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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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那曲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试读：
前言
2006年，西藏自治区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大力提高游牧民定居点建设和城镇化水平。到2013年年底，西藏安居工程已实施完成46.03万户，约占整个自治区农牧民户数的90%。
游牧民定居、安居工程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生活用能需求的改变。而能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
对于西藏那曲这样一个地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广大农牧民生活能源仍以牛羊粪为主，整体上处于能源贫困状态。因此，研究这类地区牧民定居前后生活能源消费的新变化、新需求、新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能源需求的满足，将有益于那曲地区民生改善和生态安全。
本书将“定居”理解为一种居住行为，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重点研究定居行为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以及伴生出来的生活能源消费问题和应对措施。为完成这些研究，本书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
第一，立足于西藏那曲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和电力消费水平低的基本区情，从定居和能源贫困两个方面来进行文献综述，归纳总结了牧民定居的动力、过程、模式以及影响；总结归纳了能源贫困的度量标准、形成原因和缓解措施。
第二，从理论上剖析牧民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为那曲地区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牧民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影响机制的研究分析涉及作用手段、传递路径、演进阶段等主要议题。
第三，以那曲地区为案例，分析牧区定居的机制和特征。牧区与农区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居住分散程度，因此出现定居机制上的不同特征，尤其是定居过程、定居动力和定居模式。
第四，以那曲地区4个村庄的调研问卷为基本材料，研究那曲地区牧民在特定的定居模式下，定居行为对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生活能源消费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以及4个村庄的差异。
第五，从规范研究角度，优化那曲牧民未来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目标和实现战略。生活能源消费优化目标的选择既要符合历史趋势，又要立足那曲区情。因此本部分分析涉及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国内外经验启示、那曲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升级面临的各类问题约束、升级的目标选择、实现战略和保障机制等议题。
通过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六个结论。
第一，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发现，单独分析牧民定居、单独分析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的文献较多，而专门分析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影响的文献却较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第二，通过分析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表明定居借助于空间位移和住房更新两个手段，通过定居所带来的就业与收入增长、能源基础设施接近和能源偏好提升三种传递路径，实现对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在此影响下，农牧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呈现U形变化。
第三，西藏那曲地区牧民的定居呈现自己的特点。定居过程主要体现为城镇化和村落化两种模式，城镇化定居模式的主要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村落化模式的主要动力则是草场资源退化、草场资源确权的不断深化、安居工程的实施。整体来讲，那曲定居水平仍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增长速度缓慢、东中西各县差异显著、定居动力的外部依赖性大。
第四，通过建立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那曲地区4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数据，研究发现：生活能源消费变化评价指标应当包括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变化两个方面，生活能源消费须从能源能量、能源支出、能源时间三个维度来度量。4个村庄定居方式的差异，再加上虫草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4个村庄农牧民收入水平、接近电力网络程度、煤气和柴油运输成本都出现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使得牧民的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和结构变化也出现了差异。
第五，那曲地区4个村庄生活能源消费的调研表明，定居后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面临着公平问题、结构问题、效率问题和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体现在那曲地区11个县之间生活能源设施分布得不均衡尤其是电力和液化气销售网络，以及生活能源设施在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结构问题体现在生活能源中对牛粪依赖程度高、能源贫困深、能源发展指数低。效率问题体现在用能工具的低效率、能源生成的低效率和设施维护的低效率。环境问题体现在室内空气污染、燃料与肥料间的冲突。而要实现那曲地区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升级，却又面临着气候寒冷、收入水平低、能源资源少、运输条件差、人口密度低、文化水平低、城镇动力弱等7个主要约束。
