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竹莘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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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及其治理：以农民进城为背景试读：
崛起、奋进与辉煌
——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总序2017年，是华东政法大学65华诞。65年来，华政人秉持着“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菁莪造士，棫朴作人。学校始终坚持将学术研究与育人、育德相结合，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一代代华政学子自强不息，青蓝相接，成为社会的中坚、事业的巨擘、国家的栋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65年栉风沐雨，华政洗尽铅华，砥砺前行。1952年，华政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历经65年的沧桑变革与辛勤耕耘，华政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科研事业蒸蒸日上，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步步登高，国际交流与社会合作事业欣欣向荣，国家级项目、高质量论文等科研成果数量长居全国政法院校前列，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秉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形成“三全育人”的培养管理格局，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65周年校庆既是华东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的重要机遇。当前华政正抢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机遇，深度聚焦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紧紧围绕学校综合改革“四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进一步夯实基础、深化特色、提升实力。同时，华政正着力推进“两院两部一市”共建项目，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65周年校庆既是对辉煌历史的回望、检阅，也是对崭新篇章的伏笔、铺陈。在饱览华政园风姿绰约、恢弘大气景观的同时，我们始终不会忘却风雨兼程、踏实肯干的“帐篷精神”。近些年来，学校的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课题立项数持续名列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主要核心期刊发文量多年位居前茅。据中国法学创新网发布的最新法学各学科的十强排名，学校在法理学和国际法学两个领域排名居全国第一。当然我们深知，办学治校犹如逆水行舟，机遇与挑战并存，雄关漫道，吾辈唯有勠力同心。
为迎接65周年校庆，进一步提升华政的学术影响力、贡献力，学校研究决定启动65周年校庆文丛出版工作，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优秀学术成果，集结成书出版。文丛不仅囊括了近年来华政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也包含了华政知名学者的个人论文集。这样的安排，既是对华政65华诞的献礼，也是向广大教职员工长期以来为学校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致敬。
65芳华，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似惊鸿一瞥，更如流风回雪。衷心祝愿华政铸就更灿烂的辉煌，衷心希望华政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华东政法大学65周年校庆文丛编委会2017年7月第一章研究意义、背景及相关理论一 研究意义及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取得令世人瞩目成果的同时，也凸显出诸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其中，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城乡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城市偏向政策的产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1，而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是1.8∶1，对比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为明显。每年春节上亿人次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呈现候鸟般迁移的“民工潮”，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人流”现象。至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政府已经连续十三年聚焦“三农”，平抑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当务之急。有差距就有流动，适当的差距本可以带来动力和创新，但过大的差距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本书从“农民进城”这个普遍社会现象切入，一方面从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输出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时农民收入增加）入手，缩小户籍统计上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农村土地收益，主要是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改革，双管齐下，探究劳动力流动、城市化进程在平抑城乡差距路径中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政策的行为选择。寄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一为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添砖加瓦；二为数学及计量方法在城市经济学上的应用做一些探索；三为新农村建设和改革，为涉及农民利益的土地流转等法律法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做一点探讨；四为平抑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定依据。（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国内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目前处于何种水平，发展趋势如何，目前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第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突出；第二，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整体收入分配不均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比重越来越大。陈宗胜、周云波（2002a）采用了“基尼系数分步分解法”和“城乡加权法”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进行分解，结果显示，总体收入差距中1988～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总体收入差距增加值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值的贡献更是超过了80%，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动构成了总体收入差距及其变动的主体。蔡昉、杨涛（2000）对比了世界上36个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标准劳动者的收入比率，发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这一指标都低于1.5，而中国的这一指标却长期维持在2～3，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要比国际水平高得多。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首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不断上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带性分布，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大于中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王小鲁、樊纲（2004）根据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缺西藏）、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预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随着人均GDP水平上升，城乡间收入差距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宋士云（2013）研究得出2002～201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总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中占有的比例不断加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10年为3.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消除。
