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14：脆弱的新政：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比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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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14：脆弱的新政：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比较试读：

撰文：王笛

由清政府推行的清末新政，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改革，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官方发动的，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良运动，毫无疑问其结果和清政府的初衷相反，这场运动促进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清政府以及支持和参与新政的改良者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辛亥革命说到底就是城市的精英革命，如果要理解辛亥革命，就必须了解新政时期中国城市的剧变，特别是看到国家、精英、城市公共空间、大众文化这些关键因素的交互影响和作用。新政时期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从而使城市文化在晚清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改良者试图重新构建公共空间，并对市民进行他们所感到迫切的“启蒙”。这个过程使民众与社会改良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在新政时期，由国家和地方精英主持的社会改良运动中，改良者试图改造公共空间，改变城市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促进这些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地方乃至国家的改良风潮，精英人士对民众的引导动机，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由新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新文化。

精英改良者试图以日本和西方城市为模式对中国城市进行改造。20世纪初的新政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巨大变化。经济方面，开办了许多新的工厂、作坊、股份公司、商会和各种职业协会；政治方面，清廷颁诏预备立宪，建立了谘议局和城市议事会，司法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这使更多的社会精英可以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去。但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教育领域，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近代学堂逐渐取代了传统私塾。无论是已有科举功名者，还是仍然刻苦攻读的学生，都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同时许多人出洋留学。这一时期，新型知识分子还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新知识得到普遍传播。

本文所要展示的是，新政怎样在地方层面上发生着影响，通过新政时期的具体事例，从精英和大众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看新政怎样造成了中国底层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大变动，怎样为革命提供了社会的土壤。大众启蒙运动

地方精英集资创办了许多报刊，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工具。报纸、杂志等新传播媒介以及新公共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传统印书业也发生了转型，如许多书局力图去适应社会的需要，日益增多新书的印售。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推动了新书特别是各专业教科书的传播，这就导致了相对扩大的图书市场的出现，普遍出售政治、军事、教育、外语、艺术、哲学、小说、历史、地理、科学、社会科学等教科书和阅读书。

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一些社会和文化组织在地方出现了，诸如书报社、阅报所、教育社、书社等建立，提供革命和改良出版物，以使当地人通达外情和改良社会风气，了解世界大势和传播信息。各地还成立教育总会及分会，建立通俗教育社，出版白话报纸、杂志和教科书以及改进人们思想的小说和地方戏，以开通智识。一些公共文化和教育组织还开办公开演讲。在晚清的最后几年，公开演讲经常在地方举行，散布新文化。

开办新学堂是新政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年轻人不再在儒学中皓首穷经，他们进入到近代学堂接受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教育。许多学堂都来自私塾，地方官和地方士绅在各地普遍建立私塾改良会，这些改良会组织塾师学新教育法、新知识和新学堂的管理。那些能通过考试和达到新教师标准的塾师，被准予改私塾为公立学堂。除了全日制的正式学堂，甚至下层人也可以进入简易识字学塾学习，这类学堂由地方士绅和官员在各地普遍建立，其目的是提供穷人和成人免费教育机会，学堂每天提供两三个小时的课程，有的开办夜校，使苦力们能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许多学堂坐落在祠堂和庙宇。

由于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官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及改良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政治改革的重要，从而促使他们去学习政法，一些地方精英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许多法政学堂，以适应预备立宪的需要。同时，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法官考试”也促使许多人进入法政学堂作为晋升之道。这些学堂的确在精英和民众中传播了宪政知识。另外，妇女教育也得到发展，“女学会”成立，以“振兴女学”，许多女子师范和普通学堂建立，促进对妇女的启蒙。

晚清中国，国家角色常常通过社会改良者体现，一些改良者占据了警察局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社会和文化转变时期，国家竭力提倡精英文化，限制大众文化的影响和发展。清末新政时期的城市改良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持续不断的冲突。社会改良者在完成他们的“教化”使命中，将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看成当然的靶子。在变革的过程中，大众文化的一些特征消失，但另一些新的因素却出现了，购物中心、剧院、电力、路灯、自来水、汽车等等却接踵而来。可是民众并不总是从这些改革中得到好处，有些新的措施和政策似乎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但结果并非如其所愿。而且普通民众也并非乐意接受所有的变动，而是竭力保持他们熟悉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接受了变化，也仍然坚持那些世代相传的珍贵传统。虽然街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大多数传统特征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仍然将街头作为商业、日常生活和娱乐的空间，茶馆依旧是普通民众最欢迎的休闲场所，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政府各种改革措施的规范和限制。“维新时代”与重构大众文化

精英改良者提出民众需要进行被积极的改造，认为下层民众应该是被控制和规范的对象，企图利用改革作为工具来重塑公众行为，按照他们的模式来改造城市。毫无疑问，新政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一个“维新时代”。但这些改良者究竟怎样理解“维新”这个词？他们的标准和模式又是什么？一篇题为《说维新》的文章，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写道，“新”是“旧”的反义词，作者认为以过去为基础的事物代表“旧”，以现在为指向的事物代表“新”，因此既有的传统和风俗都是旧的和不可靠的，需要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新”。按这篇文章的说法，所有的传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因为它们是旧的东西。“文明”这个词在晚清流行一时，但它主要是指西方的观念和行为，改良者把这些观念和行为介绍到了中国。这一认知反映了改良者追求西方的紧迫感。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伦理相结合，能构筑最理想的公众行为模式。他们认为民众的“不文明”行为既有悖于新的西方道德标准，也不符合像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尽管以前的精英在正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优越感，但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入，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地方精英开始感到维持其文化正统地位的迫切性。

