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亚当·克卢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试读：
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 著朱新屋 董丽琼 译中信出版集团《全球史译丛》主编 刘新成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荣 岳秀坤“全球史译丛”总序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年后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刘新成2006年5月中文版序言有机会为《公司与将军》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 VOC）在日本的经验，以及二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遇。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日本获得了持久的商业据点，但是在德川幕府秩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的尝试却屡屡受挫。本书的三个部分，依次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前往江户、在日本群岛周边海域发动海上战役、欲将中国台湾占为己有等问题。此外，本书还将以上问题与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关于理解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地位的问题，前人已有卓越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加藤荣一（Katō Eiichi）、永积洋子（Nagazumi Yōko）、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杰克·威尔斯（Jack Wills）等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初接触到这些研究，并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新一代杰出的年轻学者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研究，包括欧阳泰（Tonio Andrade）、松方冬子（Matsukata Fuyuko）、玛莎·柴克林（Martha Chaiklin）、古拉姆·纳德里（Ghulam Nadri）、郑维中（Cheng Wei-chung）、杭行（Xing Hang）等学者。包乐史在这一领域占有独特地位，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正出自他门下。尽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总结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研究的最新动向，但是撰写这篇序言确实给了我难得的机会，来介绍《公司与将军》出版前后涌现的新成果，这些成果对我思考亚洲的荷兰商业帝国问题有着深刻影响。首先要提到的成果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而是一个网站和在线数据库。它使得运用技术改变历史书写这一渴望已久却很难实现的目标成为现实。本书中很大篇幅聚焦于外交活动，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努力在东亚外交秩序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地位的转变，即从最开始临时虚构一位君主，到后来将公司塑造成德川幕府将军的忠实属臣。在我完成本书初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研究著作喷薄而出。这些著作对于包乐史撰写新外交史的强烈呼吁，无疑是一种回应。尽管有关外交活动的研究突飞猛进，但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新近发展，是出现了具有开创性的在线平台Sejarah Nusantara（https://sejarah-nusantara.anri.go.id）。这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k of Indonesia）和科斯基金会（the Corts Foundation）合作的产物。这一强大的网络在线资源，使得收藏在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中的资源，包括《巴达维亚决议》（the Batavia Resolutions）在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也使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对有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可能。在资料丰富的Sejarah Nusantara网络平台中有一个板块是《外交函件（1625—1812）》（Diplomatic Letters, 1625—1812），这些外交函件清楚地呈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外交活动的规模。该网站收集和整理了在将近两个世纪内与巴达维亚往来的大量外交函件。在浏览该平台界面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些外交信函的数量之多。若用于写作，《外交函件》中可检索到的信函总数达8568件。此外，通过一个支持检索的目录，该网站还展现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通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权模式，如从微型的海港政权到庞大的领土国家。尽管我试图在本书中阐明某一段时期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某个地区的外交活动，但是《外交函件》展现的却是整体外交活动，以及它是如何在荷兰帝国和以巴达维亚城堡为中心辐射出来的庞大外交网络的全部范围中发挥作用的。学者们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学位论文已经引用该资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它在未来的研究著作中仍会被大量引用，所以它的潜在影响并非夸大之词。