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勇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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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经：中国十大商帮的经商智慧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经商就是做生意。什么是生意？生意是为社会大众贡献服务的，因此，利润是生意人应得到的合理报酬。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利希霍芬说过：“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
对于犹太人来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赚钱是最重要的事。然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拜金主义者在犹太商人中却很少，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合法地赚大钱，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君子们”知识面广，反应敏捷，判断准确。只要有钱可赚，他们不会放过一切机会。
对于中国人来说，会做生意是中国人的天性，也是中国人的自豪，中国人骨子里经商的天分和基因从殷商时代就开始被激发了出来。
在很多人的眼里，做生意就是小本经营，其实做企业、做事业等也都是经营生意，只是经营的成本和方式不同而已。
想要做好生意并不是容易的事。生意场上如战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需要像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一样，灵活自如，取舍有度地运筹自己的财富，积累自己的财富，而这一切都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
每个生意人的成功都是多年努力的积累，不论什么行业，想攀上顶峰，通常都需要漫长时间的奋斗和精心的计划。那些被人以为是一夜成名的人，其实在获得名气之前，早已默默无闻地奋斗了很长的时间。
成功依靠实力，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所谓“实力”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是金钱，是关系，是学历。人们看待成功人士，往往只看表面，强调别人一时的运气和干事业的客观条件，却忽略了人家赖以成就大事的内因，忽略了成功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多年的辛苦修炼。
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像这些人一样来经营自己的生意、经营自己的财富呢？《生意经》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收获做生意的智慧和方法。全书选取了以温商、晋商、徽商、京商、鲁商、沪商、川商、闽商、粤商、台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从不同的经商角度，阐述了那些商界奇才的经商之道。相信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都能经营好自己的生意。目标目录第一章温商——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1在中国商界，温州商人是走在市场前列的先锋群体。他们克勤克俭、不畏艰苦、披荆斩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不断延伸自己的商业触角，被誉为“东方犹太人”。温州人是最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温州商人的务实精神、独特思维、与众不同的金钱观念以及超人的胆量，让其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第一章 温商——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
在中国商界，温州商人是走在市场前列的先锋群体。他们克勤克俭、不畏艰苦、披荆斩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拓进取，不断延伸自己的商业触角，被誉为“东方犹太人”。温州人是最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温州商人的务实精神、独特思维、与众不同的金钱观念以及超人的胆量，让其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把赚钱当作是一种习惯
赚钱应该是一种习惯，这并不需要你去做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需要把一些小生意坚定不移、乐此不疲地做下去，形成一种好习惯，成功就离你不远了。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温州人天生就有老板情结。“有钱做老板，没钱也要做老板；赚钱了是老板，不赚钱也是老板。”这些几乎是温州人的口头禅。做老板，其实就是做自己的主人，把赚钱当作是一种习惯。
犹太金融家摩根有着自己独特的赚钱观念，即决不让赚钱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新鲜刺激的游戏。在他看来，只有以这样的游戏心态去赚取金钱，才是良好的赚钱心态。温州人也有着类似的强烈的赚钱欲望和创业意识。温州商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把深藏在心底的强烈的创业致富的欲望充分释放出来，并成功地运用在市场经济当中。
想当初，温州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她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赚钱机会——收兔毛。但当时老太太识字不多，普通话更是不标准，怎么办？于是她请人帮忙写了两张纸条，分别放在左右两个口袋里。一张是：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是：我收购兔毛，每斤XX钱。就凭这两张小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赚了十几万元钱。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赚钱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在做生意之前，没有真正地感觉到“钱”的魔力，但随着一次次地碰壁，一次次地以钱开路、畅通无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钱的作用，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因此，总体来说，做生意的人比其他人群更看重钱的作用。
温州人哪里有钱赚便往哪里闯，他们要做更好、更大的生意。在温州有这样一个家族，当他们得知新疆的石油生意好做时，整个家族经过商量后决定抓住这一商机。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连出了嫁的女儿也来入伙。最后年仅19岁的小女儿主动请缨并得到准许，她怀揣巨款，万里独行奔赴新疆。整个家族也为年轻的女儿担心，但在他们看来，性别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安全问题也并不因性别而有所差异。在经济方面，男人和女人所承担的责任也没有硬性的区别。一切都看实际需要，人人都可以选择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温州人在生意场上并不存在性别的问题，只存在商人和非商人的商智问题。
边陲之地的新疆发现了油矿，温州人会跑来瞧瞧，千里之外的上海有酒店要转让，温州人更会疾马而至去瞅瞅。促使他们去的原因很简单：“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呢。”
对于温州人来说，当赚钱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才是真正轻松的时候。
当然，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这种习惯一定要有个“度”。我们不要一门心思全部放在赚钱上，总把心思放在赚钱上，就容易误入歧途，就会为贪小利而损大局，这条赚钱的路最终是短命的。我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在提高自己的素养的同时来赚钱，这样的路才会走得长远。
试想，当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如赚钱更重要时，我们就会在急匆匆趋利的途中，不顾社会利益而闯红灯，造成交通堵塞；我们就会在路上捡到无主的财物而归己所有。再延伸下去，我们就可能向不懂玉的人卖假货，我们就可能背着顾客玩价格游戏，而把顾客像小孩一样地蒙骗。这样下去，可能我们会得利一时，但最终会自讨苦吃，损失长远的利益。
因此，我们强调：在生意场中，当你已习惯于一种操作，当你在某个领域已经达到一种境界，当你已经战胜人性时，胜利对于你来说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生意经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小生意也能成就大事业
温州最初资源贫乏，生存环境恶劣，温州人深刻地感受到贫穷的切肤之痛，这使他们产生了赚钱的勇气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是贫穷逼出来的。
温商群体创业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像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千百年来，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一直是温州人的梦想。
很多穷困的温州人最初创业是从“五把刀子”开始的，即菜刀、剪刀、皮刀、剃刀和螺丝刀。他们用这“五把刀子”做别人不愿干或很少干的零活，或卖一些别人不愿卖的小商品，实现了创业资金的原始积累。
也许你不会相信，温州人通过补鞋也能“掘到黄金”。在太原解放大厦前，以前有一位补鞋的温州人，靠着七年艰苦的补鞋生涯，他赚了40多万。这个在当时令人吃惊的数字使这名补鞋匠成为有着骄人创业佳绩的温州商人。
在温州本土，依靠不起眼的匠人生活赚得原始资本，而后成为著名企业家的人可谓不计其数：鞋王“奥康”总裁王振滔最初是靠做木匠起家的；“正泰”总裁南存辉从小便是补鞋匠；“德力西”总裁胡成中早年曾是裁缝；中良西服集团总裁季中良早年曾在温州街头捡废品、卖水仙……
一个人如果本身并没有雄厚的资本，还梦想成为大老板，一心想做大生意，那还真不如就从小生意做起。小公司、小商业、小产品，经营灵活，应变力强，只要经营者能够从繁杂的消费行为中抓住消费苗头，发明、生产、销售一些新颖别致、一物多用、便利的小产品，去适应并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便可拓宽自己的生意领域。
有些人认为，做买卖就要做大买卖，小生意没什么赚头；但在温州人眼里，只要市场需要，小商品同样能做成大生意。小生意尽管赚得少，但是投资少，风险小，薄利多销，积少成多，就能够赚到大钱。
平时我们用的打火机的利润只有5厘、1分，一般的商人不愿意经营。但是，温州商人却又有自己的想法。2004年，一家叫茂盛的小工厂的打火机出口量达9000万支，利润为90万元！茂盛厂依靠便宜的地租、劳动力密集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压缩成本，狠抓质量，创造的财富却是巨大的。打火机之王周大虎，十多年前还是一个辞职下海的邮局小职员，后来用一个小小的“虎”牌打火机垒起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固定资产达到5000万元，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双童吸管公司，每根吸管的利润只赚8毫钱。但是，公司并没有认为这8毫利润是小数目。相反，这8毫利润的生意却做到了全世界，双童吸管成为全球最大的供货商。每天都有约8吨重的双童吸管被运往世界各地，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是每个月40万元。
这就是温州商人的精明之处，因为薄利，他们获得了信誉，因为信誉，他们获得了市场，从而提高了销量，总收益当然也就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模化的批发一旦形成一种模式，做生意就相当方便，只要提货结账，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麻烦。
日本电器大王松下幸之助说：“我就是从小做生意勤勤恳恳，才奠定下现在的基础的。我常对员工们说：想从事发明必须先从身边的小发明入手，想做大事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只有扎扎实实地从小事情做起，才能希望有朝一日干大事业，这样从事的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如果凭投机而暴富，那么来得快，去得也快。
生意经
想从事发明必须先从身边的小发明入手，想做大事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想赚钱得吃苦，想赚大钱得吃大苦
有这样一句话：“人们应当为所经受的苦难而自豪，任何苦难都能成为成功者幸福的回忆。”温州商人就是那种穷时能吃苦，富了也能吃苦，打工能吃苦，当老板也能吃苦的人。他们把苦难和失败看作人生的导师，在面对挫折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容面对，他们甚至渴望苦难，因为在他们看来，苦难的背后就是财富的源泉。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从经济学角度将温州人的艰苦创业归结为“四千”精神，就是“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就能挣别人挣不了的钱”，“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发财”，这不仅是温州人赚钱的经营总结，更是他们赚钱的行动指南。
许多不愿意吃苦的人都认为温州商人的行为“很傻”，甚至有点看不起温州商人。但是，多年以后，这些睡地板的温州商人都成功了，小企业成了大公司，小资本成了大财富。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话的含义。
陈先生是一位肯吃苦的温州商人，他闯荡法国时，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早晨天没亮就开始做工，晚上上完法语课之后继续做工，他居然有五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威力打火机的老板徐勇当年为筹集创业资金，将东北的铝锭“倒运”到温州卖。当时他没钱雇人，只好自己搬运铝锭上火车，结果被脱手的铝锭砸伤脚；随车“押运”，他几天几夜都没敢合眼……这些问题在他的眼里都不是问题。
温州人的金钱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每一次吃苦和冒险以及为此准备的承受底限，都有金钱收益的详细核算作为动力和依据。
温州商人李汝龙曾经拥有一家初具规模的企业和400多平方米的豪华住所，是许多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后来，国外自由的贸易氛围、先进的经营理念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他怀揣两万美元远赴法国创业，可等待他的生活却没有想像中那样好。语言不通、身份不合法，让他在法国吃尽了苦头，后来他辗转到西班牙去发展。刚一入境就被人骗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他非常悲愤，准备回国，可是又一想，什么都没做成，怎么能回去呢？
后来，李汝龙把那些西班牙人不要的“碎皮”材料拿来制成腰包，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碎皮”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不久他就有了自己的屋檐，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可就在他拿出回国的路费决定倾尽全力把生意做大的时候，又遭到了一伙歹徒的抢劫，他的全部家当被抢光。这一次他更加狼狈，但他还是挺了下来，作为一个男人，就必须有承受力，有耐力，无论身上的压力有多大，都必须走出来，生活仍然还要继续。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信念，支撑着李汝龙走到了最后。
天道酬勤，李汝龙终于找到机会。有一次，他看准机会进了一种款式不错的皮包，并在香港找到了一个生产基地，他开始大规模发展了。这一次李汝龙完成了上千万元的积累。“每个人都有机遇，关键是你有没有魄力去抓住它。”这是他的成功感言。
成功并不是一时的，它靠的是勇于吃苦的精神、孜孜不断的追求和一种必胜的信念。想赚钱就得吃苦，想赚大钱就得吃大苦，这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相信在经过无数的风雨之后，一个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一定会见到美丽的彩虹。
生意经
想赚钱就得吃苦，想赚大钱就得吃大苦，这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
花钱如炒菜放盐，应该恰到好处
很多有钱人总会给人一种奢华的印象，温州商人也不落人后。但温州商人却是世界上最会算计的商人。在金钱的使用上，他们看准一个项目之后，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量的钞票“砸”下去，温州人投资买房的举措可称得上是独一无二。另外，温商十分热衷慈善事业，几百万、几千万的捐助他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温商为了上一堂课，乘坐商务专机，飞行于千里之外。在外人眼里看来是非常奢侈的事，他却认为这是应该做的。美特斯·邦威集团创始人周成建就是这样的空中飞人。初中毕业的他，现在已经拿到了硕士文凭。他说，他从长江商学院的同学，如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和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身上能学到不少东西。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的学习能力。
2005年3月初，宁波温州商会从“学习改变命运”这一主题着手，采取聘请金融专家、大学教授来商会讲座、会员们自由发言等形式，组织当地温商举办“文化沙龙”。有的温商为了参加学习，取消了出差计划；有的温商为了参加学习，放弃了几百万元的订单。知识是最可靠的财富，正如《塔木德》中所说：“宁可失去所有的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
另一方面，温州商人的吝啬也是他们的共性。他们主张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经营成本，他们锱铢必较，住最廉价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菜。重庆小林寝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良快认为：经商之道在于坚持。他的吝啬之道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节省。他曾经连续几年吃住在厂里，住房就是仓库，纸箱就是床。为了节省几毛钱，他曾经连续两个月喝冷水，啃馒头。创业之初，为了节约成本，他既当推销员，又做搬运工。很多次送货，由于路弯坡陡，三轮车没有用武之地，林良快又舍不得雇车，就干脆挑着扁担，走上几百里地。
对于温州人来说，花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费，更不能看成是挥霍，它同时也包含着投资的意思。可以说，从如何花掉手中的一元钱，都能看出一个人对金钱的认知态度，反映出这个人钱商的—个侧面。
有的人挣了不少钱，但认真计算一下自己的财产，除了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之外，根本没留下什么钱财。就像“猴子掰苞米”那样，掰一根，丢一根，到最后只剩一个，这就是不会花钱。原因在于，乱花钱，所花的钱没有去购买资产，而是购买了负债。
我们追求的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以现代意义来理解就是，如何实现金钱的价值最大化。但中国传统的消费习惯却与之背道而驰。在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很多国人习惯于贫困的生活，一向主张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另一方面又爱面子，讲排场，出手时很大方慷慨，但终其一生也没有积累下什么资产。
有这样一个事例：在成都，有一家由温州人开设的专门批发皮货的商店，他有一批固定的客户。开始时，这个店铺的规模非常小。有一个成都的老板，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来进几千元的皮货。一年过去以后，这个温州人的店面扩大了，那个成都老板也换上了摩托车，但他还是进几千元的货。又过了两年，温州人的店铺扩大为皮货批发商场。此时，成都老板开了小汽车来进货，但进货量仍然没有增加。又过了两年，成都老板因为竞争激烈，破产了。而温州老板则成了装备有意大利最先进生产线的鞋厂厂长。有一次，两人聊天，温州老板问：“这些年你赚的钱都哪里去了?”成都老板回答：“你没见我换了摩托，又换了汽车吗？前段时间，还换了套新房，花了40多万。”温州老板笑笑：“我把你买车的钱用在了购买设备上、买房的钱用在了扩大生产上。”
温州商人就是这样，总能把钱花得恰到好处。比尔·盖茨在生活中也曾遵循这样一句话：“花钱如炒菜一样，要恰到好处。盐少了菜就会淡而无味，盐多了，苦咸难咽。”温商花钱的豪爽和节钱的吝啬，矛盾的两方合理的存在着，并一起铺就了温商的成功之路。
生意经
花钱如炒菜一样，要恰到好处。盐少了菜就会淡而无味，盐多了，苦咸难咽。
只顾眼前利益，就会失去长久利益
只顾眼前利益，一定会失去长久利益，这是温州人的经商哲学。