在新政时期，社会改良者致力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由于地方戏是最受欢迎的公共娱乐方式，改良者便从这里入手，首先进行戏曲改良。改良者怎样理解地方戏剧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明白戏曲会影响甚至培养公众的品质，也相信改革地方戏是改革社会风俗的最好方法之一，看戏能陶冶道德，尽管戏剧情节时有荒谬并曲解历史，但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并引导他们明辨是非，戏曲改良能促进一种新社会环境的形成。许多地区成立戏曲改良会，以谱写和排演旨在“感化愚顽”的新戏曲。许多传统的鬼怪、情爱、公案等主题的戏剧都可以成为禁止的对象。在戏曲改良的大旗下，传统大众文化面临精英和正统文化的打击。

随着改革浪潮的推进，新兴的地方戏和其他娱乐形式相继出现，出现了一些从内容到语言都有明显变化的剧目，一些以历史和时事为基础创作的新戏也应运而生。总的来说，这些新地方戏剧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动向，那就是支持“新思潮”。各种新式戏园的出现为地方精英提供了沟通合作的中心，并在地方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戏剧是公共教育、娱乐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那一时期，许多新知识分子推动地方戏剧的改良，要求限制内容庸俗戏剧的演出。他们还编写了不少激励爱国、鼓吹平等和进步的新戏，并改造传统戏目，上演新编或改良戏。这些新剧开通了人们的智识并成为社会教育的工具。甚至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些词语也来自于这些戏剧。

引进其他娱乐方式与改革地方戏剧同等重要。电影最早可能是1904年在中国出现，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娱乐不断扩张，成为民众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一则1909年刊出的节目广告，其中包括了鬼怪故事、伦敦景致、海军训练、日俄战争和西方魔术等内容。改良者认为，外国电影在倡导英雄主义、忠诚、信任方面有独到的效果，因为这些电影总的说来是写实主义的而且合乎情理。

上述这些对新文化生活的描述虽然不尽完备，但却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年代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人们的消费方式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变化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吸取了西方的新元素，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非中国式的娱乐方式，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反映出了物质生活方面出现的新因素以及整个社会的演化。

这是一个传统意识形态和物质生活与西方观念和生活方式共存的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但他们已开始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并愿意将某些新的东西纳入他们的生活之中。经济的变革和改良者的努力，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相应的变化。新式交通工具、自来水和电力的引进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利，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良者将他们的改革从物质层面到文化生活逐渐推开，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新事物的接受逐渐渗透进入了精神生活，人们不仅能接受新的时尚和娱乐方式，也逐渐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变化都是由于改良者努力而形成，因为其中有一些变化是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但不可否认，社会改良者在将新的物质生活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民众的反应

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大，新政时期的城市布局和人文景观也有所改变。新的商业中心、剧院、公园、街道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旧城墙、城门、寺庙则不断被拆除。因此，改造公共空间是一个边建边拆的过程，既为城市带来了新气象，又持续地摧毁着代表传统的古老格局。在城市改革中，一些传统的公共场所逐渐被挪为他用，改良者将寺庙和庙产视为城市改良资金的重要来源，把寺庙改作其他用途视为理所当然。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又通过增加商业中心和市场将贸易扩大到城市周边，打开新的城门，拓展城市空间，加强了城墙以外的地区同城内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城市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街道的改善在城市面貌变化中最为明显。但随着街道的变宽，交通的便利，一些下层民众的传统空间或遭到破坏，或不断消失，而同时日益增加的使用公共空间的规章也激起了他们的不满。

城市改良者把改造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他们的重要使命，在城市改良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们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为实现城市改良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两项策略：一是根据他们的构想来重新塑造城市空间；二是巩固他们对普通民众的领导地位。在新政时期，这些改良精英在政府的支持下谱写了一首意义深远的改革变奏曲。在现代西方城市，社会改革与控制常常成为城市公众生活中政治和阶级斗争的焦点，这些变革所针对的经常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反映出了贫富之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鸿沟。当精英们努力向他们的目标迈进时，由于文化偏见和阶级歧视，也不可避免引发诸多的社会冲突。事实上，精英对民众公共行为的批评和改造反映出了对公共空间控制的一种权力之争，并表现出他们试图按他们的蓝图“文明化”下层民众的动机。

民众对改良的反应各有不同，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当然，作为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他们从展览会、商业中心和公园等新公共空间的开辟中得到了某些好处。但是由于公共空间逐渐受到由社会改良者们支持的地方当局的限制，民众发现在街头谋生和从事娱乐活动越来越困难，能够支配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他们为维持对街头的利用而斗争。斗争方式一般是日常的和非暴力的，这即是J·斯各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的典型形式，虽然这种反抗经常都不能达到目的，但毕竟体现了他们的诉求。