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大力感谢外交函件整理项目的所有参与机构，以及为这些资料的分类、复制和分析工作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18世纪末已经解体，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在巴达维亚建立了帝国总部，而且在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Banda）等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如此显而易见，所以本书主要将焦点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但是近些年来，在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饶有活力且令人振奋的子领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年间，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更广泛的中国海洋世界之间互动往来的研究大量出现。大约在我完成初稿的同时，另外三位学者也在撰写书稿，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角色的理解。欧阳泰是当今这一学术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巨大的学者之一，因其首部开创性著作《台湾如何成为中国的领土》（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而广为人知。该书考察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如何转移到台湾的历史过程。欧阳泰在书中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荷兰殖民政权是如何以中国劳动力为基[1]础，通过一个被称为“共同殖民”的过程建立起来的。他的第二部著作——《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出版于2011年，当时我的书稿也接近尾声。欧阳泰在该书中对中荷战争（1661—1668）进行了细致分析，挖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及其掌控下的郑氏海上网络之间的针锋相对，进而重新评估了欧洲和亚洲之间海上[2]力量势均力敌的状态。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以及法律标识的延伸如何限制了暴力活动，而欧阳泰关注的是暴力活动本身。《决战热兰遮》是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这一著名理论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该书对发生冲突的双方持中间立场，表明虽然欧洲人的确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尤其在要塞和船只方面，但是其扩张[3]范围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广泛。该书有两个重要成果：一是重新理解关于欧洲军事优越性问题的争论；二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个案，并且使其迅速成为所有世界史研究者的必读物。另外两部关注郑氏集团的研究著作，与我的书稿大约在同一时间面世。第一部是杭行在2015年出版的杰出著作——《海洋东亚中的冲突与商贸：郑氏家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620—1720）》（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c.1620—1720）。该书主要以郑芝龙（死于1661年）和儿子郑成功（1624—1662）以及孙子郑经（1642—1681）三个人物有所重叠的传记资料为核心。郑氏家族三代共同建立了一个跨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海上集团，后来还在台湾西部海岸建立起一个具有明显的海上发展倾向的领土政权。杭行利用这些相互交叉的传记资料，首先指出郑氏集团成功地借用了中国的传统体制、机构和正统性，因此能够笼络商人和巩固商业利益；继而表明，郑氏集团能够将其转化为非常成功的政权体制，并在台湾建立起领土政权和“东亚海域的[4]非正式经济霸权”。我在本书中揭示并考察了中国商人在长崎递交的许多申诉。通过这些申诉想要讨论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曾经一度卷入德川法律秩序，而在此秩序中，它针对三个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商人、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的敌对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其结果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使用武器的一贯做法，由最初的限制变成后来的极力阻止，这个看似将要主导日本周围海域的集团实际上备受挫折。杭行在其著作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幕府将军的中国伙伴：十七世纪日本德川政权与郑氏集团在海洋东亚的联盟》（“The Shogun’s Chinese Partners: The Alliance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the Zheng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itime East Asia”）中进一步指出，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商人在德川秩序中的地位。[5]杭行认为，中国商人事实上并非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是比其他外国团体有着更高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能够获得德川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造成这一事实的关键，则在于一直与日本保持长久联系的郑氏家族的作用。只有在德川政权与郑氏家族之间的联盟破裂以及清朝入主台湾之后，中国商人的地位才急转直下。在我考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在通往日本的航线上以及在长崎等港口城市所爆发的冲突时，郑维中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和走私（1622—1683）》（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1622—1683）则扩大到郑氏集团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的商业、外交和军事战争，涵盖的是从日本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一个广阔海洋[6]世界。