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兴华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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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入门到精通试读：
前言
先祖医学始自明洪武间石祖谦，学医于婺州浦江御医石良仁门下，悬壶江浙。后将所学医术传至其子文甫公，沿世系相传于云山、顔辉、永富、宗儒、邦顔、英荣公，皆以医名于世，至道光二年（1822年）时，祖师九代家垂仁泽，已杏林成荫。从应天（今南京）、婺州浦江（浙江诸暨），到江西庐陵（吉安），再辗转广东、湖南；从外伤接骨到内外妇儿疾病医治，无不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辨证为重点；依主诉，抓主症，审病因，识脉证，辨证候，分阴阳，定虚实，明部位，立治法，理方药。凡一病之初，起于何因何经，止以何处，必分四时用药证治，外感温热病证治，脏腑杂病证治，十二经汤散证治等。犯五运六气，又分五运六气证治，不必旁搜远引，自能得其要道。
本书是在《祖师九代医病真传》手抄本及历代先祖临床各科经验基础上辑成的，从中医入门到熟练再到精通，体系完整，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立论阐微，颇具新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书共分3篇12章79节，232种疾病，其中内科疾病72种，妇科疾病51种，儿科疾病58种，外伤科疾病51种。每病有主因、主证、治法、主方、食疗、预防、单方验方，赋予歌诀，易以记诵，临床实用性强，可供中医药院校学生、中医带徒及中医临床医务人员和中医爱好者学习参考。
书稿著成后，得到了中国名医疑难病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曹尧武中医副主任医师及谢传财、郑会斌中医副主任医师的审阅和指正，特别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程丑夫教授百忙之中为此书作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细致艰辛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能尽如人意，书中欠妥、疏漏和商榷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同道和读者不吝指正。石兴华于书乐斋
凡例
1．书中药物计量以公制“g”（克）为单位，古今计量换算见书末所附。中药炮制以本草经药物制法为主。
2．书中所引用医籍内容除经典原文外，一般以中医定论和通用中医术语为主；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政、朱丹溪及诸贤之说，则直标姓氏；其他参考部分明医秘旨，先师临床实践经验资料，为使体例一致，紧缩篇幅，均未列出医籍名称和姓名，在此谨向原资料作者致以衷心感谢。
3．书中药性汤头歌赋，以明清名医家传师承的为主，虽符合中医规范标准但只略其概述，未详其义，临证须辨析把准。其家藏三百年百病膏、夺命还真丹、生肌止血灵、活血止痛散、彭祖益寿丹、太极养生丸具有临床开发和应用价值，能造福于民。
4．本书中医临床诊疗篇汇集先师历代经验之精华。其中内、妇、儿、外、骨伤科证治经验既有家秘所传，亦有名师临床经验辑录。单方验方多为医家世传亲用，临证治验颇多，疗效可靠，方敢载集，但知医必辨，临证时须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因病制方，切忌照搬。
5．书中药物剂量仅供参考。第一篇中医理论入门基础学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医学起源与理论体系的形成
古代医学起源于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同疾病进行斗争的探索与经验，并发展提升为理论，创建了中医学体系。上古时，神农尝百草著《本草经》；伏羲制九针而著《黄帝针灸》；黄帝岐伯论经脉著《素女脉诀》；《尚书》谓之“三坟”，《礼记》称之“三世医学”。殷商时期考古发掘的甲骨文里有“疾首”、“疾身”、“疾足”、“风疾”、“疟疾”、“蛊”（腹中寄生虫）等疾病的记载，并发明汤液药酒治疗疾病。春秋末，李耳著《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乃自然。”战国时，《庄子》说：“人之气，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亦说：“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又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几为人？”《吕氏春秋·达郁篇》说：“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战国末期盛行阴阳五行说及天人相应观点，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和《外经》著录，出现了《脉法》。至秦汉时，《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已成书，中医学体系逐步形成。《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别以四气五味论药物性能、功用，按有毒与无毒将药物分益气、补虚和除邪上、中、下三品；立君、臣、佐、使方剂，叙述药物炮制储藏的方法，奠定后世药学。战国至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18卷，162篇分别论述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及机体形态结构和功能表现，以及对疾病发生的原因、机制、发展的趋势、诊疗方法、治疗法则等诸多问题都做出比较详细的论述，为后世医家所宗。《难经》共81章，分别对脉法、经络流注、营卫三焦、气血盛衰、脏腑诸病、俞经穴、用针补泻等进行阐述发挥，补《黄帝内经》之所未发，为读《黄帝内经》之津梁。东汉末年，伤寒病盛行，张氏家族，伤寒十居其七，死亡三分有二。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16卷，分别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创立理、法、方、药辨证施治方法。提出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之辨证体系，为医家所崇。东汉至清代，历代医家著书立学都源于《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医典，阐微发挥，不断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方剂学理论体系。第二节 中医学术体系的发展一、基础医学的发展
