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栋梁,王美平,宋志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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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1895-1945)试读：
前言
近代日本何以发动侵华战争，这是国人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问题。此前，有人从日本的皇国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入手，追根溯源地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有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确定的扩张型国家战略必然导致其发动侵华战争；有人从近代化角度入手，认为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所残留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余毒，是其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有人从国家机制角度入手，认为天皇制国体导致军部专权独大，缺乏有效的牵制势力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亦有人从国际环境与经济要素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近年来，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对华观问题，并发表了相关论著，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尚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日本对华认识的对象包罗万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国民性等诸多领域。对于日本对华观原本难以一言以蔽之，但鉴于甲午战争是日本的对华观从古代的“慕华观”转为近代“蔑华观”的分水岭，此后日本的对华观与其他阶段相比，具有形成“中国亡国观”这一显著特征，故本书拟以“中国亡国观”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实施为线索展开论述，揭示日本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基础和思想根源。
所谓“中国亡国观”是指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根据中国的内部状况及列强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局势而逐步形成的对华基本判断与认识。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这样的中国在东亚格局中丧失了甲午战争前曾占据过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亦无资格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合作伙伴，而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故而是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在中日关系中，则是应该服从日本领导和“旨意”的从属国。总之，中国失去了主体性，而只是可以被任意对待、处置乃至侵略的客体对象。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逐步形成、巩固了“中国亡国观”，对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先后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对其积极意义均予否定，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由于持有此种认识的主体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上述对华认识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当观念被嵌入制度却又缺乏“新陈代谢”时，就会规定政策的方向，并排斥其他的政策选择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因此，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形成的“中国亡国观”，是导致其在近代不断推行侵华政策、进而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根源与思想鸦片。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行动的屡次得逞，刺激了其侵华欲望的膨胀，这反过来限制了日本准确认识中国的能力。近代以来，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侵略朝鲜、挑起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东北、参加一战抢夺山东权益，日本对华屡次出手屡次得逞，每一次得逞都更进一步刺激了其对华野心。这种对华野心的极度膨胀，严重地限制了日本认识中国的能力，导致其在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捕捉表象，目光静态短小，致使其“中国亡国观”无法得到根本修正，最终发动了十五年战争，给中国及其他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近代日本的对华观并非仅有一种，其对华政策亦有和平合作、协调扩张与武力扩张等不同流派，其中也有人发出了不同于“中国亡国观”的声音，但毕竟只是支流，未能主导近代日本的对华决策。鉴于篇幅有限，本书对之有所取舍，舍弃部分留待今后继续研究。
历史研究系列•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路第一章“中国亡国观”的雏形——走上侵华之路
甲午战争是决定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是世界的对华观和对日观发生逆转的重要标志。此后，中日两国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由东亚一隅之小国上升为东亚头号强国并迅速膨胀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却从亚洲大国地位沦为列强竞相瓜分侵略的对象，近代化进程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那么，近代日本为何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日本何以对人口和国土资源均数倍于己的中国不断地采取蚕食、侵略政策？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已经从国家战略、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水平、文化特点等视角进行了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但在诸多研究中，鲜有从日本的对华观视角进行探究者。本章拟通过援引日文报刊、政党党报、从军日志及相关著作等资料，梳理、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逆转过程及其对侵华政策的影响。一、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转移与甲午战争的发动
