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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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试读：
摘要
国土面积狭小、饱受殖民统治、1965年才独立建国的新加坡，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新加坡快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实施了双语教育，培养了众多双语人才，很好地适应了东西文化精华兼收并蓄和转口贸易立国的发展模式。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自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转口贸易经济模式，奠定了新加坡双语或多语教育的底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的语文教育打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多元民族的复合社会需要搭建民族间沟通的桥梁和联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急需大量的双语或多语精英人才。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具有独特的演变过程及特点，其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65年以前是独立建国前双语教育的启蒙与探索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新加坡较早进行了双语教育的尝试，在客观上为建国以后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打下了基础。1965～1986年是生存与发展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实践阶段，在这21年里，围绕双语教育的一系列改革探索了双语教育模式，实现了教育源流的统一，新加坡在双语教育政策推动下不仅成功立足于世界，而且很快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87～2007年是经济腾飞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修正与完善阶段，三次华文教学改革和新的双语教育分流制度使双语教育政策自身的调整与改革进一步深化。2008年至今是重造新加坡主题下双语教育政策的深入推进阶段，从中央课程到校本课程，双语教育政策的创新性进一步强化，双语教育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
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里双语教育政策的功能和定位有所不同，但在建国以后，双语教育政策总体上都是围绕建国之初确立的“教育配合经济发展”的务实的总方针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演进着，为教育探索道路，为国家培养精英。短短半个多世纪，双语教育政策与新加坡彼此相长、共同发展、共创奇迹，不仅把双语教育打造成为世界教育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成功典范，而且使新加坡从一个资源匮乏、矛盾重重的小岛国华丽转身为世界发达国家。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
关键词：新加坡 双语教育 教育政策
Abstract
Singapore had suffered from colonial rule and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5 with small land area，but it ranks among the world’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just half a centur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Singapore’s rapid development，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is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which has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bilingual professionals. Also，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is inclusive for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well adapted to the carrying trade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has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roots. The carrying trade model continued for centuries since the Great Voyage Age laid the background for Singapore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education；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up to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laid the indelible imprint for 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multi-ethnic society needs has built the bridges and ties to communicate and contact with each other；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need large amounts of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talents.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rocess.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experienced roughly four stages. First stage is before 1965，which is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and early explores time before independent. Due to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long-term multi-ethnic，multi-linguistic and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ingapore attempts to try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after its founding；From 1965 to 1986 was called as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period under the theme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in this 21 years，there were a series of reforms around bilingu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model，which achieved the unity of the origins of education. With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Singapore not only promoted the success on the world，but also entered a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soon；From 1987 to 2007 was the period to revise and adjust bilingual education under the theme of economic boom，three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and a new distributaries’ system made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s adjustment and reform to further deepen；From 2008 until now is the period to deepen forward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under the theme of Re-Creating Singapore，from the central curriculum to school-based curriculum，the innov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degree is increasing.
Although at different times the function and loc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re differen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is nation，in general all the policies are around“education act in concert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also to adjust the times and evolve itself in exploring the road for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nation. Just a half a century，bilingual education and Singapore benefit each other to develop and make a magic together. Singapore not only becomes a successful unique model in the worl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but also turns itself as one of the world's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a formal resource-poor and contradicts small fishing village.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rom Singapore’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which ar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and research.
