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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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试读：

总序·致辞

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

广州十三行研究刍议

非常感谢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按照研讨会的主题“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我想就当前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情况和今后如何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以及开发提出一些想法。一、广州十三行研究的现状

自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立十三行垄断中国海外贸易的广东洋行制度以后，直至1840年的154年以至今天，都有人研究广州十三行，就我所知大约有40多篇（本）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其中最早者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梁廷枏所著《粤海关志》就专设卷25《行商》对十三商行进行的阐述。在清代的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有叙述一些行商的事迹。到20世纪初期，外国人有研究十三行者如美国人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于1925—1929年出版，里面均涉及到十三行商；又如法国人Henri Coraier著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广州洋行商人》；日本人根岸佶著《广东十三洋行》、武藤长藏著《广东十三行图说》、松本忠雄著《广东的行商及夷馆》。中国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直接研究十三行者是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第6代孙梁嘉彬。他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后，就开始研究十三行，并撰写《广州十三行行名考》论文，于1932年3月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当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任编辑员，继续研究十三行。1934年撰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书约20多万字。之后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在和田清教授指导下继续研究，到1937年完成本书，并由国立编馆出版《广东十三行考》专著。这是近人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成为当时研究广州十三行最高水平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学者们纷纷发表书评，1939年，吴晗发表了《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国社会经书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1940年德国鲍克莱尔（I·de Beauclair）教授发表书评（美国《太平洋事务（Pacifier Affairs）》1940年3月）称梁著“几乎全新之成果”。1944年，日本山内嘉代美将梁著翻译为日文由日本日光书院出版发行。梁嘉彬在写作本书的同时，还发表了论文《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商调停战事史料》一文（《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彭泽益发表了《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60年代初，梁嘉彬之胞兄梁方仲发表了《关于广州十三行》一文（《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1期）；1964年法国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nnigny）著《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Paris Au XVIII Sieele 1719—1833，Paris）第三卷第4章“代理行商”，专论广州十三行。文革后，由于解放思想运动的驱动，不少人比较放心研究十三行，发表论著较多，计有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释（上、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4期）；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刘文澜《与“十三行”有关的感事诗》（《广东史志》1989年第4期）；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国栋《中国洋行商人的破产，1760—1843》（中央研究院1990年）；章文钦《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十三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名人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云章《广东十三行的兴亡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五）》台北1993年）；李金明《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Weng F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Richmond：1684—1798，NIAS Curzon Press，1997；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曾昭璇等《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黄启臣《南海商人颜亮洲》、《番禺商人潘启》、《南海商人伍国莹》、《新会商人卢观恒》、《番禺商人梁经国》（均见《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广州十三行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周湘《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的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清代广州行商的世界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黄启臣、梁承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A· Van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ese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广州行商颜氏家族》（《文化杂志》2005年第57期）；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国荣主编《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华书局2009年）。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不少，特别是我国开放改革以后，更多学者涉足于这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广州十三行这个闻名世界的品牌和它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同时代的全国十大商的晋商、徽商相比较，这些研究还是相当滞后的。具体说来，就是在广东及广州还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气氛，更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队伍和组织，而是处于散兵游勇，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状态。所以，广州十三行的研究成果与广州十三行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广州十三行，本人不揣谫漏，提出如下意见。二、深入研究和开发广州十三行

1．解放思想，大力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

研究广州十三行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呢？因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在中国学者中原来有两种思想顾虑，直到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第一，怕研究广州十三行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有相当部分学者是把广州十三行视为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产物，于是怕研究广州十三行有悖于马克思关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论断。所以，要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行，就要突破马克思关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框架和轻视商人历史作用的思想，树立“商兴国兴”的新思想，重新恢复马克思关于商人是革命要素的名义。马克思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

有了马克思这个关于商人作用的论断，我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研究广州十三行了。

第二，怕研究广州十三行说是为行商开脱贩卖鸦片的罪责。其实这是不深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结果。如果认真研究广州十三行，就会发现十三行商主要是经营民生商品的正当贸易，兼做鸦片贸易仅一两家行商有此记录。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研究广州十三行。

2．建设一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队伍，开展研究工作。

就我所知，在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地区，真正潜心专门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不多。就目前发表论著的学者而言，并不是专门研究广州十三行的专家，而是研究广州海外贸易、粤海关、中外关系、清代历史、广州历史等而兼之涉足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因此，建议利用省市领导批示和批准广州大学建立“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的大好机会，成立一个“广州十三行研究会”，聚拢原来研究和现在有兴趣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形成一支研究队伍，并创造良好的条件，使这支队伍能专门致力于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工作。同时，建议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能有意识地指导一些研究生撰写关于广州十三行的毕业论文。这样，经过若干年，逐渐培养出一批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青年学者，研究出一批有关十三行的成果。

3．在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建立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库，大力收集中外文图书档案等资料。

这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基础工程，梁启超说过：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资料为研究对象。……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种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极易，固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没。……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

这就说明，研究广州十三行，要有丰富确凿的史料，不然就无从进行。而广州十三行的史料，除了中文史料之外，还有无数的英文、法文、葡萄牙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等多种外文的图书和档案史料、图片资料和实物资料。因此，除了大力收集中文史料外，还要大力收集大量的外文资料，然后加以互相印证对比，辩伪和选择。要收集外文的资料，除了招聘各种外文人才外，还要向政府申请较多的经费，走出省门和国门，去世界有关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清代与广州十三行有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复印和拍摄一大批资料。据我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卫思韩（Tohn E·Wills）教授及其研究生范岱克（Pauc A·Vandyke）长期交往所知，当年很多广州十三行的中文档案资料、图片资料都被外国人偷走而流落在欧美国家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范岱克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在欧洲各国居住了八年，收集了中国没有的很多中文档案资料，才写成他的博士论文。所以建议“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选派一些外文好的青年教师走出去，先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图书馆、澳门档案馆、澳门博物馆，然后到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档案馆，法国图书馆，瑞典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等收集外文资料和流落在这些国家的中文档案和图片资料。目前我们可做到的，是组织人力翻译现存广州的一些外国人研究广州十三行的著作。如翻译法国人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nnigny）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全书共5卷300多万字。此书中国目前有两部，一本是金应熙教授于1980—1981年去墨西哥学院任教时复印回来的，保留在暨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我于1984年因写《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去看过此书。一本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处。耿昇研究员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八年，在巴黎买得此书。前几年，广州荔湾区档案馆曾有组织人力翻译此书的构思，但因经费不足（需100万元）无力翻译出版而作罢。现在我建议，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先组织人力和筹集经费翻译出版第三卷第四章《代理行商》，供研究利用。

在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史料之后，建议先陆续出版《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集》（不定期），以积累研究资料，为研究十三行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考虑筹办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术性刊物，给研究人员有发表论著和宣传研究广州十三的成果的园地。

4．组织力量对广州十三行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这项研究，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建议组织力量分工研究嘉庆年间（1796—1820年）著名十三行巨富商人如同文（孚）行的潘（启）家、广利行的卢（观恒）家、怡和行的伍（秉鉴）家、上成行的叶（上林）家等各行商的演变历史，写出专著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综合性研究，编写一部新颖、巨型的《广州十三行史》专著。要不要和能不能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广州十三行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破除迷信，增强信心和决心。因为史学界曾有过一种说法，认为广州十三行史不用写了，再写也超不过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上面说过，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确实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是广州十三行研究的顶峰著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化，进一步研究。本书出版时就不是十全十美的著作，当时极力推荐出版的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教授在序言中就曾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梁君此书，不能分别条考此等重要因果（指行商制度与外国的关系及清政府的关系等，本文作者），而惟平铺直叙，沾沾于行之沿革，及行名、人名等琐碎考证，何足以厌中外人士之望？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在广泛而深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基础上，写出比《广东十三行考》更高水平的专著。如果我们认为写不出超过《广东十三行考》的著作了，我们就不用开今天的会了。“顶峰论”是不科学的，历史的事实是，不管是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一代不如一代，社会就会灭亡。历史事实证明，永远是一代超过一代。犹如我们今天理论就胜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就超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以后我们子孙的事业也会超过我们今天。年青的学者应有这种决心和信心。在前辈的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是不对的。但话又说回来，要写出一本比《广东十三行考》好的专著，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定要经过若干年的深入和广泛收集资料，然后进行专题研究，才能考虑写新的广州十三行史，不要现在有笔专款就马上写此书。更不要拿一笔经费请一些不熟悉十三行、也不研究广州十三行的人员撰写。请这种人写，倒是很快完成任务出书，但肯定超不过《广东十三行考》。因为现在的青年写书，大多在网上大段大段切下已发表的专著及论文，根本不去看原著，更不愿坐冷板凳收集新资料，很快就完成了。这种专著的质量和水平是很难保证的。

4．组织文艺界的力量编写一出以广州十三行为题材的戏剧，拍摄一至两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这个工作可以同上述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工作同时进行。因为戏剧和电影、电视是塑造典型，是形象思维。它不需要等研究工作做到80％以上的程度才可以动手。而且原来广州话剧团已编演过话剧《十三行商人》并到北京演出；中央电视台也拍摄过四集历史纪录电视片《帝国商行》，因此，可以在此基础进行创作和编写。通过戏剧和电影、电视，可以向全国和世界宣传广州十三行这个品牌。在这方面，我们应借鉴和学习晋商和徽商的创作和宣传。就我所知，现在，以晋商为题材的电影《乔家大院》，以徽商为题材的电影《徽娘宛心》和电视剧《太祠堂》，已在全国放影和向世界发行，大大提高了晋商和徽商的知名度，反过来促进了晋商和徽商的深入研究。大家知道，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和徽商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宣传是做得比较好的。我问过研究晋商和徽商的朋友，他们的经验之一，就是说服当地政府重视此商业文化的研究工作为市场经济服务，批准必要人员编制，拨出经常性的经费支持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研究工作。

5．建议在文化公园修建一条模拟式的十三行街。

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两次发生火烧十三行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广州十三行的建筑遗存，造成广大群众对闻名世界的广州十三行印象不深。为此建议在广州文化公园内辟出一个地方（最好在原来宋城处）修造一条模拟式的十三行街，按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广州十三行即怡和行、广利行、同孚行、同顺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东兴行、孚泰行、东昌行、安昌行等模拟建设，并按当年各行经营特点招商摆设相应的商品，形成一条古典式的十三行商业街，作为供中外人士来广州旅游参观的一个景点，以扩大广州十三行在当代的影响，发挥广州十三行这个历史品牌的作用，为广州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更好服务。

6．建议省、市政府拨出经费专款给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作为长期经常研究十三行的经费。

要有常年经费，且纳入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财政开支，这样才能保证广州十三行研究工作长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证明，停停打打，断断续续地进行的研究是很难做好的，是很难出成果的。因为一停下来，队伍就涣散了；研究人员的兴趣就冷落了；研究成果就束之高阁了。据我所知，晋商和徽商之所以研究得好，就是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安徽省黄山市徽商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山西社会科学院晋商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都有常年拨款经费，保证了他们长期对徽商和晋商的研究，从而做出成绩，出了不少好质量的研究论著。这种做法值得广东省、市政府领导借鉴。

广州十三行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清代广州十三行虽是私商经营的对外贸易机构，但承担着一些颇为复杂与棘手的官方职能，如负责办理外商进出口商品的报关、纳税，按照官方规定，管理和监视外商在广州的行动，转达清政府与外商的各种公文、命令，转递外商与清政府交涉的意见、禀帖。这就使十三行与政府及外商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十三行成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属全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江三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于是十三行便成为全国唯一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此后英国“赴各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十三行被正式取消。因此，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应从1842年为下限，该行前后存在156年。

研究十三行，应重视对该行进行多方面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愈深，全貌也就更加清晰，整体估价也就更加科学。但是，只有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十三行作综合性的研究，才能窥其全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决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一定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问题，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此，研究十三行最根本的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将该行置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总体研究。十三行不单纯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还涉及到关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的问题，还涉及到伴随着广州与西方各国贸易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沟通、交流和旅游等方面的相互往来……这些构成对十三行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只有将十三行的所作所为和行商个人的活动与当时息息相关的各方面的状况和变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细微的考察与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十三行的总体情况做出如实的评估。

如果再说得稍微具体些，当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后期，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英国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于是便挟船坚炮利和工业生产的优势，向海外实行殖民扩张，推销工业品，继而还向中国走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在不断扩大鸦片走私之前，英国主要靠用白银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绸缎、陶瓷等产品，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再大量走私鸦片之后，终于打破了中国对英国的正常的贸易优势，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尤有甚者，英国还用武力威胁中国，多次进行武装挑衅，滋生事端，最终爆发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中国当时还处在封建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较，教育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工业落后，国防落后，而清政府却盲目自大，毫无自知之明。特别是自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奢靡盛行。随着鸦片走私的泛滥，吸食者愈多，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官兵。尽管清政府多次下令严禁鸦片，但“自从禁止鸦片以来，鸦片贸易在地方官默许之下，仍然在黄埔与澳门两地进行。而且有些官吏监视着鸦片一箱箱搬运，每箱收费若干，纵容私运者干犯禁令”。道光六年（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置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前比定例，互市以货易货，不准纹银出洋，洋商岁补内地货价银四五百万圆。逮后则但有外补洋烟之银，绝无内补货价。于是援例影射，藩篱溃决”。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在《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进一步指出：“粤省奸商沟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子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上述数字未必完全准确，但鸦片走私愈演愈烈，确已危及清朝政府的统治。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皇帝任命坚决主张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

综上所述只是大体上勾勒出与研究十三行有关的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重大历史背景的粗线条。当然，还有十三行存在150多年内广东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发展与变动的区域历史的一些背景。研究十三行必须将其放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和广东区域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评估，才能从错综复杂的社会乱麻中梳理出具有条理性的真知灼见。

要梳理真知灼见，还有赖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只有实事求是，才能避免牵强附会、主观片面或庸俗实用的观点。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做到寻根究底，详细占有中外有关的历史资料，发掘资料，考证资料，使观点建立在翔实的基础上。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绝对要求。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重视历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研究十三行的历史，比较的方法就是不可缺少的方法之一。而比较的方法，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所批判，有所继承，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使十三行的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略谈广州十三行研究的意义

本文拟通过对广州十三行的文化背景（是以广州为中枢的沿海地带，积淀了深远而厚重的以海上贸易为主内涵的海洋文化的产儿）、对其自身的特点（既具有封建性的一面，又含有近代商人的品格，是商业转型时期的产物，是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过渡的桥梁）、对其利用其特殊的身份，趁18世纪世界商业扩张的历史潮流，走向海洋，投资海外，并结成国际性商业网络，超常规地积累资本等等的研究，看广东的海洋文化怎样对接近代化，以及当今的商业贸易可以从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怎样的启迪。一、应当从新的视角，即海洋文化的角度研究广州十三行

从十三行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它是广州海洋文化的产儿。它的历史命运，反映了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较量的过程。它的消亡并非意味海洋文化的削弱，由它培育的十三行豪商和后起的买办商人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了海洋文化。

十三行出现的背景是值得探讨的。它的直接导因是康熙初期，广东巡抚李士桢为了恢复凋敝的经济，为了“恤商裕课”而在广州商界采取的一个举措。但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康熙开海贸易的决策而采取的配套措施之一（另一重要举措是设立海关代替市舶司，是关税管理体制的一个进步）。这是管理海贸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外商与官府间的缓冲器。更深层的意义看，十三行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海洋贸易的需求，是传统中国海贸中心广州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的产儿。

我们知道，16世纪出现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到了18世纪更进入了海洋商业扩张的时代。广州十三行也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不断地完善，建立了公行、保商制度。广州十三行商人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明清时期继徽、晋商之后的具有崭新特色的豪商集团。应当指出，徽、晋商和十三行商人之间具有质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经营规模和拥有的资本总量上后者超过前者，尤其体现在经营理念、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上有质性的差别。应当说广州十三行商人是商业转型期的商人集团。他们中的一部分行商，以及他们培育的买办商人，已经投资产业，向企业家转化，是一种不同于徽、晋商的新型商人。

海洋文化，即重商文化，重视海洋贸易。广州有两千多年海上贸易传统。三世纪以降，更成为中国海贸中心。广州海洋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十三行商人之所以在广州出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海洋贸易本事朝贡贸易的体制，由市舶司管理。明代贡舶、市舶不断增多，先贡后卖。明代后期中国民间海商得以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受到16世纪世界海洋贸易浪潮的激荡所做出的回应。

前面我们提到，16世纪出现了世界性的海洋贸易。这是由于新大陆的发展，东方航线的开通引发的。应当说，16世纪是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是建立殖民地和商业系统最活跃的时代，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西方冒险海商东来中国沿海寻找商机并建立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国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既连接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加；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以王直为代表的海商也曾在东亚海域掀起海洋贸易大波，曾模仿当时的西方商人造大舰，开辟殖民商业，在日本五岛建立商业殖民地，但却被称为“倭寇”而被剿灭。这意味着当时海洋文化还不足以与传统的农耕文化相抗衡。

但是，广州的海洋贸易，自清代康熙开海贸易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海洋贸易是海洋文化的主要内容，重商文化即重视海商贸易。真是海洋贸易催生了西方新的经济制度。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说，资本是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事实也是如此。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同长途贩运的海洋贸易联系一起的。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导致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中国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海贸商人，尽管身上带有传统商人的斑点，但是从事的是海洋贸易，他们已经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中历练商务。作为海岛基地的广州自然也存在市场经济规则的运作。

从此可见，广州的海洋文化底蕴，正可以同今天推行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相对接。了解这一历史，就可以理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当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先行者何以历史性地落在广东人头上。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对今日是有现实意义的。二、要研究广州十三行商人自身的特点，它承载着别具一格的中国商业史

在行商身上既含有传统商人的一面，又具有近代商人的品格。它是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型的产物，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激烈冲突的产物。他们不是自由的商人，他们依附封建专制政权，利用其所有的特权，攫取垄断利润，超常规地积累资本。（当然他们也因其为专制政权的附庸而受任意宰割，乃至破家荡产。）从这一点看，他们比传统的商人更具封建性。但是，由于他们从事海洋贸易，接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他们除受命于官方充当商业中介以及管理西商的事务外，也效法西商经营管理自己的商业，乃至插足与产业。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潘振承、伍秉鉴等便利用其特殊的身份，趁世界商业扩张的历史潮流，走向海洋，投资海外，并结成国际性商业网络，超常规地积累资本。继徽、晋商之后最富有的商人集团，其拥有的商业资本也超过徽商（明代高达百万两、清代达千万两）、晋商。伍秉鉴拥资达2600多万元（折约1800多万），已经远超其先辈徽、晋商了。伍氏进入了世界首富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培植了富有争议的买办阶层，作为十三行的衍生物买办阶层当应一并研究，方能对十三行商做出全面的切实的评价。