我的书中仅偶有关注到发生在东南亚的一些事件，《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和走私（1622—1683）》这本书，作为TANAP项目的另一项突破性成果，则精彩地论证了这两个区域之间在该时期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展现出德川政权的政策——尤其是为通往日本的郑氏商船提供保护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如何蔓延到遥远的港口城市，甚至国家政权。以上所有研究，都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置于持续不断发生剧烈变化的海洋环境中进行考察。它们丢弃了过时的欧洲优越论，展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难以对付之外还有另一面，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频繁遭遇挫折。虽然以上成果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在全新方向上有了令人欣慰的推进，但是仍然遗漏了一些学术巨擘——正是他们的重要贡献和全心扶植，才塑造出如今这一代研究者。约翰·威尔斯，即人们所熟悉的杰克，于2017年1月13日过世。我初次遇到杰克，是2004年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后来我匆匆离开。之后的每次会议，我都因为他的学术热情而受到鼓舞，而且对其渊博学识无限敬畏。他的著作中有一系列开创性研究，都是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7]互动交往，这些研究的学术水准几乎无人能超越。在我的书稿将近完成时，杰克也曾阅读过，书中的许多观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业师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虽非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专家，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球史学家和海外华侨华人史学者。他于2017年9月不幸早逝。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我的学位论文外，他还鞭策我将本书提交出版，而且对每一章节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的学术生涯一直充满慷慨无私、仁慈博爱，是我辈学人的杰出榜样，我在此表示深切怀念！[1]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2]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3]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printed 1996.[4]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5] Xing Hang, “The Shogun’s Chinese Partners: The Alliance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the Zheng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itime East Asi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1 (2015): 1– 26.[6]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7]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导言驯服荷兰人1627年10月，一个庞大的使团抵达江户——德川幕府的政治首府，一座不断扩张中的城市。这个使团是由荷兰东印度[1]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派出的，当时该公司作为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迅速崛起。彼得·奴易[2]兹（Pieter Nuyts）位列队伍的最前面，坐在由六位轿夫抬着的专用轿子中。作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新近毕业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杰出顾问，彼得·奴易兹担任此次向幕府将军派出的特使。紧跟其后的随行队伍引人注目，有近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荷兰将士、全副武装的武士、身着制服的青年侍从、翻译、马夫，当然还有许多仆人。这支使团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增长的自信，因此此次出使日本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开销巨大。他们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带来了对幕府将军的一系列要求。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彼得·奴易兹就不得不连夜逃离江户。他的使团被草草打发，甚至连幕府将军的面都没见到；他的礼物被弃置一旁；他的要求也被忽略。与来时的隆重排场相比，此次这位特使的返程，没有任何随员陪伴。由于未经官方许可，彼得·奴易兹只能找了几个轿夫来，帮他抬轿以穿过江[3]户漆黑的街道。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成行，但是他们尚未到达街道的尽头，就被一个当地巡夜者喝令拦下。这些轿夫惊恐万分，突然扔掉轿子四散而去，留下荷兰特使站在街道中间，孤立无助。彼得·奴易兹使团或许是一次格外惊人的失败，但其经历绝非独一无二，这种情况在当时甚至更为普遍。事实上，许多前往亚洲的其他欧洲使团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亚洲人对他们的身份或权威视若无睹。像彼得·奴易兹这样的个人，在欧亚之间的全球性碰撞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前线位置。这种处境从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小型舰队，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贸易航线时便已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些航线逐渐延长直至可以环球航行，逐渐加密直至成为可靠的远洋贸易快速通道。