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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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试读：
自序
怅望千秋，逝者如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漫长的中国王朝史早已落下帷幕，沦为陈迹。虽说是“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但其间发生的人间悲喜剧却令人感慨系之，由此成就了中国发达的史学。官修的煌煌正史大体上再现了王朝存续及鼎革之时社会生活的基本轮廓，特别是惊心动魄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历史若长河，个体皆过客，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从心底发出对山河岁月的无穷追问。这种追问俨如一种本能，时不时从脑海油然而生，所以，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像历史学那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兴趣。（一）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葆有对漫长国史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其对经、史、子、集等传统国学的涉猎之广、记诵之多、思考之深、见解之奇，一般的专家难望其项背。一部“二十四史”，乾隆武英殿本共850册，2249卷，总字数达4000万字。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以持久的恒心和强烈的兴趣将其读完，其中许多人物传记更是三复四温，烂熟于心。中国近代学者，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的恐怕也只有陈寅恪、王国维、吕思勉等少数几人。毛泽东晚年发誓并最终将“二十四史”读完，可见其对史学的挚爱之深。此外，毛泽东还通读过《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以及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据他自己回忆，《资治通鉴》他读了整整十七遍之多。正史之外，他又广泛涉猎各种野史稗乘，包括历朝相沿承袭的笔记小说。像《容斋随笔》、《智囊》等有名的笔记，更是花大力气精读细读。
为尽可能全面了解中国的王朝历史，毛泽东在史学之外，又深研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经学、子学、文学等作品。从儒、墨、道、法等先秦诸子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学术流派、文学精品，皆在他探讨和研究的范围之内。博闻强记使得他对历代王朝的人物、事件、学派、作品、逸闻、趣谈等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出口成章。以往学界在涉及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时，多局限于他在史籍上的批语，而实际上，在他的谈话、回忆、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也有大量的相关内容。其对历代王朝的评说也绝不仅仅针对帝王将相、文人雅事，举凡王朝的朝政得失、内外关系、社会生活、学术流变、文艺特色以及王朝鼎革时期的历史动因、经验教训，他都发表了许多有特色、有创见的评论。
综合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我以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特别关注战争的起源、谋略和结局。中国的王朝历史，在存续特别是鼎革时期，上演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所说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把战争特别是农民战争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根源，所以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战乱时期，如春秋战国之时、三国之时、五代十国之时，以及唐末与明末的军阀混战。对于其中带有“两虎相争”和决战性质的战例，如刘邦与项羽之争、朱温父子与李克用父子之战、朱元璋与陈友谅之斗，还有孟知祥与董璋、刘与刘子勋的对决等尤有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特别关注战争，除了独特的历史观，还与他的个性与对政治的见解相关。就个性来说，他崇尚斗争与挑战，认为战争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说到政治，他认为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大多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故此，关注与研究战争，构成他评说历代王朝的一大特色。
二是不局限于成说和俗见，敢于道出自己独特的史识，呈现出“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如他认为“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王莽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这些评点迥异于前人对商纣王、曹操、王莽、朱元璋等人的评价，展现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独特史识。人物之外，对于历史事件、学术文化，毛泽东也有许多个人的见解，如他认为淝水之战中苻坚的失败并非是必然的，苻坚“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后唐末帝李从轲“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这些评点涉及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非常值得后人深思。学术文化方面，如毛泽东指出佛经“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了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毛泽东的这些评点，得益于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的那种强悍的怀疑和反思能力。此种怀疑和反思的能力，是一切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人们都应该具备的。
三是尽力挖掘和表彰民间智慧和精神，给长期被人看不起的民间智慧以及小人物、年轻人和反抗者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从青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中国史书专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做法甚为不满。有感于正统史书的畸轻畸重，他在读史的过程中以振拔幽滞的勇气，着意发现民间，重构民间，致使民间智慧和一大批小人物、年轻人和反抗者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漫长国史的认识。如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歌，从《诗经》的“国风”到西汉以《上邪》为代表的歌谣，从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川》到明代的《锁南枝》，都包含丰富深刻的生活经验，而且感情真挚，朗朗上口，呈现出亲切感人的审美趣味。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歌情有独钟，确认“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如明代《锁南枝》便包含深刻的辩证法。