买办原是从事为外国人采购日常生活用品的特许代理人，完全听从其主人；后来可代替原先的行商充当与西商合作的中国商人。允许同时有经营自己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买办便于从西商处学习其崭新的近代商务知识，又可利用其充当帮手受西商庇护的角色发展自己的商业。唐延枢、徐润、郑观应等大家所熟悉的大买办，开办企业与西商较量，进行商战。他们的身份，也从原先的买办商人转变为近代民族企业家，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他们既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又对海洋文化做出贡献，推进了海洋文化的发展。时至今日，学术界应当为买办阶层正名。

对于广州十三行商人（包括买办）的光辉业绩，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做出切实的全面的评价。据此，对十三行商人的研究，无疑将极大地丰富中国商业史的内容，当可从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和借鉴。据此，我们不能用将它与徽、晋商等量齐观的态度进行研究，而应当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采取实证的分析方法，以尽可能再现广州十三行的历史真相，还应当用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作为分析的规范或评论的根据。不仅要评估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当时海洋贸易的作用，更要考量其对今天乃至后代的影响或潜在效应。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相对的。

十三行的历史内涵——以国家制度为中心的观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中西通商贸易实行一套基于“严华夷之防”思想基础之上的管理体制，被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是这套体制中的重要角色，具有半官半商的社会性格。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行商几乎包揽了全部合法性的对外贸易，行商遂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环境下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商人群体，在清前期中西关系中起着国内其他商人群体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而处于东方与西方交汇的广州十三行洋商的活动，则成为观察近代揭幕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视界，因此，十三行历来是中国商业史、对外贸易史和广东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百余年来，中外学者从十三行的起源与衰落、十三行与“广州制度”、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十三行与夷馆、行商个案研究等不同角度，对十三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对十三行的关注，已不仅限于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地方政府对十三行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也越来越重视。那么，应如何理解十三行蕴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如何在开发利用十三行的过程中真实地还原十三行的历史？笔者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些微体会，以就教于方家。一

朝贡是中国礼法特有的概念，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模式的定型。近人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不过是“（中国）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清承明制，由礼部管理藩属各国的朝贡事宜，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管理制度。然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既不是传统朝贡国，也不愿意成为清朝的朝贡国，因而无法用朝贡制度来管理中西通商贸易，把中西关系纳入到传统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不过，对于开放海禁后纷至沓来的西方商人，清廷并未束手无策，而是很快就在实践中形成了由地方督抚、海关监督、行商共同管理中西贸易的制度。在这套制度内，地方大员负责秉承皇帝旨意，拟定、颁行各种贸易规章制度，并负有监管海关的职责，如乾隆十年（1745年）兼任粤海关监督的两广总督策楞奏准实行保商制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在广州的行止严加限制。再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颁布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颁布的《防范夷人章程》等，都是通过两广督抚制定并奏准实行的；海关监督的最主要职能是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行商则一方面在清政府的授权下专营对外贸易，另方面还要代外商向海关缴纳进出口税，换句话说，要兼做国家税收代理人。同时，行商还要代表清政府对外商在中国的各种活动进行监督和管制，在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此外，从历史上来看，文化交流是随着商业的交往而展开的，作为清前期与西方人士接触最为直接的社会群体，行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自然也会有所介入和作为。所以，本文尝试从经济活动、政府管理职能、文化交流三个方面来解读十三行的蕴涵。（一）行商的经济活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先后于福建、广东、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以加强海上贸易的管理和进出口关税的征收。粤海关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次年广东洋行制度确立。设关之初，清廷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比较宽容，限制也少。除广州口岸外，外商也经常到其他口岸贸易。如从1684—1703年约20年时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商船共有33艘，其中到厦门口岸贸易有15艘，到定海11艘，到广州只有7艘。但从1704年后，西方商人逐渐把对华贸易集中到广州。为此，清廷对外商到其他口岸贸易，有时还采取鼓励的态度。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对福建地方官吏的看法，清廷颇不以为然，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所以，一口通商前，广州行商虽获得粤海关专营中西海上贸易的特权，但地位并不显赫，“至于行商之地位，在十八世纪之初，本不过与小商人相等，不惯作大宗贸易，且每多不尽诚实者。”一口通商后，中西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口岸，而广州口岸的中西贸易又由行商包揽，行商的地位遂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环境下达到其顶峰，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商人群体。据粤海关税务清单统计，乾隆五十六年为110多万两白银，嘉庆十年（1805年）为160多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粤海关征税数额，甚至超过了该年广东省地丁杂税的数额。除了正常纳税外，国家凡遇战争、天灾等事，广州各洋商还必须有数目不小的捐献。而且，朝廷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广州洋行商馆订购订做各式各样的洋货。这样，从财政税收到奇巧货物，广州成为实实在在的“天子南库”。

但是，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发挥主要作用的并非十三行。清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欧美等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增长来实现的，这显然不能被视为完全是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作用，更不能被视为是十三行善于经营的结果，而应被视为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实行对华贸易扩张政策的结果。相反，以行商垄断中西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中西贸易。行商本身也在中西贸易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每况愈下，破产倒闭的不在少数。还有的学者认为，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整个国家远离了世界潮流而日渐落后。可以说，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不能以此推论当时整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程度。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从制度的层面来说，十三行有着其不可避免的先天不足。（二）行商承担的政府管理职能。

行商承担的政府管理职能主要有两个：

一是国家税收代理人。在这方面，行商有十分明确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行商在被授予专营中西贸易的同时，还相应地承担了“承保税饷”的义务。由于出口税是在买卖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所以问题不大。但进口税却给行商制造了不少麻烦。由于进口税要等进口商品全部销售后才能征齐，而当时西方商人输入中国的货物，相当一部分在中国没有市场，很难销售，因此，行商不得不经常先垫支未出售货物的关税。而财力不济的行商要么拖延缴纳税款，要么便将外商货款挪用于关饷。由行商代理外商完纳进出口税的制度，随着中西贸易规模的扩大，弊端越来越大，给行商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也成为商欠发生的原因之一。

二是涉外事务的执行者。乾隆谕令广东一口通商后，清政府日益走向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那时的清政府，只有“夷务”，没有外交。为严“华夷之别”，清政府禁止官员及民人与洋人直接接触，中外商务与外交事务，均由熟悉“夷务”的洋行商人出面交涉管理。外商若有申诉，只能通过行商转呈，事关商务者者转呈粤海关监督，民事诉讼则转呈香山县衙。十三行的涉外活动范围很广，大概而言，包括这几个方面：

1．协助官方解决中外纠纷。嘉庆十年（1805年），俄国美洲公司“希望号”和“涅瓦号”违章到广州倾销皮货，清廷一月之内三次寄谕查究，即所谓“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案。经过同文行潘有度从中斡旋协调，当然也有叩求和行贿，上述风波，终告平息。又，嘉庆十三年（1808年），围绕英国兵船来华登陆澳门事件，广东地方官府和粤海关多次通过行商传达谕令。虽然事件的最终解决并不依仗行商，但行商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此外，外商与中国百姓发生的冲突，也要靠行商协助解决。而行商在协助解决中外冲突时，是有明显倾向性的。在协助解决“官”“夷”冲突时，行商通常是缓和矛盾，协调二者关系。而在协助处理民“夷”冲突时，常常是助“夷”抑民。

2．钤束洋人行为活动的责任者，为外人的违禁行为负责。如，乾隆年间，寓居十三行的西洋人向外传播天主教，清廷降谕指责洋行商人稽查不严，行商首领潘文岩不得不交银12万两赎罪。嘉庆初年，外国兵船违禁驶入黄埔，有关行商被治罪。嘉庆六年（1801年）丽泉行潘长耀所担保的英船私运羽纱，粤海关监督佶山决定重罚，在原关税之外，加一百倍罚出充公，潘长耀自此一蹶不振。兵船违禁闯关应是海防官兵失职，外商走私应是海关稽查不力，但责任皆由行商承担。

3．协助官府接待外国贡使。如，乾隆五十九年（1894年）荷兰遣使访华，两广总督长麟首先在与华洋互市的十三行区隔江相望的海幢寺接见荷兰大使，然后设宴于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的园宅，而先于荷兰使团一年访华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停留广州期间，则下榻于伍氏花园。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以行商的宅邸、花园作为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更加频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月，刚卸任的澳门总督吐利威啦边哆被任命为澳门政府的全权代表，前往广州谈判，谈判地点就是潘仕成的花园“海山仙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月，中法谈判从澳门转移到广州，谈判地点也是“海山仙馆”。

将属于政府职能的外交事务转变为行商的民间行为，使行商与同时代的徽商和晋商相比，其浮沉更受“夷务”的牵制，同时亦令十三行蕴涵的历史信息远远超出了商贸活动的范围。但“官事民办”，把商人推向外交的前沿，显然也是一种制度缺陷，使得清政府不能有力、有效地解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中外冲突。（三）行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活动

从历史上看，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几乎同时登上广州口岸，换句话说，商业贸易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所以，直接参与华洋互市的广州行商无疑亦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行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活动，既体现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也体现在中学西渐的过程中。前者可以医学为例。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是英国医生的发明。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商人传此方至粤。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命名为《种痘奇书》予以刊出。这是我国最早译出西方种痘术的医学著作。但是，这一新生事物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敢贸然相信，不让儿童接种牛痘，于是“其种遂失传”。嘉庆十五年（1810年），“蕃商剌佛复由小吕宋载十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欢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资，活婴无算。”邱熹还根据自己接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卷。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创办一所“眼科医局”，由行商伍怡和等在新豆栏街租部分房间作为医院。这表明伯驾办的眼科医院，得到行商的支持。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也是广州人学习西方医术之始。后者可以外销工艺品为例。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设关以后，经十三行销往西洋的岭南物产，品种和数量均逐步增长。广东一口通商后，往来广州口岸的西方商人、船员、旅行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的数量也日益增多。他们一方面带来了更加多姿多彩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外销工艺品市场的购买力。其时著名的外销工艺品包括“广彩”、“粤缎”、绘画、银器，等等。这些深受洋商喜爱的工艺品都是经过行商的手走向西方世界的。以外销银器为例。广州十三行成立后，行商所设的商馆区，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银器市场”。通常，外商将所需银器的造型、纹饰、数量等交给行商，再由行商向银器铺订制。当时，十三行商馆区一带外销的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纯西方风格，不论在款式及纹饰上都没有中国色彩，广东银器匠只依来样仿制。另一类是西方式造型，中国式纹饰，后者在银器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广州出口的外销银器，中国传统的景物、人物、故事、龙凤纹等亦传入西方，使西方社会感受到东方风情和华夏文明。这些精致的外销银器既是商品又是工艺品，至今仍为西方的收藏家津津乐道。行商虽不直接参与所有外销工艺品的制作，但其有居间传播的作用，仍是功不可没。二

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而包揽洋务的十三行行商，亦因此成为令人瞩目的商人群体，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据有独特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十三行的全部。如果我们把十三行的历史放在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历史时期，放在中国由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来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十三行的辉煌昌盛是清廷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之赐。清政府把西方国家来华贸易严格限定于广州，而不定在外贸物质主要出产地的长江下游地区，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阻断外国商人与中国社会内部的联系。而且在广州，清政府又通过洋行商人的垄断制度，基本阻断了外国商人与中国普通商人的贸易联系。因此，清政府这种畸形的外贸港口布局以及广州通商体制本省，鲜明地体现了清政府对外闭关的本质倾向。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是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以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广州制度”，是清朝“夷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随着由欧美商人编织的世界贸易圈的日益扩大和发展，越来越显得陈旧和僵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成了加剧中外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可以说，十三行的繁荣和鼎盛，与整个国家的日益衰败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面相，前者的繁荣是以后者的衰败为代价的。所以，从制度的层面来说，十三行明显有先天不足。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先天不足并非十三行之责的话，那么，十三行行商在其他涉外事务及中西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则与其个人品性及素质有关。比如，作为处于中西交往最前沿地带的群体，行商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感知程度，并不比同时代广州口岸的其他人深。以乾嘉时期的总商潘有度为例。据蔡鸿生先生研究，潘有度是一个具有儒商特点的行商，著有《西洋杂咏》二十首表达他对洋情的理解。这二十首诗中，生活风尚类和婚丧礼俗类共十二首，占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描写的是商业习惯、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外洋争战，由此可知潘有度咏写海外风土的重点所在。而通过对诗及自注的剖析，可以看出，潘有度作为行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而作为儒商，文化上依然居高临下，“夷”不绝口。这种表卑里亢的精神状态，说明潘有度尽管处于中西通商的前沿，却抱着“朝贡体制”的老眼光，远远没有跨越华、洋之间文化传通的心理障碍。其诗文及其西洋观对时人认识西学裨益不大。比如潘有度与和他同时代的两广总督阮元都曾写过从望远镜中看月亮的诗，潘的诗只是表达了一般文人望月而思广寒的思绪，而在阮元的诗中，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中土月亮神话的新理解，“道”因此而变，两者思想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

与潘有度大致同时代的广东嘉应州人氏谢清高，晚年将其游历西方各国的经历口述于同乡杨炳南，由杨炳南记录加工成《海录》一书。清人吕调阳评价该书：“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海录》一书对林则徐、魏源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林则徐甚至向道光帝推荐过该书。谢清高也因该书成为清代最早放眼世界、介绍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将潘有度与谢清高相提并论，并无意于要贬潘褒谢，事实上，谢清高也是用一个旅游者的眼光看世界的，并不象林则徐等是为了国家命运而自觉地睁眼看世界。所以要以这两人为例，只是为了说明行商对西学的认识并不比同时代人高，总体上缺乏自觉意识。而从上面的论述来看，行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时更类似于文化掮客。

综上所述，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而包揽洋务的十三行行商，亦因此成为令人瞩目的商人群体，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据有独特的地位，使行商的历史远比同时代的徽商、晋商的历史丰富，并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在今天，这一独特性就意味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旅游、商业价值。所以，应该对十三行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十三行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为今天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十三行既然是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对十三行的开发利用，就应以准确解读十三行蕴涵的历史信息为基础。如前所述，广州一口通商体制鲜明地体现了清政府对外闭关的本质倾向，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的十三行的历史是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十三行的繁荣鼎盛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负面历史信息。因此，在开发利用十三行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时，对于十三行蕴涵的历史信息，应予以恰如其分的解读，既不拔高，也不贬低。

正确评价十三行，促进当代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十三行，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因其而产生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却仍留在世界各地，留在中国，留在广州，留在历史典籍上，影响着今天。正确评价十三行的历史作用，将有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

但是当今国内对清代十三行的评价，还存在一种错误倾向，这就是把十三行看成是鸦片交易的市场，导致了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衰落，因而对十三行的历史作用是否定的。这种倾向存在于不少国内学者中，具体的体现是尽管海外很多地方都有清代十三行的外销画、外销瓷、往来商业文书的收藏与展览，但是在广州至今仍没有一个固定的专门的十三行专题展馆。2006年，当瑞典“哥德堡Ⅲ号”仿古船从珠江口徐徐开进广州时，船员激动地问登上船的记者：“哪里是虎门？哪里是十三行？”但是在随后广州官方组织的“哥德堡Ⅲ号”船员的集体参观活动中，却没有参观十三行。广州搞南粤先贤馆，选出千年外贸海港与商都广州的五十多位先贤，却没有曾经闻名世界的十三行商人代表，包括曾明确拒绝鸦片贸易和反对英国强行在广州租地的潘启官也不能入围。好像宣传展示十三行，理不直，气不壮。

持这种观点的人士，是忠诚的爱国者，都是极其痛恨鸦片毒品交易的正义人士。但笔者建议，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更多地从以下方面去思考：一、搞清楚原告与被告、受害者与罪犯的角色

应该承认，十三行对欧美一口通商后期，即1796—1839年间，恰逢欧美开展工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时期，中外海上正常贸易呈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中国是自給自足的农业强国，输出的茶叶、丝绸、陶瓷等货物数量巨大，进口的物资相对较少，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外国一些不法商人，为了填补他们与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就冒险以走私鸦片换取高额利润，鸦片因而大量走私进入了中国，毒害官员、士兵、老百姓，以致道光皇帝用了几年时间发动主要官员讨论对策，并最终派出了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有些人就因此把十三行、行商与外国和本国的鸦片走私犯相提并论，一起问罪。

从咸丰年间编辑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到现在，大量的中外十三行研究可以认定，十三行不是鸦片毒品专卖市场，十三行商人总体而言不是鸦片毒品商（不排除个别有可能涉及鸦片走私），十三行的大主管——清政府直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仍坚持不许鸦片毒品进入的立场。从1796年嘉庆帝下令不准鸦片从海关进入以来，鸦片只是走私进入的。史书记述1800—1811年间，“这些鸦片，全是由船运到黄埔洋上，在船旁买卖，给与下级官员贿赂以后，便可安然无事，华人来买鸦片，自然要照样付给贿款。”“宣宗道光初年的禁烟，仍是和嘉庆时代一样，设法断绝来源，两广总督阮元在广东严办澳门囤户禁止鸦片入口，黄埔的烟船交易才告绝迹。可是烟船的买卖，却又移到海外的伶仃洋上……”“1815年，竟查出一个广州驻防小旗官趁进京之便，私贩鸦片……”“1816年，并销毁了鸦片三千二百箱。”“1821年到1839年，可以说是‘伶仃洋偷运时代’。”鸦片是外国走私商在珠江口的趸船上与“快蟹”、窑口等结成的走私网络完成的。十三行是官方开办的正常的海上贸易市场，这是主流；其中可能有外商、行商涉及非法的鸦片毒品走私，但这不是这个市场的主流。正如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日本因而有非份之想而侵略中国，也有中国人在日军侵占时期当了伪军、汉奸，但我们绝不可以把中国的地大物博说成是勾引日本侵略犯罪之原因，也绝不可以把全体中国人民都说成是伪军与汉奸。今天，我们可以把当年英、印等鸦片毒品商和国内协从的贩毒贩摆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十三行和行商整体也作为被告声讨。二、划清罪与非罪的时期界限

在中国，早在唐代就把称为“阿芙蓉”的鸦片作药用，后列入了药书《本草纲目》之中。但是，到清代，海外传入的把其与烟草一起混吸的方法，使人上瘾，进而危害吸食者健康，使之成为了毒品。正如罗马帝国对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样，中国对鸦片成为毒品的认识也有个过程，雍正时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吸毒的危害，因此清廷已禁吸食，但仍允许征税进口药用。到嘉庆时期因民间已大量吸食，1796年就严禁从海关征税放行了。因此，这里就有一个1796年前的输入量与1796年的时限的法律界限问题，并非凡从海关进过鸦片都是有罪。1796年前非用于药用进口、1796年后违反禁令进口才有罪。对个别行商涉及走私鸦片嫌疑的，也应拿出确凿证据才下结论，不应以怀疑、传说当作结论。有些人把林则徐去世前的“星斗南”留言随意解释为“新荳栏”，并进而引申为林则徐痛恨新荳栏的十三行行商，进而印证为十三行行商是鸦片商，这样的推理是不合逻辑的，不科学的，不符合法学和法制原则的。