甲午战争之近因，固然在于日本对于亚洲近邻的侵略野心及对东亚传统秩序的挑战，但若考察其远因，则日本的世界文明中心观从中国转向西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体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和“小中华思想”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起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前期，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子学成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星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期，也标志着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推崇达到极点。其时，日本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夏（中华）乃天地之中心”，“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伊东多三郎编：《日本的名著11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333、332页。对此，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颇多感慨，“开国（建立江户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佐藤昌介编：《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东京：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420页。。
然而，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表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旨在脱中国化的国学的兴起，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居于主流位置的仰慕型对华观受到了平视乃至蔑视型对华观的挑战。
朱子学虽然在德川前期被树为正统，但儒学的其他分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亦同时存在并极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古学派学者则不受朱子学约束，主张回到孔孟经典中掌握儒学的本意，并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学。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称日本为“中国”而中国为“外邦”，并特别强调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田原嗣郎编：《山鹿素行与士道》，《日本的名著12山鹿素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8页。山崎的弟子浅见斋也对尊华贬日的思想大加批判，他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哀叹生于夷狄。……可悲之至也。夫尝天包于地外，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分。”山崎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则呼吁，日本应以本国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冈田武彦编：《日本的思想家6山崎暗斋》，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第114—116页。。不难发现，在山鹿和浅见的这些言论中，日本优越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并导致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家们通过与荷兰通商的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吮、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方面已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6页。，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渡边华山：《慎机论》，《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第117页。。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清水教好：《华夷思想与19世纪》，子安宣邦等编：《江户的思想7》，鹈鹕社，1997年11月，第121页。，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前野良泽：《管蠹秘言》，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第42页。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日本思想史大系5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413页。。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洋学上》，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228—230页。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造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本居宣长语。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第311页。，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平田笃胤语。《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东京：名著出版，1977年，第543页。，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
