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鼎年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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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太仓”，从字面释义，就是皇帝的粮库，此地因春秋时吴王在此设立粮仓而得名。太仓安定、和谐、富裕，自古就有“金太仓”的美誉。
太仓位置得天独厚。太仓浏河镇，历来有“江尾海头第一镇”的说法，还有“小上海”的美誉。自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后，太仓的地理优势越发突出，受上海开发、开放的辐射带动更加明显。太仓距虹桥机场（枢纽）和浦东国际机场的车程分别为半小时和1小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受上海辐射并获益最大的区域之一。从2015年1月起，在太仓更可以直接办理虹桥机场的登机手续，有直达的班车，交通更加便利。同时，太仓有38公里长的优质岸线，太仓港已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是集装箱干线港、江海联运中转枢纽港、“江苏第一外贸大港”，太仓港正顺着沿江集装箱运输内贸转运枢纽—近洋直达集散中心—远洋中转基地的发展轨道阔步迈进。
太仓历史积淀深厚。据太仓的文史学者考证：昆曲起源于太仓的南郊，明清时称之为“南码头曲”；牛郎与织女的传说在太仓可以追溯到宋代，这在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范成大的《吴郡志》等著作中有确切的记载；江南丝竹起源于太仓，这已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是太仓刘家港，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太仓还是娄东画派的兴盛地，娄东画派的代表人物有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其中前三位都是太仓人。太仓文化名人辈出，有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清代诗坛第一人吴梅村、明末清初复社领袖张溥、江南大儒陆世仪，近现代有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唐文治、被黄炎培誉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的俞颂华、“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百岁丹青大师朱屺瞻、国画大师宋文治等，仅47万户籍人口的太仓还走出了八位“两院”院士。娄东文化与江海文化在太仓这片热土上交融相汇，使得太仓的城市精神既有精致、和谐的一面，也有务实、创新的一面。
太仓社会和谐安定。很多人说太仓有三个特点：干净、安静、治安好。太仓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土地开发强度为34.04%，拥有40多万亩的农田、绿地、河道、湖泊，生态基础十分优良。同时，太仓将民生幸福工程扎实推进，平安法治建设成效卓著，是全国首个富裕型长寿之乡，也是江苏省首个获得“长安杯”的县级市。有位旅居多国的日本老太太在离开太仓时曾说，她去过多个国家的城市，太仓是她敢在晚上不开车而独自散步的唯一的城市。
近年来，太仓始终处于全国百强县市的前十名，先后获得国家生态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长寿之乡、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多项殊荣，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太仓将围绕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全力构筑“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田在城中、城在园中”的城市形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太仓。一市情概览1区划沿革
春秋战国时，太仓属吴地，亦称娄地。秦朝时，属会稽郡，设娄县，下辖惠安乡。东汉到南齐，属吴郡娄县。南北朝到宋，先后属昆山和苏州。
元延祐元年（1314），昆山州治迁至太仓，太仓统管昆山。元至正十七年（1357），昆山州治迁回马鞍山，昆山管理太仓。
明弘治十年（1497），建太仓州，包括嘉定、常熟的双凤、昆山，并辖崇明县，隶苏州府。
清雍正三年（1725），升太仓州为江苏直隶州，析州地置镇洋县，领镇洋县、崇明县、嘉定县、宝山县四县，为苏宋常太道的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后，太仓州、镇洋县合并为太仓县，县城所在地为城厢镇。《明史·食货志》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城厢意为靠近城的地区，城厢镇即为首善之镇。
1993年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太仓撤县建市。2历史文化概述
太仓，位于江苏省东南部，系江苏的东南大门，位于长江入海口，其浏河镇素有“江尾海头”第一镇之称。太仓在长江口南岸，东濒长江，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临上海市宝山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明张采《太仓州志》谓之“沧海东濒，玉峰西望，娄江南绕，虞山北障”，太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被誉为“上海的后花园”。太仓全市总面积为809.9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47.45万人。2014年，太仓的财政收入为106亿元。“太仓”，顾名思义，皇帝的粮仓也。民以食为天，有粮则安，无粮则乱，故富庶的太仓自古以来就有“人间天堂”的美称。
据地方史研究者考证，太仓作为长江入海口的冲积平原形成于五六千年前，大约在四千五百年前，这儿有了我们祖先活动的踪迹，留下了良渚文化遗迹。太仓最早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岗身，也即海岸线，从今双凤到南郊一带就属原岗身，亦称“东岗”。张采的《太仓州志》曰：太仓有“上岗身”“下岗身”“归吴岗身”等。岗下皆沙碛螺蚌。太仓旧时有岗身路、岗身桥等。今上海有外岗，指岗身以外的冲积平原，也即后来形成的陆地。维新遗址被称为“太仓历史之根”
