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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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史海钩沉
崇祯自缢非明朝灭亡：李自成进京官军仍过百万
崇祯死了。他在李自成军攻陷皇城时，毅然自缢。崇祯的死，被当成明朝灭亡的标志。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这部已印三百余次、总发行量超过四千万册、流传极广的辞书，于其卷末《历代纪元表》，将明代的起迄标注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是思宗朱由检，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崇祯皇帝。对此，大中学校历史教材如出一辙，每位学生所得知识，都是在崇祯上吊的那天，明朝灭亡了。
然而，这并非事实。崇祯的死与明朝灭亡之间，不能划等号。当时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
4月25日清晨，崇祯死后，北京为李自成所占。大顺军控制了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包括陕、晋、鲁、北直隶和约一半河南在内的数省区域。如果手头有明朝版图，你立刻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是一片不大的区域；而且，这种控制并不牢固，总的来说还相当脆弱。
5月22日至27日，明军吴三桂部和满清联军，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一片石，将后者击溃。李自成败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一周之后，清军进入北京。但是，大顺军溃逃所留下的地盘，并未立即纳入满清控制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满清对原属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仅北直隶（以今河北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处，晋、陕两省尚在争夺中（与李自成），而河南和山东的大部，一时间满清、大顺和大明谁都不能据有，互有交错。至于此外的广袤地方，满清干脆连一只脚印也还不曾留下。
反观此时明朝，虽旬月中，京都两番易手，从朱姓先改李姓，复改爱新觉罗氏，但亦仅此而已。所谓巨变，除了京都周遭可算名副其实，其他地方都谈不上。关外后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陕晋之乱也有十多年，张献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说明朝是个烂摊子，则崇祯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国之后，暂时也没有变得更糟。
大部分地区，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荆楚以至浙闽，从淮河迄于粤、桂、滇，都还姓朱。它们不单面积广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中国富饶之地，天然粮仓几乎悉数在此（除天府之国已成瓯脱），工商于兹为盛，税赋根基未尝动摇。
此外，明朝为两京制，北京之外，还有南京。朱棣以北京为京师后，南京旧制保存未变，从六部到国家礼器一应俱全。过去二百多年，这种叠床架屋的配制不免糜耗冗费，现在意外起到“系统备份”的作用，使明朝免于崩溃。事实上，因着南京这套备用系统的存在，面对京师沦陷乃至国君殒命，明朝所受到的打击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最后再看武装力量。福王南京登极后，史可法对兵力重新部署，将江北明军主力设为“四镇”。《小腆纪年附考》有一处提到，“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另一处说，单单四镇中最强的高杰所部，便计“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四镇之外，明军主力还有一个“巨无霸”，这便是驻扎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强，四镇加起来也抵不过——“良玉兵无虑八十万，号称百万”。以上数字应有水分，未足信凭，但这时明朝总兵力仍超百万应无问题。
尽有天下膏腴之地、国家组织完好、拥兵百万——这样一个朝廷，距“灭亡”二字不亦远乎？总之：第一，明亡于1644年的知识本身是错的，是年，明朝不过死了一位皇帝，却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国家机器继续运转。第二，虽然政治中心从北京转到南京，并且失去对黄河以北的控制，但这政权既不支离破碎，更没有陷于流亡境地，某种意义上，其客观条件比对手们更优越。第三，倘若以为明朝随着崇祯自缢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实仍然活得好好的，颇有能力和大把的机会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那么我们不光在史实上出错，实际也无法搞懂明朝怎样灭亡以及为何而亡。
鸿门宴的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
自古以来，酒宴饭局常常是政治大戏上演的舞台。
两千多年前，刘邦、项羽在咸阳城外，面对亡秦那只硕大的胜利果实，用一场宴会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矛盾冲突。而在太史公司马迁如椽巨笔的生动描述下，这场宴会不但成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也在中国人语库里成了阴谋、凶险的代名词。
电影《鸿门宴》正在上映。关于鸿门宴的话题，过去说、现在说，今后还会一直说下去。
项伯“一夜成六事”可信吗
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之所以为后人所知，全凭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传神描述。
司马迁的《史记》多处写到鸿门宴。但详略明显相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最详，长达1605字。《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哙列传》也有“鸿门宴”的记叙，都写得极简略。
长期以来，《史记》记载的可信性一直受到怀疑和审视。经过专家学者们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大量古代实物的出土及其研究的结果，多方面证实了《史记》记叙的可靠性。
而《史记》叙事之所以受到怀疑，也和司马迁文学化的表述手法有关。《史记》是文学和史学尚未分家时期的著作，司马迁一些过度文学化的描写，有时也造成颇多不可解之处。就《鸿门宴》一篇而言，历代都有学者对其不可解处提出质疑，进而怀疑其真实性，甚至从根本否认有这个历史事件。
比如有人认为，文章开篇“项伯深夜告张良”一段，鸿门和霸上相去四十里，而项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入见沛公”、“约为婚姻”、“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等六件事，殊不可信。
再如，文章最后刘邦在宴席上脱身逃走一段，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叙述得并不清楚。而刘邦嘱咐张良，等他从小路走过二十里回到军中的时候，再入宴席告诉项羽自己离开的事——让项羽枯坐酒席等待刘邦这么久，却一直没有查问，实在不合情理，而对刘邦不辞而别的严重失礼行为，项羽没有任何表示，也很难理解。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鸿门和霸上从小路走只有二十多里，项伯骑马急驰，从时间上看“一夜成六事”完全来得及。而刘邦酒席脱身，实际上是在项羽故意默许下才实现的，可以理解。
史料来源可能出自樊哙之孙口述
据日本就实大学学者李开元考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著《史记》，除了政府档案和文献资料而外，实地调查、访问查询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史记》列传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在与司马迁父子时代相距较近的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的历史叙事中，有不少直接取材于事件当事人及其子孙的口述传承。
李开元认为，鸿门宴叙事的取材来源，司马迁没有明说。不过，分析鸿门宴的人物和描写，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叙事的眼点，也就是当事的目击者和口述者。考《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叙事，有名有姓的出场者共有11人。其中，项羽方面有项羽、项伯、范增、项庄、陈平共五人，刘邦方面有刘邦、张良、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共六人。刘邦方面六人中，夏侯婴、靳强和纪信三人一直留在项羽军军门外，没有亲历宴会。
通观鸿门宴一篇的叙事，可以明确看到叙事的立场在汉的方面。而在汉的六人当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张良和樊哙。张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樊哙只是于中参入。不过鸿门宴叙事最为详尽生动的部分，无疑是樊哙闯入宴会场的描写；最为突出的英勇人物，无疑也是闯入会场的樊哙了。樊哙缓解危机于千钧一发，他与项羽间的对话应酬、音容举止，特别是拔剑在盾牌上切割生猪肩啖食的细节，非身临其境者传达不出来。以文章分析而论，鸿门宴叙事的眼点，也应当就是樊哙。
司马迁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意思是说：“我曾经到过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原来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居住的地方，打听他们当年的有关故事，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丝缯的时候，难道他们就能知道日后能附骥尾，垂名汉室，德惠传及子孙吗？我和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有过交往，他和我谈的高祖的功臣们开始起家时的事迹，就是以上我所记述的这些。”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其时，樊他广已经做了六年舞阳侯。司马迁问丰沛，是在他二十岁第一次旅行时。若以樊他广二十岁嗣侯计算，他比司马迁大二十六岁，此时四十六岁。樊哙鸿门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子孙后代世世相传的光荣历史。可以想见，司马迁从樊他广处听到鸿门宴的详情叙事，后来，当他撰写《史记》的有关章节时，就将樊他广的口述作为重要史料。
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刘邦？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中认为：鸿门宴的座次“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详述当时座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
关于酒席的座次，《项羽本纪》中有十分具体的交代：“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旁征博引地证明：“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时在做了一些考据后，认为在秦汉宴会东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场合中，东向最尊，南向次尊，西向为“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
清华大学学者李飞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费晓健则认为，余英时的考据有误，“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而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而鸿门宴中座次的尊卑，还是以司马迁记叙的次序，依次应是：东向、南向、北向、西向。
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位东西面”的宾主之礼让他东向坐，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北向坐，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在一些中学教材的教师参考材料中，也认为这座次是项羽安排的，表现了项羽不把刘邦放在眼里，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的傲慢自负心理。
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学者许锡强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他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威望大增。“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由此可见，当时项羽不仅早已成了楚军统帅，而且还成了抗秦联军统帅。项羽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
鸿门宴上项羽该不该杀刘邦
一席鸿门宴，引发后人最大争议和感叹的，还是项羽放走刘邦，到底是丈夫义举还是妇识短见。
主流的看法多半对项羽的做法给予否定，认为项羽不听臣言、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也正是项羽这些性格弱点，酿成了其最终输给刘邦、自刎乌江的结局。
然而，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当时历史背景，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学者张志坤在《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一文中，认为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伏刘邦又维护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刘邦忍辱负重，拿土地换得渡过难关，仅此而已。
学者周骋在《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一文中，认为鸿门宴是因为当前的形势而导致项羽不得不安抚刘邦。就大局而言，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学者蔡伟更是高度评价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
而对这些说法，学者张斌荣又进一步反驳说：“刘邦之失关中乃时势使然，不得不送。刘邦表面看损失确实很大，但从政治、战略上看，刘邦是以不得不失换取了很大的利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因此，得大于失。”项羽兵不血刃拿到的是本来就可以拿到的，刘邦失去的是本来就要失去的。而项羽却失去了杀刘邦的一次机会，给了刘邦坐大的机会，没有把潜在敌人扼杀于摇篮之中，消灭于隐患之间。如此看来，项羽并没有拿到最大的利益，仅仅拿到本来就是自己之物。
其实，历史没有假如。“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原本就是人们看待事物、看待历史的常态。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史海钩沉：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是由军妓所生？
