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之满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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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试读：

编写说明

一个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个曾威风凛凛的东方巨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曾几何时，这个国度曾最早使用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火器，诞生了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无数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创造了驱逐匈奴、连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神话。然而，先哲已逝，辉煌不再，战争带给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竟然是屈辱。时至今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屈辱所带来的隐痛。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军事百科》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首往事，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昨日的屈辱，当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理智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中国军事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军事历史的大型图书，它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军事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地介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进程，全方位介绍中国军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卷，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军事百科第1卷：国防历史

中田军事百科第2卷：著名战役

中国军事百科第3卷：军事思想

中国军事百科第4卷：军事统帅

中国军事百科第5卷：军事名家

中国军事百科第6卷：历代军制

中固军事百科第7卷：军事制度

中国军事百科第8卷：古代水军

中国军事百科第9卷：军事科技

中国军事百科第10卷：军事工程

中国军事百科第11卷：军事生产

中国军事百科第12卷：军事通信

中国军事百科第13卷：治边方略

中国军事百科第14卷：边疆治理

中国军事百科第15卷：雄兵利器

中国军事百科第16卷：军事韬略

中国军事百科第17卷：历代兵书

中国军事百科第18卷：军事宝典

中国军事百科第19卷：兵家智慧

中国军事百科第20卷：谍海寻踪

中国军事百科第21卷：用间奇计

中国军事百科第22卷：军事典故

中国军事百抖第23卷：世界影响

中国军事百利第24卷：现代军事

全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军队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翔实客观地记述和评析了我国5000年包括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方面在内的军事历史基本内容，力求正确地总结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百科》的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灿烂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由于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军事百科》编委会

壹 军事思想史

卜辞中的军事思想

卜辞是把商时期人们在甲骨上所刻的有关占卜结果的文字记录，其中有较多的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对军事活动的朴素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注重战前兵员的征集

如：贞：引妇好先共人于庞。贞：芴乎妇好先于庞共人。

这里的“先”有先导之意；“共”与“登”同义。“登人”，王襄解释为：“登人疑即《周礼·大司马》比军众之事。将有征伐，必先聚众。”卜辞的意思是说，是否命令妇好为先导部队，在某地征兵聚众。又记载：辛己卜，争，贞：今载王登人，乎妇好伐土方，受（授）有又（佑）。五月。

今载，即今年，卜辞的意思是说，今年商王征集了兵员，准备命令妇好率军队去征伐土方，能受到上帝的助佑吗？

关于步伐

卜辞记载：贞乞令我史步伐舌方。贞禽乞步伐舌方受有又（佑）。贞今载王其步伐夷。

这里表明，殷人在征伐战争中主要是以步卒作战。

关于逆伐

卜辞记载：贞王勿逆伐 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佑〕。贞 方其来，王勿逆伐。

所谓“逆伐”，就是正面迎击。

关于伐

卜辞记载：贞今载王伐土方。贞多……不其伐 方。“坉伐”之“坉”意为“正”，所以它是正伐、挞伐的意思，也就是以兵威抚坉之。

伏击思想的萌芽

卜辞中虽无“伏击”两字的记载，但已有这一思想萌芽的反映。有两条卜辞这样记载：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址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氵止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立”本义是站立，这里用作“位”字讲，“戎阱于妇好立”，意思是敌人陷入妇好的阵地。这两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妇好协同扯戛征伐巴方，武丁亲自率领部队由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商王不从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伏击战思想的萌芽。

西周军事思想

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易经》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兑》卦之中。“初九”爻辞说：“和兑，吉”。意思是说，国与国之间需和谐共悦，才能吉利。“九二”爻辞：“孚兑，吉。悔亡。”这是说，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待，就会吉利，如有反悔，就会灭亡。“六三”爻辞：“来兑，凶。”说的是某一国家依靠强大的武力去威胁别国，强迫其服从自己意志，便是凶。

主张师出有名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易经》虽然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它认为进行战争首先要做到师出有名。《谦•上六》爻辞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如不得已进行战争，在战前则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主动。《易经》主张自卫性的防御作战。《蒙•上九》爻辞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谓攻打愚昧、昏乱之国容易取胜，主动去侵略别国不利，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则有利。

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初步认识。《晋•六三》爻辞说：“众允，悔亡。”如果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困难了。《观•六三》爻辞说：“观我生，进，退。”观察了解我“生民”的意愿，以此来决定战争中的进和退。这些可谓是最初的关于民众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虽是简单的，但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主张保持戒备状态。《易经》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对战争来说，更应做好戒备，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泰•六四》爻辞：“不戒以孚”，即是这层含义。

对军队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师•初六》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藏，凶。”其意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不然就会打败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军队纪律重要性的最初认识。

对战争与地形关系的认识《易经》主张军队在驻营时要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需•初九》爻辞说：“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一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指出军队驻扎在郊野，利于久驻，而无灾患；如驻扎在泥泞之地，敌寇便会乘机而来。

作战指导思想。《易经》已经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进攻要大胆果断。《易经》认为在进攻时如果畏首缩尾，必然导致失败。《晋•九四》爻辞说：“晋（进）如鼠，贞厉。”在攻城方面，《易经》主张抓住时机实施不断的进攻，以争取成功。《同人•九四》爻辞说：“乘其墉，弗克，攻，吉。”攻城者登上城墉，而守城之敌未退，攻者如不抓住时机继续攻打，则城不易被攻下，只有不断攻打，才能取胜。第二，抢占有利的制高点。《同人•九三》爻辞说：“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其意思是说，军队埋伏在莽草丛中，并抢占了高陵——有利的制高点，往往能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军志》、《军政》《军志》、《军政》大约产生于西周末期，这或许是史籍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兵书。两书早已散佚，但其中的一些字句则常为先秦的史籍和兵书以及后来的史籍所引用。《桩传》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文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军志》曰：“先入有夺人之志。”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入有夺人之心，后入有待其衰。”

