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琪延 徐玲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数(2016)(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出版，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序言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中国经济能否行稳致远，对“十三五”时期开展经济社会建设、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意义重大。面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契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文化及文化产业再次被作为重要议题写入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等，并确立“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回顾“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成绩斐然，至201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机构、博物馆服务人次分别达到5.89亿、5.48亿、7.81亿，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达到93.93亿元，比上年增长24.1%；8家文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首发融资额共计80.62亿元，19家上市文化企业实现再融资，共募集资金506.30亿元。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年达到3.8%，相比2010年的2.8%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而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4年已超过5%，如此来看，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即在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极有希望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从而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十二五”的圆满收官为“十三五”时期的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也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创业的新动力，而推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文化消费活力、推行“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五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丰富而厚重，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精神信仰、伦理观念、处世哲学等，对推动当代城市发展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中华文明不仅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交融的21世纪，文化更是影响城市发展最为深远的内在要素，是城市精神特质的塑造者。从城市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相伴而生。文化的力量熔铸于城市的生命之中，塑造城市的魅力、引领城市的发展、推动城市的进步；而城市也在历史演进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文化发展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正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各国城市乃至各国之间竞争的焦点。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城市文化建设还存在较大的有待继续完善和改进的空间，我国城市文化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尚未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有力的竞争优势。面对世界各国文化交融时代的来临，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地位如何凸显，以及如何传播、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与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形势相呼应，学术界围绕文化议题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文化发展问题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理论探讨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较多，而基于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以城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研究视角、研究维度、研究方法等都有待拓宽，研究内容和体系仍需丰富和完善。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搜集和整理了2014年我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文化相关数据，借助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估，揭示了我国城市文化发展的客观现状，厘清了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可为探索推进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文化发展提供参考。本书研究的脉络、主要内容及各章执笔者具体如下。
第一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总论。执笔者王琪延、黄羽翼、王博。本书在这一章节中，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城市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精神价值，提出应以“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学术创新、产业创新”推动城市文化供给侧改革，突破传统文化发展的困局；通过对文化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国家助力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举措和文化发展方向；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全国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融合趋势以及城市文化消费水平的稳步提高。
第二章，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理论框架。执笔者王琪延、徐玲。这一章是研究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的理论基础。本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以及对城市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诠释，从理论层面构建了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理论模型以及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的评价体系，并对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的测算方法进行了说明。
第三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数及综合分析。执笔者徐玲。本章基于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理论模型和评价体系，以2014年国内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和综合评价分析。
第四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分要素指数及比较分析。执笔者徐玲。本章基于城市文化发展指数模型以及国内236个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对构成文化发展指数的六大文化发展要素在样本城市的现状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样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优劣势，厘清各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具体薄弱环节。
第五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数分析——以北京为例。执笔者王琪延、黄羽翼、王博。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发展水平显著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建设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更是北京文化发展的核心目标。基于此，本章以北京为例，将北京作为国内文化发展的重点城市予以关注，对北京文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在总述北京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国际视野和区县维度，对北京文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研究，分析北京文化发展的优劣势，揭示北京建设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为从不同层面探索北京文化发展的提升路径提供更为细致和客观的科学依据。
第六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执笔者王琪延、徐玲、黄羽翼、王博。本章基于前面章节中对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结论，立足不同层面对城市文化发展的不足及现存问题进行总结提炼，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城市文化全面发展的对策选择，以及促进北京区县文化特色发展、加速建成世界文化中心城市的战略选择。
课题组的每一位成员对于本书的完成都做了巨大的贡献，徐玲、黄羽翼、王博、马瑜、马琳共同承担了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徐玲协助笔者做了很多统稿和修订工作。由于本书对我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的测算涉及236个样本城市、83个数量指标，需要查阅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各市统计网站的官方数据以及其他相关年鉴，数据清理任务十分繁重，经过一年多的数据搜集、整理、测算以及反复讨论与修改，书稿成形。在此谨对课题组成员以及所有关心书稿进展的专家学者深表谢意。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编辑工作。
