教早已深深渗透进了历史，这又是可能的吗？1861年，穿着坚信礼服装的尼采。当时一个医生这样描述道：“他神情怪异，目不转睛”。“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想几千年来无休止交锋所围绕的哲学问题；要革命性地推翻那原先把人类提高到真正属人的高度并被人类中之最高权威所接受的信仰；要在对哲学或者自然科学所带来的一般性后果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把二者结合起来；要在理智还没有掌握全部历史的统一性和那些最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从自然科学里推衍出一套真实的体系——这一切只能是鲁莽轻率的大作。“那么人类又是什么呢？我们几乎不知道它是整体中的一个阶段，大化流行中的一段时间还是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在历经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些中间阶段的漫长进化以后，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比石头更为优越吗？此后它将向着完美的存在前进吗？或说历史为它准备了什么结局？是否基本的大化流行永无止境，人类将永远在去成为的过程中？什么是这个巨大的生命之钟的发条？所有这一切都还是个谜。然而无论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浩瀚时间延续多久，它的每一分钟又都是在当下。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就这样被镌刻在钟面上：时针永在走动，当它到达十二点的时候就又开始新的一轮旋转，这新的一圈开创的就是人类史的新时期。“没有向导，没有指南，年轻的大脑要在疑问重重的汪洋大海里探险只能迷失或者发疯。大多数冒险者都被风暴打垮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发现新大陆……我们的全部哲学经常在我面前呈现为是十足的巴比塔……其可悲的结局是对大众思想的无休止的打扰。当大众发现整个基督教思想是建立在虚妄不实之词上时，我们必然会迎来一次巨大变革。上帝的存在，永生，《圣经》的权威，启示，这一切永远都是个问题。我试图否定这一切，但是，唉！摧毁是容易的，问题是创造。”
在这些字里行间显露出来的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天才啊！弗里德里希·尼采明确地提出了此后占据他全部思想的疑问并且预见了他将作出的搅乱人心的有力答案。这些答案就是：人类就是虚无；是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一次荒唐的开始把它驱向永无休歇的无穷开端，驱向永恒轮回；一切权威最后都可归因于力量，而力量是盲目的，仅仅服从于机会……
弗里德里希·尼采不肯定什么：他不喜欢在重大问题上仓促地下结论。只要还有犹豫，他宁愿选择回避它们。然而一旦他投身于其中，那必将是全力以赴。那时，他还想对他的想法有所保留。但是这些想法却情不自禁地涌流于他的笔下。他写道：“我们往往在应当勇于直面我们的命运的当口，服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服从于谦卑的态度，这无非只是为了掩饰当时所感到的懦弱和胆小罢了。”尼采全部的伦理观和英雄观就包含在这不多的几句话里。拜伦像，尼采早年所喜爱的作家之一。
我们已经列举过这段时期内尼采最爱的作家：席勒、拜伦、荷尔德林——其中他最喜爱的又数在当时毫不出名的荷尔德林。他发现了他，就像一个人只消一眼就于人群之中发现了他的朋友一样。这是一次非凡的遇合。此刻这位少年尚未展开的人生与这位刚刚逝世的诗人极为相似。荷尔德林也是位牧师的儿子，也同样希望能子承父业。1780年，他和黑格尔、谢林在蒂宾根大学同窗研读神学。也就是在那时，他摒弃了宗教信仰。他开始熟悉了卢梭、歌德、席勒和浪漫主义的陶醉。他既热爱大自然的神秘也喜欢希腊心灵的清澈，梦想着能在一部德语作品里把二者完美结合。由于困窘，他不得不过一个贫困诗人所过的那种艰难生活。他做过家庭教师，他忍受着呆在富人家庭里的无聊，在那里他总是被人瞧不起，惟一一次特例又得到了过分的爱——这是一次以失望告终的短暂热狂。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喜欢那里的空气和人民。他一边工作一边用空余时间写作。然而这种靠家庭资助的生活令他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伤害，他又再次离开了。他发表了一些诗作，在这些优美的诗篇里，这个默默无闻的德国天才唤来了奥林匹斯山诸神，让他们居住在苏比亚茂密的森林和莱茵河地区，然而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郁郁不乐的荷尔德林梦想着更为广阔的创作，但那只是一场梦：德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古希腊则是另外一个世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要把浮士德的胜利和海伦的被劫掠镌刻进永恒的文字，这一切都需要歌德似的灵感。荷尔德林用散文创作了一首诗里的几个片断：他的英雄是一名年轻的希腊人，他悲悼自己的民族——查拉斯图拉的不堪一击的祖先的覆灭，倡导一种勇敢人性的再生。他创作了三幕悲剧，其主人公是英雄恩培多克勒——即阿格里真图的暴君、诗人、哲学家、傲慢的民众煽动家，一个因为过于伟大而与其他希腊人格格不入的希腊人，一个魔术师。剧情讲的是拥有万物的恩培多克勒厌倦了生活所能提供给一个人的所有满足，隐退到埃特纳山巅，把家人、朋友和苦苦哀求的群众打发走，然后在一个黄昏，在落日的余晖中纵身跳进了火山口。
作品充满了力量，可是荷尔德林把它放弃了。郁郁寡欢使他身体衰弱同时又令他情绪高昂。他希望离开他受磨难如此之多的德国，希望他的亲戚不会再因为他的存在而受到拖累。他在法国的波尔多找到了工作，于是他消失了。六个月后，他回到家里，皮肤晒得黝黑，衣衫褴褛。他不回答任何问题。有人通过艰苦的调查发现他是在8月骄阳下徒步穿越了法国。他神智涣散，在身心麻痹的状态下熬了四十年，于1843年去世，此时距尼采出生只有几个月。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也许愿意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天才的灵魂从一具躯壳转移到了另一具躯壳。确实如此，同样的德国灵魂——天生的浪漫主义者，最终被其野心所击倒的野心家——使这两位男子充满了生气，也最终注定了他们的相同结局。透过他们的生活历程，人们也许会对这个民族盲目的生育力感到吃惊，这个民族为了追求其单调乏味的癖好，一代接一代地向世界输送着具有相似磨难的相似孩子。
那年接近夏天之时，尼采患了严重的头痛和眼疾。病因难以确诊，也许是由神经性病变引起的。假期被糟蹋了，不过他设法在瑙姆堡住到了8月底，先前的苦恼被延长的闲暇所带来的欢乐一扫而光。
他精神饱满地重返普尔塔。尽管他思想中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已经做了探索，现在他能够在不委曲自己的前提下再次成为一名勤奋的学生了。他不愿意中断自己广泛的阅读。每个月他都按时给瑙姆堡的两个朋友寄去诗歌、歌曲、舞曲、评论和哲学论文。但是他没让这些消遣耽误自己的学业，在一些出色的老师的指导下，他学习了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学。
要是没有迫在眉睫的前途和即将折磨他的职业问题的困扰，他一定会过得很愉快。《会饮篇》中的场景，该文是探讨爱的本质的最著名的文章，图中表现的是政治家亚西比德来到诗人阿迦同的家中与他彻夜长谈。“我经常想到我的前途问题，”1862年5月，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许多客观和主观原因使这个问题显得麻烦并且难以定夺。毫无疑问，我会在我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内凭自身能力取得成功。但是我却缺乏力量把这些饶有趣味、形形色色的问题抛诸脑后。我要去研究什么呢？我脑海里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但这又是必须由我自己权衡定夺的事情。确定无疑的是，不管研究的是什么，我都会满腔激情，穷根究底。这样一来只会使选择变得更为艰难，因为问题就在于要去发现一个人能够为此献身的职业。但是那总是在欺骗我们自己的正是我们的希望啊！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因为一个暂时的偏好，某种家庭传统，一个愿望而走错道路啊！选择职业犹如让一个人去抽奖，其间大多数彩票都落空，中奖者寥寥无几！此时此刻，我的处境极为不妙。我对如此广大的领域都颇有兴趣，要是我有幸满足自己的兴趣，我显然能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但对我的职业而言却只是枉费心血。我当前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摒弃我现有的许多爱好的同时增加新的爱好。但是哪些爱好将成为我即将抛弃的不幸者呢？也许那正是我最可宝贵的财富……”格斯道夫，尼采一生的挚友。
最后一个假期悄然而过，紧接其后的是最后一个学年的开始。尼采无忧无虑地重返即将毕业的学校。学校的清规戒律变得松懈了，他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获得了某些自由。他接受了这个或那个老师的邀请出去吃饭，如此一来，他在修道院里初尝到了世俗的乐趣。有一次，在一个老师家里，他看到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当他再次见到她时，他陷入了此生的初恋。有好几天，他的梦里全部充斥着他想借给这位姑娘的书和想跟她一块儿弹奏的音乐。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内心的情感。然而姑娘离开了普尔塔，尼采又重返正业。在他埋头学习正规课程之前，柏拉图的《会饮篇》、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是他最后的消遣。有时候，在吃晚饭之前，他会坐在钢琴边弹贝多芬或者舒曼的曲子，或者进行即兴演奏，听众是他的两个同学，格斯道夫和保尔·杜森，这两位后来也一直是他的朋友。
诗歌总是如影随形跟在他身边。只要稍有空闲，只要作业可以拖延几个小时，他就会再次成为抒情诗人。一个复活节早晨，他离校返家，径直走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梦幻般独自呆了一会儿，接着他认识到自己是被大堆的感觉包围了。他怀着许久以来不曾有过的强烈乐趣记下了自己的感觉。以下抄录的一页难道配不上查拉斯图拉吗？“此刻是复活节之夜。我裹着晨衣，坐在火边。外面下着毛毛细雨。四围静谧，我孤独一人。一张白纸躺在桌上。我凝视着它，陷入深思。钢笔在我指间转动，大堆无法摆脱的问题、感觉和想法蜂拥而至，困扰着我。它们步步逼进，要求形诸文字。它们中的一些喧嚣吵闹，制造了巨大的骚动：它们是年轻的渴望着生活的思想。另外一些也打着手势，奋力抗争：它们是上了年纪的思想，谨慎而清醒，就像是一群老绅士，不悦地注视着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思想的混战。正是新旧世界之间的这种交战决定着我们的情绪，我们把作战的状态——此方的胜利和彼方的失败称之为心境，情绪……我经常窥探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用虔诚的静默对其作研究，这些时候总能给我深刻的印象，就像是伴随着剧烈磨擦所带来的忙碌和骚动，空气震颤了，被撕裂了，就像是某个思想或是某只鹰呼啸而过，直射向太阳。“斗争是粮食，它给灵魂以力量。灵魂精于从斗争中取得甜蜜和辉煌成就。渴求新鲜养料的欲望驱策着它，它大肆摧毁，奋力作战——但是当它把猎物引诱过来，紧紧抓住，既而完全吸收时，它又表现得多么温柔啊。“在此刻构成你所有欢乐和痛苦的感觉也许将会瞬息即逝，因为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作为那些更为深广的感觉的帷幕，它们将会消失于那些更为成熟、更为高级的感觉前面。正因为此，当一念闪过时，那些曾经独一无二、无与伦比、年轻迅捷、难以形容的感觉会越来越深地铭刻于我们心底。“此刻，我正想着我曾经爱过的一些人，我记起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闪过。事实上，我想他们的禀性并没有变得更为深刻、更为完美。但是另一个事实是，不论是这些回忆中的哪个片断被重新想起，它们都会把我带向某种更为敏锐的感觉，因为精神不能容忍回复到它已经经过的高度，它需要不断扩充。我向你致敬，亲爱的感觉，你是骚动灵魂之绝妙悸动。你和大自然一样丰富，却比大自然更为壮观，因为你永远在提高、永远在斗争——相反，植物今天发出的香味与它初生时发出的香味一模一样。我现在之爱已与我几周前之爱不再相同，而且此刻我的心境与我刚才提笔之初已然不同。”
尼采回到普尔塔参加毕业考试，他差点没能通过，事实上，他的数学成绩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分数。不过老师们忽略了这次不及格，仍然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他怀着悲伤的心情离开了母校。他的心灵容易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并以同等力量恪守着那些愉快的记忆和忧伤的印象。
毕业仪式是学校的成规。学生们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接着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向他们的老师致书面感谢词。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感谢信哀婉庄重，动人心弦。他首先向上帝致意：“我首先感谢上帝，我的一切承蒙他的赐予。除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谢意和对其爱的信任，我还能向他奉献什么呢？蒙他所赐，我在此地度过了一生中的欢乐时光。祈愿他，仁慈的万物之主，继续把我置于其庇护之下。”接着他感谢国王：“由于他的善意，我才得以进入这所学校……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为他和我的祖国增光添彩。这是我的决心。”接着是向尊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致辞：“我特别的感谢属于诸位，亲爱的同学们。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我对你们说什么好呢？我深深知道，当一棵树木被从滋养它的土壤里移到别的环境里，它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只能慢慢生根。我能适应没有你们的日子吗？我能适应新的环境吗？再见吧！”
这篇长文似乎还不足以让他的感情一泄无余，于是他又在其后为自己写了几行抒情诗，诗中再次表达了他的感情：
就是这样——这就是世人之路，
让生命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我，
他们出发了，脆弱的轻舟被打成碎片，
没人能告诉我们它沉没的地方。
再见吧，再见！汽笛召唤着我，
我徘徊的当儿，船长催促我上路，
从今要勇敢地直面波涛、风暴和暗礁，
再见，再见吧！
第二章 青年时代
1862年10月中旬，尼采离开瑙姆堡去波恩大学，一路同行的有他的同学保尔·杜森和杜森的一个表兄弟。这几个年轻人一路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们在莱茵河边短暂停留了一阵。他们尽情享受着突然而至的完全自由，快乐得有点忘形。保尔·杜森如今是基尔大学里的教授，他带着一个善良的中产阶级所能具有的满足向我们谈起那些充满欢笑的日子，记忆中那些久逝的恶作剧令他振奋起来。
三个伙伴骑马在乡间漫游。也许因为对附近小酒店供应的啤酒品尝过度，尼采对自己坐骑的长耳朵比对周围的美景更感兴趣。他仔细测量了一下那对长耳朵，断言道，“这是一头驴。”杜森和另外一个朋友回答道：“不，这是一匹马。”尼采再次测量了一下，用值得称赞的固执说道：“这是一头驴。”直到傍晚时分他们才回去。三个人一路高谈阔论，吵吵嚷嚷，令镇上的居民很反感。尼采还柔和地唱情歌，以至于好多女孩子都被歌声吸引到窗边，躲在窗帘后面窥探他们。最后，一位正直的居民不得不特地走出来喝斥这几个喧闹者，并且连恐带吓地将他们赶回了回旅店的路。波恩大学入学时的尼采，其时眼光中充满了坚毅和信心，当时的他肯定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命运会如此多舛。
三个朋友在波恩安顿下来。当时，好些大学都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只有它们还保持着自由，并且在分裂的德国，凭一个衰弱的躯体，过着强有力的生活。它们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而关于它们的传说则更为荣耀。人们都知道莱比锡、柏林、耶拿、海德堡和波恩的青年学子是怎样在他们老师的鼓励下武装起来，为拯救德国民族而与拿破仑作斗争的。人们还知道，这些勇敢的学生为反对暴君和僧侣们葬送了德国自由的基本原则，曾经战斗过，并且仍然在进行着战斗。德意志民族热爱这些严肃的老师和斗志昂扬的青年，他们代表了祖国的尊严，象征着为劳动而武装起来的勤劳的祖国人民。没有一个少年不把自己的学生时代梦想为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温柔的姑娘不对某个纯洁高尚的学生满怀幻想，而在富于梦想的德国人的所有梦想中，没有比对大学的梦想更具吸引力的了。这些充满知识、勇气、美德和欢乐的杰出学校令国家深感骄傲。到达波恩后的所见所闻激动着尼采和他的伙伴。尼采为自己写过许多记述自己生活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这样写的：“我到达了波恩，为展现在眼前的无限美妙的前景感到骄傲。”他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急于结识那些将与他共同学习并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同学。
