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而阅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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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而阅读试读：

我时不时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我称之为读者的噩梦。

在繁忙的机场里，我的航班快要起飞了，但我离登机口还有很长一段路。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几分钟之后通往登机道的大门将关闭，飞机就要飞走。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飞机上将无书可读。没有任何书。我原地打转，眼睛在疯狂地寻找着书店。但一家书店都没有看到。我在机场里跑起来，穿过卖洋酒香水的免税柜台，穿过箱包店和时尚精品店，穿过颈部按摩店。我仍然没有找到机场书店。现在我的航班正在播放最后一次催促登机的广播：“飞往珀斯的97次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办理乘机手续的乘客请务必现在办理登机。”他们甚至叫了我的名字。我开始恐慌起来，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误机了。但一想到要飞几个小时没书看，简直难以忍受。所以我跑，继续跑，四处寻找着书店——至少是有简装书架的书报摊吧。但我在机场里仍是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开始尖叫。

然后我醒了。

我不会做与食物、电视剧、电影或是音乐有关的梦。我的潜意识并不会因为想到要在天上飞速移动的金属管子里待几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节目看或是没有音乐听而感到不安。多个小时没有书籍相伴这种想法会让我在冷汗中惊醒。

回顾我的一生，我一直因各种原因向书寻求帮助：希望它安慰我，逗我笑，能让我分心，带给我知识。但你知道，你可以在书中找到一切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轻易在刚刚好的时间找到合心意的那本书，遇见一本你恰好在寻找的那本书，或者当你需要了解某种知识或寻找某种感觉时某本书它就会刚好出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写的是我和母亲在她患胰腺癌去世前一起读过的那些书。那段时间，我们毫无章法非常随意地读书，让一本书引导我们去找下一本书。我们读别人送的书，读放在书架上几十年等待被发现的书，读偶遇的书，还有仅仅因为想读就再读一遍的书。我们会去特别寻找什么东西吗？通常不。有时，我们只是想谈点什么和她病情无关的东西时，这些书给了我们交谈的话题，也让我们能够谈起某些太过痛苦无法直言的话题。这些书还能引导推进我们的谈话，让我能够在母亲还在这里教导我时尽可能多地向她学习。

然而在人生某些时刻，当我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需求时，我会寻找一本书来解决它。找到正确的那本书并不那么容易。当然，当那个迫切的需求是学习如何做菠萝蛋糕时，我会找《蛋糕圣经》（The Cake Bible）；或是当我需要在芝加哥找餐厅时，我会选《查格指南》（Zagat）；又或者是当我需要自己诊断发炎的皮疹时，我会向《梅奥诊所家庭健康指南》（Mayo Clinic Family Health Book）求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当我需要这类信息时我的首选不是书——而是网络，或是社交媒体，我可以向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蜂巢思维（hive mind）”发问，比如说，联合广场（Union Square）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马来西亚菜。

然而，有些问题显然是网络和蜂巢思维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一些大问题，作家们几千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关痛苦、意义、目的和幸福的问题，有关如何生活的问题。没错，网络试图帮助我们——正如我们可以说任何无生命的东西都在试图帮助我们一样。有一些数字频道喜欢播放鼓舞人心的会议演讲，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把自己的见解打包成简短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大部分会搭配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和一些难忘的故事。但其中最好的部分通常只有一些简单摘要——或是广告——为演讲者写的书或是为正在写的书做宣传。作者们总是在做演讲：这没什么好稀奇的。而读者在听过这些演说后，会记住他们推荐的书，然后可以更深入完整地探索相关话题——以自己的步调研究这些观点，或是快速浏览，或是慢慢品味，或是仔细思索。

但和大部分励志演讲不一样，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演讲大多数情况也都只涉及自身，但大部分好书却不是孤立解决这些人生大问题的。伟大的作家会在时光的长河里互相对话。写书的人大多都是读书的，而大多数书里都留着丝丝缕缕成千上万本作家下笔前读过的书的痕迹。

这也是为什么书可以在数百年内不断留下回响直至未来的原因。即使是一本只有十几个人读过的书也可能留下非凡影响，只要它其中一个读者写下的书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即可。英国作家亨利·格林（Henry Green）（真名：亨利·文森特·约克）（Henry Vincent Yorke）的小说平均都卖不到几千本，他大部分的书甚至还远远卖不到这个数。但深受格林影响的作家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他的《鸟鸣》（Birdsong）是英国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之一]，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和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其代表作《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至今仍和1962年首次出版时一样震撼人心]。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写到过，格林的小说“对我写作风格上的影响是至今任何作家都比不上的”。

亨利·格林享年68岁，于1973年去世，一直鲜为人知。但受他影响的书一直有人在阅读，这些书又继续激励着新的作品的出现。

有时有些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在书名中得到体现，比如《傲慢与偏见与僵尸》（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有时这种血统关系要微妙许多，需要读者仔细梳理甚至猜测其中的关系。[J.K．罗琳（J.K.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tter series）有多少是受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1857年描写寄宿学校的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生涯》（Tom Brown' s School Days）的影响呢？]有时作者暗示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影响，而只是作者希望写成的某类书的风格而已。

不管什么时候读书，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这些回响、联系和希望。这本书是怎么完成的呢？这本书和哪些书有相似之处呢？它让人想起了哪些书呢？

然后，作为一个读者，我一边读书一边感受到这些影响。刚开始读书的我和读完书的我不再是同一个读者。因为人的大脑里布满各种路径，而读书为你开辟出新的道路。每本书都会改变你的生活。所以我喜欢问：这本书是怎么改变我的生活的？