关于朱友珪的出生，各种史籍的记载是一致的。《新五代史》称“友珪者，太祖初镇宣武，略地宋、亳间，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也”；《旧五代史》称“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资治通鉴》称“郢王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不论是“营妓”、“营倡”，还是“逆旅妇人”，都是古代“军妓”（相当于近代的慰安妇）的别称。在正史记载中，朱友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生母是妓女的皇帝。“婊子养的”这份尴尬，也由不得朱友珪；做儿子的，又怎么能选择自己的生身父母呢？谁让他的父亲朱温荒淫好色，在私生活上不管不顾，以至于在行军途中和拼杀间隙，还要忙里偷闲地与军妓风流快活一番呢？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谁让“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人”的汉武帝心疼那些为他卖命的将卒，而“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汉武外史》）呢？朱温，这位被后人称作“最流氓的皇帝”，这个被老婆管得相当严的男人，自然不肯放过这一自由纵情的绝好时机，所以，便惹出了朱友珪这条人命。
朱友珪（887—913），朱温第三子，五代后梁第二任皇帝。朱友珪出生前的那几年，朱温还在唐朝皇帝手下讨生活。光启二年（886）春，“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唯宋、亳、滑、颍仅能闭垒而已”。朱温奉命“累出兵与之交战”，行经亳州时，便“召（军妓）而侍寝”。孰知，一个月后，就在朱温准备“舍之而去”的时候，军妓告诉朱温，说她有了。朱温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史称他对原配张氏“素惮之”，死活不敢把野花带回家，“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偷偷地养起了二奶。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及期，妓以生男来告”，朱温听说添了儿子，鉴于远离这对母子，又不敢去探视，便为婴儿起名“遥喜”。后来，朱温实力强大了，腰杆子硬了，在家里说话有份量了，才说服张氏将这对母子迎回汴州，并将朱遥喜更名为朱友珪。成长于“单亲”家庭，加上生母曾做过“军妓”，这样的遭遇让朱友珪觉得自己很卑贱，很郁闷，在众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而朱友珪偏偏又是个辩黠多智、自尊心极强的人，因此与朱温以及众兄弟的关系很糟糕，尤其是因为争位而与朱温的养子朱友文更是搞得水火不容。
朱温称帝后，朱友珪虽被封为郢王，却始终与太子的位子无缘。这是因为，其一，朱友珪是军妓所生，出身贱，口碑差，朱温从内心里多少有些看不起他；其二，朱温晚年愈发好色，甚至经常召诸儿媳入宫侍寝，朱友文妻王氏与朱友珪妻张氏“常专房侍疾”。因为王氏长得漂亮，最受朱温宠爱，朱温便有意要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对此，朱友珪愤愤不平。在朱友珪看来，大哥朱友裕死后，自己成为朱温的嫡系长子，太子的位子非他莫属，而不是朱友文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这种不可调和的传位冲突，最终导致父子反目。
虽然继位无望，但朱友珪却不甘就此消沉，何况他骨子里就带着几份狠毒和蛮横。乾化二年（912）五月，朱温在情色的消磨下病倒在床上。不久，朱温命儿媳王氏“召友文来，与之决”，意思是要正式传位朱友文。当时，朱友珪之妻张氏也在场，便立即告诉了朱友珪。朱友珪闻讯，急忙与左右随从策划夺权。然而，没过几天，狡黠的朱温又在病榻上下令，将朱友珪贬为莱州刺史，目的是让朱友文顺利接班。按照当时的惯例，被贬之人多半会在途中被赐死。朱友珪察觉到情况紧急，便选择了另一种极端方式，即弑父夺位。
六月戊寅，也就是接到贬书的次日深夜，朱友珪率领五百人闯入皇宫，冲到朱温榻前，将朱温杀死。关于这段朱友珪弑父的恐怖场景，《新五代史》记载得相当血腥：“夜三鼓，斩关入万春门，至寝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骇起呼曰：'我疑此贼久矣，恨不早杀之，逆贼忍杀父乎！’友珪亲吏冯廷谔以剑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剑击柱者三，太祖惫，仆于床，廷谔以剑中之，洞其腹，肠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寝中，秘丧四日。”手段如此残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朱友珪把朱温当成了侮辱其生母的嫖客。
朱温至死也没有想到，26年前他与亳州军妓的那段野外孽情，竟然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杀死朱温后，朱友珪旋即又矫诏杀死政敌朱友文，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朱友珪即位后，整日沉湎声色，不理朝政，活脱脱又是一个晚年的朱温。为了腾出时间享乐，朱友珪把四弟均王朱友贞提拔为开封尹、东都留守，自己则在后宫荒淫无道。朱友珪的恶劣行径，使后梁的功臣宿将心怀不满，朱友贞也在暗中积蓄实力。凤历元年（913）二月，朱友贞在京城兵变，朱友珪惊慌失措，试图夺路而逃。
由于城门已被朱友贞控制，朱友珪与妻张氏“趋北垣楼下，将逾城以走，不果”。想逃，没门路；想活，没可能；想死，没勇气。朱友珪当年弑父夺位的雄风，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他明白自己落到朱友贞手里会是怎样的后果，万般无奈下，朱友珪命“冯廷谔进刃其妻及己”，享年37岁。朱友贞即位后，废朱友珪为庶人。虽然当了八个月皇帝，在历史上却没留下帝号，单从这一点上看，朱友珪称得上是一位悲剧人物。朱友珪虽然改写了历史，却因为自己的败亡而丧失了改写生母身份的权力，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古代倭寇之乱从何而起：源自元朝末年天下大乱
说倭寇入侵，那真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还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正“天下一统”的时候，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盗们结伙每年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皆大肆烧杀抢掠，到元末的时候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四起，元王朝疲于应付，海防自然也顾不上，倭寇们每次打劫也就越发“占便宜”，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身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原住民”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能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又“风险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来。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被陆续调往内地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内地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又“风险性”低，倭寇就渐渐来得多了。《元史》上关于倭寇第一次侵扰台湾的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选，而台湾，却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了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台湾，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以至到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平定了福建割据势力方国珍后，大批逃难到台湾的乡民闻讯后纷纷返归大陆，见到明朝官吏后哭诉道：“我等渡海（去台湾）前遭兵祸，渡海后又遭倭祸，今终见太平也。”
可回来才知道，“太平”，还早着呢。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和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参与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而且却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偏偏他们又与倭寇们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后来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都可以说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见过大阵仗，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富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相当的有“国际主义精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更可恨的却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过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几乎都烂熟于心。后来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对明王朝自然是切齿仇恨，后来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的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于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每遭遇明军攻击，他更是坏招迭出，数次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皆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闵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间必然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争权事件，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汉奸”当到如此地步，实在是比较“敬业”。“汉奸”玩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对倭寇，朱元璋自然深恶痛绝，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更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钱袋子”成天被倭寇动不动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是软硬办法用尽，朱元璋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陈友谅，张士诚，元王朝，一个个强大的对手统统干掉。区区倭寇岂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更可能造成国家混乱。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武将的反对朱元璋并不太理会，可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对照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的憋回去。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这时候日本内战暂停，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朱元璋治罪，“南朝”刚认栽，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窜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后，之后十二年，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广东广西的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又全是台湾岛。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直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
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二十年来明王朝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富强，早已飞建国初期可同日而语。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铸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
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装的兵，看你小鬼子进的来不？
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舰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的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明朝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寇，也多以失败居多。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条防线修的面面俱到，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貌似是无懈可击了。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的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也“包”进去。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再来中国开工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的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这就麻烦大了，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哪有能力攻击倭寇？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你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人家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都困难，不说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单是来来回回的运粮食，这成本核算可就亏大了。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窜犯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的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直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方才扬长而去。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气的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闵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也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
所以，朱元璋再次“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
当然，不止朱元璋这么想，此时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皇太孙”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时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正中朱元璋“农民思维”下怀。