自汉代以后，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学术影响下，中医基础医学不断发展。西晋王叔和著《脉经》，论脏腑病脉阴阳大法，辨三部九候，提出二十四脉象，规范脉法。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叙经脉俞穴，按部分列，详述病证，为针灸之用。隋代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将《黄帝内经》分19类，始研《黄帝内经》之开端。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探病理之源，九候之要，列述1700余证。唐太仆令启玄子王冰著《黄帝内经素问释文》24卷，81篇，注释《素问》，发挥运气学说。宋代林亿《素问补注》；宠安常《难经解义》；元代滑伯仁的《读素问钞》和《难经本义》；明代王九思的《难经集注》；马玄台的《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清代张志聪的《素问集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都属校正、疏义、注释之类，并发挥其学说。二、临床医学的发展
自商代伊尹著《汤液经》，张仲景以此广论而著的《伤寒杂病论》，创理、法、方、药；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辨证后。首先有六朝人托名的《华氏中藏经》，论辨49篇，附药方123首。从五脏六腑，虚实辨证，强调水火两法，对杂病进行辨治。唐初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30卷，叙医论、医方、诊法、针灸及内外、妇儿、五官、食养、导引、按摩各篇，把杂症概括于脏腑虚实寒热之中，立方遣药。唐代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书，对骨折的复位、垫板、固定和适当关节活动有初步经验。唐代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40卷，共1048门，载方6000余首。先论后方，没独到之处，乃医方之类书。南齐人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10卷，对痈疽治法颇为合理。宋金元时，《伤寒论》研究之风颇盛。成无己的《伤寒论注》和《伤寒明理论》；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韩祗和的《伤寒微旨》；朱眩的《南阳活人书》；许叙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和《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杨士瀛的《伤寒类证活人总括》；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和《伤寒标本心法》；镏洪的《伤寒心要》；马守素的《伤寒医鉴》；张子和的《伤寒心镜》；吴恕的《伤寒活人指掌图》；敖氏、杜氏的《伤寒金镜录》。均注重注解、整理和补充，未出原《伤寒论》之规范，也未有新观点。金代张元素则深究《内经》、《难经》、《伤寒论》，以脏腑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强调肝脏功能的发挥和作用。同时，张元素制方之理，以药物气味与病机的协调为基础，以五行生克制化为法则，是第一个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辨证论治的。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刘完素、李杲、张从政、朱丹溪金元四大家应运而生。河间刘完素（1110~1200年）从运气角度出发，认为六气可以化火，疾病大多由火所致，治之以寒凉药为主，世称“寒凉派”，有“热病用河间”之说。张从正（1156~1228年）认为六气致病为“邪气”侵入人体所致，应以汗、吐、下三法为主，特别是吐、下两法，收效最速。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1180~1251年）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主张治疗各种疾病，“应以胃土为本”，后世称“补土派”著《脾胃论》。朱震享（朱丹溪，1281~1358年）受“刘完素主火论”影响，认为人体内有“相火”，声色刺激而妄动，易耗阴精，而致“阴常不足则阳常有余”，应以补阴精而抑相火，后世称“滋阴派”。宋代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24卷，分叙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8门，每门数十证，总260余论，论后附方1118方及医案48例，认为妇人月经病是肝脾损伤之病机，为医家所遵用。钱乙著的《小儿药证直诀》3卷，共载小儿诊候及方论81篇，疑难病案23则，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论点，在治疗上力戒妄攻误下，遇到非下不可之证，也须“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后以益黄散等和胃之剂加以调理。陈言《三因方》18卷180门，承方1500余首，按三因分类，每类有论有方，认为一切疾病都离不开三因，不合中医整体观。元代齐德之著《外科精义》2卷，上卷为论辨及治法35篇，下卷为汤丸膏丹145方。附以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疗疮肿法。认为治疗疡病先求其本，而量其阴阳虚实，强弱深浅，分别论治。元代滑寿（字伯仁）著《十四经发挥》，认为“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唯督任二经，则包括腹背中行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并把任督二脉与十二经合成十四经，把647个穴位归于十四经中，固定全身俞穴和经络关系，成为针灸的范本。又著《诊家枢要》，提出浮、沉、迟、数、虚、实，为诸脉之纲的学术主张。戴思恭著《证治要诀》，师从朱丹溪“阳有余而阴不足”观点，认为“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热甚彰，其死甚暴”。还认为人身之火，除君相而外，无脏不有，提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观点及气郁、湿郁、痰郁、血郁、热郁及食郁“六郁之病”的证候与治法。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19卷，附以《孙真人养生书》1卷，合为20卷。新见解少，正骨之法乃可。吴文炳著《军门秘传》4卷，提出“凡折伤专主血论”和“把住血路，方能止血”的主张。明代薛己著《薛己医案》，倡导脾肾兼补之说，赵献可著《医贯》，阐述命门学说，提出“人身之主非心而为命门。”命门之火乃无形之火，为生机之所系的论点。明代孙一奎著《医旨绪余》2卷，收议论70篇，提出命门为两肾间的动气，非水非火之说，对火与气的病机颇有发挥。其《赤水玄珠》一书共30卷76门，分述内、外、妇、儿各科病证之因、证、处方，并附诸家治验，是一本颇具理论及临床价值的医著，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李中梓著《内经知要》和《医宗必读》。前者将《内经》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胸诊、脏象、经络、治则、病能8篇，简明扼要；后者10卷，分通论医理，论脉法，论本草，分论各病症、附方，潜心三十余年始成，无医学主张，只提出一些概括性意见，如“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俱要补气为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气有余便是火”；“泻木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等仍为医家所用。杨继川著《针灸大成》10卷，系统整理明代以前针灸之法。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分门别类，统以论，系以歌，附以方药，淆以法则。