由于我国城市文化统计工作尚不完善，各城市年鉴中对文化指标的统计标准及统计口径并没有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发展较为落后的城市，文化统计严重滞后，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指标或未做数据统计或存在年份上的数据缺失，对本书研究工作的开展形成很大的阻碍。在对个别城市文化指标数据缺失的处理上，一方面，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推算、插补或近似替代；另一方面，将指标数据缺失过于严重的城市予以删除，最后仅保留了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此外，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理论评价体系中一些重要的文化指标，由于数据很难获取而未能纳入实证评价体系中。数据难以获取与数据缺失等问题的存在，使本研究难免存在未尽之处，有待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研究中加以补充和完善。书中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王琪延2016年8月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章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总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城市的灵魂。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使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却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信仰、处世哲学等在当代城市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的城市建设也应更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是推动城市不断进步的根本路径与动力源泉。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历史文化作为一座城市的标识与记忆，也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传统文化在不断传承与弘扬中逐渐走向先进。本书在这一章中，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求，系统分析了中华传统文化内容在城市发展中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对如何以创新推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城市传统文化发展的瓶颈进行阐述，对我国文化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并从宏观层面分析全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消费水平的现状及变化趋势。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初源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即，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是指人文教化。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则源于拉丁文“Cultura”和“Colere”，原意是“耕耘、栽培、养育等”，后引申为对人的品行、智能的培养。在现代语境中，更将“Culture”解释为是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精神、心性的修养。可见，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文化皆有“教育、教化”之意，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文化与社会文明相伴而生，人们通过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学习与分享而形成文化，文化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指引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观念的产生、旧思想的舍弃，而每一个时代新文化的产生又都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优秀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而成，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进化的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中华传统文化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博大而精深，丰富而厚重，源远而流长，经过历史长河的锤炼所积淀下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髓，并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品格之根本、信念之所在、生命之源泉。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进取、爱国、顽强、拼搏等精神信念，尊师孝亲、修身自律、务实奋进、勤劳节俭等伦理观念，以及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不仅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所在，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交融的21世纪，文化更是影响城市发展最为深远的内在要素、是城市精神特质的塑造者。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习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具体指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城市建设更应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充分认识和阐释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新的发展时代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城市健康持续地长久发展。（一）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精神特质的塑造者。历经千年历史沉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当代城市的发展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指引力，对推动城市发展、形成更为先进的城市文明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具体表现为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
第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表现为社会价值。文化，即以“文”“化”之，教化、育人是文化的本质属性、首要功能。中华传统文化中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的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的处世哲学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与自然冲突愈加凸显的今天，更能显示出其重要的教化价值，对推动社会进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使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得以极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浮躁，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在满足物欲的过程中、在日益忙碌的工作生活中，忽视了对忠诚、孝顺、真诚、与人为善、以己度人等精神品格的坚持，导致社会上官僚腐败、信任缺失、情感冷漠、语言暴力、攀比炫富等不文明现象愈演愈烈。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不乏为了眼前利益和一己私利，无度掠夺和抢占自然财产、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无良企业。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愈加剧烈，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人文危机也日益凸显，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传承的缺失有很大的关联。当今社会文明建设所缺失的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所积极倡导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信念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它所包含的“仁者爱人”的济世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当代社会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源头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是最早倡导“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锻铸民族精神，以及抵制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动力源泉，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撑，从而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社会价值。
第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还表现为经济价值。文化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并逐渐形成的，也即人为创造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步同样也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形成。人们通过劳动与智慧创造的文化产品，经由市场的交换而成为商品，从而产生经济价值，为文化生产者带来财富的增加。同时，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不断累积，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文化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的类型和文化服务的形式逐渐趋于多元化，并最终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形成。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城市，也常常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国家或城市。如法国的文化之都巴黎不仅是一座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名城，同时也是欧洲GDP最高的城市，这座汇集着世界文化珍品的千年古城以其卓越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并发展成为欧洲都市圈的核心。巴黎的成功验证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以及良性互动下所形成的经济效应，从而彰显了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经济价值。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迁所留传下来的文化艺术遗产、所凝聚的千年文化底蕴是我国独有的特色文化资源与文化财富，文化艺术、文化产品的创新只有立足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才能在国际上形成抗衡他国的文化竞争优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以儒学思想为核心构筑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义重大。
第三，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表现为政治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的产生源于人的创造，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一代人生活的标志和象征，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价值取向的总体表征。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也反映了执政者的治国理念以及所推崇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仁”“义”“礼”“智”“信”，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道，而这也正是我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根本与动力之源。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魄、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等，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都是维护我国政权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撑。另外，传统文化在外交政治中也起到极大的作用，许多凭借硬实力难以达成的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可凭借文化的桥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文化思想的交流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传统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从而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另一表现即为政治价值。