波恩大学的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于结成社团、共同生活学习。在遵循这一传统之前，尼采迟疑了一下。但是考虑到要是不去承担某些友谊方面的责任，他就会显得孤僻离群、落落寡合，仅仅出于这种担心，他加入了其中一个协会。在给朋友格斯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经过成熟的思考后，我才走了这一步，采取这种放弃个性的做法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几乎是必要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听任自己融进新生活的秩序里面去。毫无疑问，他绝对不沾烟酒。但是他淋漓尽致地享受了一些简单的乐趣：学术讨论，水上泛舟，河畔饭馆里的轻松消磨，黄昏回家路上的即兴合唱。他甚至希望进行一次决斗，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因为没有敌人，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同学作对手，“我刚入学，”他对那个同学说道，“我想进行一次决斗，我觉得你比较合适，让我们开始吧。”“非常乐意。”这是尼采得到的绝妙回答。
尼采不可能长久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最初的欢快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12月初，他从这种生活中退出了一点。不安重又向他逼近。因为远离亲人，圣诞节和新年只能令他倍加伤感。从他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到他当时的心态：“我喜欢周年纪念日，圣·西尔维斯特节和生日。多亏了这样一些节日，我们才得到了那些时光，灵魂处于暂停状态，得以发现自身存在的断片。毫无疑问，经常去经历这些时光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们给予自己这样的机会却少之又少。它们能促成一些关键决定的作出。在这些时刻里，我习惯于重新翻出在刚刚逝去的一年里写的手稿和信件，并且仅仅为了自己而记下一些感想。在一两个小时里，一个人就好像超越了时间，超拔出他自己的存在。一个人在对过去进行了简短而确凿的回顾后，就会怀着一颗更勇敢更坚定的心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向前。而且当美好的愿望和家人的祝福像细雨一样飘落心间的时候——啊！那是何等美妙！”
从这个年轻学生“仅仅为了自己”所写的感想中，我们可以掌握一些关于他的蛛丝马迹。他责备自己浪费时间，决定采取一种更为严格更为专注的生活。但是当面临跟他的同伴们断绝关系时，他犹豫了。他们确实有些粗野，但是他们跟他一样年轻勇敢。他该不该跟他们保持联系呢？一缕游丝般的忧虑令他苦恼。他也许可以通过长期的放纵生活而适应他们的粗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他就不至于过于敏感了。“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当一个人对日常生活中出现于眼前的邪恶丧失了本能的反感，那么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他选修了第三门课程，这门课难度很大。他决定坦率地跟他的朋友们谈谈，以便在他们身上施加影响，使他们的生活趋于高尚。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开始履行自己的宗教使命，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把履行这种使命的范围扩大到全德国。因此，他建议改革自己所在协会的规则，他呼吁禁止或至少减少令他反感的抽烟喝酒会。1864 年，尼采在波恩大学加入的学生社团的集体照。尼采坐在第二排，桶的左上方。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组织，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粗俗得令人厌恶”。此后在莱比锡大学，他建立了一个更为精锐的组织，即“语言协会”。
建议没有取得成功。倡议者受到冷落，被孤立在一边。协会成员的讽刺激怒了尼采，他用激烈的语言进行回击，这一行动使他失去了所有人的友爱。他体会到了最痛苦的孤独，那种被打败者的孤独。结果不是他主动退出，而是被别人请出了这个协会。他如此骄傲，所以继续呆在波恩对他而言是悲惨的。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却毫无乐趣可言。他刻苦钻研索然无味的语言学，借此训练他的心智，纠正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和混乱的思维。但是他通过直觉就能感知到的古希腊文惊人之美，在进行条分缕析的时候却令他兴味索然。他的语言学老师里奇尔劝他不要进行其他科目的研究，他说：“假如你想成为一个强者，就要获取某项专长。”尼采接受了这个忠告。他放弃了自己一度有过的对神学进行深钻的念头。他在12月份的时候写过一些优美的旋律，现在他则作出决定，一年之内不再去享受这种徒劳无功的乐趣。他希望采取顺从的态度去习惯无聊。他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已经能够写出受到里奇尔褒奖的论证严谨、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文了。1861 年初秋，尼采写的诗作：献给未知的上帝。1865 年7 月11 日，尼采为自己的青年诗作《年轻的女钓手》谱曲。
这种欢乐是多么可怜！但是有人认为尼采需要这种欢乐。他常聆听同学们的议论。一些人毫无信念、不带感情地一遍遍重复着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理论：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们激动人心的力量。另一些喜爱实证科学的人则阅读沃格特、毕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尼采读了这些论文，但不愿再读。他是一个诗人，需要的是抒情、直觉和神秘，冰冷清晰的科学世界是不能令他感到满意的。那些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的年轻人也称他们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鼓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尼采太具有诗人气质，而且不论就教育还是就天性而言他都太具有贵族气，这注定他不能对平民政治感兴趣。他把美、善、力量、英雄主义视为理想目标，并且希望自己能达到这些目标。他从未打算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所以他对一般人的幸福、对一种有节制的欢乐和有节制的痛苦这种可怜的生活理想不感兴趣。1863 年，伊丽莎白·尼采在坚信礼上。她是对尼采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尼采去世后，她以其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并对其作品肆意删改，引发了学界的长期争论。
当他对同代人的种种倾向几乎都不满意时，他还能感到什么快乐呢？当他对一种低俗的政治、一种苍白的形而上学、一种狭隘的科学感到反感时，他能为自己的心灵指出一条什么道路呢？当然，他有他自己清楚明确的爱好，他对自己的趣味深信不疑。他热爱古希腊诗人，喜欢巴赫、贝多芬和拜伦。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倾向又是什么呢？
他还没能回答人生的问题。现在这个二十一岁的他跟从前那个十七岁的喜欢对不确定的意见表示沉默的他还是一样的，依然把自己封锁于严格的沉默之中。他在写作、书信、交谈中一直用词谨慎。他的朋友杜森认为祈祷没有真实效力，只是给祈祷者的心灵以虚幻的自信而已。“那是费尔巴哈式的蠢话。”尼采尖锐地回答道。杜森在别的场合还提起过施特劳斯刚刚再版的《耶稣传》，对书中的意见表达了赞同。尼采拒绝在这个话题上发表意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说，“要是你信奉耶稣，那你也得供奉上帝。”这些对话似乎反映了尼采对基督教还有着依恋。但是他写给妹妹的一封信消除了这种印象。那时，那个年轻姑娘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她写信对他说：“人们必须从事情的最痛苦的一面中去寻求真理。就目前而言，要去相信基督教的玄妙的教义而不费点劲儿是不可能的，由此推断，基督教义是真实的。”她立即收到了哥哥的回信。这封信措辞激烈，表露出他内心的不快。“你认为要接受并承认这些信仰真的困难吗？我们是在这种信仰的熏陶下长大的，它已经一寸寸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亲朋好友及那些人中俊杰都把它视作真理。而且无论真实与否，它确实安慰和提高了人性。你认为承认这种信仰比与一个人的全部习惯作斗争更为艰难吗？那是一种疑虑重重的孤独斗争，并因为各种精神上的消沉和悔恨变得更为阴沉。这种斗争常使一个人深陷绝望，但却忠实于他的永恒追求，即对通往真、善、美之新道路的发现。“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我们会重新找回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真正的探求者来说，他探求的结果绝对不能显示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不管它会有多么邪恶和恐怖。“这就是已经明确划分了的生活之路，如果你想要得到灵魂的安宁和幸福，那么你就相信；如果你想做真理的信徒，那么你就探索……”
尼采尽力忍受这种痛苦的生活。他去乡间散步。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研究艺术史和贝多芬的生活。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他无法忘记波恩的人。他曾两次去科隆参加音乐节，但是每一次重返都会增加他的忧郁。最后，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像亡命之徒一样离开了波恩。夜半时分，我和我的朋友M一起站在莱茵河的码头上。我等着从科隆开出的的轮船。在即将离开如此繁华美丽之地和一帮青年同学之即，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痛苦。事实正好相反，我是从他们身边逃离开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进行一番不当的评价。但是我的天性与他们格格不入。我仍然腼腆内敛，而且在如此之多的作用力之中我没有力量坚守自己的角色。一切强加于我身上，我无法成功地控制我的环境。我感到自己对科学和生活都无所作为，却用各种谬误充塞自己，想到此，我感到心情沉重。轮船来了，把我带走了。我在潮湿阴冷的夜里呆在驾驶台上，注视着那勾勒出波恩河畔的小灯渐趋熄灭，此情此景使我倍添逃亡之感。”
他和一个同学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此人的父亲是个动辄指责别人，事后又后悔的富商。“普鲁士完了。”老人肯定地说道，“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用他们的胡言乱语毁掉了一切。他们摧毁了传统、自信和思想本身。”年轻的尼采喜欢听这类尖酸刻薄的话。他以波恩大学学生为依据评价德国，处处都看不入眼。听音乐会时，和下层听众产生共鸣令他不自在。无论被主人邀请去哪个咖啡馆，他都既不抽烟喝酒，又不搭理介绍给他的其他人。
他决定不再回波恩，而去莱比锡完成学业。一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就立即去大学注了册。这天是个节日，校长正在向全体学生训话。他告诉他们，一百年前的同一天，歌德曾经和他的长者们一起在这儿注过册。“天才自有他自己的道路。”这位谨慎的校长立即补充道，“跟随天才们的道路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学习期间切不可以他为榜样。”“哦，哦！”青年们大笑着高呼。被众人淹没了的尼采对于命运之神在此时把他带到此地感到欣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册的第一页。
他烧掉了一些还夹在他的作业本里的诗篇，重新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用最严谨的方法研究语言学。然而厌倦很快又卷土重来。他害怕与波恩那一年相同的情形重演，他又在书信和笔记里发泄着长篇累牍的牢骚。幸亏这一切很快结束，出现了一桩解救他灵魂的大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亚瑟·叔本华写的一本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者本人在当时对他而言还是很陌生的。他翻了几页，其遣词造句表现出的气势、传神和天赋当场将他震住。他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低语，‘带上这本书回家吧’。我就这样获得了它。刚进房间，我就打开我的宝贝，并听凭自己受到这个力量充沛而严肃阴郁的天才的影响。”叔本华, 他是对尼采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该书的序言极其丰富，包括了这位被忽视的作家为三个版本写的间隔很长的三篇序言，它们分别写于1818年、1844年和1859年。这些序言傲慢尖刻，但没有丝毫不安。深邃的思想和尖锐的讽刺比比皆是。它们显示出歌德的抒情性和俾斯麦一针见血的现实性的联姻。它们具有德国文学罕见的典雅优美、从容不迫的美。弗里德里希·尼采被书中的高贵气质、艺术情感和完全自由之精神征服了。叔本华写道：“我认为一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或者他投射到某个幽暗地方的光芒，总有一天会打动另一个思考者，令他感动、欣喜，给他安慰。似乎他所说的一切全是为了这个人，这正如那些和我们相近的灵魂在人生的荒漠里曾经对我们诉说，安慰过我们一样。”尼采深受感动，这似乎是一个偶尔相遇的天才在对他一个人诉说一样。
叔本华描写的世界是恐怖的。那里没有神的统治，上帝也并不居住其中，惟有各种不可变更的法律链通过时空牵引着它，但是世界本身的永恒本质漠视一切法律和理智分析，这一永恒本质就是驱使我们投入生活的盲目意志。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是这种意志的反射，正如一年中所有白天都是同一个太阳的反射一样。无限不变的意志受到空间的分割和制约。“它依靠自身滋养它自身，因为除它以外，一切皆无，还因为它是一种饥饿的意志。”所以，它折磨自身，受苦受难。生活即是欲望，欲望即是无尽的折磨。19世纪的伟人们信仰人的尊严和人类的进步。他们只是迷信的受骗者。意志蔑视人类，蔑视这些“最后降临地球，平均年龄三十岁的生物”。发展是哲学家们在大众煽动下的愚蠢发明，敌视理性的意志无生无死，荒唐悖理，而由它所推动的宇宙则是没有意识的……尼采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两千多页的形而上学小册子。它曾经以可怕的力量冲击了19世纪人们的天真信念，击碎了幼稚人脑里的所有美梦。尼采体验到了一种奇异的几乎是惊人的激情。叔本华谴责生命，但是他的作品里却洋溢着强烈的生命力，以至于人们在他的声讨里面发现的和敬畏的依然是生命。足有两个星期尼采都睡得很少，他凌晨两点睡觉，六点起床，终日消磨在这本书和钢琴之间，他沉思冥想，并在深思的间隙写了一篇《启应祷告文》。他的灵魂充实了：它看到了自身的真相。虽然这种真相是可怕的，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很长时间以来，他的本能就已经提醒过他，并使他作好了接受这个真相的准备。他早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过：“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宁静与快乐吗？不，我们寻求的只是真理，不管它会有多么邪恶和可怕。”他承认叔本华描述的这个阴郁的世界。他早在童年时期的沉思中，在阅读埃斯库罗斯、拜伦和歌德的作品时预感到它，他曾经透过基督教的象征瞥见过它。这一邪恶的意志，欲望的奴隶，或者换个说法，这一被使徒所描绘的、而今被夺去了救世主曾赋予的神圣光辉因而更加具有悲剧色彩的堕落的本性是什么呢？这位年轻人由于害怕自己的年轻和轻率，曾经在这一可怕的幻象前畏缩不前。而今他敢于正视它了。他不再感到害怕，因为他不再是孤独一人。他对叔本华的智慧深信不疑，并为自己终于满足了一个深切的愿望，即找到一个导师的愿望，而心满意足。他甚至表现得更为过分，给了叔本华一个最高的称呼，童年丧父的经历已经把一种神秘的力量和温柔珍藏进了这个称呼中——他把叔本华称之为他的父亲。他欣喜若狂，紧接着这种狂喜又被深深的遗憾一扫而光。六年前，叔本华还活着。那时他也许还可以接近他，倾听他的教诲，向他表达他的敬意。命运之神却把他们分开了！强烈的悲哀和喜悦交织在一起将他淹没，一种神经质的兴奋把他搞垮了。他变得神经兮兮，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努力才能把他带回正常人的生活、工作和夜晚的睡眠中。叔本华素描像
年轻人都感受过崇拜的需要，这是爱的一种形式。当他们在崇拜和爱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苦役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尼采正是这样。因为有了叔本华作导师，语言学也令他不那么厌倦了。他参加了由里奇尔的学生成立的研究会，并在1866年1月18日，阅读叔本华的作品几个星期后，向会员们详尽阐发了他对西奥格尼斯的一些手稿及其《诗歌选集》的研究成果。他的讲演充满力量，挥洒自如，大获成功。尼采喜欢成功，并总是带着纯粹的虚荣心体验成功，对此他毫不讳言。演讲的成功自然令他感到高兴。当他把这篇论文交给里奇尔并受到热烈祝贺时，他更加高兴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事实上也的确成为了他老师最看重的学生。