在结合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上述文献利用各种指标测度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发展趋势，得出的结论一致：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差距的主体，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变动是我国总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施航宗（1997），陆铭（2004），张藕香、张军政（2007），杨眉（2006），黄素心、王春雷（2009）等研究认为城乡区域收入差距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50%～70%，消除城乡差距，至少可以消除50%以上的不均等。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差距缩小的路径和战略选择的研究学者有吕炜等（2010），林毅夫（2007），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蔡昉（2000），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张红宇（2004），张嫘、方天堃（2007），曹安国（2007）等。他们认为城市化、二元结构都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我国选择赶超战略而导致内生的城市偏向不公平政策，明显抑制了农村消费，政府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居民消费行为，使得城乡差距扩大。另外，他们提倡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一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陆铭、陈钊（2004）利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姚耀军（2005）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证实，城市化在短期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另有学者如程开明、李金昌（2007）却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短期来看，西部金融发展显著地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但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机理提供了帮助。
关于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对城乡差距的平抑的实证研究学者有王小鲁、樊纲（2004），朱国林、范剑勇、严燕（2002），敖荣军（2005）等。其中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姚枝仲、周素芳（2003），马颖、朱红艳（2007），郭军华（2009）等认为劳动力市场扭曲阻碍劳动力流动并造成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是平抑中国区域收入差距重要和最有效的路径，其相对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成本更小（吕力、高鸿鹰，2005），与收入分配政策相比更有效（李实，2005；2007）。不过也有相反的结论，张庆、管晓明（2006）通过数据检验发现，1983～2003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并没有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可能在于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农业投资的不足（蔡昉、王德文，2005）。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认为农民进城抑制了城镇内部非技术职工的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郭军华（2009）选取197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并非简单相对应地促进或者抑制，其效应还要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陆铭、陈钊（2004），贾小玫、周瑛（200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估计认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
还有不少研究借助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和模型，沿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经济集聚及其收入效应—收入差异主线展开，揭示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内生性关系（Krugman，1991；刘安国、杨开忠、谢燮，2005）。赵伟、李芬（2007）进一步证实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的异质性有关，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能导致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可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已超过70%，城乡收入差距矛盾不突出，近年来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多以中国为案例。Alesina、Perotti（1996）利用71个国家1960～1985年的样本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说进行验证表明，过高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的下降，最后影响到经济增长。刘易斯等人证明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条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Roberts，2007）。腾田昌久研究认为，虽然城乡劳动者福利均有所增长，但福利差距将会扩大。
Adam通过对埃及家庭样本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埃及的收入不平等现象。Martin和Taylor均得出，劳动力流动也伴随着附着于劳动力身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降低了流出地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水平，反而扩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发达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一般是家庭收入偏低的，欠发达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一般是家庭收入偏高的。他们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有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有一定的副作用，而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但欠发达地区流出劳动力是这些地区家庭收入偏高的原因这一结论未必如实。
国外学者多从聚集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角度研究，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他们的结论也有待检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做出了贡献，但影响大小受到输入地城市化水平的制约，城乡间收入差距在未来较长时间有可能继续保持扩大的趋势。不过定量分析在差距度量指标、影响大小结论上存在争议，对近十年的实证比较研究缺乏，对平抑差距的路径探讨，特别是政府作用和应对机制的研究还很不完善。对城市间、农村间是否有区域收敛现象，演变趋势如何，以及特定的经济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的研究文献很少。众多迹象表明，长三角地区已具有“俱乐部”收敛的初步特征。
本书拟以部分省份为例，依循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劳动力流动这一主线，探讨城乡收入收敛性和平抑的路径及政府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决策，为寻求其他区域城乡经济收敛路径、平抑收入差距乃至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二 相关理论述评（一）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刘易斯（1954）最先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具有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是由城市中的工业和农村中的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其中，一个是以城市为中心，生产技术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一个是以农村为中心，生产方式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工资水平也远远高于农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率都很低，农民仅能解决温饱或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农村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在市场没有障碍时，人们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从低效率和低工资报酬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效率、高工资的城市工业。而且认为劳动力供给永远是充足的，从而可永恒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充沛的、廉价的劳动力。刘易斯把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确定的工资水平下能充分满足城市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就处于此阶段；第二阶段：随着工业积累的增加，农业的边际收益也在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刘易斯指出农业劳动力具有“完全的弹性”，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农村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城市则较少存在失业，城市工资水平在吸收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之前是不变的。刘易斯模型进一步指出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出现，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原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路径是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壁垒，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提高城市化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刘易斯的二元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但这些假定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第一，城市不存在失业并不符合我国现状。我国20世纪80年代进行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截至2000年，我国有3000万名下岗职工。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扩招、取消国家包分配，实行自谋职业政策，致使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没有在当年就业，城市失业广泛存在。