第六，通过总结国内外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经验，提出那曲地区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目标：在社会目标、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权重有别的约束下，推进电网向农牧区的建设与延伸，推进煤气（液化气）销售网络向县乡的延伸，提高太阳能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效率，提高牛粪用能工具的效率，加强对农牧民用能观念的引导和技术服务，逐步实现农牧民生活能源结构向清洁化、优质化和电气化转变，形成一条符合牧区实际的牛粪资源替代与互补共存的生活能源消费升级模式，消除能源贫困。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采取定居模式差异化战略、农牧民收入增长战略、电力供给可靠性战略、煤气销售乡村化战略、可再生能源高效化战略、能源项目示范引导战略。与此同时，需要明晰政府与市场分工、完善支持政策和加强能源组织力量等保障机制。
在本书写作的同时，我们发表了阶段性成果并呈交给相关决策部门。先后发表的3篇学术论文：《西藏农牧民生活电力消费及保障研2究》（《中国藏学》2013年第3期），《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排放变化的分析与比较》（《资源科学》2013年第1期），《产业结构演进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理分析》（《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13年第3卷）。同时，还向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提交了2篇调研报告：《西藏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及保障调研报告》（2013年提交给西藏自治区办公厅），《西藏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生活电力消费及保障调查研究》（2012年提交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由于课题研究的时间紧和笔者自身学术水平的限制，书中仍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议题和不完善之处。但是本书作为国内从定居角度来研究生活能源消费的专著，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或多或少的启示。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问题的提出一 研究背景（一）西藏农牧民定居潜在需求大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人口密度显著低于全国和全球的特点。2013年，西藏自治区每平方公里人口仅为2.5人，不及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2%、世界平均水平的6%，如图1-1所示。图1-1 西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全国及世界的比较（2013）
注：西藏自治区和全国人口密度根据2013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人口数据计算得出，世界人口数据来源于2013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估计。
西藏自治区不仅人口密度低，而且绝大多数人口分散于广大的农牧区，城镇化水平比较低。2013年，西藏自治区城镇化水平仅为23.71%，远低于同期北上广等省市，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7%，甚至与同处青藏高原的青海（48.5%）也有较大差距。图1-2 西藏自治区城镇化率与全国比较（2013）
因此，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面临快速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巨大压力和需求。与此压力相回应，2006年，西藏自治区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大力提高游牧民定居点建设和城镇化水平。到2013年年底，西[1]藏自治区安居工程已实施完成46.03万户，约占整个自治区农牧民户数的90%。（二）能源日益成为基本公共服务
2010年，治理西藏的重要会议——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到2015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可见，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能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安全，并构成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2年，国务院通过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实施能源民生工程，推进城乡能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十二五”的七大目标之一。规划要求完善农村能源基础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加快农村电网建设、加强边疆偏远地区能源建[2]设以及提高居民天然气供给普及率。
在国家层面不断强调“能源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背景下，西藏自治区也于2010年在《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综合能源发展规划》中，强调了能源作为一项普遍服务的重要性。规划要求要在突出能源保障重点的同时，统筹城乡和区域能源协调发展，加强城乡用能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普遍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能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和消除能源供应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提高能源[3]普遍服务水平。
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西藏自治区层面，能源已成为广大农牧民日益需要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二 提出问题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游牧民定居与安居工程，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生活用能需求的改变。国内外既有研究表明，城市化会带来生活能源需求在品质上的提升，尤其是商品能源需求增[4]加、清洁能源需求增加，对能源获取与使用的便利性提出更高需求。