毫无疑问，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把语言学视作次要任务的想法，他只把它看作是训练智力和谋生的手段，他的灵魂从来就没有满足过，但是又有哪个深邃的灵魂曾经满足过呢？他常常在结束一天的枯燥工作后陷入忧伤的状态，但是又有哪个年轻的热烈的灵魂没有尝过忧伤的滋味呢？至少他的悲哀已经不再表现为一种哀悼。他的一些书信的片断总是以抱怨开始，以热烈的情绪结束，其中透露出来的是过度充实，而不是痛苦。以下摘录即是其中之一：“有三件事成了我的安慰。”这是一封写于1866年4月的信，“它们全是难得的安慰！那就是叔本华、舒曼的音乐和孤独的散步。昨天，天空中酝酿着一场大暴雨，我快步走向邻近的小山（它的名字叫洛伊施，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吗？），并向上攀登。在山顶上，我看到了一个棚屋和一个男人，他正在屠宰两只羔羊，他的孩子们站在一边观看。暴雨倾盆而下，夹杂着雷声和冰雹。我感到爽极了，全身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而且我极其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要像我刚才所做的一样去了解自然，就必须远离一切忧虑重负，贴近自然，获得解脱。到那时，人类及其令人心烦意乱的意志与我有何干系？永恒的‘你应该’和‘你不应该’又与我有何瓜葛？闪电、暴雨和冰雹与这一切迥然有别，它们是无伦理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力量本身！它们多么幸福，它们多么强大，它们即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1866年夏，尼采整天都呆在莱比锡的图书馆里，忙于注释一些深奥难懂的拜占庭时期的手稿。突然，一幕类似奇观的事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五十年韬光养晦的普鲁士重出江湖，扮演了一个好战者的角色。腓特烈大帝的王国重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领袖：俾斯麦。这是个感情热烈、性情暴躁、精明圆滑的贵族。他想最终实现所有德国人的梦想，一举征服各个小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他和奥地利发生了争执，于是命毛奇领兵奋战了二十天，结果奥地利惨败蒙羞。同一时期，我们可以读到尼采在一份备忘录里所写的：“在萨多瓦节的这个星期里，我刚刚完成了为《莱茵博物馆》撰写的《西奥格尼斯》。”他没有停止工作，但是这些政治大事件闯入了他的思绪。他自认为是一名普鲁士爱国者，民族胜利令他感到骄傲，但是快乐里面还夹杂着些许惊讶：“对我而言，这是全新的罕有的快乐。”他这样写道。接着他对这次胜利进行了反思，洞见了它带来的后果，并把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我们胜券在握，可是只要巴黎仍是欧洲的中心，一切就只能维持原状。我们必须努力去打破这种平衡，或者至少尽量去打破它。要是失败了，那么就让我们大家在法国人的炮火下战死沙场。”
对未来的展望没有令他感到心烦意乱，因为这种展望正好符合他忧郁悲观的趣味。与之相反，他精神抖擞，时刻准备着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在某些时刻，”他这样写道，“我努力摆脱那些由一时的情绪和对普鲁士的天然同情所引起的昏了头的意见。而在那时我所看到的却是：一种由某个政府、某个领导庄严指挥的行动，一种出自于历史并由此创造的真实本质的行动，毫无疑问，它一点不合道德，但是对那些期待着它的人来说却充满启示和美感。”
在那个暴雨天里，当他站在那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洛伊施山顶上，怀着平静的纯真观看那位农民宰杀两只羔羊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与此相似的情感吗？“没有任何伦理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力量本身！它们多么幸福，它们多么强大，它们就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在莱比锡度过的第二年也许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充分享受着皈依其导师叔本华所获得的精神上的安全感。他给朋友杜森写信说：“你要我证明叔本华的正确，我只能简单地这样说：因为我的双脚牢固地扎根于土壤，所以我才能怀着勇气和自由看待生命。形象地说吧，忧郁之潮水之所以不能将我冲出路边，是因为它没有淹过我的头顶。在那些人迹罕至的领域，我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悠闲自得。”
这是平静而又充满友爱的一年。他没有对公共事务发愁。普鲁士在取得胜利的次日就又跌进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去了。继伟人们的行动之后的是评论界和新闻界的喋喋不休，对此尼采一概置之不理。他写道：“有多少智识庸常之人在忙于那些具有真正重要性和真正意义的事情啊。这是一种令人警觉的思潮。”也许他为自己受到那件具有戏剧性的事件的吸引而感到后悔了。然而他知道——叔本华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历史和政治都是虚幻的游戏。他没有忘记过，他写是为了肯定他的思想，解释平庸之意义和人的激情之价值。“历史如果不是为了各种不计其数的利益进行的永无尽头的生存斗争又是什么？许多人信仰的他们自认为从中找到了斗争的直接动力的伟大思想，不过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一闪即过的反光罢了。它们对大海本身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那些正对它进行深思的人却错以为它修饰了海浪，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至于这束光是从月亮或是太阳或是某个灯塔上照过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海浪会在它掠过之际忽明忽暗——仅此而已。”1866 年，莱比锡语言协会集体照，尼采坐在最左边，欧文·罗德坐在最右边，他们就像是狄奥斯库里的双生子。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艺术、思考和古代语言学本质特征的研究上，除此无他。他对里奇尔老师怀有强烈的感情。“他是我的科学良知。”他说道。他参加研究会举行的各种气氛融洽的晚会，参加演讲和讨论。他制订出他的时间难以允许的更大的工作计划，并把它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他选择的研究课题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原始文献，正是此人为我们编辑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珍贵信息。他梦想着能写一篇具有远见卓识、论证严谨却又行文优美的研究报告。他写信给杜森说：“你一定也已觉察到，一切重大作品都会产生精神上的影响。那种全心全意扑在材料上并为其找到一种和谐形式的努力可比作扔进我们内心生活里的一枚石子：它泛出的第一圈波纹很小，但是它不断扩大，那些更大的波纹圈就是从这圈小的波纹里产生的。”
4月份，尼采集中了全部笔记并加以系统化，全身心专注于文章的美感。他不想用那些不懂词的韵味和句子的匀称的学究们的写作方式。他希望能用深奥优雅的语言写作。“所有尺度都从我眼前消失了。”他写道，“我已经在一个不讲究文体风格的国家里生活得太久了。‘你应当写作，你必须写作’，这一无条件的命令把我唤醒了。我曾经试图出色地写作。自从离开普尔塔后我把这事忽略了，所以钢笔在我指间突然变得不听使唤了。我感到无能为力，情绪失控。莱辛、利希腾伯格、叔本华说过的有关文风的原则在我耳边斥责我。不过我还记得这三位作家都同意写得好是件困难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写得好，要想获得一种文风，就必须持之以恒，像砍伐坚硬的树木一样……首先，我希望我的风格里面能捕捉到某种欢快的情绪，我会像致力于弹琴一样致力于此。我希望我最后弹奏出来的不仅是乐谱本身的内容，而是自由奔放的幻想曲，尽可能自由，但又总是合乎逻辑和合乎美感。”欧文·罗德
一桩感情上的赏心乐事使他的欢乐更加圆满：他发现了一个朋友。尼采的感情长期以来都忠诚于童年时代的伙伴：其中一个已经去世了，另一个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关系已经分别了十年之久，对他已变得陌生了。在普尔塔的时候，他喜欢好学的杜森和忠诚的格斯道夫，如今他们一个在蒂宾根读书，一个在柏林。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给他们写信，但是通信却不能满足友谊的饥渴，对此他的灵魂有一种本能需要。最后，他结识了欧文·罗德，此人精力旺盛，聪明颖悟。初次见面他就喜欢上了对方，他崇拜对方，因为没有崇拜他就不能爱，他用心灵中流溢着的高尚气质美化着对方。每晚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聚在一块儿。他们或者散步，或者骑马，不停地交谈着。“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建立于精神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的快乐。”尼采这样写道，“我们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我们对很多观点的意见都不一致。这恰好足以使我们的交谈发生更深刻的变化。然后，突然之间，我们互相抵触的思想静默下来，我们之间洋溢着平静和完全一致。”
他俩约定假期的前几个星期一块儿度过。等到8月初，两人都放假了。他们离开莱比锡，在人烟稀少的波希米亚边区作徒步旅行。那是一个林木丛生的高原地带，其景色令人联想起法国的孚日山脉，只是没有那么壮观。尼采和罗德过着哲学家的漫游生活。他们行装轻便，连书都没有带。从一个旅馆走到另一个旅馆，整天都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他们讨论叔本华、贝多芬、德国和希腊。他们带着年轻人的机敏评价着，谴责着。他们从不厌倦于诽谤科学。“啊，愚蠢的博学。”他们说，“是诗人歌德发现了古希腊的民族精神。正是他把这种精神吸收于一种梦幻色彩中，并把它作为丰富而清晰的美的典范，一种完美形式的榜样向德国人展示出来。教授们追随着他，对古代社会作出了解释。在他们的鼠目寸光之下，奇妙的艺术工作变成了科学命题。还有什么他们没有作出过研究？泰西塔斯、离格、动名词在非洲的拉丁文作家中的演变，连《伊利亚特》语言上的细枝末节也没有逃过他们的分析——他们作出断言，它在什么地方与这种或那种雅利安语相联系。这一切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伊利亚特》独一无二的美早被哥德察觉到了，对这一点他们却置之不理。我们要制止这种游戏，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回到歌德的传统，不要去分析解剖古希腊精神，而是要让这种精神复活，并教导人们如何感受到它。学者们细枝末节的探究已经进行得太久，到了终止这种探究的时刻了。我们这一代确定无疑的工作就是要以参与的姿态占有过去传下来的辉煌遗产。科学也必须为进步服务。”
一个月的交谈之后，两个年轻人离开了森林来到一个叫迈宁根的小城，其时，悲观主义哲学家们正在这儿举行一系列音乐会。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封信保存了对这次演出的记录。“李斯特神父是乐队指挥，”他这样写道，“他们演奏了汉斯·冯·布娄的交响乐诗《涅》，该诗的含义在节目单上用叔本华的格言作了解释。不过音乐很糟糕。相反，李斯特在他自己的宗教性作品中，比如《祝福》中，在探索《涅》的印度文化特征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尼采和罗德在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分手了，各自回家。
尼采独自呆在瑙姆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广泛阅读。他研究了哈特曼、杜林、朗格、巴恩森这些年轻的德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他怀着对战友的迷恋之情景仰他们，梦想着能跟他们结识，一起创办一份评论，并在上面合作撰文。他计划了一篇短文，也许是关于叔本华的宣言，他希望后者能成为同时代人的导师。文章是这样写的：“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是最真诚者。”他的心智不会为任何虚假的感觉所束缚，他还很勇敢，而这是一个领袖的首要品质。尼采飞快地写着：“我们的时代是叔本华的时代：它有着建立于理智之上的清醒的悲观主义；具有简单明智的趣味和男子气概的严肃。叔本华是复兴古典主义和德国之希腊精神的哲学家……”
正在他热情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颠倒了。因为眼睛高度近视，他一直被免于服兵役。然而1867年，普鲁士军队急需大量士兵，于是他应征加入了驻扎在瑙姆堡的炮兵团。
尼采充分利用了这件令人烦恼的事。一个人应当懂得如何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应当像艺术家一样，从中提取更加丰富的命运所需要的元素，这始终是他的一条原则。因此，自从他不得不做一个士兵开始，他就决心学会这门新手艺。那时正是战争时期，履行军事义务具有今天所缺乏的神圣性。尼采认为锁上词典、骑上马背是一件健康有益的事情，他应当去做一名炮兵，而且是出色的炮兵，去做一名为祖国效劳的苦行者，他用夹杂着希腊文的德语这样写道。1868 年8 月，尼采从马上摔下来后，应欧文·罗德之请拍摄的炮兵照。在随照片所附的信里，尼采说道：“我们为什么让自己变得如此让人讨厌，以至于我们看上去再也不像初浴的年轻姑娘那样新鲜明媚。”“这种生活充满了不便。”他又写道，“但是正如在正餐之外应当尝些别的点心一样，我深深感到它是有益的。它对人的精神活力有着持久的影响，它是软弱无能的怀疑主义的解毒剂，就此而言，它具有至高价值。对于怀疑主义的恶果，我们早已有目共睹。在营地，一个人可以学会去认识自己的天性，认识到它能够提供什么，在一大群陌生人之中，而其中又有一大部分人很是粗野……迄今为止，无论是首长还是士兵都一样对我和蔼可亲，并且对我怀着热情和兴趣必须去做的每一件事都表现出善意。如果一个人在三十名新兵中作为最佳骑手而引人注目，难道他还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吗？事实上，那比一张语言学的文凭更有价值。”
紧接着，他全文引用了老里奇尔为赞扬他那篇学术论文所写的具有西塞罗风格的行文优美的拉丁文推荐信。他丝毫没有掩饰成功给他带来的欢乐。这桩事实令他忍俊不禁。他这样写道，“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人。我们知道这种表扬的价值所在，因此一个惬意的笑容就会不顾一切冲到脸上。”
这种乐观情绪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尼采就坦率承认，一个具有文学品位，并且连在食堂里都在思考德谟克利特哲学问题的人去做一个马背上的炮兵实在是极大的不幸。
他悲叹自己受奴役的处境，后来一次偶然事故总算把他从中解救出来。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着了胁部。他为此受罪，但也因此又有了闲暇进行一生中最喜欢的研究和思考了。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当美丽的五朔节来临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了，甚至渴望起操练的生活。“我以前可是经常骑马行于险要的山峦上的啊！”他写信对格斯道夫这样说。为了让自己转移注意，他对西蒙尼德斯的一首诗《达那厄的哀诉》进行了短期的研究工作。他对原文中有疑问的词语进行了修正，并且写信告诉里奇尔他的一项新的研究。信是这样写的：“从学生时代起，这首美丽的描写达那厄的诗歌就成为难以忘怀的旋律深藏我心。在这五朔节的时刻，一个人除了变得稍微抒情一些，还能做什么呢？如果这确是事实，那么至少这次在我的论文中你看不到‘抒情性’的结论。”
达那厄占据了他的思想，这位女神连同其孩子一起被抛弃在变幻莫测的汹涌波涛中，在他的信里，女神的哀诉与他自己的哀诉交织在一起。因为他正受着病痛之苦，他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一天，因为伤口化脓，一块骨头的碎片露了出来。“这一情景令我产生了奇怪的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逐渐明白，我的考试计划，去巴黎旅行的计划会很容易就遭受挫折。正是在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的一小片骨胳时，人类的脆弱才彻底暴露无遗。”
此处提到的巴黎之行是他新近才有的最可爱的一个想法。他很珍视这个计划。而他从来不会独享欢乐，因此他必然要写信告诉格斯道夫，再告诉罗德，然后告诉另外两个同学克莱默保尔和罗门特。他对他们写道：“在最后一个学年结束时，我们一块儿去巴黎过冬吧。让我们忘掉我们的学业；让我们不再卖弄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见识一下康康舞和绿色的苦艾酒，我们会品尝它的；让我们去巴黎像兄弟一样地生活，在林阴大道上迈步；让我们作为日尔曼精神和叔本华的代表到那里去吧；我们不会终日消磨、无所事事；我们会不时地写点小短文投给报纸，把巴黎的轶闻趣事向世界披露；经过一年半载或是两年（他从没停止于延长这段想像的时光），我们再回来通过考试。”罗德答应了与他同行后，他才变得稍微不那么急躁，忍受着一直持续到夏天的病后恢复期的虚弱。
最后他终于痊愈了。10月初，由于对瑙姆堡不能提供的音乐、社交、交谈、剧院等乐趣的强烈需要，他重返莱比锡。老师和同学们都热烈欢迎他，他感到很快乐。此时他还不满二十四岁，荣耀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他的前途。柏林一家重要的评论杂志向他约稿，想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他同意了。莱比锡一家音乐评论杂志聘他当编辑，虽然他们再三请求，他还是拒绝了。在此期间他给住在另一大学城里的罗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推辞而后断然拒绝。”
除了政治，他对什么都深有兴趣。他不喜欢公共集会上的吵闹喧哗。他说：“我决不做一个愚蠢的政治家。”他的朋友格斯道夫给他透露了一些有关议会在柏林的阴谋的信息，他立即回信道：“我对这一系列事件深感震惊。我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它们，也不能接受它们。除非我从人群中退出，分别考虑某个当权者所做的事情。俾斯麦给了我巨大满足。读他的论文就像是在喝高度酒，我总是把酒含在嘴里，尽量不要咽得太快，从而尽可能延长我的快感。对于你告诉我的他的对手们的阴谋，我不费脑筋就能想像得到。因为任何低级、狭隘、偏执和有限的事物都必然会反对这样的天性，和这样的天性作殊死斗争。”