唐初军事家李靖引用《军志》的文字：《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军志》两段文字：《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关于《军政》的内容，目前仅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保留了两句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上述引文有的很可能已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就其内容看，它们反映的基本为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从这些内容可见，《军志》、《军政》是属于早期条令式的兵书，其军事思想已趋于比较成熟。第一，它们强调“有德不可胜”，主张加强“德治”，做到内部团结，将政治与军事作通盘的考虑，以政治清明为前提，来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指出在作战中，要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遇到有利的战机，迅速出击，不可贻误战机。第三，主张“强而避之”，指出在作战时，要善于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第四，主张“先入有夺人之心”，认为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可以收到摧毁敌人精神、心理的积极效果。第五，肯定正确认识和善于用地形的重要性，“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第六，强调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平时做到“行止有序”，战时做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西周期战争的实际，是这一时期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春秋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在春秋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既表现为在史书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论述；更体现为《孙子》这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兵书的出现。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左传》军事思想《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后人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因此，把它看成是同《孙子》一样的将帅必读之书，可见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左传》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反对“去兵”。《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议论进行了反驳。如子罕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轫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这里，子罕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它是威慑不轨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国家的“废兴存亡”，君主的“昏明之术”都是由战争决定的，这又怎么能“去兵”呢？子罕论证了战争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赢得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据成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90年，晋国调解了戎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使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但周刘康公企图趁戎因媾和疏于防备之际而突然发起进攻，叔服就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昭公元年记载，楚灵公在篡位前为令尹，服饰、警卫有如国君，他的野心谁都可看出来，当时晋国大夫赵孟、叔向对他作了分析，认为他可以取得一时成功，但不会有好结果：“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还以“直”和“曲”两个范畴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的思想。

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当时不少人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探寻战争胜败的原因。晋、楚城濮之战后，有人分析楚国在此战中的失败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其一，主张及时掌握战机。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实力不如对手，但结果是鲁军一举获胜，鲁庄公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其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孺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攻击方向，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失败。其三，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了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此外，《左传》中还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包围战、迂回战、侧击战、袭击战，等等。

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历史巨著，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但还没有将其抽象上升到理论。清代李之春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局促于经验罗列，表明《左传》军事思想的不够成熟性。

孔子军事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不能不加以注意。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

主张慎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可见孔子早时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但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教而后战。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不仅重视“文教”，也强调“武教”。他认为要让人民去替统治者作战，首先需让人民接受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在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开展与深入。

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同时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

主张“足兵”。孔子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老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片面地认为只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这是主观片面的。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的思想，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这仍是他的思想境界高明于当时其他人的地方。

孔子的军事思想虽远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还是产生过影响的。《老子》军事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子》书中的个别文字虽然带有战国色彩，但就书的总体思想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人称为兵书，唐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苏辙也说：“……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应该说，《老子》本身不是兵书，而是哲学著作，但《老子》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理论总结，这就必须涉及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因此，其中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是自然的。

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老子》较早地探讨了战争起因的问题。它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的现象，完全是由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引起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老子看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指出战争一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杀人之众”。因此，老子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表明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但老子也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的情况下，老子认为也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而应“恬淡为上”。他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所谓“果”是指胜利。如果因为战争中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总的来说，老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善胜敌者不与”。从“坏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观点出发，老子提出在作战指导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所谓“不与”，即不和敌人作正面的交战。这一思想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但老子同时又强调“不争”、“无为”、“不争而善胜”，“无为故无败”，甚至说：“以无事取天下”，这就走向了片面。“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的思想。在作战指导上，老子提出后发制人，以退为进的原则。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原理应用到军事领域，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进行退却防御，然后再寻找时机进攻。所以，他说：“进道若退”，如果只顾进攻，便会陷入死路，“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过分拘泥于后发制人的观点、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这就把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凝固消极化了。“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防止出现“轻敌”的思想。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等，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有意甘心于居处不利的位置，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战胜敌方。“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对范畴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在老子这里，还没有把“正”范畴运用到“用兵”方面，而是作为“治国”，即政治范畴看待的。运用“奇”、“正”的范畴，把“用兵”和“治国”在方法上的不同作了区别，体现了他对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同时，老子看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正复为奇”的命题。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提出“奇”、“正”范畴和“正复为奇”的命题，这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充实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范蠡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越国的上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的著作是作为兵书流传于世的。此书自汉以后失传。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范蠡的“随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开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是要全面正确得多了。《孙子兵法》《孙子》是春秋末年孙武的军事著作。孙武字长卿，齐国人，后因内乱奔吴，以兵法见吴王阖庐，任将军。《孙子》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字左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较系统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孙子》开始就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里，孙武把战争同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

孙武将战争同“利”的观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由此出发，孙武把“合于利”还是“不合于利”作为国家是否进行战争的客观标准。孙武所谓的“利”，即物质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孙武重视战争，但并不主张好战，他对战争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认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好恶情感而轻率地发动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一语，即是孙了慎战原则的扼要概括。

对战争胜负诸因素的认识。战争既是“国之大事”，那么对它就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然而，又以哪些方面来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呢？孙武认为：“经之以五，较之以计，而索其情，……吾以此知胜负矣。”即通过对五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的分析，从中把握战争发展的真实情况，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孙子所认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即后人所称的“五事”。对于“五事”，孙武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柯与之死。可与之生，弗不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由此可见，所谓“五事”，实际包含了政治、军事、自然条件等因素。孙武同时还认为战争胜负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他是通过分析“用兵之害”的角度加以深刻的阐述的。他指出：“用兵之害”最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耗费，他以十万部队出征为例，“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强调如无一定的经济力量作为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很难打赢的。“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文”、“武”结合的治军思想。孙武说：“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所谓“文”，即指运用政治教化等手段管理军队；“武”即指用军纪、军法军令等来约束军队。认为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治理好军队。在“文”的方面，孙武主张“爱卒”，“善俘”。在“武”的方面，孙武提倡“信赏”，“赏其先得者”；“明罚”等等。认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得，则不可用也。”孙武还认为平时应注意加强对士兵的教育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将才思想也是《孙子》治军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孙武首先对将帅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其次，对将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得，智、信、仁、勇、严也。”这里所谓“智”是指知识、智慧、机智能力等，属于能的范畴；“仁”，指对士兵的爱护；“勇”即勇敢，属德的范畴；“信”指赏罚有信；“严”指严于治军，这既属于德的范畴，实现它又须凭将帅个人才能的运用。可见，孙武对将领素质的五项要求，概括起来即是才能和品质两方面。这也就是说，在孙武看来，只有德才兼备才是称职的将帅。