说中了就办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当然，身为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的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还算是日子过得去了。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这个整个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边民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放弃台湾”，台湾当地的“原住民”高山族，诸多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纪录过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明朝永乐时期，日本“北朝”大将军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里被一休耍弄的那位）就曾遣使招抚台湾基隆原住民首领，非但未能成功，当地原住民更是向明王朝汇报此事，永乐皇帝朱棣也曾为此遣使申斥日本，虽是孤悬海外，但台湾“原住民”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可谓赤心不改。“被搬家”初期貌似很有效，台湾岛“被搬家”的次年，明朝福建“备倭军”就打了一个打胜仗，在福州歼灭倭寇数百人。之后，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朝贡贸易”的巨大利润，日本方面开始主动禁绝本国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甚至数次主动派兵抓捕倭寇送给明朝治罪，倭寇之祸，暂且收敛。台湾“被搬家”的效果，看似立竿见影。
确实是立竿见影，只不过，是反着的……
有关台湾“被搬家”的恶果，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看的非常清楚，他在《天下郡国利弊书》里就曾感叹：台湾被搬家的结果，就是白白让出了这块倭寇往来必经的战略要地。这道理很简单：台湾地理位置特殊，是倭寇入侵广东，福建地区的必经之说，岛上有人在他要来，没人在他照样也要来。你驻兵他会来，你撤了他更来。不止如此，明朝沿海的海盗，逃犯，也纷纷把“禁区”的台湾岛当成了避难所，犯了事就只管朝这跑，明朝海军来回巡逻跑断腿，却一样是防不胜防。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在“台湾问题”上，却干了一件恁傻的事。
当然，“恁傻”的还有那位跟着瞎出主意的黄子澄，他后来辅佐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面对燕王朱棣的叛乱，身为兵部尚书的他却傻主意不断，虽然尽心竭力却总是帮倒忙，害得朱允炆最后活活丢了江山。傻人，放到哪里总逃不过一个“傻”字。
而在台湾方面，明王朝的“傻主意”也很快遭报应了——在朱元璋过世仅一年后。
明朝建文二年，即公元1401年，正忙于和四叔朱棣争皇位的明惠帝朱允炆，背后却遭了日本人的刀子——是年八月，大批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对明朝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再次展开大规模侵扰，此时明王朝东南地区大批军队正调往北方参加对朱棣的作战，沿海防务空虚，倭寇背靠台湾岛，来来回回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兵至倭退，兵退倭兵复又来”，整整两个月，倭寇连续袭扰明朝东南沿海宁波，温州，泉州，惠州，海口五大城市，在中国东南沿海轻轻松松的搞起了“自驾游”，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记录倭寇入侵时承认，当时日本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有两个重要的落脚点，一个是今天毗邻韩国的对马岛，倭寇以此为基地，窜犯朝鲜半岛以及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地区，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台湾岛。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这位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明王朝的综合国力较朱元璋时代又大大增强，对倭寇问题，朱棣也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对日本展开“外交攻势”，用“朝贡贸易”继续笼络日本上层，一方面也采取强硬措施，全力绞杀窜犯中国沿海的倭寇，特别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望海窝全歼了入侵的两千倭寇，导致日本倭寇元气大伤，因此他在位时，日本方面极少有倭寇窜犯，只能夹起尾巴与明朝做生意。
对台湾岛，朱棣也没忘了惦记着，永乐时代震惊世界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有五次都曾在台湾岛停留，郑和舰队不但在岛上补充淡水食物，更接见当地部落首领，宣示明王朝主权。朱棣更通过日本使者转告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义满，声称“澎湖，小流求（台湾岛）之民，皆朕子民，不可欺也。”总之这段时间，慑于明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外加日本此时“北朝”平灭“南朝”，国家短暂统一政治暂时稳定，一时未敢造次，多是老老实实与明王朝做生意。
老老实实了没几年，日本人做生意也不老实了。
强硬的永乐皇帝朱棣过世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是个守成之君，不到一年即过世，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个不愿多生世的人，加上此时明朝海疆承平日久，所谓的倭寇入侵，也就不像早年那般感冒了。明朝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日本人却渐渐开始得寸进尺，早在宣德四年（1429年），日本朝贡使团就在南京发生了打死中国商人的事件，朱瞻基“襟怀宽广”，下诏从宽处理，仅让日本凶手赔偿了一百两白银了事。两年以后，日本贸易使团竟然公然在山东劫掠商队，杀死商队成员抢劫货物，朱瞻基也一样赦免不办。明朝“宽容”，日本人却越发蹬鼻子上脸，本来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对日本商队的规模，人数，携带武器，都有严格的限定，朱棣在世时，日本人老老实实守规矩，半个“不”字都没有，朱棣过世后，日本人就开始“违禁”，经常是大批船队携带武器来中国“做买卖”，开了价不许你还价，价格谈不拢就直接犯抢，明朝官员稍有抗议，日本人随即就把脸一板，扬言要带大批倭寇来华抢掠。连霸道带吓唬，每次都能逼的明朝方面忍气吞声，当年制约日本的“朝贡贸易”，搞到明朝中期的成化，弘治时期，反成了明朝人自己的作茧自缚。当然，强买强卖的日本人同样不老实，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就有一支日本商队打着“朝贡贸易”的名义，突袭浙江沿海。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城。一路杀掠无数。而原本就是倭寇侵华“中转站”的台湾岛，更成了日本人这一时期的工具。
朝贡贸易时期，地理位置特殊的台湾岛对于日本人着实重要，日本本国各类史料都记录，日本大批武装船队来华“贸易”时，其大部队多停靠在台湾，澎湖列岛观望，先派小股船队至南京“贸易”，若发现明军防备不严，则大部分随后跟进，对中国沿海伺机进行劫掠。而一旦倭寇遭到明军沉重打击，甚至面临遭围歼的灭顶之灾时，一样还是在澎湖，台湾“望风”的倭寇船队前来增援，帮助同伙突出重围。台湾岛上虽有忠心耿耿的“原住民”，但岛上地广人稀，原住民多是原始部落，实在不是倭寇的对手，对于倭寇的窜犯，也多只好坚守自保了。倭寇在明朝成化十三年，弘治十二年两次对浙江，苏南发动的两次大规模袭扰，都是在明军即将歼灭敌人的情况下，遭到来自台湾岛的倭寇舰队袭击，最终功亏一篑。对此，明朝弘治元年（公元1487年）的福建巡抚林俊就曾在给明孝宗的奏折里痛陈：澎湖周遭，今海贼倭寇聚集，来去进退多凭依也，故倭寇屡剿屡不平，实因此也。”
明朝立国早期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台湾早期遭到倭寇侵扰的历史，无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还是在后代史家的各种记录中，都没有被当成一件大事。倭寇侵扰？不过是几个毛贼作乱而已。被搬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明朝历史上不算稀罕事。比如台湾“被搬家”的同时，明王朝还曾迁移江南，湖广地区的大批人口到北方屯垦，南宋时期人丁繁茂的湖北，湖南地区，一度竟成了“无人区”。明朝建国后的历史风云变幻，大明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台湾貌似只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点，倭寇侵扰，对于大明朝的国土来说也不过是挠痒痒，对比看来，确实小的很。
如果说历史也是一部电影，那么这时期的台湾，确实只是一个龙套，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中，连个特写镜头都捞不到几个。但历史却同样是一个高超的编剧，前面故事情节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影响剧情的大人物，甚至是一段故事情节的主角。跑了上千年龙套的台湾，在中国历史的这部大戏中，伴着零零星星的战火，轻描淡写的故事情节，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主角。因为与他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东南海防问题，更不止是几个打家劫舍的倭寇，而是牵连着一个中国从未经历的新时代，它是一个细细的线头，在未来的历史中，牵起这个时代，牵动整个中华的变局。
这个新时代的名字，就是大航海时代。
第二章 探秘历史
钩沉：曹操童年时曾伙同袁绍调戏他人新娘？
任侠放荡的曹操
童年的曹操机警伶俐，善于权变，任侠放荡，悠游自在，特别喜欢飞鹰走狗，不务正业，所以，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但是，他的叔叔却对他的这种行为却非常不满，多次告诉曹操的父亲要他限制曹操的行为。曹操对叔叔的这种做法十分生气，决心给叔叔一个恶作剧，以消除叔叔在父亲面前对自己的影响。有一天，曹操在半路上碰到了叔叔，他立刻假装有病，变得口歪眼斜。叔叔看他这样，大吃一惊，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曹操说：“我中风了，非常厉害。”叔叔便把曹操中风的事告诉了曹操的父亲，等到父亲到来之后，曹操却一点事没有，一切如常。于是父亲问曹操：“叔叔说你中风了，现在好了吗？”曹操说：“谁中风了？没有啊，可能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欺骗你的。”于是，曹操的父亲便开始怀疑曹操叔叔所说的话，以后曹操的叔叔再给曹操的父亲说什么关于曹操的话，曹操的父亲再也不相信他了。这样一来，曹操更加肆无忌惮了。
曹操在叔叔面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曹操曾经与袁绍一起看人家新婚，结果他们偷偷地进入到新婚夫妇的园子里，半夜里突然大呼：“有小偷！”人们纷纷跑出来看，曹操趁机进入新娘房内，用匕首胁迫新娘，然后和袁绍一起迅速逃出。结果慌乱中两人中迷失了道路，坠落在荆棘丛中，袁绍被困无法动弹，曹操见状，突然又大声呼叫：“小偷在此！”袁绍惊慌失措，十分害怕，情急之下竟然一跃而起，逃出了荆棘丛！原来这是曹操使用的计策。经曹操这么一吆喝，两人很快离开了是非之地。
曹操还非常勇敢，十岁时，在谯水洗浴，遇到了一条蛟龙，曹操奋力搏击，迫使蛟龙潜入水中逃走，之后曹操继续洗浴，直到洗浴完毕轻松回家。曹操并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后来有人看见蛟龙后吓得迅速奔跑，曹操却笑着称蛟龙为蛇，说：“我曾经被大蛇攻击还不害怕，你就被蛇吓成这样！”大家连忙追问他，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经历，都为曹操的举动感到惊奇。
曹操的这种任侠放荡作风，表面上看是少年曹操的恶作剧或者是调皮捣蛋的表现，但是，其中蕴含着曹操对传统的叛逆、对世俗的破坏、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环境的无所畏惧思想。曹操的出身决定了他不会遵守儒家固有的礼法规范，对叔叔的做法看似不懂规矩、不尊重长辈，实际上是他对传统礼法思想的背叛。观人新婚却恶作剧般地恐吓新娘，在别人的惊恐中寻找快乐，这种做法则是对世俗的藐视与破坏。在曹操的内心深处，宦官祖先的出身与世俗的道德标准是悖逆的，所以他便不愿遵守这些标准，只想生活在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约束的空气中，享受一种自由的呼吸。所以，面对这些礼仪和道德标准，曹操做出了让世人瞠目的举止，表现出了对一切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些，都应该视为曹操发自内心的情感与心理外露，是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在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时人眼中的曹操
尽管大家对曹操并没有更多的注意，但是有几个人却对他另眼相看，其中一个是梁国的桥玄，一个是南阳的何颙。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即将大乱，如果没有安定社会的能力是不能拯救这个社会的。能安定这个社会的人，难道不是您吗？”对曹操具有很高的期望。
那么，桥玄是怎样的人呢？他怎么会对曹操独具慧眼呢？桥玄也写作乔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灵帝时任太尉，以果断干练著称，为人谦虚，不徇私情，做事认真谨慎，有雄才大略，非常善于观察人物的言行与相貌。桥玄为官清正，虽位至高官却一贫如洗，甚至死后家人竟然无钱为之殡葬！被世人称为名臣。当桥玄看到曹操之后，感到曹操非同凡响，说：“我见到的天下名士有很多，但还从未有像你这样的！天下将乱，各路英雄龙争虎斗，能够在这种乱世中荡平天下者，恐怕就是你了！希望你好自为之。我老了，不能看到你将来的这一天了。希望将妻子儿女托付给你。”桥玄的这一番话，使曹操的名声更高了。
桥玄之外，南阳何颙也对曹操安定天下的能力有很大的决心和信心。何颙字伯求，南阳襄阳人，早年游学洛阳，并显名太学。党锢之祸时，何颙想尽一切办法救助了很多人，之后辟官司空府。董卓之乱时，董卓利用手中权势逼迫何颙为长史，何颙坚辞不受，反而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同谋划诛灭董卓，但事未成而荀爽死亡，何颙也因故而被董卓投进监狱，最终何颙忧愤而死。当何颙第一次见到曹操的时候，就叹息说：“汉家天下即将灭亡，安定天下者一定是这个人。”
其实，除了桥玄和何颙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曹操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个人就是东汉著名的“党人”李膺的儿子李瓒。李瓒官至东平相，曹操早年，李瓒就感觉到曹操有卓异的才能，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时势将乱了，天下英雄没有超过曹操的。虽然张孟卓与我关系很好，袁本初又是你们的外亲，但是，你们都不要依靠他，最终他们都将归附曹氏。”儿子们都听了他的话，结果在乱世中都能够免于苦难。
还有汝南王俊、陈留卫兹等也都能够在曹操早年认识到曹操的不凡能力。
王俊又写作王隽，字子文，为人外表温文尔雅而内心却能够洞察一切，曹操早年就与王俊关系很好，王俊也认为曹操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袁绍与弟弟袁术在母丧归葬汝南的时候，王俊与曹操一同面见二袁，当时到汝南与二袁相会者多达三万人。曹操偷偷地对王俊说：“天下将乱，为乱的祸首一定是这弟兄两个！如果想平定天下、为百姓做点好事，就必须先除掉袁氏兄弟，否则，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说：“你说得很对，但是，能够匡济天下的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呢！”曹操听罢，两人相对而笑。王俊被州郡征拜到三府任职，他却不愿前往，避居到武陵。在武陵，慕名而归之者一百多家。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又任命他为尚书，但他依然推辞不任。刘表看到袁绍势力强大，就暗中与袁绍勾结。王俊得知刘表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就告诫刘表说：“曹操才是天下真正的英雄，将来一定能够成就霸业，承继桓、文帝王之功，现在你却舍近求远，一旦发生意外，你再想得到身处遥远漠北地区的袁绍的救助，不是太困难了吗？”可惜刘表不愿听从王俊的劝告。王俊在64岁的时候，死于武陵。曹操听说后十分哀伤，后来荆州平定，曹操亲至临江迎丧，改葬王俊于江陵，并将王俊作为先贤供后人效仿。