在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之后，首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进入亚洲海域。他们在那里开始遭遇一连串的强势政权，这些政权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都远远超过欧洲最具支配地位的政权。当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争夺地盘时，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类似1627年发生在日本的场景。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欧洲人和一个强势的亚洲政权之间的冲突，聚焦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之间的交锋。众所周知，在17世纪活跃于亚洲的所有欧洲海外组织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最为强大；而德川幕府对日本群岛的强势统治已经超过250年。通过分析这一交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本书将围绕有时被称作“全球化第一阶段”的概念提出一系列问题：在早期近代的亚洲，欧洲权力的性质和程度如何？欧洲人如何处理与像日本德川幕府这样的亚洲政权的关系？他们又在当地的政治秩序中处于何种位置？最后，对这样一种遭遇政治的考察，如何改变我们对传统上被定义的“欧洲崛起”（the rise of Europe）的理解？大分流当然这一时期勇于开辟新大陆的水手，远不止达·伽马一人。早在达·伽马出发的五年前，另一支由西班牙——比葡萄牙更强大的邻国——派遣的探险队，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率领下，离开欧洲海岸去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但是这两支舰队并没有在南亚次大陆会合，而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发，结果不仅遭遇了迥然相异的文明，也最终开启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欧洲扩张路线。与他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不同，向西航行的欧洲人能够攻克庞大的帝国，征服帝国的子民、文化和领土，还能永久地改变他们所发现的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只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差异才逐渐扩大——那时哥伦布的探险超越了地理限制，成为欧洲早期近代扩张的一个重要象征。结束首次航行返回欧洲时，哥伦布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人口稠密的岛屿后，我以我们最伟大的国王的名义将其占[4]领。”哥伦布这种带着典型自信的陈述，描绘了他们向西扩张的关键举动——占领仪式（the ceremony of [5]possession）。诸如此类的哥伦布报告，首次出现在1492年10月12日，当时他刚结束了一次长达33天的远航，这个舰队司令带着一面西班牙王室的旗帜，登上了瓜纳哈尼岛。历史的见证者们簇拥在他周围，身后远处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舰船，哥伦布“为国王和王后占领了这个岛……应要求做出了声明”[6]。后来欧洲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将这一著名场景制成雕塑，至今仍装饰在许多公共建筑物上。在这些雕塑中，舰队司令身佩利剑并带着标语，代表着西班牙王室向土著们索要岛屿，而后者充满敬畏和恐惧，在他身后缩成一团，毫无反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占领仪式一再上演，为一个稳步向内陆推进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之前首先是在沿海扩张。欧洲快速扩张的步伐通常被归因于两个关键优势，除了把势力边界往外推以外，同时还能适时重整美洲大陆的秩序。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这套十分可怕的技术——能切割衣物和肉体的铁制武器，能远距离杀人的火器枪炮，能使穿戴者免于伤害的钢制盔甲——由欧洲人带来的这套技术产生了十分可怕[7]的后果。这套技术单独使用起来已难以对付，组合应用几乎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就在瓜纳哈尼岛冲突发生几十年后，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以总数仅两千、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而名声大振。科尔特斯的成就被拿来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相提并论，后者曾率领一支规模小得多的、仅由167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进[8]入中美洲，沿途屡获大捷，最后推翻了庞大的印加帝国。研究者认为，这些战争手段带着一种强烈的自信，使得欧洲人将[9]新世界视作一张白纸，可任由他们勾画自己的壮志宏图。这种欧洲优越性的绝对信念，在与新文明的遭遇中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有了这种信念的支撑，哪怕是规模较小的、寡不敌众的探险者们，也敢于向强大的土著政权索要广阔领土，甚至宣战。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胜利者的叙述——将欧洲探险者和拓殖者当作文明的先驱论点，至少在学术著作中已基本上不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哥伦布探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新观点。然而这种转变后的叙事，也没有改变欧洲人自信的、[10]征服的基本轮廓。当充满征服和镇压等悲惨故事向西扩张，继续占据着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时，欧洲人怎样在亚洲取得进展，特别是他们怎样与那里的政权打交道，却几乎很少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结果是，欧洲人带着先进技术抵达遥远海岸的熟悉场景，以及对其自身优越性的绝对信服，只是偶尔在美洲研究中被简单提到，在亚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修正。由于哥伦布的阴影以这种方式在世界史上赫然耸立，因此阻碍了研究者深入理解欧洲权力在亚洲早期扩张中所受限制的[11]意图。职是之故，历史学者在寻找欧洲力量在亚洲的证据时，转向了两种熟悉的模式。