作战指导思想。《孙子》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所谓的“不战”，就是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他推崇“伐谋一伐交”的“全胜”战略。

但“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是不易实现的理想境界，孙子更为注重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作战指导原则：一是“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二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在作战中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至于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途径，孙武指出有以下几条：首先，注重重于战略谋划，即“庙算”。其次，做到“先处战地”，即先敌完成作战部署，以逸待劳。再次，“示形”，即以假象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误。三是“因敌变化而取胜”，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胜敌者，谓之神。”四是“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

攻防理论。《孙子》对攻防理论的论述是比较深刻的。它认为防守是造成自己不为敌人所胜的最好作战形式，进攻则是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最好形式：“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理论依据是，首先，防守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这就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其次，“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同样的兵力，用于防守则兵力显得有余，而用于进攻则会感到不足。关于防守，孙武提出的基本原则是：“第一，防守要坚固、隐蔽，如“藏于九地之下”；第二，防中有攻，做到既“藏于九地之下”，又“动于九天之上”。关于进攻，孙武提出的主要原则有：其一，“避实而击虚”，即进攻的方向应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环节；其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即进攻要有突然性；其三，“众击寡”，即集中兵力；其四，“携手若使一人”，即动作协调一致，等等。《孙子》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瑰宝，它的许多基本理论原则直到今天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给予批判地继承。

战国军事思想

兵书概况与兵家流派

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确立，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上，便彻底改变了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受教育权利的学在官府的制度，一大批原属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登上了思想战线舞台。他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六艺知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聚徒讲学，议论政治，阐述哲理，游说诸侯，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中，兵家是独树一帜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它和春秋后期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战国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军事改革的深入，兵家这一学派更趋成熟，涌现出大量的军事著作，最著名的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公孙鞅》、《庞睪》、《倪良》、《魏公子》，等等。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其中战国时期的兵书占大多数。除兵家的兵书专著以外，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也有不少论兵之作。如《墨子》现存52篇，其中有13篇是军事著作；《管子》、《商君书》、《荀子》等书中都有专门议论军事问题的篇章。战国诸子著作中这些专门论兵的篇章，在西汉初期，有的也是被作为兵书看待的，如刘歆在编《七略》时就曾把《墨子》、《管子》、《荀子》等十家直接列入了兵书类。《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根据西汉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先秦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个学派。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仅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吴子》，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在讲到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时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这一派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略的。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这一学派基本特点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术的。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佚。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法，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关系，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都已散佚。其基本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就是说，这一学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军事训练等等。

如果说《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经建立，那么，在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用文学语言描绘，就是“大放异彩”！

主要兵书

1.《吴子》《吴子》相传是战国前期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在魏国做过将军和郡守，在楚国做过宛守和令尹。《吴子》今存两卷，六篇。《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对战争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它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行“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有：

兵“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极为重视军队的治理，当魏武侯问吴起：“兵何以为胜”时，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魏武侯接着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详细解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国。”《吴子》提出治军的标准是“父子之兵”，这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支内部团结一致、能战能守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吴起认为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鉴于这一认识，吴起建议魏武侯“聚卒”、“练锐”，即把民众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超走、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有了这样的轻兵劲卒，便可攻无不克。《吴子》还主张根据军队成员的身体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差别进行适合各自特长的分工，具体做法就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攻守均得其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吴子》也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它指出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往往是由于战术不灵活。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教战，以及教练军队联络信号和训练战马等等。“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法令来约束将士，使其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军事奖惩上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在实行“重赏”、“重刑”时必须“行之以信”。“总文武者，军之将”。《吴子》的将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将》篇中。它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吴子》心目中“良将”的标准，是指为将者的威严、品德、胆识，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它认为真正的“良将”也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吴子》提出了“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原则。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吴子》在“料敌”篇中列举了13种可击的时机，还列举了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孙武的“避实击虚”思想的具体化。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还提出了“因形用权”的主张，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作战方法。《吴子》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即“料敌”。在“料敌”的基础上，《吴子》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谋略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是对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发展。

2.《司马法》《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已不可详考。全书现存五篇，其军事思想是很有特色的。“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显而易见，《司马法》并不简单地否定一切战争，它赞成“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这一类正义战争，并主张用它去制止那些出于“争利”狭隘目的的侵略战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从当时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如果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对于怎样搞好战备工作，《司马法》也提出具体的措施：首先，要“阜财”，即广集资财，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从而为战争准备好物质基础；其次，要“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部队兵员充实而且战法熟练。其三，“求厥技”，即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司马法》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还充分认识到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器）胜”，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往往可以使己方实力由弱转强：“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它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应该尽快仿效制造，以保证自己与敌在兵器方面保持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轻”和“重”是《司马法》军事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在不同之处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是指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不同兵力的较量：“故战相为轻重”。关于兵力具体使用问题。《司马法》提出了“以重行轻则战”的原则，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意谓，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能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不可能成功，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要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要迅速决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司马法》进一步认为即使在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的情况下，也不能一次性把全部兵力投入到战斗中，而应留有预备队，以便应付各种突然变故的发生。否则就难免有危险：“重进勿尽，凡尽危。”

3.《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战国中期孙膑的军事著作。其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称《齐孙子》，后佚。今本《孙膑兵法》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他通过认真总结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对它必须加以认真的对待：“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并明确指出当时的战争是实现封建统一，达到“天下服”的重要手段之一：“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从而驳斥了战争观上那些“欲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陈腐论调。《孙膑兵法》虽肯定封建战争的合理性质，但是坚决反对“乐兵”好战。它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治军方面，认为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在对待“利”这一问题上，《孙膑兵法》同《孙子》是有所不同的。《孙子》虽也强调“慎战”，但认为战争可以得利。而孙膑对“利胜”却表示反对，认为通过战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是可耻的，“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所谓的战争主要是封建统一战争，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义的。因此，它十分强调“义”的观念。他说：“卒寡而兵故曰，弓弩势也。”可见，《孙膑兵法》所谓的“势”，是指正确使用兵力和战术而形成的有利态势。