太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吴王在此置仓屯粮，以及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在此的有关活动。有意思的是，在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太仓历史的资料中，比较早、比较详细且比较可靠的是对本地区宗教传播情况的记载，例如，三国时沿江的今鹿河地区已有了圣像寺。地方志记载三国时仆射徐真舍宅为寺，言之凿凿。另有记载说，东晋咸和六年（331），高僧支道林曾经来太仓寻访名士瞿硎，发现一块夜放灵光、四面环水的宝地，后创建了双凤寺；梁天监年间（502～519），今太仓境内的城厢镇建有报恩院（后名隆福寺）、妙莲庵（系海宁寺前身）等。
太仓古城初具规模、形成集市大约在宋代，但宋时太仓还无城墙，只围以木栅栏。
不过，据地方志记载，宋景祐元年（1034）时，范仲淹即来太仓开浚七浦塘，另外方志中还有疏浚杨林塘等记载，由此推算，宋代时，太仓已是朝廷重要的行政区划了。太仓的真正崛起、繁荣，则始于元代，这与太仓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因为太仓地处江海交汇处的长江入海口，在古代没有空运、铁路、高速公路的情况下，运输货物最经济、最安全的就是走水路，而大宗运输则属海运更快捷、吞吐量更大。元代统治者定都大都（今北京），而江浙一带的粮食都囤积在太仓，如何输运到京城就成了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已降元朝的海盗朱清、张瑄两人熟悉海运，后朝廷起用两人负责漕运，从太仓把皇粮运至天津，再转运京城，朝廷于是在太仓建了专管海运的衙门泉府司等，再后来在今武陵桥北设庆元市舶提举分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由于朱清、张瑄是奉旨开创漕运，漕运又被朝廷定为岁制。
太仓的人口开始激增，从当初户不满百，很快扩展到万家之多，太仓一跃成为“东南之富域”“天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码头”，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了一个新兴港口城市。元延祐元年（1314）朝廷干脆把昆山州治迁到了太仓。至此，太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太仓如此富庶，也引起了流民的垂涎，元至正年间，浙江盐贩方国珍率千余名饥民多次沿海路而至，在刘家港及娄江两岸烧杀抢掠。元末，已在平江（今苏州）称吴王的张士诚出于辖区利益考虑，遣部将高智广拆常熟支塘城，修筑了太仓的城墙，距今约有650年历史。
到了明代，太仓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这样说，明代是太仓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之一。明代的太仓，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名人，而且代有传人，一直到清代。即使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大舞台，太仓的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也是颇为可观的。
据统计，在明、清两代，太仓人才辈出：出了毛澄、毕沅、陆增祥3位状元，出了陆釴、王锡爵、王衡、吴梅村、朱玉麟等5位榜眼，出了徐秉义、汪廷玙、汪学金等3位探花；出了陆釴、王锡爵、吴伟业、邵嗣宗、陆增祥5位会元，出了赵汴、陆大成、王士骐、王衡、胡溶5位解元；出了2位宰相级的朝廷大员，一是明万历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首辅王锡爵，一是王锡爵的曾孙、清康熙年间的大学士王掞，人称“祖孙宰相，四代一品”。当年，在今太仓宋文治艺术馆南面的老街上，还有镌刻此楹联的石牌坊呢。另外，太仓在古代出过10位尚书，元代有户部尚书张文虎，明代有8位，分别是兵部尚书凌云翼、礼部尚书毛澄、刑部尚书王锡爵、兵部尚书王在晋、工部尚书张辅之、刑部尚书王掞、礼部尚书陆宝忠、农工商部尚书唐文治。如果加上死后追封为尚书的，太仓共出了13位尚书。目前，经考证，太仓历史上有姓名记载的进士为314名，其实，还不止这个数，有举人800多位。太仓学者张炎中编纂的《太仓历史人物辞典》，收录了从宋至清的3460位人名条目。我自己撰写的《太仓近当代名人》则收录了清代以后到当代的560位名人，说太仓名人辈出、人才济济，那是名副其实的。
太仓历史上之所以能出这么多的进士、官员、文人学者，与太仓的读书风气有关。历史上太仓的藏书大户比比皆是，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小酉山馆”藏书三万卷，其中宋版图书超过千卷，另藏“尔雅楼”，典籍则藏于“藏经阁”。他胞弟王世懋建有“万卷楼”，今发现的“东海两难”碑拓本及王世贞等名人题跋，均为万卷楼藏品。
太仓历代藏书家中，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的缪朝荃不能不提，他的“东仓书库”藏书之丰，一般人的藏书难以与之比肩，可惜后来由于家道中落，其藏书逐渐散失，其中大部分被浙江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收购。
另外，“娄东三凤”之一的明代陆容，藏书亦逾万卷。明篆刻大家赵宧光的藏书楼“小宛堂”，明复社领袖张溥的“七录斋”，清钱宝琛、钱鼎铭（钱宝琛之子）的“听邠馆”藏书楼，在历史上都小有名气。顾伊人的“陶庐”、汪醉樵的“书巢”、程迓亭的“据梧斋”等，在太仓本地颇有名气，金元功、钱履缪与沙溪吕石香家的藏书都名重一时。由于太仓人喜藏书，喜读书，学而优则仕，出将入相也就不稀奇了。太仓的不少读书人可能书读得太多了，对世事、对官场看得透了，宁可在野不在朝，他们朝辞庙堂，晚归故里，起室筑园，觅一世外桃源，然后读书吟诗，弹琴作画，悠哉游哉，颐养天年，由于少了功利的目的，多了一份自得其乐的闲情逸致，故在艺术上更显得纯、显得精，“无心插柳柳成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精品。明清时期，太仓的文化名人举不胜举，领袖式人物也为数不少，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代昆曲鼻祖魏良辅、明代大画家仇英、娄东画派代表人物王时敏与王原祁及王鉴、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娄东琴派掌门人徐上瀛、娄东印派创始人汪关、大诗人吴梅村……