他甚至认为，将来诗歌的发展，“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之所以喜读冯梦龙所编的《智囊》一书，是因为该书收集了上自文臣武将、显贵清要，下至村夫农妇、贩夫走卒的智慧故事。他读得津津有味，在书上批下了“小知识分子有用”等大量批语。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王朝历史时发现，许多发明创造、惊人之举都是小人物和年轻人干出来的，像王勃、王弼、贾谊、李贺、夏完淳、邹容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至于那些王朝暴政的反抗者，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者，他更予以深切的同情。在他看来，这些底层的反抗者虽然惨遭失败，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但他们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的反叛精神，却横亘于天地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磨不灭。他甚至不同意史书所载黄巢兵败狼虎谷而自杀的记载，而倾向于认为黄巢最后皈依佛门，全身而终。这种情感取向，分明是他迥异于传统正统史观的表征。（二）
千秋事大，最费思量。研究历史，要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诚非易事。综观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我以为其中确有很多真知灼见。如唐代的古文运动，苏轼评价其代表人物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此，毛泽东认为古文运动虽有功德，但远未达到苏轼所说的那般程度。他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畅谈魏晋南北朝史，认为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其间诞生了嵇康、阮籍、曹操父子、陶渊明、谢灵运、江淹、丘迟、庾信等众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说：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魏晋南北朝根本不是什么“文衰”、“道溺”，而恰恰是一个“文昌”、“道盛”的时代。过去人们长期被苏轼之论所左右，片面夸大汉末以来特别是六朝骈体文的弊端而抬高唐代古文运动的功绩。毛泽东早年钻研过韩文，之后又系统地阅读魏晋南北朝文学，两相比较，他便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再如谈到五代史时，毛泽东指出“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这也是非常精到的认识。朱温跟随黄巢起义发迹，后以汴梁为中心经营天下时，面对众多如狼似虎的对手，他审时度势，首先剪灭秦宗权，以后又征服朱宣兄弟、时溥、罗弘信等军阀，展示了在乱世中火中取栗的高超本领。他时而卑辞厚币以笼络对手，时而又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时而狂妄到极点，时而又低到尘埃里。其身上的流氓气与狡诈气，不逊于任何一个乱世豪强。毛泽东仔细揣摩了朱温夺取天下的过程，确认其狡猾超过了一代枭雄曹操。像这样的真知灼见，散见于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可谓不胜枚举。
当然，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讨论的地方，并非都是定评和确评。比如他就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一事发表己见，认为唐太宗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个观点未必精确。实际上，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是经过反复比较和深思熟虑的，很难说是“懵懂一时”。众所周知，唐太宗是通过政变而登上帝位的，兄弟相残的悲剧给他留下了终身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最终舍弃李泰、李恪等人而选择李治，恰恰是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李治做帝王虽无大的作为，但至少也延续了承平之世。封建帝王立太子，存在诸多的为难之处，唐太宗如此，后来的康熙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与其说唐太宗是“懵懂一时”，不如说他摆脱不了体制的魔咒更为准确。再如，毛泽东将苏轼的万言书说成“纸上空谈”，也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1071年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建议皇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急躁地全面推行新法，并尖锐地指出皇帝的缺点是“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可谓言之有物，并非尽是空谈。近人曾国藩便激赏此封上书，称其有“轩爽”之气，值得一读再读。像这些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地方，我都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高谈阔论依古典，长歌短曲吊故人”，读史、评史是毛泽东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对他的革命方略、治国理念、文学情趣和价值观念都有深刻的影响。有人说他有一种“历史癖”，我看基本上也说得过去。他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读史，而且还在各种会议和其他场合，将他的读史心得介绍给同事和友人。读史丰富了他的智慧，也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收窄了他的兴趣。一方面，他从历史上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如吸取中国历史上民族分裂和融合的利弊，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他要求广大干部居安思危，保持革命时期的那种奋斗精神，防止腐化堕落和得过且过，这对于巩固政权、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有深远影响，等等。但另一方面，长期浸润于历史，也让他背上了某些包袱，战争观念、集中统一的观念与敏锐的敌情观念妨碍了他的治国观念的现代转型；同时对现代科技和域外世界了解的相对缺乏，也使他在制定内外政策时趋向于沿用过去革命年代的方式方法，在顺应时代潮流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足。（三）