在强调创造有利态势的前提下，《孙膑兵法》提出了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一是“必攻不守”。所谓“必攻”是指坚决地进攻，“不守”，是指敌人没有防守，或无法防守。合起来完整的意思就是，在作战指导上，要看准敌方无可摆脱的薄弱环节，施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实际上是对《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思想的发展。二是“料敌计险”。“料敌”，即是对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这一思想同《吴子》一致。“计险”，就是对地形要有详细的了解，以便合理利用。三是以寡击众和以众击寡等作战原则。孙膑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确的战法应该是“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锐气，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采取“赞师”的战法，即不要依仗自己的优势，迫不及待地逼敌决战，而应“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想尽方法，诱敌出战，伺机歼之。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则要“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也就是要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我方兵力，将敌军各个击破。

4.《尉缭子》《尉缭子》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今存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尉缭子》对战争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认为应有必胜的把握，方可进行战争，而决不能凭一时的意气，轻易发动战争：“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它提倡的所谓“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将那种一味追求“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的人称为强盗，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的思想。为此，《尉缭子》主张从整顿政治入手，健全国家政治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国家内部安定，为“战胜于外”提供一个政治条件。“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和掌握，认为只有在全面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才能出兵打仗，这就是“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之所以强调“先料敌而后动”，就在于它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敌情，才能对敌人的虚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到以实击虚：“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这样就把作战中的“虚”、“实”和“料敌”联系了起来。“蚤（早）决先定”。《尉缭子》主张在作战前对作战计划应早有准备，早作决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或先或后，制敌者”。在作战指导上究竟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尉缭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它主张先发制人，“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因此，它强调“夺人而不夺于人”。但是，《尉缭子》又反对盲目的“贵先”。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认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决定。

兵“以专胜，力分者弱”。《尉缭子》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散兵力。它说：“兵以静胜，以专胜，力分者弱。……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它还以水来形容集中优势兵力的优越性，“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惟专而触诚也。”“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这是《尉缭子》在治军问题上所持的最基本观点。它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各项制度，“凡兵，制必先定”。军队有了制度，“则士不乱”。并进而论证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尉缭子》强调重赏严罚，认为从士兵的本性来说是喜生恶死，他们之所以能勇往直前，不怕死，正是因为“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在《重刑令篇》中，它规定了对战败、投降和逃跑者所用的各种重刑。在赏罚问题上，《尉缭子》一个突出的思想是“刑上究”，“赏下流”，具体地说，就是：“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

5.《六韬》《六韬》旧题所著，其实它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兵书，作者已不可详考，现存六十篇。《六韬》综合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又自成体系，是一部带综合性的兵书，这是《六韬》一书的基本特点。《六韬》对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述。

关于军队的编制，《六韬》第一次提出了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和其分工问题。它认为一个将领，应有七十二个辅佐人员，“将有股肱七十二人”，由其组成一个参谋部，或曰司令部，其作用主要是出谋画策，处理军中巨细事务。这七十二人或为作战筹画，或作气象观察，或搞后勤，或司敌情侦察，各有专司。《六韬》指出军队战时的编队和平时应有不同，战时要把平时的分散部队，结集成集中统一的整体，这就叫“结队”和“编队”。并提出要根据作战的需要和士兵的特点进行编队。《六韬》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指出：“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六韬》已认识到想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士兵的勇敢精神固然重要，但精良的武器装备作为其物质手段同样不可或缺，二者互为依存不可缺一：“器械为宝，勇斗为先”，这是对武器与人力关系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问题，《六韬》提出要讲究“练士之道”，教育训练的内容应包括“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而由单兵到合成，循序渐进，则是应遵循的教育训练方法。《六韬》对将领问题极为重视，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六韬》特别注重将领的选拔，“置将不可不察也。”为此，它提出了具体考察将领的途径：第一，对将领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全面的考察，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不可见其长而忽其短。“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第二，考察将领的“外貌”与“中情”。《六韬》认为一个人的“外貌”易知，“中情”难识，在一般情况下，“外貌”和“中情”往往不相一致，一定要透过“外貌”看其“中情”。《六韬》论述作战指导思想的篇章最多，有《军势》、《奇兵》、《军略》等三十余篇，内容十分丰富。它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六韬》把了解敌人的情况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之形，军队虽人多势众，也必然失败：“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指出“兵胜之术”的关键，在于“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因此《六韬》主张要认真观察敌人的精神状态，“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同时“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总之，要“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在详细观察敌人情况的基础上，《六韬》进而主张避开敌人强处，击其薄弱之处。“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六韬》强调在作战中必须善于捉住战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失利后时，反受其殃。”认为“犹豫”是丧失战机的致命弱点，“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一兵之道莫过于一”。《六韬》所谓“一”，是指指挥权的统一，兵力的集中，行动的一致。它认为如在作战时做到“一”，就达到了“道”的境地，即符合作战指导规律了。但它也注重兵力的分合变化，指出：“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又说：“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

另外，《六韬》对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斗样式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也作了论述，这些论述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诸子军事思想