写到这儿，只能打住了，因为有贡献的乡贤实在太多了。在太仓的近代史上，各行各业的名人依然灿若星辰，不可胜数。清末教育家陆宝忠，国人也许记不起他的名字，据载在海外编的一本《影响世界的100位教育家》中，其名字赫然在列，据说如今中国大学的一些管理模式，最初的蓝图就出自他的设计。
大教育家唐文治也是太仓人，其故居“静观堂”就在太仓的原岳王镇。他是后来移居到无锡的，是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培养、造就过诸如王蘧常、钱仲联、魏建猷、唐兰、蒋天枢等文化名人的无锡国专也是唐文治创办的。他的儿媳妇俞庆棠则被誉为中国“民众教育的保姆，成人教育的先驱”，系新中国最早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女性。太仓博物馆曾辟有“唐文治纪念室”与“俞庆棠纪念室”。
俞剑华有南社“四剑之一”的美誉；俞颂华则被黄炎培赞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当年，是俞颂华带瞿秋白去苏俄考察的，只是由于瞿秋白身份特殊、名头太大，有些著作中竟只提瞿秋白去苏俄，而不提俞颂华，这有失客观公正。
在电影界，太仓有拍摄过《清宫秘史》的著名导演朱石麟；在昆曲界，有培养过华文漪、梁谷音、杨春霞、童芷苓、言慧珠、红线女、袁雪芬、梅葆玖等著名演员的名师朱传茗；在音乐界，有用昆曲为毛泽东的诗词谱过曲的音乐家高步云；在舞蹈界，有中国新舞蹈的奠基者、开拓者与实践者吴晓邦；当代的国画家邢少兰、军旅油画家高仁岐与音乐家张晓峰等也名气在外；在科技界，更是人才辈出，精英多多，如：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两院”院士唐孝威、唐孝炎、吴建屏、黄胜年、邹世昌、杨胜利、顾懋祥、陆佑楣、龚知本，等等。
总而言之，太仓人杰地灵。这些文化名人为太仓、为中国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还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只是太仓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社会变化大，在不断的建设中，不少名胜古迹逐渐消失，这着实可惜，但所幸尚留下十不存一的实物。有近2200年历史的盐铁塘，有900多年历史的致和塘，有680年左右历史的5座元代石拱桥，始建于元代的天妃宫，始建于明代的王锡爵故居、张溥故居，始建于明代的弇山园，始建于明末的南园，始建于宋代的阅兵台，以及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的乐荫园、历史可以追溯到梁天监年间的海宁寺遗址，还有移建、重建的陆世仪读书处、墨妙亭、镇洋县界碑、清代试院碑等，这些历史遗存默默地诠释了太仓丰厚的文化积淀。
如果说古代建筑可以翻修、重建，那么古树名木则属活的“档案”，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太仓名人馆前的500年树龄的古罗汉松、南园300年树龄的古桂花，原太仓市一中校内的600年树龄的古紫藤，与十多棵百年树龄以上的榆树、枳棋、龙爪槐、花椒树，原太仓市政协院墙外的400年树龄的广玉兰，还有沙溪中学、科教新城、新湖镇、三家市等处十多棵树龄为400～600年不等的古银杏树，无不骄傲地向世人显示着太仓久远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
说到土特产，太仓也不少：有享誉百年的肉松；有清代时挂“进贡糟油”金字招牌的糟油；有唐伯虎品尝过、赞誉过的双凤爊鸡；有中国四大名蒜之一的太仓白蒜；有闻名遐迩的百年美味双风羊肉面……够了够了，光这些已足以让人垂涎欲滴了。
如果结合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我们可以知道，昆曲起源于太仓，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降生于太仓，江南丝竹起源于太仓，海上漕运起始于太仓。如今，太仓又是武术之乡、桥牌之乡、龙狮之乡、全国楹联文化城市、计划生育全国先进县市、全国长寿之乡等。全市仅有47万人口，却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等9个门类的88位国家级会员，这在全国的县级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太仓的微型小说创作在全国也小有名气，太仓被授予“中国微型小说之乡”，有精于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群，太仓的沙溪高级中学是全国唯一被授予“中国微型小说教育基地”的学校。太仓的文学社团也声名在外，太仓市一中的弇山文学社曾被评为“全国十大中学文学社社团”之一，现在的沙溪高级中学的望月文学社系全国中学百强文学社之一。娄东印社、娄江琴社、太仓市书画院、娄东昆曲社也都名家荟萃，群贤毕聚，特别是茉莉花青少年古筝艺术团与璜泾小学的少年民乐团，得到我国民乐专家陆春龄、闵惠芬、张晓峰、乔榛等老师的一致好评，还引起了国际友人的兴趣，多次应邀到海外演出。太仓这块土地上，还走出了孙青、缪志刚等著名的歌星；太仓的硬笔书法更是享誉整个书坛，太仓硬笔书坛的马家军弟子屡次在全国性的赛事中摘金夺银；太仓有多位全国闻名的制谜高手与猜谜行家，也有多位在棋坛上排得上号的名家；在收藏方面，太仓也是藏龙卧虎。文化方面，太仓人才辈出，武术方面同样不弱：全国仅一百多名高级硬气功师，太仓有两位，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媒体曾慕名专程来太仓拍摄过专题片，太仓的陈式太极拳学会、木兰操等也是常常引起媒体关注的。
如今，太仓成了全国德资企业最集中的地区，有200多家德资企业落户太仓，每年在太仓举办全国性的德资企业啤酒节，德国大使馆还与太仓政府合作办过“德中同行——2008太仓周”“中德工业设计周”等。另外，太仓不但与日本福岗建立了友好关系，还与意大利罗索利纳市缔结为友好城市。
太仓的城市精神是“精致、务实、和谐、创新”。“精致”，是太仓人的基点，衣食住行无不精致；“务实、和谐”是特点，“创新”则是亮点。多年来，太仓的创新之举层出不穷，不少是全国典范，譬如近年的“文化养老”，就走在了全国前列。