2007年，我曾在《党史博览》杂志上发表《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一篇长文。文章发表后，《作家文摘》、《新闻午报》、《民间故事选刊》、《陕西党史》等多家报刊予以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件事激发了我的一个志愿，就是写一本《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完整地再现毛泽东读史、评史的全貌。目标确定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一边阅读并整理史料，一边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几经寒暑，日积月累，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我写作时力求将毛泽东对历代王朝代表人物、政策得失、内外关系、社会生活以及学术文化方面的各类评点纳于一书，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在叙述过程中也尽量详尽地道出其评点文字的来龙去脉，并根据自己对史实的了解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相关引文多附有参考文献和引文出处，以方便读者参照理解。平心而论，写作这本书并非易事，仅阅读相关古籍以及毛泽东的各种文稿、文集、文选等就花费了我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就古籍而言，凡毛泽东评点过的“二十四史”中的人物，找出传记认真阅读，力求对传主的生平事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而深层次地理解毛泽东评点的视角和本旨；毛泽东的文稿，除《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外，其他各种专题文集，如《毛泽东文艺论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等等，也都是我写作时参考的必备之书。我自信在大量阅读和长期思考的基础上，本书有一定的史料性、学术性和文化含量，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失，所以敬请读者们不吝指正。胡长明2010年10月第一章毛泽东评点夏、商王朝
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和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共历时1000余年，属于华夏民族国家的初级形态。夏朝由部落联盟脱胎而来，大禹传位于儿子启，终结了传说中远古的禅让制，开创了以父子相继为特征的中国王朝历史的先河，并形成悠远的历史传统。商朝则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血腥的以掠夺奴隶为主要目的的战争在客观上推动了华夏混一，以青铜器和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化气象恢弘，辉煌灿烂，令后人叹为观止。毛泽东在阅读《史记》以及大量上古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治史风格，对夏、商两个王朝作了一些独到的评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不失为一家之言。一禹王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大禹姓姒，名文命，又称夏禹、戎禹，属于黄帝的第四代子孙。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尧舜之世，洪水滔天，大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被杀死于羽山。大禹吸取其父治水不成的教训，改堵截为疏浚之法，“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终于完成了乃父的未竟之业。虞舜死，大禹因众望所归而即天子位，南面治天下。
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大禹不仅是治水英雄，而且是勤劳智慧的象征，特别是他“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献身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宏济时艰的不竭动力。全国各地纪念大禹的遗迹众多，如河南开封的禹王台、安徽怀远的禹王宫、湖南岳麓山的禹王碑，等等。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早年便十分推崇大禹栉风沐雨、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便写道：“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在他看来，人欲野蛮其体魄，便不可不学大禹刻苦耐久的毅力和精神。1939年，时在延安的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渡过难关。为激励党政军领导干部投身大生产运动，他在这年4月22日“抗大”大相传大禹铸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和德治的象征，据《左传》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楚庄王向周大夫王孙满询问九鼎之大小，被视为无礼和僭越的举动。而所谓“中原鼎沸”、“问鼎中原”则昭示着王权衰落和天祚他移。与九鼎相对应，大禹划分天下为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等九州，兼具地理和政治的双重含义。毛泽东对这些历史掌故非常熟悉。1952年10月29日，他在视察江苏徐州时对陪同人员说：“据史书记载，大约在4000年以前，大禹把全国九片陆地命名为九州，你们徐州即为一州。”夏朝建都于豫州的阳城（今河南登封），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时，又谈到古“豫州”境内的历史，说“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
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言下之意，禹王作为一代帝王尚且躬耕垄田，以解放劳苦大众为目标的共产党干部没有理由不致力于生产。
大禹治水造福华夏子孙，功德无量，所以后人称赞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常说其“功不在禹下”。毛泽东曾以此语表彰过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吴亮平先生。1973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党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不多了，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不在禹下，有大禹治水之功啊！”
大禹作为中华帝国史上的第一个君王，以治水的业绩而享誉后世，所以便有史家称中国的文化为治水文化，而中国的政府为治水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极为重视水利建设工作，他不仅为治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作出过许多批示，而且还到长江沿岸等地方实地考察。195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之余，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句，抒发了他决心兴修三峡水利工程的伟大情怀。1958年，毛泽东又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并在这份文件上写下“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八个大字。因此可以说，大禹对毛泽东的影响，绝非仅仅在文化层面上，而且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毛泽东对大禹的评说，反映了他对这位远古圣人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二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放眼五千年中国史，毛泽东确为中华民族空前英武人物。作为革命家，他“横扫千军如卷席”；作为诗家，他推倒前人，自铸伟词；作为史家，他读史角度独特，评点深刻、犀利，比如对商纣王的评价就是如此。（一）
在中国古代史籍如《尚书》、《国语》、《史记》等著作中，商朝末代帝王帝辛（商纣王）基本上是一个昏君和暴君的形象。在位的近三十年间，为满足其声色犬马之好，他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更有甚者，他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其荒淫奢侈罕有其匹。