义与利的结合，是温州人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所决定的。中国神力集团的董事长郑胜涛说：“义利兼顾，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无论是企业做大和做小，都要讲良心。企业和个人是互动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我相信因果关系。”这一朴素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中被温州人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当今的温州，许多商人都有一种共识：诚信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它不是严格制度规范下的一种简单的观念。虽然建立监督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保证“诚信”的执行也有作用，但是更根本的还是要靠个人的修养。这种认识使许多温商都自觉地将“诚信”二字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
子承父业的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余进华，在亲眼目睹了温州鞋业的发展过程之后，对诚信有着更深的理解，他深知商业精神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地记得，温州市场上曾出现了大量“晨昏鞋”、“一日鞋”，质量稍好的被称为“星期鞋”。这是温州人对鞋业一哄而起的恶果。在当时，这些都成了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得温州皮鞋臭名远扬。
余进华认为，大多数温州老板正是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这句话的真谛。1995年，在温州鞋因为假冒伪劣而遭国人喊打的风口浪尖上，余进华进军中央电视台开始做广告，并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
29岁的余进华从父亲余阿寿手里接过了公司掌门人的重担后，更侧重于父亲的“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经营理念。在余进华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是父辈留给吉尔达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正是这种商业精神，使自己的企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得以迅速发展。
余进华说，如果说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根本保证，那么产品信用的管理则会使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值得到更大的提高。现在温州的银行给吉尔达的资信评级很高，用余进华自己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用信用就可以了。”
义与利必须兼顾，只重义不重利的生意人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只重利而不重义的生意人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生意人。
有人曾说，温州重新获得市场的尊严，是靠代价换来的，是商业精神的唤醒。温州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温州，其力量来自温州人的商业精神。
有“石材市场大王”美誉的杭州鹏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飞鹏有着这样的经历：初创业时程飞鹏曾向民间高息借了4万元，期限定为一年。后来这位债权人听信流言，误以为程飞鹏在杭州出了问题，担心钱被骗走，借故急用，急着打电话要求他必须在三天内送还。当时程飞鹏很是不解，说好一年的期限，这还不到一个月就要归还？但又一想，人家肯定有人家的难言之隐，连忙把几个账户盘了一下，现金只有2万元，于是又连夜在别人那里借了2万，马不停蹄从杭州送到泰顺。凌晨时分，当他敲开了债权人的门时，对方愣住了。对方根本没有想到昨天的一个电话，今天自己的钱就送还回来了。心里想：程飞鹏这人真够讲信用的。最后他二话没有又将4万元放心地交给了程飞鹏。
在十几年的生意场上打拼，程飞鹏经手的货物无数，结下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也无数，在他们中间，程飞鹏的名字就是一张“信用支票”。他只需一个电话，无论多少货，对方都会送货上门。而一些杭州做石材的老店当初基础比他好，门面比他大，业务渠道比他多，经济实力也比他强，如今却大都败下阵来，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讲信用、欺骗对方。当时外地厂家进杭州多是找这些老客户做，不会与程飞鹏合作，如今却都主动找上门来。对此，程飞鹏认为，做事业，先要做人；承诺人家的决不要食言，否则要马失前蹄。
财富品质的核心是诚信，诚信立业，诚信致富。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这样说过：“对于个人来说何为诚信呢？要在守基本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开展工作；不能做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不能说谎，更不能有任何犯法行为；对客户要守信，对合作伙伴要有较大的透明度，对自己的承诺要负责，对同事要有团队精神。”
大凡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都需要经受诚信的考验。诚信是一个商人的品格基石，如果失去了诚信，在商场上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如果有了诚信，他的生意会越做越大，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义与利最完美的结合模式。
生意经
义利兼顾，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无论是企业做大和做小，都要讲良心。
善于创造商机才是强者
弱者失去机会，愚者等待机会，智者善抓机会，强者创造机会。对于商人来说，创造商机更加重要。温州商人就有随时准备创造商机的商业习惯，也有能够创造出良好商机的本事。
如果你只是一个卖豆子的小商贩，豆子卖得好，直接赚钱当然最好，但如果豆子卖得不好又该怎么办呢？
一般人也许会降价销售，但温州人却想出很多好点子：首先，可以考虑将豆子沤成豆瓣卖；假如豆瓣卖不动，那就将豆瓣腌成豆豉；如果豆豉也卖不动，就将豆豉加水发酵，制作成酱油，从而改卖酱油。其次，可以将豆子磨成豆腐，卖豆腐，如果豆腐做硬了，改卖豆腐干；如果豆腐做稀了，改卖豆腐花；如果豆腐花太稀了，就改卖豆浆。豆腐如果卖不动，可以放上各种调料，放上几天，变成臭豆腐卖；如果还卖不动，让它长毛彻底腐烂后，改卖豆腐乳。另外，还可以让豆子发芽成豆芽，改卖豆芽；如果豆芽还滞销，让它再长大点，改卖豆苗；如果豆苗还是卖不动，干脆再让它长大些，当作盆景卖。而且，为了卖得好，还会给它取一个优雅的名字：豆蔻年华。
简单的豆子，居然可以策划出这么多销售方式，这说明只要观念常新，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采取别出心裁的商业谋略，凭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就能够创造出商机。
有一次，温州青年小陈陪女朋友逛商场，可是商场里几乎见不到一个男人，门口倒是有几个男人站在那里闲聊，说的全是关于陪女朋友或是陪老婆逛商场的烦恼。其中有个男人感慨：“要是有个老公寄存处就好了。”小陈听后，灵机一动：“哎，这个主意不错。”
后来小陈经过认真地调查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条生财之道。于是他在商场附近开了个“男士休闲吧”。为了吸引男士，他使用了很多免费的招数，还准备了桌椅、茶水饮料、电脑上网、各种杂志等等。免费开放后，“男士休闲吧”里几乎座无虚席，虽然免费开放，但来的人多，出售的茶水饮料收入大大增加，盈亏相抵，收支平衡。
随着男士休闲吧的影响越来越大，小陈的服务也越来越完善，推出的相关服务越来越多，不但是陪老婆购物的男士喜欢来这里歇脚，而且很多外地来的客商也把这里作为约会朋友洽谈生意的好地方。小商铺设有会客室，他们也会把这里作为临时会客室。有时有一些孤单的男士也喜欢来这里转一转，因为这里有各种报刊，可以上网、听音乐……
经过几年的发展，小陈的生意越做越大，而且在很多商场附近开起了男士休闲吧的连锁店。
商场就是战场，竞争就是战争。在这个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智谋克服困难，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商机。
当然，要创造商机，要获得创业成功，除了创业者的强力领导外，通常还需要建立起一支才能互补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要具有合作精神，并且对商机要有敏锐的嗅觉，当别人看到的是一片矛盾、混乱和疑惑时，他们要敏锐地发现其中隐藏的商机。
创业还需要有发现和控制资源的技巧和智谋，这也是捕捉商机所不可缺少的。这可以确保创业企业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不会发生资金短缺。这些是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成功的温州创业者，既具备一个优秀的团队，也具有所需的资金支持，这样才捕捉到了别人还没觉察到的商机。
生意经
弱者失去机会，愚者等待机会，智者善抓机会，强者创造机会。
善于忍耐方能成就大业，意气用事只会错失良机
我们平时为人处世需要忍耐，因为人不是万能的，总有好多事情自己没能力解决而又无可奈何。暂时的忍辱负重，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懂得忍耐的人往往能成就事业，意气用事只会错失良机。想当年，楚霸王项羽之所以没有成就事业，主要是因为他不懂得忍耐。与楚霸王相反的就是后来打败他的韩信。这个曾蒙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实在是一个懂得忍耐的高手，他深知“包羞忍耻是男儿”的道理，何必急急忙忙以一种愚蠢的对抗方式来证明自己并不是软弱可欺呢？
在这个世界上，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情绪偏激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不能够忍耐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因一时的情绪冲动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世界上的—切不幸和灾难，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感情用事，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生意人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要想赚钱，就必须学会忍耐。古人所说“和气生财”，就是指通过忍耐来达到和气的目的。温州人能赚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忍耐。为了能赚钱，他们忍受种种痛苦：浪迹天涯、抛妻别子的思乡之苦，脏活累活苦活全干的身体之苦，屡遭白眼与冷嘲热讽的心灵之苦等等。
温州有一位富翁向别人谈起他的经验之谈是：赚钱就要能以忍耐为重，即使身处逆境，例如当生意失败、公司破产，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甚至想要自杀的时候，也必须忍耐，不可放弃斗志。要把痛苦当作经验而忍耐下来，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数年前，温州人黄志坚还是温州市物价局一名很有作为的年轻干部，后来他毅然舍弃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职务。因为他无法忍受安稳得让人感到沉闷的生活，他更不愿意在自己20岁的时候就看到自己50岁的人生。
经过认真考虑，一心想做贸易的黄志坚来到了西班牙。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创业之旅始于异国他乡的中餐馆厨房，在浸泡着成堆碗筷的水池和烟熏火燎的炉台间讨生活。对于心高气傲的黄志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煎熬。他每天如上足了发条似的奔波于餐馆、语言学校、住处之间，在无奈中忍耐着，借以寻找人生之中的新转机。
借钱开出一间经营圣诞礼品的小店后，黄志坚的境遇并无多少改变。他至今难以忘记拉着推车进货，众目睽睽之下遭公共汽车拒载时的尴尬。那些日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早晚餐免了，午餐用几块饼干打发了，晚上在家卷礼品纸直到深夜……
黄志坚说：“最大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要学会寄人篱下，学会服从别人，这不容易。”同时，那段生活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甚至影响了他的性格。正是从那时候起，他学会包容，学会体谅，学会忍耐，学会坚持……如今功成名就的黄志坚把那段经历称为他人生的一笔难得的财富。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想要生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就要学会忍耐。立身处世，以忍为上；与人为善，能忍则安。如果你想要赚钱，先要掂量掂量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忍耐力”？因为商人要比一般人承受更多的困难、挫折，甚至是痛苦和孤独。
生意经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生意人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要想赚钱，就必须学会忍耐。
多一分冒险，多一分成就
有人说过，淘金者要有梦想，发财者必须要有胆量，否则，最好的机会到来，也不敢去尝试，只有失败的顾虑，就会失去成功的机会。温州商人身上恰好具备这种冒险精神。
俗话说，“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这种观念使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他们胆大包“天”、胆大包“海”、胆大包“地”，由此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他们认为：头道汤的味道最好，先人一步的生意最赚钱。无数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多一分耕耘，就多一分收获；多一分冒险，就多一分成就。
温州商人王均瑶便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当年，王均瑶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经商的小商人。有一年，王均瑶赶回家过年，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就与几位同乡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回温州。在车上，他无意中说了一句，“汽车太慢了”，同行的一位老乡便挖苦道：“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没想一句话却触动了他的灵感：“对啊，为什么不包飞机呢？”
王均瑶决定试一试。在跑了无数个部门、盖了无数个图章后，他承包的温州至长沙的航线终于开通了。就这样，当时年仅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成为中国私人包机第一人，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王均瑶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并没有沉溺于享受，他把这一桶金投在了奶业。1994年，他成立了均瑶乳品公司。均瑶乳品作为均瑶集团核心产业，以其知名商标“均瑶牛奶”饮誉大江南北。1998年，他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想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到了2001年，王均瑶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的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的经营权。因为，王均瑶明确了发展的主业——航空和乳业。
不仅是王均瑶，很多温州人创业发展的历程和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想、敢闯、敢冒险。温州老板没有不敢投资的行业，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
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拉萨，给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高原反应。刚到高原，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的头痛，就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雪域高原，进藏做生意的人一半都是温州人。据统计，目前在拉萨经商的温州人有7000名左右，估计总投资2亿多元，兴办企业、经营商铺150多家，年营业收入4亿多元。
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郑月球便是最早到拉萨的温州人。1980年，年仅20岁的郑月球离开家乡乐清，经过20多天的路途来到了拉萨，但是这里的高原反应让他好几天起不了床。这点挫折并没有难倒他。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后，郑月球就开始找活干。郑月球由木匠做起，后来他发现当地的农牧民点的都是酥油灯和蜡烛，根本用不上电。这里施工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商机，于是开始了他的艰难创业。2000年，他成立了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门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看准商机都纷纷涌入拉萨。一时间，拉萨随处可以看见温州人的身影。
虽然做着同样的生意，但是在雪域高原，要比其他地方艰难很多。他们需要忍受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还要经常翻山越岭。这里不仅荒凉，而且许多地方的山路还十分惊险。对此，很多温州商人都深有感触：“很多次，我们就是和鬼门关擦肩而过。尤其到了冬天，漫山遍野都是雪，车子在冰雪上滑行，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时，身边就是悬崖峭壁，透过车窗，甚至还可以看见山下许多事故车子的残骸。”但是，再恶劣的环境也没有使温州人有丝毫退缩。正是凭借这种敢闯敢拼的精神，温州人终于在世界屋脊站稳脚跟，这里的低压电器行业几乎全被温州人垄断了。
温州商人的成功经验证实了一句话：唯有胆大冒险者生存。正是靠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温州人打造了康奈、奥康、报喜鸟、红蜻蜓等大批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形成了低压电器、不锈钢、皮鞋等20多个“国字号”产销基地，使温州的发展占尽了先机，积蓄了后劲。
生意经
多一分耕耘，就多一分收获；多一分冒险，就多一分成就。
用事实说话，用效果说话
温州商人非常注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们总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效果说话。”
温州商人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他们几乎什么生意都做，如修理鞋子，买卖纽扣、打火机等，什么生意都敢尝试。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以前的温州人却不爱炒股，对于这一点上海人很是不明白。《解放日报》曾把“温州股票不热”当新闻。
一向以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著称的温州人，超前意识强，勤劳而不甘落后，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可为什么惟独对股市避而远之呢？尤其是那些“大款”，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而且也少有企业愿意争取上市。难道温州人不想从股票中获得利益吗？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温州商人觉得股票是一种过于投机的投资行为，不如做一些小生意来得稳当。因为，做一些稳当的小生意，踏踏实实地，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而在股市中能否成功则往往不受自己的控制。用他们的话说：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看不清这潭水究竟有多深。
务实的作风甚至使温州人对虚拟的股票证券市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淡漠。这就是温州商人奉行的不熟不做、不实不做的原则：要发展事业，就要先从熟悉的领域做起，不要轻易地改弦易辙，更不要随随便便就去追赶所谓的“热门”。
做水泵生意的温州人林凯文在15年之间完成了一个由白手起家到拥有数亿资产的发迹神话，其成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老老实实为人、认认真真行事、脚踏实地做生意。林凯文说：“水泵行业是一个踏实的行业。如果浮华虚夸蒙蔽了你的眼睛，你就再也不能专注于你的产品。而对于水泵行业来说，这一点尤其是致命的。”
1993年，林凯文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000万元的销售额，在永嘉成为头号水泵企业。但到了1994年公司却出现了明显衰退的迹象，此时的林凯文面对的对手已经不仅仅是“水泵之乡”永嘉的企业，而是全国各地的大小企业。务实的林凯文对造成当时困境的原因做了详细分析，找到了企业衰退的原因，这就是技术的低能导致产品质量不过硬，规格型号比较单一，还有就是缺少相应的技术人才。后来，林凯文通过各种媒体做广告招揽贤才，但结果居然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前来应聘。为了招聘到人才，林凯文干脆将公司搬到了上海。结果他开出的165名的人才清单全部得到了满足，找到的全是不折不扣的高级人才。