如今，太仓的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以港强市的太仓正以发展的态势走向世界。江南水乡城市太仓，当代历史名城太仓，这是一颗长江入海口的明珠，是一片让人永难忘怀、赞不够、爱不够的热土。3地名释读太仓“太”，释义为高也、大也、极也。譬如“太阳”“太空”和哲学上的“太极”、社会学上的“太平”，是至高、至大、至妙的，可见“太”字实在是个妙不可言的好字眼。最有说服力的是，皇帝的父亲叫太上皇，皇帝的母亲叫太后，皇帝的老师叫太傅，皇帝的接班人叫太子，皇家的御用庙宇叫太庙，皇家所办的学校叫太学，皇帝的御医叫太医，由此可见，凡与皇帝、皇家有关系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凡以“太”字打头，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与皇帝有关系的。“太仓”，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粮仓。
皇家的粮仓放在太仓，从另一侧面说明太仓是一块风水宝地，因为皇家粮仓的所在地，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民风淳朴，不偷不抢；地势高，不淹不涝；运输方便，进出便捷。古代没有铁路，没有飞机，大宗的运输主要靠水路，太仓内有天然的黄金水道，有人工开凿的盐铁塘、致和塘，水网密布，四通八达，加上出海便利，交通条件得天独厚。
据明代桑悦的《太仓州志》记载：春秋时吴王就曾在太仓建仓。此外，还有战国春申君建东仓说、西汉吴王刘濞建仓说、三国孙权建仓于武陵桥说、五代时吴越国钱氏诸王建仓说等。总之，自春秋以来，就有国君、诸侯先后在太仓建立粮仓，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到元代，朝廷在太仓建的粮仓规模更大，号称“天下第一粮仓”。明代时，太仓粮仓的规模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位于太仓南郊的“海运仓”遗址，共有919间敖仓，储存了浙江等地的粮食数百万石，俗名也叫“百万仓”。海运仓遗址重见天日，被列为2009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仓，天下粮仓，名不虚传。娄东
娄东，即娄江之东。北魏的著名水利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专门提到过“三江”。古时的“三江”指娄江、东江、松江，是唐、宋以前太湖的三大泄水通道。到了元初，东江、松江相继湮塞，娄江就成了导水入海的主要通道。
娄江是唐、宋以前的旧称，即现在的浏河。娄江源出今江苏吴江市鲇鱼口，北入运河，经苏州娄门，再经昆山、太仓，在浏河口入海，全长约92公里，在太仓境内，从西郊到入海口大约有20公里。因为当时昆山、太仓地处娄江之东，即所谓“东历昆太”，所以，太仓别称“娄东”。
广义地讲，娄东还应包括昆山，但我们现在谈娄东文化，则专指太仓一地的文化。
关于娄东文化的起始，有些人认为可从三国时算起，在三国吴嘉禾元年（232），孙权“为结好辽东公孙渊，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舟师出娄江口，泛海至辽东，会公孙渊”。三国时，陆绩曾在太仓鹿河开拓陆浦河，相传孙权曾在鹿河为其母亲造塔。
目前，太仓沙溪镇乐荫园的宋碑是太仓有文字可查的历史的最早的实证。在唐代以前，太仓少有从政的官员和有名望的文化人，能查到的是三国时孙权手下的仆射（高级武将）徐真，相传他的妹妹玉印嫁给了孙权，后失宠，还有一个名人是晋代支道林来太仓双凤拜访过的名士瞿硎。史书明确记载，在宋代太仓曾出过龚宗元、龚程、龚况、龚明之等一门四代七进士，最早记录牛郎与织女传说的就是当时家居太仓南郊黄姑村的龚明之。宋代时，太仓的郏亶、郏升卿、郏晋卿父子三人也较有名，郏亶是王安石欣赏的水利学家，写过《吴门水利书》，今太仓弇山园有其墓葬。
2006年，太仓公园改造、扩建时，意外地挖到了数十块老砖，并在砖身上发现了若干文字，经辨识，其为“释迦真身宝塔祝延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圣寿保国界安民者”。从字义来看，此砖系建造释迦牟尼的真身宝塔所用之砖。
当然，太仓在历史上还一度隶属娄县，汉设娄县，属吴郡。娄县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因此有人提出娄东也可认为是娄县之东或娄地之东，这也属一家之言。弇山
太仓别称弇山，以前太仓唯一的五星级饭店弇山饭店就是以此命名的。“弇山”之名出自明代王世贞筑的弇山园。王世贞是明代文坛领袖，曾独主文坛二十年，官至刑部尚书。明万历年间，他与其弟王世懋在太仓建了十多个园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弇山园。园名来自《山海经》，原指神仙居住的地方。弇山园占地70多亩，叠有东弇、西弇、中弇三座假山，时人赞为“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当时号称“东南第一名园”，明代时，不少名人——如李时珍、戚继光等——都到过弇山园。后来，王世贞干脆自号“弇州山人”，其著作也定名为《弇州山人四部稿》。鉴于王世贞的名声与地位和弇山园的名气，太仓又称弇山，也就无可厚非。镇洋
太仓在清代时还被称为镇洋县，此名取自太仓县衙后面的镇洋山，此山现已荡然无存。镇洋山为明代弘治十年（1497）时的太仓知州李端所筑，三峰曰迎仙、来仙、游仙。因太仓地处江海交汇之地，有倭寇入侵，有海涛裂岸，建“镇洋山”意在镇住东洋人、镇住海洋之涛。明代著名文人祝枝山有诗文记之。
镇洋县的名称应该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系，镇洋即镇住海洋，保佑平安，与太仓城内的海宁寺的取名异曲同工。
清雍正三年（1725），太仓州升为直隶州，辖镇洋县，清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清道光年间的状元陆增祥都属镇洋县考生。
镇洋县界碑今移至致和塘的海门第一桥西十余米处，即陆世仪读书处东侧的绿化带。惠安
三国时太仓有“惠安乡”之名，那时，太仓反倒是别名。当时太仓的惠安布是很有名的，但在历史的演变中，“惠安”这一地名慢慢消失，已鲜有人知了，老太仓人中也极少有人知晓这个名字。刘家港
浏河系娄河（即娄江），太仓人对“浏”“娄”的发音差不多。
南宋末年，崇明三沙刘姓岛民耗巨资力拓娄江，当地百姓感其恩，于是称之为刘家港。郑和下西洋就是从刘家港起锚的，这在中国的历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刘家港与浏河是同一地方，系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古六国码头
一说到太仓浏河的历史，“古六国码头”几乎是必提的，但有一点要说明：“古六国码头”不是单指太仓的刘家港或今日的浏河镇，而是指从刘家港到太仓南郊娄江沿岸的整个码头。南郊，历史上叫“南码头”。明代发源于太仓南郊的昆曲，在明清时就称之为“南码头曲”。
目前能查到的最早提到“六国码头”的文献资料，是桑悦编纂的《太仓州志》，刊于明代弘治年间。其志云：“元至元十九年，宣慰使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遭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肆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