与“酒池肉林”的穷奢极欲相映照，商纣王又是一位残忍嗜杀的暴君。他重用费仲、恶来等谀臣，讨厌比干等直臣，并发明“炮烙之法”等酷刑对付反对派和进谏者，在朝野上下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当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他“醢九侯”，“脯鄂侯”，囚禁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于里。西伯昌之臣闳夭等人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王，纣王才勉强赦免了西伯昌。被孔子称为“商代三仁”的比干、箕子和微子也遭到纣王的迫害和猜忌。纣王与妲己等淫乱不止，比干冒死进谏，结果被纣王剖腹“观其心”。箕子因惧怕而佯狂为奴，纣王仍将他囚禁起来。微子数谏未果，于是与太师、少师携祭器和乐器而投奔西伯昌。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纣王发兵七十万以迎战。双方在牧野（故址在今河南汲县）展开决战，结果纣王的士兵纷纷倒戈，穷途末路中的纣王赴鹿台自焚而死。（二）
熟读中国古籍的毛泽东对商纣王的所作所为自然非常熟悉，但他对商纣王的评价前后反差很大。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他对商纣王的评价基本沿袭了过去的传统看法。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韩愈写的《伯夷颂》，认为它“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在他看来，武王伐纣完全是正义的举动，合乎那时的历史潮流。1952年11月1日，他在参观河南安阳殷墟时，兴致勃勃地讲起盘庚迁殷后的商朝历史，并说：“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重楼重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道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折胫之说，证明了他的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大家知道，当年纣王与他的那个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姬昌被他打入监狱，囚禁了七年之久。由于他的暴虐残忍，排拒批评，一意孤行，人心向背，终于被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乘机进攻，率大军攻破殷都大门牧野。刚刚组织起来的奴隶军反戈一击，导致了殷的彻底灭亡。”然而，随着郭沫若《青铜时代》一书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再版，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与郭沫若早在抗战时期便诗词唱和，心灵相通，革命友谊相伴终生。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的《说儒》一文而写的。胡适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郭氏又以《尚书·泰誓》中“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为据，证明纣王征服东夷所得到的俘虏，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而殷商的士兵损耗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这就导致周武王乘虚而入时，纣王的俘虏兵阵前“倒戈”的悲剧。郭氏运用的虽然是考古和文献中零星的证据，但却大胆地指出：纣王被周及以后的人说成是万恶无道之君，“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他进而作出这样的判断：纣王的名声不好，周人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尚书》中的《牧誓》、《泰誓》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对后世影响深远，周以后的人“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1954年和1957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很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该书再版后毛泽东便读过了，后在多次外出时指定要带的书籍中，都有郭氏的《青铜时代》。
郭沫若是首倡为商纣王翻案的人，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有许多发挥，有些观点恐怕是郭沫若也会感到吃惊的。1958年11月，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在评价中国历代帝王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凡是在开疆拓土、促进统一方面有所贡献的帝王，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商纣王如此，对秦始皇、曹操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商纣王征服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开发，这是了不起的功劳，应该大书特书一番。而秦始皇之所以应基本肯定，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三国时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至于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的统一战争是如何的惨烈，特别是如何看待老百姓在其中所付出的血泪和牺牲，毛泽东并未给出明确的评说，或许他认为只能从历史进步必然要付出代价的角度去理解。
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关于此点，1959年2月25日，他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得更明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言下之意，如果俘虏问题解决得好，商纣王未见得会成为亡国之君。如何对待和处理俘虏，看似一个策略问题，但策略又何尝不是商纣王统治的生命线呢？至于毛泽东说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则并非完全是看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所得出的结论。征诸史迹，《荀子·非相篇》记载：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而《史记·殷本纪》也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毛泽东博览群书，这些史料当在其视野之内。
商纣王能文能武，战功卓著，但却在牧野之战中大败亏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吗？毛泽东陷入了进一步的思索。几个月之后，他有了新的进一步的发现。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就商纣王失败的原因作了长篇议论：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而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了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在这段关于商纣王失败的评论中，毛泽东着力强调的不再是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而是纣王在国内有反对派，特别是有微子这样的汉奸“里通外国”，彻底暴露了商朝的内情和底细。周武王于是知己知彼，掌握了战争中的主动权。毛泽东历来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强大往往建立在己方内部分裂的基础之上。他对那种立场不稳特别是“里通外国”的人向来是不能容忍的，敏锐的敌情观念贯穿着他的一生。他似乎并非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针对时局有感而发。毛泽东非常不满周武王对纣王所说的坏话，他告诉吴芝圃等人：“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当然他也承认，周武王这个人很善于把握时机，时机未到，宁愿等一等、看一看，直到商纣王伐东夷拖垮了国力，背上了包袱，而纣王身边又有了坚定的反对派，他这才一鼓作气，完成了伐纣兴周的使命。