第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还表现为历史价值。悠久而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征和独特优势，传统文化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的体现也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之上的。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五千年文明，铸就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在历史的锤炼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演绎，并最终形成了以“天下一统的国家观、人伦和谐的社会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勤俭耐劳的生活观”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世界文化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化之一，且相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更强的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并延续至今的古文化，且更为珍贵的是，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承延续，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一个自我更新、不断发展，又不失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中华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独特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化瑰宝，其历久弥新的历史价值同样是世界文化史的宝贵财富，对丰富和推动世界文化发展意义重大。（二）以创新推动城市文化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11月起，“供给侧改革”一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风向、主战略。供给侧改革是应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落后产能严重过剩的国情而提出的，即在需求侧拉动已明显乏力的现实下，转而从供给层面发力，通过调整优化供给结构缓解经济社会中的供需矛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文化产业因其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特质而成为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奠定了我国先天的文化优势，而我国文化市场中却呈现文化产品产能过剩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现有文化产品供给远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和高端化的文化需求，城市文化产品缺乏特色，高品质文化产品尤为缺乏。可见，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城市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缓解文化市场供需不平衡的根本选择。如何有效实现我国城市传统文化的供给侧改革？从文化供给现状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浓缩着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而在当今城市文化发展中，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城市中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特色文化也多遭遇失传的危机。同时，随着世界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日趋普及和科技的日新月异，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愈发便捷与凸显，国内城市建设多有崇尚西方之势，而缺乏城市自身特色，千城一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针对我国城市文化发展的瓶颈与困境，应以创新作为城市文化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核心动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激发传统文化新活力、创造新价值，同时为新时期经济发展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来看，城市传统文化的创新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内容创新。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仁者爱人”的济世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精华至今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于农耕文明时代，尽管吸收了牧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优势，但总体上来看是适应农业社会的，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处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要把传统文化所有的内容完全不加改变地保留下来是不可能的，且违背追求先进文化的本质和初衷。比如传统文化中“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贵贱等级观，等等，这些思想带有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因此，传统文化发展必须要在内容上进行创新，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按照时代发展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精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形式创新。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传统文化不应只是束之高阁、艰涩难懂的“高雅文化”，如果不能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能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就无法在当代有效地传承与发展。因此，传统文化必须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欣赏特点，实现表现手法、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增强传统文化的通俗性，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人民，真正赢得群众的认同，达到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的目的。比如一些传统文化典籍如《论语》《孟子》《庄子》等蕴含了诸多中华伦理文化精华，但很多群众研读起来比较困难。如果专家、学者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仍然照本宣科，将传统文化讲得很理论化，大众听不懂、不接受，可能就根本不听了，起不到任何效果。因此，要将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进行现代转换，于丹讲《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经典就是形式创新的成功典范，她将典籍中所传达的仁义、诚信、爱人、敬业、和合等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与当代实际发展相结合，不仅让人民大众能听懂、能接受，还让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想学习。通过表达形式上的创新，把原来只是一些专家在研究的传统文化大众化、草根化，从而唤起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历史前所未有的关注，掀起一股“论语热”“孔学热”，让传统文化在当代散发出了新的活力。同样，一些传统文艺样式在新时代也需要在形式上进行创新。以京剧为例，京剧艺术是我国三大国粹艺术之一，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京剧已经从传统的“流行文化”成为当代的“小众文化”，京剧受众群体规模日趋缩小，发展面临困境。因此，京剧在当代要想实现复兴，就必须在表达形式上进行创新，使京剧的表现形式顺应时代审美。比如“京歌”就是京剧形式改良创新的一种模式，它是将京剧的唱腔、曲调、程式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融合的流行京剧音乐，一些“京歌”作品如《新贵妃醉酒》《唱脸谱》《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将京剧元素与流行音乐元素完美融合，这种形式创新的作品更为符合现代审美，对于京剧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科技创新。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发展必须加上科技创新这一新的动力引擎，“传统文化+科技创新”模式已成为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利用新型数字影像、声光多媒体、激光显示、电脑特技、LED显示、3D、4D、高清、虚拟展示等数字技术增强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利用科技创新提升传统文化表现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动作贺岁片《智取威虎山》，这部影片使用了先进的3D特效技术，将传统革命故事与先进科技融合，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表现力，不少观众观后大呼过瘾。这部影片在全国创造了近9亿元票房，实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结合所迸发出的活力。其次，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利用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和传播媒介手段如微信平台、微博平台、短信平台、移动传媒、电视广播平台等，发挥现代传播技术传播速度快、无地域限制、受众面广的优势，建设覆盖面广、层次丰富、双向互动的传统文化传播体系。建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传统文化数字产品试点和传统文化智慧博物馆试点，让公众足不出户就可轻松游历博物馆，使更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用数码产品观看精美艺术品与文物，让更多的人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瑰宝，同时构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交流网络平台，向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搭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提高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力。最后，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传统文化发展的持续力。当前我国诸多传统文化样式诸如唐卡、泥塑、神衹绘像、藏戏等都存在文化传承人才断层、传统表演技艺失传的情况，这些传统文化样式有随时消亡的危险。因此，应积极利用数字化等科技手段将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素材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开展各类文化资源数据库、信息库、素材库建设，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利用。