此外，妇女在公共场所的自由并没有自然而然得到精英或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是妇女们挑战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斗争都反映出新政的政治变革以及精英、民众和公共空间之间关系的变化。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大众文化不仅是民众自我认同的一种基础，而且也是他们抵抗精英文化入侵并且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虽然大众遭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放弃或者试图从公共空间退出的迹象。相反，他们挑战日益增多的规章制度并且为继续使用公共空间而斗争。即使公共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人们仍然力图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而加入更多的公共活动。人们表现了对公共生活的追求和日益强烈的兴趣。这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当人们理所当然地享受某种利益时，他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意义；但当这种利益将要失去时，他们才体会到它的珍贵，而不惜为之而奋斗。“自由”恐怕是说明这一规律的最经典的注脚，而“自由使用公共空间”则是这一规律在新政下层启蒙的具体体现。公共领域的扩张“公共领域”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空间。用今天的话来讲，近似NGO。在西方各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与国家权力对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在中国，社会的演化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新政政策从中央下达，但是由地方官具体实施执行，商会是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最明显标志。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商人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如1903年后中国各地商会的设立，1911年全国有商会近800所。除大城市的总商会外，在中小城市和乡镇还有更大数量的商务分会。商会是在传统经济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新的社会活动中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力图推动地方工商业的发展方面。除了它们自己设立了一些公司、工场和工厂外，还负责商号和公司的注册。另外，商会还调查商情和举办新产品的展览等，并力图保持市场秩序，强调商学、开商智。商会建立现行法令研究会，学习商律等商业法令。还参加禁吸鸦片的活动，这个运动由地方政府发起，但地方精英和商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它们建立了戒烟会，帮助地方官调查吸烟和已戒烟的人数，建立商界戒烟所，以迫使商人戒掉鸦片。商号的老板都必须向商会登记其雇员吸食鸦片的人数。

新政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农务总会和各分会，推动农业的发展，每年定期报告本地农情，还调查土壤、气候、肥料、耕播、收获、粮食、蚕桑、家畜和渔业等。这些信息按月定期发布。农务总会还支持精英建立森林，垦荒，蚕桑等各类农业公司，建立农业学堂和试验场，将一些古代农书从文言翻译成白话，外国农书从外语翻译成中文，并将这些中外农书出版。农务总会还采购和推广新式农具，发动农业调查和试验活动，组织公开演讲，举行农产品品评会，以及给地方农业以咨询。

在新政的自治运动期间，一些非官方的公共组织在地方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包括自治会、城会、镇会、乡会以及城乡镇的董事会。这些组织的性质很独特，它们由地方士绅组织，实际属于公共领域，但它们可运用地方官僚行政的权力。可能这些组织就是晚清国家权力转移的最好证据。1909年，地方政府要求各城、镇、乡预备自治。于是地方精英利用这个机会去建立自治会，董事由绅、商、学界公选。1910年后，各城会和董事会建立时，成员几乎都是地方精英。之后各城、镇、乡会和董事会相继建立。虽然这些自治机构能运用官方权力，但它们都是非官方机构。城会成员有两年任期限制，而且由公选而不由政府任命。它们接管了城镇的大部分行政权，城会建立了教育、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业、筹款和咨询等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分别行使过去由地方政府行使的职责。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

新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方精英利用自治的权力去扩张其对地方教育、防务、赈济、公共服务、文化改革、城市建设甚至地方司法的影响。公共领域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推动的结果，地方精英、官僚和国家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相互依赖去达到各自的目的，尽管这些目的经常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地方精英充分利用国家对公共领域发展的支持去扩大他们在社会的影响力。

新政的确扩大了地方精英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讲，他们逐渐依赖新政的各种措施作为许多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基地。一些国家权力也被转移到地方士绅手中，如商会就明显地接管了地方司法的一些权力。根据商会章程，如果商人之间有商务纠纷，商会总理可邀全体会董去解决。各地还成立了商事裁判所，处理商事案子。还介入了中外商人的纠纷，如法商与重庆商人发生商务纠纷，法商在其驻渝领事的支持下，拒绝巴县衙门的判决，但最后同意把这个案子转交商事裁判所处理。当公断所处理商事纠纷时，商会总理为主审官，商人都必须服从，地方官协助执行。显然，像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与官方行政机构有了一种重叠的微妙关系。

在20世纪初，地方精英充分利用官方的支持去扩张公共领域和他们自己的权力，新政明显的是公共领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至少在立宪运动之前，国家机构强化和公共领域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国家的角色在不同地区根据其特殊的背景而各不相同。不过应该看到，虽然国家承认和支持公共领域，但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可以完全地自由地扩张。它实际上仍然处于国家指导的限制中。换句话说，公共领域如果没有国家的倡导和支持，其发展是很困难的。公共领域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合作。国家依赖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发生联系，精英便在国家和地方社会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

很清楚，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学者们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在晚清没有独立的公共领域，甚至一些学者并不认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可用于分析晚清中国社会。指出公共领域不能彻底独立于国家之外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否认在个人和官方中间的一种明显的“公”的现象存在以及其相对的独立性。公共事务活动的范围既然处于“私”与“官”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两者特别是后者的影响。公与官的范围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两者既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相对独立，又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官方总是乐于鼓励公共领域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有助于社会控制和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不少地方官认为，公共领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共领域去实施地方管理。同时地方士绅也认为，公共领域是他们建立自己社会影响和地位的最佳舞台，于是他们利用国家的支持去竭力发展公共领域。

虽然国家支持公共领域的发展，甚至主动转移一些地方权力给地方精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与地方精英间没有冲突和斗争。当地方士绅力图为他们自己利益而得到更多的权利时，或当国家企图收回它已授与给士绅的部分权力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在1908年立宪和自治运动开始以后，在国家和地方士绅间的确发生了一些冲突，那些公共组织诸如城会、商会等都得到国家的倡导和组织，其许多活动都与官方合作，但至少在辛亥革命前，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张，这些组织开始采取一些反对国家权力的行动，特别是当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即使公共领域的发展并没有在根本上威胁国家权力的持续扩张，地方精英的确接管了一些国家在地方的权力。因此，公共领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与国家权力对立的民权的扩张以及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公共领域可能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之间的一个连结处，也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冲突的爆发点。