苏格拉底（Socrates）在即将宣判他死刑的审判上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被柏拉图（Plato）引用]。读书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学习如何审视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法。比比看自己做过的事和别人做过的事，自己的想法、理论、感受和别人的想法、理论和感受，你会愈发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是少数几个独自完成却让人感觉不那么孤单的事；阅读是一个连接他人的个体行为。

54岁的我和为《神曲》（The Divine Comedy）做最后润色的但丁（Dante）年纪差不多，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的主人公冯·奥森巴哈（von Aschenbach）一个年纪。（我最近才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迷恋美少年和他逝去的青春的男人，其实正值中年；因为没有仔细阅读开头部分，我一直以为这个让酒店理发师把他头发染得乌黑发亮，把脸涂得花里胡哨的“老”人至少有七十岁了。）五十多岁正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除非我是少数能活过一百岁的人，不然剩下的时光肯定没有我活过的时间多了。现在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已经年过五十，我的兄弟喜欢拿高尔夫球打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打后九洞——前九洞已经打完了。不管前面累积了多少分，我们只能继续打下去。突然之间，光荣完成比赛和避开沙坑障碍和水障碍远比看见我们的名字出现在积分榜上重要得多。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任何年纪都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我曾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问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好问题——恰好合适，因为解答问题正是学校的作用。我曾在生活的困难时期问过其他一些大问题——没有什么年纪是可以免遭不幸或是感觉不那么敏锐的。而我希望也期待可以一直问到最后。

我知道在帮助我找到正确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寻书之旅上我并不孤单。因为我在出版业工作，写过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我遇见过许多读者。各个年龄层的读者都告诉过我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书单来引导他们。我听过有人想读经典名著，有人只想要基础入门书，有人想读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书。但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乎是什么类型、什么时候或是谁写的书——他们只想读那些能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同时能带给他们愉悦的书。

在一次从纽约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漫长而又颠簸不已的航班上，我坐在一个十九岁西点军校（West Point）新生的旁边。我们开始闲聊，很快他谈起他最喜欢的一些书；保罗·科埃略（Paulo Coelho）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我也很喜欢这个牧羊少年跋涉到埃及寻找宝藏的寓言故事。我们的对话很快从客套话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也许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效果，也许是因为飞机颠簸得太严重了。）飞机在空中颠来颠去，我开始兴奋地聊起其他启发过我的书。这个军校学员说他愿意用一顶货真价实的西点军校棒球帽来交换我最喜欢的书的书单。我很喜欢那顶帽子；希望他也喜欢那些书。

然后我要说说我九十六岁的朋友埃尔丝，她总是极度渴求好书推荐。最近，我向她推荐了露丝·尾关（Ruth Ozeki）的《不存在的女孩》（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2013年出版的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作家在太平洋西北岸捡到一些被海水冲刷上岸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十六岁东京少女的日记，她在学校里被各种欺负，不想再活下去了。小说在作家的故事、少女的日记以及和日记附在一起的信件中切换。书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是少女一百零四岁的曾祖母，一个有着迷人过去、充满魅力的禅宗女僧，当少女难以独自承受生活的重压时，她为少女提供了物质和情感上的庇护。

埃尔丝也同样充满巨大的魅力，但她的魅力要更有活力一些。（这么说吧，她经常飙脏话。）她也同样有着不可思议的过去：少年时期从纳粹德国逃离，后来成为电影音乐编辑。埃尔丝愉快地读完《不存在的女孩》，有许多话想说。但她最想谈的是这个一百零四岁的女僧。埃尔丝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宣布女僧是她读过的所有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中遇到的最令人惊叹的人物——可以这么说，她在现实中也无人能及。“现在我知道我长大想成为谁了”，她高兴地向我宣布，边笑边拍手。

对我来说，我在寻找——一直在寻找，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一辈子都在寻找——能够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书，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帮助我思考那些生命中无比重要的问题的书，以及解答一些我正巧遇到的小问题的书。

我知道那个西点军校学员、埃尔丝和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寻找，一场我还未出生就已经开始一直到我去世后也不会结束的寻书之旅。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训练有素或很有条理的寻书人。对挑书我没有太多想法——我会读任何吸引了我眼球的书。大多数时候我挑选的要读的书和自我提升一点关系都没有。特别是当我已经是最开心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去寻找一本会让我更开心的书。但通常都是那些没有刻意寻找的时刻，我会偶遇一本改变我人生的书。

我相信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在书里。人们总是向某类书籍寻求指导人生的智慧，这类“自助”书籍的鼻祖始于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59年出版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一书（该书有具体性格和行为的阐述）。但我发现任何书都可能包含这种人生智慧；一部惊悚小说里的某个句子可能带给我某种出乎意料的领悟。[如果不是读过《地狱蓝调》（Killing Floor），一部1997年出版讲述前宪兵杰克·李奇（Jack Reacher）变成浪子神探的大师之作，我可能永远不会学到这条至今仍指引着我工作和生活的宝贵智慧：“等待也是一门技术”。]

我也相信没有什么书会糟糕到让人找不到一点有趣的地方。事实上这是转述罗马帝国律师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的话，这一观点后来又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utes）写入《堂吉诃德》中。不可否认的是小普林尼和塞万提斯都没读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低俗艳情小说，但我仍然相信这句话大部分情况还是成立的。不管多么糟糕的书，你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即使它们描述的是人类有多么愚蠢低劣、多么无趣琐碎，或是多么残忍狭隘。也许一整本都是词汇泥沼的书中只有一个闪烁发光的顿悟。

