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字第一号：章太炎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寿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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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号：章太炎传试读：

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学术；晚年阐扬国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是清末民初学者的共同特征；章太炎的好处是干什么像什么，是个大政治家，也是个大学者。后世学人关于民国以后的章太炎是否“退居于宁静”的争论，未免过分集中关注其政治生涯。换一个观察角度，由从政转为问学，很难简单认为“颓唐”或“消极”。在我看来，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鲁迅称章氏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有思想的学问家”来考察。一

谈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很难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庞杂且变化多端，根本无法“一言以蔽之”。前人关于章氏思想发展的分段，颇多可议之处。关键不在分段时提前几年抑或推后几年，而在使用的理论尺度以及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论者的学术思想。

最常见的弊病是过分依赖历史事件，而不大考虑对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当然会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将其作为分段依据则嫌牵强。外在的政治事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学术追求不能画等号，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有极强烈的独立意识的思想家，根本不会随时势流转。将个体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个体独特的生存处境、感情世界以及内在思路，所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与此相关系的是，过分突出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或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动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使得历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许多见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时难断是非曲直。只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就断言“革命”是好“立宪”是坏，未免过于草率。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和民主比较，自然君主较旧而民主较新；可将革命和立宪比较，“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或者说革命是旧而立宪是新）。主君主立宪的康、梁与主民主革命的孙、章，都不是“新旧—中西”（更不要说“进步—落后”）这样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变迁，有一句话很精辟：“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蓟汉微言》）这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体阐释五花八门，尤其是关于“真”、“俗”的界定。比如，随顺众生为俗，破除迷妄为真；具体事物为俗，抽象哲理为真；史学为俗，哲理为真；学以致用为俗，实事求是为真；儒学是俗，佛学是真；经验现象是俗，心灵本体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颇多精彩之论。不过，倘以这假定性的“真俗”说衡量章氏一生，其“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恰好落实在两次系狱。“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此乃未经“真”洗涤的“俗”；“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此即“转俗成真”；“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狱，三年幽禁，前后两次被囚，精神状态大不一样，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虑，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学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对此也含糊其辞；为了论说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划分：第一次转变以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为界；第二次转变以1915年幽禁中作《蓟汉微言》自述“回真向俗”为标志。以此二变三段来把握章太炎的思想变迁，相对强调内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动，价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倾向。二

谈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颇为复杂，不同时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过，大致而言，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后可分为古今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道释的调适三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会贯通的。

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有时甚至故显倨傲，言辞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颇为善于向学术上的对手学习，借助论争激发灵感，完善自家学说。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声色；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国学概论》）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表示忏悔此“狂妄逆诈之论”，并解释当时立论乃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致柳翼谋书》）。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章氏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其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称其为“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章太炎剖析》），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其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肆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只因考虑到其时政治斗争形势，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他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康氏复书〉识语》）。只是到1900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分道扬镳，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诋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弟子梁启超也承认其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精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故章太炎对之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氏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同上）。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无疑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而在中西学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为主，这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并非盲目排外。只是针对日渐加剧的“欧化主义”，章太炎才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究其实际，章氏对向西方求学理这一思潮并不反感，而且自觉投入其中，不只释译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上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休谟、赫胥黎、斯宾塞等西哲对话与辩难，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参照。更何况章氏还有另一手绝活——对印度哲学的了解，使得他能够随意征引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乃至《法华》、《华严》、《瑜伽》诸经。这点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蓟汉微言》时以融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自许。可毋庸讳言，章氏对“东西学人之所说”，谈不上精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据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启超《卢梭学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是连编带写，近乎纂述，当然也都不无发挥。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经注我”的态度，借助这些西方学说来构建自家的理论体系。

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章氏认定学者之病实者（执著滞淹）当施泻，病虚者（浮华夸诞）宜施补，“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致宋燕生书》）。诂经精舍七年，章太炎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由朴学而小学而史学而玄学，此乃章氏治学的大致门径。借用弟子许寿裳的话，就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章炳麟》）。倘就追踪玄学丽言，章氏的精神漫游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蓟汉微言》中虽有“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的话，但与传统文人之调和儒释道还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认定中外学说，“无过《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这才有待于老庄与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而儒道相较，又以孔子学说更切于人事，故国势日危时须格外阐扬儒侠，而不可独用佛道。经世求切于人事，求是则不妨高妙。就理论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赏的还是佛学，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于佛学的滋润。三