随后，在如此之多的新欢乐和旧欢乐中，一桩巨大的喜悦又添加了进来。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理查·瓦格纳。几乎与他同时，整个德国也发现了这个人，并对这个暴烈的男人、诗人、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赞赏有加。他在德累斯顿是个革命者，在巴黎是个“该死”的作家，在慕尼黑宫廷里又是一个宠儿。德国讨论过他的作品，嘲笑过他的债务和那件猩红色的长袍。要对瓦格纳那夹杂着真诚和虚伪、卑贱和伟大的生活，那种有时强大有力却又经常废话连篇的思想作出明确定论决非易事。理查·瓦格纳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天才？人们很难知道，尼采也在不短的时间里未作定论。《特雷斯坦和依索尔德》深深打动了他，其他作品却令他不安。“我刚读完《女武神》，”1866年10月在写给格斯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感觉如此混乱，以至于我无法下结论。里面巨大的美和善被相同数目的缺陷和不足抵消，0+a+(-a)=0，计算结果就是这样。”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瓦格纳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他当时更喜欢的是音乐家舒曼。
瓦格纳具有强使这个世界给他自己脸上贴金的本领。1868年7月，他在慕尼黑上演了《音乐协会》。在这出壮丽通俗的诗剧中，德国大众和作战英雄用他们的雄辩、娱乐、劳动和爱以及被自我美化了的艺术和音乐充斥了整个舞台。德国当时正感到有自我膨胀的需要。她具有敢于承认天才艺术家的自信和热忱。瓦格纳受到了热烈欢迎。在1868年最后几个月里，他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界线，在这条界线之上，一个人即被美化和拔高，甚至超出了荣耀本身，进入不朽的光芒之中。瓦格纳，尼采前期思想的精神导师，其理想的化身。后因其作品趋于保守而受到尼采痛苦而尖锐的批评，进而二人关系破裂，尼采自称为“瓦格纳事件”。
尼采听了《音乐协会》，剧中不可思议的美打动了他，他素来吹毛求疵的喜好也消失不见了。“仅仅走向这样一个人，一个人都必须有点激情才行。”他在信中对罗德写道，“我试图用冷静的有所保留的态度去听他的音乐，可是却只是徒劳。我体内的每根神经都在震颤。”这种奇特的艺术牢牢抓住了他，他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够一块儿分享他的新的激情，他向他们吐露了他对瓦格纳的印象，他这样写道：“在昨晚的音乐会上，《音乐协会》的序曲引起了我持久的震撼，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正好住在莱比锡。她是位不同寻常的妇女，她的朋友们断言在她身上能够找到她哥哥的某种特质。尼采想要接近她，这一并不过分的愿望很快就得到实现了。尼采和他的朋友格斯道夫（中）与欧文·罗德（右）。
他写信告诉罗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家后发现一封写给我的信，那是一张简短的便条，写的是：‘如果你想见到理查·瓦格纳，请在三点三刻去剧场咖啡厅——温德西’。恕我直言，这条消息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一股旋风冲击了一样。不用说，我立即出门去找那个好样的温德西，他会给我更多的信息的。他告诉我，瓦格纳现在正在莱比锡，隐姓埋名，小心谨慎地住在妹妹家里，新闻界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布罗克豪斯家的仆人们犹如一群穿着制服的掘墓人那样，对此守口如瓶。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只向其兄引荐了一位客人：里奇尔夫人，后者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你是知道的。借此，布罗克豪斯夫人既可以在哥哥面前为自己的朋友自豪，又可以在朋友面前为自己的哥哥骄傲，她享受着其中的乐趣，非常快乐。当里奇尔夫人去做客时，瓦格纳演奏了《音乐协会》中的抒情曲，对此你是很熟悉的。这位优秀的女士告诉瓦格纳，由于我的缘故，她对这出音乐已经很熟悉了。瓦格纳对此感到既骄傲又惊讶，他急切地想私下见见我。他们决定星期五晚上邀请我前去。温德西向他们转达了我的意见，由于职务、工作和其他限制，我无法在那天赴约。于是他们建议改在星期天下午。那天，温德西和我一起去了那幢房子，看到了教授一家都在那里，可就是不见理查·瓦格纳：他用某种巨大的头饰盖住自己的大脑门出去了。我被介绍给了这个杰出非凡的家庭，并且接受了他们星期天晚上诚挚的邀请。“不消说，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无比激动中度过。你得承认，在我初入的这个社交圈，在这位难以接近的英雄周围，环绕着某种类似传奇的东西。“我将要参加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因此我决定好好修饰一下。非常凑巧的是我的裁缝答应星期天要给我带一件黑色的燕尾服过来，看来万事如意。星期天气候恶劣，雨雪交加。人们一想到要出门都会不寒而栗。所以我对R下午的来访没有感到一点懊恼。他对我喋喋不休地大谈了一通埃里亚哲学及其哲学中上帝之本质。因为作为学校奖学金的候选人，他正着手一篇由亚伯伦斯命题的论文《亚里士多德之前上帝思想的发展》，其时他正在解决有关意志的问题。夜幕降临了，裁缝没有来，罗默特起身告辞了。我陪同他一直走到我的裁缝门口，一跨进店门，我就看到裁缝的伙计正忙着缝制我的衣服，他们保证在三个小时之内就把衣服送到。我离开那儿，对事情的一切进展深感满意。回家路上，我路过京茨西，读了《风言风语》，颇为得意地发现上面有一条新闻，大意是说瓦格纳正在瑞士，慕尼黑正在为他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至于我，我当然知道我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还知道他昨天收到了那个年轻国王的来信，信封上写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收。“我回到家里，裁缝还没到。我惬意地读着一篇研究欧多西亚的论文，不时被远处传来的令人讨厌的噪音分散注意力。最后，我听到了有人在敲那道关闭了的古旧的铁格栅……”
来者正是裁缝，尼采试了衣服，非常合身。他向这位巧手艺人表达了感谢，此人还站在原地，要求当场付钱。尼采当时正好经济困窘，对这位手艺人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裁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尼采再次拒绝，裁缝不肯让步，便把衣服又拿着走掉了，留下尼采一个人尴尬地呆在房间里。他垂头丧气地想起了另外一件黑色常礼服，虽说打心眼里怀疑那件衣服是否“合适去见理查”，但最后还是把那件衣服穿上了。“门外下着倾盆大雨。已经八点一刻了！八点半我和温德西要在剧院咖啡馆见面。我冲进这黑漆漆的雨夜，我也是个穷光蛋，穿着一身黑，连件燕尾服也没有，但是我的情绪异常激动。命运眷顾我，在这个雪夜里，平日的街道罩上了神秘和不同寻常的气氛。“我们走进布罗克豪斯家舒适的客厅里，那里除了他们的几个近亲和我们俩之外就没有别的人了。当我被介绍给理查时，我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向他表达我的敬意。他不厌其详地问我是怎样成为他的音乐的忠实信徒的，并且高声诅咒他自己创作的所有作品，当然慕尼黑写的那些令人称赞的作品除外。他还滔滔不绝地嘲笑弦乐队的指挥们，那帮家伙总是作出父亲般的忠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先生们，再多一点激情。来吧，再激动一些，朋友们。’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莱比锡口音说道。“我是多么想让你知道那晚的欢乐啊，它如此生动如此特别，以至于到如今我都无法恢复原有的平静，因而我的叙述无法做得比向你唠叨一个‘童话故事’更好一些。后来，在晚饭之前，瓦格纳演奏了《音乐协会》中的所有主题音乐，并自己模仿了全部声音，这其中的大部分细节只能留待你自己去想像了。他说话时思路异常敏捷，表述生动活泼，其充沛的感情和幽默足以感染一圈人，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其间，我还和他聊了很长时间的叔本华，他充满温情地把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叔本华，并且对我说，在所有哲学家中，叔本华是惟一理解音乐精髓的人。啊，你可以想像，我听到他这样说时是何等高兴。接下来，他问我目前哲学家们对叔本华的看法是什么，并且尽情嘲笑布拉格的哲学协会，后来他还谈到了哲学家的家庭生活。在这之后，他又为我们朗读了他正在写的回忆录中的片断，那是他学生时代在莱比锡的一个场景，有趣之至，即使是现在，我每一想起就禁不住大笑。他思路敏捷，妙趣横生，令人惊异。“最后，温德西和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并非常友好地邀请我下次再去跟他讨论音乐和哲学。他还把向他的妹妹和双亲讲解他的音乐的任务托付给我，这是一个我会满腔热忱地去完成的任务。当我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为客观地回忆这个夜晚时，我会再给你写一封更详尽的信的。最后，真诚地问候你，并衷心祝你健康。”
尼采等待着沉静下来好好回味的那一天并没有来到。他结识了一个圣人，感受到了天才的冲击，他的内心一直在为之震撼。他详细研读了以前被他忽略了的瓦格纳的作品，并对其艺术作品里表达的理念进行了深思熟虑，那是一种把诗歌、造型艺术以及和声的分散的美融于一体的方法。通过瓦格纳的理想，他看到了德国精神的复兴，从此，他的敏捷的心灵也朝着那个方向奔驰。
一天，里奇尔对他说：“我有一个消息要让你大吃一惊。你愿意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吗？”尼采确实极为惊讶，他才二十四岁，还没有取得毕业文凭。里奇尔不得不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提议再次向他重复了一遍。他解释道，他收到了巴塞尔大学的一封来信，信中问他在《莱茵博物馆》上发表的那篇出色论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是什么样的人，能否胜任语言学教授的任务。里奇尔已经作了回信，他说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是个年轻人，不过具备了去做任何他自己选择的工作的能力。他甚至敢于这样写，尼采先生很有天分。这件事虽然这时还没有最后敲定，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消息令尼采感到非常不安，他既骄傲又难过。他本来以为他还拥有的整整一年自由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是他的学习计划、广泛阅读和旅行的设想。这种充满幻想的幸福生活眨眼间就要化为泡影，但是他又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个令人倍感荣幸的建议呢？可看上去他确实没有感觉良好，反而有着某种疑虑，里奇尔必须得先打消他这种疑虑。这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真心诚意地喜欢着他这个非凡的学生，这个见解独到的语言学家、形而上学家和诗人。他不但喜欢他，而且信任他。但是他有一丝忧虑，害怕尼采在他过多过好的天性的不断引诱下，将自己的精力分散到太多的领域，从而白白浪费了自身的天赋才智。在尼采学习的四年里，他不断地在他耳边重复着同样的告诫：要强大自身就必须约束你自身。现在他又更为迫切地给尼采重复着这句话。尼采理解这一点，所以做了让步。他立即写信给欧文·罗德，“别再去想我们的巴黎之行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任语言学教授了。我这个人啦，还想过要研究化学呢！从今以后，我必须得学会放弃。去到那儿，我会多么孤独啊，再没有一个思想上能引起共鸣的朋友，像美丽的三度音调、小调或长调那样的共鸣。”
考虑到他过去的表现和眼下特殊的情况，他没有经过考试就获得了毕业文凭。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们可不愿考核他们的巴塞尔大学的同行。
尼采到瑙姆堡跟亲人呆了几个星期。全家都充满了欢乐和骄傲：如此年轻，却已经成了大学教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尼采不耐烦地驳斥她们。“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教书匠，如此而已。”4月13日，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这是我在家里度过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个夜晚。明天一早我就要投身于这个大世界了。我要在伴随着责任和义务，充满沉重沉闷的气氛中开始我的全新的职业生涯。我不得不再一次说声再见：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黄金时代，那每分每秒都纯属于个人的时代，那个艺术和世界作为我们几乎不参与的纯粹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这一时代将永不复返。现在，由冷酷的责任女神主宰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你还记得那首忧伤的学生之歌吧，是的，是的，现在轮到我变成一个庸人了。“此时或彼时，这里或那里，谚语总是会得到应验。要想得到官职或显位，总是得同时受点损失。需要明确的全部问题是，那不得不束缚你的是铁镣还是绳索。我仍然不乏勇气在某个时机去打破某个环节，并冒着这样或那样堕落的危险去尝试危险的生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丝毫做教授必备的突出痕迹。去成为一个平庸之人，成为群众中之一员——宙斯和缪斯使我免于这种命运。而且，我难以想像我会成为我所不是的人。我更害怕的是另一种庸俗，就是成为那种职业动物，这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忙于每日的工作，持续专注于某件事和某个问题，这会像秤砣一样压迫着心灵的自由感觉，并且毁掉哲学感的根基。不过，我相信我能比大多数哲学家更为平静地面对这种危险，因为哲学家所特有的严肃早已深植我心，生命和思想之真实和基本的问题也早已由伟大的神秘教义者叔本华向我清晰地揭示了，以至于我决不允许自己对思想作可耻的背叛。用这种新鲜血液使我的科学研究焕发青春，把叔本华的真诚宣讲于我的听众，告知他们正是这种真诚令这位高尚的思想家的前额焕发出异彩——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大胆的期望：对诚实的学者而言，我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老师。我正在思考我们这个时代老师之职责，我向往着，我内心充满着对紧接我们而来的下一代的关切。因为我们必须忍受人生，那么就让我们至少竭尽全力去利用它，从而当我们可以解脱之时，让我们曾活过的生命在别人眼中还有某种价值。”
弗里德里希·尼采其实是在杞人忧天。要是他能猜得到以后的时光会给他带来什么，他会非常快乐的。里查·瓦格纳就住在离巴塞尔不远的地方，并且即将成为他的朋友。
第三章 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里查·瓦格纳——特里伯森
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就职了，他选定了住所，跟同事们互相拜访了。但是里查·瓦格纳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到了巴塞尔三个星期后，他和一些朋友去四郡湖远足。一天早晨，他离开朋友们，徒步沿着河岸去这位大师的隐居处特里伯森。这是一个伸入四郡湖中的小岬，那里有一座宁静的别墅和花园，远远就能看见里面种植的高高的白杨绵延成一片。
大门是关着的，他站在外面按响了门铃。房子四周树木掩映。等待的当儿他环顾四周，倾听着：他那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一阵和声的回响，即刻这和声又被脚步声掩盖下去。一个仆人打开大门，尼采把名片递了过去。接着他又被留在门外，再次听到了相同的和声，哀而不伤，回环往复。这位隐身的主人停了一会儿，但几乎同时又重新忙于他的练习，调子忽而升高，忽而降低，直到再一次变调，重又回到了原先的和声。仆人再次出现了。瓦格纳先生想知道来访者是否是他那天晚上在莱比锡见到的同一个尼采先生。“是的。”年轻人回答道。“那么尼采先生不介意午餐时再来吧？”但是尼采的朋友们还等着他呢，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仆人再次离开了，等他再来时又带回来一条新口信。“那么尼采先生是否愿意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一来特里伯森过呢？”这是一个他能够接受的邀请，他也的确接受了。
尼采是在瓦格纳一生的鼎盛时期开始与他相交的。这个伟人远离公众场合、记者、大众，独自一人生活。他刚刚赢得了李斯特与德古特夫人的女儿、已经离婚的汉斯·冯·布娄夫人的爱情并与之结婚。后者是个令人艳羡的女子，继承了两个家庭的天赋。这种挑战世俗的行为令所有抱残守缺的德国法利塞教徒们大为愤慨。理查·瓦格纳此时正在隐居地完成他的作品：这是一部宏大的作品，由连续四幕歌剧组成，而其中每一幕剧又都是庞大的。整部作品的构思目的不是为了人们的享乐，而是为了扰乱和拯救他们的灵魂。这部作品是如此宏伟壮观，以至于没有一个观众配听它，没有一个歌唱队配演唱它，一句话，没有一个足够宽阔足够辉煌的舞台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它。多么了不起的作品啊！全世界都必须拜倒在理查·瓦格纳脚下，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的作品。他已经完成了《莱茵河的金子》、《女武神》，并很快就要完成《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他开始尝到了能够主宰自己作品或至少能把整个作品视为一个整体的大师的欢乐。在巴塞尔大学做教授时的尼采。