第二，模型要求劳动力市场开放、自由流动没有障碍。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设立的户籍制度致使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被雇用于城市的农民工，大多也是从事技术含量低、工资待遇低、风险高的工作，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他们没有归属感，时常奔波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多数处于待业和寻找工作的状态。
第三，刘易斯提出的发展城市工业的政策，主张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忽视了农业自身产业化和非农化的特征，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例如，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民盲目、无序进入城市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20世纪末，我国约有1亿人口被乡镇企业吸收。（二）经济增长理论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的。国家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政府应集中力量对若干地区和产业进行投资，加快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以带动其他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开放的环境中，一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向所有存在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市场或产业领域渗透。在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企业和政府理应优先选择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工业化发展应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霍夫曼”模式。此模式即霍夫曼经验定理，是指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的工业发展规律。该规律被人们推定为工业化发展到后期阶段属于重工业化阶段的结论。然而，我国最初基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需要，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长期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而重工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创造与吸纳就业的能力远不如轻工业和服务业，最终造成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生产部门，结果就是农业劳动效率低，农村和农民贫困积累负荷重，农村和农业发展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积重难返。这一道路使我们贻误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机（林毅夫、刘明兴，2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此时，我们走的依然是工业优先和以投资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当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极度稀缺时，长期坚持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人为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这时，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企业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增加资本投入，进行技术升级，扩大生产规模；二是进行体制改革，如“减员增效”等。其共同点都是减少劳动力、增加资本投入，即“资本深化”。但是，这两种措施都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延缓了劳动力的流动进程。
另外，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源于区位条件、要素禀赋、自然资源等区域先天条件的不同。先天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包括资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重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由于区位条件或者产业政策的差异，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从相对丰裕地区流向相对稀缺地区，使得要素禀赋的自然优势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优势两者在地区间的分布不一致。在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先行发展机会，资本得以迅速且大规模地积聚。在经济动机的促使下，大量劳动力资源被更高的城市收入水平所吸引，劳动力追逐资本，我国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开始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转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集结，最终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劳动密集程度逐步递减的格局，显然这一格局与相应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是一致的。虽然这一格局分布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生产要素区域间的流动和重组，但是如果产业在发达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不能及时向其他外围区域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就会降低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因此，落后地区则会因产业集聚不够，导致当地的工业化缺乏动力，也会阻碍当地的城市化进程，从而本地区提供的非农产业劳动力不能被有效吸收、就地转化。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过度集聚，会导致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益减弱，工资的增幅也相应放缓，劳动力转移同时面临速度趋缓与成本上升的难题，劳动力的流动变得越发复杂和艰难（叶琪，2006）。（三）城市化演变理论1.关于城市发生、发展动因的观点（1）产业革命论。该派学者主要是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认为产业革命是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前提，工业艺术的进步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生产聚集引致城市化发生。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又促进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和对农产品的需求、推动农业的产业升级，从而使城市工业、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得到了食物上的保障。自动化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群的形成与集聚。（2）农业剩余产品论。持此观点的学者松巴特、芒罗、沃伊廷斯基等认为，一国城市化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是由其自身获得剩余粮食的能力决定的，而这种剩余粮食的生产是由第一产业生产力所决定的。（3）劳动分工说。一些学者针对农业剩余产品论的观点，提出剩余粮食的生产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城市的本质是第二、三产业的集聚，这种集聚使城市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综合而论，城市化的动因因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国度、环境不同而不同。2.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研究