卫兹字子许，陈留襄邑（今河南商丘）人，有大节，朝廷任其为三公之职，他辞而不应。曹操早年到陈留时，卫兹就说：“将来能够平定天下者，一定是这个人。”曹操也感到卫兹很不一般，两人多次交谈大事。最终卫兹跟随曹操讨伐董卓，在荥阳汴水战死。后来曹操每次路过此地都要派人祭祀卫兹。
童年的曹操虽然任侠放荡，无所顾忌，但是，在这些独具慧眼者的心目中，曹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这些人的评价，代表了曹操性格与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独立特行的个性、狂放不羁的思想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些因素为曹操日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末义士的另一面：在家乡是众人皆知的大贪官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皇帝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将皮剥下，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吏服刑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傣禄定得出奇的低，如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为六十石，未入流的为三十六石。例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年俸分别为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相比之下，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
由于官员的正常收入太低，所以尽管朱元璋惩治的措施十分严厉，贪污还是屡禁不绝，不过与明朝以后的情况相比，当时的吏治毕竟是比较清廉的。但在这位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厉的法律，也没有兴趣来对付越来越普遍的贪污现象。而且稍有作为的皇帝明知低俸禄的弊病，但又不能更改“太祖高皇帝”的制度。昏庸的皇帝自己沉溺于奢侈享乐，除了朝廷的正常开支外，还经常要大臣们贡献，自然不会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了。
三
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真正的清官就相当拮据。海瑞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但相当多的下属是要由他支付薪水的，可以肯定他不会让下属去办“三产”赚钱，而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如此节约，死后却毫无积蓄，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明末坚持抗清，不屈不挠，最后在桂林慷慨就义的瞿式耜，在家乡常熟却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劣绅。清军攻下南京后，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率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廉洁，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也有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在内的二十种；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他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有更改过，至多只能稍作些修正。如正统五年（一四四〇年）就有人提出：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到海瑞时又有一百多年了，却没有听说将标准再提高。看来并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些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无所谓了。海瑞建议要恢复明太祖的严刑，对贪官剥皮，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说明法不罚众，到了大家都把俸禄以外的收入当作正常财源时，就是朱元璋再生也只能徒唤无奈了。海瑞只想用严刑肃贪，却没有提出消除贪污的积极办法，除了招致更多的怨恨外，必定也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在封建集权制度下要从根本上消除贪赃枉法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贪污并非不可思议，清朝雍正皇帝的做法就有明显的效果。
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浩繁，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傣”、“减傣”，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但是官员们不能不过奢侈的生活，衙门也不能不办公，于是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一方面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计向百姓搜括，包括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提高、加征各种地方性的附加费用，“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的份额，馈送各级官吏。但由于国家并没有正式制度，各地征收的标准相差悬殊，加上公私都需要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所以一般都要加到一钱（百分之十）以上，重的要加至四、五钱，甚至达到正额的数倍。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这些人的贪赃行为可见一斑。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可是这位并不昏庸的皇帝却没有想到，既然当官的必须有“居室日用及家人胥役”的开支，为什么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合法收入，而不必收受别人的“资给”呢？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重严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虽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正视现实，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存留藩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但惩贪与养廉必须同时并举，才能奏效。乾隆时期，对贪官污吏的惩处逐渐放松，吏治又趋于腐败。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对官员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养廉银发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海瑞的道德、廉洁、刚正无疑远非雍正皇帝可比，但在解决官员贪污这一痼疾方面雍正却要高明得多。或许有人说雍正作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海瑞却只担任名义上受到尊崇的闲职。此话不无道理，但雍正的父亲康熙就没有解决问题，而海瑞如果真的提出过可行的办法，尽管不一定就得到实施，至少也会受到多数正直官员的同情和重视，作为一种先见之明载入史册。
我无意苛求于海瑞，但在重读《海瑞传》以后却更加体会到，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
举荐有“夺妻之恨”的“情敌”做相国的春秋奇人
都说要公私分明，可人是感情复杂的高级动物，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不易的。而历史上有一位叫解孤的大夫做到了，而且做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晋绰公执政时期，有个叫解狐的大夫，是名将解扬的儿子。他为人耿直倔强，公私分明，晋国有个叫赵简子的大夫和他十分要好。
解狐有个爱妾叫芝英，生得貌美体娇，深得解狐的喜爱。可是，有人告诉解狐说，他（解狐）的家臣刑伯柳和芝英私通。解狐不信，因为刑伯柳这人很忠实。于是那人决定用计使刑柏柳和芝英暴露原形。
第二天，解狐突然接到晋君旨意，要到边境巡视数月。由于任务紧急，解狐连亲近的幕僚刑伯柳都没带，就匆匆出发了。
真是天赐良机，芝英不由窃喜。开始两天她还不敢去找刑伯柳，第三天，她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偷地溜进了刑柏柳的房间，两人正在房中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时候，房门突然大开，解狐满面怒容，带着侍卫站在那儿。原来，他根本没接到命令要去巡边，而是在附近躲了起来，一接到报告，就马上回府，果然逮个正着。
解狐把两人吊起来拷打细审，得知原来芝英是爱慕刑伯柳年轻英俊，就找机会勾搭成奸。知道情况后，解狐怒火更大，他把两人痛打一顿，双双赶出了解府。
后来，赵简子领地的国相职位空缺了。赵简子就让解狐给他推荐一个精明能干、忠诚可靠的国相。他想了想，觉得只有他原来的家臣刑伯柳比较适合，于是就向赵简子推荐了他。
赵简子找到刑伯柳后，就任命他为自己的国相，刑伯柳果然把赵简子的领地治理得井井有条。赵简子十分满意，夸奖他说：“你真是一个好国相，解将军没有看错人啊！”刑伯柳这才知道是解狐推荐了自己。自己是他的仇人，为何却要举荐自己呢？也许他这是表明要主动与自己和解吧？于是刑伯柳决定拜访解狐，感谢他不计前嫌，举荐了自己。
刑伯柳回到国都，去访解狐。通报上去后，解狐叫门官问他：“你来，是因为公事还是因为私事？”刑伯柳向着府中解狐住的地方遥遥作揖说：“我今天赴府，是专门负荆请罪来了。刑伯柳早年投靠解将军，蒙将军晨昏教诲，像再生父母一样。伯柳做了对不住将军的事情，心中本就万分惭愧；现在将军又不计前嫌，秉公举荐，更叫我感激涕零。”
门官又为刑伯柳通报上去。刑伯柳站在府门前等候，却久久不见回音。他正在疑惑难解的时候，解狐突然出现在门前台阶上，手中张弓搭箭，向他狠狠射出一箭。他来不及躲闪，那箭已擦着他耳根，直奔他身后去了。刑伯柳吓出了一身冷汗。解狐接着又一次张弓搭箭瞄准他，说：“我推荐你，那是为公，因为你能胜任；可你我之间却只有夺妻之恨，你还敢上我的家门来？再不走，射死你！”
刑伯柳这才明白解狐依然对自己恨之入骨，他慌忙远施一礼逃走了。
韩非主张“私怨不入公门”，解狐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可谓“外举不避仇”，值得学习。【闲言碎语】
解狐居然放过与之有“夺妻之恨”的刑伯柳。这且不算，尚要举荐那位“情敌”担当大任。这在一般男儿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没杀了他算那小子走运，还举荐他当官，至于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解狐在大义面前具有的是何等的胸怀。
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将使你获得朋友。尽管此刻你的朋友对于你来说无足轻重，但难保某一天不会派上用场。所谓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你的宽容一定会得到没有注水的回报。
中国清朝12位皇帝顺序和介绍
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其中清朝入关以来共有十位皇帝，按其年号依次排列如下：顺治（1644年-1661年）、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6年）、嘉庆（1797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咸丰（1851年-1861年）、同治（1862年-1874年）、光绪（1875年-1908年）、宣统（1909年-1911年）
介绍如下：
1、努尔哈赤
天命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后金政权创立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在位11年。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对后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2、皇太极
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继后金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并以是年为崇德元年。前后在位17年。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作战，确定满族族名，建立清国，为清王朝的确立和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3、顺治皇帝
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皇太极第九子，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6岁继帝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4岁亲政。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为激烈，而至顺治朝结束时，清廷击败了各种抗清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4、康熙皇帝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他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驱逐了沙俄势力，又平息蒙藏地区动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康熙也创下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5、雍正皇帝
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yìn禛zhēn（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他对有碍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加挞伐，有效地改善了吏治，增加了国库收入，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6、乾隆皇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7、嘉庆皇帝
清仁宗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顒yóng琰yǎn（1760—1820年），清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乾隆皇帝第十五子。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公开立为皇太子，次年元旦，受弘历内禅即位，以是年为嘉庆元年，时年27岁。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弘历死，始亲政。在位25年。顒琰亲政后，立即铲除贪赃枉法蠹国肥私的权臣和珅，使人心大快，复多方采取措施，力图保持康乾之盛世，但内忧外患重重，积重难返。由于腐败势力甚强，又缺乏新生机制，终难摆脱江河日下的命运。
8、道光皇帝
清宣宗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mín宁（1782—1850年），清朝入关后第六位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即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时年29岁。在位30年。在位期间，由于国力开始衰落，故极力提倡节俭，改革盐政，部分弛禁开矿，并整顿吏治。但由于腐败成风，阻力过大，奏效甚微。对鸦片之害，他最初力主抵抗，但因他本人对时势无知，主要大臣懦弱无能，战略动摇无定，反而迫害禁烟主力，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酿成百年遗憾。