对外科病理、症状、论治详细论述，于外科手术尤为专长，并提出“五戒十要”作为医生守则。张介宾著《类经》、《景岳全书》。前者综合《素问》、《灵枢》以类相从，分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篇，加以注释并提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阳非有余，而真阴不足”观点。后者为综合性医书，64卷。认为人之生气以阳为主，以温补为宗，反对刘完素、朱丹溪寒凉攻伐学说。明朝时期，部分医家用药偏执于苦寒，常致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形成苦寒时弊。疾病又以“脾虚不足”为发病特征，医家薛己提出并创立以“治病求本，务滋化源”为思想，以“调理脾胃”为法则的“温补学派”。明朝末年，全国暴发瘟疫，极度盛行，众医以伤寒诸法不效。吴有性认为瘟疫乃天地之异气，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表里分传，治以“表里分消治法”，创立“温病学派”。著《温疫论》，论述温疫不同于一般外感，其邪自口鼻而入，其传变特点为分传表里，与伤寒由表入里者有区别。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对痘疹论述尤精。傅仁宇著《审视五遥图》，将眼疾分为108证论述。清代柯琴著《伤寒来苏集》，主张伤寒应概括杂病证治。王肯堂著的《证治准绳》8册44卷13门，诸中、诸伤、寒热、诸气、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脏及七窍等。每门前有总论，后有分述。每证之下，先引《内经》、《伤寒论》及金元诸家之说，然后附以己论。叶天士著《温热论》，以卫气营血、三焦阐发外感温病症方，治方不执己见，认为病有见证、变证、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实以人试药。还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对疽治疗，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认为“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真火是元阳，阴阳相贯，水火既济，生化之机，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熏育之主，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吴鞠通著《温病条辨》5卷，将瘟病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症9种，按上、中、下三焦论述，与按卫气营血分证，颇有不同。提出“伤寒原于水，温病原于火”的论点，确立“清热养阴”为温病之大法，以脏腑分属三焦为温热病机之所在。吴师机著《理瀹骈文》，总结120种外治法，提出以三焦分证而论外治，以察阴阳，辨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辨形态为外治法的五原则。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治疗瘀血有独到经验。李伦青著《白喉全生集》，以寒热为纲，分论白喉。高秉钧著《疡科心传集》，提出疡科同证异治，异证同法八纲论证。明末，孙光裕《血证全集》，提出治呕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等观点。清代唐宗海著《血症论》，认为气血失调则阴阳不和而诸病蜂起，又著《六经方证中西通解》依伤寒而治。三、药物方剂学的发展
药物学的发展自《神农本草经》后，第一本药物学官修本草始于唐代的《新修本草》。唐高宗时由国家组织力量，长孙无忌等人编纂的药物著作。它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共54卷。本草部分记载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集要点、治疗功效等；图经部分根据药物的实际形态描绘出图样，药解是对药物的文字说明。书中共收载844种药物，其中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为世界最早的补牙记载。《新修本草》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官修药典，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也成了医家必读的药物学版本。宋代唐慎微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大观二年（1108年），艾晟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的《别说》，辑入书中，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即《大观本草》。是书31卷，目录1卷，载药1745种，新增药628种，附古方3000余首。集唐宋以前，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山经地志、诗赋杂记、佛书道藏等有关本草学的知识，详述各药功用、采集、炮炙、鉴别及名医心得，广涉宋以前秘本500余种，保存了许多至今已失传的医药典籍资料。元代由国家编修宋代寇宗奭撰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一书，有42卷。明代官修《本草品汇精要》按《本经》之例，分上、中、下三品，共载新旧药品1815种，计42卷。本书撰辑成功，因明孝宗逝世，稿存内府而未刊行。其成书年代早于《本草纲目》，因未刊印流传，它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私著本草从晋代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载药由《神农本草经》365种，扩至730种，至《蜀本草》新增药本草130种，至《嘉祐补注本草》增到1082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及《本草纲目拾遗》达2600多种。缪希雍所著《本草经疏》，张璐的《本草逢源》，张志聪的《本草崇原》，对药物效用各有发明。到邹润安著的《本经疏证》，他结合《外台秘要》、《千金要方》、《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制方之义，阐述药物之作用，将药物、方剂与临床治疗结合，构成理法方药辨证施治体系。东汉至清，以四气五味、君臣佐使药物方剂从“经方”11方起至《外台秘要》已发展为6000余方，到宋代《太平圣惠方》为16834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10卷，14门，788首医方。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和制剂作了详细说明，为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的《普济方》，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腾硕、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共108卷，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是我国历古以来最大的一部方书；明末吴鹤臬《医方考》，清朝张璐《千金方衍义》，以阐发《千金要方》诸方之理；汪讱庵的《医方集解》，从病理、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阐其处方大义；吴遵程《成方切用》，扩大释方范围，每一方剂加减而发挥；费晋卿《医方论》从每一方适应证入说，以知其禁忌之所在。此论方之书，在融会贯通中亦多为医家所用。鲍相璈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的《验方新编》一书，分92门，各病证下附有价廉、易得、有效的单方和验方，共收入3240余万方。