因此，西藏自治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定居活动的增加，必然会引致居民对生活能源消费产生与定居相对应的新需求。随着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如图1-3所示），他们对商品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购买力也会不断增长。
2001年以来，在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中央支持及对口援助增长的共同推动下，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不断增长。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404元，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6578元，增长了3.6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3.7%的水平。图1-3 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2001～2013）
数据来源：《西藏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但是农牧民生活能源购买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需求能否最终成为能源消费，还要受能源供给领域的制约。事实上，在西藏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能源供给尤其作为主要清洁能源形式的电力供给却很有限，从而导致人均电力消费数量较少。图1-4 2012年人均电力消费量及其排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分地区电力能量与将来人口之比计算得出。
以2012年为例，西藏自治区人均电力消费量仅为0.09万千瓦小时，排名最后，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低于同样拥有大量牧区的青海（1.051万千瓦小时）和内蒙古（0.81万千瓦小时）。
相应的，西藏自治区农牧民生活能源则严重依赖于传统生活能源尤其是牛粪、薪柴，如图1-5所示。图1-5 西藏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构成（2006）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薪柴规划能源发展规划》。
2006年，西藏自治区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构成中，传统生活能源（牛羊粪、柴草和秸秆）占据了生活能源的99.88%。
在国际上，对于无法获取电力，而不得不以传统薪柴畜粪为主要生活能源的情形被称为能源贫困（energy poverty）。如果以此定义来衡量西藏自治区当前农牧民生活能源状况，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西藏自治区目前处于能源贫困的状态，电力消费不到居民生活用能的1%。
因此，在能源日益成为西藏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定居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定居对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有何影响？如何保证农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的新需求？成为值得各界深入研究和关注的议题。
从学术上讲，我们可以提炼出这样的科学问题：定居对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政策上讲，可以提炼出这样的现实问题：定居后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的保障政策，这是一个规范研究。
本课题正是在剖析定居对农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具有科学依据、符合西藏牧区现实情况的对策，以此促进西藏牧区在能源领域的民生改善。第二节选题的研究价值一 理论意义
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剖析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为此利用国内外文献库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检索。
中文文献库选择了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图书资料则选择了当当网和卓越网；检索年限为2000～2014年（6月）。检索方式为题名检索，题名分别选择了“定居+能源”“定居+电力”“城镇化+能源”“城市化+能源”“城镇化+电力”“城市化+电力”，检索结果如表1-1所示。表1-1 定居与生活能源相关文献检索结果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直接以“定居+生活能源”为题名的研究文献，仍没有发现；因此有必要放宽检索条件。
放松路径一：将定居放松到城镇化或城市化，另一检索词仍为生活能源。检索发现相关文献增加不多，期刊论文增加0篇、硕士学位论文增加到1篇、博士学位论文增加到0篇。放松路径二：将生活能源放松到能源，另一检索词仍为定居；检索发现相关文献并没有增加，仍为0篇。放松路径三：同时放松两个检索词，将定居放松到城镇化或城市化，并将生活能源放松为能源。检索发现相关文献明显增多，期刊论文增加到115篇、硕士学位论文增加到了11篇、博士学位论文增加到3篇。
因此，从放松路径变化所导致的相关文献增量多少来看，从生活能源变化到能源并没有带来相关文献的显著增加，而从定居放松到城镇化或城市化则会带来相关文献的显著增加。这显示，从城镇化或城市化背景下研究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所带来的影响，将是适宜的选择。二 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对应着研究的政策目标，2010年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民生改善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要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源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关广大农牧民的生活改善。