很清楚晚清已形成了处于官和私两者间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在各主要城市，商会、各种法团、新学校和学生、各种文化和教育组织等，都在这个空间中积极活动。在各个社会层面，从士大夫、乡绅、地方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全都在其影响下，这些非官方的社会领域给地方士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士绅和公共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下层民众进入政治舞台

在史学研究中，我们常常看见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微末节。因此，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但实际上，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找到了结合点。在过去的辛亥革命的研究中，政治史——即精英革命——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实际上辛亥革命本身，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与民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众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个角色则由于精英革命的研究取向而被忽略了。因此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必要把焦点从精英革命转到民众革命，有必要把研究方法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这种研究取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革命精英人物与一般民众的关系，亦可帮助我们分析辛亥革命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根基。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与新政时期城市精英和民众的结合分不开的，而这个结合便是以城市改良为契机的。城市改良精英积极对大众文化进行改造。当他们力图创造新的城市形象和引导公众舆论之时，便深深地卷入了大众文化，并将下层民众拉入地方政治的轨道。当他们试图“启蒙”民众之时，诸如向民众灌输文明进步、爱乡爱国、地方权力等等概念时，改良精英便有意识或无意地引导下层民众卷入了地方政治。下层民众虽然是市民的主体，但长期以来他们在城市政治中无法表达其政治声音。虽然民众经常使用其公共场所的行为去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以及个人处境的不满，但他们并不能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然而，下层民众一旦被“启蒙”和调动起来进入政治舞台，他们不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了。下层民众不再像过去一样任人摆布，不再总是消极地被精英和国家所改造和控制，他们亦会奋起为生计、生存和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斗争。在清朝覆没之后，许多改良者才逐渐意识到他们是怎样帮助形成了一场他们原本反对的、武装的政治革命。从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谈起

访谈、撰文：王雨

辛亥百年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晚清以降众多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围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两个核心议题，争论不断。针对这两个问题，《东方历史评论》采访了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傅佛果（Joshua A.Fogel）。作为2007年哈佛大学赖肖尔讲座系列（The Edwin O.Reischauer Lectures）的演讲者以及加拿大研究讲席（Canada Research Chair）的获得者，傅教授执中日交流史研究之牛耳。在中国问题上，傅教授的基本观点是，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必须将日本考虑在内；理解日本亦如是。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之中，并最终形成汉文化圈（Sinosphere）这一概念。在《表述汉文化圈》中，他强调，汉文化圈是指涉亚洲地区使用汉字的国家群体的有效概念，能够凸显群体内部的互动和矛盾而不掩盖其同一性。

在此次访谈之中，傅教授从汉文化圈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化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改革轨迹虽然有些不同，但大体相似。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针对语言、教育和文化习俗的改革却大大地削弱了汉文化圈的一体性，使得汉文化圈不如以前那么凝固，并且日趋解体。虽然目前无法评价汉文化圈解体的具体影响，但是傅教授对教育和文化习俗变革带来的女性解放和权利提升持积极的态度。

在傅教授看来，中国学界当下对历史的改写并不是一种特殊现象。以自己的受教经历为例，傅教授讲述了美国学界及学校教育对殖民历史的态度是如何由称赞转向批评的。在承认历史、历史书写和现时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张力与互动的基础之上，傅教授认为以肯定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历史改写是积极的，值得期待。教育、新政与明治维新

东方历史评论：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中国许多学者借此机会重新反思辛亥革命和清末新政的意义。有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新政，否则的话中国或许会成为一个宪政国家。请问您如何看待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

傅佛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大约二十年前西方学界出过一本书，该书认为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末新政将会把中国变成另一个日本，一个发达的国家。但是辛亥革命中断了这些改革，中国也由此陷入了政府羸弱、军阀混战的地步，直到一九四九年结束。此时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然，君主立宪也不是依法治国，但是改革确实将中国引上一条积极的道路，对女子开放教育，送学生出国深造，建地方议会等等。革命一爆发，这些好事全泡汤了。

我不确定上面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只能确定，这是一种不同的认识中国过去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研究来说积极的方法（productive way）。在比较的视野下重新考量这些因素，日本是清末新政的样板吗？不全是，但基本上是的。我认为这是学界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

东方历史评论：你能从教育方面谈一谈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吗？

傅佛果：当我们比较二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相比于中国，日本遭受帝国主义的磨难要少很多。导致如此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日本很小，帝国主义者从那里得不到多少东西。当一八五九年日本被迫对外开放的时候，上海和广州已经聚集了不少外国人。除此之外，我觉得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在向外界学习方面经验很少。相比之下，日本除了这个一无所有。曾经有人向我指出，中国的佛教是外来的，而且佛教在中国影响也很大。是的，佛教是中国向外学习的，但也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更何况佛教很久以前就来到中国了。

言归正传，或许是因为跟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屈辱经历激起了民族主义和自重（self-importance）情结。在日本，遇到类似的事情，日本人会想：“我做错了事，我得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而中国人则会想：“我做错了事，我下面该怎么办呢？”所以，日本“开放”了。当它开放时，它的尺度非常大。它输送成百上千的学生出国学习科学技术，重建教育制度。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到一八九八年宪法建立，发展速度很快。这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因为日本有天皇，而且权力很大。作为中国的样板，不错。而且日本是一个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正想如此。

同时，日本人把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著作从德语、法语、英语等其他西方语言翻译成日语。他们或许低估了翻译的难度，但这也比让所有人去学习这些语言要容易一些。所以，当中国留学生抵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全面的日译西学文献，一个西方世界的缩影。这比把他们送到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英国和美国要方便多了。这些国家浓缩成了日本。去日本的中国妇女，她们也先接受了公共教育。秋瑾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到了清廷的最后几年，教育制度也像日本那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改革轨迹虽然有些不同，但大体相似。