古今、中外、儒释道三个层次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处于互动、对话的状态。这一点，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时关于“汉学—科学—法相”三者关系的辨析最能说明问题。分层次只是为了便于把握，有时候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统而言之，章氏之治学，以第三层（哲理与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则是第一层（方法与学养）。

在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释道的调适过程中，章太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庞杂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这有形的三层次的努力中，有一种无形的特殊动力，或者说思维习惯，驱使他为寻求真理而上下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就是其独行侠的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从上世纪末作《明独》，断言“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大独，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终“特立独行”、“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神经病”、“章疯子”、“矜奇立异”、“忤时违众”等等，这就是世人对章氏此一性格特征的褒贬。其中“神经病”的说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供认不讳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评世人趋新骛奇，可“立说好异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学一大特点，其得失皆系于此。

侯外庐称章太炎研究中“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则断言：“他不但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新思想，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缚的效力。”萧公权以“抗议”二字作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则干脆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论的这一特色。

这种标新立异锐意创新的学术风格，好处是总走在时代前头，善于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见败征，众人方醉而己独醒”（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可一味颠倒时论，为否定而否定，虽能出奇制胜，但易失之偏激。

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荡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1992年1月于京西畅春园（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第一章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第一节绪言一 革命元勋

章先生名炳麟，字枚叔，爱慕昆山顾炎武的为人，改名曰绛，别号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这个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只要一看那时代的背景，便可了然。先生以公元1868年（民国纪元前四四年，即清统同治七年），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生年比国父小二岁。那时侯，正是中英缔结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二十四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八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四年，从里面看，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厉害一天；从外面看，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沉重一天。但是当时士大夫们苛且偷安，懵然无觉。所谓优秀分子者，也不过或言变法，或谈立宪，议论纷纷，徒乱一般人民的视听。自从先生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又和国父相见定交，同谋革命，先生的文字鼓吹的力量，特别来得闳大壮美。因之遭逮捕，入幽牢，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国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国父而外，实为第一，所以称之曰革命元勋。二 国学大师

至于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中，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三 中华民国国名的解释

章先生的地位，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或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卓绝的。我们有国父和先生才有革命，有革命才有“中华民国”。要晓得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现在录一节如下：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羲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原注：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不知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由此可知华是国名，原于华山。雍、梁二州，中间以华山山脉为界（秦岭山脉应正名为华山山脉）。我们的祖先开国，本以这二州做根据。故就华山山脉以定方位，而名其国土曰华。夏是族名，《说文》训中国之人。因为本是族名，并非邦国之号，所以得称诸夏。国父说过：“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这句遗训，于今于古，都是恰当的。我们从古以来，自称华夏。华夏二字连称，便可作为国父所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一个实证，又得先生这样明白地解释，使人豁然贯通，真可谓之“相得益彰”。第二节满洲政府的罪恶四 满清盗有中夏

满洲爱新觉罗氏是女真的遗族，自从努儿哈赤起兵，蚕食邻部，其子皇太极入据全辽，我国适有流寇之乱，开门揖盗。于是多尔衮、福临父子，乘隙而入，宰割我国土，屠戮我人民，盗窃我政权，卒使黄帝遗胄，沦为奴隶者二百六十七年，四海困穷，救死不给。即如康熙中叶，人们每艳称为家给人足，但按其实际，何尝是如此！唐甄生当其时，他的《潜书·存言篇》有云：“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蜷体不伸。吴中之氏，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最盛时期，富庶地方尚且是这样，其余更可想见了。五 政谷十大罪

满清统治，稔恶盈贯，章先生写其凶虐的情形，历历如画，兹录一节如下：

……今将数虏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代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镕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藏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收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餮，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彫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向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果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戕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刬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恣，或托讽刺国，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诸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复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烝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狐，家有麀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赃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藏。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其罪十三也。氈笠绛缨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鬘，鞅靷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太炎文录》卷二《讨满洲檄》）第三节民族主义的沦没六 文字狱