我们有摘抄诗歌和歌词优美部分然后使用的光荣传统。数百年来，人们一直有做“摘录本”的习惯：在日记本里手抄名言名段。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么一点点摘樱桃似的，摘抄任意一本书里的奇怪段落，然后用这些摘抄来指导生活。有些人认为小说和剧本里的语句是依赖具体语境存在的——东挑西选一些奇怪句子出来是很不恰当和自私的，特别是当某句话是出自某个角色之口，那就很可能和作者本身的想法毫无干系。我不这么认为。这种想法完全忽视了人类大脑收集、折射、整理、合并信息的能力。我们对意义的探寻并不仅限于那些被创造出来然后被塞入诗歌或是可轻易摘取的大段文字中那些有意义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任何事物中寻找到意义——一切都是公平的。实际上我们的大脑才是最终的摘录本，你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储存在大脑某处，时刻准备着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的意识中。

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从大脑中收集书籍和句子：我特意去找的书和偶然遇见的书，我强迫自己死记硬背下来的句子和自然而然记住的句子。

在家，我是个图书管理员，永远在管理我的收藏。离开公寓，我是个书商——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推销我喜欢的书。

有一个名字可以用来形容我这样的人：读者。

你正在读的这本书可以算是某种宣言——我的宣言，为读者发声的宣言。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读书，需要成为一名读者。

我们把日程排得太满，然后不停地抱怨自己太忙；我们不停地买着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感觉自己被周遭的杂乱压迫着；我们总是睡不好或是睡不够；我们拿自己和杂志上看到的人造身体做比较，和电视上夸大的生活做比较；我们看着烹饪节目却吃着快餐；我们担心生病而办了健身卡却从来不去；我们有成百上千的联系人却很少与最好的朋友见面；我们用视频、邮件和短信狂轰滥炸着自己；我们甚至打断我们自己打断的东西。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买什么或怎么度过闲暇时光时，我们总期待多一个选择。为了从那么多人为制造的选择中做出决定，我们把整个世界变成一本无穷无尽的供人“挑挑拣拣”的目录，只要是不让人觉得大开眼界的东西都被视作是无用之物。我们不再明褒实贬——我们明贬任何不能给我们带来狂喜的东西。爱恨成为默认值——要么五星要么一星。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恐惧的问题——害怕自己会错过什么。不管我们身处何处，总会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做着看着吃着听着更好的东西。

我渴望逃离这种生活方式。我想如果有足够多的我们成功逃离，这个世界也许会因此变得更好一些。联通性是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便利之一，它让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可能。敲几下键盘我能得到整个世界的讯息；我可以在网上买卖、交易和分享东西；当我在陌生的地方开车时，一个知识渊博的声音会给我指路，当我走错路时会“重新计算我的路线”。简直难以数清我们的生活被互联网改变的地方。

但联通是一回事，持续的联通则是另一回事。当我想要“断网”几天，有时只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会提前警告其他人；其含义是除非你另外收到消息，不然你可以假设我这段时间都不上线。持续的联通可以变成一个诅咒，鼓励着我们天性中不那么善良的一面。古典时代的九位缪斯女神（Muses）可没有叫焦躁或分心的。

在这个有着无穷无尽联通性的世界里，书正是独一无二最适合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与节奏的关系和我们日常习惯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打断书，所以我们只能在读书时打断自己。书是个体或一群个体的表达，不是蜂巢思维或集体意识的表现。书与我们对话，是体贴地一对一的对话。书要求我们关注它，要求我们暂时搁置自己的信仰和偏见，听听别人的信仰和偏见。你可以大声抱怨一本书，在页边空白处胡写乱画，甚至随手丢到窗外。但你仍然无法改变书中的一字一句。

书的技术是真正天才的技术：虽然不管是在书页还是在屏幕上，书中词语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但阅读的速度却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当然，这让你可以加快速度跳着读，也让你可以慢来下，品味沉思。

我们经常互相问候：“你去哪里度假了？”“你睡得怎么样？”或是，我最喜欢问这个，当我眼巴巴看着朋友甜点盘上最后一口巧克力蛋糕时，我会问“这个你还吃吗？”[1982年的电影《餐馆》（Diner）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但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互相多问一些，那就是“你在读什么书？”

这是一个简单却很有力的问题，它可以改变生活，为被文化、年龄、时间和空间分割的人们创造一个共享的宇宙。

我记得有位女士曾经跟我说她很高兴当奶奶了，但有些难过和孙子不怎么联系。她住在佛罗里达州。孙子和他父母住在其他地方。她会给他打电话，问问他学校怎么样，今天过得好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挺好的，没什么，没事。

但有一天她问他在读什么书。他说他刚开始看《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写的一部反乌托邦的青春系列小说。我遇见的这位祖母决定看看第一册，这样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就可以和孙子聊一聊这本书。她并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但随后发现自己在开头看到凯特尼斯·伊夫狄恩自愿代替她妹妹和其他被选中的少男少女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生死之战时就被迷住了。

这本书帮助这位祖母打破粗浅的电话聊天，和她孙子一起讨论人类需要面对的关于生存与毁灭、忠诚与背叛以及善与恶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它也帮助她的孙子能够和她一起讨论同样的话题——不是作为一个需要教育的孩子，而是作为同样的追寻者。它给了他讨论他一直沉思的问题的共同语言，不用去解释到底为什么这些话题让他感兴趣。