东方历史评论：科举制度的废除给清廷推行新政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吗？废除科举对新政甚至辛亥革命造成了什么影响？

傅佛果：如果清政府缓缓地推行教育改革，或者缓缓地终止科举制度，那么新政就不会表现出如此大的破坏力。但是，明清两朝都有很多通过考试但又分配不到职位的年轻人，而且对他们没有妥善的处理。就好像现在的西方社会，培养出太多的博士生，但只有有限的教学岗位。所以，如果说新的教育制度帮助了一些群体，尤其是女性，那么它还可能造就了一批更加不满的男性，因为现在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更渺茫了。而辛亥革命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用了太多“如果”“可能”，显得不够肯定。因为答案本身就不确定，更何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呢。明治人看明治维新

东方历史评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民如何看待明治维新？

傅佛果：这取决于你是谁。如果你是一个农民，那将会非常痛苦。在日本，人们经常说，明治维新是建立在日本农民的脊背上的。他们要交很重的税，因为政府需要很多钱重建自身以及推进改革。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日本要建立现代军事制度。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要有现代军事力量。在这方面不能依赖他人。但是，日本没有建立大规模常规军队的传统，有的只是携带武器的武士。于是，明治维新甫始，他们就废除了等级制。究竟如何才能建立军队呢？这也是中国人镇压太平军的时候面对的问题。要发武器给农民吗？如果给了他们武器，他们可能把矛头对准你。

如果你要建立一个现代军队，你必须给他们一些东西作为回报。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为一个叫作“日本”的东西去贡献自己的性命？所以，日本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只会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创造动力，比如学校、制度、机构等等。当政府征兵的时候，才没有人会反抗。在美国，当人们被征去参加内战的时候，出现了强烈的抵制现象。没人想去。所以，这是新近的现象。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表述汉文化圈》一书中，我探讨过这个。这些外国贸易商在亚洲市场上迅速扩张。而且，这些不是一两年的项目，它们长达三四十年。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机会也不错。大量的国立大学成立，然后是省立大学，再然后是私立大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即使是加拿大也没有私立大学。中国现在似乎开始有私立大学了。当然，美国有很多私立大学，它们是日本教育的模板。

真的，这取决于你的身份。如果你是一名女性，情况也会非常不错。事情发展得很快，一切都比以前有所改善。即使是旅行，以前跨地旅行的时候需要随身携带文件，现在这些边界也逐渐暗淡下去。如果你想要的不是一大堆小国家而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话，这是必须要做的。

日本很幸运，在明治维新后的三四十年内没有遭遇侵略。有很多有远见的人士持续推动变革。天皇也不再那么重要。紧接着有了日俄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赢了俄国和中国。从过去这一百五十年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图景。日本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汉文化圈与文化中心的位移

东方历史评论：如何看待明治维新、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对汉文化圈的影响？

傅佛果：首先，让我提供一点背景知识。我那时在做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就变成了那本书。我抛出这个词，因为它刚好可以囊括东亚所有使用汉字的国家。但是，在提问环节，听众们揪住这个词不放，开始不断地质问我：“它是指这个吗？”“它是指那个吗？”“请稍等一下”如此不断。当我坐下来，把这些讲稿改写成书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它并不仅仅指所有使用中国汉字的国家。它的内涵随时代而变。直到被法国占领之前，越南人一直在使用汉字，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它消失了。再说一说朝鲜人。他们的语言也差一点绝迹。在日本，中国的汉字遗留下来，但使用的数量和以前比大为减少。所以，我认为在过去这一百多年内，这些凝聚汉文化圈的元素，儒家思想、传统中国文化、汉字，都在变弱。在这一点上，中国境内的复兴汉文化的现象是有趣的。你如果去曲阜，你会发现，许多韩国资金流向那里。韩国人是非常信奉儒家的。一般都说，改教徒是一个宗教里最虔诚的信奉者。所以，韩国人要比中国人、日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要虔诚。这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是许多韩国资金流向曲阜，重建儒家礼仪。不论如何，这一衰落的趋势虽然有点让人悲伤，但不可避免。过去，许多受教育的中国人可以轻易地阅读文言文，但现在文言文退出大众，只有学者们才能读了。我还听说，在中国，年轻人甚至都读不了繁体字了。

东方历史评论：差不多是这样。

傅佛果：学会繁体字之后再学简体字似乎要比先学简体字再学繁体字容易一些。汉字是汉文化圈的核心。但汉文化圈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和现代化和改革有关，教育系统也不再教授以前那些内容了。我认为平民教育（Public Education）是好的，它让很多人受到教育。从整个亚洲来看，日本的识字率是很高的，中国的识字率这一百年一直在上升。所以，我不确定明治维新或者辛亥革命是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它们都对社会游离出汉文化圈起了推力的作用。

东方历史评论：在19世纪末，日本成为东亚的“西方”。在你的书中，你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东亚的“西方”是上海。这里存在“西方”在汉文化圈（Sinosphere）内的位移，还是这一区域有多个西方中心？