为了经营的成功，林凯文果断地移师上海，这种“哪里赚钱去哪里”的务实作风让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的林凯文已经拥有了7家企业、200亩的集团用地和1500名员工。从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到上海的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场、磁悬浮工程……这里的水泵都出自林凯文之手。2000年，集团销售额就达到3.5亿元，已经成为全国水泵业的王者。
温州人从来不幻想一步登天，干事业从现实出发，讲究脚踏实地，每一个“现在”叠加起来，就会成就自己的“未来”。
生意经
要发展事业，就要先从熟悉的领域做起，不要轻易地改弦易辙，更不要随随便便就去追赶所谓的“热门”。
赚钱必备的条件：不满现状，奋发向上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少年时代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当时真是穷透了。正是“我一定要成为大富豪”这样的信念，使他于19世纪末在钢铁行业大显身手，而后涉足铁路、石油，成为商界巨富。洛克菲勒、摩根创业之初也都是满怀欲望，并以欲望为原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美国经济的胜利者。“只要能安稳地过一辈子就行了。”“只要生活过得去就好，不必过于苛求。”如果你有了这种念头，最好不要去做生意。赚钱必备的条件是：不满现状、奋发向上。
温州人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他们对钱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小富即安”、“知足常乐”不是温州人的个性。有了十万想百万，有了百万想亿万。但他们的“想”不是幻想、空想，不是白日做梦，而是付诸行动的挣钱实践。他们对金钱的“贪婪”正是他们创造经济奇迹最初的原动力。
在如今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那种只有下大本钱才能赚大钱的思维早已过时。如果能掌握市场，抓住机遇，用奇招取胜，虽然本钱小，照样也能赚大钱。
美特斯·邦威的老板周成建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他14岁那年，为姐姐置备嫁妆，家里才买了一台缝纫机，他便自学缝纫成了一名小裁缝，制作服装出售，同时“倒卖”服装用的纽扣等一些小商品。后来，20岁的周成建只身一人走出大山，来到60多公里以外的温州市，在妙果寺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开始制作服装销售，这次他成功地赚到了“第一桶金”，到了1993年他已经成为拥有四五百万元的大款了。
但是这并没有让周成建感觉满足，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所赚的钱全部“砸出去”，注册成立了美特斯·邦威集团公司，专门制作销售休闲服。他从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虚拟经营”的企业运作之路：将企业的生产加工“发包”出去，着力打造美特斯·邦威集团的品牌形象。
10多年过去了，周成建也创建了年销售额接近20亿元的“王国”。不过他还是没有满足。耗资上亿的企业温州总部大楼正在建设，他于上海浦东占地160亩的现代化服装设计中心也已开工……他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多生意人安于现状，很容易满足，日子过得好一点就“小富而安”，不想再干了，沉溺于搓麻将、上饭馆，甚至有些人沉沦于吃喝嫖赌。最后的结果是，事业搁浅，甚至坐吃山空，直到一无所有。
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理论：收入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穷。这不仅仅是因为收入高的人支出高，更是因为收入高的人常常更为理智，总觉得身价还没到顶，还可以更高。央视曾经做过调查，多数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而部分月薪超过3000元甚至5000元的人却认为自己的生活与小康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其道理正是如此。
聪明的温州人最初也许只想赚一点点钱能使生活不至于那么窘迫就可以了，但赚到了第一桶金后，他们并没有沉溺于享受，而是去追求更大更多的财富。这也许就是温州人越来越有钱的原因吧！
生意经
赚钱必备的条件是：不满现状、奋发向上。
记住：行动永远第一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明明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却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有了投资机会，却总是习惯看看再说，举棋不定；心里想赚钱，又怕冒风险，等到别人赚了钱之后，才感到为时已晚。其实，任何投资都是风险与机遇同在，坐在家里钞票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温州商人之所以会赚钱，关键的一条就是：他们发现机会后就立即行动。
有一次，温州人范鸣强带着自己的妻儿到北京旅游。当他站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前，望着高高的天安门城楼时，他萌发了一个经商灵感——在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范鸣强认为，在这个地方售伟人的著作是再好不过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此时正是大好时机。于是，他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温州人天生具有灵敏的嗅觉和敢闯敢拼的性格，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收集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经济、社会信息，一旦发现有机可乘，就能见缝插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鞋业兴旺。为了扩大生产，全国很多制鞋厂都迫切需要生产效率高的鞋楦铣床。很多机床厂得知此信息后认为这是一个开发新产品的好课题，便组织人力进行调查研究，编写可行性报告，做好开发设计与试制的准备。
就在别的企业厉兵秣马之时，温州的一个厂家却捷足先登，他们的鞋楦铣床新产品已陈列在订货会展台上。直到该厂于1982年获利200多万元后，别的企业的同类产品才姗姗而来。由于市场对鞋楦铣床的需求已达饱和，迟到者虽然大张旗鼓地做宣传，但仍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先人一步天地宽”，这就是温州人的制胜法宝。
当欧元开始流通的时候，行动第一的温州人也大大赚了一笔。听起来有些荒唐，事实却是如此！原来欧洲各国使用的货币的票面比新欧元短，加长的欧元放不进欧洲人的钱夹子。所以欧元流通之日，就是欧洲人更换钱夹子之时，这就带来了挣钱的机会。精明的温州人不仅从看似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中抓住了商机，而且动作迅速，最先制作出新的钱夹子在欧洲出售。他们通过钱夹子的生意，让欧洲人的钱进了温州人的钱夹子。
任何希望、任何成功，最终必然要落实到行动上。赚钱也是一样，关键在于行动，要知道，行动永远第一！与其坐等别人把饭喂到自己口中，不如奋力用双手去博取。钱就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温州人抓得住，我们抓不住？其实关键在于行动，而且要快。如果不赶快行动，那么永远都没有结果。
生意经
与其坐等别人把饭喂到自己口中，不如奋力用双手去博取。
纸上谈兵不如躬行实践
成功向来都是青睐于那些敢于实践的人，一个不注重实践的人最后注定会失败。
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纸上谈兵”，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候学习很努力，饱读兵书，精通各种兵法，善于谈兵，他的父亲也难不倒他。长大时受皇上器重，代替廉颇为大将出征。但是他打仗时只会照搬兵书，不知变通，结果一败涂地。这个故事形象地概括出了不注重实践的后果。
与古人相比，现代人更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在信息化时代，即使没有专业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只要我们有独到的眼光，敢于去实践，依然可以轻松拥有百万财富。我们知道，飞往太空的火箭分为三级，是一级一级向太空推进的。在商场上，温州人就像火箭一样，在实践中对准目标，一步一个台阶地上。
以前，一些国际名牌很早就打入了中国市场，这并不稀奇，但中国名牌皮鞋把专卖店开到国外，康奈却还是第一家。康奈将此举视为关系企业未来发展命运的战略之举。毫无疑问，如果康奈此举成功，对于在苦海中拼命挣扎的中国制鞋业来说，无异于找到了又一条生存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奈经过努力真的成功了。自2004年以来，康奈已在欧美等国的主要城市开了23家康奈皮鞋专卖店。
回想起2003年元旦时，康奈在“中国鞋都”温州乃至全国制鞋行业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将专卖店开到时尚之都巴黎第19街区的繁华闹市。50多平方米的店面不算大，但有两样东西很醒目，一个是康奈的商标，一个是中国制造，加上金发碧眼的营业人员，在当地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一时间，康奈招来国内同行种种揣测和质疑——康奈要干什么？康奈是头脑发热还是哗众取宠？按中国皮鞋目前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外开店能赚钱吗？
真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康奈“国际连锁专卖攻略”的第一张战绩单出来了，实实存在的数据表明，包括美国纽约曼哈顿、意大利罗马、西班牙巴塞罗那在内的二十几个专卖店，个个生意红火，已全部实现当年赢利；迄今每双康奈皮鞋的零售价全部达到60美元以上，以中高档的产品和中档的价格，在海外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其消费群体也从初始的八成华侨加二成老外，逐步变为两成华侨加八成老外。总裁郑秀康也长舒了一口气，他说，实践证明，扛着品牌的大旗走出国门，在洋名牌家门口叫板的康奈皮鞋不仅没有“独孤求败”，而且既创汇又创牌，看来我们这条路走对了。
自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千千万万个伟大的科学家的任何发现，都需要一个实践来证明。同样，做生意也是如此，只有注重实践，才能为我们的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美国成功学大师博恩·崔西这样说：“只有3%的人为未来做详细的规划，而有97%的人不为未来做什么规划。通常来说，做规划的人有自己的事业，而没有规划的人则为那些有规划的人工作。”
博恩·崔西在自己长期的实践和观察中发现，顶尖的人总是想着未来，而平庸的人总是想着过去。他还说：“那些最优秀的人在启动之前已经设立了一个未来的远景目标，然后倒推现在应该做什么，从而迈出第一步。”
生意经
成功向来都是青睐于那些敢于实践的人，一个不注重实践的人最后注定会失败。
经营人脉就是在积累财富
什么是人脉？人脉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它体现了人的人缘、社会关系。根据辞典里的说法，人脉即“经由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人际脉络”，它经常应用于政治或商业领域。
在关系取向的现代商业社会里，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一种宝贵的资本。可以说，人脉是金，却贵过黄金，因为黄金有价，人脉却无价。好莱坞有这样一句流行语：“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在于你知道什么(what you know)，而是在于你认识谁(whom you know)。”头脑灵活的温州商人似乎早已参透了人脉这种潜在的无形资产的禅机，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同乡意识、地域观念。遍布全球的温州商会便是这种意识与观念的重要体现。
温州人信奉朋友就是财富，有义就有利。他们和朋友间的交往并不是直接的金钱的交往，而是互相帮助。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公关需求，巩固企业的根基，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善于利用关系资源的温州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轻松地眺望广阔的商业猎场。
只要有商机出现的机会，温州人决不会守株待兔，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人际关系。老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温州人已经把这种人际关系当成一种重要的营销策略。
1998年，一位年仅14岁的温州少年在武汉汉口一个老乡的店里做搬运工。他每天都要帮卖汽车配件的老乡发货、打包，一个月只能赚1000多块钱。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这点工资根本无法做大买卖，因此他把这些钱都用来交朋友了。他认为：“花10万元认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圈子很值得。”再加上他本人天生豪爽，这让他结识了圈内更多的朋友，这里不仅有温州老乡，还有武汉的本地人。
后来，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汉口开了一个小店经营汽车配件。靠着良好的人脉资源和信誉，他在第一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了500万，净赚100万。随后他又在济南、河南等地开了三家分店。如今，当初的小搬运工摇身一变，成了每年销售额数千万的连锁公司总经理。他就是武汉温州商会创业“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缪德敏。
有一次，几个生意做得都很成功的温州老乡聚在一起。有一位年轻的老总开了缪德敏一个善意的玩笑，称他为“小学毕业”。缪德敏对此没做过多解释，但是他强调：“我曾经进修过两年。不过，我更注重实用知识，做生意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缪德敏认为，“良好的人脉是我成功的最大资源”。这便是他所说的实用知识。
人会做人，凡事可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意人的成功靠的就是人际关系的成功。比如，升官要靠贵人欣赏、提携，要靠同僚的支持，还得靠下属的努力工作；做生意要靠广交朋友，才能积累财富。
下面是一个生意人经营人脉必须要遵循的五项原则：
第一，互惠原则。互惠原则是建立在利人利己的基础上的，而利人利己的观念以品格为基础：诚信、成熟、豁达。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成功有秘诀的话，那就是站在对方立场来考虑问题。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了解对方心情的人，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与好感，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第二，诚信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一般人都喜欢与诚实、守信的人打交道。“言必信，行必果。”信用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敌对双方谈判要守信用，做生意双方成交也同样要守信用。例如，承诺的任务，要力争完成；朋友托办的事，答应了，就要办到；借别人的款项、物品，要按期归还。这些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而是影响到个人信誉和人际关系的大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互赖原则。很多自然现象告诉我们：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不同植物生长在一起，根部会相互缠绕，土质因此改善，植物也比单独生长时更为茂盛。俗话说：“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任何事业，都不是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都有赖于同仁的互助合作，这样才能达到真正互利共赢的境界。
第四，分享原则。分享是一种最好的建立人脉关系网的方式，你分享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越分享越多的：一是智慧、知识，二是人脉、关系。你分享的东西是对别人有用有帮助的，别人会感谢你。你愿意与别人分享，有一种愿意付出的心态，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别人愿意与你做朋友，愿意与你打交道。
第五，用“心”原则。在人脉资源的经营中，我们只有以心换心，用诚心、真心、爱心才能换来心心相印的人脉脉动效果，才能产生强大的、源源不断的人脉动力。
最后，让我们记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吧：“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懂得如何搞好人际关系。”
生意经
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在于你知道什么，而是在于你认识谁。
双赢才是真的赢
博弈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零和游戏。所谓零和游戏，是说在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在许多体育比赛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当你看到两个打乒乓球的人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他们最终总会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球为失1分，最后两人得分之和为：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是博弈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思维模式。习惯于按零和游戏的模式考虑问题，就会认为对方的“赢”就是自己的“输”。
一直以来，人们便把做生意视为一个“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但真正会做生意的人却这样想：你不应去抢别人的蛋糕来加大自己的蛋糕，你应该选择一种“双赢”的策略——追求“你活我也活”。
聪明的生意人很少单打独斗，他们都是在发展中设法与他人合作，利用别人为自己服务，同时让别人也能得到好处。与人合作不是占人家的便宜、让人家替你卖命，而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追求双赢，让大家都有好处，有利益。
耐克鞋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供应商，虽然它没有自己的工厂，也没有一个制鞋工人，但在全世界有50多家工厂是它的合作伙伴，每年为耐克生产9000万双运动鞋。耐克公司的这种做法，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还能将精力专注于品牌的推广，只要耐克不倒，为它生产的企业肯定也有利可图。
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就是以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个傻瓜老想着什么便宜都要占，认为让对方赚得越少越好。要知道，能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如果欺人太甚，最终自己什么好处也捞不到。
温州商人之所以能财通三江、富达四海，熟谙取财之道，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双赢才是最有效的自我利益的维护策略。温州人的高明在于他们不仅深谙此理，而且心口一致，行为和思想同步合拍，所以他们做得彻底，取财丰厚。
双赢才是真的赢，这个观念已经是现代人的共识。真正成功的商人，不在于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帮别人赚了多少钱。帮过的人越多，自己今后赚的钱也就越多。总之，既然“生意合伙做”，那么一定要“有钱大家赚”。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很早就认识到了“有钱大家赚”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为此，南存辉曾经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股权分流。
南存辉股权第一次被稀释是在1990年，他把自己的几个亲属南存飞、朱信敏、吴炳池及林黎明四人揽入正泰成为股东。南存辉靠股权安排，完成了正泰大厦至为关键的基础构建。从股权安排上看，南存辉的股权占60%，其余四人分享剩余的40%。
从1991年到1993年，南存辉以股权为利器将30多家外姓企业招至正泰麾下，而挂正泰品牌的产品则数以千计。到了1994年正泰集团组建时，成员企业已达38家，股东近40名。此时，正泰净资产5000万元，南存辉个人股份在集团中的比例下降到40%。这是南存辉股权的第二次稀释。
连续数年的非常规扩张中，正泰有一次出现了罕有的混乱局面——正泰参股企业在发展战略上与南存辉发生了大的冲突，这令南存辉等人倍感头疼。看来，正泰集团构架重组势在必行。而唯一可取的方案就是再次稀释股份，通过相互持股不断吸纳同类企业。1998年，南存辉兄弟股份降至28%，朱信敏、吴炳池和林黎明也各持有不等的股份。通过稀释股权，正泰基本上一直走在健康的发展道路上。
从最初持有全部的股权，到后来只持有正泰股权的28%，每当南存辉将自己的股权拿出来，分流到别人口袋里去的时候，都带来了企业的高速成长。表面上看南存辉吃了亏，其实不然，虽然南存辉的股份在不断下降，但在2003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南存辉却以1.1亿美元的资产名列中国首富排行榜的第93位。
无论做人还是做生意，都要像正泰集团这样具有“分享利润”的意识，才能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温州人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与他人分享利益，让他人觉得有利可图，这是其事业成功的一个秘诀。