我们力挺十三行的主流一面，不是不需要评价十三行消极、落后的一面。正确认识十三行对经济文化推动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都有利于促进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积极作用方面，世界各国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已有大量通过十三行开展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实物、文字正面记载。很多国家的学者、商人后裔据此来到新中国，延续经济文化交流，瑞典“哥德堡Ⅲ号”仿古船的到访，就是瑞典政府与民间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交流活动。昔日中国从十三行引入造船、火炮、疫苗、机械、解剖、数学、钟表、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技术，已有很多文章论及，在此也不一一详述。

消极作用方面：（一）没有跟上历史潮流

十三行在1757—1842年间，被限制为中国在海上与欧美等资本主义新兴国家的贸易机构，而恰恰在这段时间，欧美兴起了工业革命，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大量新机器的发明，冲破了原有封建制度的国家界限，形成了与各国经济发生越来越紧密联系的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他们需要占领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但是清政府却在这时把沿海向欧美开放的四个海关，压缩为独留粤海关，而且没有及时关注海外各国的工业革命新产品、新信息，继续封建体制下的固步自封、盲目自大，甚至在英国政府几次派出特使，甚至带上珍贵礼物要求改善贸易关系时，也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改善关系，跟上时代潮流，错过了发展良机，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到北京，乾隆很礼貌地接待了马使，但只是把其作为蛮夷贡使接待，对其代表新兴英帝国提出的要求不屑一顾，对其带来的工业革命的礼物没有认真研究。1816年，英国再派特使阿美士德到北京，但由于见皇帝时的“三跪九叩”礼节上达不成协议，被接待官员弄虚作假欺骗，结果连仁宗皇帝都见不到，就要离开北京。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到期结束后，广东当局对英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仍当原英公司大班方式处理，要行商代转信函，如自行递交则要在城门口等候，递送给官员，还必须是“禀”才收，平等称呼不收。盲目坚持高人一等的“礼节”，更加大了中国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距离、信息隔阂，使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当时处于不进则退的局面。认真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可以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爆炸、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中，以更高的政治智慧去跟上时代步伐前进，而不致再像昔日那样因落后而挨打。（二）封建管治方式约束了十三行的发展

清政府当时在十三行实行的联保制度，大大约束了中国有实力行商的发展。因为一旦没有实力的行商破产，其他没破产的行商必须要分摊承担破产行商的欠税、对外商的欠债，结果往往连带新的行商的破产。外商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内商的利益却得不到保护，使行商经受巨大经济压力，难以前进发展。这样的教训对今天如何保护不时出现贸易磨擦的进出口公司，也是值得借鉴思考的。此外，清政府官吏对行商的敲诈勒索，强行摊派的各种战争军费、皇室与官员庆典、赈灾、水利建设等捐款任务，也给行商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束缚了行商的发展。

既然十三行的历史已经很丰富地记载于各种史册中，既然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十三行的文物保留，在十三行的原址所在城市，也应该有十三行的馆——纪念馆或博物馆，该馆可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1842年前广州十三行与欧美各国的经济贸易情况，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文化交流情况；二是外国奸商走私鸦片的毒害；三是中国人民（包括行商）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法侵略的爱国行动；四是对十三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未来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展望。

大清商埠——广州十三行文化

历史上广州的十三行在朝贡、对外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素有“锦缎陶茶艺胜洋，五洲贸易有行商”、“东西洋货先呈样，白黑番奴捧白丹”之说，并由此而获得丰厚利润。从前人的咏诗中可见一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清·屈大均）别开府邸馆诸夷，一十三家各斗靡。窗槛玲珑巢翡翠，轩屏眩转吠琉璃。铺排景物观殊壮，变易华风事岂宜。好语吾民宇耕凿，袛今圣主贱奇珍。（清·李兆洛）

自唐宋以来，西关渐成商贾如云之地，成为岭南风华的标志，可以说是中外交流融汇的试验田，千百年来历史沉淀极其丰厚。广州十三行属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内港之一，是著名的商贾历史文化地区。在清代，十三行还是我国唯一的外贸基地，盛极一时。因此做好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整理（含相关的人工建筑、遗址）等图文、诗词的收集，对宣传介绍十三行，做好对外交往，开发商务旅游，具有刻不容缓的意义。鸦片战争前，已经发生火烧十三行事件，而今日十三行路，仅是清代十三行商馆区留下的一个街名。

清代十三行鼎盛时期，商馆区之幅员颇为广阔，分水陆两部分。陆地范围西自沙基（今珠玑路临江处），东至今日仁济路（仁济西及附近的新填池），南起珠江（今文化公园水产馆南），北至下九路西来初地，总占地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内巷道纵横，商行、仓库、码头林立。当年珠江水道江面宽度为两里左右，后人有竹枝诗云：艇集珠江大码头，开街筑路建新楼。洋人画卷留芳影，二百年前老广州。

作为当年南中国的一大商埠，其土地日渐向水岸拓展，填江造地，建筑商行办公用房报关托运，就近仓储建筑也日益增加，一片繁荣。商人家眷员工宿舍，行业管理用房遍布上、下西关南部，至于商品深加工、织造业、生活用品制造和服务行业建筑，更广布整个城西北部。时年恩洲十八乡的村民为广州商埠提供农副产品引进外来品种发展水生植物、放养鱼虾、发展养殖，因城市需要而兴办屠场、集市，成为南中国工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大屋与行商庭园

十三行时期大清商埠使不少商人致富，他们在广州落地生根，营造连房广厦。美轮美奂的西关住宅建筑与园林别墅，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成了广州西关大屋和岭南水景庭园的发祥之地。到广州的外国商人都居住于今十三行商行里，皆为行商私产、租赁给外国人居住，“在芸芸商行中，以英国商馆占地最广，其中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等是商行领袖，生活奢华，伍、潘都拥有美轮美奂的园林别墅、园林胜景，外国人以能到这些地方游玩为无比荣幸。”

我国建筑大师莫伯治，2002年在广州行商庭园著文中作了图文介绍，可说是填补了岭南庭园历史的一段空白，为前人咏诗提供了实证，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历史文化的保护，是一种可贵贡献。

据考证，当年十三行商馆的外国商人，在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天可获准乘船到河南（珠江南岸）海幢寺一带游玩，因当地有海幢寺、陈家园、潘家园、伍家园等著名的庭院建筑，有广阔的园林空间供开放参观。之所以要指定日期开放接待，一是与地方政府管理有关，因交通船只往来、护卫、翻译等都要有所准备；二是按照城郊墟日的惯例开放，有利于沿道商品（小手工业品）等经营；三是寺庙园林、私家庭院的开放接待要有组织，需要有度，不可能天天开放。

国内文化人、外籍人士获庭园主人的邀请或同意，方能进园参观。时年从十三行商馆区到荔枝湾也没有全通的陆路，亦需要乘船前往，士人与到访的外国人士到荔枝湾游玩，也需经过批准，共同受到初八、十八、廿八日期的规管，但十三行商馆区到华林禅寺、南海神庙（十甫的西庙）、文昌庙，以及到锦纶会馆、银行会馆参观、联系商务，情况大不相同，可以步行，也可以乘轿，清廷政府无规定日期，外商可以从十三行过浆栏基、曹基等商业街道和市人聚居点过德兴桥、牛乳桥、大观桥到达各寺庙园林览胜。当年西关河网纵横、林荫夹道、茂林修竹，水面舟楫往来，十分热闹，诗人有“桥下水潺潺，桥上路湾湾”、“夜夜带月还”等佳句描述西关当年之迷人景色，据考西关的洪圣庙建于明代，俗称西庙，与黄埔的菠萝庙（俗称东庙）同是南粤水上人家、渔民朝拜的圣地，面向浩瀚的白鹅潭水道，千帆竞发、水景深远，前人有德兴桥诗云：“万派鱼龙舞绛宵，喧闻萧管杂云韶。爱他洪胜千秋会，赛过菠萝第八桥。”

清代十三行庭园建筑首数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曾被赐举人，又报捐郎中，在刑部供职，道光十年后在广州城西购下“千树离枝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的名园“唐荔园”，并于此拓展经营“海山仙馆”。1848年画家夏銮所绘长卷“海上神山，仙人旧馆”，被视为较真实展现海山仙馆昔日主要风貌之代表作。园面积近10万平方米，园中遍植荔枝，湖面宽广，楼台亭榭，错落有致，有担土垒石而成的三山；有放养珍禽异兽的鹿洞、禽舍，涉水而筑的回廊多座；有接待嘉宾的客舍；有举办文酒会的“聤韵楼”；有收藏古籍的“文海楼”等。诗人有“四面荷花开世界、几湾杨柳拥楼台”、（“柳波移阐忆良游，荔熟荷香绿成海）等诗纪之。按外国人杂记记述，外国朋友以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就餐是一种宠遇。这是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政府高级官员，钦差大臣之间会晤之处。

惜海山仙馆已于1873年成为废址。一百二十六年后，广州荔湾区人民政府着手恢复“海山仙馆碑廊”，此举对研究荔湾区的历史文化及园林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精心规划 重现风物

除了海山仙馆，当时的十三行地区还有众多分布于河南、芳村的庭园如潘氏庭园、伍氏庭园和陈氏庭园等。它们由于爱国运动、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多次被破坏，有待发掘和复原，建议作如下规划：

一、按历史地段定出民国前的保护建筑（按幢、按组列出保护清单）；

二、历史风情街的选点与规划设计；

三、清代与十三行有关水道的研究与利用；

四、昔日十三行地区（含水域）的标志复原，如万国旗林、历代船模、画廊（历史画卷）等项目；

五、在文化公园区域利用地下（含地上）建设综合性的十三行历史博物馆；

六、开放十三行地区民国前的饮食文化，恢复若干接待用楼堂馆宇。

清代十三行行商庭园是南粤二千多年来规模最大，与环境结合最完美的若干群体，虽在国内已灭失，但国外之图照有不少存藏。可结合国内古籍记述与历代存世庭园，对十三行地区的建筑林园加以研究、发掘和复原，重现当年风物，使之为发展经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和开放旅游服务。

广州和澳门的商人：过去、目前和未来研究的简介

18和19世纪的广州与澳门商人处于当时世界经济兴盛的中心。某些家族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经营生意，他们在广州的商行中雇有几百个员工，众多船只穿梭于珠江装运货物，每年也有整队的戎克船（中国帆船）前往东南亚。这些家族的代理人遍及中国和东南亚，与印度、欧洲和美国都有商业的联系，其中少数人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我们对这些商人仍知之甚少。对掌握此时世界贸易和商业的兴盛而言，了解这些商人的经营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这些商人中，极少的纪录会被保存下来，因此非常难以重建他们的故事。在这次演讲中，我们将简要介绍学界过去百年来对于广州与澳门商人研究的成果及目前一些学者刚完成的研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回顾

学界对广州商人展开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1902年，高第首先鉴定了“行商”的罗马名称“Hong merchants”，使得英国以及法国文件中的相关记载与中国的文件相对应。他的研究非常简洁，仅仅包括一篇30余页的论文。但是，高第在论文中确定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一些行商的身份，直至今天仍有重要意义。1926年，马士出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公布了更多中国商人与英国商人进行贸易的新材料。1937年，梁嘉彬扩展了这项研究，他利用中英文材料对行商的名称进行了比对，而且他首次特别以行商的商行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人们鉴别行商的名称和理解他们的活动。

30年之后（1967年），怀特终于完成了她的关于行商的博士论文。她研究了国会图书馆中的相关文献，并将其和高第、马士、梁嘉彬所发现的信息进行了对比。这是首次使用美国的记录来鉴别和理解行商的严肃的研究，但是它主要局限于19世纪早期，所涉及的范围并没有梁嘉彬的研究那样广泛。

23年后（1990年），陈国栋从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系统而彻底地萃取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一切记录，在行商研究上取得巨大进展。他还利用了新英格兰的大量美国档案，随后又研究了康乃尔大学里可用的文献。他的研究使得人们重新关注行商家族而不是行商个人，而这正是梁嘉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因此陈国栋关注家族，表明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他首次证明了行商的起止时间是从1760年至1842年，并讲述了每个行商家族的主要故事。今天这仍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商人活动的基础，且其可靠性和完整性仍然未被超越。

Weng Eang Cheong（1979—1997年）也以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大量档案为基础，继续进行研究。他的著作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公布了许多以前未被人所知的个别家族的一些内容，例如他们与别的家族相互联姻的关系。然而，他并未查阅陈国栋的研究成果，因此其著作虽然晚于陈国栋出版，但处理的问题几乎一样。

黄启臣与庞新平（2001年）、章文钦（2001年）、黄启臣与梁承邺（2003年）以及潘刚儿、黄启臣与陈国栋（2006年）扩展了这种关注行商家族的研究。他们利用包括家谱在内的更广泛的材料，公布了这些商人贸易以外的其他生活细节。这些研究将所有可用的中文原始材料与英文原始材料以及出版的第二手材料结合起来，使得这些商人的故事更加完整。他们的研究集中了我们所知的关于潘氏和梁氏两个家族的一切材料，章文钦则首次搜集了伍怡和以及伍氏家族的主要史实。当然这些著作里也包含了其他家族的一些史实。

上述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这些商人家族及其活动的理解和认识。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以英文和（或）中文资料为基础。这些文献对于重建历史极其重要，离开它们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是，中文与英文的文献只相当于研究这些商人可用的整个材料的一小部分。

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关于广州商人的卷册和内容都是无与伦比的，但其仅包含那些是哪个中国人处理商行事务之类的细节性内容。当我们收集这些家族史实的时候，对这种数据的选择就会产生许多问题。首先，东印度公司通常是这些商人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所有的加起来也只是所有商行中的一小部分。不但商人们同时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商行中，而且每年还有许多的私人船只来到中国。大多数大商行同时还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贸易，并且每年投入大约三十只广州戎克船前往东南亚进行贸易。他们与东印度公司所完成的贸易，最多不超过他们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而许多小商行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仅占其总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这就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所留下的历史记录仅仅告诉我们故事的一小部分内容。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提供一个对这些商人活动平衡而又全面的理解方面，他们做得还不够。

第二，许多商人很少甚至不与东印度公司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些记录中，他们或者没有出现，或者仅仅以建议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而被提到。这意味着在以前的历史记录中，一些商人的情况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我们仅仅了解其他的一些商人很少的信息。只要我们想对有关的贸易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些遗漏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些在东印度公司档案中被详细论述的商人常常占据了主要地位（被过分强调），而那些在档案中没有很好的反映甚至被遗漏的商人常常被忽视。最后，对于广州的商行是怎样运作的，我们留下的是英国人为中心的认识。而对于哪些商行是最重要的以及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观点也受到了很大的扭曲。

第三，那些在1760年公行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活动的商人也很少被记载下来。在现有的研究中，Cheong是唯一试图从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搜集那些早期的商人故事的人。但是东印度公司关于18世纪早期的记录大部分是不完整的，那些关于早期商人的故事的叙述存在许多漏洞、空白和混乱之处。填补空隙的唯一方法，就是查阅所有的相关记录，并且尽一切可能将其拼合起来。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对于其他的人，拼合出一个有条理的叙述是有可能的。研究现状

尽管上述所有的研究总体上增加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贸易和商人家族的认识，但是我们无疑需要超越东印度公司和中文的材料来扩展这些研究，使我们对他们的历史有更为均衡的认识。怀特和陈国栋的著作利用美国的资源帮助我们扩展了对他们的了解，但是这些记录直到1784年才开始，直到19世纪早期才包含了更多广州商人的信息。所有的史学家过去都有选择性利用这些资源，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的关于18世纪商人的一切，充其量是一些不完整的认识。而且由于东印度公司档案的偏差，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有更多的失真。

要超越英文的资料来扩展这项研究，填补这些资料的漏洞就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没有想像的那样简单。事实上，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混乱，因为外国人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拼写中国人的名字。表1提供了一些事例。表1 外国记录中的中国人名字的对照续上表

如同表1所示，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例如第2、3、10-12和14行在所有记录中是相似的，但是其他人的名称变化就非常显著。例如第4行，我们怎么能肯定“Chetqua”和“Schecqua”是同一个人？或者在第15行，我们怎么会知道“Cay SuiKoa”与“Long Svicqva”是同一个人？在第16行，我们会肯定知道“Yokqua”、“Tjobqua”和“Jauqua”是同一个人吗？而在第6和第7行，他们的拼写几乎一样，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人。有时候，当人名的拼写相似的时候英语的音译有助于区别不同的人，但是当拼写不同的时候就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现在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名称问题，从而让我们在个人的身份上不犯错误。首先，应该收集用每一种语言表述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制成一览表。在我们搜集了所有的人名后，我们就可以排除那些著名的商人，然后对照那些余下的商人看看他们像是谁。幸运的是，那些在广州活动的商人的数目常常是有限的，在1760年之前通常少于30个，而在1760年之后大约有7至13个行商家族。

通过用每一种语言互相对照行商人名，我们就能构建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必须逐人逐人的分析，是一个非常乏味的过程。有些商行通常不会记录每年的每一个人，尽管其他的商行会记录每个人。对于那些经常出现在记录中的商人，构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对于那些不常出现的商人，这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参考材料进行对照，有些人名是无法鉴别的。

当人名一览表完成后，我们就可以把汉语和英语文献中出现的许多商人进行对比，然后在他们的故事中增添另外的信息。佛兰德语、荷兰语和丹麦语文献在这项工作中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包括了每个商人年复一年的贸易数字，这是我们在以前任何的史实中未能发现的细节。瑞典的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些商人参与前往东南亚进行戎克贸易的非常详细的信息。

有了这些新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对已经有了一些信息的商人谱写新的历史，并增加更多的那些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商人的认识。对这些家族早期历史的一些叙述最近已经出版。所有这些史实将会包括在研究这些商人的新著作中，而且因为有新增加的信息和其他修订的数据，其他的商人也将被归入到叙述中。有了这些新的数据，我们可以讲述许多以前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数据的新商人的故事，例如张氏家族、梁氏家族，以及蔡氏家族和陈氏家族的其他分支。

有了这些新的数据，许多新的发现正在形成。我们现在能够将1730年代早期发生在陈雄官和陈寿官之间的论战更为清楚的表述出来。正是这次论战，在当时产生了许多的贸易混乱。陈雄官的贸易开放建议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如果他的建议得到执行，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将会完全改变。这也有助于避免许多后来日益增加的贸易纠纷。但是在陈雄官的时代，中国仍未准备好实行这种开放政策。

我们认为公行建立于1760年，直到1771年被废除之前，它的运作经历了几次较大的修订。传统上，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行会作为一个垄断组织被强加于对外贸易，它限制竞争，阻碍了贸易发展。然而，这些观念是以很不完全的数据为基础的。迄今为止，在组成公行的10个商人家族之中，我们仅仅有6个商人家族的部分信息。而且在公行建立以前就已经营业的17个主要贸易商中，我们仅有其中7个的信息。仅仅就这些遗漏而言，我们对于公行建立的理解，距离完全了解明显还差得很远。现在我们对于那6个历史人物可以增加许多新的信息，另外我们也能讲述其他4家的故事。