嘉靖年间刊印的张寅编的《太仓新志》也记载道：“太仓，古娄县之惠安乡耳，至元朱清、张瑄创海运于此，而诸番辏集为市。国初，由此而漕定辽，由此而使西洋，遂为东南巨州。”
我们经常提到“古六国码头”，但若问古六国码头到底通哪六个国家，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笔者认为“六国”是泛指，并非一定指六个国家。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分析，码头主要通日本、高丽（今朝鲜）、吕宋（今菲律宾）、占城（今越南）、暹罗（今泰国）、渤泥（今文莱）、古里（今印度）、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今马来西亚）等，还有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港）、阿丹（今也门亚丁港）、剌撒（今红海伊萨角）、东非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港）、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口）。“金太仓”“太仓”一名始于宋代，太仓前加“金”字，就成了“金太仓”。关于金太仓的说法，大约出现在明末清初。清康熙年间，苏州辖一州七县，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即“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州、空心吴县”。此段评述可在清代褚稼轩的《坚瓠集》中查到。
这儿的“金”“银”“铜”“铁”不是指太仓、嘉定、常熟、崇明四地出产金、银、铜、铁，而是指在上述县市当官补缺的“油水”大小。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中，太仓最富，经济状况最好，在太仓做县太爷收入最丰，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在太仓当官收入远不止这些。当时官场还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谓之“困十万”，意思是在太仓做官的人即便心不太贪，每天只睡睡大觉，每年也有“十万”的收入。这比之三年清知府，其收入又多了两倍。“金太仓”之由来，盖源于此。二史海钩沉1刘家港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永乐皇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为正使，开始了长达28年的七下西洋，每次都是从太仓的刘家港扬帆起锚。郑和从太仓起航
那么，为什么选择从太仓的刘家港出发呢？
太仓是明代时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水浒传》第119回中，混江龙李俊、童猛、童威等七条梁山好汉，耗尽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船出海，可见太仓港在宋代已是可通海外的港口。元代的“南粮北调”是朝廷行为，经过元代大规模的建设、经营，太仓具备了成为大港的所有条件。试想，208艘大船、2700余名官兵，如果船队不编队、不经操练，到了海上，一旦遇上风浪走散了怎么办？大规模的船队操练，因江面狭窄，在南京下关造船厂一带根本无法完成，唯有太仓的长江入海口，水面宽阔，类似海面，船队才有条件操练，不要说208艘船，就是上千艘也没有问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太仓本来就是皇家的粮仓，筹粮方便。太仓是个靠海的城市，有不少熟悉海上生活的渔民与从事海外贸易的生意人，合格的水手就达一两万人，据说当年的2700多名下西洋的人员，有一半是从太仓当地招募的。太仓因为有“六国码头”之称，汇集了不少通事（即翻译）与船长、大副、二副及医生，这类专业人才在内地很难寻找，批量寻找更难，而在太仓都是现成的。
太仓有元代就建立的苏州府造船厂（在今城厢镇洋沙村一带），规模很大，系皇家造船厂。当年光煮竹篾缆绳的“巨无霸”大铁釜就有7只，如今还有一只保存在弇山园内。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知道，郑和下西洋时，南京下关的造船厂造的宝船只是一个船壳子，就像今天的毛坯房，宝船的后期装备都是在太仓完成的。太仓有铁锚弄等为宝船造配套设施的各种加工场。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有宣扬国威说，有开拓海外贸易说，有寻找番药、奇香说，也有人认为明成祖朱棣让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是寻找亡命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
相传建文帝朱允炆逃出宫中后，镇抚杨应能、监察御使叶希贤与翰林编修程济弃官相随，一齐出逃，先至吴江，再到太仓双凤。四人中除程济乔装为道士外，其余三人均剃度为僧。双凤的乡人顾义庵、顾朴庵兄弟，见这三僧一道虽落魄却气度不凡，认定他们不是坏人，就安排他们在双凤的道观普福宫暂且住下。双凤毕竟离南京太近，朱允炆放心不下，不敢长时间停留，后在顾氏兄弟的帮助下，在刘家港雇得海船一艘，从海上远走高飞。当时的程济因已疾病缠身，无法同行，只能留下。四人分手时，知道这辈子也许再也不能见面了，为纪念同患难的这段日子，也为了感谢顾氏兄弟，朱允炆等君臣四人每人栽下了一棵银杏，以资纪念。朱允炆这一去，就再无消息。后来程济也老了，知道君臣永隔了，为了超度建文帝亡灵，他募款于明正统二年（1437）在双凤镇的盐铁塘上建了一座上冈桥。此桥为单孔石桥，桥宽4米，长30米，东堍23级石阶，西堍21级石阶，龙门石上，特地刻了“二龙戏珠”图案。在桥门的两侧，各有石刻，北面两侧为“乘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南面两侧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这联语暗寓了对建文、永乐两帝的褒贬。
那么，程济刻的“乘槎客”一联有何出典？