Keywords：Singapore；Bilingual Education；Education Policy第一章绪论
新加坡，位于赤道以北136.8千米外，东经103°5′，北纬1°17′，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最南边，处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北部经1.2千米长横跨柔佛海峡的新大桥和一条公路、铁路两用的人造长堤与马来西亚最南端相连，南隔马六甲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相望，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在“欧洲、远东和大洋洲之间主要的海空、通信及贸易线路方面占据了战略位置。”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全部领土由54个小岛组成，主体部分是一个面积为500平方千米的菱形的新加坡岛，该岛长约41.8千米，宽22.5千米，国家陆地总面积为699.4平方千米。除少数海拔100多米的小山以外，陆地地形平坦，河流较多，有实里达河（Seletar）和克兰芝河（Kranji）等多条大河，属于常年高温的热带气候，全年雨量丰沛，无四季之分，气温一般为24℃～34℃。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总人口约425万人，民族成分为华人约76%、马来人约14%、印度人约8.4%，其余为其他少数民族。是一个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弹丸小国，不仅国民生活饮用水、粮食、蔬菜等需要进口，就连填海造田的土石都是从外国购买的。新加坡于1959年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实行自治，1963年加入马来亚联邦，1965年从马来亚联邦中分离出来被迫独立建国。这样一个国家要想寻求发展，人才成为唯一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资源，而教育则是培养人才最直接与必要的途径。新加坡自建国之初，即确立了双语教育政策并被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确立与实施，有效地解决了困扰新加坡生存与发展的民族矛盾与国内外政治纷争，为塑造一个包容、开放的新加坡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推进新加坡腾飞的重要因素。从教育史的角度分析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确立与动因，梳理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全面并准确地把握新加坡成功的内在原因。学习和借鉴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同样实行双语教育的世界其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安迪·格林所说的，新加坡之所以是“一个坚固的国家和有很强凝聚力的社会”，正是因为教育在新加坡国家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个与全球市场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世界化国家里，一个显然是‘国民’教育的制度继续存在的范例。”短短半个世纪的新加坡建国史里写满了辉煌，它是著名的“花园城市”国家，是世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第三大炼油国、第二大电子工业中心和第一大货柜码头。新加坡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探寻其成功的真正秘诀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第一节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一 选题缘起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一个多元民族与多元语文交融，殖民地历史长达140多年的城市岛国，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要塞和世界文明的中转站。与国家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相反，新加坡的种族、民族和语文资源却相当丰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社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小物薄人稠、矛盾交织复杂的蕞尔小国，自独立建国以来不断创造奇迹。在独立建国短短30年后，新加坡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这种异乎寻常的崛起与发展的速度既非侵略所得，亦非他国援助所获，完全是依靠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的结果。新加坡由一个“弹丸”小岛迅速转变为世界发达国家的过程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加坡之谜”。多年来，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揭开这个谜底。2011年，总理李显龙亲自说出了谜底，他说：“我们要提高经济素质，改善人民生活，并使每个家庭过得更好、更理想、更舒适，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这依靠的是什么？不是政府的津贴，不是钱，而是教育和知识，因此要我们自己努力。”这个谜底充分说明教育才是构筑新加坡大厦的基础。
这个被“绿色”（伊斯兰教）包围的小小岛国，在迅速崛起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安全和稳定，还不得不考虑周边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并高度紧张东南亚局势，特别是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巧妙处理国内民族事务，避免成为所谓的“第三中国”和“第五纵队”，更要在经济上保持持续发展，并在东盟组织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在东西方国际关系与文化沟通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并从中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命运与发展道路的蕞尔小国，新加坡创造的奇迹完全是依靠教育，特别是双语教育而实现的，而指导双语教育正确推进的政策就是创造新加坡传奇的动力和秘密武器，是双语教育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新加坡从一个矛盾重重的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转口贸易中心，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中心；从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相互隔膜的移民社会转变为融汇共生、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现代和谐社会；从被迫独立建国、社会动荡不安转变成为亚洲首个廉洁国家。2007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世界竞争力年鉴》，新加坡的整体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0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行榜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四，亚洲第一；2010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再次公布《世界竞争力年鉴》，在58个国家中新加坡名列第一。一连串亮眼的成绩再次激起了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像新加坡这样语文教育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的国家了。在它独立之初，几乎全世界都在等着看它覆灭的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成为拯救它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成为促进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石。