毛泽东对商纣王失败的评价，其前后反差是鲜明的，开始是从人心向背入手，着眼于商周鼎革之际的历史大势；后来侧重于俘虏政策、防备内奸以及宣传、时机等技术问题，着眼于商纣王的统治策略。这两者之间到底孰轻孰重，毛泽东何以有这样的思想变化，人们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毛泽东有自己的方法论。1958年5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他感慨万千地强调：“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按此方法论，毛泽东也并非以为商纣王没有缺点，只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边倒，形成了一股风，硬是把这样一个基本上好的人说成了坏人。这就有些冤枉。在毛泽东心目中，商纣王好就好在他征服了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这是主流，是大面，不能不予以正视。（三）
为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向来不易，这是因为人们所掌握的材料、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尽一致。有些人认为盖棺可以定论，也有人认为盖棺也不能定论。毛泽东慨叹于“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想做一些定案的工作，其实也未必能够完全如愿，更何况他想重新评价的不仅是商纣王一人，而是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一串人，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就拿商纣王来说，毛泽东认为“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关于纣王的“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后人是受了周朝人宣传的影响，这些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商纣王虽也有历史功绩，但他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残暴昏聩也是客观存在、抹杀不掉的。周武王灭商，从历史的大势看，是新兴力量战胜腐朽力量，不失为历史上一次顺天应人的大革命。《国语》曰：“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史记》言：“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这些记载恐怕是当时人心向背的真实反映。如果说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商纣王，那周武王的行为岂不成了强奸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
至于周武王灭商时所发表的那些战争檄文，比如《牧誓》、《泰誓》，是否完全不可信，那更是值得讨论的话题。《牧誓》上说：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将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大略如下：“古人有话说：‘母鸡没有早晨啼叫的；如果母鸡在早晨啼叫，这个人家就会衰落。’现在商纣王只是听信妇人的话，轻视对祖宗的祭祀而不问，轻视并遗弃他同祖的兄弟而不用，竟然只对四方重罪逃亡的人特别推崇，特别尊敬，特别信任，特别使用，用他们做大夫、卿士的官，让他们残暴地对待老百姓，在商国逞奸作乱，现在我姬发只能恭谨地奉行老天的惩罚。”这段话除了“女人祸水论”令后人唾弃，其他文字很难说是捏造的坏话。尽信书固然不对，尽不信书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历史上的战争檄文，为了达到耸人听闻、震撼人心的效果，固然不乏夸大、歪曲乃至捏造的成分，但如果完全背离事实，恐怕也很难让人相信。唐代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檄》写得锋芒犀利，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很有鼓动性，历来被视为名篇，以致收进了《古文观止》。这篇檄文是否有捏造的成分呢？也有，如文中说武则天“弑君鸩母”，就明显不符合史实。唐高宗李治并非死于武则天之手，武则天更无用毒酒毒死母亲的行动，此乃强加罪名，以激起人们对武则天的愤恨。但檄文的主体所透露的却是真实的历史信息，如说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还有“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都是秉笔直书，完全合乎历史。至于“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虽是文学语言，有煽情的成分，但也真实反映了李唐王室的险境和悲哀。传说武则天看到此句时，惊惧地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是骆宾王。武氏竟埋怨说：“抛弃了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过失啊！”如果骆宾王写的檄文满纸谎言，十分离谱，武则天能有这样的感慨吗？
再如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这是清代有名的文章。该檄文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显然有夸大成分，另把太平军称为“匪”、“贼”等也有污辱之嫌，但该檄文的主体也是事实求是的，如说太平军“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等等。由此参照比较，我们对周武王的《牧誓》、《泰誓》等征伐商纣王的檄文，当会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对待之。这些上古的文献，其内容真实性不宜轻易否定。三韩愈对伯夷颂错了
伯夷、叔齐是商汤所封的孤竹国（在今河北省境内）的两位王子。商朝末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两兄弟相继放弃王位继承权，并相约逃亡并归附西伯昌（即周文王）。但他们刚到达时西伯昌已卒，周武王载着周文王的灵牌东向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言辞十分激切。他们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左右的人要用兵器刺他们，但姜太公认为他们是“义人”，便将他们放走了。等到周武王灭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兄弟深以为耻，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活活饿死。
对于伯夷、叔齐兄弟，孔子、孟子、庄子均在其口头和文章中提及，特别是孔子更将他们视为“求仁而得仁”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伯夷、叔齐列传，对这两位贤士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为贤德之人竟然饿死深表悲愤和同情。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更创作《伯夷颂》，表彰其“特立独行”的义士之风，其中写道：“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在韩愈眼中，伯夷、叔齐兄弟敢于在周武王出师伐纣，而八百诸侯“皆曰可伐”的情势下叩马而谏，事后又宁死不食周粟，确乎表现了一种高风亮节。这种不盲目从众、不轻弃操守的气节，是后世的士人群体应该追慕和仿效的。韩愈创作《伯夷颂》，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他不满当时苟且偷生的士林风气，并为自己受贬谪的遭遇而深感痛苦。所以清代的曾国藩称《伯夷颂》是韩愈的“自况之文”。近代文学家林纾也认为韩愈作此文，是因为“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