有些学者认为，军事技术（尤其是坚船利炮）改变了亚洲海域的政治格局；有些学者则试图寻求文化上的假设，认为那些完全不同的遭遇战得到一种基本自信的支[12]撑，即相信欧洲人能让他们的亚洲对话者们沉默。后者很显然就是爱德华·萨义德富有开创性的东方主义的研究逻辑，尽管他关注的是一段更近的历史时期，但是已经影响到历史学者，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与现代帝国建立联系的学者。通过将高级帝国主义的政治推进到更早的世纪，这种研究已经跨越了历[13]史的鸿沟。紧随萨义德先驱性工作的研究成果，把“自信的欧洲人确信自身优越性”这一观点作为最基本的预设，同时其目的在于揭开东方主义话语的内在逻辑。在这些研究者中，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尤其值得注意。作为17世纪英国的驻印大使，托马斯·罗伊的日记提供了乔茨娜·辛格（Jyotsna Singh）所谓“殖民想象”的证据。这种“殖民想象”使得欧洲人在进入领土帝国时代很久以前，就敢于对当地[14]居民发号施令。当对技术和文化的自信观念出现时，学者们在教科书中提出了一种明确的看法，即公元1500年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当时充满自信且全副武装的欧洲，不仅领先于新世界，也领先于亚洲，进而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这种把公元1500年看作欧洲分水岭的观念，在杰出的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著作——出版于1998年的《国富国穷》[15]（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得到了最明确[16]的表达。对于兰德斯来说，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标志着现代的开端。因为作为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的继承者，欧洲人从此开始面对并最终战胜了相对停滞的文明，比如“缺少变化、[17]专注，尤其是好奇心”的明代中国。《国富国穷》的主题，是围绕着一条帝国时间轴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欧洲统治权。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欧洲和亚洲相遇的具体细节时，就很难认同任何将公元1500年当作明确历史转折点的看法。尽管间或有技术优势和极度自信的阶段，但是并不能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更为宽泛的欧洲权力模式。这一重要事实已被部分学者所认知，这些学者与持修正主义取向的主要代表欧阳泰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后者称历史上的“1492年模式”是将探险[18]远航等同于“西方崛起”。通过对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他[19]们已经从各种角度联合破解了这一解释模式。像石康（Kenneth Swope）、龙沛（Peter Lorge）和孙来臣（Sun Laichen）等历史学家指出，存在一个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亚洲[20]军事革命，因此他们反对过度关注欧洲的技术创新。另外[21]一些学者，像包乐史和欧阳泰自身，则明确指出了欧洲成功的亚洲根源。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台湾或巴达维亚（Batavia）等不同地区，欧洲结构的微弱影响并不能掩盖其背后更为本质的亚洲基础。而与此同时，像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和G.V.斯卡梅尔（G. V. Scammell）等学者，则关注亚洲地方联盟在促进欧洲扩张中扮演的关键角色。[22]一群富有洞见的经济史学者也已加入，他们质疑长期以来发展水平的比较观点，还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其他学者一起，联合对“1492年模式”发起猛烈抨击。他们辩称，欧洲优势确立的时间线应该推迟到[23]1800年以后。这些研究成果——这里提到的还只是少数——对所有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分水岭的观念都提出了质疑。此前有关跨区域研究中那种普遍的叙述得到遏制，比如欧洲人发现，即使是最锋利的武器也可能变钝，甚或像在日本的例子，武器被夺走。在缺乏真正有效的筹码时，他们被迫依靠谈判、请愿，并请求开辟出一块能在现存政治秩序内部活动的有限空间。为保证在亚洲的一席之地，欧洲人需要经过漫长且通常是绝望的争夺。这样带来的附加影响是，削弱了欧洲人对自身优越性的任何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在这一时期的扩张更应当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焦虑而不是自信，这种焦虑感弥漫在与亚洲的广泛互动中。由哥伦布探险直接引发的大分流，其关键因素是亚洲国家的出现。亚洲地区那些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已习惯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甚至完全有能力回绝外国人的要求。从首次接触的那一刻起——当达·伽马在1498年探险到达位于印度西部海滨的卡利卡特港（Calicut）时，他就试图努力解决类似的窘境。由于无法让卡利卡特的统治者屈从他的意志，这位葡萄牙探险家被迫转变为请求者，带着外交文书而非占有的标识物出现在宫[24]廷，并且渴望获得谈判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达·伽马开创了一种欧洲人在亚洲深入推进时的行为模式，并在后世不断上演。事实上，如果说在美洲，占领仪式占据了欧洲人扩张的中心位置，那么在亚洲，就是派出特使前往当地统治者那里，借谈判以期获得特许权。这两种行为背后的尖锐分歧，将欧洲探险的大分流性质推向顶峰。当达·伽马因靠近卡利卡特而被不断警告时，它的统治者实际上是一位相对弱小、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君主，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欧洲人被迫与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政权打交道，比如中国的明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这些政权在一个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的领土面积和政治权力让欧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在谈到中国时，一位作家提醒他的读者，仅仅用文字是无法描述这个国家的富裕的：“我特此给读者一个必要的警告，借此让他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地大物博，鉴于遥远的事物通常听起来比它们实际上更为伟大，对中国而言恰恰完全相反，中国比它听起来更为伟大……这些事物必须眼见为实而不能仅靠口耳相[25]传，因为跟他们的所见相比，他们的所闻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个欧洲在早期近代亚洲扩张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勇敢水手——莱缪尔·格列佛。