对于西藏那曲这样一个地区，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更为滞后，广大农牧民生活能源仍以牛羊粪为主，整体上处于能源贫困状态。因此，研究这类地区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的新变化、新需求、新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障对这些能源需求的满足，将有益于西藏那曲地区民生改善、生态安全、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因此，能源如同住房一样，如果举措得当，同样会产生如同安居工程的政策效果，成为西藏那曲地区促进民生改善的又一重大民生工程。第三节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一 相关概念界定
概念的界定有益于研究问题的集中，减少不必要的争议。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概念涉及如下用语。（一）定居、城镇化
定居指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居住下来。《诗·小雅·采薇》较早提及[5]定居的界定：“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从经济结构变迁看，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看，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农村扩散的过程；从空间结构变迁看，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聚集以及[6]聚集后的再分散过程。国内研究中有时也会区别理解城镇化和城市化，认为城镇化更容易避免只提大中城市而忽视小城市和镇的倾向。在本研究中，我们不区分城镇化和城市化，都理解为既包括市又包括镇。
定居与城镇化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定居是使人从游牧或流动状态固定地居住于某一空间。如果这种流动是从农牧区固定到城镇，那么这种定居归属于城镇化类型。如果这种流动是在农牧区内部，而不是固定到某一城镇，那么这种定居不属于城镇化。因此城镇化强调的是人从农村或牧区流动到城镇，并固定下来。（二）能源、生活能源《大英百科全书》指出：能源是一个包括所有燃料、流水、阳光和风的术语，人类用适当的转换手段便可让它为自己提供所需的能量。中国《能源百科全书》指出：能源是可以直接或经转换提供人类所需的光、热、动力等任一形式能量的载能体资源。可见，能源是一种呈多种形式的，且可以相互转换的能量的源泉，为人类提供某种形[7]式能量的物质资源。能源按照不同分类方式可以区分成许多情形，[8]经常使用的一种分类结果，如表1-2所示。
按照产生过程可以分成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按照是否能再生则分成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一次能源中又可以按照是否常规分成常规能源和非常规能源，按照是否需要支付货币购买，分成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表1-2 能源分类
以上分类都是从供给或生产角度来进行的，如果按照使用能源所[9]要服务的目的，则可以分成生活能源与生产能源两大类。生活能源则是指满足生活需求的能源。生活能源可以包括能源的多种形式，例如太阳能、电能；也可以是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也可以是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只要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能源，都可以称之为生活能源。（三）消费、需求
经济学上，需求指消费者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实际需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消费者的实际需要，二是消费者愿意支付并有能力支付。因此，需求是不同于需要的用语，它强调既有需要，而且还要有货币支付能力。
消费则是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实现供需均衡时的结果，尤其是强调均衡数量和结构。尽管许多研究对需求与消费混同使用，但是由于本研究应用性要求强，如果使用“生活能源需求及其保障”则容易与生活能源“需要”相混淆；再加上本研究强调目前农牧民能源消费的现实状况，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消费”一词，以突出供需均衡的结果。二 研究范围界定（一）研究的空间范围界定
按照农业生产中种植业与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将区域分成农业区、牧业区、半农半牧区。农业区的居民早已形成了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牧业区则存在游牧、冬夏放牧等形式。
西藏与内地不同，没有纯粹的农区，几乎每个农牧民家庭中都有或多或少的牲畜；反过来，则存在许多牧区是纯牧区，没有种植业，尤其是那曲地区。因此，对于牧民定居来讲，那曲地区更具有典型性，其定居活动对其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有鉴于此，本项目的研究空间立足于那曲地区。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有时会分析整个西藏牧区的情形。为了比较研究，也会分析部分农区地区、其他牧区。但是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案例则是立足于西藏那曲地区。（二）研究的内容范围界定
对“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研究”的研究内容可以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将“定居后”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节点，只研究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二是将“定居后”不仅仅理解为一个时间节点，而且还理解为一种居住行为或定居活动。
本研究采用了第二种理解，主要是鉴于以下考虑：首先，西藏自治区包括那曲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到30%，处于较低水平，定居行为还没有在整个区域全部完成，因此定居过程还在进行中。其次，要理解定居后牧民生活能源消费现状与问题的形成原因，就必须要对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有深入的了解，进而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所以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不仅重视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的现状和问题，还要重视定居行为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两者互为补充、同样重要，不可缺少。第四节研究思路与内容一 技术路线
根据课题研究目的，技术路线设计如图1-6所示。图1-6 研究的技术路线