第四，教育创新。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归根到底需要新一代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学校教育在促进青少年学习、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我国学校教育在促进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成效甚微，传统文化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学校教学体系中传统文化的内容相对缺乏；传统文化知识在考试等环节中较少涉及；教育模式基本上停留在书本教育的层面，相关教育活动开展较少。因此，应进一步创新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完善传统文化课程，丰富传统文化教学内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小学、中学、大学的重要课程，将传统文化知识纳入考试范围。根据青少年学习能力发展规律，编写适用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教学材料，根据现代发展形势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青少年接受，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文以育人，文以化人”的作用。积极创新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传统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不仅仅只停留在书本上。增加传统文化的鲜活性、趣味性，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快乐学习”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比如，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日”民俗节日活动，采用传统文化故事比赛、民俗电影展演、民俗博物馆文化馆观摩、典籍诵读等形式，把教育活动办成文化节、爱国节、道德节，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充分领略传统节日包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如春节之喜庆、元宵之团圆、清明之缅怀、重阳之敬老，培养孩子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切实做好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
第五，学术创新。学术创新是最深层次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创新力最本质的表现，是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远古时期的伏羲依照“河图”的启示而演化出了八卦，后来经过周文王父子的创新演绎，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沿用至今的“易经”思维，铸造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国民基因。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以巨大的学术创新精神，综合了前代史书中的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开创了我国的史学思维，对我国学术创新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历史上看，我国学术创新比较繁荣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唐朝。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言论民主、不分贵贱的文化氛围，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学术创新的发展，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在唐代，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文化创新有着极大的包容精神，使得这一时期的学术创新达到巅峰，李白、杜甫、颜真卿、柳公权、阎立本、吴道子等文化巨人在这一时期将各自领域的创新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记忆。因此，在当代促进传统文化学术创新要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氛围，在学术界形成包容、平等、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文化的学术创新。
第六，产业创新。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得以完整保存、延续至今的国家。我国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传统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数，这些都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但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产业创新不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未能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以动漫产业为例，由于对于本土文化挖掘不足，我国国产动漫创意水平较低，动漫作品缺乏鲜明的民族特点，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频频被国外动漫产业再创新获得巨大的成功。比如“功夫”“熊猫”，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元素，但这些资源在中国仅仅用于旅游开发，而美国好莱坞团队充分利用这些文化元素打造了美国版《功夫熊猫》系列动漫，这一系列动漫作品获得了4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和良好的口碑。《花木兰》《三国演义》等中国故事也被美国制作成动漫作品搬上荧屏，获得票房、口碑的双丰收。美国国家历史较短，历史文化资源不多，但美国却是全球文化产业的霸主，占据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和55%的电影票房收入。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宝藏，悠久的文明蕴含着无数动人的故事，但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中国在全球的文化产业格局中处于低端位置，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对于自身文化再创新和再利用不够充分，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文化产业发展应坚持古为今用、创新发展的理念，通过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积极创新，推动传统文化与电影、动漫、旅游、休闲等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创新为杠杆，促进传统文化释放巨大能量。
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文化根基，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通过传统文化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科技创新、教育创新、学术创新、产业创新的相互协调配置，从而破解当代传统文化发展困局，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风采。二、文化发展的政策演进及成效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以推进文化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文化政策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79—1988年，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实现了由“文化从属于政治”向“文化为人民服务”的重大转变，此时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的萌芽阶段，文化市场建设刚刚起步，尚不成熟。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思想，此后“两为”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政策。这一方针的提出改变了之前“文艺从属于政治”所衍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化政策走向，国家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开始转向，中国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1985年4月，在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中，文化艺术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文化第一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获得了“产业”的身份，以营业性舞会和音乐茶座为发端的文化市场开始日益活跃。1987年2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开始承认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合法性，进一步推动文化市场繁荣发展。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是在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文化市场”的概念，这份文件对于文化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中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同时该文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都进行了界定，改变了文化市场管理无章可循的局面。隔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第二个阶段为1989—2001年，这是我国文化市场的全面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逐步认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进一步地表现为引导、培育和规范。