如果你在与别人做生意的时候什么事都想占点便宜，人家肯定对你很反感，进而讨厌与你在一起，当然也就不愿意与你做生意、交朋友了。如果你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处处想着对方，帮助对方，在经商活动中，承诺他人的利益，一分也不少地兑现给他人，他人就会觉得与你在一起是有利可图的，你是一个大方的人，进而乐于跟你合作。
生意经
真正成功的商人，不在于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帮别人赚了多少钱。帮过的人越多，自己今后赚的钱也就越多。
抱团打天下——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雁通常以“人字形”飞行，这些大雁定时变换领导者，为首的雁在前头开路，能帮助它左右两边的雁造成局部的真空。科学家曾在“风洞试验”中发现，大雁以“人字形”飞行，比一只雁单独飞行能多飞72％的距离。这就是合作带来的力量。只有合作而不是彼此争斗，才能飞得更高、更远、更快。
温州商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具有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观念。各地的温州商人都把援助别人视为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他们无论相识与否，聚在一起，总是十分看重这种乡邦和同胞关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无形之中也形成了温州商人的保护网。
江苏合力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巨朋这样介绍温州人创业：“2006年，我们16个来徐州经营五金8年的老乡，想做房地产业，大家说干就干，于是各出一部分资金就成立了公司。16个人当中没有一人涉及过房地产业，但是大家一拍即合……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业目标，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肯干。我们创业成功的关键是在以独到的眼光精准定位后，善于团结协作，联强靠大，抱团打天下。”
温州人以乡情为基础构建的温州人商圈，成为他们应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的一种武器。面对商机，面对竞争对手，他们的制胜武器主要有两个：一是温州人积累起来的资本优势；二是遍布世界的温州老乡所建立起来的“抱团”精神。
温州商人陈颂楠在下海之初，自己办厂失败亏损了40多万元。这40多万元是欠银行的，这笔钱是不能赖账的。当时他身上仅有500多元，他就用这500多元钱摆了两桌酒，请了20个朋友。他在酒席上坦言自己的困境，希望朋友助一臂之力。当时在座的20个人全部答应每人借给他2万元。在当时，这2万元人民币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在温州，当时万元户也很少见。他的这20个朋友有的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帮他四处去借。三天之后，40多万元就送到他手中。谈到这件事，陈颂楠至今感动不已。
温州人走南闯北，现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都有温州人，在海外创业的温州人更是抱成一团。这种团队精神，是温州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温州人黄永坤和他的几个合作伙伴在商海打拼多年，从温州到郑州，从绍兴到江苏，从闯市场到做市场，所到之处无不满载而归，创造了数不清的财富传奇。2004年年底，他们以温州人特有的“嗅觉”发现江苏高邮隐藏着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于是决定斥巨资在高邮打造中国纺织服装业“最新版”的市场“巨舰”。
为了使中国纺织服装城的项目早日开花结果，江苏省高邮的各级领导也竭尽全力为这个扬州地区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提供服务，全力支持促进中国纺织服装城项目在高邮实施。建成后的中国纺织服装城将把高邮服装、箱包、鞋业优势与全国、全世界的市场资源优势嫁接在一起，最终形成“大产业、大流通、大财源”的格局。
高邮建造中国纺织服装城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温州商人立即闻风而动，纷纷加盟这个市场。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努力，这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和经营门路，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成熟的经验，在为高邮人提供经商致富机遇的同时，也为高邮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代商战愈来愈激烈，单靠个人力量干出一番事业的几率越来越小。“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比较强，可以把市场经营中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温州人是依靠血缘、亲戚、老乡等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所以一个团体内的人是非常团结的，相互之间是很信任的。就是这种“抱团打天下”的团队精神，使得温州商人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
生意经“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比较强，可以把市场经营中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企业文化是做好生意的软实力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它是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因此企业运作的特征也表现在企业文化上。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动力，温州老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昭示：温州企业不仅仅只有“老板文化”，为适应发展的新要求，他们还对企业的内部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创业阶段，因为规模比较小，“老板文化”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于很多温州民营企业来说，“老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温州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发展腾飞，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企业“老板”。“老板”不仅在经营管理上是决策人物，也是企业员工的思想航标，是员工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上的力量使得企业上下团结一心、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企业神话。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针对“老板文化”的问题，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指出：“在创业伊始，正泰是南存辉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南存辉是属于正泰的，再到后来正泰是属于世界的。”
温商认为：企业文化的特色在于其独特性与唯一性，即不可复制性，做不可复制性工作的投资回报比是做可复制性工作的投资回报比的3倍。企业文化必将成为未来企业的第一竞争力。
多年前，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心怀创业梦想，实施“品牌开路、文化兴业”战略，以弘扬先进文化和民族文化为己任，立志打造红蜻蜓文化品牌和特质鲜明的企业文化，使红蜻蜓集团成功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现如今，集团员工增加到10000多人，形成上海、广州、温州、永嘉四大生产子公司，20条生产流水线，技术装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拥有2600家销售终端构成的连锁专卖体系。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红蜻蜓的管理模式日趋合理，管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营销物流系统、质量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企业文化系统、企业信息系统等企业的管理体系相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经过8年的时间，红蜻蜓终于完成了从一个合伙制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
钱金波没有忘本，他致富思源，对我国的青少年事业倾注了更大的心血。2002年6月，钱金波分别向两位生命垂危的贫困学生伸出援助之手，先后捐款数万元，帮他们重新点燃生命之火。2002年8月，钱金波发动集团万余名员工向希望工程捐款460万元，2600家销售终端一对一资助2600名失学儿童，在云南、新疆、四川等地建设10所希望小学，钱金波还为之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绿草助学计划”。
就这样，在钱金波的大力倡导和亲身示范下，红蜻蜓销售系统10000余名员工找到了爱心所系，并通过自己的工作、生活，向社会传达了红蜻蜓心系失学儿童、情系希望工程的拳拳爱心。8年来，红蜻蜓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费用超过了千万元。奉献爱心已成为钱金波经营理念和红蜻蜓企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成为红蜻蜓人的高度自觉的一贯行为。
在钱金波的倡导下，红蜻蜓这几年来还坚持开展了“红蜻蜓，红五月”等大型系列活动，因其立意深远、形式活泼、内容丰富，对广大青少年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教育效果，并已成为红蜻蜓企业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钱金波从点滴积累到系统总结，形成了以与时俱进的制度文化、人文关怀的管理文化、诚信为本的经营文化三大系统为支撑的红蜻蜓独特企业文化。它以“从距离中寻求接近”为经营哲学，以“平常心态、了解自我、创造亲和、自然发展”为核心理念，并在实践中积累，在发展中完善，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专家韦华伟这样说：其实企业文化更类似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催化剂”虽不能让无法发生化学反应的两种试剂发生反应，但却可以加快发生化学反应的试剂的反应速度，提高原料利用效率。通过注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打造共同愿景，激活组织氛围，鼓舞员工士气，指明前进方向，让平庸的企业变得优秀，让优秀的企业变得卓越。
生意经
企业文化更类似于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催化剂”虽不能让无法发生化学反应的两种试剂发生反应，但却可以加快发生化学反应的试剂的反应速度，提高原料利用效率。
企业做得好的人多是会学习的人
创业伊始，大部分温州商人因为家境贫寒，学历都很低，大多是小学或者初中学历，如南存辉、周大虎是初中学历，王振滔15岁辍学。在温州读大学的人非常少，读大学再去办企业的人就更少，所以温州被人误解为“文化的沙漠”。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在温州的企业家越来越注重学习，一些企业家甚至放下自己的工作去进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让自己的企业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现在温州人对学习的看法非常一致：“脑袋装得多，钱袋就装得多；脑袋装得快，钱袋就装得快。”温州商人天正集团总裁兼CEO高天乐这样说：“未来企业竞争取胜的法宝，不是产品，而是组织的学习能力。企业做得好的人，不是眼前赚钱多的人，而是会学习的人。”
高天乐是温州少数几个在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之一，人们称之为“儒商”。高天乐无疑是个强调学习的企业家，从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又读了中欧MBA硕士。此后，他受邀到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讲学，并被中欧聘为兼职教授。1989年，教了7年书的高天乐选择了下海经商。此后，他借了5万元创办长城变压器厂，他利用自己的学识，以超出别人一等的眼光对产品进行了“包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了1997年，高天乐对自己的天正集团进行股权改革，吸收了2600万的股金，天正也从一个家族企业转变为社会化的大企业。
高天乐认为，只有会学习的企业家才能做大事业。在高天乐的带领下，天正人掀起了学习的高潮。在天正的财务账上，“学习”归在费用栏。1998年，天正人均培训费2000元，1999年至今每年达3000元。公司高层还有多人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造，两年的费用达到100万元。
有一位温州商人曾这么表述：在我的故乡温州，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被人羡慕的是“五金小组”，即项有金链，指有金戒，耳有金环，胸有金坠，手有金镯。当时，甚至连车站蹬三轮的小伙，手上也带着半两重的大金戒，扶着车把，向外地人炫耀自己的富有。现在人们追求的不是“五金”而是“五会”——会电脑、会开车、会外语、会文秘、会公关，具备“五会”立足社会，令人刮目相看。
由此可见，学习与金钱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学习是赚不到钱的。一个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他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领导者走向成功的阶梯；掌握了知识，就像车厢装上电动机车，飞机加上火箭推进器。
生意经
一个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他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领导者走向成功的阶梯；掌握了知识，就像车厢装上电动机车，飞机加上火箭推进器。
第二章 晋商——讲究诚信是最好的生意经
晋商曾是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首，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他们凭的是艰辛，凭的是智慧，凭的是诚信。在商务往来中，晋商以“道行、道德、信义”和先进的、实用的管理方法，把管理制度发展得日臻成熟，他们用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着商号的健康发展。
勤俭吃苦，不惧艰险
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忍不拔的品质。翻开山西的县志，“勤俭吃苦”的字眼俯拾即是，诸如“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淳不奢”；“俭啬，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民性质直，俗尚勤俭”等。
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想要创业获取第一桶金，必须能吃苦。晋商多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他们靠的就是不避艰险、勤俭吃苦的创业精神。
山西太谷有一个曹氏，明初的时候从太原迁来，因为谋生艰难，他去闯关东，在当时的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从事种菜、磨豆腐、卖豆芽等小本买卖。后来，他又开设了酒坊，兼营日杂，昼夜劳作，艰苦创业，成为三座塔的商业中坚力量。
随着商业的繁荣，清政府在三座塔设朝阳县，后又升至朝阳府。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事实也是如此，朝阳的发展与曹家商号密切相关。其后，曹家又在赤峰、凌源、沈阳、四平、锦州等地开设商号。到清代中期，曹家的商业势力由东北向华北、西北扩展，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茨克等地，都成了曹家的商业据点。极盛时所设商号达640余家，雇员有37000多人。
复盛公的创始人乔贵发，为人老实厚道，不爱说话，因家境贫寒，备受乡邻冷遇。不得已加入了“走西口”的行列，来到包头。他曾放过骆驼，当过伙计，吃尽千辛万苦。后来与邻县徐沟大常镇一位姓秦的伙计结为异姓兄弟。十余年后两人稍有积蓄，开始到包头自立门户，开草料铺、磨豆腐、做豆芽、打烧饼、切面，靠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维持生意。到乾隆二十年后，生意才有一些起色，建立“广盛公”，后称“复盛公”。乔家子孙恪守祖训，克勤克俭，使乔家的基业得到弘扬光大，成为包头商界巨子。
山西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的创业者王相卿，早年因生活困窘，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王相卿长得人高马大，特别能吃苦。他与同伴张杰、史大学在他乡结为异姓兄弟，设想着像桃园三结义那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依靠三人的力量共同闯出一条生存之路。
谁知三人合伙之初，事不尽如人意，处境十分艰难。张、史二人眼看混不下去，只好先回祁县租种土地维生。王相卿则坚守在塞北要道——杀虎口，继续他的挑担生意。后来情况稍有好转，王相卿招了个学徒，又亲自把张杰、山大学邀来，共同主持业务，成立“吉盛堂”，算是有了商号的雏形。之后，改“吉盛堂”为“大盛魁”，作为总号，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商界巨头。
王相卿从创业到初具规模，历时二十余年，足见其创业的艰难。据说，有一年除夕，大盛魁因还不起赊欠的面款，连准备过年包饺子的白面也被人收走，结果王、张、史三人除夕夜和年初一只能喝稀饭充饥。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葆艰苦奋斗的传统，“大盛魁”的财神座前特意供奉着一碗稀饭、一条扁担、两个货箱，还有曾经用作秤砣的一块石头，再现王相卿辈当年靠肩挑贩货创业的艰难。
与徽州商人相比，晋商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非同寻常。有道是“无徽不成镇”，正当徽商以沿口、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另辟蹊径，默默地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他们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踏出了数千里长的商路。夏季酷暑他们头顶烈日，足履的沙，数日不见人烟；冬季朔风，途中冻僵而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风沙骤至，天昏地暗，填路埋人。正是经过这些复杂而艰难的旅程和艰苦卓绝的劳动，中国的茶叶由晋商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蒙古，直至当时的沙俄。
山西榆次人秦必忠，早年经商，胆识异常。嘉庆时茶行初兴，北方人到南方购茶，视舟楫风浪为畏途，秦必忠却坦然处之，多年贩运，均获厚利。有一次南下，值水灾淹没十余县，在船上被困多日，后绕道广东而归，见者无不以重生为贺。虽经受此难，秦必忠南下经商仍然照旧，毫不畏惧。清朝嘉庆以后，社会不安宁，盗贼四出，商人经商很不安全，但山西商人并未因此而畏缩不前。杀虎口是晋商赴包头必经之地，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尽管如此，山西商人并不因此退缩，而是越去越多，势如潮涌。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山西商人顽强不屈、不惧艰险的进取精神。
晋商凭着顽强的吃苦精神，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到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晋商的身影。他们也曾自豪地宣称：“凡是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生意经
想要创业获取第一桶金，必须能吃苦。
想要成功就要靠自己
人犹如一台电脑。人的身体就像电脑的硬件，人的思想就像电脑的软件，人的思想也可以有选择性地安装。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成功是有迹可循的。
对于晋商来说，他们的成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想要成功就要靠自己”，这是晋商所奉行的格言。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山西人常常在不断地变换着方式，追求着新的可能性。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他们开创出了一条又一条的从商之路。现代晋商也把前辈留下的美德代代承传，在香港被人誉为“街市大亨”的周起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周起鸿小时候，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中原本就不是太景气的小杂货店更是面临倒闭的危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的母亲还是硬撑起了店里的生意。后来，他的母亲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店里的事务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周起鸿决意要以这个小店为基础，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一番事业。然而，当他看到店里的账本时，才知道小店基本是处于破产的边缘了。