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再按照“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规范分析”的技术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西藏项目是应用性较强的科研项目，因此本研究不同于纯学术研究中所采用的“假说—实证—理论提升”的技术路径；而是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那曲地区的实际问题，最后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为共同指导，提出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政策建议。二 研究内容
为完成对西藏那曲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的研究，按照图1-6所确定的研究技术路线，确定了本项目的如下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立足西藏那曲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和电力消费水平低的基本区情，从定居和能源贫困两个方面来进行文献综述。归纳总结牧民定居的动力、过程、模式以及伴生影响，总结归纳能源贫困的度量标准、形成原因、缓解措施。
第二，从理论上剖析牧民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为那曲地区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引导。牧民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影响机制的分析涉及作用手段、传递路径、演进阶段等主要议题。
第三，以那曲地区为案例，研究牧区定居机制及其特征。牧区与农区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居住分散程度，因此会出现定居机制上的不同特征。本部分涉及那曲地区定居过程、定居动力和定居特征的研究。
第四，以那曲地区4个村庄的调查问卷为基本材料，研究那曲牧民特定的定居机制下，定居对生活能源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生活能源消费的数量及结构变化的评价指标建立、数量与结构变化的描述、4个村庄的变化差异。
第五，从规范分析的角度，优化那曲地区未来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目标。生活能源消费优化目标的选择既要符合历史趋势，也要立足那曲的区情。因此规范分析会涉及生活能源消费升级的国内外经验启示、那曲牧民生活能源消费升级面临的各类问题与约束、升级的目标选择、实现战略和保障机制等议题。第五节研究方法与数据一 研究方法
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采取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具体如下：
首先，理论推演分析。应用能源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既有研究成果展开了两方面的理论推演：（1）对生活能源消费函数理论进行了梳理；（2）引入定居因素，构建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模型。
其次，田野调查分析。西藏能源数据非常缺乏，生活能源消费数据更是如此。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公开制定和公布地区能源平衡表的区域，即使是专业的能源统计资料《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能源统计年鉴》以及综合性农村抽样资料《中国农村调查年鉴》都较少涉及生活能源消费数据。因此，在借鉴公开数据的同时，只能通过深入农牧区进行田野调查、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得第一手数据。
最后，时空比较分析。要对那曲地区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进行研究，比较分析方法必不可少。（1）空间比较，仅在那曲地区本身范围内进行归纳总结不足以得到对那曲整体情况的深入了解，因此在研究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对那曲与整个西藏平均水平、西藏其他牧区和农区进行了必要的空间比较；（2）为反映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定居前与定居后的跨时间比较。从而，希望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的比较，呈现出定居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全貌。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如表1-3所示。表1-3 主要数据来源及类型
第一类是统计年鉴资料。综合性统计资料主要涉及《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那曲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能源专业性统计资料主要涉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能源统计年鉴》。
第二类是田野调查所得数据。主要是2011～2013年，对那曲4个县牧区村庄的田野调查问卷数据，这4个县都具有空间和经济区位的分工与典型性，巴青县位于那曲东部且是虫草产区，班戈县则位于那曲西部且没有虫草，聂荣县和那曲县则位于那曲中部地区且沿青藏公路运输线。此外，为了加深对牧区和农区的差异感受，还对拉萨地区的一个牧业村（位于墨竹工卡县）和农业村（位于林周县）进行了调研。
第三类是网络资料。包括政府网站主页提供的相关资料，例如20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网络新闻稿中提供的相关资料，例如各县最新的基本情况。
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引用了他人的部分调研成果，具体引用时本书将做出详细标注。
[1] 《西藏安居工程“收官”230万农牧民圆了“新房梦”》，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1/10/c_118919080.htm。
[2]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http：//www.gov.cn/zwgk/2013-01/23/content_2318554.htm。
[3]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综合能源发展规划》，http：//www.xdrc.gov.cn/Type.khtml？typeid=79&BigClassID=270&smallclassid=11。
[4] 李艳梅：《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及保障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04。
[5]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5870.htm？fr=aladdin.