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区别，试图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本居宣长：《直毘灵》，《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东京：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69页。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为君”。由此他得出中国所谓的“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同上书，第170页。故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据此，本居呼吁日本人不要再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清洗干净，坚守大和魂甚为紧要”。同上书，第35—36页。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的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平田笃胤：《古道大意》，相良亨编：《日本的名著24平田笃胤》，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52页。。他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异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
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极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吉田松阴：《幽囚录》，《日本的名著31吉田松阴》，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227页。无独有偶，岛津齐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呼吁，日本应实施外向型战略，“及早获取福州及台湾、朝鲜乃日本强大之最佳良策”③岛津齐彬：《齐彬公史料》，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第193页。。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第二次冲击是“西力东渐”。中国两次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日本政界及精英阶层的“慕华观”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便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③。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又兼远征，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高岛秋帆：《天保上书》，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第172—173页。横井小楠则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教风俗不如人，即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多革命，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亲和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松浦玲编：《日本的名著30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319—320页。
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1862—1867年，幕府四次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地广人多、历史悠久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太平军造反，清朝确已国势衰微、四面楚歌。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写道：“观上海形势，支那人悉为外国人所役使。英法之人步行街头，清人皆让道而避之。上海名属支那，实为英法属地。”在相关的访清游记中，可大量看到中国懒惰、懦弱、散漫、不卫生、政纪废弛的记述，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急剧降低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十二国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后，对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洋的落后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节团注意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在煤铁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取得巨大进步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29页。，就在于“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计，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第112—113页。。“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兴办教育是为“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崛起”；东方则“耻于研究一草一木”，“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不用心于此”。同上书，第82页。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感叹道:“欧美各国之政制、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盖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促使我国民速至同等开化之域”。春畝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上，东京：统正社，1944年，第638页。
由此看来，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确认了欧美的“强势地位”和“文明形象”，同时也确认了日本和中国的“弱势地位”和“愚昧品行”，从而在认识上不仅完成了自我否定，也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否定，其世界文明中心观由此实现了从中国向西方的转换，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也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把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谕吉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第89页。。“野蛮—半开—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阶梯，处于野蛮和半开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的独立，故福泽宣扬“西洋人是吾人之师，西洋国家是吾国之师”福泽谕吉：《时事小言》，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212页。，呼吁日本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文明论概略》作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冲击。