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其双语立国与建国的国家意义和成功实施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恰如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安迪·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教育作为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似乎主要在国家建立过程的初期或者在危机之后的政治重建时期发挥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我们不应当指望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过程同样适用于今天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然而在某些国家，比如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历史过程还是相当明了的。”在语文等同于政治的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进程中，政府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双语教育的导向，改进双语课程教学内容和社会教育环境；另一方面在进行教学改革和营造社会教育环境时，特别是在母语教育上力图摆脱母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影响，并在新加坡国家意识下汲取母语文化精华，以构筑具有共同价值观特色的母语新文化，并且在解决历史矛盾、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构建共同价值观，融汇多元文化、搭建沟通桥梁等政治文化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新加坡政府在积极调整双语教育发展战略，力图使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能够平行发展，在科技教育与文化教育上相互融合、优势互补。李显龙总理于1995年9月在华侨中学为华中和初级学院的学生作的题为《为迎接21世纪作好准备》的演讲中说道：“尽管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女中的学术表现比特选中学好，可是他们并不能取代特选中学。因为，它们的教育经验截然不同，栽培出来的学生也不同。”这段话或许诠释了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在新时期追求双语并重、共同发展的策略与方向。本研究重点展现1965年独立建国至今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
其次，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培养了国家发展急需的精英人才。虽然新加坡各项教育发展都很成功，精英教育与国民教育紧密结合，但是双语教育作为新加坡教育的基石，始终是新加坡教育体系里最具特色的部分。尽管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已达世界一流水平，人文素质与道德教育也堪称世界典范，但这些都离不开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与推动，都是在双语教育政策的土壤里结出的硕果。新加坡基础教育的多次改革都是以双语教育为基础而进行的，并依赖双语教育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双轨制的教育模式。在双语教育政策下，新加坡不仅巧妙地规避了政治上诸多敏感问题的冲击，成功地立足世界并实现了经济腾飞，还培养了一大批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具有沟通东西方能力的双语双文化精英人才。2006年新加坡人力部部长兼国防部部长黄永宏说：“我和不少CEO（首席执行官）谈话时，他们都一再告诉我，无论是在海外或本地，他们选择CFO（财务总监）或COO（运营总监）的第一人选会是新加坡人。”充分吸收和运用东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新加坡教育特有的优势。依靠英文教育所带来的西方科技教育，推动新加坡高等教育跃然于世界一流水平；依靠华文教育所带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新加坡塑造出了“有教养的新加坡人”。前总理李光耀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评价是：“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再次，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探索了一条东西融合的国家文化发展道路。新加坡所在的东南亚是世界上文明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相比于同样是小国林立的西欧，这里文明发育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西欧的民族成分不过是日耳曼族和拉丁民族，宗教也只有天主教、基督教和新教，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圈。而东南亚的民族与宗教种类则异常繁杂，根本难以被看作一个统一的文明圈。而作为东西方文明中转站的新加坡，其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更胜别国，这个弹丸之地深受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浸染和覆盖，被打上了世界文明的各种印记，成为人类文明的展示中心。新加坡政府本着尊重历史、尊重文明，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原则，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出发，对纷繁复杂的文明结构进行了科学务实的重构，确定了自身在世界历史文化中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文化坐标，构建了二分的国家文化模式，使复杂的语文问题简单化，有效避免了文明的冲突。这似乎也印证了安迪·格林所说的“当所有的欧洲国家似乎要形成欧美文化模式的多样化和世界主义的混合物以同化其移民的文化制造物时，发达的亚洲国家似乎致力于二分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引进西方文化和产品，另一方面又努力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分文化模式的国家，这种二分的文化模式使新加坡人具备超强的平衡东西方文化的能力，就像是一条灵活地游走于大海中的小鱼，在东西方间轻松自如地转换着角色、文化和思维方式。东西兼容、变通灵活的素质和双文化思维方式不仅使新加坡人具备了迎接各种挑战的基本素质和力量，也具有了提前预见时代的下一个急转弯的前瞻能力。美国资深新闻人内森·加德尔斯于1996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美国可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中对新加坡有过精准的评价，他说：“这个高科技城市国家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容忍多元文化，秩序井然，却属于后自由主义时期。它为进入21世纪所做准备之充分，是举世无双的。”
总之，以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为切入点，跟随着双语教育政策行进的脚步开展研究，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新加坡每一次精彩背后的动力之源，探索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规律，为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双语教育成功的历史经验找到根本的源头和路径。二 研究意义（一）学术意义