[6]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5%8C%96。
[7]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312/6882405.htm？fr=aladdin。
[8] 邱大维：《能源规划与系统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第6～8页。
[9] 李艳梅：《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及保障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07。第二章文献综述
本研究立足于当前那曲地区定居较快，但仍处于能源贫困的现实，旨在分析那曲地区牧民定居后生活能源消费及其保障。因此，文献综述紧扣定居和能源贫困两个主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节牧民定居研究
牧民定居涉及定居动力、过程、模式以及伴生的影响。一 定居动力
牧民定居是人口从牧区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和结果，迁移决策涉及推力、拉力和中间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定居的动力来源。
郎维伟、赵书彬2010年在其发表的《藏北牧区定居点向村落变迁初探》一文中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牧民仍然是以半定居放牧或季节性游牧为主，形成了适应高原畜牧环境的定居和流动相结合的二元居住模式。人民公社时期，草原放牧边界在各级组织范围内得到明确，草场被基本固定下来，原来是个体身份的牧民，变为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的集体成员。正是因为行政边界、地域边界和集体边界的清晰，放牧的范围基本确定下来，作为集体成员的牧民客观上已不易流[1]动，牧民因此定居了下来，帐篷也被固定的房屋所取代。
王娟娟2010年在其发表的《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以甘南牧区为例》一文中指出，甘南地区游牧人口定居动力可以分成三类：推力机制由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建植人工草地等内容组成；拉力机制由培育生态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等[2]内容组成；此外还存在横亘在“推”“拉”力之间的障碍因素。
张建世1996年在其发表的《从游牧到定居——藏北牧民生活的变迁》一文中指出，牧民们采用什么方式放牧，主要与生态环境，特别是草场状况和人口密度及传统的社会文化有关。大体而言，草场越丰美、单位面积产草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越容易导致定居、半定居游牧，反之则宜于游牧。除此而外，部落面积的大小，部落对草场管理宽松的程度，传统习惯等社会文化也会影响到游牧方式的变化。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行，草场分到户，牧民放牧的地区限于自己分得的草场内，不能再远距离游牧。除较边远、草场广阔且分散的地区外，[3]大多已趋于定居和半定居。
泽柏1990年在其发表的《川西北高寒牧区牧民定居的研究——专题报告之二》一文中指出，牧业合作化及公社化以来，牧区以社或乡为单位，修建简易的定居点，形成了夏秋游牧、冬春定牧，部分人随畜游牧，部分人在定居点从事其他劳动的半定居方式。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时期，以前的集中居住形式已不完全适应分户经营的新情况，此前的集中居住点成为牧区老弱病残居住、子女读书以及寄放保管物[4]资的场所。
黄平芳2012年在其发表的《村落社区的旅游城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灵云村近30年来的发展证明，旅游业虽然并不是绝对的主导产业，但有力推动了村落城镇化进程，使村落在人口结构、经济结[5]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思想观念等方面向都市生活转变。
王茵茵、崔玲、陈向军2013年在其发表的《旅游影响下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分析——以大理市喜洲镇为例》一文中，以国内著名的大理白族聚落喜洲镇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形态分析其变化特征，分析旅游在小城镇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总结了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特征。研究表明：旅游及旅游相关经济对增强城镇集聚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的进程。
章辉2006年在其论文《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实证研究》中指出，青藏高原牧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受到工业化水平高低的影响。要推动青藏高原牧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工业的发展，就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用更快速度提高牧[6]区的城镇化水平。
闵文义、关春玉2008年在其发表的《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一文中指出，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如果寄希望于发展矿产工业、服务业吸纳劳动力来建设小城镇，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初级矿产品生产对牧区环境破坏多，经济效益贡献少；另一方面没有相对成熟的制造业基础，要推动服务业发展是很困难的。在牧区最现实的收入增长，就是提高牧业生产效率、发展畜牧加工业、延伸牧业生产产业[7]链，通过畜牧产业化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城镇化进程。
高永久、邓艾2007年在其发表的论文《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中指出，由于成年藏族牧民特别是中老年藏族牧民要经常到藏传佛教寺院围绕佛塔、佛殿、寺院进行转经祈祷仪式，而牧民集中定居点周围一般都建有藏传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设施，因此50%以上的被调查牧户把“寺院转经方便”列[8]为牧民集中定居的主要好处之一。二 定居过程