日本的文明中心观之西移，势必影响其对华观发生变化。从确立西方文明中心观到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的对华观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既包含在精神文明上的蔑视，痛骂中国“顽固保守”，又包含在物质文明上的畏惧，宣扬“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基于近代西方文明论，批判清朝是新文明的敌人、旧弊陋习的带菌保护人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东京：新纪元社，1947年，第11页。，指责中国是“顽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国”陆奥宗光：《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44—45页。，对于中国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风气等产生了强烈的蔑视感。
福泽谕吉可谓是嘲讽中国“顽固保守”的领军人物，1883年他写下《支那人民之前途多事堪忧》一文，提出“中国历史停滞论”，批判中国固守传统、食古不化。即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23—24页。：支那乃古圣人之国……二千余年之古法持续到二千余年之末世，年年岁岁，人变法不变……安于自家固有之文明，墨守古圣人之遗法不知改迁，锁闭于东洋之一小桃源，……何况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政治主义、社会组织，自有生民以来，未尝进行过一次局部性改革。亿兆生民将二千余年间之劳力，都消耗在几百遍周而复始之同一长途中。“中国历史停滞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日本基本上维系了这一观点，并以此为据鄙夷中国。福泽还批判中国“顽迷倨傲”，不愿学习西方。即：中国“自负国土广大，蔑视他国，且数千年来沉溺于阴阳五行之妄说，放弃了追求事物真理之根本原则”，故早在1792年就开始与英国正式交往，但“百年来既无研究西洋书籍者，又无试用西洋器物者。其改进之缓慢迟钝，着实令人震惊”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185页。。1882年9月，福泽还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今泉一瓢的漫画《北京梦枕》，讽刺清朝在列强不断侵略亚洲的形势下依然高枕酣睡、倨傲自大。
正是基于近代西方文明论和对中国“顽固保守”的认识，甲午战争前日本出现了“东洋盟主”论及“脱亚入欧”论。就连1880年代初期盛行的“兴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也普遍存在担当“东洋盟主”的意图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王美平《近代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涩泽研究会编：《涩泽研究》第21号，涩泽研究史料馆，2009年1月。。福泽谕吉也曾以抵抗西方侵略亚洲为口号，倡导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连带论”，宣扬“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28、30页。。但是，1885年日本通过甲申政变及中法战争看到其首要敌人不在西方而在中国，于是福泽大声疾呼“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240页。。“脱亚入欧”论出台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蔑视中国的风潮。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对华观并不是沿着“蔑视”的轨迹单线发展的，在其复杂的对华态度中还存在着畏惧的一面，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与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甲午战争前，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尚未被完全打破，西方人认为清朝是“沉睡的雄狮”，是东方文明的盟主（井尻秀宪：《现代美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与情感的界限》，东京：密涅瓦书房，1992年，第224—226页），而同属东亚文明的日本，其地位则始终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论》前编，东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年，第11页），甚至还有欧美人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属国（《主客问答二》，《政友》第3号）。。日本畏惧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一是中国在人口、国土等资源上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二是洋务运动后，中国在器械文明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188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民处于“一听到清国新造了一艘军舰，便像得了头痛病一样担心”的状态德富苏峰：《支那改革并非难事》，《国民之友》第4号，1887年5月。。《日本》杂志也将中国广大的国土、众多而勤劳的人民、璀璨而悠久的历史、新锐武器的进口、北洋舰队的兴建、庞大的陆地常备军以及中法战争中的不俗表现总结为甲午战争前世界有关中国的正面印象具体参见云五里《甲午战争前后的亚细亚（上）：甲午战争前的亚细亚》，《日本》，1895年6月15日。。就连向来嘲笑中国是“愚昧保守”之“老大帝国”的福泽谕吉也在1882年的《兵论》中谈到：“支那近来非常致力于制造新式兵器”，“陆海军不仅可与日本匹敌，而且海军是日本的近一倍”，夸赞中国物产丰富、国富民勤，害怕中国依靠丰厚的资本引进西方军械及其制造方法，“骤然之间于东洋出现一大强国”。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307页。即使是在发表“脱亚论”以后，福泽依然赞赏中国引进器械文明的效果，对中国“已经拥有东洋第一流之海军实力”流露了钦羡之情，评价世人通过中法战争“吃惊地看到清国并不弱，法国并不强，尊敬支那之念与以前相比增加了几倍”。福泽谕吉：《与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危险的凶事》，《时事新报》1887年1月7日，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1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