1.儒家——《孟子》、《荀子》《孟子》是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中没有专门的军事论著篇章，但是孟子对战争和军事问题曾有过一些论述，其散见于《孟子》书中，观点主要有：“善战者服上刑” 《孟子》对当时封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作了有力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它把那些“兴甲兵，危士臣”，“糜烂其民”的国君，称之为“桀”；而那些为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以战的所谓“良臣”，简直就是“民贼”；认为那种为了“辟土地”而进行战争的做法，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他主张好战的人应受到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起战争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可见，孟子对封建兼并战争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这种不区分战争的性质，一味否定的作法，并不正确。因为当时封建兼并战争虽然残酷，但却是完成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其历史合理性。从中也可以看到孟子军事思想迂腐倾向。“仁者无敌” 《孟子》既然反对战争，那么在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又如何保证国家不受到别国的侵犯呢？孟子基于儒家学说的立场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它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国家君主如实行“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所谓“仁政”，孟子认为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从而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样，即使用木棍也可击败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因此，孟子竭力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仁者”为何能“无敌”？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实行“仁政”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它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殴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孟子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在于人事上的努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要得到“人和”，就必须实行“仁政”。结论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又称《孙卿子》，战国中晚期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赵国人，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但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所论述，汉代刘歆在编《七略》时曾把《荀子》中的军事论著编入兵书类，可见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荀子》的军事思想，既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争夺” 把战争的宗旨归结为“禁暴除害”，这是先秦兵家和诸子的共同认识，《荀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反对那种以掠夺为目的的不义之“战”：“非争夺也”。荀子他把当时的兼并战争分为三类，“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肯定第一类而反对后两类战争，指出：“以德兼人者强，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并不一概的否定战争，对于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封建统一战争，他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一点和《孟子》的战争观是有所不同的。“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 《荀子》不赞成当时兵家所普遍肯定的那种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认为这决不是“用兵之要术”。为此他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的思想。把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孟子》重“人和”思想的发展。以礼治兵 在治军方面，《荀子》追求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兵”。他认真总结了当时齐国、魏国、秦国在治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亡国之兵”、“危国之兵”、“末世之兵”，均不足取。指出只有通过“礼义教化”后组建起来的“王者之兵”、“仁人之兵”，才可能做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在封建统一战争中，百战百胜所向披靡。荀子主张在治军中做到制度号令严格，赏罚有信。营垒的构筑，财物辎重的收藏，要求完备而牢固，荀子特别重视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械用兵草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草窳稽不便利者弱”，但是荀子毕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更重视治军的“本统”，荀子治军的“本统”是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即突出地肯定礼义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礼义”原则在荀子军事思想中的“本统”属性。对“为将”之道的论述 《荀子》认为将领应是智勇双全的人物。具体地说将领必须懂得和掌握“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所谓“六术”，即指将领应掌握的六项有关治军和作战的原则：“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有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这三项原则是就治军而言的。在作战指导方面，《荀子》要求将领做到：“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所谓“五权”，即指将领应考虑的五方面的问题。“无欲将而恶废”，即将领时刻要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在个人进退问题上患得患失；“无急胜而忘败”，在作战时不可急于求胜而忽视草率从事的严重后果；“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注意在内部建立权威而轻视敌人；“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战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及其有害的另一方面；“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凡是考虑军队大事要经过深思熟虑，而在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

所谓“三至”是指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而自由处置军政大事。“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所谓“五无圹”指将领在使用谋略，从事战争，对待敌人等各方面都要谨慎，不可大意。《荀子》认为将领如能做到上述各项要求，“是谓之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就是杰出的将领了。

另外，荀子还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他要求参战将士严格遵循战场纪律，听从指挥，强调在战争中对敌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荀子也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工作，将“辟田野、实仓禀，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吏之士”看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

荀子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他的历史洞察力是敏锐的，在军事理论阐述上创见甚多，荀子的军事思想，堪称为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之大成者。

2.法家——《商君书》、《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亦称《商子》，是战国中期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商鞅，名公孙鞅，卫国人。《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失传。《商君书》现存二十四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军事问题。反对“非兵”、“羞战”，积极主张战争 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者无敌”、反对战争的思想不同，商鞅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的“非兵”、“羞战”。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兴亡，完全是由“农战”决定的，“国亡所以兴者，农战也。”他甚至认为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那么毒害便会在国内集聚，儒家那套虚情假意的理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这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相反，国家对外进行战争，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儒家理论就会失去市场，国家必能走向强盛。因此，他把“非兵”、“羞战”看成是和“仁义”、“礼乐”一样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六虱”，予以坚决的反对。这种积极主战的思想和儒家反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和兵家的“慎战”思想有所不同。“力生强”的思想 为了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商君书》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认为国家有了实力，便可以统一天下，这就叫“多力者王”。在商鞅眼里，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这种以农战来增强国家实力，依靠国家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 同儒家以仁义治军不同，《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军。商鞅认为只有士兵勇敢杀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但士兵们往往爱惜生命，乐于安逸。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十分困难的。认为只有通过重刑厚赏等手段，才能促使士兵勇敢作战。“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因此，他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治军思想。指出：“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所谓“壹赏”，即是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壹教”，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方面，使“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商君书》不仅强调积极主战，而且也注意到了具体的作战的问题，书中《战法》等篇，就是专门讨论战略战术的。在作战指导上，商鞅提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是说，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这就是说，要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要具备取胜的条件。“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在作战中，要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兵大律在谨”。从战争观方面说，《商君书》积极主战，而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小心谨慎，不可盲从。另外，《商君书》对守城防御作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做到“无不尽死”。《商君书》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管子》虽托名于管仲，但非出自管仲之手，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内容有：“积务于兵”的战争观念 《管子》极为重视战争，认为战争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管子》指出，战争虽然不是那么的高尚和道德，但是在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变革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此，《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必须“积务于兵”，即注重和积极从事战争，认为“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根据这一认识，《管子》对当时的“兼爱”和“寝兵”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强其兵”的治军主张 《管子》说：“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但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自身必须强大有力。为此，《管子》提出“强其兵”，即建设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的治军思想，认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要“强其兵”，《管子》认为首先必须做到“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其次，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军队拥有完备的武器装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源：“备具，胜之原。”其三，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指出：“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尽管拥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如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同样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士盖天下”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认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作战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

在作战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明于机数”，《管子》说：“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所谓“明于机数”，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掌握好作战的时机；从小的方面说，就是要善于计数。做到了这两个方面，就能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大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管子》把掌握好作战时机，因时而动看成是指导作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总原则，“时因胜之终（总）”。对于计数，《管子》认为就是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进行认真的筹划，“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如果“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因此，“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遍知天下” 即在作战中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管子》说：“为兵之数，……在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它特别强调在作战中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这就是说，所谓“知形”，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主要是士兵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及质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意图。三者相较，“知能”难于“知形”，“知意”难于“知能”，作为军事将领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闻无极”，“见未形”。“释坚而攻虚” 《管子》对《孙子》的“避实而击虚”的思想作了发展，它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要“释实而攻虚”的原因。它认为进攻敌人的坚强之处，往往容易受挫折；而攻敌之虚弱之处，则常常可事半功倍。如果拼死去攻敌坚固之处，那就等于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如攻击敌虚弱之处，那就能使敌人坚固之处也变得薄弱。所以，“释坚而攻虚”应成为作战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而予以充分的遵循。“无方胜之几” “无方”即无固定的形式；“几”即关键之点。其意是说善于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因此，《管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做到“无设无形”，使敌人在与我作战时，好像处在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作战一样。“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焉；无形无象焉，无可不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这里，《管子》所谓的“道”是指作战指导规律而言。它已把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提到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了。《韩非子》亦称《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其中许多篇章都含有军事思想。“争于气力”和反对“轻战” 韩非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务力”、“争于气力”。他所谓的“力”，是指武力和财力，武力即指战争，财力即指农耕。“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去建立封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韩非的这一思想和商鞅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态度。