国父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是说我们的民族主义被满清政府消灭了的痛史。其所用以消灭的方法不一，有软的，有硬的。前者示恩，如开博学鸿辞科之类，以牢笼士人；后者示威，如屡兴文字狱、焚书及删改古书之类，以毁坏历史。兹仅将后者三项，分节略述：

文字狱的案件甚多，不仅由于讥刺清朝，所谓“反动”而已。亦有出言隔膜，或乡曲迂儒，不识忌讳，或草野愚民，关心皇室，然其运命大抵悲惨。现在此类档案，已由故宫博物院陆续刊布。这里仅就上节所述关系民族思想的庄廷等九人之狱，略叙述如下：（一）庄廷《明史》之狱。廷，浙江人。编《明史辑略》，于清廷的事概施直笔，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揭发，时廷已卒，乃戮其尸，株连死者七十余人。（二）戴名世《南山集》之狱。名世，安徽人。《南山集》多采取方孝标所记，并用永历年号，遂处以极刑，族皆弃市。（三）吕留良选文之狱。留良，浙江人。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国亡著书，多种族之感。雍正时，以曾诤狱牵涉，至于戮尸，株连甚众。（四）查嗣庭试题之狱。嗣庭，浙江人。为江西正考官。试题曰：“维民所止。”讦者谓此“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头。胤禛帝竟谓其逆天负恩，并且迁怒于浙江全省的士子，谓恐其效尤，乃停乡、会试若干年。此亦一段清代考试的史料。嗣庭死于狱，仍被戮尸。（五）陆生楠论史之狱。生楠，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胤禛谓其借古诽今殽乱国事，乃被杀于军前。（六）汪景祺作诗之狱。景祺，浙江人。随年羹尧为记室，作《西征随笔》。胤禛谓其作诗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立斩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为奴。（七）齐周华刻书之狱。周华，浙江人。好游览，有《五岳游草》，足迹遍天下。以保吕留良，刻其书，磔于市。（八）王锡侯字书之狱。锡侯，江西人。作《字贯》一书，于《康熙字典》多所纠正。胤禛以其凡例内将庙讳及御名开列，就算不敬，治以大逆之罪。（九）胡中藻诗抄之狱。中藻，广西人，鄂尔泰门生。鄂与张廷玉二人互相龃龉，朝官依傍门户者，彼此攻讦，倾轧不已。弘历帝深恶之，因欲借文字狱以示惩儆。中藻所刻诗曰《坚磨生诗抄》，弘历乃指中藻以此自号，为有心谋逆，且寻摘诗词中疑似的字句，指为谤讪诋毁，遂被弃市。七 焚书

焚书亦是十四大罪之一。国父说：“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它消灭，不准人藏，不准人看。”因为弘历假奖励文化的美名，行察勘禁书的私意，所以章先生揭发其隐，并列举书名及著者甚详，今摘录一段如下：

……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原注：谕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高拱《边路》，张居正《太岳集》，申时行《纶扉简牍》，叶向高《四夷考》、《籧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高攀龙《高子遗书》，邹元标《邹忠介奏疏》，杨涟《杨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缪昌期《从野堂存稿》，熊廷弼《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孙承宗《孙高阳集》，倪元璐《倪文正遗稿》、《奏牍》，卢象昇《宣云奏议》，孙传庭《省罪录》，姚希孟《清閟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马世奇《澹宁居集》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燃爇。虽芧元义《武备志》，不免于火（原注：《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太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议》，国维《抚吴疏革》，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而奏议、文献次之……（《检论》卷四《哀焚书》）八 删改古书

国父说：“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通通删去。”同门鲁迅也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鲁迅因为手头没有《四库全书》可查，而《四部丛刊续编》中，多系影宋刊本或旧抄本，还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所以他举出两部书：（一）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二）宋晁说之的《嵩山文集》。洪氏书，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所没有。例如《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袭。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秸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至于《嵩山文集》，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斥侯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姐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四库本》：