与我们以前对于公行所有的认识相比，新的信息展现了一幅很不相同的图景。它表明建立公行事实上保护了竞争和贸易增长，而不是阻碍或者破坏它。实际上，公行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从1760年直至1771年，外贸增长年复一年。它还为此后外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新发现，例如这些商人在澳门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以及前往东南亚进行戎克贸易。我们甚至可以描绘他们的一些戎克船，我们也可以从以前许多不知名的商人中了解其中国特性。研究展望

人名数据库与新的史实开放了研究的新领域。除了可以从中文记录中查找这些新的名字之外，我们现在还能够在广东和澳门寻找到因为他们捐助寺院、行会和其他机构而留下的石碑。现在有了这些人名，我们能通过家谱和墓地寻找到他们的家族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广州，安葬在城北的白云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坟墓。从家谱、墓碑和墓志铭中，我们依据血统和婚姻，就能发现他们与其他商人的相互关系。

在马尼拉和西班牙的西班牙语记载仍然需要仔细研究，而在印度的许多档案馆也留存了一些文献。在十九世纪晚期，许多外国船只在抵达澳门之前，先到印度或者马尼拉，许多贸易商在澳门与印度或马尼拉之间来回航行。在中国发生变故时，孟加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避风港，但是我们对这种联系所知甚少。这种相互影响对澳门与广州有重要作用，这仍需要我们进行彻底地研究。这些研究中更为困难的部分，就是说明广州、澳门商人与他们在中国和国外的大家族的相互关系。现在我们将许多广州商人的中国名字与其在家谱、福建和其他省份的地方文献中的名字相对照，它们可以相互匹配。更为困难的任务就是说明广州商人与他们在国外的大家族的相互关系。但是有了从外国档案中获得的人名一览表，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项工作。

有了这些新史实，上面没有被提及而现在可以展开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商品史。在新的家族历史的第一部分，列举了280余艘广州戎克船上装载的货物。这些清单表明了戎克船每年在东南亚所购买带到广州的产品。我们对这些产品的绝大多数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了解每种产品的生产地点、经济情况和销售网络，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重建广州戎克贸易的历史。表2 280艘广州戎克从东南亚输入最多的11种货物（1750－1810年）

表2表明了每年戎克从东南亚输入最多的11种货物。槟榔是表中所列商品中最为重要的商品，但是可能并非最有价值的商品。不幸的是，我们缺乏关于货物价值或购买和销售价格方面的大量信息，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哪种产品可能是最有利可图的。在这些货物清单中还有其他73种东南亚产品，其占货物总量都少于百分之一。但是有些商品例如燕窝和鱼翅是非常昂贵的，因此从价值上来说他们无疑有更高的地位，而槟榔、锡制品和棉花的地位就更低一些。木材、海参和香料可能也在最有价值的商品行列，因此它们也许是表2所列商品中最为重要的。

过去，上述许多的领域或论题，很少甚至没有人进行研究。但是随着关于这些商人历史的新数据出现，现在我们可以推进对它们的研究。作者简介：范岱克，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也是《广州贸易：1700—1845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生活》（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作者。他花了多年时间研究珠三角地区的生活、贸易和社会，并就这些主题发表了许多文章。目前他正在撰写关于中国商人家庭的新历史。

由全面考证到个案分析——广州学者研究十三行之回顾

十三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中外贸易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多有涉及或专门论及十三行研究，已经出版的学术论著以及编选的各类史料相当丰富。从地理位置来说，十三行处于广州，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享有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仅此而言，广州学者对十三行的研究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中国学者对十三行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第一人就是广州番禺籍的梁嘉彬先生，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视野是全面考证十三行的来龙与去脉；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广州学者在梁先生的基础上，将十三行研究推向深入，更加注重对十三行行商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目前已经对同文行、天宝行、怡和行、丽泉行、兴泰行、泰和行、源泉行、同顺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本文中所提及的广州学者主要包括祖籍广州和工作在广州的两类学者，本文仅仅回顾学者以十三行为专题的学术研究，对相关论著中涉及十三行研究的则暂时阙如。一、番禺籍学人梁嘉斌全面考证十三行

广州学者最早开始对十三行进行研究的是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后人梁嘉彬先生，番禺人，1937年年仅27岁的他就出版了《广东十三行考》一书，洋洋30余万字，这部著作成为日后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此书的增订本于1960年在台湾由东海大学出版，大陆于199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进行了校订。

从梁先生的大作名称已经得知其宗旨，即对广东十三行进行全面的梳理考证。梁先生在研究之前，对海内外学界的学术史十分重视，他注意到在他之前，国外的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已有学者发表了多篇关于十三行的论著，但国内学界几乎无人涉及十三行研究。他说：“国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每以葡借澳门以前之交通史为界；研究中国外交史，每以鸦片战争而后之外交史为基；其介乎两者间之澳门问题与十三行问题，则几若无人过问焉。余不敏，窃欲著为专篇以补此阙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中国学人研究十三行的开创者。

梁先生大作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序篇，讲述了研究缘起及其学界研究之动态；第二篇为本篇，有三章组成，是全书的重点，对十三行起源、沿革进行了考证，尤其考证了34个行的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第三篇为尾篇，考察了十三行行商与各方之关系。蔡鸿生先生曾指出：“继梁氏之后，探索者仍不乏其人。从海内外的近期情况看，这个课题正在向深处发展。而且，研讨的旨趣似乎越来越多样化。行商家庭的个案研究，首先是潘氏、伍氏梁家，已经取得明显进展。”蔡先生所言正在被广州地区的学者们变为现实。二、广州学人对十三行的个案剖析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学者对十三行研究处于沉寂的状态，学术论著几乎为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广州学者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他们因地处广州的地利之便，又得益于广东学术前辈梁嘉彬的开创之功，在繁荣的学术事业中，一批学者将眼光和精力再次投向梁嘉彬先生开创的十三行研究，在选题上除了继续深化梁先生关注的十三行之宏观研究，更多学者的选题是在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的基础上关注十三行的个案研究，十三行研究领域被大大地拓宽了，这一取向就是蔡鸿生先生所言的，学者注重对十三行“行商家庭的个案研究”。兹将1980年以来广州学者已经公开出版的有关十三行论著罗列如下：

首先是研究专著的出版。代表性的主要有：

1．黄启臣、梁成邺编著《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

在上述前两部学术论著中，业师黄启臣教授为梁嘉彬先生之兄梁方仲先生的高足，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明清对外贸易、澳门史研究。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黄启臣教授一直关注十三行研究，在其多部学术专著中，对十三行多有所研究。在他的影响和积极参与下，终于有了上述两部十三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出版。而与黄启臣先生合作的两位学人中，潘刚儿先生为十三行中著名的同文行潘家的后人，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而梁承邺先生则为十三行之天宝行的后人，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后两位先生因系行商后裔，对先祖的光辉历史十分钟情，手头都保存有不少家族的史料，尤其是两家都有族谱资料。而这些学术出身不同的学者联手挖掘资料，向世人展现了两部较为完整的行商家族发展的来龙去脉，对带动十三行其他家族研究有刺激性的效果。

上述三部著作均为编著，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作者们旁征博引，从资料到学术研究动态，尤其是作者们根据这些文献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使这两部著作成为研究十三行行商的代表性作品，开创了十三行行商家族个案研究著作的先例。

其次是论文的发表。兹按论文发表年代为准，列出有关代表性著作如下：

1．梁方仲《关于广州十三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0年。

2．李龙潜《明代广东三十六行考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现收入李氏著《明清经济探微初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

3．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下），分别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4期。

4．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5．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6．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

7．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

8．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9．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从这些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看，改革开放以前，只有梁方仲先生一篇短文而已。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一些广州学者再次将眼光瞄向十三行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学者均有中山大学的学术背景。李龙潜先生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为梁方仲先生的高足，长期从事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认为，明代三十六行因行业累计而得名，是明代承揽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手工业行帮的总称，并不具有牙行的性质。明代三十六行和清代十三行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与梁嘉彬先生的主张不同。梁先生认为，广东三十六行具有牙行性质，且为“十三行之权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先生的这篇论文从宏观上回应了梁先生的十三行缘起之说。

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海洋史研究，他指导开展的海上文明史研究，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如《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与海洋文明丛书》、《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蔡先生自己也撰写了《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一文，以十三行著名行商同文（孚）行首领潘有度的二十首《西洋杂咏》诗歌为标本，从文化心态方面，考察了广州行商的西洋观。这一全新的角度，为以往研究十三行的学者所未见。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蒋祖缘先生则发表了《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关注的也是行商的西洋文化问题。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蔡鸿生先生指导的博士章文钦和周湘两人在十三行研究方面也十分出色。章文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十三行行商的家族个案研究，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十三行行商家族研究的创始者。他对怡和行伍家的研究相当深入，在长达5万字的《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中，全面地论述了伍家由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盛衰史，成为研究怡和行家族的经典作品。他的另一篇论文《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健彰析论》，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同顺行行商吴健彰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的发展历程。章先生对吴健彰的个案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行商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过程中进行的角色转换。

周湘先生在《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事迹》一文中，以一个小行商达成行倪氏为中心，考察了在旧的贸易管理体制和新的贸易方式下，倪氏家族与英国商人之间的皮毛贸易告终的历程因种种原因而以破产告终的历程。值得关注的是，周先生的这篇论文在材料上利用了大量的西文文献，这在以往学者中并不常见。

中山大学黄国声教授的《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一文考察了十三行行商泰和行颜氏家族盛衰的历程。这是对早期（乾隆时期）行商经营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材料来源主要为《颜氏家谱》和颜氏后人文集。

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教授、博士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一文，通过大量的外文文献，全面地考察了十三行行商兴泰行严氏家族在与英国散商贸易中出现巨额“商欠”而破产的历史。作者指出，“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9世纪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再次是编纂档案资料。主要由广州区级地方政府出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有关十三行的档案，主要合作有：

1．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

2．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这两部档案都是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精选出的与十三行最为紧密的档案文献。从中也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象牙塔中从事的十三行研究，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而地方政府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的视角出发精选出版的档案资料，又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某些便利。

最后是翻译出版西方有关十三行问题的重要文献和论著。主要有：

1．【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翻译者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

2．【美国】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翻译者为广州知用中学教师。

3．【美国】亨特著，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翻译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4．【美】小弗雷德里克·D.格兰特著，周湘译《丽泉行的败落——诉讼对19世纪外贸的危害》，《史林》2004年第4期。

5．【法】伊凡著，张小贵、杨向艳译《广州城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翻译者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这些西方文献的翻译者也均为广州地区的学者，他们翻译的这些著作，其作者要么是亲身经历了十三行时代的见证人，如美国人亨特本身就在洋行任职；要么是长期研究十三行的学者。这些西方文献的翻译，不仅为中国学者研究十三行提供了资料，而且也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十三行的历史提供了新视野。三、对今后开展十三行研究的一点设想

从上述描述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广州学人对十三行研究情有独钟，尽管中间出现过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将十三行研究由宏观逐渐推向微观的行商家族个案研究。这些研究的最终成果有的以编著的形式出现，有的以论文出现，还有的从资料整理和翻译入手，使十三行研究在广州学者中呈现出多元的面相。

就上述学术成果所引用的资料来看，十三行研究的路径也被不断拓宽。在中文文献方面，既有正史、方志，及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还有新发现的行商家族族谱、笔记、诗歌、书画、私人信件等文献；在外文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已有的汉译文献，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使用外文的第一手文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用外文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比例明显增多。

正是在上述学人不断努力的基础上，使十三行研究的许多细节性问题得以显现。但是，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十三行研究，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资料上都明显存在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一些设想，也可以说是展望未来的十三行研究路向：

1．对十三行活动期间的所有行商，都要尽可能地开展较为详细的学术研究。梁嘉斌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罗列了34个行商的简单情况，而目前学者只对其中的七八个行商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与十三行期间的行商活动明显不对称。其中一度作为行商领袖的怡和行伍家，至今尚未出现专门的著作，实属遗憾。我相信只要肯投入足够的研究经费，肯花一定的时间，在海内外挖掘有关怡和行伍氏家族的资料，或多或少应该有所收获，这将会对重现伍家当年繁盛的“秘诀”大有裨益，也会引导十三行研究更为深入。

2．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既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尽快打造十三行研究基地，制造社会效益，以此来获得社会各界更广泛的认识，在社会效益之后寻求更多的经费支持，又要注重挖掘民间的力量，尤其是地方文史爱好者，通过他们在各地民间修纂家族谱牒热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寻找到与十三行有关的家族及其后裔，进一步挖掘与十三行相关的族谱、文集、信函、契约等文献与实物。

3．增加人力与经费，整理出版有关十三行的各类中外文献。一方面是继续整理出版所有十三行的档案文献，而不是精选文献，也可将已经发现的十三行行商的族谱、文集等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尽可能地利用外国学人的优势，挖掘与十三行相关的各类外文文献，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出版，以便能全面客观地体现十三行的发展实态。

4．定期召开主题明确的学术讨论会，以便于学者之间交流研究成果，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将某些成果转化为社会实践，如建立十三行模拟图、行商家族庭院再建等。

总之，十三行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除了要全面研究十三行行商家族盛衰史外，还要对行商的文化心态、生活理念、建筑文化等展开全面的考究，更要关注十三行时期的经济文化队对广东社会乃至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就此而言，广东学者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21世纪以来国内广州十三行研究综述

国内“现世所存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最为集中，也最有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一）十三行的设置、管理及其机构沿革；（二）清政府对外闭关锁国，只开放广州一地为对外贸易口岸；（三）广州、澳门及香港口岸贸易情况有关中外纠纷事件；（四）粤海关的腐败及各类案件的查处；（五）粤海关每年税收及进出口情况。这些档案，相当部分是清代历朝皇帝珠笔批示过的奏折，还有大量朝廷谕令、官府咨文等。”此外，还有当时十三行经营的外销画，以及中外学者对十三行的研究文献资料。

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牵头，发动与十三行历史研究相关的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整理出版与十三行有关历史档案、史料，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主要成果有：《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帝国商行》、《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和《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上、下册）等。《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是一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2000年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档案专著。该书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数量浩繁的明清两朝档案中精选出突出反映澳门问题历史，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原始秘档按照原样影印出版。记录了自1623—1911年期间的相关档案，由于在明清时期，澳门作为广州贸易的外港，因此该书收集的内容有很多涉及与广州十三行贸易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一书，邢永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编纂，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全书14万字。此书为编年体例，收录1684年至1887年清政府有关南国商贸问题的机要秘档共100余件，反映广州十三行商贸历史全貌的珍贵历史档案。“主要内容包括：康熙帝提倡开海贸易的内阁起居注；雍正帝确议广东贸易洋船泊靠地的朱谕；乾隆帝谕令仅留广东一口对外通商；道光帝宣布恢复十三行制度的上谕；十三行外贸情景及为皇家输送西洋人才、进献贡品、向朝廷捐输银两的奏折；洋人在十三行商馆活动的记录；十三行火灾及中外商人间的债务纠纷等等。该书并配有彩色插图50幅，有皇帝御览的广东沿海及广州古城地图、清宫档案原貌及十三行古画图片。”《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推出的文化工程，由著名学者朱家溍、杨伯达等担任学术顾问。《总汇》按档簿类和折件类两大系列分三期出版。各类之内采用编年体例，全书约200册。第一期雍正、乾隆两朝档簿类档案，辑录造办处档簿约5000余部，影印出版55册，即《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至乾隆，1—55册），全书1350万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第二期嘉庆至宣统六朝档簿类档案，影印出版55册，即《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嘉庆至宣统，1—55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第三期康熙至宣统朝折件类档案，辑录造办处折件档案7万余件，预计出版90册，原计划2009年出版。《总汇》每册800页，按档案原貌影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和深入挖掘，必将裨益学界，大大推动清宫文化与文物研究。

为纪念哥德堡号商船远航中国260周年，瑞典特仿造古船，按原始航线，历时一年跨海远航，于2006年7月18日抵达广州黄埔。为此，2006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第10台播出了《帝国商行》。继电视片之后，主创人员在原有脚本基础上深入挖掘，依据1000余件翔实可靠的清宫秘档和巨量中外文献，荟萃200余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图片，再行推出了同名著述——李国荣主编、覃波和李炳编著《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2007年1月由九洲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商业史的角度，全方位揭示大清帝国的洋行——广州十三行的盛世辉煌、人文风貌和风雨沧桑，以灵动的笔触和鲜活的画面，揭示广州十三行这个饱含了众多历史隐秘的商人群体。

由李国荣、林伟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7日出版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是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次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该书以编年史的体例，沿着历史演进的轨迹，依据翔实可靠的皇家档案秘籍和文献典籍，收纳大量的历史图片，揭示清政府特许广州十三行这个半官半商性质的商贸垄断组织存在发展的内幕，展现二三百年前广州商馆的兴衰与浮沉，透视以广州为窗口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追溯南国广州与清朝皇宫的特殊关系。《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分为九大部分，其中包括序篇清初海禁、第一章开海贸易、第二章公行定制、第三章天子南库、第四章一口通商、第五章洋行沧桑、第六章鸦片贸易、第七章商馆终结和尾篇沙面租界。从公行定制、十三行保商制度（1754年）、十三行保商制度的完善（1775年），并以洋商蔡文官为“詹尼号”出港开脱（1794年）、洋商石中和欠债充军（1795年）和洋商蔡世文负债自杀（1796年）等为例，揭示鸦片战争前广州十三行洋行、洋商整体和个体的兴衰与浮沉的沧桑命运。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的《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合作，对明清宫藏黄埔档案进行了系统挖掘，从浩瀚的皇家典籍中，甄别遴选出有关黄埔的珍贵档案二百余件，并精选有关历史图片”编纂而成的。“本书收入的明清宫藏原始档案，均为实物翻拍或原件影印，包括‘皇上’的亲笔御批，均属久存大内、秘不示人之珍品，是研究和认识黄埔乃至中国近代历史最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二）《广州史志丛书》出版发行与广州十三行研究相关的著述

据了解，《广州史志丛书》是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主办的一套丛书，1988年创办至今。在广州十三行研究方面，《广州史志丛书》从旧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史志理论研究成果三个方面着手，编辑出版相关书籍。主要成果有《粤海关志校注本》和《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

清代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的《粤海关志校注本》是广州史志丛书之一，2002年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粤海关志》共30卷，分列14门，辑录粤海关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校注根据清道光年间“粤东省城龙藏街业文堂承刊”。

由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全套8册，200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除《广州的外洋行商人》这本主要介绍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外，《黄埔村与古黄埔港》、《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也部分涉及十三行的历史。