双语教育政策，作为新加坡国家层面重要的平衡器与调节器，不仅在配合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国家周边环境与国内各种族间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而且在世界教育体系中也被视为独树一帜的成功典范。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双语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纳入教育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关注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关注点大多是在华文教育上，国内外还没有比较系统地研究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专门著作。本研究的目的是：①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新加坡自独立建国以来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系统的认识和评价，更为理性地审视和呈现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状态。②总结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当前及今后我国和世界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学术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的初始与最终的期盼和愿望，更是教育政策研究最主要的作用所在。
第二，以教育史为突破口和基础的研究，是一种共通的学术思路。本研究是以一个国家的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是教育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和前导性工作。只有在比较翔实的个案研究的前提下，才能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践意义
在当前文化多元的教育实践中，双语教育一直是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新加坡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唯一的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刻的国家，海外华人与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人民同根同种，在文化心理上是相通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成功经验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也是最能够和最容易学习与借鉴的。1978年11月，李光耀曾对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说过：“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能够做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李光耀的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学习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实践意义。第二节相关概念界定一 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是由英语专门术语“Bilingual Education”翻译而来，国内外对双语教育的界定有几十种。《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指出，双语教育指在学校里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知识性科目。《国际教育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认为，双语教育定义的最低必要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法。《教育词典》（A Dictionary of Education）指出，双语教育是培养学生能同等熟练地使用两门语言的教育，每门语言的课业几乎各占一半。《双语制度与双语教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指出，双语教育指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情景，即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传授科学、数学、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的内容。中国双语教育专家王斌华把双语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指的是，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的教育。”他还对“教育”与“教学”的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教育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一切具有教育作用的活动。教学是指由教师传授和学生学习组成的教学活动，主要指课堂内的教学活动。”
国际著名的双语与双语教育研究专家，英国Bangor大学教授科林·贝克（Colin Baker）博士认为双语教育首先应该是一个历史概念。“双语教育的最初形式早在本世纪（20世纪）之前就已存在了。……Lewis曾描述了双语与双语教育从古代开始，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再至当代的历史。”
应该说上述双语教育专家分别从某一角度对双语教育概念的界定是科学的。然而，笔者认为，按照上述双语教育的定义来界定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又都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这是由新加坡双语教育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所决定的。首先，不仅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且其发展过程还有着很长的历史；其次，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所施行的范围和层面不仅包括学校，而且包括学校、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再次，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其作用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教育的领域和范畴；最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更促进了现代新加坡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双语教育之于新加坡绝不是一个简单意义的教育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发展制胜的法宝，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受益无穷的源泉所在。
笔者认为，双语教育是实施两种语言和语言所附带的文化教育的全过程，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全方位多层次教育的全部内容。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概念。而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顾名思义，就是新加坡为实现双语教育在某一时期的目标、任务而制定的具有指导性的准则。二 华人、华侨、华族
所谓“华人”，200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华人”的解释是：“华人既是指对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并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所谓“华侨”，199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对“华侨”的解释是，“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所谓“华族”，强海燕在《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一书中，对“华族”的解释是，“华人与华侨的统称”。
笔者认为，所谓“华人”“华族”，都是基于种族的视角来进行判断的，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而“华侨”则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侨居的意思引申出来的，就是指侨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三 母语