9、咸丰皇帝
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年），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道光皇帝第四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即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时年20岁。在位11年。在位期间，正逢清朝乱世，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即位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即在金田起义，且三年左右就危及北京，咸丰帝屡派兵将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农民起义。战火未息，英法联合侵略军又迅速攻占天津、北京，奕詝从圆明园逃往避暑山庄。只命奕欣留北京与英法讲和。侵略军竟野蛮地焚掠了圆明等园。不得已奕詝与英法等国签订了数宗不平等条约。奕詝zhǔ纵有重整江山之心，已无回天之力。
10、同治皇帝
清穆宗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chún（1856—1874年），清朝入关后第八位皇帝。5岁即帝位，终身成为其生母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傀儡。
11、光绪皇帝
清德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tián（1871—1908年），清朝入关后第九位皇帝。醇亲王奕譞（xuān）之子，因其冲龄践祚，导致慈禧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在其亲政期间，甲午之战中他力主反击，大力支持维新变法，但因变法失败而遭幽禁，直至去世。
12、宣统皇帝
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pu仪（1906—1967年），清朝末代皇帝。醇亲王载沣fēng之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即皇帝位。1911年2月12日，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退位。此后，以逊帝身份居住在皇宫。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驱逐出宫。
详细介绍：
1、顺治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归依禅门的皇帝。
2、康熙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和玄烨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玄烨尽管是以为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3、雍正
雍正帝胤祯，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祯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唯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4、乾隆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5、嘉庆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6、道光
道光帝绵宁是清朝入关后的帝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食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知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危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定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7、咸丰
咸丰帝奕宁，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
咸丰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接踵而来的又有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并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彷徨，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如意洲花唱照旧”。
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跨过着一门槛，带者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8、同治
同治帝载淳是咸丰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十二年亲政。次年卒，年19。庙号“穆宗”。
同治帝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载淳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亲政两年后，死于天花。
9、光绪
光绪帝载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其父奕寰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病故之后被指定为皇帝，他在位34年，光绪十三年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10、宣统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势，终年61岁。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宣统帝即位三年，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清庭只得以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日军战败后被服，经改造，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
11、努尔哈赤（入关前的皇帝）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万历四ten+six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了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明和业绩将与世长存。与明将袁崇焕在宁远交战中，大败而回并受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死去。终年68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12、皇太极（入关前的第二位皇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其母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宁远战败身亡后即后金汗位，在位17年，卒于清崇德八年（1643）。庙号“太宗”。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四月，改称帝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弘，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勘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促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3、慈禧（垂帘听政）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28日），其父惠征。慈禧年二十二时，生下载淳，母以子贵，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在宫中地位日显。
咸丰帝死后，慈禧发动政变，诛杀肃顺，终于实现了“垂帘听政”。在这以后的近50年里，她独断朝纲，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利欲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缓，为了一己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她死后3年的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清朝简介
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到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代统治全国共268年。
包括入关前的两帝，努尔哈赤，皇太极；入关后10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慈禧虽非皇帝，却独断朝纲，也被列入。
清朝是由女真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盛衰隆替，风云变换。它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12为皇帝，自然是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也有平庸之君，堕落之帝。
清朝皇帝的死因
——据清宫档案透露
自清军入关，多尔衮摄政，定都北京到清朝灭亡。大多数皇帝早夭，使人们引起各种猜测，众说不一，那么，这些皇帝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
福临帝（顺治）
顺治帝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紫禁城的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从此清王朝统治中国近270年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顺治帝本来就身体羸弱，经常心悸失眠，他常叹自己“骨瘦如柴，寿命难过卅。”顺治十四年，皇贵妃董鄂氏所生皇四子夭折，对其是沉重打击，顺治十七年宠妃董鄂氏又逝，使顺治万念俱灰，声称要出家为僧，终日郁郁寡欢，精神不振，每况愈下，不到半年又染上了天花，于初七日半夜死在养心殿，时年24岁。
玄烨帝（康熙）
玄烨政绩非常突出，但立储，几立几废，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开始患病，从他数次发病情况看，他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他“伤心不已”，“渐觉虚弱”，“胸中有结”“日日不能释然于怀”。到五十一年再废太子时，就已“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玄烨去南苑行围，时值天寒地冻，他已近七十高龄，体弱多病，于十一月初七“偶冒风寒”，当日回到畅春园，传旨“整日即出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但这次患病，来势较猛。病中派皇四子胤 代行祭天大礼有五子允祺前往孝东陵典祭，实际是支走其子，便于向隆科多口授遗嘱，致使心力憔瘁，气力不支，于十三日丑时病情突然恶化，遂将其八个皇太子召至御榻前宣布四子胤 即位，戌时，耗尽心血的玄烨结束了生命，终年69岁。
胤禛帝（雍正）
胤禛继位时年四十五岁，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他的身体状况虽非羸弱多病但也非骁悍强健。即位以后，面临着允棋等人的分裂活动他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政务中去，日久天长，健康必受影响。
雍正四年即承认精力不足，疲劳衰弱，一下病倒拖了一年，失于调治。雍正八年三月，间日时发寒热，饮食大减，夜不能寐，历时两年有余。五月间一度好转，九月再度加重，直到十月才度过险关。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几乎送了胤禛的命，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似疟疾），使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于圆明园。
对于他的死因，缺乏史料，只能从乾隆帝即位之初的上谕中分析。
乾隆在胤 死后的三天内，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三十八件要事，三分之二与葬礼直接相关。其中一件是传谕给宫中的道士的。言：“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且深知甚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
实际上，胤禛生前曾谕几路总督、巡抚为其寻找道士，甚至不顾夏日炎炎，在宫内、宫外辟静之处用万斤灰炭炼丹。年老体弱的胤禛豢养道人，为治病强身这个目的显而易见，道士推拿炼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但盲目迷信却走向反面，从胤禛对道士的重视态度与乾隆果断的驱道行动联系起来分析，就可以感到胤禛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引起重金属中毒有关。
弘历帝（乾隆）
弘历在几个兄弟当中，不论在才华或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胤禛死时他年方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统治知识和几年参与军事机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掌握了政权。
弘历天资聪慧，青年时代受到精心培养。从雍正十三年九月（1735年10月）弘历登极至做太上皇以后的嘉庆四年正月（1799年2月）共63年多，基业稳定，政绩卓著，其前提条件是其寿命长，政策当。他个人对绘画、文玩、音乐、体育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是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刻在养心殿断气，才被人抬着离开了宝位，享年89岁。在他的一生中注重锻炼，反对进补，常自称为“长寿老人”，看来他一生都很健康，只是老死而已。
顒琰帝（嘉庆）
顒琰六岁就傅，十三岁即通五经，文章“援笔立就，动成典则”。十五岁大婚后仍日居书室，寒暑罔闻。琰经过从建储到即位加训政的二十多年里，更臻于成熟。为后来从政奠定了牢固基础。度过了曲折而不平安的二十五年。
宫廷内部的斗争，八卦教、捻子军的造反，同母弟庆亲的去世，不能不使顒琰的内心忧郁，负担加重。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甘四日到避暑山庄，准备去木兰围猎，在去山庄的路上“偶感喝暑”，到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至二十六日傍晚，疾大渐。
戌刻，崩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
旻宁帝（道光）
旻宁，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寅时生于大内撷芳殿，为顒琰的第二子，六岁就傅，十五岁与钮祜禄氏成婚，嘉庆十三年正月钮病死，十二月又与佟佳氏成婚。一共有后妃20人。
他即位顺利，崇尚节俭，但清已处未落时期。晚年，圣躬不豫，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三日，病于圆明园慎德堂，召见部分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密议传位大事，次日卯刻病危，又急召宗令和御前大臣等十人，明示皇前朱谕，立皇四子奕 为皇太子，并将另一个宠儿封为亲王。
关于旻宁死于何疾，因无原始资料故难以推断。
奕詝帝（咸丰）
咸丰执政，多事之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定都给咸丰以沉重的打击，他所患的肺病愈来愈重，热河行宫不断传出他病危的消息，咳嗽带血益发严重，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患虚劳的咸丰终于死在避暑山庄内的“烟波致爽”殿寝宫，终年31岁。