至此以医术源流，继承要有发扬，推陈要有出新，不能刻舟求剑，从源到流，循序渐进，源清流洁，柢固则生长，根深则叶茂。第三节 医学传承的历史脉络和现状一、从王官之学到门阀医家
上古时，人类尚处蒙昧阶段，医学知识的传播是通过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的。西周时，由王朝专门的官吏掌握医学知识，出现王官之学。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医学知识及医术是以门派授受的方式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医学兴盛，出现了“门阀医家”。如东海（今江苏东海县）徐氏家族（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文伯、徐雄、徐子才、徐之范、徐敏齐）的八世家传等。隋唐时由于文化与技术的发展，书写应用渐广，医药知识的搜集、整理、记述更加容易，习医渠道也得到推广，医学传播从“口传心授”向习读“简编”这一方向发展。如隋朝巢元方，唐代孙思邈、王焘编著医书。医书编著的出现不仅有利于习读，而且提供比较选择的可能，此前的门派授受之学渐渐消亡，而此后的医学发展渐有统一于《黄帝内经》理论之下趋势。宋元时期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元代王帧创木活字成功，明弘治间（1488~1505年）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一带；万历间（1573~1620年）又出现套板印刷。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方便条件。刊行的各种版本医药书约有700余种。北宋政府校定颁行众多医书，这些医书大多成为后世的经典，是此后医学发展的渊源，也对医学发展方向的最终确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许多医生更是将读儒书作为医生必备的素质。宋以后的医家有影响者多是在理论上有所发。如金元四大家，而以技术扬名者即所谓“传奇式医家”如华佗者则很少见了。宋代以后，读书自学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文化程度较高的医者往往更重视医学理论的探讨，这一方面有助于确立《内经》医学理论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读书所得到医学知识难免与实践有一些隔膜，这也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医学活动中，一般地说是由“理”指导“术”，由“术”检验“理”，两者虽非“同一”，却可“统一”。唐以前的重“术”，是因为理尚不足；宋以后的重“理”，是因为随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的概括、总结和指导，这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所以《内经》后，从其医学理论中吸取相关材料为之归纳、演绎成某一专门学术著作的如《难经》、《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脉经》、《脾胃论》、《温病条辨》等不泛其数。二、从口传心授到师承家传
医学传承的历史脉络，肇始与中医的起源同步。师承医学是以师承家传为主要形式，师授徒承，口传心授，父传子受，家学相传。《黄帝内经》就是一部汇集我国秦汉时期以前各家医学流派精华的最早的中医经典。以黄帝向其“天师”岐伯等请教问答的记述，通过师生问难答疑把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及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演绎得淋漓尽致。“古之学者必有师”，其岐伯就师承僦贷氏，黄帝师承岐伯，雷公又师承黄帝，扁鹊师承长桑君，其学又传于子仪；淳于意是西汉名医，他的第一个师傅公孙光在授学之后，叮嘱他：“毋以教人！”淳于意则应诺说：“得见师傅公前，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他的第二个师傅公乘阳庆令他“尽去而方书”，然后方予传授。可见师承之严格。《汉书·楼护传》说：“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张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后传其学于卫汛；刘完素的弟子有穆子昭、荆山浮屠、马宗素、董系等，荆山浮屠传其学于罗知悌再传朱震亨；朱丹溪师承罗知悌又传于刘叔渊；张元素传李杲与王好古；李杲又传于罗天益。薛己传赵献可；李中梓传沈朗中，再传马元仪，又传尤在泾；张从正带门人郭雍、常德等四处游历，在游历的同时向门人传授医术，讲明奥义；清代名医叶天士，先后拜过17位师傅，而成为一代大名医。可谓当时的师承医学，师授徒承，代代相传。父子关系即世家传承模式，父传子受，古语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知古代社会对医师的父子相传形式的认可。后世的众多医家，都有其明确的师承渊源。如上海青浦何氏医学世家迄今已传承30余代，师承医学，师傅一般都会在一开始就要求徒弟熟记药性、汤头、脉诀等，再在言传身教中让徒弟体会到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的重要性，促使徒弟加强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并在临床实践中融会贯通。正因为徒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才能结合其临床经验发展中医学术，使中医文化历久弥新，一直传承至今。三、中医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危机
近年来，中医出现“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端倪。随着西医的发展和经济浪潮的冲击，80后独生子女几乎不愿意学中医，也不愿意继承家传中医药。中医院校培养出的中医医生为生存，大都又转而从事西医，导致中医缺乏传人。随着老一代中医师的消失，中医的科学核心与精髓将处于被淹没的危机之中。加上中医院校的教育问题，纯中医药教学暗淡无色，造成新的断层。许多基层医院已取消中医科，有的医院虽然保留中医科，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整体上保持科目的齐全，对其并不寄于多大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患者治病总是希望治疗方法越简单越好、见效越快越好、服药越少越好。而中药味道苦涩难咽、煎煮过程繁琐、服用量大、不便于携带保存，现在虽有中药单味配方颗粒，但已很难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快节奏。许多人承认中医治病确实有效，但却不愿服用中药。这种认可中医却又拒绝中药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导致后继乏术。除此社会因素外，还有政策、文化、个人因素碍于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是一门充满缺陷的科学，永远都是，且永无止境。它需要持续，且严格的努力，方能不断完善自身。这就需要几代“中医人”在这片蛮荒待垦，神秘未解的领域去耕耘，去探索，去奋斗。中医人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第四节 中医跟师入门的方法