这就涉及另一个传说了。相传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因听说建文帝在双凤的普福宫住过，他特地到普福宫进香朝拜。当时普福宫有个老道明知故问道：“公公奉旨出使西洋，为何不走长江，而从刘家港出海？”郑和笑笑，说：“乘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影文”为“允炆”之谐音，郑和暗示来双凤是要寻找朱允炆的。程济听说郑和到了双凤，连夜外出云游，避而不见。程济死后，双凤百姓有感于他的忠义，特为他在普福寺西建了“程济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太仓的状元毕秋帆曾书写过一块“照胆台”匾额，挂在程济祠，以表敬仰。
很遗憾的是，有500年历史的上冈桥在1982年时因通航需要而被拆除。
郑和每次下西洋前，都要在太仓的天妃宫朝拜天妃娘娘，在第七次下西洋前，还特地在天妃宫立了《通蕃事迹碑》。此碑成为考证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的重要史料。2海上漕运始于太仓
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被元朝统治者招安的海盗朱清（崇明人）、张瑄（嘉定人）得到重用，其原因为：在至元十五年（1278），朱清、张瑄帮助元朝将南宋宫廷的府藏图籍、秘册、古物装船，由海道经太仓刘家港运抵大都。新浏河海运堤风光
此后，朝廷急需江浙一带的粮食，但运输困难，沿途有绿林好汉、反元义士以及饥民截抢。当时运输粮食靠马车、独轮车，载重有限，那时也没有公路，每天只能走几十里路，运输民工还要吃喝消耗，从太仓运到北京，十存四五就很不错了，成本太高。
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倡议海运漕粮，从太仓刘家港到天津直沽，开始走浅海水路，虽时有触礁等，但损耗已大大减少。再后来，发展为走深海水路，损耗就更小了，于是，漕运定为岁制。朱清、张瑄奉旨监督漕运。他们造船60艘，走浅海水路运粮4.6万石到直沽，往返仅需一个月。走深海水路后，往返仅需10天左右。宣慰使朱清、张瑄一跃成为元朝的重要人物。朝廷在太仓建了专管海运的衙门泉府司，又在今太仓武陵桥北设庆元市舶提举分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负责检查出入港口的船只，征收商税。元延祐元年（1314）昆山州的州治也迁到太仓，同时置海运仓于太仓南码头，即今南仓旧址。明代永乐年间太仓人陈伸撰写的《太仓事迹》的序言云：“太仓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贾客，云集阛阓，粮艘商舶，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四方谓之第一码头。”太仓遂有“万家之邑”“东南之富城”“天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码头”之称。
至明代洪武初年，太仓的市舶提举分司升格为“市舶司”，与宁波、广州、泉州的市舶司并立为明代四大海关，而太仓的市舶司在当年规模最宏大、业务最繁忙、影响最深远，居四大海关之首，成为元、明的海运中心。因四夷来商、五方杂处，太仓遂成为郑和下西洋时的始发港。3魏良辅与昆曲
明张采《太仓州志》云：“吾州魏良辅开昆腔一宗。”
魏良辅，一说太仓本地人，一说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系明代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戏曲革新家，寓居于太仓南码头，故昆曲在明代时又被称为“南码头曲”。
他精通音律，先习北曲，后改南曲，倾尽后半生的心血改革了流传于太仓、昆山一带的昆山腔，糅合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汲取这四腔之精华，化出新声，昆腔具有“柔、嗲、糯”的特色，委婉清丽，余音袅袅，时人谓之“水磨腔”。据史书记载，他研究昆曲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竟“十年不下楼”。
魏良辅著有《南词引正》，因其对昆山腔的艺术发展有突出贡献，被后人奉为“昆曲之祖”，在曲艺界更有“曲圣”之称。
明代嘉靖年间的戏曲家李开先在《词谑》中说“太仓魏上泉……兼能医”，嘉靖、万历年间的昆山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记谈昆腔》中说“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
令人扼腕的是，魏良辅晚年双目失明，一代曲圣最终在黑暗中走向人生的尽头，后人甚至不知他究竟殁于何年。
魏良辅的学生中，最有成就的要数昆山人梁辰鱼（字伯龙）。明末清初的太仓大诗人吴梅村有“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的诗句，对魏良辅、梁辰鱼师生进行赞誉。清康熙年间的周在浚有诗曰：“赖老琵琶奉武王，流传南内北音亡。如何近日人情异，悦耳吴音学太仓。”
至万历末年，昆腔一跃而为诸腔之首。传入北京后，昆腔迅速取代了当时北曲的地位，空前普及，上层的文人学士不但痴迷于观赏，而且参与创作，甚至有的还亲自登场演唱。当时富贵人家蓄养家乐、戏班是一种时尚，如太仓的王锡爵家乐、王世贞家乐都十分有名，其中王锡爵家乐曾首演汤显祖的《牡丹亭》，王世贞家乐曾演出《鸣凤记》，均轰动一时。许多酷爱昆曲的文人学士，把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入在昆腔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还把诗、书、画、琴、乐、舞融成一体，从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极大地促进了昆腔的发展，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时人一度称之为“官腔”。
当时，职业昆班的运作也高度发达，且备受欢迎。据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杭州的一次演出中，曾出现“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壮观景象，而昆班在苏州枫桥杨神庙的一次演出中，“四方观者数十万人”。可见，经魏良辅改革后的昆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经过几百年的传承，自清代以后，昆腔被称为昆曲，并为后世的京剧和其他许多地方剧种提供了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因此昆曲艺术也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2001年，中国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这是对昆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贡献和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魏良辅改革昆腔之功的高度肯定。4《牡丹亭》在太仓首演