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斥侯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禁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鲁迅说：“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综观以上三节，都是满清政府用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使对于历史文化，不致发生观感，也使后世对于满洲的秽德，无从知道。其藏身之固，防汉之术，可谓周密！哪里知道一到晚清，他们的阴谋完全暴露，我们民族意识的潜力也从新发芽了。第四节帝国主义的猖狂九 外患纷呈

清代的内政既极腐败，以至外患纷呈，国权日蹙。中间以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订立，为划定外交新局面的界线，前乎此者是自尊自大，看不起外国人；后乎此者是一味屈辱，造成无数国耻。每当割土地、丧权利的时候，满洲政府所持惟一的政策是“宁与仇人，不与家奴”。其侮辱我们全体汉族为“家奴”，丧心病狂，一至于此！现在先把鸦片战争以后外患的年代，列一简表如下：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结局，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

1857年（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翌年至天津，陷大沽炮台。1860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毁圆明园。奕詝帝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

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

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1882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

1884年中法战起，翌年议和，失安南。

1886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

1893年英法共谋暹罗，废止入贡。

1894年中日战起，翌年马关议和，割台湾、澎湖列岛，失朝鲜。

1897年德占胶州湾。

1898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1899年法占广州湾。

1900年八国（英、俄、日、法、德、奥、美、意）联军入北京，载湉帝避难西安。翌年订《辛丑和约》。

1903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1905年与日订《满洲协约》。

1910年（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

1911年英兵侵据片马。

综观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而《天津条约》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二）自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三）《辛丑和约》以后。在（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二）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三）时期，八国联军之后，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本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有1903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本亦从此遂树立了它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十 国权日蹙

国权日蹙的要目，如割地，如租界，如势力范围、租借地，如使馆界，如领事裁判权，如外国军队驻扎权、军舰行驶停泊权，如海关税务管理权、关税协定权，如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如铁路建筑权，如矿山开采权，如设厂制造权，等等，其影响所及，使我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国将不国，民亦非民，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

章先生尝谓列强帝国主义的凶暴，甚于满清政府。二者均应攘除，然不能不先其所急，而以推翻满清为首要。有云：“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哲族，不其忸乎？”（《文录》卷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十一 清代学术的畸形发达

清代学术，惟有小学昌明，余多不振，绪言中已发其端。这种学术上的畸形发达，就因为在异族统制之下，顾忌太多的缘故。鲁迅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绝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算账》）。言之极为沉痛。有人以为满清一代，国学渊微，发明已备，后生只要追踪前修，无须更事高深。此乃浅见之言，其实缺陷正多着呢！考史者虽则留心于地理、官制，而其他如姓氏、刑法、食货、乐律之学，却无一不见衰微。章先生有云：

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确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原注：《元史·民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仗，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多少，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以名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章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十二 先生学术的精深独到

先生更进言清代的小学与玄理，并且自述其独到之处，与下文第十三节所引可以互参。其言云：

近世小学，似若甚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者，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自述学术次第》）

综观以上所述，满清政府的罪恶，帝国主义的猖狂既如彼，民族主义的沦没，固有学术的消沉又如此，在这暗无天日的中间，忽然现出了光明的救星，这便是章先生所负的使命。换句话说，便是救中国——光复中华，振兴学术——的事业。其所完成的，不但和曾国藩这一派的洋务，康有为这一派的变法截然不同，就是和梁启超的运动，有志革命而仍徘徊于君主立宪的，也根本有别。这是先生伟大的所在。第二章革命元勋的章先生第六节幼年期的民族思想十三 幼年的民族思想和外祖的启发

古来伟大的天才，其萌芽每见于幼年时期，但亦须有启发导引之人，知所爱护，不使它中途摧折，才能欣欣向荣，开灿烂无比的花，结硕大无朋的果。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概由于环境或教育违背了自然，不能遂其发展的缘故。章先生从小聪慧，读书多悟，内心所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发芽最早，愤满洲统治之虐，明《春秋》夷夏之防，而又有外祖朱有虔及时启导。在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外祖就把蒋氏《东华录》中曾静案，讲给他听，并且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