王春英、杨丽雪、于潇在2013年发表的《牧民定居下的现代畜牧业发展现状调查——以红原县为例》一文中指出，牧民定居工程实施之前，牧民都有自己的冬房，通常也是一个村的聚集在一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多，当地人的观念也在慢慢发生[9]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离牧业生产，选择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高永久、邓艾2007年在其发表的论文《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中指出，与甘南州的牧区基本经济制度依次经历了4个阶段相对应，甘南牧区的牧民居住大体上也经历了4个阶段：部落分散游牧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村落集中定居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牧场散居游牧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镇化集中定居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
[10]来）。
席建超等2014年在其发表的论文《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中指出，在旅游业诱导下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村的聚落空间发生了变化，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了“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11]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三 定居模式
贺卫光2003年在其发表的《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保护》一文中指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牧民定居模式可以归纳为城镇（县城）定居、乡村定居、牧场分散定居3种模式。县城定居可以使牧民实现城镇化定居，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因而[12]是最理想的牧民定居方式。
师守祥等2005年在其发表的《牧区移民定居的动力机制、效益分析与政策建议：甘南藏族自治州个例分析》一文中指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牧民迁移定居，符合当代人口迁移的“推动—吸引”理论
[13]模式。
高永久、邓艾于2007年在其发表的论文《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中指出，依据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理论模型和统计资料及实地调查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总体而言，牧场分散定居半游牧和常年迁徙游牧，仍然是目前甘南牧区牧民居住生活的两大基本模式。纯牧区50%以上的牧业人口仍处于“一年四季一顶帐篷”的游牧状态；半农半牧区70%以上的牧业人口已经拥有固定住房；已定居的牧民，居住分散、房屋简陋，处于[14]半定居半游牧状态。
张涛2003年在其发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牧民定居模式与效应分析》一文中指出，甘南州目前牧民定居模式有4种：第一种是县城定居型，它是一种集中安置模式，依托县城，引导牧区人口向县城集中，在县城周围建立规格较高的标准化牧民定居村，作为牧民的长住地，并在承包草场的中心，利用原有的或新建的简易房屋作为家庭牧场管理中心。第二种是乡镇定居型，它依托乡镇或实施牧民定居建镇，加快集镇的供水、用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牧民到乡镇建立新型的牧民村，也在承包草场地利用原有的或新建的简易房屋作为夏季放牧管理中心，冬季在乡镇舍饲圈养。第三种是村社定居型。牧民定居以村、社为主，多以行政村或历史上放牧点为基础演变成为自然村落，居住规模在20～50户，这是一种分散型模式。第四种是零散定居型，牧民在自己承包草场上逐水草而建帐篷或简陋房屋。鉴于甘南州牧民定居的现状，牧民定居模式应该逐步从离散型、半定居模式和村社为主的分散型模式向乡镇型的集中与[15]分散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王娟娟于2009年在其论文《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的机制、模式和效应研究》中指出，依据甘南生态功能系统分区、草地类型及其功能价值、草地利用现状、现有生态保护措施，提出游牧人口定居的不同模式：在草畜矛盾极为尖锐的生态脆弱区引导游牧人口完全定居；在自然条件差异大、生态退化较轻的地区鼓励采用半定居模式；在农业发展有一定基础、草地出现一定程度退化的牧区和退化严[16]重的高海拔牧区实施混合定居。
苏发祥、才贝2012年在其《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一文中指出，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存在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强调传统上藏区牧民每家都有冬窝子，而不是一年四季都在帐篷里生活，冬天一般都过着定居的生活；但是集中在城镇[17]附近居住，对他们来说的确是首次。
李巍等在其2013年发表的《游牧民定居视角下的村庄整合与发展战略研究——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一文中指出，合作市游牧民定居的模式必须是在考虑生态功能区和城镇化发展等综合因素后做出的科学选择，在此基础上，游牧民定居模式的选择主要形成了包括城区集中定居模式、乡镇集中定居模式和分散定居模式三种较为普遍的
[18]模式。
陈英玉2006年在其论文《牧民流动与牧区城镇化道路》中指出，青藏高原牧民流动与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方式不同，它具有明显的内向型人口集中化特点，即青藏高原地区的牧民流动属于区域内人口由广大牧区向城镇集中，区域外的人口很少流入，人口总量并没有增加，而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外来人口迁入本区域[19]。
韩玉斌2012年在《藏族牧民定居后的文化调适》一文中指出，藏族牧民安居工程分为以下4种类型：一是牧民对已有的“冬窝子”加以改造提升；二是纯粹的游牧民在其他牧民的冬季房屋旁边新建住[20]房；三是牧民定居在县城附近；四是远距离迁居的生态移民。