初学中医，先熟药性汤散，次明脏腑经络，再识病名病理病机，然后色脉合诊，辨证论治，药无不应病。清代陈修园在《时方歌括·凡例》中说：医学始基，在于入门，入门正，则始终皆正，入门错，则始终于皆错。一部《伤寒论》上承《黄帝内经》，下启百家，乃辨证论治之准绳，临证应用之基础，准绳不准，则章法紊乱，基础不固，则学无根底。跟师入门的方法，一方面要打好临床基础，读经典，诵经典。中医几千年的积淀，各家自有精华，除重点学习医学典籍外，各家的著作也都要掌握。还要博采精思，不局限于一家之言。熟读中医经典《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熟诵《药性赋》、《类集汤散歌》、《通脉要诀》、《临证辨舌》；熟谙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五运六气、四诊十纲、脏腑气血、药物方剂。另一方面要精于临床实践。临证时要结合病人禀赋之强弱、地区之南北、四时之气候、病因及病机，准确辨证，遣方用药，配伍得当，方能运用自如。对急症、重症、疑难症的诊治，临床实践锻炼是最有益的。医无浅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至于疑难之病，须经临床实践不断探索，四诊合参，谨察病机，抓住“虚、痰、瘀、毒”四大病理特点，进行辨证论治，方能辨“疑”不惑，治“难”不乱。师承中医者，要达到“精而深”这一步，最好的方法是跟师多临床，反复临床历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临证的要点在于思考，思考的前提在于读书，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顿悟。勤学，勤问、勤看、勤记忆；多思考，多领悟，多留心，多总结；精思敏悟，临床实践，融会贯通，你才会得到中医的精髓，掌握其科学内涵。一方面要加深中医本身的功底力度，提高中医本身的诊治能力。而且在医疗过程中，要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如此持之以恒，临床疗效必定日益提高，也就能达到精于临床的目标。另一方面从跟师临床实践中，不断学习中医理论，领悟师父的医病思路，融入自己的临证思维中，不断总结提高，形成自己独立的临床实践风格。跟师不是简单的上门诊、抄抄方，是要求在思路上紧跟师父，随时比较师父处理和自己思考的不同之处，想到问题，随时记录下来之后，反复揣摩，实在理不清头绪时再请教师父，师父一点拨，顿觉茅塞大开，这样学习才会有进步，久之就会步入精通中医的殿堂。第五节 跟师临证的感悟
跟师的目的就是少走弯路，明师本身是得到真传之人，在他身上已经完成几代人的医疗经验积累，加之其一生的感悟，凝聚、转换成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医德、医术风格。跟师临床最直接的是望闻问切，直接面对病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师父“口传心授”的教诲，身教重于言教的潜移默化，慢慢地就对各种“证”心领神会。因为跟师临证的过程，就是获取更多的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过程，同时学会师父辨证施治的规则、规律，以建立起自己的医疗经验。一旦跟师临床几年后，就能单独面对和处理各类病症的病人。当然跟师临床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中医的经典和方剂，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师父临床实践中的医德医技。虽然经典是习医者的航标灯，是掌握认识论、方法论的原则和方法的法宝，防止医者行为、思维上出现偏差。但不能唯经典是从、唯医书是从。医书再经典，医案再详细，没有经历当时的四诊实际，仅靠文字或语言是想象不出当时病人的脉象、舌象和体征的，更明白不了师父的用药思路。尤其是书本上的医案都是当时的产物，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医生与病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属于个别性而没有共同性，更不会有重复性和再现的可能。在实际的，真实的临床疾病诊疗中，教科书上的典型症状案例，实则并不常见。因此，千万不能把中医的经典和方剂当成规则、口诀来记忆，更不能照搬医案、类案，不辨证来治病，而是要活听、活用，要吸纳到心里，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起，然后再转换成自己辨证施治的能力，真正把师父的技能变成自己的技能，变成自己的能力。“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悟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通过实践把自己的特点加载到行医当中，形成自己的医疗风格，然后不断用熟、感悟、提升。常言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任何事物都要回到最本源的地方，一旦回到本源的地方，“道”就体现出来了，这就进入“无”的状态。如果只把它记录在纸上，且变成未来的应用规则，必在未来临床实践中束手束脚，无法活变。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必重胃气，存津液，小病调气血，大病辨阴阳。跟师的终极目标是疗效，医者所有的经验和临床能力都受益于跟师临床时的感悟和积累。医者若能得到民间大医的口传心授，掌握其临证要点，你就会学到真正的纯中医。古人言：“智莫大于心悟”，中医是文化，需要感悟、需要思考、需要践行。中医学知识的传授和运用，中医学知识的创新都离不开继承，继承才能有发展，发展才能有创新，创新才是中医真正的根本出路。第二章中医入门基本学说第一节 气化学说
气化学说是研究气的发生、发展，以及气的本质与作用及其变化运行规律的一门学说。它贯穿于中医生理，病因、病理、诊断、方药、辨证论治和预防摄生学。所谓藏象、经络，皆以气化为中心；用太极、阴阳、五行、运气学说，阐明人体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生理功能；阐明脏腑、经络、气化与气血津液、精神和七情六欲、神志变化的辨证关系；阐明脏腑、经络、气化作用在体表与内脏、官窍、筋脉、骨肉之间的辨证关系；阐明自然界与人体脏腑、经络的联系，从而指导辨证论治与摄生。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百病皆生于气，诸痛皆因于气”。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邪，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气郁伤。在病机上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在诊法上察气色以判病位及吉凶，诊脉气之盛衰，方知病情之虚实及轻重。在治疗上以方药之气味，调补人体之虚实等。都围绕辨“气”这个关键，从而产生中医学各个方面的基本理论。因此，气化学说是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核心。