当他们讨论《饥饿游戏》时，他们不只是祖母与孙子：他们是两个走在同样旅程上的读者。现在当她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的孙子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和她讨论——跟她说他读到哪儿了，问问她读到哪儿了，然后一起推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饥饿游戏》激发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深入探讨，为他们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提示。这本书甚至引导着他们讨论经济不平等、战争、隐私和媒体等话题。随着他们继续一起读书和讨论其他书，他们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在不断扩大：他们的“词汇”由所有他们一起读过的书中的人物、情节和描写组成，他们可以自由运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情。

此前除了家庭问题，他们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现在他们有了。这个渠道就是读书。

当我们问别人“你在读什么书？”时，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相似之处，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同的地方，有时我们会发现隐藏的共同爱好；有时我们会打开探索新世界新想法的大门。当怀着真诚的好奇心时，“你在读什么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其实是在问“你现在是谁？你正在变成谁？”

接下来是关于我发现的或多或少帮助我解决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一些具体问题的书的故事。有些书毋庸置疑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有些则肯定不是。我写的许多书大部分都是我年轻时读过的。我不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读者；我还是一个经历过所有年岁的读者，我读过的所有书、我的所有经历都不断在我大脑里移动重组。通常我会清晰记得第一次读某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书时我的状况，我还记得当时发生的或大或小的各种事情；有时我只记得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不管什么时候想起那本书时，我总能记起那种感觉。

正如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医生可能会通过你的童年来解读你的欲望和动机，我觉得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在孩童时读过的书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读书。但不仅仅是孩童时期读的书在我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位置，有时我读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我读过所有书中最重要的那本——直到下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出现为止。一开始觉得新鲜的东西总是可以看到更多深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因为不断的共鸣这些新意会在我大脑中打折。

其中一些作品我并不会列入我最喜欢的书中，但它们都是在我最需要时找到的（或许是它们找到我的），或是促使我记住什么、意识到什么，或是让我用全新的方式看世界。每个读者都可以这样列出一张表来，而这张表可能每年甚至每周都不一样。整理然后不断修订这种书单是我非常推荐的一种锻炼方式：这是构筑你自己的实践哲学的方法。

有些人会有一本一读再读的书，一本包含所有答案的书。但最通常的情况是，这会是一本关于某种信仰的中心的书：也许是《圣经》（Bible）、《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古兰经》（The Koran）或其他。我对能找到一本可以解答我所有问题的书持怀疑态度。相反，我更愿意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帮助我解答众多问题。我怀疑永远不可能找到一本像忍者刀（这种刀具在我年轻时因为一则广告而出名：可以切片切丁，可以切罐头和木头，刀锋永不钝）一样多功能的书。不管是烹饪还是阅读，我都享受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特殊工具和器具的乐趣——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使用的。（挖球器除了挖瓜还有很多其他用途：做黄油卷；分饼干面团；分离洋蓟肉等。）

有时当我开始读书时，我会有这么一种特殊期待。也许，只是也许——尽管有悖于我到现在为止的所有阅读经验——我能遇到一本能给我需要的所有答案的书。它也许会出现。我的忍者刀。我的圣杯（Holy Grail）。

那也许会是我在跑去登机门路上，在机场书店里随手抓起的那本书，那本我在几秒间做出决定，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感兴趣的书。

我确实相信我的书的圣杯还在某个地方等我——我会一直读下去，直到找到它。当然，即使找到它我也会一直读下去，因为——好吧，因为我爱读书。我也相信书的圣杯不会是世上最伟大的书——我很确定没有这种东西。我想那会是一本在我最需要它的瞬间与我对话，最贴合我心，在我的余生也将继续与我对话的书。

目前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为我做到这一点，但有一本书离达到这一点已经很近了：学者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本关于中国文化以及“有所不为的艺术”的书。

这是我最常翻阅的一本书，因此我以此书开头，并会不断提到它。《生活的艺术》放慢脚步

冥冥之中，这个世界总是时不时地提醒你，有些书值得读一读，这本书的名字和作者总是出现在你面前，直到最后你不知不觉地注意到它。故意对这些提示置之不理于己无益。于是，在零零星星接触到林语堂这个名字多年之后，对他几乎还是一无所知的我决定开始一探究竟。

从十几岁起我就痴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家。最初是因为我喜欢1972年拍摄的电影《歌厅》（Cabaret）和里面年少帅气的男主角迈克尔·约克（Michael York）。《歌厅》改编自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两部短篇小说，描述了前纳粹时期的柏林生活。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作品，还读了有关柏林、有关那个时代和作家的很多书籍。读得越多，看到林语堂这个名字也就越多，同时我也就记住了他的第二部作品——《生活的艺术》。

等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去图书馆查阅了更多关于林语堂的信息，当然那个时代还没有互联网可用。

我了解到《生活的艺术》是1937年由约翰德伊（John Day）出版公司出版的。林语堂在上海结识了作家朋友珀尔·巴克（Pearl Buck）（别名：赛珍珠），她帮助林语堂出版了这本书。珀尔本人当时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以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为她赢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继而又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珀尔·巴克后来嫁给了约翰德伊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她把林语堂介绍给了自己的丈夫，后者立刻与林语堂签约。