日本言论界的旗手德富苏峰也屡次倡导“中国威胁论”。1887年德富就把清朝看作一个具有潜能的竞争对手，称“铁道铺设之日，乃支那活动之日、支那帝国组织之日、内政整顿之日、防御外敌之日、商业昌盛之日、天下太平之日、文明富强之日”德富苏峰：《支那改革并非难事》，《国民之友》第4号，1887年5月。。1891年德富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强敌，宣扬中国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勤勉的国民气质和强劲的忍耐力、外交政略上的“狡猾”等，都使其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国家，将来在印度洋、太平洋、南洋的贸易竞争中必将成为日本的劲敌德富苏峰：《对外政策的方针》，《国民之友》第126号，1891年8月3日。。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德富和竹越与三郎都诬蔑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侵略史，中国人是“具有山贼般天性的侵略人”，宣扬“清国大为觉醒之时，乃最为危险之日”，竹越与三郎：《支那论》，《国民之友》第15卷第231号，东京：民友社，1894年8月，第32页。叫嚣在亚洲建设“大日本”是老天赐给日本的特权，而清朝是阻碍这一特权的敌人竹越与三郎：《支那论》1，《国民之友》第14卷第230号，第5页。其所指中国“威胁”的具体内容有：在南洋、霍沃茨克、美国的移民与贸易竞争当中，中国都是日本最大的障碍；在朝鲜与日本进行政治斗争的也是中国，即使是未来欧洲国家侵略日本，也需要与近旁的中国联合方可实现。。
可见，在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华观确实处于精神文明上的蔑视与物质文明上的畏惧并存的状态。然而，正如福泽谕吉提倡的文明开化应“先精神后物质”所显示的那样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10页。，日本精英阶层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蔑视是绝对的、主要的，而对中国物质文明的畏惧则是相对的、次要的。而且，日本舆论界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而是在其自身向朝鲜及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感到中国是其庞大的障碍，企图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与敌忾心，鼓动日本政府扩军备战，进而煽动日本举国发动战争福泽谕吉之所以在名为《兵论》的文章中宣扬中国之“进步”，就是旨在呼吁日本政府强化军备扩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315页）。。
上述复杂的对华观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1893年日本高层对于中日两国以军事实力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对比评估也发生了转变。日本近代军队的缔造者山县有朋在1893年10月的《军备意见书》中就根据相关情报确信清朝于1885年以后在军事上没有可观的投资和重大建树，军人吸食鸦片、精神颓废，即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18—219页。：察清国动向，1874年的台湾战役以来，数年间其兵制进步非常迅速，但1885、1886年以后稍稍陷入衰退状态，福岛安正曾作为北京公使馆武官常驻清国，此次又经过支那内地，目睹鸦片之毒害已深入军队，志气衰微，令人震惊。……夫兵之要在于精炼，精炼绝非二、三年就可练就。与中国在军事上的不思进取相反，日本却在1885年受到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艘巨舰组建“东洋一流”海军的刺激，上自天皇下至军部、政府、舆论界都致力于以中国为假想敌加强陆海军备，并在1893年取得显著成效。该年，日本政府大体完成了既定的扩军计划。根据战时编制，陆军拥有七个师团，兵力为12万以上，若加上十余万的后备兵力，则可调动23万人。在海军方面，海军以击沉清政府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为目标，建造了大型军舰，严岛、松岛、吉野三艘4000吨位的巡航舰于1893年均已竣工，桥立、秋津洲等巡航舰也于1894年竣工。至此，山县认为今后十年内，能成为日本敌人的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英、法、俄，在军事领域表现出了对华优越感伊藤之雄：《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朝鲜认识的形成与外交论》，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3月，第128页。。
可见，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日本高层已有很大把握战胜清朝，不仅在精神文明领域，而且在物质文明领域也滋生了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感。
诚如严绍璗所言，日本人的对华观是一种心理认知状态，它会上升为意识形态，并转化为一种行动激情严绍璗：《战后60年来日本的中国观》，《粤海风》，2006年第5期，第32页。。同时，在某一阶段存在的意识形态对日本认识中国的心理状态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代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入侵时，对待西方文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鸦片战争使日本认识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西移，随之日本抛弃了长久以来拜中国为师、吸收中华文明滋养的传统，而转向西方学习。日本认为亚洲要想摆脱西方的侵略、维护独立，就必须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习俗等领域进行文明化，亦即全面近代化。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则坚持“中体西用”的理念，保持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和道德文明，只采取西方的技术来强化军事实力。如此，中日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一种对立。清朝认为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的西化是“轻佻躁进”，嘲笑日本是“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一个小岛夷国”，而日本则侮蔑中国是一个“顽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国”陆奥宗光：《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44—45页。。这一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是“文野之战”论。甲午战争开战之际，日本知识界或为日本发动战争寻找理论根据，或为其正名，其核心的理论便是“文野之战”，即代表欧美现代文明的日本，与野蛮而不肯接受新文明的中国之间的战争。“脱亚论”者福泽渝吉公开宣扬“文野之战”论，诡辩甲午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本来日本人对于支那人绝对没有私怨，没有敌意”，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福泽渝吉：《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时事新报》1894年7月29日，《福泽渝吉全集》第14卷，第491页。