载淳帝（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载淳的登极大典，改号为同治，实际上是慈禧一人总揽大权，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统治。
载淳于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七岁时举行了大婚典礼。
两宫皇太后于第二年正月廿六日正式卷帘归政了，但慈禧极不放心，还常常插手干预，使年轻自负的载淳皇帝不甘忍受，不到两年就死了。对于他的死，尽管清代宫庭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据《桃花圣解庵日记》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五日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国史旧闻》）濮兰德、巴克斯著《慈德外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至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四朝佚闻》中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这些著述除了记载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还特意说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并且把这件事与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联系在一起。说明由于西太后专权，同治忧郁不快之情，但是，在慈禧监视之下，仅有几个太监夜间常出没于宫禁森严的大内，至整夜不归，竟达次晨来不及召见军机大臣或醉语胡言的程度似难出现。
其实。同治皇帝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详细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
这是详实可靠的。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仍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无疑的。
载湉帝（光绪）
载湉亲政典礼于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在太和殿举行，光绪十五年正月举行了大婚典礼。这时慈禧才“交权”并移居到颐和园，但是斗争仍在激烈的进行，最后终于导致了戊戌宫廷政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载湉被囚瀛台。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苦闷，使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的载 身体越发不支，成为一个被慈禧抛弃的傀儡，加上久病缠身，使他再也无力奋起抗争。
载湉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宣武门内迤西太平湖醇亲王府的槐荫斋，四岁入宫，在慈禧太后苛刻管制下成人，与慈禧斗争了十几年，最后落了个傀儡皇帝，这一切都是造成从小多病而且越来越重的真正原因。他从小体弱，感冒发烧，胃病时作，大婚前经常遗精而使“肾经亏损太甚”，接着脑鸣、肩背腰腿酸沉，逐年加重。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上的打击使病情突然加重。到了三十四年（1908）入春以后更为严重，宫中御医已束手无策，不得已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到了四月份仍无起色。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各地发出电文：“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这次保送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人。其中江苏名医（浙江候补知县）杜仲骏对吏部尚书陆润痒说：“……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搏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此证明光绪病情之严重使诸臣失掉了信心。进入十月，光绪皇帝的病情又加重了。慈禧73岁生日，皇上勉强来到殿上哭着对大臣说：太后“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大臣们也陪着落泪。慈禧见他非常可怜，马上命太监扶轿送回瀛台。十月廿一日，“帝鼻煽动，胃中隆起”“上疾剧增”，再次向全国发布上谕，急调名医来京，可是在这道上谕没有完全发出去之前，于酉正二刻三分，就崩于瀛台涵元殿，享年38岁，死于肺病。
溥仪（宣统）
作为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一生的经历可算是坎坷而丰富了。关于他的一生，大量的书籍、影视剧已使人们对他并不陌生了。1967年溥仪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
永乐大帝朱棣：用天下秩序去征服世界
一、“郡县交阯”——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
永乐元年，胡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勃等赴安南廉察。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唯顺民情。”胡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试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王，蠢尔蛮夷，乃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徵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永乐六年，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陈季扩才“兵败服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趾，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以为非是。”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在战场上的血汗呀！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的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鸟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悽。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唯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
二、郑和下西洋——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1405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自明初以来，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略，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慕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会在海上纠集力量与朱棣对抗，也是未知之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显示明朝在海上的存在，早在永乐元年朱棣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但更重要的是朱棣想要通过郑和下西洋建立他理想中的天下秩序。
1.天朝礼制体系——明成祖的远大理想
天下秩序在一心要成为“盛世名王”的朱棣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看重明朝、他自己的形象。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实现他的天下观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的一部分。朱棣所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那么明成祖是怎样设计他所理解的天下秩序，又依据什么来设计这种天下秩序？我们可以通过一封敕书，看出朱棣想要建立理想世界。这封敕书是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由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这封敕书，表达了来源久远的儒家的天下观：天子为天下共主，在天下共主下，无论远近，无论种族，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天子是天道、正义的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要建立和谐共存的天下秩序。而天子对四夷远国是无所取的，在物质交往中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香港黄枝连教授把这种天下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系”，我把它称作“天朝礼制体系”。
在天朝礼制体系的格局之下：（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遵守天子的要求，“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毋得违越”。（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5）天子要达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这是把儒家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向更大范围、向全世界推行的一种尝试。天下各国，“华夷无间”，不分彼此，都是大明天子的赤子。大明天子对其“抚字如一”。在经济上，中央帝国对各国采取少取多予、“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文化上，中央帝国向各国推行“声教”，最终使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2.郑和的身世和宗教信仰
郑和出生于洪武八年（1375年），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郑和的家庭本是伊斯兰世家，其祖先赛典赤？瞻思丁在成吉思汗西征时率军投入成吉思汗军队，屡立战功，后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治理云南政绩卓著，被追封为咸阳王。其子孙姓纳、哈、马、撒、赛、忽、沙等，世代居于云南昆明、玉溪各地。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他的曾祖父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哈只，是一种尊号，按伊斯兰教习惯，凡是到伊斯兰圣地朝拜过的信徒，都可以享有这个尊号。郑和兄弟二人，郑和行二，哥哥叫马文铭。郑和还有四个姐妹。
郑和小名三宝。虽然郑和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也许四姐妹中有一个是他姐姐，一兄一姐，郑和就这样被呼为三宝吧。
明初，云南还在元朝梁王控制之下。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灭梁王，郑和被俘入军中，当时郑和八岁。两年后，洪武十七年（1384年）郑和十岁，在南京进入皇宫做了宦官。后来，郑和被拨给燕王朱棣使用，成为朱棣身边亲近的人。朱棣当年镇守边塞，巡边和征讨乃儿不花，郑和都有可能随军。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郑和在军中“多立奇功”。一般认为，这是指建文元年（1399岁）郑和在北平城外郑村坝之役中立有战功，这一年，郑和二十九岁。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郑和三十一岁。以后，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四年（1416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奉命出使西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曾受命到旧港，给赐其宣慰使印信。
宣德五年（1430年），于是，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这年，郑和年五十六岁。三年后，郑和于西洋返回途中，卒于印度古里，年五十九岁。
郑和墓在南京城外牛首山。
郑和立其兄郑文铭之子为后，命郑赐，字恩来。
郑和出身于回教世家，是回教徒，为他出使西洋各国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郑和对宗教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尊重佛教，并受戒为弟子，法名福善。这又使他在出使众多佛教国家时有很多便利之处。
另外，郑和还尊奉妈祖。妈祖又称天妃，是中国人敬奉的靖海娘娘。
3.为什么选择郑和做正使《古今识鉴》卷八记载：郑和“身高七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如洪钟，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博辩机敏，长于智略，知兵善战”。据说，明成祖欲通西洋，问擅长相术的袁忠彻：“三宝领兵如何？”袁忠彻回答说：“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于是，明成祖朱棣就任命了郑和统督部众前往西洋，结果所至畏服。
这种记载或者不无夸张之处。但是，郑和能够在近三十年间，统率大队人马，出使三十余国，显然是才智过人的。
近年，在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了明代雕塑像群，其中的巡海大臣，有人认为这就是郑和的形象。
2003年10月，在印度南部城市，当年华人较集中的柯枝，发现了一尊鎏金铁像，供奉在一座中国寺庙中，其装束形象与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像极为相似，据认为这也是郑和像。
远下西洋，出访万国，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这样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用宦官担任呢？这就与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了。
朱元璋一再申明对宦官的禁令，不允许宦官干预政事，但只是不允许他们参与决策，而以宦官担任政事，传命出使，在洪武时期也是很经常的事情。朱元璋说：“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所以，洪武时期命宦官出使的事特别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明朝宦官与外官属于两个系统。宦官是天子和亲王的私臣，是内官，是皇帝的家人，直属于皇帝，所以，有关宦官的制度规定都写在《皇明祖训》中，与朱元璋对亲王公主的规定并列。朱棣靖难夺位后，对宦官更为倚重，选择宦官担任使节，就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了。郑和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战功，深得朱棣的信任，再加上他的个人才能和出身、宗教背景，选派他出使西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4.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远航，历尽艰难险阻，但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返航，在当时不能说不是奇迹：文献记载了当年航海的壮丽景象：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者。