国外关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1）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城市化发展三阶段论。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学者范登堡。他在《欧洲城市兴衰研究》一书中，以经济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为依据：①从以农业为主过渡到工业社会；②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第三产业经济；③第三产业部门继续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把自英国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第二阶段，市郊化；第三阶段，反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2）“差异城市化理论”模型。此理论模型由盖伊尔（H.S.Geyer）和康图利（T.M.Kontuly）于1993年提出。他们将这个模型作为解释世界上所有地区人口变化的演化模式的基础。该模型引入了理查森（H.W.Richardson）在1977年创造的“极化逆转”概念，用以表示人口增长率从大城市转变为中等城市的骤变。该模型将城市分成三种类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他们认为大、中、小城市的净迁移的大小随时间而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将城市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城市阶段，也叫作“城市化”阶段，此阶段大城市的净迁移量最大；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即“极化逆转”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等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大城市由迁移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第三个阶段是“逆城市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小城市的迁移增长超过了中等城市的迁移增长。之后，结合当前世界比较流行的发展周期观点，二人又进一步提出“逆城市化”阶段过后又进入新一轮城市化周期，即再次进入“城市化”阶段。（3）“城市发展阶段”模型。霍尔（P.Hall）于1971年提出此理论模型，后经克拉森等人于1981年对此模型进行修改而趋于完善。“城市发展阶段”模型将生命周期引入城市化理论，认为一个城市从“年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年老的”稳定或衰落阶段，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该模型将城市发展划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然后又根据中心城区和城市外围在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之间的转折点，将这四个大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再一分为二，从而划分出八个小阶段。
此外，根据城市化的必然性与近代城市的产生理论，日本学者今野修平认为，产业革命以来，近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第二阶段，特大城市化；第三阶段，特大城市群化。3.关于城市化规律的研究
经济学家关于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与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1）城市化速度发展规律（S型曲线规律）。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1987年，中国清华大学学者焦秀琦在《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的《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一文中，对诺瑟姆所提出的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理论进行了数学模型推导，得出了城市化发展的微分方程，并根据推导出的数学模型，描绘出了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形状图。（2）城市规模等级序列分布规律。城市规模等级序列分布规律主要有首位城市定律和位序规模规律。二者都是建立在对世界城市规模分布模式进行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世界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模式。（3）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关性规律。1988年霍利斯·钱纳里对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相关性进行了测度研究，得出在常态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产业结构演进，制造业生产比重的上升与就业比重的上升基本上是同步的，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与生产比重的上升则表现出阶段性差别：在人均GNP达到500美元（1964年美元）以前，生产比重上升较快；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之后，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加快。（4）关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第一，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Lucas专门建立了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型，研究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Henderson和Verner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或者墨西哥这样城市结构单一的国家，不具备一般性。为了有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问题，Lucas在2004年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型。他认为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主要手段。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会推动土地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它是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工业化的必要路径。
大部分学者主张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偏向性的政策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蒲明、冯瑛和陈建东在2010年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对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点城市——成都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全国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主要趋势，而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贺建清（2013）对比研究城市化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城乡差距的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降低收入差距幅度最大，东部地区作用较弱。李江涛、张杨勋、罗连化（2013）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采用SCBB的估计方法，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推动都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此外，由于空间关系的作用，处于相邻地理位置的省份之间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
第二，城市化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现有的研究之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各项不合理的政策制度所导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障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程开明、李金昌（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市化、城市偏向的政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会造成正向冲击，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贺建风、刘建平（2010）在分析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表明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蔡海龙（2010）利用1985年和2007年数据在研究中提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会造成消极影响，它对推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促进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要素报酬率的提高效果并不显著。