在古代，太仓所出的官职最高者当属明代的王锡爵，官至首辅。其子王衡在乡试中考取过会元，在殿试中得中榜眼，是我国著名的杂剧家。王锡爵的孙子王时敏更是了得，被称为“国朝画苑领袖”。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至今历演不衰。此剧本大约创作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那时汤显祖寓居于昆山片玉坊徐应聘家中，徐与他是同榜进士，相交甚笃。汤显祖虽住在昆山，但常去太仓，因为太仓与昆山仅相距十多公里，而且太仓的首辅大学士王锡爵是汤显祖的座师。汤显祖到太仓照例是要去拜望王锡爵的，而王锡爵对汤显祖这位才气四溢的门生也向来另眼相看。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期间，也到过太仓，但这次他因时间紧张，就未去拜访王锡爵。王锡爵深感奇怪，认为必有原因，就差人打听，果然打听出了缘由，原来汤显祖正在闭门创作大戏呢。王锡爵不知是出于先睹为快的心理，还是有意要与这位得意门生开个玩笑，他买通了徐应聘家中的下人，嘱其把汤显祖所写剧本，每天一抄，并送至太仓相国府内，这样，王锡爵对汤显祖的创作进展一清二楚，把其剧本的情节记得烂熟于胸。等汤显祖的剧本杀青，大功告成，他首先想到请酷爱戏剧的相国王锡爵法眼正之。哪想到王锡爵稍稍翻看后，一本正经地说此剧情似曾相识啊，还故意把剧情与唱词讲给汤显祖听，惊得汤显祖目瞪口呆，心想花了如此心血的创作，竟与古人之作雷同，要把原稿一把火烧了。这时，王锡爵才哈哈大笑，说明真相。此事在清乾隆年间江熙的《扫轨闲谈》中有记载。
明代时没有登载戏曲、剧本的书刊，写了大戏若不能演出，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而排演一出新戏，没有相当财力是难以办到的。王锡爵命家乐班排练了《牡丹亭》，使太仓成为首演《牡丹亭》的地方。应该说，这对《牡丹亭》的传播、对汤祖显的成名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汤显祖在其《玉茗堂集》中曾提及此事，可见王锡爵的家乐班首演《牡丹亭》一事，不虚不谬，戏曲史专家陆萼庭先生也认为太仓王锡爵家乐班演《牡丹亭》是能查到的关于《牡丹亭》演出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这是太仓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另，近代白先勇（白崇禧的儿子）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影响很大，主演是太仓双凤人汪世瑜（牡丹奖得主）。5张野塘与江南丝竹“江南丝竹”作为乐种被音乐界接受，并在社会上流传，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而“江南丝竹”的正式定名，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据学者考证，江南丝竹的前身为弦索。弦索原指乐器上的弦，唐代元稹的《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金代、元代时弦索泛指琵琶、三弦等各种弦乐器。“丝竹”，从字面来看，除了“丝”，还加上“竹”。这“丝”与弦索是相对应的，这“竹”无非是指竹笛等吹奏乐器。丝竹合奏，大概包括了吹、拉、弹，这种合奏形式可以追溯到隋唐时的“清调”“法曲”、宋代时的“细乐”、元代时的“大曲、小曲、回回曲”等，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合奏形式，则始于明代。
魏良辅有一个得力助手叫张野塘。《太仓州志》记载：“嗣有瞽者张野塘，以弦子著。长子张八传父技，次子张九又工吹管……皆擅绝……然他邑习弦子提琴，犹问太仓师法。”
张野塘善北曲，工弦索，因罪从河北谪发太仓。魏良辅重其才，以女相许，招为女婿。张野塘跟魏良辅习南曲后，促进了南乐与北乐的相融，并创制了一种叫弦子的新乐器。在张野塘的努力下，北曲被引进到南曲中，以弦乐器为主伴奏的北曲和以箫、笛为主伴奏的南曲开始结合，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的伴奏乐队也出现了。这在明代时被誉为“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也即江南丝竹的初级阶段——弦索。
弦索或曰丝竹的走向独立，昆曲功不可没。随着昆曲的流行，为之伴奏的弦索传遍了大江南北，这又带动了昆剧伴奏乐的改革、发展。
我们说江南丝竹起源于太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江南丝竹的乐器与四五百年前的吴中新乐弦索的乐器大致相仿。熟悉昆曲的人都知道，昆曲的主奏乐器是笛子，其次是弦子和提琴。此提琴乃由太仓乐师杨仲修所创。查太仓的方志资料可知，张野塘组建的弦索乐队，真可谓人才济济：谢林泉吹管、吹笛，过云适、张梅谷吹洞箫，张野塘弹弦子，杨仲修拉提琴，赵瞻云弹琴、筝，还有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一帮乐师，或吹笛笙，或弹琴弹琵琶，或敲板击鼓。这批人，都是当年顶级的乐师，既擅奏乐器，又能清唱，一专多能，各擅绝活，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弦索乐队班子。
如果说，明代嘉隆年间在昆曲改革中派生出来的吴中新乐“弦索”已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条件，则等于说弦索不再是昆曲的附生体了。
在明万历年间，所谓的弦索班子实则是当时望族人家的家乐班，是被大户人家养着的。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民间的职业戏班开始出现，这又是江南丝竹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清代时，太仓的芳吉班属职业戏班子，靠演戏养活一家老小。职业的戏班与票友不一样，要求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又兼承担了培养后人的任务，后来又被称作堂名，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堂名班社分布在太仓各乡各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太仓全县的堂名班社中有记载的达30多个，这些演奏班子都会一些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