气，在自然界指环绕地球、养育万物、变化无穷的大气。也叫元气。虚空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分阴阳，阴阳为太虚；太虚本一元，阳化气，阴成形，天地万物，莫不由之；气之虚怀若谷，无边无际，至大至极，环绕地球，充塞宇宙；气在天地之外，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之中，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雷雨风云得以施，四时分明，万物得养，皆气化之所为；天地覆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气在人体，体现生命，化生精血，运行血液，宣通内外，周流全身，营养机体，顷刻无间，出入升降，昼夜有常，自上而下，自表而里，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无不以气惯通。气为人身之根蒂，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盾。发生吾身者，即真阳之气；成立吾身者，即真阴之气。气者，人之根本。元气为其生身之精气。元气是构成人体的本原，人含气而生，精气尽而死。故人之所生，全赖此气。一、气之生成
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为肾与膀胱水归宿之地，此水不自化为气，赖鼻间吸入天阳之清气，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气既生，上交于肺，是为呼吸。气化于下，则水道通而为溺。故气之为物，有类于能，为热为火，力所从生。人体之气，源于先天之精气和后天摄取的水谷精气与自然界的清气，通过肺、脾胃和肾等脏腑生理活动作用而生成。精气源于肾，清气入肺合水谷之气为宗气。宗气积于胸中，贯血脉而行呼吸，肺居上为气之主；中气居于中焦，司纳运而主消化，脾胃居中，为气血生化之源；元气居于下焦，司两便而秘精，肾居下为生气之源；营气行于脉中，泌津液而化以为血，内注五脏六腑，外营四肢末梢；卫气行于脉外，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合。脏腑深藏于内，赖气化以行其职，神志显露于外，赖气化以应其象。升降浮沉，形神相召；气化居中，变化由生。升其清阳，降其浊阴，摄其所需，排其所弃，乃脏腑之生理。气化为形，形化为气。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精化为气。从而内则消化、吸收、呼吸、循环、排泄，以推陈出新；外而视、听、言、行，以应万事之变。人生所赖，唯气而已。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气上交于阳，阳气下交于阴；阳气卫外而固，阴气藏精而起亟；阳气在外，阴气为使，阴气在内，阳气守之；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衰老的全过程，故万物皆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赖气以生，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二、气之升降
气之阴阳互根，胜负消长，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寒甚则热变，热甚则寒变的极则生变规律，维护着阴阳相对统一。阴消阳长，阳消阴长，阴尽阳生，阳尽阴生，相互为用，胜负屈伸。气之动静相召，上下相临，是事物变化的根本条件。万物之生化，全赖气之阴阳；万物之始终，皆在动静之中。阴气主静，阳气主动，阳动而变，阴静而合；地者运气，上应于天；天者布气，下临于地。气之聚散往来，出入离合，是气化活动的基本方式，体现了生物生命的活性。在人体以这种方式进行运动，至则气同，分则气异；阴阳反复，寒暑迎随；有余而往，不足者随；不足而往，有余从之。阴气内化，阳气外荣，出入离合，阴阳相贯，顷刻无间，运行不息。气之升降浮沉，刚柔相济，是气化作用的又一重要方式。阴气主升，阳气主降；阴中之阳升，阳中之阴降；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引，刚柔相济；天地相交，气布有方，变化作矣。在人体，肝肾居下，其气上升，阴升而化阳，故清阳出上窍。心肺居上，其气下降，阳降而化阴，故浊阴出下窍。脾胃居中，为升降浮沉之枢纽。脾升，肝肾亦升，至水木不郁；胃降，心肺亦降，至金火不滞。火降，则肾水不寒；水升，则火不上蒸，刚柔相济，变化出焉。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三、气之运化
气之运化五运所主，六气分司，季季有变，年年有更，有律可循，有法可推，三阴三阳，人亦应之，亢害承制，制则生化。人之一身，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或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侵，或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所伤，或五志迸发，饮食劳倦所伤，则乖戾失常，气之冲和失常，清纯者化浊，流利者反滞；顺行者抑郁，动静者反作；升浮者下陷，沉降者上逆，阴阳错乱，清浊相干；刚柔失济，燥润偏弊；表失卫护而不和，里失营运而弗顺；血失统帅而逆乱，精失化源而衰竭；液失布化而凝聚，神失主宰而不守；脏腑失守而无权，经络失调而阻滞，其病而生。人之病者，必因气化失调所致。如风伤气者为疼痛，寒伤气者为战栗，暑伤气者为热闷，湿伤气者为肿满，燥伤气者为闭结；寒则气收，暑则气泄，劳则气耗；伤于情志，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诸如此类，一言尽之，诸病皆生于气。阳气盛则发热，阴气盛则畏寒；正气盛则病实，精气夺则病虚。阴阳气伤，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消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余，则有寒热；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填满，清浊相干，则为霍乱。营卫气伤，卫气虚，则洒淅恶寒；营气虚，则蒸蒸发热；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倶虚，则不仁且不用。脏气失调，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泾溲不利；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虚则厥，实则胀。气有余便是火，气不足便是寒；气往来行，则为痒，气留不去，则为痹；气郁于胸为膈，气滞于腹为臌，皆为气化失调所致。故治病之道，纳气为主，察本于标，气可令调。抑其所胜，扶其所虚；祛邪安正，扶正祛邪，务使气机调达，复其气化之常道。故“行医不识气，治病有何据，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处”。四、气机升降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气的运动为气机。人体脏腑气机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都是气之升降出入运动的结果。如肺气的宣发与肃降、肝气的升发与疏泄、脾气的升清与胃气的降浊、肾水的上升与心火的下降等，都是脏腑气机升降运行的具体表现。人体五脏六腑上下分布，各脏腑在气机引导下处于动态之中。肾在下，属水之脏器，为水中有火。水是肾阴，火是肾阳，火性向上，火能生土，肾火向上走，使脾土温暖，脾把胃腐熟初步消化移于小肠的食物经过去粗取精，把精微物质输送到全身各处。脾的特性，也是向上的，有一部分营养要送到上面的肺脏，与吸入空气中的精微物质结合，再由肺向全身输布。脾气从左边向上升。