但是周起鸿并没有泄气，他仔细地分析了以往小店的经营策略，觉得母亲的作风过于保守，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吸引不了顾客。这样怎么能赚钱呢？他决定要运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他集中起店里仅有的资金，增加新品种，首先将眼光对准了人们生活必需的大米。
为了经营好大米生意，周起鸿几乎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米店。他仔细地琢磨，为什么有的米店顾客很多，而有的米店却门前冷清呢？他发现，除了服务态度外，最重要的还是大米的质量。通常情况下，买米的人在买米时都会抓起一把米，在亮处细看，从大米的饱满度、均匀度、晶亮度，到有无砂粒、稗子等方面去比较，而且还往往跑上几家进行比较，然后再决定买谁家的。
周起鸿这时心中有数了，他请来了技艺高超的调米师傅，又特意在店中做了一个大米柜，安装了吹米机。调米师傅用吹米机吹去了大米中的杂物，再慢慢地朝米中滴些生油，在风力的吹动下，生油渐渐附着在大米的表面上，使大米变得剔透晶莹，润如珠玉。很多人惊讶于这米“简直就像珍珠一样”。这时的周起鸿也会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是的，这正是本店独家经营的珍珠大米！”消息一经传开，附近的居民们便纷纷前来购买。
几年过去了，周起鸿的货店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对于自身理想与才华的束缚感让周起鸿并没有满足，他渴望更大的机遇来临，以此让他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大展身手。于是，周起鸿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现有的货店，承包整条街市。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很快进入了实施阶段。周起鸿通过过去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顺利承包了置富花园街市。
尽管任何事情都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成功也未必就那么遥不可及。在周起鸿的努力下，置富花园街市像变魔术一样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之心。白天，这里楼馆亮丽，特色鲜明，广告林立，如诗如画；夜晚，彩灯缤纷，扑朔迷离，变化万千，如梦如幻。周起鸿的“大手笔”赢得了香港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喝彩，置富花园街也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先进街市。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周起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又承包了沙田马鞍台街市、马鞍山恒耀街市、长发村丰街街市……很快周起鸿便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街市大亨”。
周起鸿便是这千千万万新晋商的代表，他凭着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的精神，取得了重大成就，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
每个生意人都要清醒地认识自己，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行业是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只要按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那部分去延伸，就一定可以塑造出一个璀璨的人生！
生意经
你选择了怎样的心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成功是有迹可循的。
诚信为本，利以义制
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使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晋商。除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晋商传奇故事，晋商的诚信尤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道德观念上，晋商一贯主张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凡事都应以道德信义为根基。他们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明代著名商人王文显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商经验：“善贾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另一位商人樊现则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子弟：“谁说公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贸易之际，人以欺诈为计，我却不欺，因此，我的生意日兴，而他们很快衰败。”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之所以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
以前山西平遥有一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老太太，有一天，她却突然拿出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30多年了，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别小瞧这个老太太，她死去的丈夫曾是一个有名的皮货商。有一次他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不料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拿出了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发现了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事业自然也是越做越大。
曾经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能够保持着这种良好的关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像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也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嘉许，后来成为皇商，获利匪浅。
晋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人们也“莫不以为诚而信之”，这就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好。
晋商最初主要经营的项目是茶叶。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认准了某一品牌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由于晋商出售的砖茶质量可靠，信誉好，其甚至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过。
即使到了近代社会，晋商的“诚信”行为与“诚信”形象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好评。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这样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实也。”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梁启超也说：“晋商笃守信用。”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体，如果我们只求义而不求利，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如果我们只求利而不讲义也不行，因为这有损社会道德规范，有损公众的利益；且从长远利益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会损害自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
生意经
经商虽以赚钱为目的，但凡事应以道德信义为根基。
薄利多销是大智
晋商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全国，他们做生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薄利多销。薄利多销是指以低价低利扩大销售的策略。“薄利多销”中的“薄利”就是降价，降价就能“多销”，“多销”就能增加总收益。
晋商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也正是这种商品降价之时。
在经商过程中，晋商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他们在具体的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的一席之地。
山西有这样一位农民，有一次，他身背一袋花生米去了武汉。当他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他发现这东西在武汉有很好的销路，但是这里卖花生米的人也很多。思来想去，他马上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买了几千斤花生，然后找人运到武汉。到了武汉后，他想如果自己再像别人那样经营，根本赔不起，因为自己在这里一无店铺二无资本。后来，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资金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第一次尝到了甜头后，他又大胆购进10万斤花生米运到武汉，然后毅然将零售价从当时的每斤1.10元降到0.95元。消息传出后，人们蜂拥前来购买，连一些大店铺也争相来他这里进货。结果，武汉的花生米价格也因此稳定下来。由于他经销的花生米物美价廉，生意自然是越做越大。
很多晋商都像上述这位人物一样，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即便是到了现代，晋商把薄利多销的策略发挥得仍是游刃有余。在生意中，资金、货物的流转盈亏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同地区的企业在经营中经常会碰到现金和销售疲软的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部分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贷，支付困难。为了尽可能多地赢利，就必须在各个企业间进行调节盈余。晋商对此有自己的高招，当汉口公司货物多，包头公司货物卖光了，他们在包头收款后，客户可以到汉口提货。这种灵活应变的措施不仅平衡了两地货物的多少，缓解了供求矛盾，还方便了顾客。这种全公司一盘棋，上下都兼顾，随时调控的做法，可使公司获取最大的利润，为薄利多销创造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不好高骛远并不代表小富即安。有些晋商做小本生意，但是业务却蒸蒸日上，规模也翻了几倍，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而是将自己的智慧串缀于经营的每一个角落，并发现财富新的落点，在让利的基础上，运用灵巧的经营手段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加了利润。所以，要想在生意场上获得立足之地，野心固然要有，但智藏用心也是不可或缺的。
生意经“薄利多销”中的“薄利”就是降价，降价就能“多销”，“多销”就能增加总收益。
做生意要多谋略，善变通
做生意最忌跟风，跟风难以获得大的成功。行之有效的“变通”，既是一种竞争方式，更是一种能力与素质的体现。
山西人有着这样的说法：“刀削面，像腰带；三轮车，倒着踩……”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体现。山西的刀削面独树一帜，有人说即使意大利通心粉品种再多，也比不上山西人如此宽厚的刀削面。可以说，山西人是一个富有独创思维的特别群体。
山西人的独特思维在于多谋略，善变通，这也是晋商经营上的一种风格。晋商在尊崇儒家的同时，由于也受到法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掌握了一定的法家谋略之道，所以能够通过对时势的审度，而对其经营的谋略予以适当的变通。
1993年，刘海增从物资管理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金属材料公司从事贸易工作。后来，他办理了停薪留职，并下了海。因为有过多年的钢材经营经验，加上在物资系统的同学圈子做人脉后盾，他顺利拿下了第一笔大单——与乌克兰合作进口了5000吨卷材。这样他很快就淘得了第一个100万。后来，刘海增开着自己用第一桶金换来的本田车，远离家乡山西只身来到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的只是实现自己搞实业的理想。经一位老友介绍，他成为了天津山西商会的一员。
也许是因为贸易搞多了，常年进出港口、码头，在从江苏南通港到天津港的南北奔波中，刘海增有了更多的收获。有一次，他在天津港遇到自己的老同学。经过这位老同学的牵线，一家搁浅的中泰合资生产PVC管材的项目进入了刘海增的视野。
刘海增看到了机会，他需要一种突变。但在当时，他对排水管道领域可谓一窍不通，他通过对建委系统的调研，发现塑料管业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应用塑料埋地排水管道替代传统的水泥等管道。再进一步到先期使用塑料管业的上海市进行实地考察后，他发现在“环保经济”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下，市场前景是广阔的。弄清这些信息后，他马上拍板，创业之路就从这一根根管道开始了。
刘海增对自己的山西老乡——百度公司李彦宏的经营理念非常认同：要做就做最专业的公司。经过四年的努力，刘海增以战略性的眼光，在管业的市场大潮中“直挂云帆济沧海”。如今,排污管道行业的“南国通北好象”之誉不再是虚名，好象的管道已经铺到了全国各地。
尽管管道行业因为使用石化原料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再加上一些恶性竞争，都对好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刘海增的眼光始终放到更高远的市场前景中。他力主在高质量和高端产品上迅速占领市场，从而将竞争对手在战略层面远远地甩在身后。刘海增是一个专注的人，同样，他的公司也坚守着专注的战略。对他来说，盲目扩张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而对实业来说，最大的收益将来自最专的领域。
刘海增做事沉稳，不事张扬，以不自满、不懈怠、不浮躁为管理标杆，他为好像设计的战略目标是：走精细创新管理之路，创国内一流塑胶企业。他坚信：无论城市、商会、企业还是个人的发展，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
现代晋商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晋商能吃苦、诚信、勤奋的传统，而且还善于转变观念、开阔思路。
生意经
行之有效的“变通”，既是一种竞争方式，更是一种能力与素质的体现。
稳中求进，一击必胜
在很多人眼里，稳重持重，是晋商的基本特征。
的确是这样，晋商中许多人都是外出经商后，由做小本生意开始，历经艰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商场上的种种风险，使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稳重从事。因此，即使成为富商大贾之后，仍兢兢业业，不好高骛远。
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虽然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做起生意来仍十分谨慎。在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先要对彼方做详细的了解。当确认该号信义可靠时，才会与之建立业务关系，否则，均予谢绝，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是，一旦看中对象，即舍得下本钱，放大注。
大盛魁商号最初只是一个杂货店，它所以能历200余年而不衰，就是由于它由小处做起，稳中求进。大盛魁通过对蒙古地区居民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内地所需等多方面的详细了解，将其营业范围不断扩大，由当初仅经营烟丝、白酒、食糖、炒米、糕点、绸缎、布匹，发展成以茶叶、皮毛、食盐、牲畜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商号。
传统晋商具有稳重的优点，同样，现代晋商也继承了这些优点。
李彦宏在创业之初与一个客户进行了一次对话。
客户：“这个项目多久可以完成？”
李彦宏：“6个月。”
客户：“4个月行吗？给你加50%的报酬。”
李彦宏：“对不起，我做不到。”
结果客户对于李彦宏的拒绝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反映出李彦宏是一个很诚实和稳重的人，这样他的产品在质量上才会有保证。
做生意要稳重，设想如果一个人像一只猴子，遇到事情总是那么慌乱，使自己陷于急躁的漩涡中，那么以后无论做什么生意，他自己都会在慌乱中度过。
一般说来，生活中往往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冒险精神。但是，我们做人做事还要稳重。那么，冒险和稳重孰优孰劣?在这里，稳重并不代表不冒险，而是机会成熟了，有把握了，再立即行动。这才是稳中求进、一击必胜的秘密。
生意经
稳重并不代表不冒险，而是机会成熟了，有把握了，再立即行动。
抓住机遇，借势而起
古诗说得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鸿鹄之志是需要借助风浪之势而为的。要想成大事，必须学会善于借势。可以说，晋商的兴起主要是由于他们善于抓住机遇并借势而起。
明朝政府开始实施“开中制”政策时，晋商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抓住机遇借势而起，在西北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了明代中期，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即大集团；到了清代，晋商已经跨入鼎盛时期。
晋商成功的秘密有哪些呢？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机遇一来就牢牢抓住不放，这正是晋商曾经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所在!“开中制”与长城有关。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要有大量的银子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皇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自然是十分的不情愿。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呈上“开中制”的奏议，意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垄断运销盐的凭证)作为补偿。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大量的利润。
简单地说，明朝初期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运多少粮食就相应的给你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再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
晋商在“开中制”实施后，经营盐业的规模更大了。在此之前，只能经营自己家乡生产的河东盐，现在遍及各产盐区，尤以两淮、长芦两地居多。从此，晋商的足迹遍天下，寄籍扬州、天津的晋商与时俱增，产盐区的晋商会馆触目可见，他们已暴发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成为当时财富的象征。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晋商借势而起的例子。比如说，山西长治的澳瑞特健康产业集团就是由做过矿工的郭瑞平在一个破产的小自行车厂基础上创建的。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澳瑞特系列健身器材遍布全国各地，而郭瑞平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借势而起。
山西长治地区本来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谁有心思去健身啊？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将创业定位于在本地毫无市场的健身器材上，这让当地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郭瑞平凭借自己聪明的头脑，利用了当时国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东风”，将自己的创业目标定位于“群众喜欢用、群众乐于用的健身器材”之上。澳瑞特既避开了与国内众多专业竞技体育器材生产厂的竞争，又利用国家的体育彩票政策，比如体育彩票一部分收入要用于回报民众、投资建设健身房和健身路径等等一些机会，打开了市场。
郭瑞平利用一直以来与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精心建立并保持的良好关系，首先将一整套“群众性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在了国家体育总局龙潭湖家属院，然后又从这个家属院走向了全中国。现在你走到北京街头看一看，随处可见这种刷成橙色、黄色、红色的健身器械，一组下来少的也有十来件，上面都标着“澳瑞特”的字样，仅这一单生意，就让郭瑞平获得了上亿元的资产。