吴元华在《母语：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一书中，对新加坡政府所谓的“母语”的解释是“不一定是学生童年时在家庭里所学得的第一语言，而是指代表他的种族的语言（Ethnic language）。不论一个儿童是否会说代表他的种族的语言，只要他属于某一个种族，那么，代表那种族的语言就是他的母语。”
汤云航、吴丽君在《新加坡/中国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一书中对语言学意义上的“母语”与新加坡政府所定义的“母语”做了区别说明，他认为“语言学上所说的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最先习得的语言，是Mother tongue，而政府当局所说的‘母语’是指所属种族的语言，如华人的‘母语’就是华语，印度族的母语就是泰米尔语，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后母语言’，即Stepmother tongue。”
0黄明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与英汉语用环境变迁》一书中，对新加坡“母语”的解释是“不一定是学生童年在家庭里所学得的第一语言，而是政府指定的、代表学生种族的‘民族语言’（Ethnic language），同时也是官方语言。新加坡的母语有三种：华族的华语、马来族的马来语和印度族的泰米尔语，而华、巫、印族以外的民族必须从上述三种母语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母语。”这里，黄明特别强调了“政府指定”这个词，表明了新加坡的“母语”除了其自然属性以外，还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色彩。
在本研究中，笔者从新加坡国情出发，综合吴元华、汤云航和黄明对“母语”的阐释，认为所谓新加坡的母语，就是政府所指定的代表其种族属性的语言。四 “国语”和“华语”
郭振羽在《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对新加坡的“方言”到“国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描述。他说：“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早期多以方言教学，自1919年受到中国本土‘国语运动’的影响，逐渐转向以华语（国语）教学，也形成了各个华校‘大一统’的形态。”这里的“国语”是指中国国内官方统一规范的华语，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
汤云航等在《新加坡/中国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一书中，也对新加坡从“国语”到“华语”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描述。他说：“新加坡华校所使用的教育语言已经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峡华人掀起的推广华语运动时期的‘官话’发展为‘国语’，从自治后宣布马来语为国语后，又改称华语。”
黄明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与英汉语用环境变迁》一书中，对“国语”的定义是，“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前，新加坡华人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把中国的标准汉语（即普通话）称为‘国语’，为了区别，本书称之为‘中国国语’。”而“华语”，是“在新加坡自治以后把中国的标准汉语（即普通话）称为华语。”
笔者认为，从“国语”到“华语”，一方面反映了语言界定的不同标准，“华语”是从种族角度来界定语言归属的，“国语”是从语言在国家中地位的角度来界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以及新加坡国家意识的提高。独立建国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和华文教育一向认同中国为祖国，故而称华文为“国语”，直到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宣布马来语为国语后，才从民族的角度改称为“华语”的。五 “华校”、“华校生”和“华文学校”
卢绍昌在《关于两种语文教育的实施问题》一文中，对“华校”和“华文学校”的解释是：“我们认为‘华校’或是‘华文学校’这个名词应该属于统括性的名词。它们的教育对象虽然主要是华籍子弟，但是，教学的内容绝非只限于华文一种而已。它们原本是两种语文的学校，现在是新加坡两种语文学校的其中一种类型。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望文生义地逻辑一番。”
黄明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与英汉语用环境变迁》一书中，对“华校生”的解释是：“泛指1987年新加坡统一教育源流以前，接受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生。”
笔者认为，所谓“华校”，要分两个阶段来认识。以1987年完成教育源流统一任务为分水岭，之前的“华校”虽然经历了从私塾到现代学校的转变，但是在教育文化、教育理念与教育培养目标上还是因袭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教材；而之后的“华校”，特别是实行双语教育之后的华校才像卢绍昌所解释的那样。从字面上来理解，“华校”和“华文学校”不仅是指语言上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而且是更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华校”这一称谓，在1987年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代之以“特选学校”。所谓“华校生”，则特指1987年新加坡统一教育源流以前，在华校学习的学生。
从字面上来理解“华校”和“华文学校”不仅是指语言上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而且是更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教育模式中国化的学校。六 “英校”、“英校生”和“英文学校”
黄明在《新加坡双语教育与英汉语用环境变迁》一书中，对“英校生”的解释是：“泛指1987年新加坡统一教育源流以前，接受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生（包括新加坡各个民族的学生）。”
笔者认为，所谓“英校”和“英文学校”都是相对于“华校”和“华文学校”而言的。不仅语言上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而且教育模式上更偏重于英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七 “受英文教育者”和“讲英语人士”
李光耀于1959年8月16日在记者联合会的午餐会上，谈到受英文教育者的观念与特点时说，“我所说的受英文教育者，并非只是指那些能读、能讲和能写英语的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曾经在马来亚政府英文学校或教会英文学校受教育的人。他们不仅能说英语，而且因为受过本邦英校教育而具有某种特性。”顾名思义，李光耀理解的所谓“讲英语人士”，就是指那些能读、能讲和能写英语，而且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的人。笔者认为，李光耀对“受英文教育者”和“讲英语人士”的解释是准确的。八 “马来亚”和“马来西亚”
马来亚，是马来西亚国名的前称，以1963年9月新加坡成为马来亚联邦的一个成员州为界，之前称为“马来亚”，之后称为“马来西亚”。直到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后，马来西亚仍沿用“马来西亚”作为国名。第三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新加坡教育源流的统一，对于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展开了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 国内研究现状（一）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制定的理念以及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探索