毛泽东早年曾认真研读《韩昌黎文集》，韩愈的文风和见解曾给予他极大的影响和启示，但他对《伯夷颂》的立意却不予赞同。1949年8月18日，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而一些知识分子却仍然对美国的民主自由抱有幻想，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一时难以适应。所以他以古喻今，奉劝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不要学上古的伯夷兄弟，而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彻底地将立场转移到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来。总之，在他看来，伯夷兄弟的叩马而谏和耻食周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司马迁、韩愈对其特立独行、不能变通的迂腐行为加以颂扬，显然是有失片面。
不过，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兄弟的思想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可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稀缺资源。中国上古所谓的岩穴之士众多，但伯夷兄弟不同于许由的虚伪矫情，也不同于后来卞随、务光的明哲保身，更不同于姜太公的渔钓之举。他们不贪恋权位，更对“以暴易暴”持决绝的反对态度。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了《诗经》中不载的一首伯夷的《采薇之歌》，起首两句为“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兄弟并非反对商纣王下台，他们对商纣王的暴虐也抱有切肤之恨，问题只在于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从伯夷、叔齐兄弟的行为中，我们可发现历史与伦理、正义与功利的巨大冲突和矛盾，这是人类社会难解的死结。第二章毛泽东评点西周王朝
西周王朝（公元前1046—前771年）从周武王定鼎天下到周平王宜臼东迁洛邑，共延续270余年。周武王姬发死后，年幼的儿子成王姬诵继承王位，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在周公、召公等一批贤臣的辅佐下，西周迎来了有名的“成康之治”。但从康王姬钊的儿子昭王姬瑕起，王道却每况愈下，特别是经历周幽王宫涅“烽火戏诸侯”的丑闻之后，申侯联合犬戎部落联合攻破都城镐京。复位后的周平王东迁洛邑，从而拉开了东周即春秋战国的序幕。一周武王善用兵
周武王姬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战略家，他乘商纣王征伐东南、后路空虚的机会，从西北面乘虚而入，一举灭掉了商朝。虽然毛泽东为商纣王作了不少辩护，但也认为周武王伐纣在总体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对这个王朝鼎革之际所发生的一切，毛泽东都有极大的研究兴趣。1959年6月22日，他在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时说：“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对于纣王失败、武王获胜的根源，毛泽东曾有过多方面的探讨。据前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陪同毛泽东游览杭州的玉皇山，山上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的重要人物。毛泽东问王芳：“你看过《封神演义》没有？”“在家读中学时看过。”王芳回答。“那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了？”“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接着又发挥道：“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兵分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蒋介石被我们打败了。”周武王伐纣确乎是创造了化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从而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史记·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显然是运用少量兵力佯攻，而以主力决战的方法。二周公旦是奴隶主的圣人
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因而被称为周公或周公旦，他是先秦儒学奠基者，孔子所崇拜的上古圣人。
周公旦作为学富五车的文臣，“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待天下宗周，周公又制礼作乐，推行封建制，确立了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他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念，确立了天命与民意等同的民本主义，这相对于商朝崇奉鬼神、听天由命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便以周公为例阐述无产阶级政党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周公旦是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有争论，因为周代实行“分封建国”，当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毛泽东却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即中国的封建社会以春秋战国为界，而西周仍是奴隶社会。但不管怎样，毛泽东承认周公是“圣人”级的人物。
周公初辅成王，周围怨谤四起，认为他有夺取王位的野心，而戒慎恐惧只是假象。他摄政七年之后成王长大，周公毅然“反政于王，北面就群臣之位”，人们这才相信周公对成王的确是一片忠心。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时，便以周公等为例，提出青年应“永久奋斗”，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他说：“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他进而强调：“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毛泽东所引用的四句诗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之三，前四句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是一首深富哲理的诗，毛泽东在后来的“林彪事件”中当更有同慨。
周公旦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相传他为吸纳人才和处理政务，不惜“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从而给后世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美好形象。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享有“现代周公”之称。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这是他对周恩来为新中国成立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三姜子牙有三件法宝