李君于2013年在其论文《四川阿坝藏族牧区城镇化建设研究》中指出，在阿坝藏族牧区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有4种：一是从本地乡村到城镇的迁移；二是从外地到本地城镇的迁移；三是从本地城镇到外地的迁移；四是从本地乡村到外地的迁移。非本地户口的汉族人[21]是城镇化主力，呈现出候鸟型城镇化模式。四 定居影响
王岚等2011年在其发表的《四川藏区牧民由定居转为安居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定居之后，草场依然是牧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源；但是受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影响，以及近年来牲畜增长过快，造成天然草地严重超载，草畜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冬春草场超载严重[22]。
郎维伟、赵书彬2010年在其论文《藏北牧区定居点向村落变迁初探——以那曲县达嘎多、宗热格两村为例》中指出，当牧民以定居为常态的居住模式后，牧民的村落意识增强了，内部整合形成了村[23]落。
徐君、冯倩于2013年在其发表的《牧民定居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H社区为例》一文中指出，牧民定居后在重视维持传统亲缘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基于新生产生活场域的新型社会关系。从调查情况来看，定居后牧民的宗教生活较定居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宗教生活并未因空间距离的拉远而发生大[24]的改变。
高新才、王娟娟于2007年在其论文《牧民定居工程的经济社会效应——基于玛曲县的调查分析》一文中指出，牧民定居后会带来生活效应、生产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文化效应。抽样显示定居后牧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已极大改善，牧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和[25]储蓄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牧区贫困率大幅降低。李中锋于2013年对四川藏区的调研也表明“帐篷新生活行动”极大改善了牧[26]民游牧时的生活条件。
韩玉斌2012年在其论文《藏族牧民定居后的文化调适》中指出，藏族牧民安居工程的推行为牧区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传统游牧文化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冲击；但是牧民定居并不会割裂传统游牧文化，定居牧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里，游牧文[27]化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托曼、崔延虎、崔乃然1996年在其发表的《游牧、定居与牧区社会发展研究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定居后牧区将发生以下变化：一是观念方面，牧民转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树立市场经济意识、科技意识；二是经济发展方面，畜牧业从小规模粗放经营向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转变，牧区产业结构从单一的经营方式向旅游、食品加工、水电等多种经营方式变迁；三是有完善的公共服[28]务管理。
彭定萍、贺卫光2009在其发表的论文《夏河游牧民定居社区适应性的现状研究——基于夏河牧区定居新村的实地调查》中指出，牧民在定居地的经济适应状况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同时牧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牧民相互间的交往状况，以及[29]对汉语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也对牧民的社区适应性具有一定影响。
花晓波、阎建忠、刘祥2013年在其发表的《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以那曲县为例》一文中指出，通过青藏高原腹地那曲县3个典型乡镇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定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牧民生计的脆弱性；虽然牧民采取了多种适应策略，但是集约化的适应策略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定居牧民难以通过迁移来实现草料补给及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胁[30]迫。第二节能源贫困研究
能源贫困在国内外存在历史较长，但是对其研究却仍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才开始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能源贫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燃料贫困，尤其是做饭和取暖燃料，有鉴于此欧盟国家较多地使用燃料贫困用语。以SDOL期刊为例，1980年以来直接以Energy Poverty或者Fuel Poverty为题的英文文献数量如图2-1所示。图2-1 英文期刊中能源贫困文献的数量变化（1980～2013）
1980～2013年的30多年间，能源贫困或燃料贫困研究文献总体上数量不多，共86篇、年均不到3篇。从趋势上看，近年来尤其是2007年以来，研究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11、2012、2013年都保持在10篇以上。
从发表期刊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发表在能源（如Energy Policy）、环境（如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健康类（如Health & Place）期刊，并且能较多地关注到可持续发展议题（如En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中，Energy Policy发表的文献最多，达到38篇，几乎占所有相关文献的50%。图2-2 能源贫困英文文献的期刊类型（1980～2013）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