第三，城市化过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呈倒“U”形。库兹涅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部门和城市迁移，可能会有一个由快速膨胀到逐渐缓慢、最后缩小的发展过程。1976年，Sherman Robinson用数学理论证明了倒“U”形曲线的合理性，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先升后降，并且提出城市化率临界值在50%左右，一旦城市化率超过50%，就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在2011年，他将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两大类：被迫的城市化过程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发生的城市化过程。只有这种由经济增长内生的自然城市化转变才能够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的现状，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1%，2015年城市化率为56.1%，已到库兹涅茨倒“U”形的拐点。我国是否也呈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和迹象？本文的研究将给出大致线索。（四）劳动力流动理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理论，配第的《政治算术》、斯密的《国富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都对其做了一定的阐述。在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中，他谈道：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向第三产业转移将是必然。还有库兹涅茨的人口迁移理论、托达罗的城乡迁移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托达罗的城乡迁移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基于经济比较的经济行为。假设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迁移的收益减去成本）大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收益，就会发生迁移。这是劳动力对预期收入差异做出的自然反应行为。同时，它也是劳动力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上的自动配置和调节。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如果城市部门的工资率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即便城市存在失业，也阻挡不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涌入。这种现象是因为劳动力会自动趋于高工资回报率的地方和部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入带来的效应有：第一，农民工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报酬，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这部分收入回馈家庭及农村，对农业、农村发展有促进作用；第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城市中的结构性失业，加重城市治理的负担，超过城市承载力；第三，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有可能出现农村衰落、农村家庭空巢化、土地荒芜化、村镇衰落化、留守儿童抚养与教育问题及老人赡养问题。
托达罗迁移模型对我国城乡建设有指导意义。他倡导在城市存在失业的前提下，既要发展城市工业，也要兼顾发展农村农业，使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平衡发展。这一模型较为贴近我国现实。长期以来，我国已经形成顽固的二元经济格局，这一对立格局一时难以破解。1949年以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长期以农村支持城市、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剪刀差”代价难以在短时间内回补。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制度严重隔离了城市与农村两大区域阵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福利待遇和权利制度上的差别一时难以消除。这也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的就业市场和收入差异形成扭曲和不协调。
另外，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显性和隐性剩余，这与托达罗模型假设条件不太相符。第二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现状与影响因素一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比如取消农业税、规定粮食收购最低限价等。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存在、受教育程度不均等一系列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通常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一指标来表示，该指标可以直观地衡量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除此之外，恩格尔系数、城乡差别基尼系数及结构相对系数（陈宗胜、周云波，2002b）、泰尔指数（魏后凯，1996）、十等分组分析法、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陈永清，2006）、城乡消费和储蓄差距等指标也经常被用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本书中，城乡收入差距用指标城乡收入比（=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来衡量，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本书收集了1978～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1所示。表2.1 1978～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比较续表续表
从图2.1、图2.2和表2.1中可以看出如下几点。（1）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2014年增加到28843.85元，增加了83倍；同样，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4年的10488.88元，增加了77.5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有大幅提高。但是，从表2.1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收入的提高，二者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最高达3.33（2007年和200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根据图2.2，我国城乡差距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变化幅度不大；1985～199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收入比在1994年达到2.86；1995～1998年，城乡收入比经历了短暂的下降；1999～2009年城乡收入比持续上升，2002年首次超过3.0，2007年和2009年达到最大值3.33；2010年至今，我国城乡差距在缓慢下降，但城乡收入比仍保持在3.0以上，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在持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十分严重。（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31个省区市中（见图2.1），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几个省份从大到小排列有：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省份从小到大排列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辽宁、黑龙江、浙江。可见，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中，除去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之外，还有江、浙、沪和北京、天津。从这些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最大的省份都是地区生产总值最小、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其表现的城乡收入差别也更大，矛盾更突出。而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区市，城乡差别也更小。下文将具体分析影响江、浙、沪3个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图2.1 我国31个省区市平均城乡收入差距（1978～2014年）图2.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势（1978～2014年）二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历程
中国经济一直都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对外依赖过大，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根源在于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收入过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198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1995年达到2.71倍，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33。2010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新华网于2012年8月2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1～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年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1%。虽然，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依然维持在3倍以上。人们对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担忧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平抑任重而道远。