冯增俊、卢晓中主编的《战后东盟教育研究》一书，独辟“战后新加坡教育”一章，对战后新加坡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新加坡现行学制与管理体制、双语教育的理念、意义和目的进行了介绍，认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理念主要是打造具有全面素质的新加坡人，对双语功能的定位主要是“掌握英语，旨在了解现代社会的知识、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掌握自己的母语，旨在了解什么是自己的根”。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广州华侨研究会联合编著的《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一书，从国家民族政策的层面揭示了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人文背景，探讨了多元混合文化下国家语文政策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书中还提出了混合文化的概念，指出“战前的华侨社会已演变发展为华人社会，华侨经济逐渐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华侨教育已变为象征性的华文教育并处于衰微或消亡状态；而在观念形态方面，华人社会虽从战前的华侨社会继承和保持着中华文化传统及价值观，但已吸收了东南亚的及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形成以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为核心的混合文化。因此，战后的东南亚华人，虽祖籍源于中国，与中国人民虽同为炎黄子孙，但是，历史老人已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另一个独立支族，与中国人民只有亲戚的名分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所展现的新加坡华人的基本状况也是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必然结果。书中还提出了新加坡把双语教育政策作为促进和谐统一社会、国家稳定的可靠保证的观点。提出“坚持双语教育政策，在使英语成为各民族共同语的同时，让各族人保留中等的母语水准（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学到初中，掌握2500字，能读懂一般报章），使能借此继承各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保持东方价值观念，免致失掉民族文化根源，以增强新加坡在东方世界的生存条件。”其实，这也是新加坡实施双语教育的目的所在。
余强所著《国外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书，除了对双语教育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进行探讨外，还单辟一章对新加坡的语文政策、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他说：“1956年，议会各党派建议政府采取整合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源流的教育问题，包括为各民族的学校提供以不同语言编写共同科目的教科书。于是，新加坡政府以‘各党派教育报告书’为基础，在同一年发表了《教育政策白皮书》……因此可以说，《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此外，他还对独立建国后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所承担的任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其教育担负了两项职责：一是协助国家经济转型；二是协助建立一个综合的、有秩序的新加坡社会。”关于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形成，王学风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
吕元礼在《鱼尾狮智慧：新加坡政治与治理》一书中，重点研究新加坡历任行政首脑政治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以及治理之道。剖析了精英主义、民本与民生主义在新加坡政治思想与战略实践中的演进与调整，揭示了新加坡政治治理的强悍与巧妙的特点。虽然书中没有直接对教育理念进行分析，但李光耀把精英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体现了培养双语精英人才的教育理念。笔者认为，透过这些政治上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探寻双语教育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性、时代性要求以及双语教育政策的来源与互动关系。
孙景峰著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一书，研究人民行动党执政50多年来的执政环境、意识形态、执政机制、执政理念以及经验教训。书中对新加坡语文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语文与新加坡政治的互动及影响至关重要。他说：“华文也是对人民行动党执政产生重大影响的语种，甚至被称为‘政治语言’。”当然，人民行动党对语言决策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书中对人民行动党在制定语言政策过程中的理性决策进行了分析：“在新加坡选定英语还是汉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决策时，如果把此议案交付表决，由于华人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居民会以汉语与中国的文化遗产自豪，一定会坚持把汉语作为主要语言，但对人民行动党决策层来讲，他们认为，若从国家必须在日益着重科技与英语的世界经济中求生存的角度考虑，选定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显然更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在此事上，人民行动党决策层逆民意而动，而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上述研究通过分析双语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反映了新加坡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的理念及其形成与发展的政治文化背景，将双语教育政策放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语境中加以考量，使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二）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内容的研究
王学风在所著《新加坡基础教育》一书中指出，“1955年是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各党派教育报告书’。报告中所提建议虽然基本上是以华校和华文教育为对象，但事实上涉及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若干基本原则，成为后来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基本教育方针，其中涉及语言教育政策的有：第一，政府应平等对待各语言源流的学校……第二，家长有权为其子女选择进入四种源流之一的学校……”
汤云航、吴丽君所著的《新加坡/中国推广普通话比较研究》一书，以两国推广普通话的方式为切入点，重点研究新加坡、中国两国推广普通话政策出台和推行的过程。其中有一定篇幅对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开展的每年一个月的“讲华语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和不同的推广对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文中也对新加坡现代学校的勃兴与华文教育的发展进行了阐述。该书把“新加坡迄今为止的华文教育的发展史定性为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虽然它们只有一字之差，却有质的不同”。还把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1819～1958年自由竞争中由弱而强的华文教育发展时期、1959～1984年平等依附中盛极而衰的华文教育衰落时期、1984年至今调整再生中重塑华彩的华文教学发展时期。书中认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从早期的私塾、义学艰难起步，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到80年代的陨落，再到其后单科华文教学的挣扎再生，走过了一条由艰难而辉煌而陨落而调整再生，也是由综合的华文教育而单科的华文教学的悲壮的发展衰落再生史。”笔者认为，这样对新加坡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的定性过于草率，考虑的因素也不够全面。