我去查阅资料的时候，《生活的艺术》已经停版很长时间了。幸运的是，当地图书馆还存有一本很破旧的可供借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书中那些闲话和时不时的题外话。刚开始读的时候，感觉有吸引力但又有些过时、造作和啰唆，很多内容为反对而反对，结构松散、行文怪异。但很快我意识到了这些闲话背后所隐藏的深厚内涵和对野心抱负彻底的摒弃，而这恰恰是我们文化中所宣扬的。《生活的艺术》为简单生活和吃喝正名，不鼓励为更多的物欲而奋斗。林语堂想找到一剂解药，来解救三十年代他周围那些野蛮的竞争和疯狂的举动，不仅仅是在他出生长大的中国，还包括他工作生活过的法国、德国，以及他年轻时短期求学和撰写该书时所生活过的美国。林语堂渴望告诉人们如何享受生活，在书中，除了一般常识，他还运用中国古老文化来说明享受生活的重要性。《生活的艺术》在三十年代很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全世界几乎人手一本，他也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林语堂是这样描述他的书的：“这就是我的个人写照，是我亲身生活和思想的写照。”他宣称书中的观点并非他原创，而是被东西方无数学者无数次地思考和阐述过。至于他所用的方法，他写道：“我总是习惯去淘一些陈旧且不起眼的廉价书，并且试图从中发现些什么。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被这么一个俗物惊到。但是从灰土堆里寻找一颗小珍珠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欣赏珠宝橱窗里的大珍珠。”这是一份宣言，也算是最平实的真理。

从专业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性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版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及其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林语堂声称要陈述“中国观点”，也就是他所描述的“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今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的”。这是上千年来中国学者、诗人和艺术家汇聚而成的智慧。尽管他没有强调这一观点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同样适用，却写过他确信“在美国喧嚣忙乱的生活中，人们心底里也同样渴求在茂密的树荫下找一块柔软的草丛，躺下来享受一个慵懒的下午，什么也不做”。用林语堂自己的话总结他的哲学最为恰当：“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你这就叫懂得了如何生活。”

这本书可谓包罗万象。林语堂发表了对衣着的态度（他喜欢宽松、舒适的、中国文人穿着的长袍，不喜欢西方男士穿的需要系腰带、勒紧腹部的裤子）、对居室装饰的建议，提到了哪些酒令最有趣。

林语堂努力启发读者过闲适的生活、重视沉思和友谊、享受饮茶饮酒、热爱阅读和亲近自然。不过他讲得非常精确而具体。做到这些你不能说说而已，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和精神。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要数《生活的享受》一章里关于“安卧眠床”的阐述。躺在床上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生理上讲，躺在床上意味着回归自我，与外界隔绝开来，这时人可以采取最恰当有效的姿势进行休息、冥想、寻求安宁。躺在床上也有最合适、最舒服的方式。孔子，就是生活的艺术家，曾经说过在床上“不要像尸体一样平躺”，而是要侧身蜷缩。

林语堂继续写道：我相信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手臂的姿势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美学享受并最大限度激发头脑。我认为最合适的姿势不是平躺，而是和舒适柔软的大枕头成30度角，将一只胳膊或两只都伸向脑后。以这种方式，诗人能写出不朽的诗词，哲学家能够发现革命性的思想，科学家能有划时代的发现。

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独处和沉思的价值。这让人震惊。安卧眠床的艺术对于你来说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整整一天的紧张生活，你要面对不同的人并与他们交流，你的朋友试图开你的玩笑，你的兄弟姐妹挑你的毛病，把你捧上天，这一切都让你精神紧张。你需要彻底放松。我承认，就是这样。加以培养，安卧眠床意味着清扫你的精神世界。

林语堂认为，对于在商界打拼的人来说，与其每天早上风风火火地去上班，不如花一个小时躺在床上思考、计划、回顾，这样当他们来到办公室时，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日程表的奴隶。对于思想家和发明家而言，林语堂认为清晨的悠闲时光更为重要。“对于作家来说，用这种方式构思出来的写作思路，要比整天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出来的多得多。”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之外，林语堂相信躺在床上最适合听音乐或是倾听从窗子里飘进来的周遭的声音，如鸟儿的鸣叫，或是城市和乡村的声音。

尽管过着闲适的生活（在我这个笃信林的信条的人的眼里，也正因此），林语堂的生活却大放异彩。他一生多产，创作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杂文、散文还有小说。他在多个大洲都生活过，宗教信仰也不断改变。这些经历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认为那些移居他国的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都拥有他人没有的视角。那些探寻多种宗教的人，比终身坚持与生俱来的信仰的人，对于信仰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林语堂同时也涉足政治，不过与任何一个政党的关系都不持久。他一直在试图发现腐败（也总是能发现它们）。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中国，在家里八个孩子里排行老五。他的父亲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在青年时期自学了读写，并最终在家乡福建省龙溪县建了座小教堂，并担任牧师。很小的时候，林语堂就跳上父亲的讲道坛在集会上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对语言的热爱。

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他的小女儿描述了他在台北最后几年的快乐时光。蒋介石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甚至按照林语堂自己的设计为他建造了一幢房子。蒋夫人非常喜欢林语堂，但更青睐他的夫人廖翠凤。

蒋介石还为他们配备了司机和女仆（兼任厨师）。后来，司机和女仆相爱、结婚，并生了一个小孩儿。林语堂和夫人都非常喜欢他。林语堂当时仍在为中英字典的编撰继续工作。他的女儿描述道：“我爸爸下午就停下工作，和我母亲一起出去散步。他们散步的方式堪称完美：司机会把他们送到一条美丽的林间小径，我父母沿着小径散步，司机在大路上跟随。他们随时都可以结束散步，上车回家。”