先生便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

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先生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参阅朱希祖所记《本师章太炎先生口述少年事迹》）

章先生的民族主义伏根之早如此！年十三四，就能够读《东华录》，年二十就读全祖望文，于郑成功事，愤然欲与满清拼命。十四 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

可是返观当时一般的情形，大不相同。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如康有为（《章先生痛驳康氏》见第七节）、如杨度便是。杨度曾做了一篇《金铁主义说》，反对民族主义，其大意略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先生本其卓识，发为鸿之，痛斥杨氏之有三惑，最足以看出先生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其言曰：

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反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因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画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蕃，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按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诛。狄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夫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杀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太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已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稍同化于我矣，奚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文录·别录卷》卷一《中华民国解》）

此外，如《检论》中之《序种姓》上、下二篇，如《清建国别记》，都是辨章族类的名著。第七节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十五 英杰定交，同谋匡济

章先生提倡民族主义，著书立说，渐次为世所重。戊戌政变，长江一带通缉多人，先生的名字亦在其内。乃避地台湾，以为彼地有郑成功的遗风，割隶日本未久，当有可图，然终于没有所就。翌年己亥，游日本，始在梁启超坐中，遇见国父，尚未相知。迨至庚子年，唐才常事败，先生虽非同谋，亦被通缉。翌年掌教苏州东吴大学，并木刻《訄书》行世，为巡抚思铭所诇知，欲兴大狱。乃于壬寅春，再避日本。其时国父方在横滨，英豪会见，握手定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所应大书特书的事。

……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按：秦遁）就之。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从此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中和堂这一会，兴中会的同志，畅叙欢宴，每人都敬先生一杯。先生共饮七十余杯而不觉其醉。国父对于先生雅相推重，凡开国的典章制度，多与先生商榷。先生亦佩服国父的善于经画，《检论》中有《相宅》、《定版籍》诸文，可以窥见一斑。《相宅》系述国父之言，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黎。《定版籍》一文，则系共同讨论土地赋税问题。要之，国父和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千载一会，张良之赞汉高，刘基之佐明祖，犹未足以喻其得意，真有“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之概。十六 痛驳康有为的莠言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时莠言曰众，上面已经说过，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康有为便是一个代表。他的《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公然说清帝圣明，并且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先生作书痛斥，就其两点，在种族异同上，在情伪得失上，层层驳诘，使他体无完肤，莫可开口。文词条畅，洋洋万言。兹引一段如下：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世，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动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原注：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文录》卷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此文一出，真是朝阳鸣凤，连那些老师宿儒读了，也有深表钦佩的。而且康党的大言眩惑，更自白于天下，所以它的影响是异常重大的。先生后来之所以入狱，此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八节光复会时期十七 反对勤王剪除辫发

庚子年夏，唐才常乘义和团之变，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在汉口起兵。章先生对才常说：“我们要谋光复，应该明揭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因即断发以示决绝。改定本《訄书》的末篇为《解辫发》，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穀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因为剪辫变夷，所关非浅，所以必须考据凿凿，全文在手订《检论》时已经删去了。先生剪辫以后，短发分梳，垂于额际，常著长袍，而外面裹以和服，偶然亦著西装，所谓“方袷直下，犹近古之端衣”。十八 纪念中夏亡国

壬寅年春，先生和秦遁等十人在东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书中有云：

……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零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文录》卷二）

这是东京留学界组织爱国团体的权舆。临时，会未开成，因为清使馆假借外力，横来制止，但是大义所被，已经深入人心了。十九 光复会和陶成章

癸卯年春，留东学生因争俄约，组织义勇队，旋即为清政府所忌，乃自动解散，秘密为“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主光复者相应和。于是成立“光复会”，宗旨在颠覆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先生著《光复军志序》，首述缘起，有云：

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检论》九卷《大过》附录）

光复会会员如徐锡麟、熊成基等的革命事迹，多见于先生文著中。惟陶成章功大而名最隐，先生之所以未为撰传，所谓犹有忧患者。成章会稽人，为光复会副会长。生平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岛，运动侨民。辛亥年自爪哇归时，浙江已反正，举汤寿潜为都督，成章被任为参议，郁郁不得志，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为忌者所暗杀。其著作有《汉族权力消长史》行世。第九节入狱时期二十 公开讲演革命