他的欢乐中混杂着不安和愤怒，因为他不是那种仅仅以得到社会精英的褒奖而自诩的人。人类的所有梦想感动着他，他也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反过来感动所有人。他需要听众，想要听众来听他的作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德国人民跟随他，尽管他们的步子沉重缓慢。“帮助我，”他在他自己的书里高声叫道，“因为你们开始变得强大。不要因为你们逐渐强大的力量而去轻视那些曾是你们的精神之师的人们：路德、康德、席勒和贝多芬。而我就是这些大师的继承人。助我一臂之力，我需要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舞台，把它给我！我需要愿意倾听我的人们，去成为那样的听众！帮助我，这是你们的义务，我的回报即是增加你们的荣光。”理查·瓦格纳和科西玛·瓦格纳夫妇
我们可以想像尼采的第一次拜访。他举止温和，说话紧张，眼神炽烈深沉，一张脸尽管留着长须，却如此青春。五十九岁的瓦格纳精力充沛，毫无老态，充满直觉、经验、愿望和期待，言谈举止神采奕奕。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毫无疑问，瓦格纳重复了他作品里的那句话，并且言词激烈：“年轻人，你也必须帮助我。”
那晚气氛融洽，交谈也很活跃。等到尼采该告辞的时候了，瓦格纳决定陪伴客人沿着河畔在回家的路上走走。他们一起出门了。尼采异常兴奋。他长期以来为之煎熬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他一直需要去热爱、去崇拜、去倾听。最后，他终于碰到了一个配做他的老师的人，而且对这样一个人，无论怎样去崇拜去热爱都不会过分。他彻头彻尾地臣服了，决定服务于这个孤独而富于灵感的人，为了他去与麻木的群众作斗争，与德国的学院、教堂、议会和宫廷作斗争。那么瓦格纳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毫无疑问，他也很快乐。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来访者所具有的非凡天赋。他能够跟他交谈，而交谈就意味着给予和接受。几乎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乐趣。
5月22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拜访的八天以后，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从德国来到特里伯森庆祝他们老师的六十大寿。尼采受到了邀请，却不得不拒绝，因为他正在准备他的首次演讲，不想在这种时候受到打扰。他急切地想把他业已形成的关于他那门学科和教育的观念表达出来。他选择了荷马的风格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这是一个分析古人的学者和喜爱荷马作品的艺术家间存有分歧的问题。他的观点是，学者必须接受艺术家的判断来解决这场分歧。他们大量引用历史成果的考证已经恢复了这两部史诗的传说和在部分结构。可是丝毫没有解决什么，也不可能解决什么。不管怎样，《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以清楚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歌德选择这样说：“这两部史诗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那么学者们也无话可说。语言学家的工作是有限度的，却又是有用的和值得尊敬的。我们不要忘了尼采在就职演说结束时所说的话：仅仅在几年前，这些绝妙的希腊杰作是怎样被埋在一大堆偏见里面的。是学者们的孜孜劳动为我们拯救了它们。语言学即非缪斯也非美惠三女神，它既没有创造这个诱人的世界，也没有谱写不朽的音乐。但是它是艺术的收藏家，我们必须感谢它让这些久已遗忘、几乎不可辨识的音调再次响起，这无疑是一项伟业。“正如从前缪斯们降临在那些愚蠢而不幸的比欧修农民中间一样，如今这个使者走进了鬼影绰绰、苦难深重的世界，并且通过唤醒诸神美丽光辉的形象，通过勾勒一个神奇遥远、幸福安康的蔚蓝色家园而安慰我们……”
尼采的演讲得到了巴塞尔的中产阶级们的热烈欢迎。听众大批涌来，聆听这个其天才早已人所共知的年轻教授的演讲。成功令他陶醉，他的思想甚至传播到了另外一片奇异遥远的蔚蓝色的土地——特里伯森。6月4日，尼采收到了一张便条：“请来我们屋檐下呆上两天吧。”瓦格纳写道，“我们想知道你是由什么做成的。我从我的德国同胞那里远远得不到如此欢欣。过来拯救我仍然紧紧抓住的永久信仰吧。跟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样，我把它称之为德国自由里面的信仰。”
尼采正好可以抽出这两天时间，而且从此以后就成了这位大师家里的座上客。他写信对朋友们说道：“瓦格纳实现了我们所有的愿望：他具有一颗富有、伟大、高尚的灵魂，他个性强烈，富有魅力，热心追求一切知识，配得上所有人的爱戴……但是我必须就此打住，不然会被视作吹喇叭的……”里查·瓦格纳坐落在卢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别墅。尼采在巴塞尔的时候经常拜访此地。“我求你，”他又写道，“不要相信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们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一个字。绝对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评判他，因为整个世界所建立的基础不是他赖以成就的基础，世界只能迷失在他的艺术氛围里。瓦格纳受到如此彻底的理想主义，如此深广感人的人道主义的支配，以至于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
瓦格纳曾应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之邀写过一篇关于社会形而上学的短文。这篇独特的论文被视作是蛊惑年轻浪漫的国王而被小心翼翼地禁止出版，只在亲朋好友间流传。瓦格纳把它给了尼采，后者回家后读了，而且很少读得这么专注过。这篇文章给他的影响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觉察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这篇文章的性质。
1848年，瓦格纳是个社会主义者，文章就从解释自己从前这个错误开始。但这个错误并不是说他曾经拥护人人平等的思想，他那渴望美与秩序，换言之，渴望优越的心灵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类思想。但是他希望那从较低级的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的人性能够上升到不太费劲儿就能理解艺术的高度。而现在他认识到他在这一点上错了。
他写道：“尽管我的朋友们有着非凡的勇气，但是他们却被征服了，他们的徒劳无功向我揭示了他们是一个基本错误的牺牲品，他们要求从这个世界得到的是这个世界无法提供给他们的。”
他的观点很明确，他承认群众是没有力量的，他们的热情是徒劳的，他们的合作是虚假的。他曾经相信他们能够给历史带来文化上的进步，如今却发现他们甚至不能齐心协力保持已有的文化。他们只感受到那些世俗的、基本的、暂时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所有高尚的目标都是无法企及的。现实敦促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想法让群众怀着热情与爱，甚至怀着愿意献身的决心去服务于一种超越于他们的理解力的文化？所有政治都包含在这一看似难以解决而且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想想大自然：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大自然是怎样获得他们对生命的执着的呢？它欺骗了它的创造物。它把他们置于对一种永恒的同时又是永恒推迟的幸福的希望之中。它赋予了他们那样的天性，此种天性使最卑微的动物自愿承受长期的牺牲和痛苦。它用幻觉笼罩了所有生物，以此劝服它们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去挣扎和受难。
瓦格纳写道，社会应当以同样的技艺来维持。保证社会得以延续的正是幻觉。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幻觉。人民的每一个孩子应当在对君王的热爱中培养长大，因为君王是祖国的活的象征。这种热爱必须发展为一种本能，强大到足以使最极端的放弃都易如反掌。
爱国主义的幻觉保证了国家存在的永久性，但却不足以保证一种高级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控制国家的君王衡量着权力的界限，并且很清醒地扩大这一界限。在此，第二重幻觉是必需的，这即是宗教幻觉，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在其臣民中维持这种幻觉。
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了的普通人就可以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他的人生道路变得很清楚，他得救了。而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他们传播幻觉，因此他们也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是赤裸的，他们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瓦格纳写道：“伟人和才俊发现他们事实上每天都处在与普通百姓相同的万念俱灰、试图自杀的境况下。”君王及其周围的贵族都以勇敢为武器，抵抗着这种怯懦的诱惑。不过他们有一种急切的需要，那就是“背对世界”。他们自己需要一种宁静的幻想，他们也许同时是这种幻想的创造者和附庸。在此艺术介入，其目的是拯救他们，不是提高普通百姓的质朴热情，而是为了缓解贵族生活的痛苦和促进他们的勇敢。理查·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把艺术作为温和的希望之乡敬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把我们提高到高于生活的高度，那么它也能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至高点。它赋予生活一种游戏的外观，它使我们脱离苦海，它迷醉我们安慰我们。”
1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刚好在读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国家与宗教论》。这篇宏文大论旨在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国王用比这更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说话。我感到自己被那种似乎是由叔本华精神不断激起的理想所激动和振奋。比之于其他有限者，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被巴塞尔和特里伯森分成两部分的生活中。在巴塞尔，他有自己的工作，全神贯注听他讲课的学生和友好相处的同事。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给他赢得了某种声望。最上等的家庭都乐意跟他交往，他也不拒绝他们的邀请。但是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比不上最单纯的友谊来得合意。在这个可敬的中产阶级城市里，尼采找不到一个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真正感到满足。
他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罗德写信说道：“现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意大利。不过我只能在周六和周日光顾它。我的意大利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我最近接连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以外，几乎每周都要写一封信在这同一条路上寄行。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要把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东西统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和歌德，品达和埃斯库罗斯仍然活着。”
每次返回巴塞尔都会勾起他的忧伤之情。孤独的感觉压迫着他。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里他倾诉了这种情绪，同时也讲述了他对工作抱有的希望。“唉，我亲爱的朋友。”他这样写道，“我几乎没有什么称心事，孤独，无尽的孤独，我不得不在心中一遍遍咀嚼它们。啊，我不会害怕生一场大病，如果能以此换取和你一个晚上的交谈。写信是多么不顶用啊！人们总是需要助产士，而几乎每个人都将在旅馆里、在思想和计划贫乏得令人气急的大学里被接生下来。但是当我们充满了灵感之时，却没有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在那艰难的分娩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那些时刻是多么阴沉忧郁。我们只能将那沉重的还未成形的思想生产于某个阴暗的洞穴。友谊的阳光没有照亮它们。”
他又写道：“我正在变成为孤独散步这种艺术的爱好者。”接着又补充道，“我的友谊有某种病态的东西。”但是他在内心深处是幸福的，一天，他终于对自己这样说，并告诫他的朋友罗德当心他自己所写的信：“通信总是伴随着与之相联的麻烦：人们总是愿意表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西，而事实上显露出来的又是最暂时的东西，是和弦而非永恒旋律。每次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我学生时代最爱的作家）所说的话：‘因为爱，终有一死者付出他最好的东西。’我还记得，你在我的上一封信里看到了什么？虚无、矛盾、古怪、孤独。然而，宙斯和秋天神圣的天空懂得它。我总是被一股强大的激流推向确定不移的思想。每天，我都沉浸在充满丰富的感觉和真实的思想的快乐充实的时光里，在这些感觉澎湃的时刻，我从来没有错过给你写一封充满思想和誓约的长信。我把它投掷出去，横跨蔚蓝的长空，向你而来，最后交托给你我灵魂间心有灵犀的电流。”
我们可以对持之以恒、正在获取力量和优势的年轻尼采那些明确的思想、珍贵的感觉和谬见错误惊鸿一瞥，因为我们拥有他的全部笔记。
在写给里奇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我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是语言学和艺术领域之间的逍遥游。因此我此刻对你怀着异常强烈的感激之情，你现在仍然是我生活中的‘命运’。你的帮助何其必要和及时，它使我从一颗彷徨的星星变成一颗固定的恒星，它迫使我尝到了繁琐正规的工作和确实不变的研究对象的乐趣，这种乐趣与日俱新。能够得到自己同行神圣的帮助，一个人的劳动就会顷刻间不同寻常，他的睡眠会变得多么安宁，而且当醒来时，每日工作中所需的知识又是多么可靠确定。那里不存在庸俗无聊，我感觉像是正在将一大堆零散的书页收进一本书里。”
这本书即是《悲剧的诞生》，尼采在此阐述的一些观念即是该书里的主要思想。古希腊思想一直是他思想形成的中心，他还对古希腊历史以一种挑战前人的大胆方式进行了沉思。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把整个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语言学方面所有的巨大进展，”他在笔记里这样写道，“无不是独具创造性的仔细观察的结果。”歌德的眼睛发现了一个清晰宁静的古希腊，由于还在他的天才的束缚下，我们至今仍然在继续发现他放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应当为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歌德把他的观察视界限制在了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上。尼采对此却毫不关心。他对野蛮的原始时代更有兴趣。十八岁时，他就选择了贵族中的一员，即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的对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那以后，本能就一直在引领他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从那里吸取了一种活力，此种活力即是一种思考、行动、忍耐和承受痛苦的力量，他还吸取了使其灵魂充满喜悦的活泼的诗情和梦幻。
最后，在这同一个古希腊，他又发现了，或者说他认为他又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希望复兴悲剧，并把剧院当作精神工具，以此重新唤醒了人类心灵中逐渐减弱的诗意。“悲剧性”的希腊人也有着相似的雄心大志，他们希望再次通过对神话的招魂，引人注意，再次提升和拔高他们的民族。他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但是因为皮雷埃夫斯的商人、各个城镇里的民主政治、集市和港口里的粗俗大众对抒情艺术不感兴趣而以失败告终。这种艺术规定了过于高尚的思想方式和过于贵族气的行为方式。贵族被征服，悲剧不再存在。理查·瓦格纳遭遇了同样的敌人——那些民主主义者，枯燥无味的思想家和生活优越平静的卑贱的预言家。“我们的世界正日趋犹太化。沉湎于政治、喋喋不休的大众对瓦格纳富于理想主义的深刻艺术满腔敌意。”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他的骑士天性与他们格格不入。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也会像在另一时代的埃斯库罗斯的艺术那样遭遇失败吗？”类似的斗争总是盘踞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里。巴塞尔执教期间的尼采。他非常看重服饰的优雅，朋友欧维贝克把这种特征看作是“他内心虚弱的最可疑的迹象”。