所谓“文野之战”的提法，企图以文明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据，这并不是福泽渝吉的专项发明，而是当时日本的普遍舆论。国粹主义、亚洲主义者陆羯南也将战争的责任推卸到中国不遵守《天津条约》上，认为战争是使清朝彻底承认朝鲜的独立，使之在维护亚洲的独立上与日本提携合作的唯一手段。他声称：“清国乃无信义之国。故欲使之履行盟约，就有日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监督之的必要。彼无权享受作为主权国所应给予的礼敬”，断定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陆羯南：《征蛮之王师》，1894年8月6日。西田长寿等编：《陆羯南全集》第4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年，第579页。
后来转为反战主义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关于内村鉴三的反战舆论可参见刘岳兵《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1期。也用英文发表题为《甲午战争之义》的文章，附会甲午战争是一场义战，认为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而清朝是代表旧文明的大国，二者的冲突难以避免《甲午战争之义》，《国民之友》第234号，1894年9月3日，铃木俊郎等编：《内村鉴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第30—37页。。甚至连“中国威胁论”者德富苏峰和竹越和三郎也叫嚣“欲宣传文明于东洋，势必先向清国宣传文明”。“文野之战”论不仅是日本知识界的主张，同时也是日本政界的有力武器。在甲午战争开战前，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就讲陆奥宗光：《蹇蹇录》，岩波书店，1977年，第44—45页。：……我国在维新以来兹有二十又七年，政府、国民皆积极致力于吸取西洋文明，进行百般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几乎一改古日本之面目，使当时为先进国的欧美各国都对我新日本之勃兴惊叹不已。然清国则依然墨守往古之旧习，面对内外之形势毫无改其旧习之状。一衣带水之两国，呈现出一国代表西欧文明，一国则固守东亚旧习之奇观。我国亦曾有汉儒之流称彼国为中华或大国，颇不顾屈辱本国，那是崇慕彼国的时代。而今我侮称其为玩迷愚昧之一大保守国，而彼则视我为轻佻躁进，嘲我为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岛夷国，二者感情水火不容，终将发生一大争端……其起因定在于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之冲突。1894年6月15日，伊藤博文内阁决定了对清开战方针。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舰船，挑起甲午战争。
总之，日本在打破“中国文明中心观”、建立“西方文明中心观”后，便企图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文明范式移植于东亚内部，建立一种“日本文明—中、韩野蛮”的对立图式，并借此侵略朝鲜和中国。“文野之战”论的宣传恰恰成为这种野心的体现。尽管甲午战争的爆发原因不在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在于日本扩张型的国家战略，但这种“文野之战”论的宣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表现形式，不仅煽动、激起了日本人民参加战争的热情，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提供了所谓“正义”的依据，同时还为缓和西欧、特别是英国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所持有的异议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它所树立的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构成了日本民众对华观逆转的重要语境，如同指南针一样引领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朝着蔑视的方向运转。二、日本对华观的全民性逆转
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形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使之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从“仰慕”到“蔑视”的全民性逆转。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战争，至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历经近九个月、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9月18日至11月22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11月23日至1895年3月29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有关阶段划分可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6页。
日本民众主要是通过报纸、参战亲朋寄来的信件获取关于战争的消息的。报纸、杂志作为19世纪下半叶人类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向日本国民传播甲午战争的消息并使之形成共有的对华观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各大报社为了进行战争报道，都纷纷派出了特派员到战场，并委托一些从军人员以及侨民收集战争情报。特派员若被军队正式采用为从军人员就成为从军记者。
在1874年的台湾出兵以及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日本报社也派出过从军记者，甲午战争中，日本从军记者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大。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从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即从出兵朝鲜到占领台湾，日本66家报社，派出114名从军记者，另有11名画工、4名摄像师从军。除了陆军从军记者之外，还有若干名海军从军记者。另外，在发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向朝鲜派出第九旅团，其中有32名从军记者。开战以后，日本组建第一军、第二军，从军记者则从属于军司令部或是团司令部，随着作战的变化而随往前线。在被允许派遣从军记者的66家报社中，绝大部分是东京的报社，有一部分是地方报社，但其人数被严格控制在1—2人之间，县厅所在地的报纸大多转载其他报社从军记者的报道。地方上的老百姓则通过警察署或邮局获取战争信息。
在甲午战争中派遣从军记者最多的是《朝日新闻》，其社史详细地记载了有关战争报道和从军记者的情况。次之是与陆军关系密切的国民协会派出的《中央新闻》，该报极其热衷于战争报道，由于表现出色而在东京一举扩大了发行量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发达史》，大阪每日新闻，1922年，第238—239页。。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和陆羯南的《日本》则紧随其后，也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从军记者。他们的报道，不仅包含大量的战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的风土人情。