但是，韩非也反对“轻战”，即轻易地发动战争，他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因此，“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在这里，韩非显然吸收了儒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因素，这同商鞅一味“好战”的思想是稍有差别的。以法治军的观点 韩非主张以法治军。“法”对于治军来说，就是指赏罚有信。他同商鞅一样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矣”。因此，他对当时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认为那些奉公守法，在战场上拼死拼命的人得不到赏赐；反而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而那些近臣、酒徒、占卜、相手纹等人，却得到种种奖赏，过着富有奢侈的生活，这种现象，正是亡国的象征。在赏罚问题上，韩非主张做到无私，“行公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在他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众寡，而在于能否实行法治，做到赏罚有信。“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

韩非的作战指导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兵战其心者胜”。这是说，在战争前要使人民在心里树立起战争的观念，使人民“服战”，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事活动。他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就可取胜，这就是“先战为胜”的基本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人民的思想专一于战争。第二，“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意思是说，不要指望别国不来侵犯自己，而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别国不敢来侵犯。韩非把这一点看成是“王术”，即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因此，韩非提出要加强国家内部的治理，增强国家的实力，做好一切战备工作。他说：“无地固，城廓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

3.墨家——《墨子》《墨子》是墨家学说的重要著作，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成书于战国时期。《墨子》中的《备城门》诸篇，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非攻”——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思想。墨子主张“非攻”，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进攻战争。

墨子认为掠夺性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损失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他指出战争让许多人去参加作战，从而“春则废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使国家生产荒废，“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这完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对这样的掠夺性战争不能不反对，墨子还进一步论证了掠夺战争的非正义性。墨子所谓的“义”，就是为“天下之利”的“公义”。这一原则落实到战争领域，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那些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大则攻小”，“强则欺弱”，这实际上是“寇乱”、“盗贼”，是最大的“不义”。

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思想。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的国家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其一，“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这是说，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前提条件是国君讲信用，有义行，激发起参加守城作战百姓的积极性。《墨子》认为官民和睦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

其二，“备者国之重”。《墨子》重视落实具体的战备事宜，认为这是取得防御作战胜利的保证：“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指出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搞好了，防御作战中的主动地位也就造成了。

其三，“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这是说，在守城防御作战中，应积极歼灭敌人，不能消极防守。《墨子》说：“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如能守城。”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就是消极防御，只有以歼灭敌人为主，才是积极的防御。

在守城防御作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墨子》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闰、水……”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守城战术，如“备高临”、“备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战国时期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

4.道家——《庄子》、《文子》、《曷鸟冠子》、《经法》《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名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崇拜自然，宣扬“无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违背的，因此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认为“为义偃兵”，实际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认为一切顺应自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想依靠战争来成就大事，必然会走向灭亡：“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可能产生于战国晚期。它虽借《老子》的言语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但其思想与《老子》颇多不同，在军事思想方面，它主要提出：“挟义而动”的战争观念。《文子》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同君主的产生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设置国君，目的是为了禁止“暴乱”，而要去“暴乱”，便出现了战争。这种去“暴乱”的战争便是正义之战。因此，它主张战争并“非利土地而贪宝赂”，而是为了“存亡平乱，为民除害”，这就是说要“挟义而动”。这种“挟义而动”的“义兵”能够起到“不战而止”的作用：“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这种“义兵”也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说：“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文子》着重探讨了争取民众支持战争的问题，它认为战争如果基于广大民众的利益，“以为人者”，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以自为者”，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进行战争，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先胜而后战”。《文子》借鉴吸收了孙武有关“先胜”的观点。指出：“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道也。”但是《文子》所讲的“先胜”是和孙武子的“先胜说”有所不同的。它主要是指“先为不可胜之政”，即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然后出兵打仗。他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内政未修洽的情况下匆忙劳师兴众，那么将会毫无收获。“以未治而攻人之乱也，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莫足以相治。”“先弱敌而后战”。《文子》的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六韬》：“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而《六韬》“先见弱于敌”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的“示形”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文子》的“先弱敌”主要的实际含义是，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达到我强而敌弱的目的，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丰而功十倍。”《曷鸟冠子》相传是曷鸟冠子所作，曷鸟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在《汉书》注中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曷鸟为冠”。从其思想内容看，《曷鸟冠子》具有道法家的性质。

在军事思想方面，《曷鸟冠子》提出了“人道先兵”的观点。《近迭篇》中，庞睪问曷鸟冠子说：“圣人之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人”。又问，“人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兵”。可见《曷鸟冠子》是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的。这种“人道先兵”的认识，可以说是对先秦兵家重人事重战争思想的发展。根据“人道先兵”的认识，《曷鸟冠子》认为兵“不可一日忘”，“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曷鸟冠子》提出了重“计”、“权”、“势”的作战指导思想。“重计”。“《曷鸟冠子分在解释《孙子圹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这句话是说，“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它主张用计谋，来迷惑敌国君主，使他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放纵，无所顾忌，从而失去圣人的法度，这样便可“不战而胜”，这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所以，《曷鸟冠子》不同意“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说法，指出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而事实并非如此。“重权”，即注重权变。《曷鸟冠子》认为“胜道不一”，在军事上能够做到灵活、多变，那么往往可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重势”，即注重有利的态势。它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主张“兵以势胜”。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首先要“不倍时而弃利”，即不放过有利的作战时机。它认为如果认识和把握住有利的作战时机，便是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其次，要“出实触虚”。其三，要快速“暴疾捣虚”。其四，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超我所时，援吾所胜”，即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如能做到这几点，《曷鸟冠子》认为就如同“乘流而逝，与道翱翔”，可以无往而不胜了。《经法》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四种古佚书的合编，约产生于战国晚期，是道法家的著作。《经法》四篇中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经》中，它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范蠡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可能和兵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经法》和《老子》一样认为战争是“凶器”，但它和《老子》不同的是，它主张战争不可废止，特别是在“今天下大争”的时代，应兴兵争战，“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与《老子》“无为”、“不争”不同，《经法》主张“争”。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可以征者，民死节”。《经法》清楚地意识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它特别指出处于防守的一方，只有做到“壹道同心，上下不斥，民无它志”，然后才可以有效地进行守战。因此，它主张进行战争一定要“因民之力”，“顺民心”，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念头。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经法》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其一，“刑天”、“法地”、“因人”。在作战指导上，《经法》重视天、地、人的作用，它说：“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刑天”，即指了解天时；“法地”，即指掌握地利；“因人”，即因人力而动。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范蠡，它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孟子重“人和”高于“天时”、“地利”；而《经法》的“因人”却受“刑天”、“法地”所支配，是被动的，这和道家思想是相一致的。其二，“弗敢以先人”。《经法》主张后发制人。它说：“凡人好用雄节，……以守不宁，……以战不克”。所谓“雄节”，即先发制人。可见《经法》对“先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有所保留的。而认为应该“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守弱节而坚之”。其三，在攻防问题上，《经法》提出“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这可以说是“弗敢以先人”原则在攻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秦代军事思想