姜子牙这个人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明代人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具有斩将封神、驱邪镇魔的本领。即使征诸正史，姜子牙也堪称韬略鼻祖、帝王宗师。后来的鬼谷子、诸葛亮、刘伯温之辈皆承姜子牙之遗绪，踵事增华，光彩照人。
姜子牙又名吕尚、吕望，号“太公望”，相传他曾饱尝穷困，年过七十还无所作为。但他并不死心，暮年仍渴望成为帝王的文武师。他本可直接投奔西伯昌，但为了抬高身价，却故意在渭水“以渔钓奸周西伯”。周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出猎时占卜，卜辞说他此行可获“霸王之辅”，后果然遇姜子牙于渭水之阳，与语大悦，载归立为师。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西伯昌自里放归后，和姜子牙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他协助周文王“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周武王继位后九年，姜子牙随周武王在盟津大会诸侯。又过两年，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武王以为伐纣时机已到，但占卜不吉，风雨暴至。众人均感恐惧，只有姜子牙强烈要求武王伐纣。牧野一战，武王大获全胜，天下宗周。姜子牙“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又“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成为周朝有名的开国功勋，并被东封于齐，成为齐国始祖。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姜子牙这个人厉害，一切鬼都可以收拾。他早年便读过《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因此在后来很多次提到姜子牙。据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开国上将张宗逊回忆，1927年9月“三湾改编”之后，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副连长，实际上为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毛泽东曾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陕西渭南人。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
相传姜子牙下昆仑山时，元始天尊赠他三件法宝伐纣兴周，一为“四不像”神兽一匹，骑之可“三山五岳霎时逢”；二为“打神鞭”一根，可打各路妖魔鬼怪；三为“杏黄旗”一面，旗内有简，简上有妙计，观简可逢凶化吉。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前往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把评说姜子牙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既形象又生动，特别是“法宝”一词让人铭记不忘。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他说：“《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徒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后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这是借古讽今，借姜子牙的徒弟申公豹抨击抗战阵营中的顽固派。
姜子牙用直钩垂钓渭水，因此留下了“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毛泽东也曾活用过这个典故。1948年12月，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新唐书·马周传》时所作的批语中又提到姜子牙。毛泽东对平民出身的唐太宗的重臣马周推崇有加，认为马周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上唐太宗书称得上是贾谊《治安策》之后“第一奇文”。但《新唐书》主修者虽然认为马周“锐于立事”，其才能尚不及辅佐商朝武丁王的傅说和帮助周武王灭商的吕望（即姜子牙）。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这种观点，认为“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何以得出这种结论，毛泽东没有给出答案，估计是他认为姜子牙虽然神乎其神，但人格中有明显的虚伪矫情的成分。再者姜子牙梦想成为帝王师，却直到晚年才有所成就，这更无法与作为青年才俊的马周相提并论。第三章毛泽东评点春秋战国
从周平王宜臼东迁洛邑到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公元前770—前221年），跨500多年，历经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礼乐崩坏，道丧术兴，社会秩序失范，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威望日趋式微，上天作为神道最高存在的信仰不断衰减，各诸侯国之间充满着血腥的征伐。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到战国时期，春秋时残存的礼义之风更趋没落，人们尚作伪、贵攻战，竟以智力相雄长，“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完全信奉兵强马壮者称霸的强者逻辑，最后是信奉法家理论的秦始皇削平海内，一统天下。
春秋战国是乱世，真可谓一夕安稳，朝来生祸；霸业甫就，颠覆又起。期间事态百变，令人目不暇接。但也正是乱世催生了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或曰“经典时代”，正所谓暴力与智谋共生，沉沦与创造相伴。儒、道、墨、法等各家各派纷纷拿出自己的救世主张，百家争鸣，各擅胜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皆由此时熔铸而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春秋战国史充满无限的兴趣，早年他便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记述春秋战国史的几部主要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东周列国志》，还有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如《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诗经》、《楚辞》，等等，他都曾经三复四温，烂熟于心。他对春秋战国史的评说，广泛涉及这一时期的帝王将相、经典战例、诸子百家和社会生活，集中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史家的渊博知识和独特识见。一郑庄公很懂得策略
在春秋战国初期，郑庄公寤生和他的父亲郑武公掘突都是周平王的执政大臣。周平王想分政于西虢公，不再专任郑庄公，这激起了郑庄公的怨恨，而周平王却矢口否认这件事。为了彼此取信，周王朝就和郑国交换儿子做人质。平王的儿子狐到郑国做人质，而庄公的儿子忽到周王朝做人质。“周郑交质”在当时是一个大事件，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竟然与一个诸侯国交换人质，这无异于把自己与对方放在了对等的位置。郑庄公开此恶例，周王室的威信因此大打折扣。