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日本国民还因敬畏中国而紧张地迎来了战争。然而，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取得丰岛之战的胜利，击毁了中国增援朝鲜的部队，陆军相继占领了成欢、牙山。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将士出现了大量逃跑现象，为日本人所鄙夷。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绘了成合计11479193画工16写真师5资料来源：陆军省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统计》，第1106—1107页。欢、牙山之战中堪称精锐部队的李鸿章旗下“练军”之丑态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清将聂（士成——作者，下同）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9月15—16日，日本又在平壤之战中取胜，9月17日，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东京朝日新闻》报道号称“东洋首席”海军的北洋舰队大败给日本联合舰队，由此认定中国“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9月22日。。
军事胜利的不断传来，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观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外相陆奥宗光这样描述道陆奥宗光：《蹇蹇录》，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第126页。：平壤、黄海战胜以前，暗自担忧战局胜败的国民，现在对于将来的胜利已经没有一点怀疑了，反而只是关注我国旭日军旗何时插到北京城门的问题了。人们充满了雄心壮志、快乐狂欢、骄傲高慢，国民所到之处，都迷醉于欢声凯歌之中，对于将来的欲望日益膨胀。在1895年1月20日至2月上旬进行的威海卫之战中，北洋舰队鏖战多日，战败投降。日本各大报纸都将此作为头条新闻连日进行报道。《团团珍闻》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并发表写有“北洋舰体之柩”的作品向日本国民直观地宣传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日本眼中已无中国《眼中无清国》，《自由党党报》第79号。。日本的战胜，导致其民众的对华观发生巨变。藤村道生在《日本的亚洲观的变迁》一文中描写到：“日本国民不仅从紧张中解脱出来，而且产生了自负心理，并对中国转为极端的蔑视心态。”藤村道生：《日本的亚洲观的变迁》，上智大学史学会：《上智史学》第22卷，1977年11月，第29页。
除战况报道外，日本从军记者、士兵还使用“猪尾奴”、“土人”等侮蔑性的言辞，刻意地渲染中国的“不洁”问题，强化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蔑视。
甲午战争期间，各大报纸都以“从军记”的形式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国民新闻》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提高了发行量及报纸的身价，就与该报职员乘上千代田军舰，能够从10月起在《国民新闻》上连载《爱弟通信》栏目有密切关系。以《爱弟通信》为代表的从军记出现在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上。这些从军记，大多是用来煽动、鼓舞日本人的敌忾心理的，因而对中国多使用侮蔑性的言辞。在这种报道中，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于中日关系的印象都发生了最终的逆转酒井敏：《甲午战争与森欧外——以〈徂征日记〉为中心》，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下，1997年9月，第323页。。
从军记者水荫写下了《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投稿在1895年6月19日的《中央新闻》上。他发表的一系列从军作品都对中国使用了侮蔑性的言辞。例如：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ちゃんちゃん（对中国人的蔑称：笔者）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一个尚不懂事的小孩，就要中国人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之蔑视程度。而且，将战争与人头联系起来，是当时战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泉镜花的《凯旋祭》中也描写了挂“生首灯笼”，即人头灯笼（画出来的死人头）的情节中村雪后：《薄烟》附录，1997年9月。。还有人要求把中国死尸的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建成新耳塚耳塚，是指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将杀害的敌兵的鼻子、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埋葬在京都的方广寺。以作战争纪念，把中国战俘带到日本使之成为秽多，在市町村的一角充当工业苦役《八面锋》，《万朝报》，1894年9月19日。。还有人要求把中国人的“豚尾”，即头发割下来带回日本制成纪念品，或者出口卖给西洋妇女《应切取豚尾》，《鹿儿岛新闻》，1894年8月4日。。
甲午战争后，大多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记事等都极为详细地刻画中国的“不洁”问题。《少年世界》杂志登载了一位在甲午战争不久后曾在大连滞留一周的从军记者所写的中国报告松柏轩：《幕中杂志》5—2，1899年1月。，这位记者写到自己因为“身体脏如支那人了”而与福本日南一起去澡堂，但进了“支那人的澡堂”一看，竟然“充满臭气，无法滞留，夺门而出”。而他笔下的大连街道却因受到了日本的统治而分外的清洁整齐。他还感叹“支那是一个肮脏得令人吃惊的国家，街上竟然流淌着粪便”。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台湾。内藤湖南曾于日本占领台湾后，赴台湾担任《台湾日报》的主笔。他发表《纠正误解》一文，针对“人们都说支那人肮脏，在康庄的大道上到处拉屎放尿。房屋又矮又暗，臭秽冲鼻，温度则有一百二、三十度之高，非人可居”的传言，指出“到彼处一看，实际上瓦屋栉比，街道广阔，为内地小都会所不及”。内藤湖南：《须纠正误解》，《台湾日报》，1897年，《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第383页。
佐佐木雅在《编年体•近代文学120年史》中就甲午战争设立了“《战争文学》的猖獗”一节，其中讲到“明治二十七年后半期，文学界被图为了清一色的所谓《战争文学》”。这些战争文学以“征发”和“军夫”等与战争相关的题材为主题，所描述的民众对于甲午战争的印象流传至今酒井敏：《甲午战争与森欧外——以〈徂征日记〉为中心》，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下，1997年9月，第323页。。