格列佛最早出现于1726年，他并不是一个真实[26]存在的人物。其他小说中的漂流者——最著名的如鲁宾逊·克鲁索，都创建了自己的王国，与他们不同的是，格列佛遇到[27]了一连串的国家和统治者。每一次他试图努力去应付对手时，却总是无能为力，甚至生死未卜。在小人国，斯威夫特笔下的主人公偶然闯入一个地方，那里居住着一群身高不及他十分之一身长的人。格列佛很快发现，除了身高以外，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他非但没能让自己成为一个上帝一样[28]的统治者，反而被迫服兵役并臣服于当地统治者。在大人国岛，格列佛则置身于巨人社会之中，即使最微小的动物都能让他感受到威胁。为了生存，他变成了王室的玩物，没完没了地在宫廷成员面前表演。在最后的航海中，格列佛在慧骃国遇到了一种高度智能化的马，他不再相信欧洲文明的任何力量，并决心完全放弃他的祖国。在每次经历中，格列佛都被孤立，被剥夺了其他探险家紧紧抓住的权力，并陷入前途未卜的绝望中。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他为了在一个更加强势的社会边缘获得生存空间，不得不做出调整，声称自己“比别的动[29]物和奴仆更卑微”。到了最后，他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经历了开化的野蛮人阶段，他成为完全的文明人。当格列佛被迫离开在慧骃国的主人时，在向一个高等社会表示臣服的最[30]终仪式中，他跪地“亲吻他的马蹄”。虽然明显属于虚构，但是格列佛遭遇的基本模式对于许多在亚洲的欧洲代理人来说非常熟悉，他们同样被困在陌生的岛屿上，没有任何权力。两个相伴相生的问题——一是互动，一是适应——把我们带入他们的经验的核心。首先，欧洲企业与亚洲政权的相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这里的目的不在于回答现已过时的呼吁，即呼吁把欧洲人排除在外书写自主的历史——尽管过去他们通常处于边缘位置——而是要说明欧洲人[31]与亚洲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相遇的准确性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对欧洲人带来的强大武器有所认知，同时要考察这些武器在当地是怎样被实际部署的。从学者们首次重新评估欧洲人出现在亚洲的性质开始，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两种足以提供更广泛的解释框架的模式，以此思考已经发生的相遇。这两种模式都强调欧洲人入侵亚洲的局限性，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很不相同。霍尔顿·弗伯（Holden Furber）反对“达·伽马时代”（Vasco da Gama epoch）的一元化观念，所谓“达·伽马时代”，指欧洲霸权从1498年初并一直持续，直到1945年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到来。他因将早期近代时期描述为“合作时代”（age of partnership）而著名，这种观点认为欧洲人和[32]他们的亚洲对话者之间发展出了紧密联系。对弗伯来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更应当被描述为合作，“而不是权力和敌[33]意的彰显”。合作的结果是把欧洲推向亚洲视为一个扩展的和相对无冲突的学习过程，在这过程中双方逐渐接近彼此。通过强调彼此相互适应，弗伯的研究路径很自然地借用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分析方法，从而把互动看作是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不是数年的结果。更近一些的研究者继续采用这一框架研究了荷兰人从1604年到1765年在暹罗的情况。[34]虽然其中的某些片段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总体上的重点在强调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个过程只有在19世纪早期的工业帝国主义出现以后才被打断。有些学者虽然承认弗伯的著作在改变历史争议中的重要性，却批评其中对两者关系相互理解和共享结构的看法过于乐[35]观。1990年，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通过强调欧洲人和亚洲的统治者、官员或商人在那个时代发生的潜在暴力和持续冲突，挑战了这种过于广泛的合作关系的观点。他的著作描述了一个更为黑暗的“冲突时代”（age of contained conflict），在这个时代有“对于武力的无数试验，对于弱点的相互探查，以[36]及反复出现的地方冲突”。与运用“合作时代”框架的全面研究不同，“冲突时代”模型论证了另一种最适用于依据极其[37]详细的无数的个案展开的分析模式。虽然关注的焦点在于关系的分裂，但是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是，这个充满经常性冲突的时代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学习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是十分剧烈的，因为和解的达成往往更多是因为较弱的一方让步了。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冲突不仅仅是当其他的功能性安排失效时出现的异常时刻；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冲突能够直接建立一个调节欧洲企业和亚洲国家关系的系统。换句话说，它们是富有成效的，为后来双方的互动制定了规则。对冲突及其处理能力的强调，相应地导致了第二个关于欧洲的反应——特别是对其适应性的疑问。与格列佛一样，在亚洲的欧洲人被迫转移立场，做出让步，或者有时完全重塑自我，目的是在强大的当地政权的边缘保有一席之地。尽管这一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构成了欧洲人在亚洲的早期经验的核心，但是此中焦点在于，这就与亚洲历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的两种观点相左：要么过分强调怎样理解亚洲国家在19世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要么过分强调亚洲国家怎样屈从于殖民主义的怀抱。然而，在最后的评估中，后一个时期尽管非常重要，但相对短暂。彭慕兰及其他经济史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亚洲国家比以前想象得更强大、持续时间更长，同时也揭示了欧洲霸主地位的时间限制。