他向他的老师表达了他这些新观念。“我们必须复兴希腊文化的思想。”他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虚假的老生常谈上。我们言说着‘古希腊的欢乐’，‘古希腊的宁静’，而这种欢乐宁静是迟熟乏味的果实，缺少奴隶制时代的迷人魅力。苏格拉底的精明，柏拉图的甜美，已经烙上了衰退的印记。我们应当研究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这些更为久远的年代。如此，我们就能感受到那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从幼年时期的《荷马史诗》到成年时期的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古希腊通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了它自己的直觉和纪律。我们应当探索理解的正是这段时期，因为它与我们当今时代极为相似。当时的希腊人和今天的欧洲人一样相信自然力的宿命，他们也同样相信人类必须为他自己创造他的德性和他的上帝。他们受到悲剧情感，即那种没有让他们逃避生活的勇敢的悲观主义的激发。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是一种完全的平衡一致：悲观主义、勇气及建立崭新的美的意志……”
理查·瓦格纳对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感兴趣，与他在生活中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场时，他接到来自德国的消息，《莱茵河的金子》和《女武神》由于离他的建议和指导相去甚远而演砸了，这个双重失败令他感到悲哀，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他早为他的宏大作品构思了一个不存在的剧院和观众，而这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作品不受欢迎令他很是痛苦。他那高贵的痛苦感动了尼采。
尼采加入了老师的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在为《众神的黄昏》作曲。作品在一页页地增加，不紧不缓，好像是从看不见的源泉里有规律地涌动出来的一样。再艰苦的工作都不会耗尽瓦格纳的才思。就在这些天里，他还对他的生活写了一部自传。弗里德里希·尼采收到了这份手稿以及监督手稿秘密付印十二本的说明。他还受瓦格纳之邀，提供了更亲近的帮助。圣诞节要到了，瓦格纳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一出《庞奇和朱迪》[庞奇和朱迪：英国传统滑稽木偶戏中的人物。]的木偶戏。他想要一些制作精美的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瓦格纳夫人请尼采在巴塞尔帮他们购买一些。“我忘记了你是个教授、学者和语言学家，”她和蔼地说道，“我只记得你仅仅二十五岁。”他把巴塞尔的各种小塑像都挑剔地观察了一遍，觉得没有称心如意的，因此写信到巴黎订购了能够想像到的最可怕的魔鬼和最美丽的天使。弗里德里希·尼采受邀观看了《庞奇和朱迪》的隆重演出，与瓦格纳、瓦格纳夫人及其全家在亲近甜蜜的气氛中度过了圣诞节。科西玛·瓦格纳送给他一本法文版的蒙田集作为圣诞礼物，尼采当时似乎还不太知道蒙田，但不久就深深爱上了他。那天科西玛不够谨慎，对一个信徒而言，蒙田的著作是危险的读物。
9月份左右，尼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拜伦·冯·格斯道夫：“这个冬天，我要对古希腊悲剧的审美艺术作两场演讲。瓦格纳将要从特里伯森过来听讲。”结果瓦格纳没去，但大部分听众听了尼采的演讲。
他通过酒神狄奥尼修斯的苦恼及其被引进诗、歌、悲剧沉思的陶醉描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古希腊，这是一个被狄奥尼修斯的神秘和狂迷烦恼的古希腊。他似乎想给这种永恒的浪漫主义下定义，在他眼里，不管是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还是公元13世纪的欧洲，这种精神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在特里伯森隐居之地激励着瓦格纳的也是同样的精神。不过，尼采尽量回避直接提到瓦格纳的名字。“出席观看伟大的狄奥尼修斯悲剧的雅典人在心中迸发出了自然力的火花，悲剧正是从这种自然力中诞生出来的。这是春季难以抑制的感情爆发，在这个时节，混合着狂暴和谵妄的复杂感情冲击着横扫着所有人单纯的灵魂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众所周知，被基督教教会歪曲了的复活节和狂欢节在最初的起源上都属于春天的节日。古希腊的原始土壤培育出了富有狄奥尼修斯精神的热烈民众；在中世纪，圣约翰节和圣维塔斯节的歌舞也以同样的方式吸引着大批群众，他们欢呼跳跃、载歌载舞，从一个城镇赶到另一个城镇，每个城镇都不断有新的人加入进来。诸如此类的事实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极其根深蒂固的天性。当然，医生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当作群众的病态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更满足于这样说，古代戏剧正是从这种病态里盛开出的鲜花，而且假如现代艺术不是从那种神秘的源泉里喷涌出来的清泉，那么这就是这种艺术的不幸。”
在第二个讲座里，尼采考察了悲剧艺术的终结。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古希腊的其他艺术都缓慢而突兀地消亡下去，惟有悲剧没有衰退的迹象。而在索福克勒斯之后，它突然消失了，就像是一场灾难突然摧毁了它。尼采讲述了这场灾难，并且点名道姓地指出其祸首就是苏格拉底。
他胆敢指责这个众人心中最受尊敬的人。他说，正是这个贫穷的雅典人，这个民众中的一员，这个丑陋的嘲笑者抑制了古代诗歌。苏格拉底既不是一个艺术家又不是一个哲学家。他不著书立说，也几乎不发表意见。他只是坐在公共场合，叫住过往行人，以其有趣的逻辑震惊他们，说服他们承认他们的无知和荒唐，并报之以嘲笑，迫使他们也嘲笑他们自己。他的冷嘲热讽玷辱了赋予这个民族祖先以力量的纯朴信仰以及支撑其道德的神话。他蔑视悲剧，而且把这种蔑视堂而皇之地公开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欧里庇得斯因此之故而变得心神不宁，从而压抑了自己的灵感。而那个也许能够超越索福克勒斯本人的年轻的柏拉图听从了他的新老师，烧掉了他的诗作，放弃了艺术。他破坏了古希腊人天生的抒情性，并且借助于受他蛊惑的柏拉图之口，把对大自然的幻觉当作人类理智可以理解的东西而强加于人，而当时完全处在幻觉中的古希腊人对此还一无所知，所以生活得其乐融融。这些篇章将被弗里德里希·尼采写进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里。
这种对苏格拉底的公然指责震惊了巴塞尔的听众。瓦格纳知道后，在1870年9月给尼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却又极其敏锐的信：“就我而言，我要对你大声欢呼：对极了！你已经抓住了真理，你用高度的准确性切中了要害。我满腔敬意地等待这一系列作品问世，在这些作品里，你将和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谬误作斗争。但是你仍然让我不无焦虑，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不要一败涂地。我还要建议你，不要在篇幅短小的小册子里详细阐述你那惊世骇俗的思想，它们必然令人难以接受。我觉得你已经完全被你的思想所浸透，你一定得把这些思想集中在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里。那时，你会找到并给予我们最恰如其分的词语去描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神圣的谬误。这两个创造者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们坚决否认他们的时候也不由得会生出敬慕之情！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对世人来说如此陌生因此难以理解的本质之和谐时，我们的言词就会膨胀成为赞歌！而当我们返诸自身，强烈而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能够且应当写出一部甚至超越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时，那令我们激情澎湃的将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和期待啊！”沉思中的尼采
尼采写给瓦格纳的信从来没有公开过。它们是遗失了？还是被毁掉了？还是因为心怀怨怒的科西玛·瓦格纳夫人拒绝将其公开？真相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尼采请求瓦格纳与他合作，帮助他澄清他思想里最困难的部分。瓦格纳是这样答复的：“我亲爱的朋友，能够进行这样的通信真是人生快事！至今我还没有遇上一个可以像跟你一样进行严肃交谈的人，惟你除外。倘非如此，天知道我会怎样。但是我得有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摆脱其他更加诱人的计划，才能愉快地投身于你反对苏格拉底的斗争中。说得更清楚点，我将不得不放弃所有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分工是件好事。你可以为我做许多事：你可以承担起命运赋予我的整整一半的工作。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你也许也可以获得你自己的整个命运。在语言学研究中我从未取得过重大成功，而你在音乐作品方面也从未取得过类似成功，所以最好顺其自然。让你去做一个音乐家也许会跟让我固执地去承担语言学家的工作一样取得相同的结果。不过，语言学已经停留在我的血液里了，它指引着我投身于音乐工作。而你就继续做一个语言学家吧，而且在进行语言学工作的时候让你自己受到音乐的指引吧。我是很严肃地说这番话的。你曾经告诉过我，当今人们都希望一个专业语言学家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多么低俗的先见之内。我也曾经告诉过你，当今一个天才的‘十足’的音乐家必须在多么难以形容的洞穴里荒废自己。告诉我们语言学家应当是什么吧。帮助我为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铺路吧，在那里，柏拉图将拥抱荷马，在那里，浸透了柏拉图理念的荷马将终于且初次成为超凡入圣的荷马。”
此时，尼采已经对其作品进行了构思，并准备在短时间里写出来。“科学、艺术、哲学在我心中变得如此密切，”2月，在写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说，“以至于我将分娩出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来。”
然而教授的各种责任打扰了这次才思的喷涌。3月，他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荣誉令他感到高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职责里面。与此同时，学校委派他开设了一门高年级的修辞学课，接着他又受命用庄重的拉丁文起草一份祝贺弗里堡大学的鲍姆布拉赫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的演讲稿。从不逃避责任的尼采致力于备课和演讲稿的写作。到了4月，工作更多了。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论坛》的杂志，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为它撰稿。尼采没有推辞，他答应撰稿，并写信给罗德请求他的合作。陶饰画家埃克斯基阿斯所绘的盘子，描画的是狄奥尼修斯穿越大海，拯救他的受苦的信徒。尼采想像过同样的场景。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负有某种责任。虽然这项工作会令我穷于应付，但我仍然会全力以赴。我们必须为创刊号而齐心协力。你很清楚，一些人会怀着好奇或者恶意去阅读它，所以它必须办好。我已经承诺要真诚地贡献一份力量，现在就等你的答复。”
1870年5月和6月接踵而至。尼采似乎忙于许多事情，特别是论坛的事情。圣灵降临节期间，罗德从意大利回家，途中在巴塞尔逗留了一下。尼采极为高兴，他希望瓦格纳认识他的朋友，因此把罗德带到了特里伯森。他们在一个深渊边上共度了愉快的一天，显然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那道深渊。接着，罗德离开巴塞尔，继续前往德国，尼采被独自留下来，成为那桩蠢事的牺牲品，他劳累过度，被迫躺倒了。
1870年，那场使欧洲陷入混乱的战争的传闻吸引了他的注意没有？似乎没有。他几乎对新闻没有任何好奇心，也几乎不读报。这倒不是因为他对祖国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一直以歌德的方式把这个国度设想成艺术和道德的伟大源泉。他的惟一一种被公众不安搅扰起来的想法也许如他所写：“不要战争，否则政府会因此变得过于强大。”当然，这除了是尼采本人的看法之外，我们还可以知道这也是特里伯森谈话的回音。在德国南部、莱茵河地区、其庇护者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瓦格纳重新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德国北部却并不欣赏他，尤以柏林人为最。所以他根本不希望有任何战争危机，因为这种危机势必招致普鲁士权威的进一步增加。而尼采在他的简短的笔记里所写的政府就是指普鲁士政府。正如他老师所担心的那样，尼采预见到由官僚、银行家、记者和犹太人组成的柏林，这个可鄙的城市即将取得霸权。
7月14日，康复中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罗德写信。他给后者谈起理查·瓦格纳和汉斯·冯·布娄，谈起艺术和友谊。信写到一半突然停住了，留下一行空格代表他思路中断的痕迹。“仿佛晴天霹雳，”他这样写道，“普法公开宣战了，一个魔鬼降临到了我们早已变得庸俗无聊的文化上，我们将会经受到什么呢？”“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在和平的黄昏见过一面了。如今，我们所有的抱负都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是走向终结的开始。多么阴沉的景象啊！修道院将成为必需的，而我们将成为第一批修士。”
他在信末的署名是“忠诚的瑞士人”。也许可以从字面上解释一下这个出乎意料的署名。为了接受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资格的委任，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但是其署名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字面意思。它宣告了尼采处在超脱的心态：他已经决定扮演一个沉思者的角色了。
这是对自己怎样的误解啊！他太年轻、太勇敢、太喜欢自己的民族，因此不可能在这场即将上演的戏剧中只充当一个观众的角色。作为一个“忠诚的瑞士人”，且因为瑞士人的身份免除了军事义务，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一起安静地住进了一个山中客店里。他在那里写下了一些关于古希腊抒情性的文章。也就是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明确阐发了他对狄奥尼修斯和阿波罗精神的定义。然而德国军队正在穿越莱茵河并且首战告捷。尼采听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是毫不动情。一想到这次丰功伟绩中自己没有尽一份力，一想到自己远离了战争的威胁，尼采的沉思就难以平静了。
7月20日，在写给里奇尔夫人的信中，他表达了占据他全部孤独的思想。他首先表露出一种担心，这种担心似乎是由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摧毁了古希腊的记忆引起的。“很不幸，历史的相似告诉我们同一种文化传统也许会被诸如此类的民族战争的灾难所摧毁。”但是他接着表达了那已经开始攫住了他的感情，“我对我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多么惭愧，此时正是我运用在炮兵团里所学的东西的时候了。我自然已经为投身于一场激烈的战斗作好了准备，以防战势出现逆转。你知道吗？基尔的学生全都踊跃报名参军了。”8月7日早晨，他从报上读到沃尔特发出的电讯：德国战捷，伤亡惨重。他再也不能继续呆在隐居地了。他返回巴塞尔，在征得瑞士当局的同意以后，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并立即前往德国，想参加进那场吸引他的战争。
他越过了被占领的阿尔萨斯，看到了维桑堡和沃尔特的停尸房。8月29号，他在离施特拉斯堡不远的地方宿营，那里战火照彻了地平线。接着他取道吕内维尔和南锡，向梅斯周围的乡间进发，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野战医院，来自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特的伤员多得不计其数，难以得到及时护理，只得等着死于伤痛和传染病。一些不幸的伤员被分给他护理，他和蔼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一种神圣的几乎是激动的战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感地去看待这些劳动人民。他看着这些数以千计的人，有的被击倒了、打上了死亡的印迹，另外一些则向前线开拔，或是严阵以待。他敬重地照顾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战争的威胁下，在这些人周围环绕着某种庄严神圣的东西。他们忘掉了自己徒劳的想法，他们冲锋、唱歌、服从上司、战死。尼采的痛苦得到了补偿，类似兄弟般的感情冲动使他激情高涨，他再也不感到孤独。“我的作战热情完全觉醒了。”他这样写道，“但我却没法满足这种感情。我应当在雷佐维勒、在色当，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可是瑞士的中立地位却总是束缚着我的手脚。”
他很快穿过法兰西。他接到命令，护送他照顾的那部分伤员到卡尔斯鲁医院。