陈之权在《大题小做——新加坡华文课程与教学论文集》一书中，对新加坡华文教育与华文课程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尤其是对从中央到校本的新加坡华文课程的建构与考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新加坡华文课程建构的两大原则，即“中央课程与校本课程相容、必修单元与选修单元兼具”。他还提出，“一个国家的课程可以在国家、地方和学校这三个层面上运作。就新加坡的情况而言，由于地小人稠，地方的界限不明显，故在课程的发展上可以采用中央课程和校本课程相互配合的双层运作方式。”此外，他还以阅读为例对新加坡“少教多学”教育理念的目的、内容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上述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内容的研究分别从某一个方面勾勒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景象。遵循语文教育的视野和思路，透视语文发展演变的张力和路向，这样的研究立场和切入点使人们能够对不同时期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内容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形象的认知。（三）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效果与评价的研究
王学风所著的《新加坡基础教育》一书，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不仅提高了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各民族融合程度，而且提高了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她说：“英语水平的提高，使新加坡人民能毫无语言障碍地直接吸收西方丰富的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新加坡人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此外，她还具体介绍了一些小学英语科和中学华文科的课程纲要，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吴云霞所著的《新加坡小学教育考察》一书，从出国考察和学习体验的视角，对新加坡现代小学的教育理念、管理制度、教学观、道德教育等分别予以介绍。书中对双语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有教养的新加坡人有一段具体描述：“新加坡男士的彬彬有礼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英国的绅士风度，而‘礼义廉耻’的校训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好的继承；餐桌上刀叉与筷子并排放置，西餐与中餐各具魅力；即使是在服饰上也明显让人感受到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韵味。”此外，她还对新加坡小学中汉语拼音的教学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强海燕主编的《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2000～2010）》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阐述新加坡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文中提出了新加坡大学走“西方化”捷径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观点。文中说：“作为财力雄厚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凭借沿用西方大学教育与办学模式，以及大量引进和聘用西方学术精英来校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之途径，可以说是通过‘西方化’的‘捷径’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一观点间接地肯定了双语教育政策的积极作用，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朱默君主编的《体验新加坡——27位留学生眼中的中新教育差异》一书，是由27位留学新加坡的中国高中生共同完成的。他们以外国留学生的视角透视新加坡教育图景。他们亲身的感受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书中对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法进行了简单介绍，他们说：“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方法与英文相似。在华文课上，老师会尽量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并把授课内容安排得生动有趣。有时同学们可以听相声、看电影；有时老师会给大家唱汉语歌。由于学生们的华文基础不够扎实，华文老师会在教授全国统一教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词汇、写作等内容的教学。”
董霄云在《文化视野下的双语教育——实践、争鸣与探索》一书中，有一章专门就新加坡的历史、人文情况解读新加坡双语教育。她认为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政府积极倡导、教育经费保障和重视文化目标。她认为：“在维系和传承母族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的东西合璧。这种多元文化目标反映在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各个层面。”“新加坡人所说的‘东’，不仅包括中国文化，还包括印度文化和马来文化。新加坡重视培养各族群、各阶层的人对国家的强烈的归属感，同时重视自己‘中间’的位置，愿意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欧洲各国间作沟通的桥梁。”
上述研究分别从学者、教师、学生等视角对双语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与评价进行了探讨，既有动态下的冷静思索，更有对双语教育的全面考察与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从文化视角对新加坡双语教育经验教训的研究，提出了文化目标对双语教育政策的影响力问题。（四）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与问题的研究
赵慧在《双语教学纵横谈》一书中，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把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变迁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英国殖民统治与“独尊英语”政策、1956年的“各党派报告书”、1959年颁布“国语”政策、新马分离后语言政策的再次调整。他认为：“在众多亚洲国家中，新加坡为少数以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又保全母语的国家。这样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殖民地历史和种族协调利益的需要。”笔者认可他对四个阶段的划分，但不同意他关于新加坡语言政策“是殖民历史和种族协调利益的需要”的观点。殖民地历史固然不容抹杀，但如果说是一种“需要”，则实为不妥。以英语为共同语并不是因为殖民地的历史，而是出于母语的政治问题、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全面而综合考虑的结果。
余强所著的《国外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要加强华文教学与传统文化联系。他认为：“在新加坡的学校里，其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也需不断改进，以确保双语政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有效性。”
黄明所著《新加坡双语教育与英汉语用环境变迁》一书，重点从语言教育方面入手，结合新加坡双语教育实践，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国际上主要的双语教育理论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新加坡双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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