许多成功的晋商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他们依靠借势完成资本积累，阔步迈向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行列。
一个人在商业经营中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往往要借用外力的帮助才能成功。巧借外势，加强自己，走向成功，这是智者常走的一条捷径。
生意经
想成大事，必须学会善于借势。
掌握信息等于掌握先机
许多大的公司企业为了各自的发展与前途，纷纷采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来捕捉商品信息，把握市场变化。山西人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
重视市场信息，预测市场行情，垄断市场，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历史上尤其是以贱买贵卖为主要手段的晋商，十分重视商品信息。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信，三日一函，月终汇报全月情况。这样可以使总号和分号之间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各商号所写信函的内容特别的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
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落到他人手里，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遇有重要情报，分号要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对方之手。这种商业信息的处理方式，对晋商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光绪二十五年，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一封经济情报信函，内称：“再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白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七八分……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此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收成、兵祸等等，范围很广。当时晋商对信息情报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外，各商号把上至掌柜下到伙友对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运用，作为重要的人事考核内容之一，并作为授奖的一个条件，因此每个人都很重视此项工作。就拿太谷曹家沈阳富生峻商号的掌柜来说，有一年秋天，他在回家探亲路上看到沿途红高粱长势不错，就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后来他打消回家的念头，又返回到沈阳，并购进大批的高粱。这时，其他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到了秋收之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这一次富生峻获得了高额的利润。
传统晋商从开拓市场到垄断市场，靠的是灵通的信息，现代晋商依然有着重视信息的好传统。对市场形势的重视以及商品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对他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大的公司与企业，大多设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不停地进行市场调研，以便能够把握市场变化，及时地采取措施。
1996年，现代晋商李明启承包了一家早已倒闭的街道办制胶厂，这个工厂原来拖欠30多名职工9个月工资以及5万元的外债。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李明启灰心。为改善工厂的现状，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准备在橡胶制品上大干一番。
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准确的市场信息——制胶业市场产品过剩，许多同行业的厂家新上项目都纷纷下马。李明启得到这个消息，果断地决定改变原来的主意。他考虑了一下后，认为本地区畜牧业兴旺，皮革多，于是选择转产皮革制品。他就地取材，用皮革制作自行车坐垫、手提包、背包、旅行包等产品，很快占领了市场。债务还清了，工人工资也补发了。
皮革厂快速而稳定的发展又一次让李明启陷入了沉思之中，任何一种稳定都将潜伏着无数个危机，尽管你或许并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李明启意识到，仅靠一种产品的风险将会使企业极容易陷入危机之中，如果能够采取“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方法，将可避免由于业务的不景气而带来的危机。
为了选择新产品，李明启奔走各地，了解市场行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张“首届A市骡马物资交流大会”的海报吸引了他。本地牛皮资源丰富，皮质又居全国之首，加工牛皮的念头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从市场上他又了解到“黄牛蓝湿皮”在外围市场上是紧俏商品。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很快就生产出了色泽鲜艳的“黄牛蓝湿皮”。这种新产品刚上市就被一外商看中了，当即与他们厂签订了年供货5万张的合同书。由于他的产品质量好，又守信用，所以不久“黄牛蓝湿皮”就出口到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各国。
每一个信息似乎都会让李明启捕捉到一点灵感。由于他善于捕捉信息，并加以筛选，最终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他的皮革厂也就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
在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投资做项目，更离不开调研，在掌握市场信息的同时还要认真地研究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生意经
重视市场信息，预测市场行情，垄断市场，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
可以没本钱，但不能没眼光
眼光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东西。
做生意没有本钱可以借贷，没有关系可以寻找，没有顾客可以争取，没有名气可以炒作，没有经验可以摸索……没有眼光却万万不可。正如《塔木德》中所说：“最昂贵的钻石总是埋藏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的。”没有眼光会走错方向、走错路，方向错了，费了多大的力都是徒劳的。
一个出色的商人从小就应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拥有超人的眼光，你就会发现一条条遍地黄金的道路。
晋商不仅善于冒险，而且还有超前的眼光。晋商群体能够几百年在商海中游刃自如，主要归功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长远的眼光，进而敏于观察到商机，然后提前行动，把握机会。
据史料记载，山西临汾人自古就善于经商。明末清初，平阳府亢家、襄汾县南高刘家、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号称晋南四大富豪。其中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小财主，正是因为他们的眼光长远，才成为后来的大富豪。在雍正、乾隆时期，其家族人物尉佳从山西、陕西两地收购铁、盐、羊皮、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地区，又由江淮贩运丝、茶等物转运内地；由单一经营转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经营投资逐步变成金融投资，并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了安徽、湖北、四川、江浙等南方13省。
晋商不仅注重国内贸易，他们还把眼光瞄向了国外。几百年前，山西人就开拓了国外市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罗斯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的常家从中国输出布匹，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的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现代晋商仍旧传承着老祖宗的这些优点。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正在寻找新投资点的现代晋商高春贵与陶板壁画结缘。他认为，作为一种新的装饰材料，陶板壁画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目前市场上售卖的陶板，都是机器加工的，花样太少，而这样做出来的陶板，显示不出手工文化的韵味。
山西省本来就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历史上平阳、介休、八义的几座陶窑，都影响深远。随着新兴酒店、写字楼以及住宅楼装饰的个性化和艺术化需求，陶板壁画这种纯天然的环保装饰材料，必将成为新宠。“这是一个文化产业，我相信它会有广阔的前景。”做了十几年钢材生意的高春贵兴奋地说。在他看来，钢材行业毕竟是一个传统行业，他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陶板壁画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的市场是美好的。”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春贵，对文化有一种敬慕亲近之情。即使在榆次经销钢材，他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一幅字画。寻找到陶板壁画这个既有广阔市场前景、又有文化底蕴的产品，高春贵是极有兴趣的。他相信他的选择，并怀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业。
回忆起这几年来的折腾，高春贵觉得那时积累了许多人生财富，它们比现在的物质财富更值得去回味、去珍惜。现在的他拥有四家公司，两家经销钢材的，一个运营房地产的，还有一家就是盛世经典休闲画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正在搭起框架，未来两三年内，想发展成一个集团化公司。”
做生意，就要有独到的眼光，鼠目寸光的人做不成大商人。一个商人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需要保持长远的眼光，从诚信做起，从小事做起，并进行合理规划，制定出长远之计。这才是经商之本。
生意经
一个出色的商人从小就应用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
钱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一般都会考虑在家里存点粮食，因为物价一日三变，保证不饿肚子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现如今太平盛世，衣食无忧之外，大家又有了些余钱，这点钱如何保值便成了很多人的话题。
把钱装在罐子里埋起来，这在过去随时准备逃难的年月，也许不失为权宜之计。但如今社会发展到今天，恐怕没有谁会把大把的票子埋在土里。把钱存入银行当然是首选，但这一般只能算“保数”，未必能保值，更难大幅升值。这也许就是很多穷人的想法。
穷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富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让钱生钱。商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商人的钱像水一样在流动，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人们常说“商人的脑子特别灵”，其实指的就是商人的思维与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商人眼里不仅能看见利，而且还能通过资本运转把利牢牢抓到手里。晋商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让钱生钱的群体。
晋商的乔家祖先乔贵发当初是靠和秦家在包头磨豆腐发家的，所以才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从财富的绝对值上来看，这好像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产值不足百两银子的豆腐坊，如何会暴增至千万两银子？其实道理很简单，磨豆腐的资本再少，只要像那磨盘一样转动起来，不断磨出豆腐，就会不断产生利润。如果再以此为起点，向外延伸，形成豆腐加工、销售、服务一条龙，一条产业链就形成了，有限的银子就变活了。
只要路子对，就不怕起点低。出身贫寒又没有什么文化的乔贵发和一个秦姓老乡显然不知道什么是产业链，但他们却自觉地那么做了。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那年是粮食大丰收，他们二人感到粮价很便宜，于是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黄豆升值了，他们因此大赚了一笔。此后，他们从经营豆腐坊入手，进而从事豆子的储存、买卖，用豆渣喂猪、酿酒。这实际上就是修了一条渠，让自己有限的银子活起来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也为日后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二人在豆腐坊旁边又加上了杂货铺，经营粮油、衣料，还开了钱铺。这样，一条围绕豆腐的加工、销售，涉及粮油、布匹、百货、酒、肉食、钱的借贷等诸多行业的产业链就形成并投入运营了。虽然他们的这条产业链是最初级的、极其原始的，但运转是稳健的，利润也是很丰厚的。尤其是涉足暴利的酒业和钱铺经营后，原始积累的步伐也越迈越大了。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乔氏商号在包头城已多达19家，手下的伙计就有四五百人。乔氏的复字号一跃成为包头城历史最为悠久、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
由一个磨豆腐的磨盘转动出一座名城，足以说明资本只要运转起来，即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的暴利也往往是惊人的。哪怕这个资本运转的载体——产业链是极其微小而原始的，也同样会产生财富的奇迹。乔贵发的豆腐产业链，虽然和自己的后代经营票号所建立的银子生意的资本产业链在产值和利润上没有可比性，但运作方式是相通的。
近代一位著名商人说过：“不要和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之外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聪明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此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而走向失败。这就提醒人们，不仅要让资本滚动起来，而且应该尽可能地将资本投入到利润最高的行业，让资本实现良性循环。数百年前的晋商已经这样做了，当乔贵发觉察到豆腐业所能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少时，他就把一部分资金转向酒业和钱铺等赢利更高的行业。
由此可见，一个生意人要想真正脱贫致富，不要怕起步晚，也不要怕启动的资本少，只要手中的资本真正滚动起来，成为富商大贾并非不可能。
作为生意人，如果想把自己的产业越做越大，应该随时调节自己的项目，不要等项目的利润挖掘完再考虑转行，而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要靠智慧和胆识，更多的是一种谋略。
生意经
商人的钱像水一样在流动，流动的过程就是钱生钱的过程。
照顾别人也是在照顾自己
老一代的生意人都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做生意要照顾对方的利益。“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这是猪鬃大王古耕虞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商业社会，做生意总要有伙伴，有帮手，有朋友。你照顾了别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照顾了你自己的利益。
山西人“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的观念便是团结互助的最好体现。晋商群体的辉煌既有天时、地利，更来自于人和。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地运用到商业经营和资本运作中。他们的很多做法，到现在仍具有先进的借鉴价值，其中联号经营便是晋商的一大特色。联号经营可以将兄弟、父子、朋友、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规模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极易形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联号经营制并非是平等的组合，而是总号统辖分号，东家管理掌柜(总经理)，掌柜率领伙计的分级管理方式。东家可能是一人，可能是数人乃至数十人，完全依其投资情况而定；掌柜也可能有数人，但大掌柜只能是一人，是真正的“管事的人”。
太谷曹氏经营的范围涉及票号、典当、颜料、药材、皮革、洋货等领域。实行联号经营制后遍及国内外的640多家商号正常运转，且不断为曹氏挣回银子。曹氏联号经营制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形成了三级或四级管理结构，各级权限清楚，职责明确，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号统揽全局，分号各司其职，竞争中有互助，协作中有比较，走活了全号一盘棋。
曹氏联号经营制实行独立核算，分号有经营自主权，互相竞争，总号和分号的责、权、利非常明确。按照程序，分号之间互相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通信息、互相接济、共谋大利，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推动整体“做大”。
曹氏巨商的联号管理，不仅仅是为了政令通达、内外一体，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各业互动、一体化经营，获利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各业互动并举，红利滚滚而来。所以说，联号经营制是造就晋商雄霸商场500年的“秘密武器”之一。
晋商的团结互助不仅体现在内部经营上，他们的外部经营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晋商也同其他商人一样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守“鼎力相助，忍耐相让”，少有“内争”，对现代商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晋商还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并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绝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一个生意人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就要学会团结，把握双赢思想，才能在照顾别人的基础上照顾好自己。
生意经
不让人赚钱的生意人，不是好生意人。
因事用人而不是因人用事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遴选与拔擢业务人才。在用人制度上，他们奉行“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以防“事少人多，习于娇惰”。比如说，东家在聘用经理时，总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确定此人精明干练、业务精通、品行笃正，能胜任经理职责，就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一旦聘用，东家对经理的业务运作过程就不能加以干涉，只有到了账期总结时，东家才可以根据其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续聘。在经理的选择上，山西票号业的著名人物李宏龄曾这样总结：“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查看者得之，不认真查看者不得之。”
此外，晋商在选拔、培养后备人才上也充分表现出“慎于择人”的管理风格。晋商在选择新人时一般都是在本号所在地和邻县的青少年中选拔，而且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培养。一般来说，新人进入企业工作还要有可靠的介绍人作保。比如，“大盛魁”在选择人时，都是从祁县、太古选择十五六岁，有一定文化基础、举止正派、聪明好学，而且其家族及上代人均没有污点的孩子。选定后让他们步行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的分号，然后换乘骆驼一直到科布多（位于蒙古国西部与我国新疆交界）的总号，在那里进行统一的培训，主要是学习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俄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及商号里的各项规矩。随后分派到各个分号，跟着老店员学习业务，主要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等。除了向老店员学习各项实用技术以外，还要学习企业里的各项规矩。三年学徒期满，才能做一些具体业务，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贤举能，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任用。