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①收入最高的20%的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的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②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东部次之，为7.71∶1，中部为7.16∶1；③最高收入的20%的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为88.9%，务农农户占比为11.1%；在最低收入的20%的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④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98%，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成。
调查显示，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大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在农村的集中体现。此次公布的2010年基尼系数高于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同期官方统计（为0.3897），更逼近合理区间的末端。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2013）揭示了中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农民过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所以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可以缩小差距。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一方面，适当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弃农而去，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急于改变贫困状况的部分进城打工者有可能扰乱城市社会治安。这些都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潜在威胁。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其中，人情支出3092.51元，医疗支出2506.86元，陪读费用404.10元。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转变，食品消费持续下降，通信、护肤品、体育健身的消费逐年增加。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较2010年的41.1%下降4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的中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变。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伴随收入增加出现的，如何解决新的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政府。对中国来说，未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破除体制和法律上的束缚，盘活人、财、物，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城市务工收入，从而提高人们从事农业经营和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从图2.1和图2.2及相关研究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如下特征。（1）从全国范围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90年代以后逐渐扩大，特别是2000年以后，差距上了一个新的水平，但2010年以后，差距缩小的趋势有所显现。未来发展态势有待进一步观察。（2）据学者们的观察和分析，2000年以后的差距扩大主要缘于城乡间财产性收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3）各省区市的城乡差距变化趋势不一样，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东三省、浙江、江苏差距最小，差距最大的有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全国31个省区市的城乡差距收敛短时间难见成效。从这些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最大的区域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区域。地区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差距的主要因素。但如长三角这样的地区，其区域一体化明显，“俱乐部”收敛特征就会呈现。三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与比较
引起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的政策、工业化进程引起的产业结构优化及转型、劳动力流动、城市化进程的提速、财政转移支付、教育投入等因素。本书在此进行一些直观的描述与分析。
我们选取全国31个省区市1978～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城乡收入差异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GDP、城市化率、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为解释变量，如表2.2所示。表2.2 1978～2014年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相关因素指标值续表（1）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
1978～2014年，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4年的54.77%、2015年的56.3%（据官方统计局计算得出）。并且从2011年开始，城市化率高于50%（见图2.3）。伴随着城市化率高于50%并且不断增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011年开始缓慢下降。基本与库兹涅茨倒“U”形理论预测的，在城市化率达到50%时，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情形相吻合。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真正来临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图2.3 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人均GDP与城市化率的变化（2）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
本书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产业结构。图2.4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意味着相对于第二产业而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0年以后，第三产业相对比重上升较快，与此同时，城乡收入比有所下降。说明随着我国人均GDP和第三产业比重的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在提升就业和增加收入方面的优势显现，当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以后，将迎来城乡收入比缩小的拐点。（3）城乡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
图2.5显示，1978～2000年，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缓慢，偏向农村的转移支出不足，城乡收入比仅仅在刚刚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以后，财政支出迅速增长，但最初的十年，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上升，一是有可能缘于政策的滞后性；二是其他制约差距缩小的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从2010年以后才出现缓慢的降低趋势。2006年，我国开始取消农业税，生态脆弱区的环境保护补贴、精准扶贫、提高低保额等减轻农民负担的优惠政策的出台和落实，特别是对中西部农村在改善交通、通信、电力、教育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及各个省区市的横向转移支付帮衬，无疑大大推动了农村和农业发展，提高了中西部农村农民的收入。图2.4 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人均GDP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图2.5 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人均GDP与财政支出的变化（4）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支出