秦代没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论著，值得一提的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相时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成的，大约成书于始皇八年（前239）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26篇。今本分26卷，160篇。当时面临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统治问题。《吕氏春秋》即出于此目的，“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吕不韦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也。”全书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的基本思想特色。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在《十二纪》的《孟秋纪入《仲秋纪》中，各有四篇专论军事，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吕书批判了流行的偃兵说，论证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那种以某国因战而亡国为理由的偃兵论，《荡兵》反驳说：“夫有以馇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如此类比推理，以浅喻深，很有说服力。它肯定了战争的必然性，其目的在于论证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与不可逆转性，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另外，作者虽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未抹煞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为此，《吕氏春秋》提出了系统的“义兵”说，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它强调“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义兵”的内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吕书化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义兵”的合理性。它的总的精神是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当然作者宣扬用兵行义是为了肯定兼并战争，对“义”的标准，是以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加以确定的，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却是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和区分上的一个进步。

对战略思想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强调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使敌不战而服才是用兵上策。故对于卫国以十贤士止赵伐卫，魏文侯用段干木止秦攻的战例倍加赞赏。所以它说：“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袍鼓干戈哉！”倘若非用兵不可，也不可只顾战术而忽略政治。兵入敌国要争取民心，严肃军纪，在郊野“不虐五谷”，进城后“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在自己军中则要鼓励士气，用“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将士有统一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而做到万众一心，“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认为战斗力的标志，不在人数众多，而在斗志旺盛，强调战斗意志训练的重要性。能从政治高度分析战略，说明作者不囿于狭隘的军事观点。

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谓“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即只有筑关险、秣马厉兵、刻苦训练，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第二，主张有勇有智，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说：“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又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化不利为有利，因敌之情为我所用，随机应变，神秘莫测。第三，外攻内攻并举，攻城攻心结合。吕书讲述赵、齐一战，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合葬的高坟头），炫耀胜利。赵臣宁越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假若齐人不纳尸，则罪有三：“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外攻指军事攻伐，“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充，分重视“民心”问题。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基本结论是：“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总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

西汉军事思想

张良与黄石公《三略》

张良，字子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家五世为韩王相。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二十岁的张良雇一力士行刺秦始皇未遂。此后乃更名换姓，亡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县）。后来，在那里遇一自称“黄石即我”的老人，得《太公兵法》一书。相传此书即流传迄今的《黄石公三略》。在以后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张良就是以这部兵书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取得政权的。《黄石公三略》中如同其他古代兵书那样，掺杂有后人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中主要内容还是可信的，所以它自宋代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三略”，即上中下三篇谋略，根据《史记》所载，它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太公兵法》入今日所见版本约3800余字。作为兵书，《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与《孙子》等偏重于讲军略有所不同。从形式上看，书中往往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如书中频繁出现的“军谶曰”、“军势曰”等句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内容上看，作者非常注重对君臣关系道理的阐发：上略中讲到将帅与部下的关系，中略讲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下略则更进一步讲到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兹将三略内容分述如下。

上略是对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阐述。上略共有2100余字，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并从以下几方面重点阐述了将帅与部下关系的重要性。其一，将帅要懂得“通志于众”的道理，要使全体官兵明确，他们是为着一个崇高思想——“志”而作战。如此，将帅方能调动部下积极性，无往不胜。其二，将帅对部下要根据其所长，适当发挥其作用，使柔、刚、弱、强四类人都各尽所能，作到“兼此四者，而制其宜。”作者还把详察部下心理视为“军国之要”，他把部下又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等20种，并逐一提出了驾御他们的相应办法。其三，将帅要赏惩分明。就奖赏而言，作者认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作者非常推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军谚。就惩罚而言，作者认为治军要严，否则“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其四，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作到军谚所言：“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其五，作者在上略的最后，一连排比了十条军谚，指出将帅们在处理与部下关系时的兵家十诫，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将帅能去奸佞而用贤人。

中略是对国君与将帅关系的阐述。中略是对上略内容的延伸，着重谈的是国君与武将的关系，其中不乏精辟之处，为历代封建君臣所推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主“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作者引用古兵书语，认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如果将帅进退均由国君操纵“则功难成。”第二，君臣双方都应重视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认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也要身败名裂。第三，国君光有道德还不够，必须兼施以“权变”之术。认为，不用计策，“无以决嫌定疑”；不施诡道，“无以破奸息寇”；没有阴谋，“无以成功”。第四，战争之后必须收回将帅兵权。认为，“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但作者进一步解释说，“亡者，非丧其身也。”不过夺其权力而已，同时要给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

下略是对国君与文武大臣关系的阐述。作者自己讲：“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所以，人主“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所谓“明贼贤之咎”，正是下略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君臣关系，其大致内容如下。其一，“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认为，国君若好大喜功，施政烦苛必激起民怨，民怨则君臣不和；相反，如实行清静政治，会招揽更多忠臣。其二，政令严肃。认为“邪臣”得势，原因在于国君政令失当。其三，惩恶扬善，即国君必须“知去就之节。”认为，用贤臣则邪臣惧，用邪臣“则贤臣毙”。