他出发了。为了躲避车外的寒冷和阴雨，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一起被锁在一辆货车里，整整呆了三天三夜。其中两名伤员得了白喉，所有人都患了痢疾。一个德国的神秘主义者说过：“磨难是达致真理的最险峻之途。”弗里德里希·尼采回忆起了他非常喜欢的这句格言。他考验了自己的勇气，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他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聆听他们的抱怨和呼吁，同时又不中断自己的沉思。在此之前，他只知道书，而现在他懂得了生活。他品味着这种痛苦的磨练，并且总是能从中品出某种遥远的美。“我也有自己的愿望，”他这样写道，“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在正视战争的同时不间断我的沉思，在这极端恐怖之下……我回忆起在那个寂寞的夜晚，我和那些我护理的伤员们躺在一辆货车里，我的思想一直在探究着悲剧的三个深渊，它们就是幻想、意志、苦恼。当时我是从何处得到这个自信的结论，即那即将到来的关于悲剧知识和希腊欢愉的英雄在出生时就应当经历相似的磨难？”
他带着疾病和伤员到了卡尔斯鲁，他感染了跟他们一样的病，得了痢疾和白喉。他在野战医院时的一个不知名的同事精心护理了他。病情一好转，尼采就立即回到了瑙姆堡的家。他不是要去那里寻求休息，而是要寻求工作和思考带来的完全的乐趣。
他给正在法兰西作战的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是啊，我们共同持有的对事物的观念已经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我已经有了与你相同的经历。对你和对我都是一样的，这几个星期将作为一个新纪元保留在生命里，在此期间，我持有的每一个原则都在内心里重新得到肯定，我将和它们同生共死……我现在又回到了瑙姆堡，但是目前为止康复状况不佳。我曾经生活过的气氛已像一片乌云一样遥不可及了，我听到一片不息的哀悼声。”
1865年7月的萨多瓦战役已经让他了解了战争，并且使他亲历了战争的魅力。一种简单素朴、伟大崇高的愿望抓住了他，他在刹那之间感觉到与自己的民族紧紧相联。“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国之情，”他这样写道，“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抓住了这种突发的感情，并且培养了它。
事实上，他的内心已有所改变。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忠诚的瑞士人”，而是大众的一员，一个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德国人。一场战争改变了他，他弘扬战争。战争唤醒了人们的生命力，搅扰了他们的灵魂。它迫使他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去寻找一种美和责任的秩序，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过于残酷的人生结局。在和平时期遭人误解的抒情诗人和智者，在战争年代却受到了大家的洗耳恭听。那时，人们需要他们，且意识到了自己这种需要。这种使他们排列于领袖之后的相同需要使他们开始专注于天才。只有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人性才可能锻造成真正的人性，才可能被引向勇敢和崇高。
尼采尽管身体还很虚弱，还在遭受病痛之苦，却重新拿起了写作的笔，在笔记上记下自己的新思想。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是受斗争锻造的社会的可见形式，无论是从被征服的奴隶们从事劳动的工场，还是到自由人持枪弄剑的健身房和广场。如此才成就了那个展翅翱翔的形象，那个萨摩得斯岛的女神，那个为她的同伴追逐一艘血染战船的女英雄。
古希腊人的天才来自于战争。它歌颂战争，把战争视作同志。“正是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悲剧性人物，”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写道，“在战争中痛击了波斯人，反过来，能继续此类战争的人则需要悲剧作健身的饮料。”在他的笔记里，我们可以感知到那颗渴望越过尚未确知的古希腊、抓住悲剧之精义的心灵跳动。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悲剧的”这个词语，就好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措词，这个年轻的思想家像一个试图学会新词的小孩一样不断训练自己重复这个词语——“悲剧的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在至高的创造力和理解力方面，悲剧人物就是大自然本身，他耍弄悲哀……”他的研究暂时可以归结为三个公式：“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悲剧国家”。他由此决定了他作品中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想以《悲剧人物》作此书的总标题。
我们别误解了他沉思的真正对象：他从过往历史中辨识到的这种社会和这种锻造实际上是他所向往的且敢于希望的自己国家的理想形式。一方面，他看到了被功利主义和舒适的生活削弱了的欧洲的拉丁民族；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富于诗人、战士、神话和胜利的德国民族。它是那些逐渐衰落的民族的宗主国。它该怎样行使这种宗主权呢？从它的成功中，难道人们不能预言一个好战而悲剧、勇敢而抒情的新时代吗？人们能够想像到这一时代，因此他应当憧憬这一时代，这足以成为支配一个人的责任。德国该何其荣耀啊，它拥有俾斯麦为领袖，毛奇为战士，瓦格纳为诗人——当然也拥有哲学家，此人名叫弗里德里希·尼采。虽然他从没有这样说过，但他无疑是有这种信念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天赋毫不怀疑。
得意扬扬的同时他也没有让这种梦想将他引入歧途：他虽然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祖国，但却从没有忽略祖国实际上还存在人性、太人性的东西。
10月和11月初这段时间里，他独自和家人住在瑙姆堡。他不喜欢此地狭隘的风土人情，难以容忍那些平民百姓和他混迹于其中的官僚们的粗俗之气。瑙姆堡是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尼采不喜欢身体健壮、举止粗俗的普鲁士人。梅斯已经投降了，法国最出色的军队被俘虏了。一种极度兴奋、骄傲自负的情绪使所有德国人飘飘然了。弗里德里希·尼采抵制这种普遍倾向。他那求全责备的心灵也许并不知道胜利的喜悦只是一种休息。相反，他厌恶而惊惧。
他给朋友格斯道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担心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民族的辉煌胜利付出就我个人而言永不会同意的代价。我敢打赌，我认为现代普鲁士是一个对文化威胁极大的强国……成就事业决非易事，但是我们应当做在任何烟幕中都能保持清醒头脑的合格哲学家。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这样，暴乱之徒才不会来窃取任何成果，依我之见，这些成果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甚至包括最英勇的军事行动和我们民族的振兴。”
随之而来的一份宣言深深震撼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其时是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忙于战事的德国人忘记了举行纪念活动。理查·瓦格纳的声音就在此时响起，它强大到足以唤起征服者对另一种荣耀的回忆：“德国人，你们是勇敢的，”他疾呼道，“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在这个了不起的1870年，没有什么比纪念伟大的贝多芬更配得上你们作为勇敢者的骄傲。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先驱和开拓者，让我们用与之相当的仪式纪念他。此仪式不能稍逊于庆祝勇敢的国民之胜利的仪式，因为这个给世界带来欢乐之人比世界的征服者们更为崇高。”“德国人，你们是勇敢的，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这是最能深深打动尼采的一句话。他又开始希望能离他的老师更近一些，因此还未完全康复，他就离开了瑙姆堡。
他又见到了理查·瓦格纳，但是并没有完全感到称心如意。这个身处逆境时表现得如此卓绝的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类似的精神高度。他的快乐里加入了一种庸俗的质素。他过去不得不忍受的普鲁士人的讥讽嘲笑已随着德国人的胜利一扫而光。现在他正以巨大的胃口心安理得、津津有味地“咀嚼法国人”。然而他还是拒绝了某些提议，只要他答应住在柏林就可以得到高官盛誉，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自己以普鲁士帝国桂冠诗人的身份受人崇拜，他的信徒们对他的拒绝满怀谢意。
在巴塞尔，弗里德里希·尼采找到了一个更适合倾听他抒发牢骚的知己——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人文学科和文化方面的伟大学者性情忧郁，憎恨一切野蛮行为、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作为欧洲最后一个保持其独立和古老风俗的城市的居民，布克哈特为此深感骄傲，他不喜欢那些拥有三四百万人口，在他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比之于俾斯麦和卡富尔的政治设想，他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构想——“照此安排，市民的人数就不会越过一万，否则，他们就不能一起在广场上聚会。”
他研究过雅典、威尼斯、弗洛伦斯和西恩纳。他对古代和拉丁语族的风纪极其崇敬，对德国风纪则持一种非常适度的尊敬态度：德国的霸权令他感到害怕。布克哈特和尼采是同事，他们经常在课间会面，一起交谈，要是碰上好天气，就一起沿着那个用红沙石砌成的大教堂和莱茵河之间的平台散步，来欧洲旅行的各式各样的人总是俯靠在那个平台之上，莱茵河潺潺流过，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却又那么强大。风格简洁的巴塞尔大学就坐落在莱茵河与博物馆之间，离两者都很近。
这两个同事总是不断地探讨他们的共同思想。由阿蒂卡和塔斯卡尼这两个小城邦遗留给我们的那种脆弱的经常破裂的文化和美的传统如何才能继续？法国无可指责，它知道怎样保持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教育。但是普鲁士是否具有与其传统相适应的素质呢？弗里德里希·尼采重复着他的希望，“也许，”他说，“这场战争将改变我们古老的德国，我想它会更加具有男儿气概，并被赋予更加坚定更加高雅的趣味。”雅各布·布克哈特聆听着，“不，”他说道，“你总是想着古希腊人，对他们而言，战争确实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现代战争是肤浅的，它们不会影响、纠正资产阶级及其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战争极少发生，它们的影响很快就会消除，很快就会被遗忘。它们并不训练大众的思想。”尼采是怎样回答的呢？从他的一封写给欧文·罗德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观点也不太自信。“我非常着急，”他这样写道，“只要一想到不远的将来。我似乎已经看到了经过乔装打扮的中世纪……你要当心，把你自己从这个与文化不相容的致命的普鲁士下解放出来。奴才和教士像蘑菇一样从土壤里钻了出来。他们的烟雾将把整个德国熏黑。”雅各布·布克哈特，巴塞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据称布克哈特这样说过：“尼采甚至不会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一样放屁。”
长期隐遁于自己的记忆和书本里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有种忧郁的习惯，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忧郁。他作了一次讲座，题为《历史性的伟大》，以示对同代人热情的谨慎抗议。“不要把真正的伟大误以为是此种军事胜利和这样那样的民族扩张，”他对巴塞尔大学的学生们说，“有多少被遗忘了的国家曾经强大过，并活该被遗忘。更其珍贵的是历史性的伟大，它完全存在于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伟人的人的作品之中。使用‘伟大’这种含义模糊的词语，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探测到其本质的深度。一些默默无闻的天才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圣母院》，歌德贡献了他的《浮士德》，牛顿留下了太阳系定律。这才是伟大，而且非此则不足以称之为伟大。”弗里德里希·尼采听后热烈鼓掌。“布克哈特，”他这样写道，“正在变成一个叔本华主义者。”但是几句有见地的话还不足以满足他的激情。他也不可能迅速放弃他曾有过的希望，他渴望行动，渴望把他的祖国在从他看来威胁着它的道德灾难中解放出来。
怎样行动？他面对的是一群不易唤醒、麻木、懒散的大众，一群受民主主义毒害、发育不健全的人，一群厌恶任何崇高抱负的人。一个人运用什么手段才能在他们中间坚持那种危险的理想以及对英雄主义和崇高事物的爱呢？尼采经过长期思索形成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如此大胆、如此超前，以至于他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只言片语。那时理查·瓦格纳正在筹建拜洛特剧院，他希望能在这个剧院里用完全自由的形式如实表现他的史诗般的艺术创造。而尼采大胆设想的机构则和瓦格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神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哲学家们，他的朋友们，罗德、格斯道夫、杜森、欧维贝克、罗门特可以一起聚会、生活，免于责任的束缚，从行政监督中解放出来，在某些大师的指导下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沉思。这样，把艺术和思想二者集于一身的双重家园就可以在德国的心脏持续精神生活的传统，它超越大众，远离政府。7月，他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修道院将成为必需的。”六个月的生活经验使他重又想起这个念头，“显然这是此次战争和胜利带来的最陌生的东西：一种现代隐士——一种与这个民族格格不入的生活。”毕达哥拉斯，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多才多艺。他创作的对话体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优美的希腊散文。
弗里德里希·尼采被这个梦想完全迷住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梦想的不现实。他想像着一种与波斯特罗亚尔田园修道院相似的隐居者的重新联合。他知道这种联合与他所处时代的风俗和趣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需的，并且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创建或者促成它。
一种深厚的本能冲动激励并指引着他。那座古老的普尔塔学校就是修道院式的，不论是它的起源、建筑、独特的围墙还是那持久、庄严、井井有条的生活原则。因此还在孩提时代，尼采就已经受到了几乎是宗教生活的影响。他保持了这种记忆，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那种乡愁般的情感留恋。大学期间，他总是想通过交朋结友使自己与世隔绝。他研究古希腊，这个国家古老的智慧滋养了他的心灵。他热爱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前者是缔造者，后者是诗人，前者缔造的是人类曾设想出来的最美好的社会，即由武装的哲人和沉思的骑士组成的严格彻底、至高无上的贵族政治，后者在诗歌里歌颂的正是这种社会。就这样，由一种遥远的和谐联结起来的基督教的人性和异教徒的人性伴随着他的思想和抱负同时出现。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毕生的好友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其最富盛名的作品，但他对尼采后期的有些思想持保留态度。