1991年，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中，“文化经济”的概念正式被提出。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提出了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加快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在内的第三产业，促进文化单位由单纯的财政消费部门转为生产型部门。同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开始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1998年8月，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并制定工作规则，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设立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标志着政府开始重视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政策”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合法性被确立，文化产业从理论层面上升到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层面。该建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政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政府部门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化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系统性地提出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第三个阶段为2002—2008年，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大力发展。我国加入WTO和十六大开启了文化市场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国际化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一阶段，国家的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重心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注重文化产业的开拓创新。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从概念上明确区分开，并提出“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明晰文化产业发展方向。2003年9月，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同时提出新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和有影响的文化品牌，建立一定规模的现代化文化产品生产、服务和销售网络，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文化消费在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备的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比较发达的文化产品生产体系以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点，进一步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壮大，文化产业健康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指出切实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03年11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开始把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
2004年4月和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统计指标体系》，这两个文件不仅对文化产业进行了详细定义，而且对我国现行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行业划分，完成了对文化产业形态的统计学划分，它第一次使得文化的生产以及其所形成的产业体系成为重建国家产业政策的标准。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该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发展重点文化产业，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健全各类文化市场，发展现代文化产品流通组织和流通方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做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部署，前所未有地将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一新高度，极为深刻地提出文化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第一次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响亮号召，第一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观点，第一次提出维护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成果等新思想。200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新变化，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形成鼓励创新创造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极大丰富文化品种、样式、载体、风格，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努力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四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文化产业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的时代也随之到来。在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实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
2009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着力做好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贸易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该规划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已经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2010年4月，央行、财政部、文化部、中宣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全面性、政策性的文件，进一步拓宽了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是充分发挥金融系统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作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文化产业发展振兴的具体举措。201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又得到了新的提升。
2011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会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文化的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该决定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令，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2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该计划进一步肯定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载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战略性和支柱性的新兴朝阳产业，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该规划总结了今后一个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十项工作重点，包括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扩大文化消费、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健全投融资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和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2012年7月，文化部以部令的形式发布了《文化统计管理办法》，该文件是进一步推进文化统计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该文件的实施为我国文化统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文化统计工作，提高文化统计数据质量。
2014年，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促进文化融合发展、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上，先后发布了多条政策文件，引导和支持文化与其他产业的有效融合。如2014年3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实施意见。《意见》的出台，旨在提高文化产业创意水平和整体实力，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标志着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意见》明确提出，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主动把文化产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研判、准确把握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打破部门行业区域藩篱，创新理念方式手段，抓好政策措施落实，在切实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水平和整体实力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对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以文化提升相关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以融合发展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实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随后，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该意见总结了近年来文化金融合作的经验与成果，结合当前金融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从认识推进文化金融合作重要意义、创新文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加强组织实施与配套保障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要求，对于建立文化金融合作部际会商机制、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推进文化金融在重点领域的实施、重视金融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创新文化金融服务组织形式、创新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文化资产管理方式等问题做出了部署和指引。同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较为重要的相关政策文件还有：《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解读、关于贯彻落实《2014年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及其《分工实施方案》的通知、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印发《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推动2014年度文化金融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2015年，文化发展的政策重点则主要放在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规范文化市场管理上。如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需求相符合的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和供给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氛围更加浓厚，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支持戏曲剧本创作、支持戏曲演出、改善戏曲生产条件、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加大戏曲普及和宣传、加强组织领导。201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明确功能定位；创新基层公共文化运行管理机制；加强组织实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