周湘著《广州外洋行商人》一书，是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之一。全书共分七章，详细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制度的兴衰、著名的行商家族及相关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行商制度之缘起，介绍了清初广东对外贸易状况、行商制度与夷务管理及早期的行商；第二章十三行街区的状况，介绍十三行夷馆、十三行街区的分布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第三章行商对广东公共事业的贡献；第四章著名的行商家族，重点介绍潘启官、伍怡和、卢茂官家族，以及达成行商倪秉发与会隆行商郑崇谦；第五章行商的家居，重点介绍潘启官、伍浩官家族庭院；第六章行商与中西交流，重点介绍了“广州英语”和“番鬼”餐；第七章行商制度的衰败。

柏峰著《黄埔村与古黄埔港》一书，也是蔡鸿生教授主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系列》之一。该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小渔村到广州外港、百年辉煌、酱园码头的外国船、鸦片战争后的古黄埔港、黄埔村名人略传以及黄埔村的古迹及其保护等六章”。二、广州十三行专题研究成果（一）广州十三行的研究专著

广州十三行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十三行新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以及《十三行》。

由蔡鸿生教授作序、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著述的《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一书，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全书48万字。该专著由系列专题研究整合组成，主要专题有：“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雍乾时代的十三行与商欠”、“林则徐之死与十三行商人”、“清代广州西关十三行的几次火灾”、“起源于十三行的广州街名”、“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管理体制的四个环节”、“十三行的历史文化遗产”、“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以及“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等等。此外，本书还附印了大量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图片资料。

谭元亨教授主编的《十三行新论》一书，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香港）2009年11月出版。该书收入了包括编者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如谭元亨的《全方位开展“十三行”研究》，宋韵琪、吟冰的《从“公行制度”的几度设废看十三行的商业工具性质》，琪琪的《试论十三行精神与岭南文化的双向度建构》，秦柯的《十三行与广府文化地图》，宋韵琪、谭元亨的《十三行商人的民商本质——对关于其性质为官方代表的商榷与讨论》、《十三行的谣谚与小说》，潘刚儿的《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宋韵琪的《十三行的文化探讨与创伤记忆》，杨宏烈等的《海山仙馆魂兮归来》，以及敖叶湘琼编译的《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和范岱克著、章远荣译的《广东叶氏商人（1720—1804）》等文，并附上谭元亨教授撰写的《亮出广东的文化品牌——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十三行的建言》和《十三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广东十三行遗址调研报告》，以及杨宏烈教授提交的《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研究报告》。

黄启臣、梁承邺编著的《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一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该书介绍清代以来广东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机构“十三行”之一的梁经国“天宝行”家族二百年的沧桑，涉及天宝行的创立、其创始人建祖祠、热心公益事业、家族风云人物、家族后人的文书诗词及其后人的历史文献内容。

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的《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一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对外开放时期潘同文（孚）行“潘启、潘有度、潘正炜三代行商的真实史料，客观地反映了当年行商创业、首业的艰辛，应对官府、外商的技巧，承担破产同行债务以及贪官勒索财务的重压，以及他们在对外贸易中所体现的中国商人诚信经营及拒绝非法鸦片贸易的商业道德。从这一典型的商行家族的历史变迁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十三行运作的模式与制度。”

中荔编著的《十三行》，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之一，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该书通过从清初海禁、开海贸易到洋行沧桑、商馆终结等十个编章，系列且简明地反映了广州十三行的盛衰过程，突出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从“贡泊贸易”走向“通商贸易”这一历史时期中广州十三行的重要地位。（二）有关广州十三行的专题论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覃波在《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和《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等论文中，运用大量的清代历史档案，对广州十三行进行研究。覃波在《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一文中介绍了省市及其清宫档案，从六个方面考查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在《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一文中，覃波指出：“广州十三行是18、19世纪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透视中国的一大枢纽，在‘海上丝绸之路’及清前期中西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清宫档案，真实地再现了这个盛极一时的早期东方世贸中心。”在《清代最大的商人集团——“广州十三行”》一文中，覃波指出：“十七世纪末，当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中国大陆南端的广州港，发现在珠江岸边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

金融研究所吴庆先生在提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广州十三行连带互保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指出：“清代广州十三行实施的连带互保制度是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原型。它能够成功处置行商倒闭留下的未偿债务的原因有二：高额行业垄断利润和审慎性准入门槛。后来，皇帝和各级官吏越来越高的索求逐渐抵消了垄断利润；审慎性监管却仅仅停留在行业准入层面。加之清政府对夷商债权的过度保护使夷商不顾风险地放款，亏空的行商总有机会借钱冒险，道德风险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十三行制度不可持续。本文总结清政府管理广州十三行的经验和教训，期望对当前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研究提供借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先生在《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隋福民先生在《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一文中，“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对清朝‘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历史作一简要梳理。清朝的贸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体制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体制。”

暨南大学文学院江波在《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一文中指出：“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为应对全球的商业经济对贸易扩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公私结合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后近百年间，担负着清政府垄断和管理经营对外贸易的重责。它的出现、兴盛到衰败，其根本因由则是大清帝国出于维护集权统治的政治妥协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三）部分内容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专题研究的专著

部分内容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专题研究的主要专著有：《明清广东商人》、《广东商帮》和《话说粤（（图文商谚本）》，以及《广州九章：岭南经·中国梦·世界观》、《广东的前世今生》。

黄启臣、庞新平著《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全书共36万字，分8章34节，集中阐述了明清时期为世人瞩目的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地缘和社会构成、会馆公所、著名商人家族、海外移民、资本流向和历史作用等。本书第二章“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第一节“商人类型的牙商、丝绸商、茶商”部分对广州十三行商的职能、作用都有述及。本书第五章“广东商人家族”对广州十三行中的泰和行、同文行（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天宝行的兴衰，以73页的篇幅作论文式的解读。

黄启臣教授著《广东商帮》，黄山书社2007年6月出版。全书共七章27节。本书对明清时期广东商帮崛起的人文地理、社会背景和“广东商帮”的商人类型及其经营方式，乃至“广东商帮”的地缘和社会构成，都一一作了具体分析研究。该书第二章“广东商帮的商人类型及经营方式”第一节“商人类型的牙商、丝绸商、茶叶商、陶瓷商”等部分，对广州十三行行商有详细介绍。

刘正刚著《话说粤（（图文商谚本）》，（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其中“第二章富甲天下的行商”用九部分介绍了十三行行商。指出广州一口通商期间，十三行商人成为官方的代表，负责对外贸易，身为“‘红顶商人’十三行行商”，是“茶叶贸易的垄断者”；介绍了十三行行商“小行商的艰难发家史”，以及“曾经跻身乡贤祠的行商”、“越洋诉讼讨债的潘长耀”、“同文行开创者的生意经”及“周旋于官商之间”，“由行商到买办”的十三行行商。第六章“打造儒商形象”九个部分中六个部分都以介绍十三行行商为内容主轴，如“贾而好儒培育后人”、“儒而为贾的外销画匠”、“人间仙境的海山仙馆”，“将藏品刻石传世”、“刊刻书籍造福万代”、“‘广州英语’风行商界”，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了包括十三行行商在内的广东商帮。此外，在第一章“海洋大省，重商传统”的第七部分“深加工创造附加值”，以及第九章“商道是非，任人评说”也对包括十三行行商在内的广东商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评说。

黄树森主编的《广州九章：岭南经·中国梦·世界观》，花城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发行。其中第一章“一千年国门”中选编白寿彝先生的《粤海关的组织机构》、何礼荣先生的《清朝“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与海上交通》；第三章“大清国商”中选编《英法联军（成丰七年，1857年）之役，广东旧十三行行商调停战事史料》、吴晗《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第七章“南天国色”中选编刘子芬的《广窑（广彩）》、《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谈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刘明倩的《外销画》和纪宗安、孟宪军的《岭南园林与中外文化交流（节选）》一文。第九章“民安国泰”中选编李国荣编著的《帝国商行》（节选）等。以上文章都涉及广东十三行的研究。

王春芙和陈朝华主编、《南方都市报》广州专刊副刊部撰稿的《广东的前世今生》，由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这是一本广州人物列传，是研究广州人文地理的著作。该书的‘实业篇’，首先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以《潘仕成——仕途扶摇青云上成就须臾转头空》为题，指出：“南粤自古多金，十三行路曾经富贾如云可为明证。潘仕成就是其中富可敌国的一位。他是宦海如意的官僚，也是善于钻营的商人；他既是慷慨乐施的慈善家、水雷制造者，还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潘仕成功名显赫大半生，晚年却穷困潦倒而死，大悲大喜、盛极而衰的命运令人扼腕。”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专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专著主要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黄启臣教授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本书是广东省政府批准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专案组进行的系列工程之一。全书共分9章51节编写，共61万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的作者指出：广州十三行及后来的公行是清代重要的外贸机构、十三行商则是粤海关运作的工具。作者还对十三行商和十三行制度进行了中肯的分析。

冼庆彬主编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一书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刘亦文《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蒋祖缘《清代前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十三行对外贸易》，以及黄为民、黄鋭光、黄银英《古黄埔港与广州十三行》、郭德焱《巴斯商人与广东十三行》、黄佩贤《嘉道年间黄埔古港繁荣的背后——从一块告示石碑谈起》、程浩《广州港对广州历史的贡献和作用》都属于第三编“广州海上丝路与十三行”。（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论文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研究论文集、论文提要主要有：《广州十三行沧桑》、《“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2002年1月，广州市委宣传部和炎黄文化研究会、荔湾区政府等9个单位部门联合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秘书处汇编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汇编》，“汇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广州的关系，对现代广州经济、贸易、航运、文化、考古和城市建设等方面重要影响的论文提要共50篇，论文作者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此次研讨会后，“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曾召开过十三行的专题研讨会。荔湾区方志办也牵头召开两次清代十三行的专题研讨会。区政协、区文化局也多次组织了有关专家座谈会，专题讨论开发利用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几次研讨会的研究论述成果汇编成册，并征得一些专家、学者同意，辑录了会外几篇专著入册”，编辑出版了《广州十三行沧桑》一书，并收集整理出一批清代十三行的历史文献资料。《广州十三行沧桑》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广州十三行名称考、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广州十三行商贸概括、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等。

200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内容主要包括：广州是中国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市、广东海上丝路遗存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等。

顾涧清等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本书分代序、十一章四十二目，共25万字。其中第四章广东海上丝路黄埔古港和外港的研究、第五章广东海上丝路外国商船和外贸的研究和第六章广东海上丝路行商体制及其遗址研究都涉及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研究成果。

王晓玲主编《“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香港的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本文集收录的是2006年6月22日在广州艺博院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和7月19日在广州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文化论坛”的领导讲话与部分专家学者的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王晓玲《在“中国广州与海上丝路发祥地研讨会”上讲话》，陈伯坚的《广州是中国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市》、汤开建的《顺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王朝的正式交往》、赵立人的《广州古代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探索》、黄启臣的《明清之际广东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广州中心市场的中心市场》、叶显恩的《“歌德堡号”引发的感言》等等。（三）广州黄埔古港与广州十三行课题的研究成果

广州黄埔古港曾经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在促进中国和西方的商品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上，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同时，黄埔村也是广州著名的侨乡。由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华侨研究会、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海珠区政协、社会法制文史委编著，并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名城明珠黄埔村》和《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两本书。《名城明珠黄埔村》一书，“收集了有关黄埔村的史料20多篇，详细介绍了黄埔村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著名人物”。其中，黄永晃等《广州地望黄埔村考察记》、罗国雄《黄埔——“海上明珠”的历史光环》、吴家诗等《清朝前期黄埔港的管理制度》、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黄佩贤《黄埔古港历史古迹寻踪》和余定邦《黄埔古港遗址是广州市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以及黄启臣《清代的黄埔港》、《从行商到吏士——天宝行的演变》和《梁纶枢传》，黄银英等《令人珍惜的“对华贸易黄金时代”——从几例信息看古黄埔港在发展国际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古黄埔港与广东十三行》等论文，都是与广州十三行相关的研究成果。《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介绍凤浦（黄埔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分湮没的辉煌、古黄埔遗韵、百年数风流及历史的延续四部分。从清代时期的古黄埔港开始介绍到现代关于保护、抢救凤浦历史文化遗迹的工作，并辅以大量的彩色摄影作品为证。“百年数风流”篇章，详细介绍了广州十三行行商梁经国。四、对广州十三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

朱小丹主编、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全书以广州是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这一论点为主线，采用了兼及中瑞经贸关系的典籍史料；史料的收集以中文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引用、参考外文文献。该书以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的版面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国广州与瑞典的商业联系，以及瑞典商人与中国人友好相处的历史。其中较祥尽地介绍了著名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与广州；清代十三夷馆中的瑞行；由广州出口到瑞典的热门商品茶叶、瓷器贸易情况；中国史料记载中的瑞典及当代经贸文化交往更加频繁的中瑞友谊的情况。

广州博物馆著《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该书收录了广州博物馆所藏的18至20世纪初各类外销艺术品300余件，主要包括瓷器、牙雕、广绣、外销画等。这些藏品，多数是几个世纪以来广州对外交往中遗留的珍品，反映了该时期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繁荣状况和当时的工艺水平以及中西方审美情趣的交融与差异。这些艺术品所代表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观念，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并对欧洲的建筑设计、装饰艺术、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鸿生教授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下编中的《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清代广州的荷兰馆》、《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及《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等论文皆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广州十三行的历史进行考证。特别是《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潘有度《西洋杂咏》评说》一文指出：“清康熙二十四年，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广州行商直接参与华洋互市，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他们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感知程度如何，形成什么样的西洋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以乾隆年间十三行总商潘有度20首《西洋杂咏》诗为标本，探究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2004年雷传远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广东十三行的儒商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专门探讨广东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并试图了解十三行行商在文化交流的角色和儒商传统的关系，更尝试用崭新的角度，研究十三行如何把西方文化向内地扩散，着眼于文化交流的传播网络。力图从广东十三行研究上一个前人认识不足的侧面作补充”，“肯定了行商在文化交流的历史地位，并论证了行商从朝贡体系转向条约体制转变中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引起学者对十三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角色能作进一步探索”。

2007年彭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中指出；“广州十三行，是指清代设立于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作为这一洋行制度主体的十三行商人，拥有商官的特殊身份，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之一，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十三行商人成为当时岭南文化投资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大力发展文教、辅助教育，编印丛书、丛帖、刊刻著作，以发展乡邦文化；主动传播西方文化，积极学习和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注重私家园林的兴建，以呈现中西工艺美术风格以及建筑精髓的融合等等，从而为当时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从经济对文化影响的角度，重点来探究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对岭南文化的贡献。”

2009年徐堃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十八、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和外销画》中指出：“外销画产生并且兴盛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广州十三行地区，它受到西方艺术审美趣味的影响，由中国画家使用西画的技法和风格，绘制带有东方风情的图画，绘画内容包罗万象，绘画种类包括玻璃画、油画和水彩画。钱纳利和林呱是最主要的外销画家，对其他画家和整个外销画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外销画为西方市场生产制作，大量销往西方并且受到西方消费者的欢迎。其商品性远远重于艺术性，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生产的绘画种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画。外销画有精品和行货之分，但是其本质都是商品画。画家和画工都使用复制的方法来大量绘制图画来满足市场需求。国内对外销画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正史对其不着一词，国内也难觅真迹，现有的史料多来自西方研究者的文献著作。已有研究仅限于外销画的艺术方面，本文旨在弥补此研究领域的空白，使用艺术经济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外销画生产和外销画市场的各个方面，以及绘画与经济赞助的关系。外销画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影响了传统绘画市场，对后来绘画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高淑娟在《略谈“长崎会所”与“十三行”》一文指出：“日本江户后期，在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将贸易权逐渐收归幕府手中。经过幕府多年的政策性选择，专事对外贸易的日本商人群体逐渐发生变化，江户贸易商由平户相对自由贸易时期的多元化主体，最终定型于“长崎会所”——一个幕府直接控制下的近乎于行业管理性质的贸易机构。而在中国清朝，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外贸商人群体——十三行，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也折射出了清朝政府的贸易管理政策的基本立场。五、广州十三行研究中的新动向（一）学者介入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研究

1．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研究专著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著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由广州出版社2001年出版。该书概要地反映了广州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发祥地和世界海上交通史两千年不衰的大港的形成和发展，并在这个城市所发生的的各种大事，介绍了包括广州十三行在内的各个历史文化遗址的情况，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作为中国贸易大港的辉煌历史。同时，对研究广州十三行现象具有很好的启发。

杨宏烈编著的《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角度、从促进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十三行商馆遗址及其分布在广州市区与之相关的历史地段、名胜古迹等进行了探讨。该研究成果是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广州市属高校科技计划2004年度重点项目和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05年度重点项目。

2．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保护开发与利用的题案和建议

2009年4月29日，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杨宏烈教授提出《关于设立十三行博物馆的建议报告》指出：“十三行专题纪念性博物馆是广州、广东的一张名片，乃至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民族文化教育发达的标志。特建议乘迎亚运之际，因势利导，利用‘文化公园’既有展览设施，花尽量少的钱，筹建起十三行博物馆，整合周边相关的十三行遗址，打造十三行历史文化旅游街区，促进广州名城科学发展。”

2009年4月，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教授也向国务院参事室提交了《十三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报告。提出三项建议：“1．尽快召开有关十三行的研讨会，集中文化、商贸、旅游、规划、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尤其是省港澳三地专家的意见，一俟条件成熟，进一步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既可深化研究，又可加大宣传力度，擦亮这块文化名牌。”“2．整合十三行的文化旅游资源.当前，广州旅游拿得出手的“月亮”太少，而十三行这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一旦打响，当不弱于其他景点，所以应尽快加以整合，环白鹅潭十三行景观务须在广州市府统筹下，由荔湾、海珠两区通力合作，方可事半功倍。”“3．依据现有的相关资料，编纂一部《十三行图史》是可以办到的，这不仅可以为日后时机成熟再完成《十三行史》打好基础，还可对当前整合文化资源、统筹城市规划大有裨益，并为旅游、宣传作依据，尤其是作为广东外贸的一大名片打出去，在接待国际政要及经济企业的重要人物时所用。”

2009年7月3日在广州大学召开的“广州十三行研究专题学术报告暨工作研究会”上，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重点介绍了广东十三行的历史，在早期中西贸易中的影响和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并提出要对十三行历史文献加以重视，呼吁各有关方面保护十三行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加强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使之能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接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十三行研究的相关资料库和十三行历史博物馆。这对于创建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和建设广东文化大省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二）平面、电波、网络三大媒体共同介入广州十三行研究