从图2.6中可以看出，2007～2014年，我国教育支出不断增长。伴随着教育支出的增长和人均GDP的迅速提高，从2010年开始，城乡收入差距也明显缩小。这也进一步说明国家在加大对城乡教育的支出，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对农民进行再就业辅导和创新创业的资金扶持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大提高了农民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为农民工流动和在城市再就业适应产业升级打下了基础，这对提高农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而易见。图2.6 1978～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人均GDP与教育支出的变化第三章农民进城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一 劳动力流动的概念与动因、背景与现状（一）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流动有关概念（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地区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一般的解释是，处于显性失业或者是隐形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如果劳动者在调查期（大多数认同是一个月）内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期里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没有工作，即未被雇用也未自雇者；第二，具有劳动能力，即完全可以被雇用或自雇；第三，目前正在寻找工作，即已经采取明确步骤寻找工作或自谋职业，符合这三种条件的人口即为失业人口，这种现象即为失业。其实质是劳动者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社会财富，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二是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做出界定，这也是作为衡量和测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标准和尺度。（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是按照不同地域划分的，并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但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地区间差异巨大，农村环境条件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学界对其划分标准并不相同。Lewis把那些边际生产率很小的劳动力都归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包括边际生产率小于零的显性剩余和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消费额的隐性剩余。他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以边际生产率为划分标准的。
通俗来说，所谓“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农业实际存在的劳动力超过它所需劳动力的部分。当然随着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的投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耕种面积、品种、手段、方式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分散、兼职、作业时间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是动态变化的。（4）关于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学术界如蔡昉定义的劳动力流动是以提高收入、改变就业类型为目的、跨地域的流动行为。胡学勤认为，劳动力流动指劳动者根据个人条件及劳动能力，在不同地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及岗位的迁移或转移行为。
而我国的劳动力迁移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在20世纪60～70年代，2000万名“知识青年”和“五七战士”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响应号召，到广大农村去锻炼，充实农村劳动力。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大规模从城市到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它更多的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意义。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的现象，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基于生产率及工资回报率城乡差异的经济行为。不考虑其户籍的问题，包括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迁移，只有空间上的变迁。这是人力资源在空间上从农村到城市自发、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二）劳动力流动的动因、背景
由于我国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人口较为匮乏，劳动力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严重过剩，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否则就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所以，就必然有一部分人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社会化大生产中分离出来。另外，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造成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托达罗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经济行为。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迁移的收益减去成本）大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收益时，就会自发出现迁移和流动。同时，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根本动力和最直接的原因。而农村劳动力收入低，是因为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城市工业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可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工业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大，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然后向第三产业的梯度转移将是必然现象。
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的办公、生产设备越来越先进，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有一定的技能。但是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批劳动者没有形成竞争意识，出现了一批低素质劳动者。那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劳动力不能胜任高技术要求的工作，导致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矛盾现象。
从各地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009～2014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包括户籍+非户籍）从1921万人暴增至2425万人，净流入量高达504万人，位居全国城市之首。排名第二的是北京，常住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96万人，常住人口总数达到2151万人。广州略逊一筹，常住人口净流入量为275万人，位列第三。流向北上广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据北京市统计局2016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1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来源地涉及30个省区市，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安徽5个省，合计占到57.6%。而且，在所有常住外来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5年及以上的人占了47.1%，比起2010年又提高了17.3%，长期定居的人越来越多。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区市基本上是人口流出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知，安徽约有962万人奔赴外省，其中去上海的就占了27.0%；湖南人口流出约为723万人，超过半数都去了广东。东北三省人口流出情况更加突出，新生人口减少的同时，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外出。这些枯燥的数字都是在证明，即使确实有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北上广”，也抵挡不住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人流入北上广，其根本原因是一线城市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平均工资每提高1%，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的概率就将提高数百倍（刘文、房光婷，2010）。
一线城市对各类人群，特别是对高知、高学历、有技术的人的“虹吸效应”明显，大量的农民工分梯度集聚于东部沿海、各省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市和县城。1985年以后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没有遵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不仅没有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差距反而更加明显。（三）劳动力流动现状、特征分析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
我国目前的失业人口包括：城镇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据统计，我国目前的失业率为12%～28%。近年来，研究者在排除我国失业统计中的误差后计算得出，目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大约为15%，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则高达26%。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4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5519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1%。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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