傅佛果：上海似乎一直领先于中国的其他地方，至少在历史推进的轨迹这一层面上表现如此。那个时候，上海有许多西方人，还有许多日本人。它懂得世界运行的方式。但是，当你走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你会发现它和宋朝的时候没有很大变化。上海可能是个历史的错误，但它不是。上海是未来，是中国其他地区追赶的方向。从孟悦的书中，我知道一件有趣的事。上海并不是西方人来了才发达起来的。早在那之前，上海就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西方人肯定是经过侦查才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上海成了中心。许多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穿破重重障碍，进入上海。我们说话这会儿，我想到孙中山。他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在上海。他甚至没有花很长时间在中国，他在全世界奔走。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鲁迅生命中的最后九年都在上海。虽然他不是出生在那里，但他在那里去世。许多人都在抓他，日本人在抓他，国民党也在抓他。他到租界寻求庇护，在那里他是安全的。许多左翼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北京、天津、广州也有租界，但它们和上海不同，上海是特殊的。

东方历史评论：你认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了吗？还是亚洲从来都有多个中心，而明治维新只是把作为中心之一的日本变得非常显著？

傅佛果：日本有些学者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早在十八世纪，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的儒家理念发源于日本。“中国”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这不是主流的观点，但它一直存在。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中心是一直在移动的。一开始是在西安，差不多一千年以前，移到了扬州、杭州这样的城市文化中心，再后来就到了广州和上海。然后就经水路到了日本。所以，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日本的东京以及京都已经成为学习儒家经典和汉学的中心，因为他们努力去维持这个传统。

东方历史评论：对，甚至在明朝被满人推翻，建立清朝的时候，朝鲜人和日本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华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了。

傅佛果：哈哈，是的。他们认为满人是野蛮的。日本很幸运，因为有水阻隔，所以就挡住了满人。相比之下，朝鲜就不是那么幸运。蒙古人之前就侵略过他们。朝鲜人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比如不接受历法，比如保持崇祯皇帝的年号。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翻译与民族性的形成

东方历史评论：在十九世纪中期，《万国公法》首先被翻译成中文，但完全被中国人忽视，直到它流入日本，明治维新时被日本人使用，然后才又被中国人了解，从而回到中国。

傅佛果：是传教士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你说得对，它最初在中国没什么影响。它通过书籍贸易进入日本。日本的政府领导和知识分子受这本书影响很大。他们看到，如果我们想加入国际社会，我们必须接受国际法。而国际法，说白了，也就是西方法。制定的时候，没人问过中国或者日本的意见。但是，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法律，强权政治随处可见。晚一点，当中国学生到了日本，看到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才又引进回去。日本人经常自嘲式地称自己为翻译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很多都是外来的，通过翻译成日文得到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为此感到非常惭愧，而是觉得这是既成事实（fact of law）。如果你去一家日本书店，走到小说专柜，你会看到日本小说和翻译小说两类，它们数量相当。有太多东西被翻译成日文。现在看来，这很有趣。但回到当年，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翻译这些重要著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去荷兰和德国学习的学生，他们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翻译这些国家的学者的讲稿了，然后这些译著就在日本国内流转开来。

东方历史评论：你认为这种翻译文化影响到日本的民族性（nationality）以及日本人的个人认同（identity）吗？

傅佛果：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有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翻译得来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是属于自我的（indigenous）。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位教授说，有的文化是净进口者（net importers），有的文化是净出口者（net exporters）。按照这一说法，中国就是净出口者，日本就是净进口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第一个王朝建立时的文化输入，不管是儒家理念还是佛教。至于中国，举个例子，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法典。它们虽然都是基于前朝的法典而编，但总会有所不同。日本人仔细研究了这些法典。我很难想象这些法典会给不是律师的读者带来任何乐趣。但他们仔细研究这些法典，他们可能会用它，也可能不会。在中国，人们一直在造新的东西出来。在日本，他们一直在盯着外国的成果。这对民族性和自我认同有什么影响？对于净进口者来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认同，或者说自我认同的缺席（absence of identity）。但这就是他们的认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那就是我们，我们的文化。

东方历史评论：这很超现代，这是后现代。

傅佛果：对，150年前的后现代。我觉得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或许有一些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引用了一个法国哲学家的话，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缺乏自我认同。这里存在着一个理念的交流市场，所有东西都在这里流通。他们有所属的民族性吗？我真的不知道。引用某个人可能比较时尚，引用另一个人可能就不那么时尚。但我认为，民族性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东方历史评论：是的，所有的民族性和个人认同是现代的产物。过去的人并不用这样的词汇去思考他们的人生，也并不认为缺乏它们会对生活造成任何障碍。

傅佛果：你说得对。他们可能会思考文化等等。我在书中曾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关于周朝中国。没有一个周朝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周朝的子民。周朝也不会认为自己开始于这一年而结束于另外一年。它认为自己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就是这样。用这些概念思考是一种非历史的思考事情的方式，我们现在倾向于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强加到别人身上。

东方历史评论：你说得是。即使是清廷的皇帝，一直到最后，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大清帝国。中国这个词和大清完全是两回事。

傅佛果：对，两者完全不相关。关于中国的称谓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针对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称谓。中国有许多种意思。还有中华、华夏。日本人用“支那”。过了不久，一些中国人也开始使用这个词。这个时期的中国是大清帝国。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只是名字而已。当一些人想把中国和清朝分割来的时候，他们必须想个能持久下去的名字。他们试一试这个，试一试那个。将民族国家看作是永恒存在的是一种非历史的处理问题方式。这种情况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殖民主义、历史书写与未来

东方历史评论：我知道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明治维新在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铺了路，比如说《日本的东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傅佛果：我对他这本书并不特别喜欢，虽然那代表了一些学者的观点。福泽谕吉曾经说日本应该脱离亚洲。从地理上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哲学和思想层面上，日本应该加入西方。这是“脱亚入欧”这一表述的另一半。加入欧洲意味着很多东西。它包括我们谈过的所有改革。它也包括日本想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参与到列强中去。这种力量在侵略和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加深了他们对自我重要性的认识。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稍晚一点加入的美国都是如此。