本世纪以来，广东、广州平面媒体对广州十三行进行了广泛宣传。中央电视台两度拍摄了广州十三行的专题片——《帝国商行》和国宝档案《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十三行──解密清朝外贸特区》上、下集。《帝国商行》是由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探索·发现》栏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历史纪录片，重现了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的极盛转衰过程：富可敌国，一场大火能令熔化的白银流满街；富招人妒，腐败的清政府竟两度勒令行商筹巨款作战争赔款。该片共分四集，依次是：开启的帝国之门、世界首富、西来欧风、帝国商行的悲歌。对中国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介绍。该历史纪录片是为纪念哥德堡号商船远航中国260周年，瑞典特仿造古船，按原始航线，历时一年跨海远航，于2006年7月18日抵达广州黄埔。为此，2006年4月8日中央电视台第10台首播的《帝国商行》（主编：李国荣；撰稿：覃波、李炳；制片人：王新建）

国宝档案：《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十三行——解密清朝外贸特区》上、下集，CCTV-4亚洲 2009年5月30日首播。介绍了“公元1685年，清朝康熙皇帝颁布命令，开放海禁，对外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以及云台山港口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四个港口。对外贸易当然少不了精通外语、熟悉洋务的商人，于是，清朝的广州官府就组建了十三行。”“据记载，十三行名称起源于明朝，到了清朝继续沿用这个名称，也称‘洋行’或‘洋货行’，是清朝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也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十三行不仅享有外贸特权，还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政令，收缴税饷，甚至管理外商人员。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时，十三行就会派遣精通外语、熟悉业务的人员与他们接洽。十三行的所在地也就成为清朝的外贸特区。”

2009年4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利用早期对外贸易的历史档案及有关文献资料，建立“广东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中心”（或称“广州十三行档案文献资料中心”），并建立“广州十三行档案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网站”，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该网站设有中英文简介、图片集、历史文献介绍、档案大观、档案文献目录及相关栏目。（三）文学影视创作介入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的宣传

大型话剧《十三行商人》是广东省实施国家精品工程的重点剧目，2004年6月首演以来，广东话剧院排演了粤语版、普通话版《十三行商人》。话剧将广州当时的大时代展示出来，再现了百年前粤商重情、仁义、爱国和诚信的进取精神。《十三行商人》是由广东省文化厅出品、由广东话剧院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联合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2005年12月，该剧进入了“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30台初选剧目之列；2005年12月，参加第九届广东省艺术节，获剧目、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多个一等奖。

辛磊、祝春亭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全书分为“草莽晨曦”、“中天惊雷”、“残阳如血”三卷，共120万字。该书以清代乾隆时期中西商人云集的广州十三行为平台，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为时代背景，以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振承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展现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风云画卷。由花城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第1版。2009年4月，该书加印。据悉，“从2003年开始，在广东南方电视台的主持下，50集电视连续剧《大清商埠》剧本精心打磨、严谨推敲、十易其稿，获得审稿专家普遍好评。”2004年南方电视台正式与辛磊、祝春亭两作者签订了剧本购买合同，并向国家广电总局申报电视剧立项，获得了通过。2009年1月，电视剧本《大清商埠》已被省委宣传部列为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电视连续剧项目）。

谭元亨教授近50万字的纪实文学《明清帝国海商》和100万余字的《十三行遗嘱》三部曲等文学作品，同样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艺术创作、加工，进一步加深公众对广州十三行历史认识的探索和努力。（四）博物馆、档案馆参与广州十三行历史文化的宣传

2003年9月28日至2004年1月4日，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了外销画展。画展由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称为“18—19世纪羊城风物──广州外销画展”。据悉，此次展出的外销画有208幅，全部由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收藏，题材包括制茶、制丝、制瓷、船舶以及各行业的场景，还有各类植物、鸟类、昆虫等方面的内容，画法以写实为主，生动地再现了西方人眼中18、19世纪时广州的历史与民俗风情。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介绍，这些外销画对回顾和研究珠江三角洲历史和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西贸易、文化交流史，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006年3月1日《天朝洋商——广州十三行档案史料陈列展》在广东省档案馆免费展出，陈列的史料包括清代皇宫的历史档案，以及珍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历史绘画、资料、文物等。通过史料展，“可以了解到在十三行开展行馆通商贸易之后，中外贸易量大增，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推崇中国文化的潮流。在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登陆英国。茶叶香味隽永，作用柔和，魔幻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英国家庭平均每年要用1/10的收入购置茶叶。在欧洲，英国是茶叶最主要的消费国。而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亦相继将茶叶的买卖作为与中国的重要交易。”

2006年7月10日起，“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艺术品”在广州博物馆常年免费向市民开放。据悉，这次从广州博物馆馆藏中精选出的牙雕、刺绣、丝织、漆器、彩瓷、外销画等艺术品，为广大观众再现了18—20世纪初广州口岸民间艺术品的外销历史。

十三行历史文献与文化资源

十三行时代西方文献翻译的译名问题

十三行起源于明末，与澳门历史同为明清时代中西关系的重要学术研究领域。中西文献互相印证，是研究十三行的重要治学方法。拙文拟从译名与对音、译名与方言、译名与时代、译名与中国文献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行文所及亦兼论澳门历史西文文献中的译名问题。一、译名与对音

译名起源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历史上早已出现。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几十个部落的名称连成一片，在二十四史标点本中至今无法点断。而在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入华史中，无不需要解决译名问题。如佛经的汉译中，到宋代便出现法云《翻译名义集》这样关于译名的专著。解决译名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规范化工作”，而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除了外语条件外，还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和方法，只能在艰难的学术实践中探索解决，昔严复曾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可见译事之艰难。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译名与对音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对音，就是把外文记载中的中国人名、地名和专名还原为中文，或把中国文献中的外国人民、地名和专名还原为外文，这是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中西关系史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对音问题解决好了，译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代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前辈学者中，岑仲勉先生考证西北的历史地理，就喜欢用对音。陈寅恪先生却觉得这种方法用得不当，容易穿凿武断，应当慎重。冯承钧先生也认为西文译名如果不能准确还原，“不如不译之为愈”，也就是说，在中译文中保留西文原名，较之“硬译”出毫无把握之译名更为合适。二、译名与方言

译名与方言也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扬雄的《方言》，以汉字著录各地及少数民族的方言，已包含部分译名。后世以方言注音的外文译名更难以计数。葡萄牙人东来以后，物色懂葡语为东方语言混合语的东方人充当通事。与中国的交通，首先物色侨居于马六甲的中国人为通事。澳门开埠初期，葡船通事多为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遂使葡文译名打上中国沿海方言的烙印。

1515年，葡人皮莱资（Thomé Pires）著《东方概说》（Suma Oriental）进呈葡王，内称中国南方的港口，“除广州之外，另有一港名蠔镜（Oquiem）”。蠔镜为澳门的古称，Oquiem则为葡文对闽南潮州方言“蠔镜”一词的音译，如果用广州方言或明末的官语，必然无法找到还原准确的译名。

又据西方文献记载，1574年（万历二年）冬天，“海盗”首领林凤（Limahong）率战舰六十余首，部众五六千人进攻马尼拉。林凤为潮州人，Limahong应为西班牙文对潮州方言“林阿凤”的音译，“阿”字被音译为ā，无义，为潮州人名字的习惯用语，笔者回潮汕老家，亲邻仍称为“阿钦”，可资印证。有一位日本的知名学者，将Limahong误译成“李马奔”，就是由于不懂潮州方言的缘故。

外国学者不懂中国方言，不足为怪，中国学者亦每因不懂方言而致误，在有关十三行的西文译名中不乏其例。如十三行伍氏家族伍国莹、伍秉钧、伍秉鉴、伍元华、伍崇曜祖孙三代五人，西方文献均称为浩官（Howqua），Howqua应为英文对广州方言“浩官”的音译，笔者曾见一位中国学者将其误译为“侯夸”。

美商亨特（William C.Humter）的《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有《潘启官的乡间住宅》一节，记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其所在地泮塘（Pun Tong），在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一位中国学者将Pun Tong一词误译为“潘洞”。在《鸦片战争》一书中，英人宾汉（Elliot Bingham）《英军在华作战记》（Narratir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记英军自虎门进攻广州，沿途攻占二沙尾（Eshamee）炮台，两位中国学者特Eshamee译为“爱达斯米”。皆因不懂广州方言及地理致误。

英文将广州译为Canton，起源于葡文的Cantao，为葡文时广州方言“广东”一词的音译，因为明末葡人常常将“广东”与“广州”混为一谈。翻开三十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Shanghai（上海）一名源于上海方言，Amoy（厦门）一名源于闽南方言，Swatow（汕头）一名源于潮州方言，仍可印证地名译名与方言的关系。三、译名与时代

十三行时代处于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转折时期，西文中的译名亦打上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中国文献中关于来华西人的译名方面。这些西人译名大体可分为贬义、褒义和中性，试举例释之。

英国头号鸦片贩子，怡和洋行创始人William Jardine，Jardine今译贾丁，当年有查顿、渣甸和赞典三种译名。查顿一名为音译，属于中性。渣甸寓“渣滓聚集之地”之意，与其“铁头老鼠”的绰号一样体现粤中百姓对这个大奸巨恶的“夷人”的憎恶，显然带有贬义。赞典寓“赞勷典礼”之意，译名颇雅，自出伍崇曜等行商给官府的禀帖，隐然带有褒义。一贬一褒，体现出当时人的爱憎。

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之后，出任首席驻华商务监督的Lord Willian John Napier，曾因触犯中外交往的“天朝体制”，与两广总督发生冲突，最后死于澳门。Napier今译内皮尔，或作拿皮耳，皆属中性。当年据Lord Napier译为律劳卑或律劳毕，见于广东大吏上清廷的奏疏。Lord应译勋爵，为对侯、伯、子、男爵等贵族或高级官员的尊称。当年将其与Napier连译为“律劳卑”，据西人的解释为：这个卑贱的夷人，徒劳无功，应用天朝的法律加以惩治。“律劳毕”的寓意也同样带有贬义，且有隐寓其死之意。而与伍秉鉴协商，了结这场冲突的律劳卑的医官、散商Thomes R. Colledge，Colledge的中性译名为郭雷枢、科利奇。在当年广东大吏的奏疏中则为“加律治”，大约亦寓要用天朝律例加以惩治之意。

在明清时代，无论是在北京宫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还是来华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都是被看成归顺天朝王化的外国子民，才被允许居留中国内地，包括以澳门为居留地的葡萄牙人和西方各国商人。这种观念在当年来华西人的译名上同样打上时代的烙印。

嘉庆、道光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首席大班 John Fullarton Elphinston和James Brabazon Urmston，Elphinston今译“埃尔芬斯通”，当年译“嗌”；Urmston今译“厄姆斯通”，当年译“喊”。这类带“口”字旁的译名，盖寓“夷语”侏儒难懂之意，连“咭唎”和“咪唎”也不能例外。而“喊”一名，盖还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这两位财大势雄的“公班衙”头号人物，在清政府眼中依然是身份卑微的“西来远臣”。而在嘉庆年间将西方种牛痘术传入中国的英公司商馆医生Alexander Pearson，Pearson今译皮尔逊，在行商郑崇谦于嘉庆十年（1805年）刊行的《唎咭国新出种痘奇书》中则译为“”，几乎令人误以为这位肢体健全的“西来远臣”身有残疾，不良于行。这类译名已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消失。四、译名与中国文献

将中西文献互相印证，是将西文关于中国的译名准确还原为中国固有名称的基本方法。这种做法不但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且符合国际地名学界“名从主人”的原则。试举西文关于中国地名的译名为例。

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人首航来华，到达广州附近的中国港口Tamão。葡文记载说：“这个地方是一切和广州贸易的外国船都要停泊的处所。”有的学者将Tamão译为大茅或舵尾。戴裔煊先生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载：“欲至广者，入自屯门。”又据戴璟《广东通志稿》等明代方志的记载，屯门为广州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海澳之一，有海道哨兵把守，逐将Tamão还原为屯门。

1553—1557年（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葡人入据澳门以前，在广州沿海的另一个地方海澳贸易，这个海澳西文称为Lampacão，或作Lampekao、Lampaco和Lampazau，有的学者将其译为“两白狗”。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曾乘船在珠江口一带寻访，结果认为这个地方就是珠江口东侧的澳头，其实应该是珠江口西侧的浪白澳。笔者追随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门史有年，遂以嘉靖黄佐《广东通志》康熙申良翰《香山县志》、屈大均《广东新语》和道光黄培芳《香山县志》等中国文献，论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在这方面的错误。其中黄培芳《香山县志》卷一《舆地》称：“明正统年间（按：“正统”应作“嘉靖”），佛郎叽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后为有司所逐。”卷四《海防》称：“浪白澳在澳门西迤南九十里，在黄梁都西南六十余里。……昔舶薮也，今已淤浅不能停泊。”南水村地名至今犹存，今属珠海市斗门县。故将Lampasão还原为浪白澳可以无疑。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广东官府鉴于停泊黄埔的英法两国船只的水手时常发生冲突，遂将附近的长洲岛指定为英国水手的游散之地，而将深井岛指定给法国水手，彼此不得逾越。长洲岛西人称为Dames Island，直译为丹麦人岛；深井岛西人称为Franch Island，直译为法国人岛。笔者在校注有关西文译著时，根据梁廷枏《粤海关志》等中国文献仍还原为长洲岛和深井岛。因为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不管外国文献对该地名作何种称呼，都应还原本国固有的名称。

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海禁，闽粤沿海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并没有被遏止，官府的禁令竟然成为一纸空文。一些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商业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更能赚钱发财的广东沿海，广州的珠江边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建立的第二年，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募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十三行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洋行商人是惟一得到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他们控制着广州口岸全部的外贸生意。为了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人。行商的营业执照，要花20万元从官府方面获得，虽所费高昂，却保证了行号财源广进。比起其他商团，洋行商人的资产更为集中，最显赫的家族是潘、伍两家，他们家业雄厚、园宅华丽，在当时是世界级的豪富。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真正贯穿行商历史的却是潘氏家族。

潘氏是十三行历史上惟一经营长达百年的商家，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洋行商号受外贸形势的影响经常兴衰变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潘家商行能绵延不绝，是洋行中绝无仅有的。清代中国轻视商业，虽然潘氏商人是广东洋行界的领袖人物，但在现有的官书、方志中对他们发迹经商的历史是没有记载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清代中央政府外交、财政方面的档案中，挖掘出一些有关同文行潘振承、潘有度父子的历史记录。早期对外交往中的潘振承

潘振承（1714—1788年），广州十三行同文行的创始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栖栅社，原籍漳州府龙溪乡。他年轻时由福建到广东经商，1744年在广州开设同文行。洋行商人的行号在十三行街附近，但他们的住处却是比较分散的。潘振承致富后，1776年在广州珠江南岸海幢寺西侧购置了一块地，用来营建园宅。他在广州所建的有度龙溪乡四面环水，表示不忘故乡。今广州市海珠区龙溪首约、龙溪新街、栖栅街、潘家祠道等地，均为潘家旧宅的遗址。开阔的视野与拓展商业的能力，使同文行的商务冠于一时。潘振承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商业联系，在广州贸易界居于显要地位，他在对外贸易上的强大权势，在18世纪70至80年代，即清朝乾隆盛世时达到了顶峰，货物定价或商业事项基本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然后通过粤海关下达执行，因为当时的海关官员并不懂贸易。

作为一个外贸商人，潘振承利用自己对外交往的便利，曾为朝廷精心操办了一个乾隆盛世的中法文化合作项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套清宫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纸本，册页，每开纵55.4厘米，横90.8厘米，清宫著名洋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泰四人1764年绘制。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胜利，为了给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动的形象资料，乾隆帝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重大历史战况。1764年，由十六幅分图组成的彩绘稿画毕，为追求逼真效果，乾隆帝听取郎世宁的建议，决定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设想。

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份契约，那是广州十三行潘振承等十位中国绅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在1765年签订的“《平定西域战图》刊刻铜版合同”。其中写道：行商先付银5000两，如风水不顺，其费用由行商支付。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强调，务须雕刻精致按期带到。落款是潘同文等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全体行商。乾隆三十年八月初一日（1765年9月15日）两广总督杨廷璋、粤海关监督方体浴在向皇帝汇报情况的奏折中提到，“法兰西国距粤程途五万余里，海洋风信靡常，船只往返迟速难定”。为了避免海上不测，潘振承等将16幅组画分散在不同的商船运抵巴黎。《平定西域战图》底稿送达法国后，巴黎皇家艺术院亲自挑选极负盛名的雕刻家参加制版。巴黎至广州的海路上，洋船往返迟误莫测，使这项工程历时十一年之久。《平定西域战图》这套组画，用西洋绘画形式描绘中国的历史场面，既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又具独特的史料价值，被视为200多年前东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巨作。值得遗憾的是，当组画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起稿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先后去世，未及见到成品。

清宫档案中还有潘振承向皇宫推荐西洋人才的记录。康熙至乾隆年间，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洋传教士登陆广州，希望进入皇宫任职，洋行商人是官府认定的管理洋人的媒介，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洋人下榻的客栈和休整学习的场所。到了乾隆朝后期，在紫禁城当差的西洋人相继故去，广东官员多次奉到圣谕，要求洋行商人留心寻找西洋人才。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三日（1781年5月25日）两广总督巴延三再次接到上谕，“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现在堂中如艾启蒙、傅作霖等具相继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著再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有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这道上谕发下一年多之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782年9月8日），两广总督巴延三终于向皇帝回复了一份奏折，报告洋商潘振承推荐西洋人进京当差。文中提到，洋行商人潘文岩找到了通晓天文的洋人罗机洲和西医麦守德，二人搭乘瑞典商船到广州，愿意进京效力，广东官府已派专人伴送洋人赴京。这两位西洋人，后来都成为皇宫的重要人才。文中提到的潘文岩，实际就是潘振承在户部注册时所用的官名，在清政府的档案中都是使用潘文岩这个名字。

在潘振承向皇宫推荐西洋人才的同时，还同十三行的其他几位商人蔡世文、陈文扩、石梦琼和蔡昭复联名向朝廷举荐洋人多罗管理十三行的外商。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记录在乾隆四十七年两广总督巴延三致军机处的一份咨呈中。

行商受益虽多，责任亦重，官方认为他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广州商馆的外国人，行商就成了外商在中国开展商务的监护人。清政府希望通过类似保甲制的方式，把中外商人联成一个利害与共的整体，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虽然，潘振承可谓经营有道，但面对朝廷、官府也承受了说不清道不尽的压力。为了严格划分华洋界限，对于进入广州十三行的外国人，清政府只允许他们做生意或进京效力，不准他们与华人来往，更不能在中国传教。1784年发生了乾隆年间最大的教案，寄居十三行的西洋人与华民私通，在湖北、陕西等地秘密建教堂传播天主教。据军机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1784年12月22日）大学士和珅以600里加急快递传达乾隆皇帝密谕，令已启程赴京参加千叟宴的广东巡抚孙士毅“不拘行至何处，接奉此旨，即驰驿兼程回粤。此事该抚办理错误，不准其来京入宴。”接到这道上谕，孙士毅已经走到江西途中。