肾中的水，由于水生木，木气在水的滋养下得到营养，向上升发了，肝之气也随脾土从左边往上升。肝属木，气机随着肝脾升到肺和心。木生火，火，五脏属心，火的特性是上炎，但由于有肺脏的存在，心火被带向下行。肺属金，主肃降，气机就开始往下降。心火本是要上升，但因肺金在其上，肺降，心火就跟着降，一直降到肾中去温暖肾水，使得肾水不至于寒。而肾水随着肝木上升而上升，到达心火的位置，使得心火也不至于过热，即水火既济。如果下降的过程被破坏，心火就无法下降，就会上面热，不能交于下，出现下面寒的局面。心是恶热的，热，心就会有病，失眠多梦，口舌生疮；而下寒就会腹冷，下肢凉等。在肺金下降的同时，饮食入胃，食物向下行，胃气就下降。脾为己土属阴，胃为戊土属阳，阳要下降，阴要上承。在胃气下降的同时，胆气也随着下降，胆汁下入十二指肠后下行，顺应“胆随胃降”之说。胃有病，即胃气不下行，就会上逆，胆汁会反流，出现气机逆行。胃气和胆气的下降，是从右边下行的。脾土左升，肝气和肾水都随着升；胃气右降，肺气，胆气和心火随着下降，这是一个左边升、右边降的气机运转模式。脾为五脏之轴，胃为六腑之首，脾胃合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气的生成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脾胃一阴一阳居中，为中心轴，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轴来转的。因此，依据五行生、克、乘、侮原理，及五脏呈五色的“诊疗观”，以及“诸内必行诸外”为导向，就能用观望形体，五官面色，嗅、闻、问、听、切按体脉，脏腑经络辨证，再运用气机升降理论，很容易找着病因。如肺失宣肃、肝失疏泄、心肾不交、脾不升清、胃失和降等。但其病理变化不外气机升降不及、太过和反常三类。升降不及是指脏腑虚弱、运行无力，或气机阻滞、运行不畅。如肺虚之咳嗽无力；脾虚之便溏；头昏乏力；脏腑气虚之便秘等。升降太过是指脏腑气机的升降运行虽然与其主导趋势一致，但却已超过正常程度。如肝气升发太过，则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则眩晕、头痛、目赤。脏腑、膀胱气机泄降太过则泄泻、尿频、失禁等。升降反常是指脏腑气机升降运行与其正常生理趋势相反，亦即当升不升而反下陷，应降不降而反上逆。如中气下陷的泄泻、脱肛、阴挺、内脏下垂，胃气上逆的呕恶、嗳气、脘胀，心肾不交的心悸、失眠等。临床以气机升降反常的病证为多见，其治疗非单纯升清（阳）或降逆所能奏效，必须升降并用，可砭、可针、可灸、可药，以达到调整人体气机升降紊乱，使之回复正常的目的。
人体脏腑组织及各脏腑组织之间的气机升降，共处于升降出入的对立统一体中，共同完成整个机体的新陈代谢，保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的不断自我更新。即不断地从外界摄取食物，并将这种物质通过气化作用，升清降浊，摄其精微而充养自身。同时又将代谢产物排出体外，以维持机体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的动态平衡。脏腑气机升降运动的这种动态平衡，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关键所在。第二节 阴阳学说一、阴阳概念《内经》说：凡谈气化，无不涉及阴阳、五行；论阴阳、五行，又无不信其气化。气是阴阳的内容和统一体，阴阳是气的属性和功能表现。
阴阳者，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为神明之府。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阴阳有名而无形，人生有形而不离阴阳。五脏主藏精气而为阴，六腑司纳运主消化而为阳。火为阳，水为阴。上焦为阳，下焦为阴；血为阴，气为阳。外侧为阳，内侧为阴。阴在内，阳守其外；阳在外，阴使其内。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互根；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相互依存。阴阳之中复有阴阳，阴阳相合，阴阳交感，万象乃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阳化气，阴成形。形气相感，化生万物。阳消阴长，阴消阳长，阴阳消长，相互转化。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阴阳之理，极则生变。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长。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阴损及阳，阳损及阴。邪实为阳，正虚为阴。表证属阳，里证属阴；热证属阳，寒证属阴。气为阳，味为阴。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阳主升，阴主降。阴阳升降，维持平衡。所以阴阳是人体的状态变量，阴阳的量变并不引起阴阳本身的质变，而是引起人体状态的质变。人体状态有阴阳平衡、阳盛、阴盛、阳衰、阴衰、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和阴阳双衰8种，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对人体而言都是质变，对人体阴阳而言，其质发生了变化。换言之，人身阴阳质的变化到一定程度，人体状态就发生变化，即阴阳的量变，引起人体状态的质变。人体阴阳的量变可以是渐变，也可以是突变。如高热脱阳可由阳盛状态变为亡阳状态，阳证变阴证就是质变。人的生命实际上就是阴阳自和及阴阳之气在人体中的稳态适应性的调节和循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诀，精气乃绝。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主要是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如在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时，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阴阳对立统一体。人体上下、内外、表里、前后各组织结构之间，以及每一组织结构自身各部分之间，既有联系又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故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在阐释人体的生理功能时，阴阳学说则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阳）是以物质（阴）为基础的，没有阴精就无以化生阳气，而生理活动的结果，又不断地化生阴精。没有物质（阴）不能产生功能（阳），没有功能也不能化生物质。这样，物质与功能，阴与阳共处于相互对立、依存、消长和转化的统一体中，维持着物质与功能、阴与阳自和相对的动态平衡，保证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果阴阳不能相互自和为用而分离，阴精与阳气的升降出入停止，人的生命活动也就终结。在阐释人体的病理变化时，阴阳学说又认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和机体内在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机体阴阳平衡是健康的标志，平衡的破坏意味着生病。疾病的发生，就是阴阳失调的结果。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邪正斗争的过程。邪正斗争导致阴阳失调，而出现各种病理变化。无论外感病或内伤病，其病理变化的基本规律不外乎阴阳的偏盛或偏衰，阴阳互损，阴阳转化。