毛泽东对《左传》和《东周列国志》所讲的郑庄公的故事极有兴趣。1959年到1960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并强调说，“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毛泽东对郑庄公的这段评语恰如其分。就国内斗争来说，有人提议郑庄公尽早除掉其同母弟叔段，因为叔段不守城邑规制，冒犯天子。而郑庄公却不急不慢，胸有成竹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就姑且等一等吧！”过了不久，叔段命令西方和北方的边邑既服从庄公，又归属自己，后又进一步将两属之地据为己有，并且还大修城池和武备，准备偷袭郑国都城。直到此时，郑庄公才断然命令子封（公子吕，字子封）帅车二百乘以讨伐叔段，并逼迫叔段逃往共国。《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便生动讲述了郑庄公在国内斗争中的策略。
至于郑庄公在国际斗争中讲究策略，也有许多例证。如他因为许国不守法度而讨伐之，而在许国降服以后又宽宥之，并不以占有许国为目的。这种量力而行，“相时而动，无累后人”的态度，证明郑庄公绝非那种专逞血气之勇的莽撞之人，其人胸有城府，做事讲究时机和分寸。
毛泽东看过多种版本的《东周列国志》。1960年，有人送给他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编写的小人书，共有数百本。毛泽东看上了瘾，并激发他在次年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并说其目的在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怎么个颠覆法”。《东周列国志》由清代蔡元放所写，其中虽有虚构情节，但基本内容符合史料记载。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的一个作家，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二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兹甫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与楚国争霸天下，于前638年攻打郑国，和救郑的楚国军队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西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泓水之战。
当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时，宋襄公的哥哥、司马子鱼（又名目夷）认为楚兵多而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军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司马子鱼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并于次年因伤重而死。战争失败后，国人都归咎于宋襄公，但宋襄公仍然执迷不悟，并振振有词地说：君子在作战中不对受伤者再加伤害，不擒获头发斑白的士兵。古人还有一个原则，即不截击陷于险地的敌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明确责备他“未知战”，视他的话为迂腐之词，因为劲敌困于险阻而不成列，正是上天助于我，于此时狙击之，有什么不可以呢？
毛泽东在读《左传》、《左传纪事本末》以及《东周列国志》的过程中，对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表现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最差的战争指挥者。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行为，因而善于动员一切力量和手段以争取胜利是一切指挥员应当具备的素质，而宋襄公却不懂得兵不厌诈的诡道之学，反而出之以仁义道德，这就涉及战争中功利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问题。战争固然不可不讲底线，如杀害俘虏便为高明的指挥者所不为，即便曹操也认为“杀俘不祥”，但像宋襄公那样完全不顾战争的功利性，以承平之时所要求的仁义道德去对待战争，则属于极端迂腐的行为，难怪毛泽东斥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春秋之时虽然开始礼乐崩坏，但相对于战国毕竟还处于过渡状态，那时讲礼重义尚被一部分人所看重。宋襄公便明显受制于周礼中的军礼，不敢越雷池一步。他重信义的主张不仅仅表现在战争中，而几乎是贯穿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他本来想把君位让给哥哥子鱼，只因为子鱼认为自己是庶出而一再推让，他才得以登上王位。这和后来的汉文帝、魏文帝的作秀作伪是不同的。齐桓公晚年将齐孝公托付给宋襄公，宋襄公也没有辜负这种托付，硬是把齐孝公推上了齐君的位置。在后来的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采纳咎犯使用诈术的建议而取胜，但在事后论功行赏时，晋文公却把反对实行诈伪之道的雍季放在第一位，理由是行诈术为“一时之劣”，而立诚信为“百世之利”，“焉有以一时之劣，先百世之利乎”。可见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对周初留传下来的礼乐文化也保有出自内心的一份敬意。所以我们看毛泽东对宋襄公的评价，还得回到春秋之世的特殊时代背景，才能对宋襄公的行为有更深切的了解。《左传》这本书，对宋襄公既有贬斥，也有深惜，这是许多读者未曾看到的。三鲁庄公以弱胜强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以《军事辩证法》为题所作的演讲中说：“中国有个有名的成语，叫做‘一鼓作气’，来自何时呢？来自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
齐、鲁两国分别为西周初年姜太公和周公旦的封国，为疆土相连的近邻，曾相约“世世子孙勿相害”。但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齐鲁两国像当时的吴越、齐燕、秦楚等邻国一样，都因为征伐而结下仇怨，邻舍相斗而非相安几成当时的普遍现象。公元前685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姜无知被雍廪杀害，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兄弟俩争夺王位，结果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捷足先登，袭得国君之位，是为齐桓公。公子纠及管仲逃往鲁国。当时齐强鲁弱，在齐桓公的威逼下，鲁庄公只得杀害公子纠，并将管仲用囚车放还。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又发兵攻打鲁国，双方在长勺（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展开决战，史称“长勺之战”。这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结果却是鲁国以弱胜强，挫败了野心勃勃的齐桓公。
在读《左传》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多次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引述这场战役的史实，如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春秋时期，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接着，毛泽东又引述了《左传》中“曹刿论战”的全文，并进一步评论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擅长古为今用，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曹刿论战”的全文并加以大段评论，是因为当时党和红军也面临敌强我弱的局面，而过去一些军事冒险主义者却只强调进攻，强调拼命，而不懂得以退为进的辩证法。所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设《战略退却》一节，强调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将退却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这是毛泽东总结齐鲁长勺之战等诸多战史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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