为了拓展业务与增加利润，晋商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别处挖来商界奇才为己所用。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介休侯氏家族从日升昌票号挖走毛鸿翙，一口气创办了“蔚字五联号”，组建成了庞大的侯氏金融帝国，从而开创了山西票号业发展的新纪元。此外，曾任直隶补用道的乔世杰与人合股创办宝丰隆票号，看中在家养病的原蔚泰厚副经理宋聚奎的经营才能，多次邀其出山。当时，一般总经理的身股为一俸，乔世杰慷慨地答应给宋聚奎一俸二厘。宋聚奎上任后，呕心沥血，广揽人才，宝丰隆票号也成为后期著名的大票号。“因事用人”，还意味着晋商善于调动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把商号的经营当成自己的事，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与敬业精神，其表现就是非常独特的“顶身股”制度在晋商经营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它使每一个员工都知道，只要勤奋肯干，就能成为商号的股东，参与账期的分红，而不仅仅是小小的打工者。
晋商在用人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制度。晋商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即使遇到年终结算发生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不足造成的，财东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为盈。这种充分的信任，使经理们确立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准则。可以说，这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它更具有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大胆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如何用人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之一，它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与成败。有这样一个实例：太谷曹家在尚未办起锦生润票号前，曾计划在东北开办一处钱庄。曹财东精心物色了一位掌柜，支付给他7万两白银的开办经费，掌柜信心十足地去闯关东。一年后，这个掌柜空手而归，东家7万两开办费打了水漂。但是曹东家知人善任，他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造成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都不是这位大败而归的掌柜主观方面的因素。于是，他没有责怪掌柜，而是安慰他，并又拿出7万两白银，鼓励其再赴东北创业。这个掌柜深受感动，决意在关东闯出路来。可是没想到，忙碌了一年，又是空手而归。这个掌柜感觉无颜以对东家，向曹财东负荆请罪，曹财东审查年度经营情况后，觉得造成亏赔的责任仍不在掌柜。此时，他决计再拿出7万两给掌柜去创业。掌柜拜谢过东家开始三闯关东。这一次，掌柜抓住机遇，从酿酒起步，在沈阳一连开办了盛泉、富盛成、富盛义3家酒坊，最后大获成功。不久富生峻钱庄诞生了。这位掌柜完成了曹东家的重托，而且为曹家在东北开辟了市场，站稳了脚跟，受到号内外的一致称赞。
信任是相互的。东家对掌柜的信任表现在让掌柜全权经营，而掌柜对东家的经营则表现为忠诚。由于晋商大多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赔东家不赔掌柜”，如果掌柜对东家不够忠诚，贪污、做假账、“吃官饭放私骆驼”是很容易的事。且不说各商号号规都有“东家不问号事”的明文规定，即使东家愿意“亲临指导”，那也是不现实的。各掌柜所在的分号，都在千里之遥，其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东家根本就无法全权管理。
可以说，晋商的东家和掌柜的关系，全靠信义维系。当东家把自己的银子郑重其事地交给掌柜时，不信任行吗？掌柜悉心经营商铺，为东家赢得最大利润，不忠诚行吗？这也是晋商的用人之道。
生意经
在用人制度上，晋商奉行“因事用人”的原则，绝不“因人用事”，以防“事少人多，习于娇惰”。“人人都可当东家”的顶股制
有一些人以为股份制是国外的“舶来品”，其实几百年前的晋商所创立的人身顶股制，早已经开创了现代股份制的先河。他们靠这种股份制管理商号，招揽人才，创造效益，取得了至今想起来仍让人惊叹的成功。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把写在纸上的承诺真真实实地一一兑现了。从不打任何折扣，绝不掺假，这就足够了。现在实行股份制的企业老板，也应该多学学晋商，完完全全实行股份制，肯定受益匪浅。
晋商的人身顶股制可谓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它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是指商号中的人凭着自身的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它可谓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
山西各商号票号的东家认为，一个商号票号经营业绩的好坏，与商号票号中的总经理、分号经理、大小管事、伙计及学徒是否全心全意为票号服务密切相关。如果商号票号中人的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不与收入挂钩，或者说他们感觉是为别人打工卖命，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就会大大降低，就会产生消极怠工的现象，影响商号票号的经营业绩。目光远大的山西商号票号商们并不单纯追求短期利益，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晋商的人身顶股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晋商根据经理、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各自所得顶身股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据比照参与票号每个账期和财股股东们一样分红，这在票号中俗称“顶生意”。所谓顶身股，简而言之，就是只出力，不出钱（出钱而不经理号事的股份为每股），但顶身股与每股一样，有分红的权利。
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出每股，但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来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而且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顶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定股以及顶多少，由总经理确定，顶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
顶身股产生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东家在出资开设商号时，对其聘请的经理（掌柜），率先言明顶身股若干，以合同形式规定下来，一般为每人一股（十厘），偶尔也有一股二三厘者；另一种是，普通职工进号后，工龄在10年以上，没有过失，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众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登记于“万金账”上，写明从何时起，顶身股若干，即算顶了人身股。普通职工最初的顶身股，一般为二厘，以后每逢账期（三年或四年），根据本人业务能力和贡献大小，酌量增加，增至一股，谓之“全份”，就不能再增加了。这对票号中的人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以至于一些业务骨干的顶身股份额超过了许多小股东的财股份额。也就是说，许多票号中人不出资金，全凭自己的才干与表现，经过多年奋斗后，就可在分红中得到比一些出资的小股东更多的红利收入。
这种“人人都可当东家”的经营模式，使每一位票号中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苟安，无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在祁县复恒当做过伙计的段占高是在1925年轻人举荐进入复恒当做学徒的，挂牌子，站柜台，跑联络，值夜班，甚至还代人吃官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十年。到了1935年，他终于顶了三厘生意，头一账一来就分了200块银元。段占高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发表的《祁县复恒当从业亲历记》和《我所目睹的复恒当号规》两篇文章中，也详细记录了人身顶股制的诱惑力。
晋商通过每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提高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以现在的眼光看，人身顶股制度颇有点像现代的经营管理者期权激励制度，同时也有一定的股份合作制的成分在内。这种先进的股权管理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经营者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当然，顶身股也有弊端，如论资排辈顶股，限制了及时发现人才。
生意经
晋商通过每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提高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第三章 徽商——“贾而好儒”走四方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可谓首屈一指。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众多商帮中之翘楚，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因而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
中国商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儒商”，“儒商”这一名称始于徽商，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
历史上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的徽商有很多。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业余时间酷爱浏览书史，乐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都觉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获利颇丰，一时成为了众商的智囊。
明代歙县人黄镛也是一个喜好读书的商人，小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鲁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又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成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徽商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使得他们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给自身商业经营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也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进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感到特别的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到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如今，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们“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仍然保留于世。
如今，在安徽人中，高学历的下海经商者不乏其人，硕士、教授做生意的也有不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史玉柱就是安徽人，他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较高的人物之一。同时，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史玉柱曾说过：“现代商界中最有前途的就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农民和一些个体户。”因此，有人这样说过：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王传福、张近东等人。
有“电池大王”之称的王传福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他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该研究院最年轻的副教授。比亚迪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曾名列2005的财富500强第2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6名。这位儒商正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理念向人们传递着知识的力量。
张近东是有着“家电大鳄”、“连锁战车”之称的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他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在张近东的带领下，苏宁电器凭借独创的苏宁模式称雄家电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简称，即首次公开上市）的家电连锁企业。张近东是2005的财富500强第8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60名。
安徽人崇尚文化的传统造就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生意经“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
官商结合，畅通无阻“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徽商也是如此。
安徽商人心里很清楚，做生意不怕官，就怕管，只要他能管住你，那么他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反之，如果与官员、与政府搞好人际关系，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那么自己的生意也会顺风顺水。此外，安徽商人也喜欢与官方交往，这与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认为官比商高人一等，能与当官的交往是自己的荣耀。在这两方面思想的支配下，徽商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官商，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经商，也赢得了生意场上的辉煌成就。
徽州歙县人江春是乾隆时期著名的盐商，此人早年乡试失败，于是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商。当时两淮(淮河流域)地区的盐业贸易十分繁荣，而清朝政府禁止自由买卖食盐，实行盐引制度，只允许盐商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下向煮盐户收购食盐，然后运到各地去销售。这样食盐的经营权都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富商垄断。
江春为人处世通达，头脑十分灵活，又读过不少书，因而很快就跻身于这些大盐商的行列。经过苦心经营，他的盐业贸易做得越来越大，财产也越来越多。后来，主持盐政的官员推荐他当了两淮盐业总商。从此，江春成为“一身系两淮兴衰”的盐业巨头。
身负重任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按当时的惯例，每到朝廷有庆典、赈灾、修水利等重大举动时，商人们都要捐资报效，尤其是资本雄厚的盐商。江春聪明绝顶，往往是朝廷的旨意一到，就立即四处奔走筹办。靠他在盐商中的声望，即使是几百万的巨资也能很快筹齐。这样，江春深受朝廷的器重。
江春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朝廷却不断为他加官，直至布政使，官居三品，还赏戴孔雀翎，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殊荣。当时人们称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盐商们都以有他这样的同行而感到骄傲。
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起步的时候，最先“投资”于王有龄。他将一生的赌注全押在王有龄身上，有那么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当时的王有龄虽然很有才华，很有雄心壮志，却很穷，连北上求官的路费都没有。胡雪岩“慧眼识英雄”，认定他日后定会在官场上青云得志。于是，胡雪岩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为借口，毅然冒着被老板解雇的风险，挪用钱庄公款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北上求官！结果这件事被老板知道了，并把他辞退。为此，很多人都骂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却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绝对没错，而且他深信，只要王有龄一得志，自己就有了出头之日。
后来，王有龄果然出任官职，做了杭州的巡抚。王有龄本身不懂经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经济，当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龄的幕僚。
自从走上仕途之后，胡雪岩有了王有龄的庇护，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下层，又逢乱世，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锐是不够的；只有投靠政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仗。帮政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后来，胡雪岩官至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紫禁城可骑马的红顶商人，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红极一时。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很多徽商羡慕不已。
一直以来，徽商称雄商场数百年，这与他们官商合一的经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原因。
生意经“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长途贩运是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
很多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清时代，徽商不仅开起了店铺，而且还开始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即坐贾与行商两者兼之。他们往往以《货殖列传》中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洋贸易。有的甚至将资本孤注一掷。例如安徽歙县商人鲍鸣歧，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后，资金丧失过半，又因为“浙东适改票盐”，认为株守不足取，乃作背城计，而自与仰山从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其厚，十年累积数万。
徽商当时已抛弃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传统原则，不但贩卖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及地方特产，而且贩卖一些与农民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商品。当时，徽商经营的几个主要行业如盐、典、茶、木、粮、布等业，除典业外无不是转迁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江浙一带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远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贩运到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销到江南，把江南的物产又运销到北方。正是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后来，徽州商人就把长途贩运视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休宁人查研，13岁时没了父亲，祖上留下的遗产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亲、弟弟的生活极为艰苦。后来，他投亲靠友到了芜湖，发现芜湖水陆交通都非常便利，是转运商品的天赐“宝地”。于是，他以芜湖为基地，往来于浙江、扬州、湖北各地，从事商品贩运活动。这一做就是30年，最后终成大富商。当初和他一起出来创业的伙伴们，无不啧啧称赞。