他想给那些自己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不过，在最有利的时机出现之前，他宁可保守这一秘密。“给我两年时间，”在写给格斯道夫那封激情洋溢、神秘费解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你就会看到一种古代的新观念从自身蔓延开去。它必将给这个民族的科学道德教育注入一种新精神。”快到12月中旬，他认为时机成熟了。当时欧文·罗德给他写了一封忧郁的信，这是对尼采写给他的激情四射的信的一个微弱的回声，“不久，我们就会需要修道院了。”他重复着六个月前他的朋友在信里表达的意见。这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尼采从中看到了一种自发赞同的征兆和热情合作的迹象，于是他喜气洋洋地回信说道：“亲爱的朋友，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并且没有耽搁一分钟就给你回信。首先，我想告诉你，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一致，而且，依我之见，如果我们没有采取一个强有力的行动，抛却无力的牢骚，把我们从这种无聊状态下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极其虚弱。我终于理解了叔本华对经院哲学所做的评价之意义。基本真理不可能出自那里。革命性真理不可能产生自那里……我们将挣脱这种束缚，对我而言，这是确凿无疑的。接下来，我们还将建立一座新的古希腊学园，罗门特可以陪同我们一块儿干。“你去过特里伯森，知道拜洛特计划。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与语言学及其文化外观决裂是否对我们不太适合，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我正在为所有那些还没有被现代生活方式完全制服和窒息的人准备一个巨大的修道院。我不得不写信告诉你这一点，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能够用交谈的方式考察我的所有思想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你还不了解我这些想法的转折与结果，因此对你来说，我的计划也许就像是古怪的幻想，然而它不是幻想，它是一种必然。“……让我们试着去一个小岛，在那里，人们无需用蜡堵住自己的耳朵。在那时，我们彼此都将是对方的老师。从现在直到那时为止，我们写的书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审美和修道院式的联盟而吸引我们的朋友们，吸引公众的诱饵。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工作，让我们为了彼此的追求而快乐，也许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为整体而工作。我可以告诉你（可见我的设想是多么严肃），为了建立一小笔备用资金，我已经开始节省开支。我们应该冒险去碰碰‘运气’。至于我们将要写的书，我想要求最高稿酬以备将来之用。简而言之，我们不该忽视成功地建立修道院的一切合法手段。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职责要尽呢！“但愿你觉得这个计划值得考虑！你的上一封令人感动的信告诉我，向你吐露这个秘密的时机已经到来。“难道我们不能把柏拉图学园的新形式引进这个世界？“莫非我不可以，借我希望之力，让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人复活？“浮士德对海伦如是说。所有人对我的这个计划都一无所知，现在就看你怎么对罗门特提出这个建议了。“我们的哲学学园当然既不是一种历史的回忆，也不是一种任意的幻想。难道把我们推上这条路的不是一种必然吗？我们在读书时代曾作出的一起旅行的计划似乎以这种新的形式回复了，而且比原来的更巨大且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陷于上次那种挫折了。对这个挫折的回忆总让我烦恼。“真诚地祝福你，你的忠诚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阿尔布雷特·丢勒的木刻《骑士、狗与死亡》。尼采这样说道：“我觉得和这幅画如此贴近，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他把他的偶像叔本华看作是图中孤独的骑士。“12月23日到1月1日，我在卢塞恩附近的特里伯森。”
12月22日，弗里德里希·尼采离开了卢塞恩，他没有收到罗德的回信。他发现特里伯森那幢房子充满了节日气氛，到处是孩子们的游戏和圣诞节前的准备。瓦格纳夫人送给他一册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他送给瓦格纳一幅丢勒的著名木刻《骑士、狗与死亡》，后来，他曾经以此为标题，为他当时正在写的《悲剧的诞生》写过一篇评论。“一个感受到隔绝、绝望和孤独的灵魂，”他这样写道，“不可能找到比丢勒的骑士更好的象征，这个骑士在他那些可恨的伙伴面前显得泰然自若，却陷入完全绝望，带着他的狗和马独自寻找自己可怕的道路。丢勒的骑士就是我们的叔本华：他了无希望，但是他寻求真理。他的同类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在等待罗德的回信，尼采一定会在老师那幢房子里呆得很快乐：等待令他焦虑。他在特里伯森逗留了一个星期。瓦格纳一直没完没了地谈着拜洛特和他的巨大计划。尼采也有自己非常乐意谈起的计划，但是他得首先等到他的朋友的赞许，而这个赞许却迟迟未到。直到离开特里伯森的时候，他还没有收到只言片语，也没有跟任何人谈起有关话题。
最后，他终于在巴塞尔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回信：一个诚实、深情却又是否定的回答。“你告诉我，修道院的存在对今日生活是必需的。”罗德写道，“这我相信。但是这儿还存在各种必须解决却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资金呢？而且即使我们找到了资金，我想我也不该追随你。我感到自身还不具备一种创造力，能使我配得上你召唤我去的隐居之地。对一个叔本华、一个贝多芬、一个瓦格纳式的人，事情就会不一样了，正如对你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但是对我而言，不行！我期待的是与你截然不同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某些朋友中对隐居于一个沉思的修道院抱有希望，这个我同意。如果被剥夺了希望，我们会变成什么呢？”
如果罗德都拒绝追随他，谁还会追随他呢？他没有写他的倡议书，也没有把这个提议告知罗门特，甚至瓦格纳似乎对这个提议也一无所知。
尼采没有做徒劳的抱怨，而是致力于工作，以便独自详述那些革命性真理，对这些真理他本应该设想到更为自然的产生方式。他拒斥德国，拒斥那些以满足奴性、缓和冲动和偏袒人们的游手好闲为使命的现代民族。他对古希腊在公元前7到前6世纪的城邦重新做了思考。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总是把他拉回到那里。这完全是一种美的魅力吗？毫无疑问，但它同时也是被现代人像隐藏污点一样隐藏起来的力量和残酷的魅力，对此，古希腊人却满怀喜悦地付诸实践。尼采热爱力量，在梅斯的战场上他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潜藏于心的欲望和本能。
他这样写道：“如果天才与艺术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那么希腊的所有社会形式就必须作为通达此终极目标的机制和台阶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发现这种激励希腊人的行动意志所利用的手段是什么……”通过考察，他认为其中一种手段即是奴隶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曾经告诉我们，”他在笔记上写道，“奴隶制是文化的必需物。这是我的前辈强有力的思想之一。”他抓住这一点，坚持这一点，并迫使它显示出其完整意义。这个突然发现的思想激励着他，它如此深刻，使他的灵魂深处深受感动。它是残酷的，而且几乎是面目狰狞的，却满足了他的浪漫主义的趣味。他在它面前战栗，他崇拜它的阴郁的美。“也许正是这种知识使我们充满恐惧。”他这样写道，“这种恐惧几乎是所有深刻思想必然招致的结果。因为大自然就是在致力于创造最完美的形式的时候仍然是一种可怕的事物。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文化的胜利进军只对极少数特权人物有利，而且如果一个人想在去成为的过程中获取最大快乐，就必须坚持这种大规模的奴役。”“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于运用两种原则来反对希腊人。创造出这两种原则是为了消除完全的奴隶制社会带来的疑虑，这两个原则不安地回避着‘奴隶’这个词语，我们称道的这两重原则就是‘人的尊严’和‘劳动光荣’。”“而希腊人的语言则大不一样。他们斩钉截铁地宣布劳动是一种耻辱，因为一个为了生存而忙于劳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因此，让我们坦率承认这个堂而皇之的真理：奴隶制对文化是必要的。对生存的绝对价值而言，这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为了让极少数卓绝超群的人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必须使那些以劳动为生的人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以损害这部分劳动阶层为代价，利用他们的无偿劳动，特权阶层才能从生活的挣扎之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够创造，才能够满足更高级别的需求……如果说古希腊毁于奴隶制是真的话，更其真实的说法则显然是：因为缺乏奴隶制，我们正在走向衰亡。”
但是这种奴隶制的起源是什么呢？又怎样才能使奴隶——这个“文化的鼹鼠”——的服从得到保证呢？尼采回答如下：“希腊人教导我们，‘被征服者隶属于征服者，包括其妻子、儿女、财产和血统。暴力赋予了最初的权利，没有一种权利在其本质上不是占有、篡夺和暴力。’”这样一来，尼采的思绪又被带回到了他最初的思考对象上。战争首先激励了他，现在他重又发现了那个答案。在痛苦和悲剧之中，人们已经创造了美，他们必须被投到痛苦和悲剧之中，惟其如此，他们的美感才能保存下来。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很多章节里赞美和乞求战争，这些篇章充满了颂歌的音韵和节奏：“这里是你的国家，其起源充满羞耻。对更多的人来说，它是一口永不枯竭的灾难之井，它是用频繁危机吞噬他们的火焰。然而每当它一召唤，我们的灵魂就忘记了自身。在其嗜血的呼吁下，群众的勇气受到激发，英雄主义高涨了。是啊，对盲目的群众来说，国家也许是最高的最有价值的目的，也许正是国家，在其艰难时刻，在每张脸上烙下了伟大这个独特的印记。“在国家与艺术、政治活动与艺术创造、战场与工艺场之间存在着某种纽带，某种神秘的联姻。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把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铁钳。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下——与战争相反的竞争——社会就会继续受到家庭的限制，因而不可能把根基扎得更深。通过各个国家的普适制度，以前决定的与战争相反的竞争的本能已经得到浓缩。在某些时代，战争的可怕阴云威胁着人类，伴随着电闪雷鸣，战争在轰然巨响中释放出自身的能量，为时较短，却更加残酷。但是这些危机并非接连不断，在战争的间歇，社会就会重新喘上一口气，战争革新了社会，社会处处鲜花、遍地新绿，晴朗的日子刚一来到，就会结出天才的灿烂果实。“如果我离开古希腊来考察我们自己的社会，我承认，我看到的是衰退的迹象，这使我对社会和艺术都感到担心。某些丧失了国家本能的人只想为了个人的目的而利用国家，他们不是要服务于国家，而是要让国家服务于他们自己。他们丝毫不会顾及国家的神圣性，为了利用它，他们只关注用一种可靠而合理的方式逃避战争的冲击。他们处心积虑地致力于用这种方式安排事物，以至于战争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一方面，他们追忆欧洲的均衡秩序，另一方面，他们竭尽全力剥夺君主们宣战的绝对权力，用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更轻易地吸引自私的群众及其代表。他们自认为，削弱群众效忠君主的本能，而且确实通过在群众中传播一种自由乐观的世界观而削弱了这种本能，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自由乐观的世界观根植于法国理性主义和大革命，也就是说，根植于一种与德国精神相背的哲学，一种缺乏任何形而上学意义的拉丁语的陈词滥调。“在我看来，如今已经取胜的民族运动以及与这一运动同步而行的普选权的扩大，似乎主要是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所决定的。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运动背后，我看到的是国际财团的寡头们，他们对战争大为恐慌，失去了为国家服务的本能，把政治、国家、社会当作他们挣钱和投机的手段。“要不是国家精神被这种投机精神所贬低，我们必然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战争——除此，别无他途。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为了保护与凶恶的战争相对的利己主义，恰恰相反，是要使人们热爱国家、忠于君主、借以激起象征着更高命运的道德冲动，在其所获得的赞誉中，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所以，我在此高唱战歌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战争谢幕的回声听来如此可怕。它像黑夜一样阴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阿波罗，这个正直的各国领袖，这个使各国纯洁的神，依然伴随着它……因此，让我们说：战争对国家是必要的，正如奴隶对社会是必要的一样。没有人能够避免得了这个结论，只要他在探索希腊艺术臻至完美的原因，而且惟有希腊艺术。”
不断进行提高人类的战争：这就是这个孤独者的呐喊。可是他至少应当放下笔，去听一听、看一看他周围的世界。这样，他至少会看到帝国的迂腐，从而抑制自己的希望。让我们继续追踪他思想的纷争。他迟疑着，同时记下了持久的幻觉和不可避免的幻灭。“我应该想像得到，”他写道，“德国人着手的这场战争是为了把维纳斯从罗浮宫里拯救出来，就像拯救第二个海伦一样。这才是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解释。最古老的严肃就是由这种战争开启的——因为庄严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认为它同时也是艺术的时代。”
他继续写着，其思绪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忧郁。“当国家不能实现其至高目标时，它就会超限度地增长。罗马人的世界帝国在雅典人的城邦面前毫无高贵性可言。那些应当全部渗入花朵的树液，如今却只存在于茎叶之中，因而使茎叶膨胀到无限大。”
罗马使他心烦意乱，他不喜欢它，把它视作古代的一个污点。这个越好战就越庸俗、越取胜就越粗俗的城市令他充满了忧郁的预感。
他这样写道：“罗马是典型的野蛮之国。在这儿，意志不能达至崇高目的。其组织越强大有力，其道德就越令人难以忍受。谁会崇拜这种庞然大物呢？”“谁会崇拜这种庞然大物呢？”让我们把这个问句运用于眼前的一个显眼的例子。这个庞然大物不是罗马，而是普鲁士及其帝国。雅典或斯巴达人土地狭窄，时代短暂。但是如果它取得了精神力量和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弗里德里希·尼采念念不忘于古希腊的梦幻，它具有一百多个竞相争斗的城市，在高山和大海之间屹立着它们的卫城、寺庙和塑像，一切都回响着赞歌的旋律，一切都壮丽辉煌、活力四射。
他这样写道：“古希腊文化精神一旦被唤醒，就会变得积极进取，并将它自身转化成一场反对当今文化的战斗。”1514 年阿尔布雷特·丢勒所作《忧郁》。与欧文·罗德分开的尼采描述自己是“折断翅膀的生灵”。
弗里德里希·尼采热烈的梦想总是遭受着来自生活的打击，他为这种伤痛所苦。他的朋友们倾听他，却并不完全追随他。与他同住一幢房子、天天见面的弗兰兹·欧维贝克教授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作为一个生于德国、在法国受到教育的人，他理解当今问题，分担着尼采的忧虑和思想，但是他的激情还不能与尼采相提并论。雅各布·布克哈特是个才智超群、个性鲜明的人。但是他却不抱希望，尼采则满怀激情地渴望着。毫无疑问，还有瓦格纳，他的激情和希望都是无可挑剔的，可他刚刚针对被征服的巴黎人发表了一出阿里斯托芬式的滑稽剧。弗里德里希·尼采读了这篇粗俗的作品，大加指责。欧维贝克和布克哈特缺乏热情，瓦格纳缺乏雅致，尼采谁也不信任。巴塞尔大学空出了一个哲学教授的席位，尼采立即激动起来。他写信告诉罗德：他应当申请这一职位，而且一定能成功。如此一来，这两个朋友就会再次见面。徒劳的希望！欧文·罗德申请做了候选人，却没有得到录用。尼采因为引诱朋友做这件事而痛责自己。他变得越来越忧郁，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小漩涡，被吸进了漆黑、荒凉的死海里。”
他一直没有从战争的磨难中完全恢复过来。无论是睡眠还是可靠有效的健康都再也不听他的使唤。到2月的时候，那种一直支撑着他的神经方面的控制力突然崩溃了，而且这种神经失调呈现出急性症状。剧烈的神经痛、失眠、眼疾和视力衰退、胃病、黄疸代表着生命机能的危机，这场危机整整折磨了他五个月。不知所措的医生们劝他放弃工作，进行一次旅行。弗里德里希·尼采派人把已回瑙姆堡的妹妹叫了回来。他带着她到特里伯森告辞，接着启程去了卢加诺。
那时，铁路还没有穿过阿尔卑斯山，旅游者们得乘驿车越过圣·哥达德山脉。命运给尼采配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旅伴，一个健谈幽默、丝毫不想隐瞒自己身份的老人：他就是马西尼。这个年老的人道主义者和这个年轻的奴隶制的鼓吹者非常合得来。马西尼引用了歌德的一句格言：“弃绝中道，坚定地活在整体、全部和美之中。”弗里德里希·尼采此后没有忘记过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格言和传诵这句格言的人，也没有忘记过他那天短暂而健康的旅行，那天旅行的地方离他后来深爱不已的山巅并不太远。
翻越沉浸在积雪和静谧中的阿尔卑斯山对尼采的恢复已经足够了。到达卢加诺时，他几乎已经完全康复了。他的性情仍然温和而年轻，生命力的快速恢复使他容光焕发，一种纯朴的欢乐再次激活了他的生命。他在讲意大利语的瑞士度过了愉快的两个月。一名普鲁士军官，毛奇将军的亲戚，正好住在他所在的旅馆。他把他的手稿借给尼采看，常常跟尼采谈起新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和胜利赋予贵族战士们的使命。对许多来这里休假的德国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春天：他们喜欢聚集在他们年轻哲学家的周围，倾听他说话。2月来临，战争结束了。欢乐的人群从所有焦虑中解脱出来，第一次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在市场上唱歌跳舞，尼采毫不迟疑地加入他们，共同欢庆，载歌载舞。福斯特－尼采夫人给我们描述了当时欢乐疯狂的情景，她这样写道：“每当我想起这些时光，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正在做一场货真价实的狂欢节之梦。”
弗里德里希·尼采从卢加诺给欧文·罗德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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