郑和的远航船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的规模是空前的，船队由宝船、战船、座船、粮船、水船组成，共大小船只百余艘。其中“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明代一尺相当于0.311米，大号宝船长曰138米，宽曰56米。船队中还有二千料海船和八橹船。据现代学者推算，二千料海船排水量约为1000余吨。船队各种人员包括官校、旗军、勇士、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阴阳官、医士，铁锚、木埝、搭材等匠，水手、民稍，共27800余人。船上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等。
比郑和稍晚，即西方史学家所说，进入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如果把西方著名航海家的航海规模与郑和相比较的话，更能看出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庞大。
1492年，晚87年，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
帆船3艘，最大的排水量不足250吨，水手约88名
1497年，晚92年，达伽马航海，到达印度卡利卡特
船4艘，最大排水量120吨，船员约160名
1519年，晚114年，麦哲伦环球航海
船5艘，最大排水量130吨
郑和航海时，阿拉伯人曾画下郑和的宝船，后来美国人又把郑和宝船与哥伦布的船进行了比较，以证明二者大小悬殊。
郑和航海导航使用航海罗盘和过洋牵星术。航海罗盘指针以灯芯草扎住，浮于罗盘水内。虽有风波不易脱落。罗盘分24方向，48指向，每指向7.5度。过洋牵星术靠日月升落辨别方向，靠测星体高低度量远近。其法以大小12片牵星板测量，在太阳升起前和落下后的12分钟内所谓“晨昏朦影”时进行测量。里程计算则以更为时间单位，每一昼夜分为10更，每更行程约合16.22—10.81海里。各船之间的联络，白天看旗，夜间看灯笼，雾雨天听锣鼓音，还使用信鸽。
5.郑和航行到了哪里
郑和所下之西洋，一般说是印度洋。当时东、西洋在什么地方分界呢？
不同时期所说的东、西洋范围不同。明代初期，郑和航海时所谓的东洋、西洋，继承了元朝的说法。郑和所指的西洋，应该以随同郑和一起下西洋的马欢所说为准。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一书中“南渤里国”条写道：“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所指大平顶峻山，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韦岛（Pulau we）。那么，韦岛即是当年东西洋得分界，其东为东洋，其西为西洋。
郑和出航一般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江苏太仓刘家港，编队集结出海，驶向福建长乐县太平港驻舶，等候东北季风，冬天，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开洋远航。郑和下西洋第一次。经南中国海—占城（今越南归仁）—爪哇（在今印度尼西亚）—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旧港、阿鲁、苏门答剌、南巫里（以上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小葛兰（今印度奎隆）—柯枝（今印度科钦）—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返航。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船队还到过渤泥（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以上。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到过淡马溪（今新加坡）、加异勒（在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阿拔巴丹、甘巴里。
第四次航行，到过彭亨、急兰丹（在今马来半岛）、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跨越了印度洋。
第五次航行，到过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剌瓦（在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祖法儿、阿丹、剌撒（在今也门），以上。
第六次航行，到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幔八萨（今肯尼亚蒙巴萨），以上。
第七次航行，从竹步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
当时说，郑和七下西洋，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永乐年间，郑和所到过的海外各国，派使臣来华的就有318次（不包括朝鲜、日本、琉球）。有四个国家的11位国王亲自来华，有浡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苏禄（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满剌加（在今马来西亚）国王、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国王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6.郑和下西洋影响深远
永乐四年（1406年）郑和的船队来到爪哇，正值爪哇东王与西王相攻杀。东王战败被杀，属地为西王吞并。郑和船队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贸易，竟有一百七十人被西王都马板兵杀害。郑和为了自卫，刚要兴兵致讨，西王闻讯赶忙遣使到明廷谢罪。由于都马板遣使表示谢罪悔过，朱棣决定“止兵不进”。但一百七十人死于无辜，都马板必须输黄金六万两偿命赎罪。如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爪哇表面悔过，实际并不服罪，郑和于第二次下西洋时再至爪哇，都马板才派使臣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臣以爪哇偿金尚欠五万两，请治爪哇使者之罪。朱棣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后来爪哇“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与明朝关系一直较好。
郑和的使团又曾到渤泥国（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及文莱苏丹国），封前渤泥国王马合漠沙世子麻那惹加那乃为渤泥国王，给印符诰命。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中国朝见。朱棣派中官杜兴等前往福建宴劳慰问，迎接进京。朱棣对麻那惹加那乃远道前来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嘉劳再三”。麻那惹加那乃称颂“天子功德加于我者，与天地同其长矣”。因而“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下，以伸其悃。”朱棣对渤泥国王的至诚也很受感动，说：“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
渤泥国王的来朝是郑和出使而取得的最令朱棣满意的结果，不幸后来渤泥国王回国前病死在中国。朱棣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安葬于南京南城外。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开始第三次远航。这次远航，受到了占城国王的欢迎，因为明朝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时，曾经到过锡兰山，向佛寺布施香礼，并立碑于锡兰山。此碑经过五百多年，1911年发现，现存于科隆坡博物馆。当时锡兰山国王为阿烈苦奈儿，是个暴君，对明朝及邻国不友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郑和带了朱棣的诏书，告诫锡兰山国王要“祗顾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同时照例给予赏赐。阿烈苦奈儿非但不听，反而要谋害使者，劫夺钱粮船只，结果失败被俘，被解送南京。朱棣念其为远人，不久释放。永乐十年，朱棣派使节往锡兰山颁给诰印，封阿烈苦奈儿的亲属耶巴乃那为王，并送还阿烈苦奈儿。这一举措使得海道清宁更多的贡使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郑和这次出使，还诏封了满刺加的国王，使满剌加摆脱了长期受罗控制的地位。在郑和船队回还时，满剌加国王随船来到中国致谢，朱棣亲自在奉天门设宴款待，并给予厚赐。在郑和的斡旋下，暹罗终于与满剌加和睦相处。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要代表皇帝给予赏赐，还要与当地进行贸易。同时明朝与许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朝贡有定期，或一年、两年、三年一贡，也有一年几贡的。朝廷接受贡品，给予赏赐，还收买其余的货物，也准许其在市场上出卖其货物。中国输往各国的有丝绸、瓷器、铁制工具及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药材、茶叶、货币、衡器、历法、书籍，等等。输入的主要有香料、药材、制瓷原料、珍稀动植物，等。
郑和的航海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明史》郑和传说，郑和下西洋要“耀兵异域，且视中国富强”。但最近有学者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图书馆发现，郑和传最初的稿本中，“耀兵异域”为“耀威异域”。“耀威”比“耀兵”应该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当时海上秩序混乱郑和要达成他的目的没有武力为后盾是不可能的。郑和不纯用武，他首先是“宣天子诏”，“给赐金币”，如果“不服”，则“以武慑之”。郑和明显用武的例子在记载中有三次。一次是捉拿了旧港的酋长陈祖义。陈祖义是私逃海外的华人，又“剽劫商旅”，郑和用武不为无因。不过，我们不妨先来读读明廷“部臣”通过暹逻转给旧港前身三佛齐的移牒：
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蕃。何诸番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尔诸蕃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曾曰：“安南、占城、真腊、暹逻、大琉球皆修臣职，唯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倔犟不服，自取灭亡。”
它强调的是“君臣上下之分”，是“君臣之礼”，如果失分、越礼，那么便要“恭行天罚”了。他捉拿陈祖义，也是对各国的威慑。陈祖义解京伏诛，“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从此海上清宁，海道畅通。从中可以看到武力的作用。
另一次是将锡兰山的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捉拿至京。据说，锡兰山仅梁时与中国通，其后与中国绝少来往。郑和使其地，几等于强使其与中国来往，其国王“欲害和”，“诱和至国中，索金币”，郑和不得已抓了锡兰山的国王，“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还有一次是在苏门答腊“生擒伪王”苏干刺，郑和至苏门答腊封其酋长为国王。其先，王之父死于与邻国花面王的战事。某渔翁因率众杀了花面王，为苏门答腊王妻报了仇，而据有了王位，称为老王。王子宰奴里阿必丁年长，杀了老王夺回王位，从此与老王之弟苏干刺累年争战不息。郑和支持宰奴里阿必丁，将苏干刺擒归，在明朝人看来，明朝的皇帝是天子，四夷的君主是国王，各国之间发生的纠纷，天子朱棣都有调节裁处的责任，且看：
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敕安南胡曰：朕君临万方，体天为治，一物失所，时予之辜。今占城与尔邻壤，尔屡兴兵侵其土地，杀其人民，剽掠财物，占城之人困尔毒。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踰越！为恶受祸，自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兹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尔其钦哉！
又如：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谕暹逻国王三赖波磨刺扎的赖曰：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郑和的出使活动是始终伴随着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用郑和的话说，就是“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安宁，番人赖之安乐”。郑和的出使，为朱棣争得了天朝大国的荣誉，明人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是过矣。”这正是朱棣要夸耀于国人的。因而，他们也称赞郑和“为天子光”。
由于郑和打通了海路，维护了海上秩序，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比以前更为繁荣。
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推行天朝礼制体系是郑和下西洋的核心使命，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按儒家理想建立天下格局的努力的重要措施。明成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的。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其他种种措施，结果是：（1）明代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位置，所谓“威德遐被，四方宾服”。（2）明朝与周边的众多国家都建立、保持了朝贡贸易关系其伸延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以往历代，使明朝成为努力拓展国际空间的空前的时代，所谓“远迈汉唐”。
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着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郑和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尊敬。郑和所到之处，很多遗址被精心保护，在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三宝墩、三宝洞，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在斯里兰卡郑和所立的石碑还完好地保存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国都有三宝庙。在非洲索马里布拉瓦地区还有一个郑和村。
7.郑和船队后裔
郑和航海，前后跨越20余年，船队人员达二万多人，每次航行都要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船员们在所到各地与当地百姓有广泛的接触，那么是不是现在会在某个地方留下郑和船队的人员，因而现在还有他们的的后裔呢？
澳大利亚安亨地（Amhem Land）北部原住民的民歌中，记录了一支叫作白吉尼（Baijini）的民族。他们比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更早来到澳洲，而且与中国人有关。记忆中的白吉尼人有浅金黄色的皮肤，当地的原住民还说白吉尼人的女子漂亮极了，她们总是穿着彩色的袍子和裤子。白吉尼人种植水稻，用石块树皮盖房子，用带来的织布机织布，在大缸里染纱。后来他们离开了安亨地。跟随郑和航海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宝船队曾经到达吉里地闷岛（Timor）。这个岛位于澳洲达尔文港北方400英里，所以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曾到过澳洲。
另外，《郑和航海图》上有一个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南极洋的科尔圭兰岛（Kerqueland island），这说明郑和船队的分可能到达过南半球。
在非洲的东海岸，在肯尼亚沿海的群岛上，有一种贝朱尼人（Bajuni）。他们的皮肤颜色浅，体形较瘦小，面目清秀。男性胡子平顺垂挂，女性头发中分，梳两个辫子。