今天，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无论多大年纪，只要不是来自中国的，都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任何作品，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不过，当我询问我的一位姨妈是否听说过林语堂时，她马上回忆起在1936年的纽约，她的高中毕业典礼上，林语堂应邀演讲。我的姨妈清楚地记得林语堂给出的一条建议：他告诉毕业班的学生们，无论如何，就算负担旅费，他们都应该出去旅行。

如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就已经感觉到了放慢脚步的迫切性，那么如果他活在现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管是在《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地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

我的公寓外面有一个小公园。很小的三角形公园，中间立了一尊一战步兵的雕像。几十年来，这里不过是一小块绿地，但是最近邻居们聚集在一起将它改造成了绿草茵茵的可爱花园，其间还布置了很多长椅。春天，郁金香争相开放；夏天，各种各样的植物茂盛生长；秋天，万圣节时满园都装饰着南瓜灯，茂密的枝叶投下斑驳的阴影。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显出五彩斑斓。这里正适合闲适地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

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在这里静静享受。很少有人凝视雕塑或观察植物。他们都看着自己的手，更准确地说是手中捧着的手机。他们发短信、发邮件、发微博，点赞、发推、浏览页面。

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走到哪里，就会把喧嚣忙乱的生活带到哪里。

当然，有些时候，我发的短信、照片、微博就是我眼前的景物。我觉得当我停下来给小花园里的一朵花拍照时，我是以摄影师的视角观察它、欣赏它。有些时候确实如此。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从花本身转移到把照片发给谁或帖子怎样发。发帖时，我会瞧瞧别人发的公园、花朵和孩子。这真是让人烦躁的时刻。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就沉浸在网络中，在其中感受愉悦和愤怒，此时身在何处已经无所谓了。林语堂认为我希望什么都不做，我也这样想。可是要做到这点怎么这么难？

不过，林语堂早已指出，闲适生活一直都很难。我的这种表现不足为奇，不能仅归因于电子设备。

即便把苹果手机放进口袋，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喧嚣忙乱的生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当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倡导的并不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看手机，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周遭事物的根本改变。

就拿林语堂对安卧眠床的喜爱来说，躺在床上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放慢生活脚步的方式。你可以沉思、倾听，甚至阅读。因此我经常躺在床上读《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适合用零散时间来阅读。每隔几页就有一些句子跳出来，我得思考消化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比如这句“我认为对于感官和情绪的教育要远比对想法的教育重要得多”。

随着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我愈加意识到它并非讲述闲适哲学，而是如书名所示，它诠释了生活的艺术。《精灵鼠小弟》去寻找吧

当今，大多数人寻找工作是通过敲击键盘来实现的。我们会先在屏幕上的一个空格里填上所要寻找的内容，然后点击“回车”。但这根本就不是寻找，这只是在发布请求而已。是计算机为我们完成了寻找的任务，告诉我们的要么是一个搜寻结果（比如电影是在晚上7点开演），要么就是列出一系列包含你所需答案的网站名单（比如当地的影城列表）。这种寻找方式与离开舒适的家去外面寻找完全不同，不同于我去外面寻找那些我知道它就在那儿的具体事物，也不同于我去外面寻找那些只是我希望它可能在那儿的抽象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寻找需要具备用电脑来寻找时并不要求的一系列素质，这些素质包括勇气、耐心、毅力和承诺。概括成一个词，其实就是：性格。

每当我想到寻找，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寻找，我就会想起精灵鼠小弟。

在我五岁第一次读到《精灵鼠小弟》时就爱上了它。怀特（E. B. White）的这部小说讲述了出生在一个纽约家庭的小老鼠的故事。

书中完全没有对为什么人类家庭会将一只小老鼠视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任何解释。精灵鼠小弟，斯图尔特（Stuart）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个家庭里的新成员，只是他个子比其他家庭成员要小得多。他的住处，那个用四个衣夹和一个香烟盒做成的小床的住处，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要给精灵鼠小弟斯图尔特称体重时，里特太太就会把一个原来用来称邮件的小秤拿出来。斯图尔特刚出生时，以他的体重算，只需要花三美分就够把他用特快专递寄出去了。不过他的父母可舍不得寄走他。因为担心斯图尔特体重长得太慢，他妈带他去看了医生，这位医生很高兴见到他。书中提到，医生见他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一个美国家庭把一只老鼠当孩子还真不多见。”而这就恰恰反映了所有人对这件事所持的态度。斯图尔特也许个子很小，也许是只老鼠，不过他确实是里特家的孩子，仅此而已。

我猜想可能正是对这种无条件的爱的表达吸引我把小说读下去，书中描写的这种毫无保留的爱将我深深吸引。我想我甚至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份心境，我觉得我在初读这本书时就已经感受到，《精灵鼠小弟》这部小说传递的是一个被无条件接纳的对象。无论你生就如何，都不会失去家庭的爱。每个孩子都会和他们的父母有所不同，即便不像斯图尔特和他的父母那样相差悬殊。

我猜想这就是令我痴迷于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但其实我又并不确定。之所以是猜想，而不是确信，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不太记得自己五岁时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这个想法是我在读了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具有开创的意义的著作《离树很远》（Far from the tree）之后才迸发出来的。在这本书里，所罗门探索了垂直身份和平行水平身份之间的区别。垂直身份指的是那些与父母产生联系或共有的身份，平行水平身份则指与除父母之外的其他人产生联系的和他人而非和父母共有的身份。斯图尔特的垂直身份既包括他作为里特家族的一分子，也包括在纽约宜人的环境中长大。而他的平行水平身份则指他身为一只老鼠的身份，这是他无法和父母、哥哥产生联系的一个属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无论自己的平行身份如何，都会被家庭所接受，这让人感到欣慰，无论家人的接受是有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