到了清后期，太仓地区又出现了独立的江南丝竹社，其成员不再唱戏、伴奏，而是专司乐器，成为职业乐手。他们在乡间庙会、灯会或逢婚丧事时去吹奏，以养家糊口。这种风气一开，太仓乡间或城里，家境稍为富裕的人家，碰到家中有大事，花些钱雇个丝竹班子来吹吹打打、热闹一番是常有的事。这一来，这种职业行当发展就很快了。据说在20世纪40年代时，太仓大大小小的江南丝竹班子有100多个，乐手有10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佼佼者被吸收入专业剧团，如浏河镇的张晓峰进入上海歌剧舞剧院，成了我国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
近年，在张晓峰老师的支持下，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得到了整理。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CD中收有流传于太仓地区的《乌夜啼》《槐黄》《春花秋月》《节节高》《花花六板》《六花六节》《南词起板》《龙虎斗》《葡萄仙子》《八段锦》等，此外，还有《太子骑车》《玉和》《杨合》《新平平曲》《红日落》《倒免脸》《思春》《四大景》。近年，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狮城华乐团特邀请太仓文化馆恒通民乐团赴狮城，联合举办“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演奏音乐会。
经江苏省有关部门批准，“江苏省江南丝竹实验基地”正式挂牌。
总而言之，江南丝竹由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张野塘在太仓创始，由吴中新乐弦索发展而来。江南丝竹现流传于江、浙、沪一带，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太仓江南丝竹乐团的演出6《清明上河图》与太仓
说起《清明上河图》，中国的文化人没有不知道的，说其家喻户晓也不为过。
据《太仓地方小掌故》记载：明朝奸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知道太仓人王忬（官至兵部右侍郎）家中藏有《清明上河图》，就强行索要。王忬难以割爱，可又迫于严世藩的淫威，就请人临摹了一幅送去。不想姓汤的褙画匠借此敲诈王忬，王忬没有睬他。姓汤的褙画匠勒索不成，就向严世藩告发，说此画他曾在王忬家中见过，王忬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檐上的麻雀是否一脚踏两片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严嵩父子知道后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忬作为蓟辽总督，在战场上打了败仗，镇边失利，严嵩父子乘机将王忬斩首。
历史上流传的戏剧《一捧雪传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忬改成了莫怀古。
清代时，《清明上河图》先是由陆费墀（安徽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此图后被状元出身的太仓籍湖广总督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平生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和他的胞弟毕泷都是清代有名的鉴藏家，兄弟俩都十分喜欢这幅名画，反复欣赏后，盖“毕泷审定”的印章。后毕沅获罪被抄家，家私被抄入内府，《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皇宫。
关于《清明上河图》，据史学家与书画鉴藏家告知：自此画问世以来的九百多年间，赝品、伪品已不是一幅两幅，而其中最为有名、最难辨真伪的是明代太仓人仇英的临摹本。仇英，字十洲，后成为与唐伯虎齐名的明代四大画家之一。在四大画家中，仇英的出身是最卑微的，他可能是为了生计才临摹名重一时的《清明上河图》。平心而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在一定意义上属借鉴，因为他当时还未出名，他也未必能见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所以他的临摹带有再创作的成分。据史书记载，仇英的《清明上河图》长达9.87米，比张择端的真迹几乎长了一倍，人物竟超过了两千人，是张择端原画人物数目的四倍，画面的内容也就更丰富了。由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的后半段还有皇宫金明池的图景，比其他留存的版本更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品。后经鉴赏家考证：仇英的画作于明代，其中最大的破绽在桥梁结构。宋代的桥梁是木结构的，且无一根支柱，有如彩虹飞架碧水，故又称虹桥。这种建桥法，宋之后就不见了，而仇英的画里的大桥是砖石砌成的半圆拱桥。另外，张择端画的城楼是夯土墙，仇英画的是砖石墙，这也是宋城墙与明城墙的区别。然而，仇英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也自有其价值，一是出自名家之手，二是此画以苏州城的街市为蓝本，同样保留了不少历史信息。
一幅让海内外一致称道的传世名作，竟与多位太仓名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仓历史底蕴的厚重，太仓作为一个历代书画名家辈出的书画之乡，的确名不虚传。7南码头与天下第一粮仓
南码头的形成在元代，其位置在太仓原南郊乡，即现在的科教新城。元代的统治者在北京建都城后，迫切需要江浙一带的粮食。因陆地运输成本高、效率低，耗时长，后来开辟了海上漕运的路线，在太仓建了庞大的粮仓。粮仓的规模极大，号称“天下第一粮仓”。海上漕运前后持续100多年，南码头也就兴盛了100多年。在整个元代及明初，太仓的南码头吸引了胡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前来经商、定居，还吸引了孔子的后裔迁居太仓，伊斯兰教也是那个时期落户太仓的，可谓五方杂处。
昆曲创制于南郊，麻将起源于太仓，江南丝竹发源于太仓，都与南码头、与“天下第一粮库”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明代时，海上漕运停了，但太仓的粮仓的规模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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