实际上，除了在某个相应的阶段工业帝国主义的工具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外，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都默认亚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变得愈益明[38]显。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准确理解欧洲人如何适应亚洲主导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摒弃已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历史观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希望通过考察荷兰与日本的遭遇，对这一广泛的研究计划有所贡献。公司与将军1609年，第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出现在日本。正值一个新政权——通常被现代学者称为德川幕府，对该群岛的巩固统治时期。在结束了长期的地方性冲突以后，德川家康[39]（1543—1616）——日本三位伟大统一者中的最后一位——确立了政府制度，对两百多名保持半独立的领主（大名）确立中央统治，这些大名被允许保留最重要的自治权，包括保[40]有自己的军队和征税的权力。在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动荡以后，通过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秀忠，1579—1632）和孙子（德川家光，1604—1651）的改革，德川幕府的统治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荷兰人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时，就发现日本与邻居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政府愿意——甚至渴望与他们进行接触，并准备让他们的代表进入其政治和商业中心。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幕府之间的关系持续甚久，直到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41]司在债务重压下崩溃。从1609年开始，荷兰人在日本经营着一个永久性的基地，最初位于九州岛西北角的平户，后来改在长崎港的出岛。尽管日本工厂——当时指的是荷兰在日本的贸易商栈——分布在九州岛西部边缘，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却几乎每年都要前往江户，通常在江户待上几个月之后才获准离开。荷兰人借此保持与幕府将军以及德川政府不断扩展的机构之间的定期联系。尽管持续时间长得惊人，但德川幕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可以在日本德川史学的发展中得到部分解释，同时这也是以往过分强调欧洲对早期近代日本重要影响的结果。谟区查（Charles Boxer）在他那本被多次再版的作品——《日本的基督教世纪（1549—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中辩称，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于16世纪引入日本，并对日本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由于日本当局越来越害怕新进宗教的破坏性力量，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颁布[42]了著名的海禁法令，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谟区查的研究将欧洲置于日本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并设想日本与欧洲海外企业之间接近全封闭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日本孤立的时代。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两位学者——罗纳德·托比（Ronald Toby）和荒野泰典的质疑，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德川海禁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仍与亚洲国家保持着密切合作，[43]最明显的就是朝鲜和琉球王国。虽然他们的著作相当成功地把日本重新带回亚洲，并证明日本与欧洲的联系并不是其外交政策的全部，但托比和荒野介入的附带影响，是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在日本的欧洲人的关注。除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如赖尼尔·赫塞林克和松方冬子的[44]著作以外，已有研究习惯上采用了两种视角的其中一种。赖尼尔的论述更受日本学者的青睐，即狭隘地强调贸易。这种研究路径的典型代表是岛田竜登的著作《18世纪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亚洲内部贸易扩张》（The Intra-Asian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与许多相关最新的、更普遍的研究一样，该书旨在把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作一个纯粹的商业组织，来理解荷兰贸易网络的性质。松方冬子的视角可能最好称为综合的研究路径，旨在描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地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是日本荷兰先驱历史学家永积洋子的著作，她把平户时期（1609—1641）单独抽离出来，在总体性分析中提供了合理的关注点，包括对贸易、政治、日常生活，以及[45]其他一系列议题在内的讨论。尽管建立在这两种路径基础上的研究对理解荷兰人在日本的情况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两者都未能抓住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政权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旨在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本书的出发点是要重新审视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的性质。尽管使用公司（company）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