自癸卯年春，蔡元培先生设爱国社，以安顿南洋公学的退学生，中国教育会予以赞助。蔡请章先生讲论，多述明、清废兴之事。教育会会员每周至张园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发表，以先生排满革命之论为最激烈，遂为清政府所注意，后来成为“苏报案”。其时邹容著《革命军》，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求先生替它润色。先生喜其文辞浅露，便于感动平民，且给它作序。宗仰出资行，又将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立尽。二十一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于是清政府下了密谕，拿办上海爱国党。上海道商之于总领事。总领事已经签字，但工部局以政治犯例应保护，不肯执行。被拿者六人：章炳麟、蔡元培、邹容、宗仰、吴敬恒、陈梦坡。工部局屡传蔡、吴前去，告以尽力保护之意，实即暗示被拿诸人从速离开上海罢了。不久，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于是蔡赴青岛，吴赴欧洲，陈赴日本，宗仰避居哈同花园。独有章先生不肯去，并且教邹容也不可去，说道：“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清政府严谕魏光焘，有“上海爱国党倡言革命，该督形同聋聩”之语，魏惶恐，因工部局不肯拘人，乃问计于律师，律师以为只有诉诸法律。于是魏光焘代表清政府为原告，控诉章炳麟等六人于会审公廨。工部局于是年闰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西捕至爱国学社，进客室，问谁是章炳麟。先生正在客室，自指鼻端答道：“章炳麟就是我。”欣然跟了同去，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如此勇猛无畏，挺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才真是革命道德的实践者。宜乎后进慕其典型，追其踵武，而革命终以成功。邹容从后门逃出。先生从狱中作书，动以大义，使他自行投到，翌日，邹容果然自首了。二十二 所谓“罪状”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

此案原告是清政府，律师是英国人，被告是章炳麟等六人，到者二人。裁判官则为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不伦不类，极为可笑。所控“罪状”，乃是摘取《苏报》中的论说，以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语句，尤以驳康书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两句，视为大逆不道。这正因为带了封建余孽的眼镜，以为呼名不讳，便是大罪。其实翻成白话，就变了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东西，未辨菽麦就是没有常识的意思。况且说载湉未辨菽麦，也是切合实情，并非过甚其辞。要晓得他的祖宗弘历，虽说是个能干的君主，却也是个未辨菽麦的人。他南巡时，不是看到田里种着的稻秧，便问这是甚么草吗？弘历对于民间事业尚且隔膜如此，载湉从小生长在深宫，自然更不消说了。裁判官问章先生有功名否，先生答道：“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还说甚么功名呢！”接着指出清政府的种种罪状，滔滔不绝。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从此革命党声气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敌国之势了。二十三 狱中苦工·邹容之死·出狱东渡

这样审问二次，即行阁置。因为清政府用种种诡计，先以外交手段在京和英国公使交涉，要求引渡二人，而不见许；继又愿以沪宁路权变换，亦不见许。二人初拘在工部局，禁令尚宽，每周可容亲友前去探视一次，到了翌年三月，此案始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自移禁西牢之后，即不许接见亲友。狱中所作之工，则为裁缝，缝做那些巡捕的制服之类。狱卒——印度巡捕——狐假虎威，陵暴无状，见先生目力近视，工作偶不敏捷，辄持棍殴击。先生自知无生理，绝食七日而不死。有时亦以拳抵抗凶暴，屡遭踶趹，或竟用软梏挛其手指，有好几次几乎死去。邹容年少性急，不胜压迫，未及满期，即病死于狱中。惟独先生素有涵养，苦役之余，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够克服这种苦难。到了丙午年五月初八，即阳历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国父已派孙毓筠在沪迎接。是日晨，同志们集合在工部局门前守候，因为从西牢解放以后，还须经工部局执行“逐出租界”的手续。到了十一时，先生才出，自由恢复，日月重光，同志们鼓掌欢迎，一一与之握手，即晚登日本邮船，东渡至东京。二十四 狱中日记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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