珮特岛（Pate）上法茂族的一支，叫瓦上家人（Washanga），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子孙，其祖先是发生船难后存活下来的中国水手。他们会砌城墙，擅长雕刻和精细木工。他们中间还流传着当年马林迪国王向中国皇帝赠送长颈鹿的故事。有人推断他们是郑和部下的后裔。2003年，中国新华社记者和肯尼亚滨海考古专家曾到那里实地考察。见到了自称中国人后裔的瓦尚家人。
历史是如此扑朔迷离。他们真的是郑和船队的后裔吗？这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8.郑和实现了环球航行吗
2002年，英国退役军官孟席斯（Gaven Menzies）出版了一布叫作《1421年：中国发下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World）的书。书中宣称，他经过年十五年，遍历一百二十个国家，通过精心考证得出结论：中国人郑和率先实现了环球航海。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短短三天之内，就有包括加拿大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二十六家电视台对他进行采访，世界各大出版商不惜高价向他购买这本书的版权。孟席斯租用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的演讲厅，邀请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出版商和记录片制片人二百五十余人发表他的研究结论，而实际出席的达到了七百多人。孟席斯的写手勃诺米也被出版商和电影公司的查询包围，他说：“几乎可以说，不管（结论）是否正确，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孟席斯是一个非常英式的偏执怪人，象他这样的人通常就是找出真相的人。”他又说：“许多学者思想僵化，只想保护自己，对他们来说，孟席斯是一名门外汉，他们会像狼群那样围着他不放。”
孟席斯是首先通过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一幅古地图开始研究的，他的长期海上航行经历，给了他很大帮助。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史料，而且结合星象学、地图学、古代文物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孟席斯表示，他的研究态度很严肃，希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还说：“了解郑和越多，越惊叹郑和历史的分量。”他推断，中国船队不仅到过非洲海岸，而且到过南美洲和澳大利亚，并进入了加勒比海和科蒂兹海。他提出了在加勒比海发现的9艘中国古代沉船残骸的有力证据。如果孟席斯的结论成立，它将改写世界航海史，改写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他还说：“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航海家，他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他在船队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沿途的能工巧匠为船队服务，其中包括基督教徒、阿拉伯人、通晓各种语言的翻译。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船队。”“而且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愿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二十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性质根本不同。”
事实不幸被这位写手言中。许多学者像一群狼一样围着这个门外汉孟席斯。
孟席斯的研究是有缺点的。比如，他得到的1424年以前绘制的古海图，上面就已标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很多岛屿的位置，标明了好望角。而这时，欧洲人的航海探险还没有开始，早就有人到过这些地方。而当时郑和正带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航，他认为，那肯定是中国人。他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确认是中国人郑和首先完成了环球航海，但是我们应该对孟席斯的研究予以尊重，而不是指责。至少，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他使用的一些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一个西方学者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待东西方的历史，本身就是极为了不起的。
9.永远的遗憾
郑和二十余年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1998年，美国地理杂志评选出一千年来，一百位对全世界贡献最大的人物，入选的中国人有，郑和、忽必烈、毛泽东、曹雪芹、朱熹、范宽，而郑和位列第一位。
早在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梁启超就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郑和航海的历史，向国人和世界作了介绍。他称郑和为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葡萄牙航海家达嘉马“是并时而兴的海上巨人”，且早于哥伦布六十余年，早于维哥达嘉马七十余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1947年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中命名了永乐群岛（西）和宣德群岛（东），在南沙群岛命名了郑和群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第一艘现代化训练舰命名为郑和号。郑和远航的奇迹，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又如梁启超指出：“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隐含，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在宣德以后戛然停止了？梁启超指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满足“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郑和之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郑和吓西洋为什么戛然而止，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哥伦布航海那样的深远影响？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说明白了。那就是他的动因不同。郑和下西洋缺乏经济发展原动力的驱使。明成祖所达到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义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然而，抛开明成祖的个人目的不谈，天朝礼制体系的设想却是美好的没有侵略，没有杀戮，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但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常常伴随着掠夺和杀戮。人们在歌颂哥伦布的伟大功绩时，却不去计较他的野蛮掠夺和杀戮，人们在称颂美洲大陆的发现时，却忽略了印第安人的血泪和苦难。无疑，这种价值定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是以强权强势为中心的。在今天我们评价这段历史时是不是应该改变这种以西方为中心，宣扬掠夺、侵略有理的价值观呢？我们的世界究竟需要什么呢？无疑，需要发展。然而，更需要和平、平等。发展不需要掠夺和流血，不能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说到此，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之伟大。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普天之下一视同仁的和谐世界。郑和留给世界的不止是对新航路的开辟，不止是他的领先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止是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更主要的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面向全球化，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时，这份遗产将会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第三章 历史记忆
古代饭局：杀机四伏的饭局
食、色，性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更重要的了。贺岁大片《鸿门宴》全国公映之后，更引起读者对古代饭局的关注。在中国历史上，饭局与政治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每一个饭局，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饭桌可以改变历史，筷子也可以涂改史书。盘点中国历史上几个足以扭转乾坤的饭局，以飨读者。
杀机四伏的饭局 鸿门宴
出席人物：刘邦、张良、樊哙、曹无伤、项羽、范增、项庄、项伯
饭局始末：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想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酒力，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斗撞碎。
最霸气的饭局 煮酒论英雄
出席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许褚、张辽
饭局始末：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请刘备入府。曹操说，刚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望梅止渴”之往事，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随曹操来到小亭，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掉到地上。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再也不疑心刘备了。
从这次饭局中我们看出刘备是个出色的演员，把英明一世的曹操都忽悠了。其结果是刘备后来趁机开溜，到后来赤壁之战中联合孙权大败曹操，打破了行将大一统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三国。
最坑人的饭局 群英会
出席人物：庞统、诸葛瑾、黄忠、周瑜、诸葛亮、蒋干、吕蒙、鲁肃
饭局始末：
周瑜在帐中正与众将议事，闻蒋干来访。当即命众将依计行事。蒋干打扮得像个世外高人，“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一见面，蒋干问道：“公瑾别来无恙！”这一句既是问候，又道出蒋干与周瑜原有一番旧谊，而装出一副非说客样。之后，周瑜大摆筵席，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只是在座上觥筹交错，大笑畅饮。接着，周瑜领蒋干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兵强将。饮至天晚，周瑜装醉。蒋干被周瑜刺激得够呛，倒也丝毫不敢提及游说周瑜投降曹操的事。但为了有所收获，好向曹丞相有个交代，于是他剑走偏锋，就有了晚上偷听、盗书等宵小行为。后来曹操果然中计，斩了水军首领蔡瑁、张允。于是乎，一个劝降不成，便试图以鸡鸣狗盗之术盗取敌方机密，另一个则将计就计请君入瓮。这赤壁之战，蒋干也算为东吴立了大功！
最香艳的饭局 贵妃醉酒
出席人物：杨贵妃、高力士、裴力士等
饭局始末：
贵妃醉酒，是唯一以女子为主角的名局。
却说这天傍晚，皇宫院内凉风习习，皓月当空。唐玄宗与杨贵妃本来相约在百花亭品酒赏花，届时玄宗却没有赴约，而是移驾到西宫与梅妃共度良宵。良辰美景奈何天，虽然景色撩人欲醉，杨贵妃也只好在花前月下闷闷独饮，喝了一会儿不觉沉醉，边饮边舞，万般春情，此时竟难自排遣，加以酒入愁肠，竟至忘乎所以，面对高力士等一干太监宫女，杨贵妃频频作出种种求欢猥亵状，倦极才怏怏回宫。《贵妃醉酒》是一出著名的京戏。《贵妃醉酒》最早的版本是昆曲。原曲目中杨贵妃大醉后自赏怀春，轻解罗衣，春光乍泄。后来梅兰芳同志亲自出手，以霹雳手段对这部作品做了“去污化处理”，所有少儿不宜内容统统被切掉了。
四两拨千斤的饭局 杯酒释兵权
出席人物：赵匡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王彦超
饭局始末：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著名的酒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话说北宋皇帝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一直担心手握重兵的部下效仿他当年的作为。于是在961年，赵匡胤安排了一次酒局，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饮酒。酒席上赵匡胤唉声叹气个不停，众人问明白了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他们只好告老还乡以享天年，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他们的兵权从此被彻底解除了。969年，赵匡胤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这也开启了宋朝数百年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三军统帅常常是个文官，武人比文人低一等。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最豪华的饭局乾隆千叟宴
出席人物：乾隆及千名老者
饭局始末：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故得宴名。
乾隆五十年（1785），四海承平，天下富足。适逢清朝庆典，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行了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被邀请的老人约有3000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已有141岁。乾隆和纪晓岚还为这位老人作了一个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120岁再加三七二十一，正好141岁。下联是古稀双庆，两个七十，再加一，正好141岁。堪称绝对。
这场酒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自与民间大不相同。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也都全免。在这五十年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一边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千叟宴这场浩大酒局，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最鼓舞人心的饭局东晋新亭会
出席人物：王导、周顗
饭局始末：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北方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
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下来，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十分惭愧，立即振作起来。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风景殊异”、“新亭会”、“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最不辱使命的饭局渑池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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