从日本的从军记中可以看到大量日军抢掠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情节，诸如鸡、鸭、猪之类，是被抢掠的重点对象。日军将此称为“征发”，甚至连从军记者也加入了抢掠的队伍。日本军人所用的舍营也是中国百姓的民居，民家所有的食物和柴薪自然也成为了他们的猎物。日军及从军记者都没有考虑过中国老百姓的感受。
作为传达信息的手段，报纸对于日本民众对华观的逆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本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各大报纸的发行量都有飞跃性的增长，但现金收入不多的农村并无法定期购买报纸。出征士兵的中国体验，就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出征士兵邮寄给家人、亲戚、朋友的军事邮递，能给阅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甲午战争前，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大多停留在《论语》等中国典籍所刻画的理想化状态，甲午战争使日本士兵第一次大规模地亲身体验到了真实的中国。对于大多数出征士兵而言，朝鲜和中国都是首次看到的异国。因此，他们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记述下来，邮寄给自己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然而，他们却与大部分从军记者一样，关注的是“不洁”的、“不文明”的中国，他们看到的也是充满了泥垢的澡堂、街上垂流的粪便、沾满污垢的小孩指甲等，这些“不洁”的问题成为日本民众笑话中国“野蛮”的话柄。例如，骑兵西村松二郎在3月25日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中介绍了牛庄的情况，称《致冈部亮吉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西村松次郎书函》，冈部家所藏，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1997年9月，第392页。下同。：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不得不强调的是，对于中国“不洁”问题的刻意宣传和放大，只是一种将对象进行野蛮化、后进化的惯用手段而已日中关系史研究会主办：《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史——协调与对立的时代1840—1931年论文集》，2007年11月3、4日。。
当然，日本士兵也看到了中国与朝鲜相比具有富裕的一面。片冈二等军曹在9月13日登陆任川之后，将朝鲜印象写信寄给了父亲作左卫门，“朝鲜的房子在我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其荒蛮”，“就如我国的小猪屋似的”，“屋子之间流着下水，甚至流着尿、粪，其臭无比，让人难以接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气纷纷，特别是他们将扫除的垃圾丢到道路中间，即便是闹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马房”。《致片冈作左卫门九月十七日片冈力藏书函》，片冈晴生所藏，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1997年9月，第391—392页。朝鲜在日本士兵看来，除了肮脏之外，就是贫穷。滨野广洪兵少尉属于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来自石川县羽咋郡中甘田村，他在给哥哥太三郎的信中写道：元山“虽然大约有四万户人家，但房屋都与小猪窝一样”，“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面上铺上席子，其肮脏程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致滨野大五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滨野广洪书函》，滨野家所藏，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第392—393页。。近藤也对从元山向平壤进军路上的村庄进行了如下描述：“有很多死牛死马，臭气熏天，再加上民户也是极其的肮脏，难以宿营”，于是他们决定野营。由于有大量的日本士兵在朝鲜得了传染病，因此他们到中国以后就开始对比朝鲜和中国。在日本士兵看来，中国的房屋与朝鲜明显不同。二等军曹片冈在进入东北后，吃惊地看到“支那的民居高大，且都用石瓦砌成”。还有的士兵注意到《致滨野大五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滨野广洪书函》，滨野家所藏。：支那与朝鲜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支那房屋宏伟，物资丰富……房屋或是练瓦或是土壁制造，一般都很高大。而且不管是农家还是街市，都以石垣相围。还有很多宅院安装着严肃的大门，即便是田舍之流也让人以为是王侯之宅。进入其内，大概有千叠之大，大得都难以计量，家里过半是土地，是放置家财的地方……所到的人家一般都储藏有大量谷物（其中最多的是玉米，大米最少），大酱、酱油、烧酒、砂糖、牛、猪、鸭、鸡等一切都没有感到不便的，这与朝鲜人民的赤贫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仅有鸭绿江一水相隔的中国和朝鲜，现实生活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他们将朝鲜的贫穷归罪于清朝的“榨取”，由此而为其参加战争正名。同时，他们还惊叹“满洲”人烟稀少、土地无垠，表露了对中国东北这块富饶而又尚未开垦的土地的垂涎《致滨野大五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滨野广洪书函》，滨野家所藏。。
这些士兵亲身经历的中国见闻，通过军事邮递传给了家人和亲朋好友，进而又传到了乡邻之间，通过阅读这些战争体验以及中国见闻，人们便如同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了战争，并建立起自己的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的，带着严重的歧视态度。
总之，在上述报道和传闻面前，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印象都发生了逆转，建立了蔑视型对华观，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牵制者，而只能成为随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澜者，成为近代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对华观是极其复杂的，此处所描述的是日本对华观变化的主流方向。当然，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保留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憧憬与尊敬。例如，在甲午战争之际，森欧外虽然也亲临战场，但在他的书信以及诗文著作中，几乎很少出现有关战争情况的报道，以及对中国人诬蔑性的语言，反而留下了在中国寻找古典、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笔谈和交换诗词歌赋等情节，关于中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尊重的态度。可见，当时部分具有深厚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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