传教士们平时都是出入十三行商馆，当下出了大事，作为首席行商，潘振承责任重大。清政府认为，“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天主教的蔓延是因为“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潘振承与洋人来往频繁，一定早知道此事。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二日（1784年11月14日），大学士和珅传乾隆帝谕旨：洋商潘文岩任由洋人传教，失于防范，罚银十二万两充公。

此次教案波及10多个省，共逮捕西洋传教士18人、中国教徒数百名。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以及与教案关联的各省地方官都受到清政府的查处。教案之后，清政府将潘振承推荐的洋人专管多罗革退并遣返回国，重新明确了由行商管理外贸洋人的制度。潘振承与清廷的关系

为了达到既富且贵，潘振承通过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几次向清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三品顶戴，这是当时的商人捐纳所能达到的最高官阶。在外贸上享有垄断地位，其背后是与朝廷、官府一直保持着的一种微妙的关系。

广东洋行为朝廷采办贡品，被视为一种常规，它是从潘振承担任行商首领时期开始的。清代帝王的生活无不奢靡铺张，皇帝及其家人“集天下物用，享人间富贵”，是天朝财富最大的消费者。来自广东的洋货贡品，为宫廷带进前所未见的新东西，增添了许多奢侈与休闲。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官吏采购进口货的热情，每逢节庆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用以博取皇帝的欢心，有端阳贡、万寿贡、年节贡、灯贡，每年进献四次。贡品包括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等等。身负恭办皇差之责，不遗余力地效犬马之劳，为天子办理内廷供应成了粤海关的天职。办贡银两一半用于广州至北京的长途运输，剩下一半不足以购办精美奇异的物品，总督、监督不愿意拿自己的银子补上，这些贡品都是交给洋行采办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解决粤海关派办贡品，扰累行商的弊端，乾隆特派钦差福康安赴广东清查，裁撤洋行每年进呈洋货的常规，两广总督巴延三等因此被治罪。潘振承并不清楚皇上是不是真的不要贡品了，于是在第二年，他同众洋商集体致函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请求无偿承担粤海关的洋货贡品，于每年冬天进呈。信中说：“商等开设洋行，获利丰裕，感激天恩”。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86年1月26日）两广总督富勒浑奉到上谕：“务须严行饬禁，如阳奉阴违，经朕闻知发觉，必将加倍治罪”。同时，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被招到北京面见皇上。

潘振承试图不断地用行贿的方式维护他享有的特权，他曾几次向官府捐输银两，都被乾隆帝以国库银两充裕，“何用此商人些微捐助，殊可不必”而拒绝，足见盛世的繁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潘振承给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致函，呈请每年向海关关库缴银5.5万两，作为备办贡品银两。在军机大臣给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的一封密信中说：“洋商潘文岩等情愿每年缴存备用银两五万五千两，已蒙俞允，并面奉谕旨解交造办处。”广东洋商的报捐终于得到乾隆帝的默许。广东洋商每年缴送备贡银两，这个常规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档案中可以知道，这笔款项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不交国库，都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秘密输送紫禁城皇宫的造办处。可见，洋商团体成为皇家“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在财源上支持着宫廷，为耗银无数的皇家提供常年固定的资金。

直到潘振承去逝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他还是报效不辍。这一年，清政府剿灭台湾林爽文起义，潘振承带领其他7位洋商捐输30万两白银，被乾隆帝所接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潘振承病逝，终年74岁。潘氏家族祖孙经商，权势显赫，炙手可热，人们都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能继续维持商行的经营与信誉。的确，在事业鼎盛的时候，潘振承已为其家族日后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潘振承有7个儿子，他让几个儿子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次子潘有为于1772年考上进士，后任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一个商人家族能有子弟中进士是很值得自豪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与地方官宪们平等地交往酬唱，跻身于士绅之列了。潘有为在任京官十余年后回到广州，他的进士身份，使得潘家的同文行在与官府打交道时有了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潘振承的小儿子潘长耀，随父到广州经商数十年，他在广州独自建立丽泉行并拥有豪宅别墅，粤海关监督佶山曾在奏折中说：潘长耀“子承父业，两代充商，获利最为丰厚”。潘长耀生性耿直，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费城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直到十年后的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不过，在洋行界最有成就的当属潘振承的三子，后来成为潘启官二世的潘有度。潘有度与官府的交锋

潘有度的官名叫潘致祥，他在洋商世界里是个佼佼者。潘有度颇有个性又十分谨慎，他从父亲那里接管同文行，一开始就力图回避与这个头衔伴随而来的麻烦，他以自己新任洋商为托词，故意把同文行的排名从首席拉退到第二。我们从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1792年4月23日）两广总督郭世勋、粤海关监督盛住报告洋商捐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其中开列的商人排名，第一位是蔡世文，潘致祥的名字居第二。然而，当时同文行无论在财力上或是运营上都是所有洋行中最好的。广东地方官无论将军、总督，还是监督、巡抚，都把十三行当做利源，行商也只有投靠封建权贵的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广州的行商常花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来二品红顶或三品蓝顶的头衔，这相当于广东巡抚或布政使大员的品级，商人捐官成为通例，正所谓“无商而不官”。

潘有度带领行商向政府纳捐的数目是可观的，在清宫档案中有以下的记载：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平定廓尔喀进犯西藏，潘有度等十位行商捐献30万两白银；嘉庆四至六年，清军进剿川陕白莲教起义，潘有度、潘长耀等八位商家五次捐银，共105万两；嘉庆六年潘有度等十三行商人捐河工银50万两、北京永定河防汛工程捐银10万两；嘉庆九年捐河南堤工银20万两；嘉庆十至十一年广州湾剿灭洋匪，捐银32万两；嘉庆十三年潘有度独自捐南河经费银12万两；嘉庆十四年与伍秉鉴共捐南河经费银45万两。捐献的银子换来了潘有度在户部注册的二品顶戴。

潘有度担任行商领袖的年代，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行商团体遭遇官方强大勒索的时代，贸易环境迥异于他父亲，洋商们必须时时面对官员的勒索，而尽量避开官府的敲诈，是潘有度事业经营中最大的课题。潘有度比同时代的其他洋商更能敏锐地洞察时势的脉动，从而做出应对，他谨守父亲留下的传统，采取一种审慎的作风，正是他父亲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他有充裕的资金和良好的心态。在与官方的关系上，潘有度善于适时地送礼，但不是一味地忍让，他有坚定的态度，甚至敢于与其顶头上司粤海关监督发生冲突。

广州洋行的公行组织是由潘家组创，它被粤海关视为牟利的工具。以横征暴敛著称的粤海关监督佶山，对潘有度的富有充满敌意，嘉庆六年（1801年）十月，已经任职两年的佶山，提出责成潘有度一商承保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并且为了避免潘家同文行独揽货物，要求当时的八家商行共同分售英船货物。佶山还奏请皇上，把行商每年上缴5.5万两备办贡品银，增到15万两。潘有度此时是首席行商，面对海关监督的刁难，他拒绝执行。不久，北京永定河水灾，恼羞成怒的佶山找到了报复的借口，他向皇上奏报：“潘致祥充商年久，每年夷船进出，获利原属丰厚，实系著名殷商，非寻常富户可比”。请皇上批准，让潘有度捐银10万两。

身在京城的嘉庆帝觉察到这远在南国边陲的官商纠葛，他认为佶山办事过于苛细，吩咐两广总督吉庆和新任粤海关监督三义助查明此事。至于让潘有度捐的那10万两银子，上谕中说：“此次所捐，殊可不必”。佶山的强行勒诈受到广东大吏的指责，吉庆和三义助在回奏中说出实情：“潘致祥势难一人承保夷船”。嘉庆帝最后发下谕旨：“佶山以商力有余意存苛刻，殊不知该处洋商向有十三行，现只存八行，其积年消乏可知。且该商等捐输报效已非一次，自当培养商行，令其家道殷实，方不致稍形疲累。所有关税等事，照旧定章程办理，不必更张。以后每年备贡银五万五千两，毋庸加增。”佶山的盘剥被皇帝全部否定了。纠纷最终随新的粤海关监督上任而了结，新监督三义助将那10万两银子当面退还给了潘有度。佶山离开广州时，地方大员从总督到巡抚没有一人前往相送，这与中国官场的礼节大相违背。这次与海关大员的冲撞，竟以潘有度的“胜利”而告终。

佶山的离任，固然让潘有度侥幸躲过了一次官府的敲诈，但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官、商、洋三者之间周旋，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退出洋行界的计划萦绕于他的心中。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07年12月9日）粤海关监督常显上了一份奏折，其中说：“同文行商人潘致祥因病解办行务，未与夷商交易已一年有余，一切公事均系怡和、广利等行商人办理。”常显传见潘致祥，见他确实精神萎顿难以支持，“其不能经理行务并屡次求退，自应准其退行。”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次潘有度花了10万两银子，终于从粤海关衙门那里买到了退商的许可。五个月之后，这笔银两由粤海关派专人押解到京城户部衙门。

潘有度退出商界不久，洋行就有五家倒闭、七家陷入困境。在大多数行号处于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潘有度却能成功地保存实力，平安地渡过了一个多变而困难的阶段。他过人的能力在众洋商中虽属异数，但绝不是意外。

潘有度退商之后便回到福建原籍，但是他后来才知道自己是身不由己。对于政府而言，广州洋行流失有实力的业头是不能容忍的，清政府不愿意豪商巨贾游离于他们的控制之外。嘉庆十三年十月十七日（1808年12月4日）粤海关监督常显奉到上谕：“潘致祥退商后回原籍福建何以未奏？该商赀本宽裕，充商日久，办理正资熟手，前此因何告退，据实具奏。”这次潘有度以捐输南河经费银12万两而躲过清廷的追究。在嘉庆帝的亲自过问下，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潘有度在福建老家退休未满七年，便被两广总督蒋攸铦重新召回充商。军机处在发给广东督抚的上谕中称：“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蒙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

嘉庆二十年（1815年）潘有度再度出山，与伍敦元、卢棣荣共同负责洋行事务。由于潘有度退出洋行时与兄弟分了家，此番复出，他给自己的行号取了个新名字叫“同孚行”，以区别于同文行。潘有度有七个儿子，他未曾培养其中的任何一位接办洋行事业，即使这样，在他去世之后，其幼子潘正炜还是挂名当上了行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十三行档案约有2000余件，本文仅对最为典型的潘振承父子档案进行了梳理，此外潘氏商人尚有道光时期的潘长耀、潘正炜、潘仕成等人的档案。笔者曾参与广州十三行清宫档案的系列开发整理工作，近年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黄埔区档案馆及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系列的编研成果，包括：《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帝国商行》纪录片、《帝国商行》专著、《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清朝洋商秘档》。二三百年前的皇家档案，将为当今的十三行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广州十三行档案的文化价值

广州十三行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的开始，在“海上之路”及清代中西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广州十三行档案是记录和反映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变革和衰亡的重要依据，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广州作为早期东方世界贸易枢纽的辉煌场景。一、广州十三行档案溯源

广州十三行档案专指18、19世纪西欧各东印度公司和美国等国家对广州开展贸易所形成的各种档案，以及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形成的各种档案，这些档案数量浩大，并分别由各国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保存。我们国家所保存的清代对外贸易档案主要集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1年7月，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从浩瀚的馆藏档案中发掘出大量与十三行有关的清宫档案，并将其中1000余件重要档案进行了复制，作为建立地区历史十三行档案的主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各类反映广州十三行历史面貌的书籍、图片和实物，并逐步与各有关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建立定期档案交流工作，以期在本地区建立较为完善的广州十三行专业档案。

荔湾区档案馆目前所征集的这批档案其时间始自顺治八年（1651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60年，覆盖了清代十朝期间广州十三行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变迁。目前荔湾区档案馆馆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主要包括：①各朝皇帝颁发的谕令及记载帝王政务、旨令、言行的实录、圣训、起居注；②中央各部院大臣及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粤海关大员进呈的奏折、题本，且多数奏折都有当朝皇帝的御批手迹；③涉外事件中的中外交涉照会；④各官府衙门之间来往的咨文、电报；⑤皇帝御览的广东沿海及广州古城地图；⑥官府对广州十三行设置、管理记录以及十三行人员及商号变动的记录；⑦与广州十三行相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各类当时记录广州十三行活动的中、外书籍和报刊；相关国家的档案；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⑧广州十三行图片库；⑨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实物。目前荔湾区档案馆广州十三行档案资料库仍在不断补充和完善，并将结合区委、区政府的发展规划，对广州十三行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二、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

广州十三行档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和务实的特性。

1．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在广州十三行档案中，充分反映出清王朝由顺治抑制贡市、康熙开海贸易、雍正迁移税口、乾隆一口通商、嘉庆禁绝鸦片到道光国门洞开的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轨迹。顺治四年（1647年）邵武政权在广州灭亡，广州被攻陷，当时的两广总督佟养甲为筹集军饷，上书朝廷，请求循明旧例，开放贸易。题本中“天地生财有数，内地民力计亩征收，血力几何。通商固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所以裕广省之饷，益中国之赋，合应仍复古例。”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对外贸易已在广州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顺治八年（1651年）广东巡抚李栖凤的奏报中提到：“西洋彝人托处粤之香山濠镜澳，来往贸易，轮饷养兵，考之故籍，实百余年于此矣。”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广州的对外贸易在当时已延续百余年，海外贸易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收入之一。由此可见，由于广州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偏居南隅，受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小，太平洋季风和天然深水良港的优越地理条件，共同孕育了具有海洋文化特性的岭南本土文化。长期中西文化的交融荟萃，使岭南文化具有先天的开放性，具有突破“传统导向”的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

2．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正因为长期处于中外贸易的中心，多元文化的长期碰撞，使岭南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珍藏在广州博物馆的300多件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外销艺术品，无论从瓷器、牙雕还是外销画上都体现了当时广州制造业为适应国际市场、融汇中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广彩的造型和纹饰都是根据欧洲商人的要求烧制而成，瓷坯购自江西景德镇，在广州珠江南岸的陶瓷厂绘饰烧制。其纹饰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瓷器的彩绘技艺，又仿照西洋画的表现手法，色彩艳丽，别具特色。这从馆藏资料《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所收近百件广彩瓷中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被作为广式建筑代表的骑楼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典型杰作。这种骑楼由廊柱结构的十三行商馆发展而来，既引进了西方和地中海国家廊柱式建筑的格局，又适合南方潮湿多雨、商楼密集的特点。这些体现着异国风情的古老建筑，至今仍是广州建筑史的瑰宝。西洋文化不仅影响着广州建筑，还深入到当时广州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帝国商行》中记载：当时家庭吃西洋餐是广州城的居家时尚，在当年的越华书院就曾盖有洋馆式酒楼，而广州在康熙至道光年间，有30所创办的书院开设教授数学、天文、历法等西方自然科学学科，打破了传统的教育体制。

总而言之，广州以其特有的岭南文化的包容性，接纳和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知识，并融合形成了广州特有的城市文化。

3．广州十三行档案与岭南文化的务实性。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发达的商业体系，铸造了岭南文化务实重商的特点。

在馆藏广州十三行档案《两广总督李侍尧为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规条事奏折》“历来夷商到广贸易，向系寓歇行商馆内，原属有专责。乃近来有等嗜利之徒，将所有房屋或置买已经歇业之行，雕栏画槛，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图得厚租”；又“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籍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这些档案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广州商人为规避不合理体制，与外商开展贸易，以及根据外商需求，提供适合的生活条件的努力。重商务实求利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道光二年（1822年）广州西关失火，殃及十三行，大部分商行及仓库被焚毁，为稳定对外贸易活动，两广总督阮元上奏朝廷“夷人货物被焚，赀本已归乌有，若再令交税，未免拮据，所有应交税银十四万二百四十三两四钱四分六厘，可否准其豁免。”可见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涸泽而渔是无法维持行商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岭南文化的务实也多少影响着当地政府的运作。

在馆藏资料《十三行》中还记录了广州十三行中的代表人物怡和行行商伍秉鉴（1769—1843年）的传奇故事，美国《华尔街时报》曾报道：一个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型货船约值10万元）的债务，因为没有能力偿还一直滞留广州。伍秉鉴当着他的面把借据撕碎，表示他们之间账目两清。这个故事使他在海外享誉半个世纪。通过将无法偿还的坏账，通过舆论宣传而核销，不仅没有给自己增加实际损失，而且大大提高了商行的信誉度，可见当时行商的务实性。从大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岭南文化重商务实的特性对当时广州地区行政、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岭南文化是广州十三行能在南粤大地上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三、广州十三行档案研究的现实意义

广州十三行档案是记载近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是中国由封建制度走向资本共和转变思想的起源，在十三行档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为广州十三行带来的巨大贸易财富，也可以看到落后的社会制度、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给中国带来的落后和愚昧。

广州十三行创造的贸易帝国也是个商业奇迹，是根植在这片土地上千年的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和务实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承担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对本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档案进行保存、编研和开发的责任，并通过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和挖掘，为政府进行文化投入提供科学的选题依据。2001年以来，荔湾区档案馆，通过外引内联，对馆藏的广州十三行档案进行挖掘整理，目前已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电视纪录片，编纂了《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十三行》（与广东中华民族促进会、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合作）和《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合作），并先后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十三行档案展。同时荔湾区档案馆还积极参与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筹建工作，目前已完成前期的预展设计工作。

总之，广州十三行档案作为荔湾馆的重点建设项目，将在现有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征集相关档案和研究资料，并建立广州十三行图片库，积极推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为建设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也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更好资源支持。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中文档案介绍

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文档案的内容包括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在广州和澳门的中文通信和文件。档案形成时间从1793年至1834年，即英国议会法案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为止。

由于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负责东印度公司在整个垄断贸易期间的对华贸易事务，因此该委员会与许多中国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有着经常性的交往。中国中央政府对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就像对其他外国人一样保持着距离，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欧洲商人只允许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由于中国政府只接受中文书写的信函和文件，因此，委员会不得不请一批翻译（外国语言精通者）和书记，他们归中文秘书处领导。这批档案就是这样形成和保存下来的。

在广州的贸易中英双方各有其经营垄断权，在中国方面对外贸易只能由家传数代的商行（洋行）代理。通常，欧洲商人在每位行商的名字后面加上表示尊敬的商名“官”，例如浩官（怡和行的伍秉鉴，西方人称其为伍浩官，译者注）、章官（东生行行商刘德章，译者注）。双方的商行都坐落在广州珠江河岸指定的范围内，中国商人在“洋行”里，而欧洲人则住在专门从事贸易的“夷馆”中。

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中文秘书处档案中大量的通信都是有关贸易及其相关事宜的。当时，最主要的公开合法的贸易货物是茶叶（从中国出口到西方各国）和棉花（从印度进口到中国），因而与此有关的问题在通信中提到的特别多。关于非法鸦片贸易而逐步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问题，在这些档案中提及的就相对少很多。