歙县人潘侃跟随父亲入蜀经商。他对父亲的经营方式不是很赞同，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今坐困蜀地一隅，非良贾之首”。于是他从父亲手中领取少量资金，往返于荆、扬、吴、楚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最后发了大财。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承袭了他的做法，也都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起巨额的资本。歙县商人许侔先曾对人们说：“士农工商，勇往为先。”以经商为业的人，要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不避“利涉之艰”，不畏辛劳，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可见，这一点已经成了很多徽商的共识。
做行商，从事贩运贸易，为什么能很快发财致富呢？这是因为贩运贸易的利润非常高。
明清时期，由于区域分工和行业分工的扩大，货币使用价值的增强，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的小生产都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他们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为了自用或供本地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仰赖于远方的供应。这就使得商品流通的规模日趋扩大，以致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都被投入市场，成为长途贩运的商品。这就为商人从事长途贩运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来源。当时各种商品在产地和销地的价格往往相差很大，如果贩运商人利用某些商品的出产季节和小生产者的贫困，采用种种手段在产地压价收货，运至销售地又设法抬价抛售，人为地扩大商品的地区差价，那么其获得的利润更是不可限量了。
长途贩运利润虽丰厚，但也常有商人死于非命的。走江湖有风波之险，行陆地有盗贼之患。然而，求利心切、想赚大钱的徽商往往还是不畏艰苦、不辞辛劳、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种“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动之中。
生意经
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囤积”和“走贩”应并行
囤积商品是安徽商人在经营中惯用的方式，他们将商品囤积起来，等待出现适当的价格然后出售，从中谋取利润。
一般来说，徽商囤积商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待乏。就是通过“观时变”、“察低昂”，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另一种是囤积居奇。这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相似。“奇货可居”语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贾邯郸，见（子楚）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它的意思是指把少有的货物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也比喻拿某种专长或独占的东西作为资本，等待时机，以捞取名利地位。吕不韦最初就是这个目的。
相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有一次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偶遇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因为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就把异人送到赵国当人质。赵国与秦国交战，因此十分轻视异人。为此异人的处境有些困窘。而聪明的吕不韦却从商人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现在获取可以有朝一日赚取名利，也就是一个政治交易。后来，异人在吕不韦的扶植下，回国成了太子。再后来异人继任国君，也就是秦庄襄王。异人没有食言，他让吕不韦享受着10万户的纳税，并当上了丞相。自此后，吕不韦所买下来的奇货，终于换得了无法估量的名利。这便是“奇货可居”的典故。
在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囤积居奇其实是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行为。
这两种“囤积”在商人中时有所见。但是徽商更注重前者，不取不义之财。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等到高价时再抛售，则可获大利。然而，喻起钟没有这样做，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乏食之需。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这与有的粮商可获利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通常会将“囤积”与“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寓居，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地囤积，等待时机再行销售。如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当地的富人。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使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一个重要的经营方式，而将“囤积”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二个重要的经营方式。
生意经“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
孔子主张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他宁可过贫穷的生活，也不取非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徽商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因为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讲究商业道德，以价廉物美吸引顾客，从而占领市场，发财致富。
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还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反过来说，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儒商”，也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讲利重义，从不取不义之财。
在商业竞争中，有些商人信奉的是“无商不奸”，在竞争中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都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徽商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如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12字箴言。由于胡贯三“贾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门路越来越广，利润也越来越丰厚。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清代的凌晋也是徽商中“以义为利”的一个代表。他虽然从事商业经营，但却特别讲究仁义。在与人交易时，或有狡诈的商贩蒙混其数，多取他的钱财，他并不斤斤计较。在付给他人货物时，一旦发现缺斤少两的情况，他则必如数予以补偿。他这样做不但没有蚀本，反而赢得了更多的顾客，这使他的生意更加红火。
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还从商人角度对义和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淋漓尽致的阐述，其“义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最具有代表性。他曾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就是说，以义取财、因义用财，才能使商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并有利于开辟财源，从而收到赚大利、发大财的效果。
不难看出，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这种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奇瑞汽车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代表，也是中国汽车业崛起的一个缩影。从最初被合资企业包围到如今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奇瑞十年来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崛起。而奇瑞老总也正是徽商的代表，诚信为本让奇瑞“亮剑”得到很多商家的支持和肯定。徽商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的精神都在奇瑞身上得到了体现，也让奇瑞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支持和信赖。
生意经
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
抓住机遇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包括企业家、明星等都认为在自己成功的路上，机遇相当重要，而能够抓住机遇，就成功了一半。的确，一个良好的机遇，可以让人节约很多年的奋斗时间。徽商认为，要做生意，就得四处寻找商机，商机不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全国各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明正德十五年秋，有位苏州商人贩运3万余匹布到辽阳，生意做得还不错，没多久就售出八成，只剩下二成的白粗布。这时苏商突然接到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急欲奔丧，哪还有心思卖剩下的布。这时徽州人程氏兄弟觉得商机难得，不可错过，于是找苏商面议布价。苏商获利已厚，加之归心似箭，便以低价格将剩下的白粗布卖给了程氏兄弟。
程氏兄弟一狠心，购得白粗布6000余匹。第二年3月，武宗驾崩，天下服丧致哀，人人要一件白衣。辽阳本地不产布，布价顿时上涨。程氏兄弟精心积存的白粗布成了紧俏货，自然又大赚了一笔。后来程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顺，几年下来积攒了数万金。程氏兄弟的生财之道看似有些传奇色彩，又有一些幸运的因素，但如果细细品味就可略知徽商的生财之道：察时度变，善于把握机会。
机遇是值得人类永远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主题。一个优秀的生意人，必须善于度势、借势，抓住随手可得的商机。
我们知道，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谁能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骄傲？奇瑞汽车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同耀或许有机会。
这位出生于安徽巢湖的硬汉，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在实业报国的憧憬中，从安徽工学院汽车专业毕业进入长春一汽，出色的表现使他荣获一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他在一汽大众工作了12年，后来在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召唤下，他毅然放弃舒适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投身于艰苦的安徽“951工程”开始创业。
1996年，他回到了家乡安徽，准备制造具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汽车。在合资汽车企业里，尹同耀深刻体会到了知识产权对汽车制造的重要，因此他决心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汽车业内的专家大多认为，中国汽车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将困难重重，更别提只生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了。因此，在当时除了奇瑞汽车以外，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都或多或少与国际汽车制造商成立了合资公司，生产由他们的国际合作者提供的汽车品牌和车型。但奇瑞汽车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事实上这是正确的。多年以后，奇瑞汽车连续多年保持出口第一，2005年出口总量达1.8万辆。
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祸。”这话确实不无道理。人生的得失常常就在于机遇的得失，有了一个机遇，抓住它、利用它，你的命运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相反，忽略它、远离它，那么就可能一生都陷在平庸之中。
生意经
一个优秀的生意人，必须善于度势、借势，抓住随手可得的商机。
出奇制胜，敢于冒险
优胜劣汰是商场竞争的法则。商场如战场，面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市场，徽商并没有退缩，严峻的生存环境也不允许他们退缩。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商义无反顾，搏击商海，积极投身到商业竞争的洪流中去。在强手如林的商业竞争中，他们除了借助于宗族的势力，壮大力量，联结成集团型的经营组织之外，还通权变，讲智谋，有胆量，出奇制胜。这样徽商才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攫取了丰厚的利润。
史籍中所载治生之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之道，对后世影响深远。白圭能够“出常人之所不意，为常人之所不为”，其大概意思是，在市场并不迫切需要某项物资时，提前准备货源，从而掌握了对今后市场大量需要该项物资时的经营主动权，在竞争中取胜。
要想做到出奇制胜，一定要对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一位企业家说过：纵观许多企业的失误，不难看出中国民营企业真正的悲剧，不是缺少资金，不是缺少人才，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决策者对自己明白无误的判定。我们可以抓住一个好项目，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世人皆知的辉煌和荣誉，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如何把企业平安地、坚强地带到未来。
新徽商史玉柱就是一个善于出奇制胜的人。就在“巨人”诞生不久，史玉柱的天性让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部下都反对的决定：全国各地的电脑销售商只要订购10块“巨人”汉卡，就可以免费来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一时间200多位经销商从天南地北齐聚珠海。史玉柱以数十万元的代价，闹腾腾地编织起了一张当时中国电脑行业最大的连锁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的汉卡销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公司纯获利1000多万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南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年开始在安徽老家创业，主要做化纤面料生意。1995年，赵国年揣着在安徽赚到的第一桶金，带着妻儿来到了浙江绍兴的柯桥。在各种各样的面料世界里，他选择了最基础的棉布坯布生意。在当时来看，中国轻纺城棉布市场还没什么大气候，而胆大心细的赵国年毅然选择了棉布业务。后来，在轻纺城创业的三年里，赵国年艰苦打拼，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善于出奇制胜是徽商竞争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他们在风云多变的商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经营之道。
生意经
要做大生意，就要通权变，讲智谋，有胆量，出奇制胜。
质量是品牌的后盾
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脉搏，而对于品牌来说，质量更是重中之重。想要打造品牌效应，必须以注重质量为前提。
徽州商人特别注重商品质量，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招牌。如谢正安创办“谢裕大”，其制作的“黄山毛峰”誉满天下；胡云龙创办“祁红”茶号；吴鲁特创办“吴鲁特罗经店”；胡椿创办“胡玉美”等。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极其可耻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不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徽商的“货真价实”的经营原则。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新徽商代表人物崔兴柏也是一个善于用质量打造金字招牌的商人。崔兴柏现在是安联公司的老板。几年来，崔兴柏始终坚持技术服务的软件、硬件两手一起抓。一方面通过建立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配备技术设备、通讯设备、车辆，使“硬件”真正过硬；另一方面通过抓服务态度、用户满意度，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服务范围，确保“软件”的质量。按理说，故障中占绝大部分的是软件问题，应由用户到购机公司解决，但安联不推诿、不拖延、不收费，宁肯自己受损失，还是上门服务，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重质量、讲信誉使安联集团赢得了客户，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安联公司成立三年跨了三大步，2001年销售额达36亿元人民币，使联想品牌在安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居安徽第一，曾被授予联想最佳合作伙伴金奖、最佳渠道建设奖、最佳专卖店奖、最佳市场推广奖、最佳维修站奖、联想商务之星等大奖。
崔兴柏说：“安联不但要做大，而且更要做强，要搞自己的产品，要提高综合实力。”现在的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发展壮大为安联电脑集团公司，规模空前扩大，下辖安联电脑公司、上海启天数码科技公司等6个子公司，完成了100多项网络工程，开发了5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2001年6月，安徽省多家部门根据年营业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净利总额等国际通行指标进行排序，安联集团位列安徽民营企业前十名。
显然，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一个品牌的生命。一个品牌知名了，企业也就发展了，反之品牌倒了，企业也就濒临破产了。企业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就不会有高信誉度的品牌，也就不会有高占有率的市场。
把质量视为企业、品牌的生命，必然要将质量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品牌发展的中心环节和关键所在。质量管理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抓住质量管理这个“纲”，企业管理的各个“目”才能得以有效地展开。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抓好了质量管理，才算真正抓好了企业管理。
生意经
打造品牌效应是以注重质量为前提的。
团队精神铸就成功
什么是团队精神？团队精神就是一群人所共有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它强调团队作战，而不是单打独斗或个人英雄主义，所有个人的行为都要让位或服从、服务于团队整体的利益。徽商的成功就离不开他们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几百年前，有人如此介绍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
徽商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每个商业团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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