帝国主义一词，在二战以前，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有些人是帝国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帝王，他们还有一个帝国。在亚洲，日本能占的地盘不多。它先是一点点蚕食朝鲜，然后在一九〇五年将其变成殖民地。而早在一八九五年就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夺走台湾。这是一个扩张的小帝国。你可以争论说明治维新开启的是一条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我也可以争论说不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这是现代性演进的方式。现代性和帝国主义勾连在一起，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直接诱发帝国主义侵略。加拿大没有任何殖民地也同样变得现代。

东方历史评论：加拿大自己就是一块“殖民地”。

傅佛果：对，加拿大自己就是一块“殖民地”。我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我们谈论殖民地。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那时是好东西。正是在这十三块殖民地上开启了美国民主制。但现在，五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样。殖民地现在变成坏东西了。人们开始讨论英国帝国主义的海岸，以及加拿大的法国帝国主义。这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不断地审视历史，从中挖掘出耳目一新的讨论问题的方式，这是很重要的。当你看待一件事情，总是考虑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这样不行。因为它取决于你从多远的地方审视。如果从明治维新开始之后30年往回看，它是成功的，但事情开始变糟，因为有日俄战争以及后面的中日战争等等。

你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对于一个中国史学者，如果写一个70年或者7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以一九三一年为终点往回写。这很容易。因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在当时要想知道什么将要发生，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眼前就有这样一桩事。美国、英国和法国应不应该侵占叙利亚。有些人认为打仗不好，有些人认为这是击败ISIS的唯一方式。但现在，你和我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30年以后，当你在某地，而我则很可能已经不在了，你可能会说，天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们看不见吗？或者你会说，天啊，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就知道会这样。当年布什出兵伊拉克的时候，也是这样。经过简短的战斗，就宣告说任务已经完成。谁也不知道后面这些事。所以，这取决于你从哪扇窗户向外看。

东方历史评论：作为一个50年前被教导“殖民地是好的”，50年后又被告知殖民地是不好的的经历者，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人生？

傅佛果：很幸运，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加拿大上学。他们学的是非常不同的历史。我认为这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个进步。我在加州长大，那里许多人的祖先都是土著。他们被称为印第安人。但在加州，有许多不同的印第安人，许多不同的生活。所谓的哥伦布大发现是荒谬绝伦的。所以坦白地讲，我觉得这是变好了。国家做的很多事情我是不喜欢的，但在这个事情上，重新审视欧洲的侵略和移民，我觉得是好的。这里，我不认为它曾经是好的，现在是不好的。我觉得现在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在高中里，你只需要记住对错就好。但作为研究生，你就必须知道一些更精妙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有意思的现象。

东方历史评论：在中国，20年前，教科书上说清末新政糟糕透了，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依然是伟大的。现在，说法就变了。

傅佛果：这很好。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暗示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利弊。清末新政也是在最近才被大家真正认真地思考。这些变化发生的比较慢，但确实在发生，而且从学者争论到编入教科书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最终肯定会变。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有一些回到中国，有一些留在海外。现在是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世界。你不可能想着这些中国学生在国外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国内而不受任何影响。他们肯定受到了影响。这样好。

东方历史评论：在来采访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多伦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居民，上海以前也是这样的。你觉得50年之内，不仅加拿大和美国能够做到吸引外国移民，中国是不是也能做到？

傅佛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经常想这个。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学者，欧洲的有，美国的也有，他们现在住在中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和中国人结婚定居在中国，当然有些人确实是如此，但是他们决定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家，这是不可想象的。当我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作为研究生，我连访问中国都不行。我只是觉得这些有一天终究会变。确实变了，现在西方人真的在中国有他们自己的家。他们住在北京、上海、广州、他们的身份是记者、退休人员、商人等等。在北京奥林匹克期间，我看到电视上报道说外国人在中国开昂贵的饭馆。中国真的在变。

现在我们在多伦多。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是有关叙利亚难民的报道。美国没有这个。他们还在很糟糕地辩论着。在加拿大，你听不到那么消极的评论。我时常看新闻，听广播说这个事。这是政治移民，和学生留学不同。我非常高兴加拿大这次能够站在正确的历史这一边。在不久的将来，在多伦多和这个国家其他的城市将会有相当数量的叙利亚难民入住。这是一个巨大的人类实验。在我看来，加拿大做得非常棒。

东方历史评论：这是全球化，人类移民史上的创举。

傅佛果：绝对是这样，全新的故事。载沣与宣统朝政局

撰文：刘大胜

大清，最终在乱象丛生的宪政和革命纷争中被赶下政治舞台，留给后人太多的感慨和教训。载沣，作为宣统朝的监国摄政王，一位实际执掌帝国权柄的统治者，没有紧跟历史发展的脚步，适时进行政策调整，最终被时代所抛弃。在参与政事尤其是处理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事件时，载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如何在乱局中试图施行宪政方案，为何又在风雨飘摇中务实隐退，需要后人仔细揣度。载沣的上台与施政

载沣是典型的天潢贵胄，身上流淌着满洲皇室的血液，也注定承担着执掌帝国神器的重任。他出生在后海旁边的醇亲王府，与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按照皇室继承传统，光绪皇帝已经出继，贵为帝王，载沣作为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在世的长子，将继承世袭罔替的醇亲王爵位。