如阳气偏盛，就会产生“热”的证候，热邪持续不退，消耗阴液就会引起口干咽燥，颧红烦热等“阴亏”证。反之，阴气偏盛，就会出现“寒”的证候，寒邪久羁，消耗阳气，就会造成肢冷畏寒，水肿腹泻等“阳虚”证。在指导疾病的诊断方面，阴阳学说应用于诊断学中，旨在分析通过四诊而收集来的临床资料和辨别证候，掌握疾病的阴阳属性，作出明确诊断。在指导养生防病和疾病治疗方面，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阴阳变化与自然界四时阴阳变化协调一致，就可延年益寿。故主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顺应自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精神内守；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由于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失调，所以调整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相对平衡，是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阴阳学说用以指导疾病的治疗，主要是确定治疗原则和归纳药物的性能。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原则。而药物的性能为寒、热、温、凉四类，温热药属阳，寒凉药属阴。了解药物的阴阳属性，益于指导临床。古代医学应用阴阳学说解释自然界、人体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各种状态的物质属性及其变化规律。故只要认识阴阳学说的普遍性，掌握阴阳属性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自和、相互制约、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关系，就能够用以解释人体与外界的各种现象。第三节 五行学说一、五行概念
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五行为阴阳之质，阴阳为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为阴阳之气的五种形态。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相互滋生助长），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以木为例，生我者为水，我生者为火，故水为木之母，火为木之子，以此类推。春木、夏火、长夏土、秋金、冬水，顺序相生。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生化有序。承制为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金克木，水克火，五行相克（相互约制和克服）。相克者，是制其太过。以木为例，克我者为金，我克者为土，金为木所不胜，土为木所胜。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相互为用，制化有常。五行相乘（约束太强成压制），为金乘木，木乘土，土乘水，水乘火，火乘金。木性发散，敛之以金气，则木不过散；火性升炎，伏之以水气，则火不过炎；土性润湿，疏之以木气，则土不过湿；金气以敛，温之以气，则金不过收；水性降润，渗之以土气，则水不过润；我克者克我，克我者我克，是为相侮（反克，恃强凌弱）。火侮水，水侮土，土侮木，木侮金，金侮火。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生化中有制约，制约中有生化，生克制化有常，从而使人体生命始终保持着循环不已的动态平衡。
天地之大，疾病之源，不外乎阴阳五行之理。五运者，为五行。六气者，为三阴三阳。故木、火、土、金、水谓之五运；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称之六气。五运合五行，六气亦合五行。天以此成四时而生万物，人以此成有形而合无形。五运六气实为医学之根源，厥阴主风，风属木；少阴、少阳主热，热属火；太阴主湿，湿属土；阳明主燥，燥属金；太阳主寒，寒属水。此风、热、湿、火、燥、寒之病，而五运六气即主之，五脏六腑亦因之。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上的运用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上主要是按五行的属性，将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在一定的情况下归纳起来，同时以生克的关系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自然界来说，如方位的东、南、中、西、北，季节的春、夏、长夏、秋、冬，气候的风、热、湿、燥、寒，生化过程的生、长、化、收、藏，以及五色的青、赤、黄、白、黑，五味的酸、苦、甘、辛、咸，均可依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来从属。在人体方面，以肝、心、脾、肺、肾为中心，联系到目、舌、口、鼻、耳的七窍，筋、脉、肉、皮毛、骨的五体和喜、怒、思、忧、恐的五志等。明白了这一归类方法后，当接触到属于某一行性质的事物时，便可从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把它们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以便理解这一事物的性质。中医学将人体的物质基础、组织结构、生理、病理因素以及药物等与宇宙自然的精气、阴阳、五行进行比较归类，构建起人体生命系统的精气血津液神等物质基础、人体形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以及药物的阴阳属性和五行归位。相应地，精气神的统一体——人也就随之具备与宇宙自然中的精气、阴阳、五行一样的功能与运化。
中医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一样，同样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如木性调畅，肝气也舒畅，郁则为病，治以疏肝理气；木能克土，肝病可以犯脾，未犯前，就应当预先防止，已发现脾病时，则宜疏肝健脾；水能生木，所以肝虚的病症，可用滋肾的方法来柔肝。其他脏病，如肺痨用培土生金法，脾泻用益火培土法，都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处理的。从这些治法上，说明中医不把内脏孤立起来，而是重视内脏之间的密切联系，每一脏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个方面。以肝脏为例：生我者为肾——水生木；我生者为心——木生火；克我者为肺——金克木，我克者为脾——木克土。其余四脏，都可依此类推。五脏之气“有余”或“不及”可能引起病理传变，仍以肝脏为例：肝病可以传心——母病及子，肝病可以传肾——子病及母，肝病可以传脾——木乘土，脾病可以传肝——土侮木，肝病可以传肺——木刑金（刑即侮）。五脏之间生克乘侮的生理与病理变化，常常在甲脏有病时，从乙脏或丙脏来进行治疗，因而有“隔一”、“隔二”和“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方法。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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