晁错《言兵事疏》与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自汉高祖刘邦摆脱平城之围后，西汉统治者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是“和亲”仍不能阻止匈奴对西汉边境的袭扰，于是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疏》。晁错在上疏中，认真地总结了西汉以来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汉匈双方军力对比，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指出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晁错的上疏，是西汉以来对匈奴战略思想的一次大的转变，它主要包括有如下内容。第一，汉匈军力对比。首先，他认为匈奴有三大特长是汉军所不如的：匈奴军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其行动迅速敏捷，汉军不如；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善于骑射，汉军不如；匈奴兵耐饥渴疲劳，汉军不如。其次，他提出了汉军较比匈奴的五大优势：平原车战，匈奴不如；劲弩长戟，匈奴弓箭不如；混编军阵，匈奴不能阻挡；材官骑射，匈奴革甲木楣不能抵御；下马肉搏，匈奴不敌。如此，晁错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战胜匈奴是完全有把握的。第二，“以蛮夷攻蛮夷”。晁错在分析了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怎样战胜匈奴的方法，即以夷兵、汉兵“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之策：当时有羌胡数千人降汉，晁错认为他们风俗习惯、作战方式与匈奴相同，可令汉将统帅此夷兵驻守要塞险阻之地；在平原之地则仍以汉兵“轻车材官制之。”晁错认为汉夷并用守边防，乃抵御匈奴入侵的“万全之术”，汉文帝对此十分赏识。另外晁错在上疏中还十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认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晁错进而提出了对匈奴战争取胜所必需的三项条件，即“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深刻的。

军队屯田是始创于西汉的一项重要国防措施。国家以驻屯兵士务农，保证军粮自给。军队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既可省去转运徭役，又能开垦边疆国土。对军队屯田最先予以详细论述的，当是西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所上的《屯田制羌疏》。

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率军驱逐先零羌渡湟水而走，又得各部羌人降者万余人。根据此形势，赵充国认为与其大兵围剿，不如“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于是上《屯田制羌疏》，其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主张守备，反对出兵。在如何对待边境羌人侵扰的问题上，当时朝臣多主张坚决出兵征伐，而赵充国则持反对态度，认为“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猝）。”他提出罢骑兵而置屯田之士的主张，认为：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屯田卒有警则战，平时耕作，羌人见汉军有长期屯戍之意，必瓦解而去，此为“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大兵一出，远征讨伐，既不能灭绝羌人，也无法避其在边境骚扰；同时还必然削弱对匈奴、乌桓等其他边患的防御能力。况且汉朝“今久转运烦费”，以大量徭役、军费“以赡一隅”，实为不便。第二，具体分析了屯田的十二大军事意义：以士兵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军威与垦边并行；使羌人不得占有肥饶之地，以致贫困而内乱；边地居民亦可安心田作，“不失农业”；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卒一年口粮，罢骑士可节省大笔军费；至春天以所节省之作战士卒，漕运军粮至边境，以扬军威；屯田卒农闲时还可修缮邮亭，充实金城；汉军出征，未必获胜，不出，则羌人游荡于“风寒之地”，终不免“霜露疾疫”之患，汉军可“坐得必胜”；汉军避免了征战死伤之患；士兵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会因征战中的失误，给对方以可乘之机；也不会激起居于河南羌人的反叛；治理边境交通，以此控制西域；既节省大量军费，又减轻徭役。这就是赵充国所言，“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赵充国这一“屯田制羌”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慎战”思想和“贵谋而贱战”思想，他认为“兵势，国之大事”，故“不可不慎”。用兵的最高境界在于，“用谋”，“帝王之兵，在于全胜”，必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和原则，赵充国才能在对羌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淮南子·兵略训》《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大约成书于武帝建元年间。原书分为内篇与外篇，今本《淮南子》仅保存了内篇，外篇早已失传。《淮南子•兵略训》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及性质。作者认为，一切“有血气之虫”都有争斗的天性，人类也不例外，他们由于物质利益不均“则争”，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但作者认为，战争的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回顾战争发展史，作者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1）从“五帝”到殷商以前为“圣人之用兵”；（2）自殷商至春秋时期为“霸王之兵”；（3）战国时期则为“晚世之兵”。作者认为，前二者得道，第三者失道，互相间性质不同，并提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第二，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

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得道者，可以用军事“佐胜”，失道者不可以希望军事“必胜”。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此用兵之上也”。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略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的作战方法为“庙战”。

第三，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也有精辟论述。

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掌握“兵有三势，有二权”，即军事行动要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称为“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称为“事权”。

以静制动，“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的作者对道家思想颇为推崇，津津乐道于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认为，“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作者认为善采取军事行动者无非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然而此四者均为有形之举，必有相应的破除办法。只有无形之举是对方无法破除的，所以说，“唯无形者无可奈也。”那么什么是作者所推崇的无形之静举呢？按作者的描述，即那种“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的军事韬略。

第四，像其他兵书一样，《兵略训》亦很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

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动辄败北。“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凶如猛虎，狡似狐狸。对敌人要“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将欲西而示之以东”，举措动静，人不能识。

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所以，“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

将帅应具备以下“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三隧”是知天道、习地形、察人情；“四仪”是，为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五行”是，柔而不卷，刚而不折，仁而不犯，信而不欺，勇而不凌；“十守”是清白、远虑、坚定、清醒、不贪、不。淫、不好辩、不推诿、不喜、不怒。

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两军之争，“实则斗，虚则走。”

要求将领能“秉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认为一个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司令部体系，这个司令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东汉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况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在东汉时期也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却显得相当沉闷。究其原因，主要不外乎有两条：一是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已有的政权，“厌武事”，“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尽管其间也进行了反击匈奴、镇压羌人反抗以及镇压打击农民起义等一系列重大战争，但总的说，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对军事学术是不太重视的，这同西汉初期重视整理兵书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二是东汉王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大肆宣扬神秘的谶纬神学。早在刘秀即位以后，即命人整理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把谶纬神学定为官方哲学，从而使谶纬神学笼罩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界，这对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不能不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同其他思想学科相比，发展得较慢。就兵书情况而言，从后来的史书记载看，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兵书。陆达节在《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虽然著录了这一时期的兵书有九部八卷，但这些兵书基本上都是后人伪托，即使陆达节著录的这些兵书不是后人伪托，但同其他朝代相比，东汉时期的兵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非常单薄的，这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极端不景气。从现存的著作来看，《握奇经》和王符《潜夫论》中的军事论述基本上体现了东汉时期人们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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