载沣自小受到极好教育，养成了彬彬有礼、谦虚谨慎、不张扬、不骄纵的性格，像他的父亲奕譞一样，低调做人，踏实做事，保守中带着一点循规蹈矩。1891年，奕譞去世，八岁的载沣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庚子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载沣也同两宫一起，急匆匆向西逃亡。战争结束后，中外议和慢慢达成，赴德道歉成为议和条款之一。德国为了惩罚大清枪杀公使克林德，要求派出有分量的亲王专程赴德道歉。慈禧太后环顾朝堂，把眼光定向载沣，任命其为“赴德道歉头等专使”，希望其能够做到得体有节，完成这个历史重任，为帝国挽回一丝颜面。

在整个出使行程中，载沣一切从简，待人接物均可圈可点，并且坚持自己的随从不向德皇威廉二世行跪拜礼，赢得中外臣民一致好评。在政坛上小试牛刀，就初试锋芒，崭露头角，载沣自此踏上政治的星光之路。1902年9月，载沣与慈禧太后指定的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完婚。1906年8月，载沣被派与军机大臣等共同阅看考察各国宪政大臣所上的条陈，参与中枢决策。1908年2月，慈禧太后加恩载沣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并补授军机大臣。在庚子年后一段时间内，因为光绪皇帝参与朝政有限，所以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都由载沣代行，这在《醇亲王载沣日记》中留下大量记载。作为一颗新星，载沣已经在政坛冉冉升起。

11月初，两宫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光绪皇帝没有子嗣，需要从近支王公中择选皇位继承人。无论是从血统上论，还是从慈禧太后预期的构想看，载沣之子溥仪都是首选。11月14日、15日，两宫先后故去，溥仪继位，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匆忙之中接过帝国重器。按照慈禧太后的政治架构，载沣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和统治权，而隆裕太后则拥有最终的决策权，重大事情由其颁发懿旨。这是另一个叔嫂结合的政治权力结构，但是隆裕太后的政治能力实在平庸，长伴慈禧太后身边，竟然连个统治术的皮毛也没有学到，对载沣施政没有多少加分。

成为帝国的实际主政者，载沣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太多希望，更多的反而是失望甚至绝望。其坚持和制定的一些大政方针，已经不能适应时局的发展。当初那个开明务实、亲善有为的亲王形象，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施行，在民众中慢慢模糊，演变成一个不合格的统治者形象。载沣本来只适合做个承平时代的王爷，按部就班施行朝政，在乱世中确实没有雄才大略和杀伐决断，无法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也无法保住爱新觉罗的皇位。

两宫在世时，已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郑重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并开列《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这部宪法以日本宪法为蓝本，强调君主权力永固，适当放开行政权、立法权和审判权，深合包括载沣在内的王公贵族心意。在赴德道歉行程中，德国皇帝所秉持的“皇室权力不容旁落”的信念，已深入载沣内心。何况中国传统帝制的“家天下”观念也被皇室人员奉为圭臬，缺乏西方共和意识的载沣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局限，主动让渡至高无上的皇权。宪政的火车已经开动，谁也不能阻挡，萧规曹随也属情理之事，乱世风云中只有坚持按既定方针办事，才是首选。

载沣一上台，就以宣统皇帝名义重申九年立宪期限不变，内外诸臣不得观望迁延，以免贻误时机，务必使得立宪大计真正落实到实处，随后又接连发布诏书谕旨，为立宪造声势。在立宪大事上，载沣一开始就向外界明确了态度。

此时，各省咨议局已经召开，正在筹组资政院。资政院采用一院制，有议定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和制定法律法规、弹劾大臣的权力，是立宪阶段的过渡产物，所议决的各项事宜必须具折上奏，请求皇帝下旨决定可否。在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定位上，虽然明文宣示，但是载沣和众多中枢决策者们与立宪派之间产生巨大分歧。载沣认为，咨议局和资政院仅是一种过渡和准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其功能应该加以限制，仅拥有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并不具备完全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正是因为这种认识，载沣没有把咨议局和资政院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仍然在实际运行中习惯性地按照旧规则做事，屡屡侵犯咨议局和资政院权限。而地方立宪派则把咨议局和资政院当成正式的议会机构，认为其有完全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于是大肆鼓噪，频频斥责当权者没有诚意。在整个宣统政局中，载沣因为未能定位好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角色，失去了部分立宪派的民心。

清末政局急剧变化，各种风潮勃兴繁盛，速开国会便是宣统朝的主要风潮之一。1909年年底到1910年年初，张謇等人发起第一次国会请愿，公推代表入京，代表们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载沣发布旨意，对请愿团表示慰问，同时表明坚持九年为期的态度。因为大清国土辽阔，国民的知识水准和政治能力总体偏低，而且各地参差不齐，一时难以召开国会，如果召开国会则难免出现混乱。所以载沣强调，各位议员目前应该加强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工作，为未来国会多做准备，等时机成熟时候再行召集。

但是，这些理由并不能被国会请愿团认可，新一轮的请愿活动也在酝酿。1910年6月，各省请愿代表80余人呈递请愿书，各省咨议局、商会、地方乡绅和华侨代表也纷纷呈情。载沣对第二次请愿活动感到头疼，一时间无从措手。要求让军机大臣解决，军机大臣交政务处解决，政务处讨论数日，仍无结果。最后，军机大臣领班奕劻请求载沣召开政务处王大臣会议，意见仍然不能统一，有人主张缩短期限，也有人反对缩短期限。载沣鉴于朝中意见不一，认为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速开国会会打乱整个立宪步骤，容易引起朝廷纷争。在如何答复上，载沣要求软言慰谕，以免引发民众反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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