但我能够确信的是，让我痴迷于这本书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斯图尔特本身。无论在儿童文学还是其他一切文学作品里，他都是具有伟大性格的人物之一。他短小精悍、勇敢无畏、坚忍不拔、温文尔雅、说话温和、彬彬有礼、魅力无限，还有点冒险精神、注重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非常忠诚。斯图尔特的经历可谓丰富，他曾经被锁在冰箱里、被从窗帘卷起；还于恐怖的冲突后在中央公园的池塘里驾驶模型小船，在暴风雨中从严重的撞击中逃脱出来，开着小汽车满世界寻找他挚爱的朋友——那只曾经救过他一命的小鸟马佳罗。在这些巨大的情绪波动中他经历了强烈的情绪起伏，斯图尔特却仅有一次没能保持住冷静。而这一次还是当他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

一开始，斯图尔特总能化险为夷。但那次，当他意识到自己阴差阳错走了霉运被扔进了垃圾驳船，即将被倾倒进大海时，他想：“好吧，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了。”他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死了，不过不愿意在垃圾里被香蕉皮或是别的垃圾包裹着死去。尽管如此，这一切都还算是可以忍受的。只有当他意识到不能再见到家人和朋友，不能再感受到家的舒适，他才伤心欲绝、开始哭泣。也是此时，马佳罗飞来拯救了他。

很快，斯图尔特就振作起来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本性。就在马佳罗准备带他飞出驳船时，他问了几个问题：“我可能会头晕。”斯图尔特说。“那就别往下看！”马佳罗回答说，“这样就不会头晕了。”“我可能会肚子疼。”“那就疼吧随它去吧，”小鸟回答，“什么事都比死掉更好。”“嗯，这倒是真的。”斯图尔特点头说。

斯图尔特再一次受到的情感冲击是心碎。马佳罗因为身处险境，离开时都没来得及道别，斯图尔特不知她去了哪里，也不知她为什么离开。不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找到她。斯图尔特受到巨大的打击，寝食难安。他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到曾经救过他的朋友，即便这意味着他得离开家人和那舒适的家。这时，他的务实的性格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在找寻马佳罗的过程中，他还可能同时尝试着找寻自己的命运。

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很多儿童小说的人物都只具备一种性格特征。他们有的勇敢，有的搞笑，有的自信，有的好奇，有的富于冒险精神，有的不善社交。斯图尔特与他们不一样，他更像是现实中或成人小说中的人物，拥有复杂的个性。不过，他最大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善良。如果斯图尔特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会宣布将善良列入法律，要求每个人都要善良（尽管他知道大多数人可能不大会遵守这条法律）。这并不代表他没做好用武力保护朋友而战斗的准备，只是他始终愿意表现得友善一点，除非迫不得已。

如果不是有充足的理由，他会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

斯图尔特勇敢的特性也是一成不变的，但他其他方面的特征却在变化。最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宅男。而当他离家探险后，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个自由的灵魂。你甚至可以叫他流浪汉。

正如斯图尔特在一座小城镇向店铺老板解释的那样：“我最近与社会越来越疏远了，因我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哪我都没待多久，我走进了城市，又被赶了出去，今天在这，明天在那，颠沛流离。高速路、岔道口上，在这些地方你总能发现我一直在寻找马佳罗。”

对于那些童年时没有读过《精灵鼠小弟》的少数不幸读者，还有那些至今尚未读过此书的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是你们不想读到的。书的结尾，你会发现斯图尔特的寻找是没有结果的，但重要的是他仍然一直在寻找。斯图尔特始终是个浪漫的寻找者。一只有目标的老鼠，他独自一人上路，一路向北。因为这些，他学会了当你并不确切知道要去向何方时，只是这样做就对了。

我只记得我爱看书，但在我读到《精灵鼠小弟》之前（或者说，当然了，是别人给我读的），从没有一个人物让我如此强烈地想要模仿。他是我在虚拟世界里的第一任偶像。

不过，斯图尔特也从各方面给我上了感悟人生的第一堂课，那就是现实生活并非总按照书写的脚本发展。与脚本相比，现实世界可能会令我们深深失望。

我五岁时开始痴迷于E.B．怀特的书，它让我相信最幸福的事就是拥有一只属于我自己的斯图尔特。于是我向父母祈求帮我找一只这样的动物。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啮齿动物宠物就是沙鼠。

我向父母保证会精心照料这只沙鼠。我当然会了，我怎么能不这么做呢？他将会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虔诚认真地打扫他的窝，也会给他喂水饲食，我们将会成为最好的哥们儿。我以后都不会再祈求任何其他东西了。夜里，我甚至为能够得到一只沙鼠而祈祷，希望上帝能赐我一只。他不是普通的沙鼠，而是一只整洁、勇敢、有趣、富有冒险精神又友善的沙鼠。

最终，我的父母买了只沙鼠送给我当生日礼物。他真可爱，这就是我原本想要的一切。

不过这只是开始。

一天傍晚，沙鼠来我们家几天后，我把手伸进笼子抓住了他。我猜他当时不想被人抓着，因为他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害我鲜血直流。

我赶紧松开手把手缩了回来，关上了笼门。他盯着我，我也盯着他，突然我大哭起来。

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家里的鸡尾酒会时间，我猜大人觉得整件事情很有趣。在给我贴上创可贴之后，他们就继续喝酒去了，我则独自回到房间。沙鼠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对当时的境遇感到越来越不开心。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沙鼠辜负了我，他背叛了我！再就是因为羞愧丢脸。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对于发生的这件事感到惊讶？第三则是因为大人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我受伤了，却没人在乎。

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了：我得离家出走，离开这只沙鼠，逃离这不堪的境遇。我走到壁橱前，爬上椅子，找到了我的行李箱，把几件衣服塞进去，拉好拉链，然后拖着它朝门口走去。至于要去哪，以后再说，现在我必须得走。

那时，我们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夜，我才走了50米就停了下来。那儿有座房子，是我的家，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大人们还在喝酒。没有人意识到我离家出走了。我原以为离开家，我的痛苦就会不见了，可离开了家我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我要去哪？我的生活一直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度过的，尽管住在房子里的其他人并不总能懂得我的感受，对我的遭遇感同身受。

后来，我的父母告诉我，其实他们看到了我离开，还一直透过窗子观察我。他们认为，与其把我哄回来不如等我自己回来。关于这件事的细节他们总是说得含含糊糊。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记不清了，不过很显然，我回家了。很快，这件事成了家庭趣闻之一，是关于我的最好笑的故事之一，威尔（Will）被他的沙鼠咬了，然后收拾行李一走了之。哦，那只沙鼠后来在我家安安稳稳，我必须天天喂他吃食、打扫他的窝，给他水喝。但我们从没有真正建立起感情。我甚至不确定沙鼠是否能和人类建立情感联系，成为哥们儿。

幸运的是，这次不幸的遭遇丝毫没有减弱我对精灵鼠小弟的喜爱。毕竟斯图尔特是一只会驾船开车的老鼠，不是沙鼠。而且他还是个虚构的人物角色。就算情况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因为一只邪恶的沙鼠而让所有的啮齿动物来背黑锅。养沙鼠的痛苦经历并没让我对斯图尔特有更多了解。不过，后来我确实会时不时地思考我们各自离家出走的决定。斯图尔特离开家时，是去有目的的寻找，而我离开家，完全是为了逃离。当一个人想要逃离某些事物时，往往很难摆脱，尤其当你想要摆脱的是你自己的行为的时候。《精灵鼠小弟》是怀特写给孩子们的第一本书。在那之前，他为《纽约人》（The New Yorker）杂志和《哈泼斯》（Harper' s Magazine）月刊工作，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散文家之一。（后来，他与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 Jr.）合作，合著了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作家写作风格指南的《英文写作指南》（The Elements of Style）。他之后又创作了两部经典童书：《夏洛的网》（Charlotte' s Web）和《吹小号的天鹅》（The Trumpet of the Swan）。

在1939年2月写给当时纽约公立图书馆首位儿童书籍管理员安妮·卡罗尔·摩尔（Anne Carroll Moore）的信中，怀特写道，他已经为一本童书创作了多年，而且只是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写作。他坦言，自己对于创作童书心怀恐惧，因为“写童书很容易就会写得很肤浅，人物性格反复无常或只是可爱让人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古怪脾气和胡思乱想中。除非发着烧，否则我没有十足的勇气在这样危险的领域里做探索，我都对自己没有信心”。

两周后，他向编辑寄送了小说初稿，还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这或许看起来是本儿童读物，但其实我觉得谁都可以读。”《精灵鼠小弟》成书于1943年，并于1945年出版。不过从《E.B．怀特书信集》（Letter of E.B. White）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直鼓励支持怀特的摩尔，试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分失望的，甚至向编辑要求这本书“一定不能出版”，同时她还写信给E.B．怀特的太太凯瑟琳·怀特，请求她说服丈夫不要出版此书。

不过怀特和他夫人并没有这样做。书籍正常出版，仅英文版就卖出四百万册。

关于书中开放式结尾的可能性，怀特在写给一名教师的信中提到这让他“备受折磨”, “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对，而是因为孩子们往往希望生活是确定而圆满的”。

怀特继续解释道：“我让斯图尔特继续寻找的原因（如果必须要找原因的话）是为了暗示，寻找过程本身比最终找到这个结果更重要，一段旅程要比简单的直达终点更重要。虽然这个观点过于庞大，对孩子们来说太过抽象、很难理解，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把它抛了出来。”

怀特拒绝了为《精灵鼠小弟》写续集的所有请求。主人公的寻找需要保持开放性的结尾。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一个封闭式的结局，因为我并不在乎斯图尔特最后是否找到了马佳罗。让我着迷的也不是斯图尔特那如奥德赛般的冒险历险过程，而是他在此过程中经历这些事情时的所作所为。书的结尾，斯图尔特跳上汽车，向北开去。怀特写道：“太阳刚刚翻越右边的山头，他向前望去，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广袤土地。路似乎还很长，但是天空如此明媚，他隐约觉得，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美的结尾方式之一。

受到斯图尔特寻找的旅程启发，我悟到了几条人生哲理。要尽量去寻找而不是逃避。

要尽量像斯图尔特那样随时保持礼貌，即使你所失去的让你感到痛苦，也要尽量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就像斯图尔特被扔在垃圾驳船里将要被倾倒进大海时的表现一样。

要尽量穿着得体。（在这点上我做得很糟糕，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的衣服穿得很好。”但英语并非他的母语，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其实是我都快把这些衣服穿烂了。）

要尽量像斯图尔特那样勇敢，就像他驾驶小船取得胜利时那样足智多谋。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尽量保持愉快和乐观的态度，不管即将面对什么。《火车上的女孩》相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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