这批档案还涉及了大量中外之间存在的司法纠纷，特别是有关贸易方面的纠纷，如商行的破产、关税问题或官印发放（洋船行驶的许可证）。这些档案反映了当时外国商人与行商或当地海关监督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外商不得不通过洋行商人作为中外贸易的中介间接地进行贸易。

此外，档案中还记载了中外双方有关贸易摩擦的细节，从由鸦片贸易引起的暴力和谋杀事件，到当地的律例和协议书等，如禁止欧洲妇女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馆，禁止欧洲人坐轿子或坐舢板到喜欢的地方游玩等等。

这批档案中形成时间最早的一份是1793年英国乔治三世国王致中国皇帝（乾隆皇帝，译者注）的信函，信中介绍了其大使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正在前往中国（编号1048/1）。另外，还保存有1802年、1803年，1805至1807年的一些零散文件。从1809年到1834年，尽管中文秘书处多次搬迁，但其档案还是比较多地保存了下来。

1834年，这批档案移交给了新任命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此后由中文秘书处保管。1834年至1843年中文秘书处设在广州，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迁到香港，后来这批档案转到北京的英国驻华外交使团，一直存放到1958年运回伦敦为止。1959年，这些原来全部编在FO682系列的大量中文档案，由英国外交部移交给英国公共档案馆（现改称英国国家档案馆，译者注）收藏。在当时这批档案仍是一堆令人费解的中文材料。（20世纪）8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的史料由郭德思（P.D.Coast）鉴定、摘录和编辑目录。郭德思是前中国领事馆的人员，他所做工作的基金是由英国科学院赞助的。

中文秘书处1781年至1809年的中文档案登记本编在大使馆与领事馆—中国—杂件系列（编号：FO233/189）。这些档案与编号为FO1048的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的中文档案是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英文档案的补充。东印度公司的英文档案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与东方类馆藏中，编号：G/12（商行档案，中国与日本，1596—1840年）和R/10（中国：广州和澳门档案，1632—1841年）

在英国外交部—综合通信—中国（编号：FO17）系列和英国海军部—中国—通信系列（编号：ADM125）两类档案系列中也发现有与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活动档案相关的材料。

关于这批档案更详细的鉴定和分类，请参阅郭德思写的《近代亚洲研究》（1983年）第十七章第二节，第239—255页。在伦敦基尤的资料室中有一份复本可供查询。

《海山仙馆丛书》研究

潘仕成，字德畬，又称德舆、德隅、德玙，号海山仙馆主人，广东番禺人，约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早年经营洋务，为十三行行商。道光十二年（1832年），潘仕成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获选副榜贡生。时因“畿辅岁祲，饥民嗷嗷。仕成捐赈巨款，全活甚众，”而被钦赐举人，报捐刑部郎中。同年，他又因“捐输三万两”，镇压“连山排猺滋事”，被道光帝下谕嘉奖，“著照例由部议叙”。还曾“在都与同乡诸公，倡种牛痘之局”，由此名声大震，“都下名流争相延访”。

嗣后，潘仕成载誉南归，以富商、绅士的身份，与广东军政显贵、文人雅士穿梭往还，过从甚密。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兵军备落后的积弊在英军船坚炮利的攻击下，暴露无遗。为抵御外侮，潘仕成积极捐造炮船，研制水雷，筹防筹饷，帮办洋务，贡献良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潘仕成在考察英法战船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捐资白银1.7万余两，仿造战船一艘，长十一丈余。该船“仿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旋经靖逆将军奕山、总督祁贡、水师提督吴建勋“亲往白鹅潭查验，架驶极为灵便合用”，“足以御敌”。为此，道光帝特下谕称：“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同时将造船图说五种咨交江苏、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各省督抚阅看，“如果合用，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并强调所造船只，“务须木料坚固，堪备捍御之用为要”。清代率先仿造西方先进战船，自潘仕成始。在捐造战船的同时，潘仕成认识到，要制敌则必先制其炮，制其炮则必先制其船，而制其船的新式武器就是水雷。因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潘仕成又延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在广州首次研制攻船水雷。据奕山、祁贡等奏称，“再查本年六月间，绅士潘仕成独力报效，不惜重资，雇觅咪唎坚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经过九个月的试验，水雷终告制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壬申（初二日），祁贡向道光帝奏请：潘仕成制造水雷已成，现由李光钤等“带同匠役，将水雷二十具，火药四百斤，并缮绘《水雷图说》一册，赍送进呈”。九月，清廷派天津镇善禄，通州镇向荣携20枚水雷，在天津大沽口演习，杀伤力颇佳，被誉为“火功利器”。这是中国制造水雷的开始。与此同时，潘仕成还慷慨解囊，“叠次倡捐”，资助抗英团练，曾一次捐助军饷8万两，“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之员”。任两广总督间的邓廷桢在广州石门试炮，特邀请他前往，“俾得共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初，潘仕成响应林则徐的号召，主动代垫广益行雇募300名守护广州壮勇的雇资。林则徐称他“捐资保卫城垣，诚属善举”。祁贡任两广总督期间，潘仕成又出谋献策，力助虎门海防堤工之建成。

由于“剿办广东夷匪出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潘仕成被清廷谕赏花翎。次年八月，潘仕成又因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被清廷“赏加布政使衔，以示奖励”。鉴于潘仕成“久任部曹，极知轻重，生长粤东，明习土语，且于连年善后案内，因购夷炮，招致夷匠，创造水雷，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潘仕成被两广总督耆英授为洋务要员，主要任务是“赴夷商聚集之所”，侦探外国使者入粤进京的意图和找人翻译夷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潘仕成“授分巡甘肃平庆泾道”，耆英以潘“籍隶粤东，夷情甚为熟悉”，“每遇各夷一有动静，饬令该道设法侦探，无不立得其情伪”为由，奏请“可否于附近广东之江西、广西两省，选缺道员内，量予对调，庶臣等遇有应行要用之处，得以随时奏明，就近签调来粤。”道光帝据此于同年十一月，改授潘仕成为广西桂平梧郁道，又被“奏留粤东帮办洋务”。次年，道光帝特旨补授潘仕成两广盐运使，按清制“本籍人为本省盐司异数也”，他“以非分呈请固辞”。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潘仕成改授浙江盐运使，又被继任两广总督以“粤东夷务孔棘”为由奏留。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年（1858年），清廷令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旋又派他们赴上海，与英法等国“妥议通商税则事宜”。潘仕成受命赴上海，“听候桂良等差遣委用”。嗣后归粤，潘仕成便“养疴里门，不复出”。

潘仕成性情慷慨，“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他曾耗银一万三千五百余两修茸广州贡院，“增修号舍五百六十五间”；捐资修建崩塌的广州“学院文场”；捐出在北京宣武门外自置住宅为“阖邑会馆，俾公车籍为栖憩”；还与同邑人集捐银二千六百余两，支修茸会馆之外，其余生息为日后修理会馆之用；捐资为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的崎岖山路修路铺石。

潘仕成生平风雅好古，酷爰藏书，“好刻书帖”。曾兴筑园林别墅荔香园做为其藏书刻书之所。荔香园约于道光十年（1830年）修建于广州西门外泮塘，即今荔湾湖之西南部，逢庆大街以北，黄沙大道以东，龙津西路以西一带。因园门有“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对联，荔香园又被题名为“海山仙馆”。海山仙馆的园林胜景，时人留下不少真实详细的描述。余洵庆在《荷廊笔记》中写道：“其宏规巨构，独擅台榭水石之胜者，咸推潘氏园。园有一山，冈坡峻坦，松桧蓊蔚，石径一道，可以拾级而登。……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波渺弥，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缭，栏干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致。……园多果木，而荔枝树尤繁。东有白塔，高五级，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带，高楼层阁，曲房密室复有十余处，亦皆花承树荫，高卑合宜。然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徒以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陈兆兰在《香生吟草》中，也把海山仙馆描绘成人间仙景：“林泉无处不清凉，自是仙家别有乡。近水楼台皆入画，宿花魂梦亦生香。名园古木千株秀，外国珍禽万样良。池馆羊城推第一，游踪得到岂寻常。”生动地勾画出海山仙馆迷人的景色。

海山仙馆不但以优美的园林胜景名闻遐迩，而且以丰富的书画、碑帖、古籍和器物收藏而引人入胜。“四壁图书一帘花月，三分水竹几曲亭台。”“嗜古闲情兼好客，贮书余地恰藏书。”“水木别成村，有四壁图书，一庭风月；楼台浑似画，是洞天海岳，福地瑯嬛。”“插架汉唐书，嵌壁宋元字。”从诗人对海山仙馆的吟咏，可见其收藏的丰富。潘仕成在《海山仙馆藏真三刻》的跋中称：“卅载搜罗真迹，昕夕为缘，净几明窗，恍与古会。”曾参与收藏、整理《海山仙馆丛书》板片的广东省立编印局委员兼总务主任廖景曾也称：海山仙馆“春秋佳日，远招近挹，聚集一时名士，觞咏其间，如谭玉笙、孟蒲生、熊遂江、谢里甫诸前辈、当代名流，遊无虚日。物以类聚，故海内佚本，亦纷集其门”。冼玉清在《广东之鉴藏家》中也指出：海山仙馆“收藏古金石器甚富，好古而有力，故所藏推为粤东第一”。

潘仕成醉心收藏的同时，还斥资自办刻书所。湖南何绍业曾致函潘仕成，游说他购买一付活字板，函称“敝世兄黄香铁有活字板一付，此物用处极大，然非好古而有力者必不能办。弟知交最疏，所佩信者阁下外更无第二人。香铁挟此已久，阁下倘舒一臂之力，既可挽佳士之贫寒，亦可以继古人作述，劂功伟矣。他日裒辑艺林，弟与香铁均可供雠校之役。……板字共十七万零，共值千五百金，……板字精整，尚未曾用过”。从此函可见潘仕成刻印书籍，规模宏大，广为人知。据初步查核，海山仙馆刊刻的图书有《佩文韵府》106卷、《韵府拾遗》106卷、《经验良方》10卷、《咽喉秘集》2卷、《痧症全书》3卷、《验方新编》16卷、《鬼趣图题咏》1卷、《水雷图说》1卷、《海山仙馆藏真》16卷、《海山仙馆藏真续刻》16等、《海山仙馆藏真三刻》16卷、《尺素遗芬》4卷、《海山仙馆摹古帖》12卷、《海山仙馆禊叙帖》1卷、《宋四大家墨宝》6卷等，以及最具影响的丛书《海山仙馆丛书》。二、《海山仙馆丛书》概况：

1．《海山仙馆丛书》一览表续上表续上表续上表续上表续上表

2．《海山仙馆丛书》刊刻时间《海山仙馆丛书》书首书名页题“道光已酉镌，海山仙馆丛书，本馆藏板”。道光已酉年即二十九年（1849年）。查丛书各子目书名页，该丛书应始刻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竣工，前后凡六年。其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刊刻5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刊刻10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刻30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刻11种，咸丰元年（1851年）刊刻2种。其中有两种书一书分刻于两个年代的，暂按4种计。宋代胡仔撰《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刻于道光二十六年，《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刻于道光二十九年；清代傅山撰《女科》二卷刻于道光二十七年，《产后编》二卷刻于道光二十九年。又其中宋代叶大庆撰《考古质疑》六卷除有道光二十九（1849年）刻本外，另有光绪十一年（1885年）翻刻本。

3．《海山仙馆丛书》版式特征《海山仙馆丛书》按统一的版式刊刻，左右双边，上下小黑口，中刻书名、卷次和页码，下象鼻右侧刻“海山仙馆丛书”六字。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大小字体多为方形仿宋体字。版框高约12厘米、宽约19厘米。全书字体娟秀，版式精巧，统一规整，与《知不足斋丛书》相若。《海山仙馆丛书》书首先列总书名页，次列叶志诜序及“海山仙馆丛书例言”。所收各书书首均刊有书名页，署刊刻时间、书名和“海山仙馆丛书”字样。

4．《海山仙馆丛书》收书种数和分类

据《海山仙馆丛书》一览表统计，该丛书共收书56种，487卷，凡120册，10832页。《海山仙馆丛书》例言称：“是书仅得五十余种，亦编分经、史、子、集，以便检阅。”然查核该丛书总目次，并未见按经、史、子、集四部严格编排，如属史部目录类的《遂初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便排列在丛书之首；属子部佛教类的《一切经音义》，却插在经部和史部中间。丛书的后半部分，更是史部、子部和集部混杂编排。《续文献通考》曾评论其编例称：“然《遂初堂书目》及《读书敏求记》目录一类，宜置诸史，而反列于经。医学、天算、艺术一类宜列诸子，而反入于集”。编排的杂乱是该丛书最为后人诟病之处。该丛书考虑内容的归一和各册页数的适中，在装订上并没完全按目录顺序进行，如第2册由第2种《易大义》、第4种《尚书注考》和第5种《读诗拙言》合订；第十八册由第12种《靖康传信录》和第15种《洛阳名园记》合订。

5．《海山仙馆丛书》的校勘

晚清广东刊刻丛书，例重校勘，如《粤雅堂丛书》、《广雅丛书》。《番禺县续志》称潘仕成筑海山仙馆，蒐集故书，“刻为丛书，延南海谭莹校定之，世称善本”。此说并不完全属实。考诸原书，校勘者有孟鸿光、谭莹和李性三人，而以孟鸿光为主。孟鸿光，字蒲生，号印觉居士，别署小孟山人。番禺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毕生从事教育，曾设馆广州清水濠以启后学。“好小学及金石文字”，也工诗文，撰有《缘剑真人诗钞》。孟鸿光为《海山仙馆丛书》校书17种85卷。李性，嘉应人。仅校傅山撰《女科》二卷、《产后编》二卷。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南海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历官肇庆府学教授，嘉应州学、化州学训导等。曾任学海堂学长，广东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监院数十年。著有《乐志堂诗集》、《乐志堂文集》等。谭莹为《海山仙馆丛书》校书7种62卷（其中《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仅第十七卷题谭莹校）。其余诸书均无校勘者。

相比起同时的《粤雅堂丛书》每种书均有校者，并附跋语，介绍作者生平、底本来源、版本情况和校勘概况等；其后的《广雅丛书》设有严格的校勘制度，每书均有专门校勘人员，不少还设初校、复校和再复校，则《海山仙馆丛书》在校勘方面显然稍显逊色。究其原因，或与谭莹将主要精力用于《粤雅堂丛书》的校勘不无关系。《海山仙馆丛书》刊刻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而《粤雅堂丛书》也始刊刻于道光末年咸丰初年，谭莹虽同时受潘仕成和伍崇曜之聘，校定这两套大型丛书，但其精力主要放在后者。吴道镕曾称：“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四卷。又博采海内罕观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皆手自校刊，凡为跋尾二百余通，生平精力略尽于此矣。”而谭莹为何会厚此薄彼，固然与个人精力难以兼顾有关，但笔者推测似还另有原因。谭莹曾为《海山仙馆丛书》草拟序言，但最终并没有被潘仕成采用。《海山仙馆丛书》正式刊刻出版的序言，乃道光二十八年叶志诜所撰，这一细节或许正反映谭、潘间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很融洽，也影响了谭莹在《海山仙馆丛书》校勘方面专注用力。因而也给该丛书个别底本的采择和校勘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由谭莹校的《桂苑笔耕集》程度不同地存在错字、脱字及衍字现象。同治四年（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以《海山仙馆丛书》本《几何原本》“错讹甚多，故重刻之”。而《续文献通考》则批评该丛书个别底本不善，“且仕成讥昔人丛编之割裂，然所登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仅二十五卷，而未见东洋所藏唐释慧琳一百卷之足本，则与割裂何异。”三、《海山仙馆丛书》的特色与评价

盛刻丛书乃清代私刻的一大特色。“清代学风，既由空疏而转入朴实。故私家刻书，或慎摹旧本，或广罗秘笈，往往汇为丛书，传之士林。盖私家刻书之极盛时代也”。张之洞十分推崇丛书的功效，指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谢国桢也盛赞丛书“搜罗至广，学者欲求以往著述，属于何类之书，均可于丛书中求之，遂成学术之宝库”。清代乾嘉以降，影响较大的丛书有鲍廷博之《知不足斋丛书》、毕沅之《经训堂丛书》、卢见曾之《雅雨堂丛书》、孔继涵之《微波榭丛书》、李文藻之《贷园丛书》、吴骞之《拜经楼丛书》、段玉裁之《经韵楼丛书》、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阮元之《文选楼丛书》、张海鹏之《学津讨源》、《墨海金壶》、钱熙祚之《守山阁丛书》、伍崇矅之《粤雅堂丛书》等。谭莹在为《海山仙馆丛书》拟序时就曾慨叹“丛书之刻，于今夥矣”。然而，《海山仙馆丛书》虽非鸿篇巨制，且编排与校勘也略存瑕疵，但却能在清代众多丛书之中，卓然名世，见重学林，可见其自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1．搜求遗佚，汇辑珍稀典籍。清代乾嘉以来，各家私刻丛书，多专注于搜残存佚，刊刻罕见珍本。潘仕成也不例外，在《海山仙馆丛书例言》中，潘氏开宗明义声称“是书但择前贤遗编，足资身心学问，而坊肆无传本者，裒付枣棃，冀弗坠佚，且获善本。”因而，《海山仙馆丛书》汇辑、刊印了一批稀见的宋元以来典籍。

首先，收录了《四库全书》中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佚书。这些佚书虽然也被《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入，但流传仍较稀少。如宋叶大庆撰的《考古质疑》六卷。“其书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宋世著述诸名家，各为扶摘其疑义，考证详明，类多前人所未发”，“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然而该书自宋代成书后，竟“沉晦不显，几至终湮”，“蟗蚀凋残逾数百载”。又如宋张淏撰的《云谷杂纪》四卷，“此书专为考据之学……。其折中精审、厘订详明，于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纠其谬。”但该书《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未载，“其本久佚”。又还如元李冶撰的《敬斋古今黈》八卷，“其书皆订正旧文，以孝证佐其议论。词锋骏利，博辩不穷。”“有元一代之说部，固未有过之者也。”但也因“原本久佚”而鲜为人知。这些佚书均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

其次，收录了《四库全书》未收，其他丛书也甚少收录的稀见本。如宋路振撰、张唐英补撰的《九国志》十二卷。“此书世久失传，惟曲阜孔氏尚有旧钞残帙。”“卷帙丛残，阙佚过半，然藉此以禆五代史之漏略，已不少矣”。又如宋晁冲之撰的《晁具茨先生诗集》十五卷，也“流传甚少”。此外，还有《古史辑要》、《酌中志》、《慎守要录》、《青藤书屋文集》、《宋四六话》、《茶董补》、《酒颠补》等明清学人著作，首次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为该丛书所独有。

2．人弃我取，广收中西科技文献。清代刊刻丛书收载内容多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但随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影响的逐步扩大，个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学文献。较早收载西方科技文献的丛书有明崇祯年间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此后，有清嘉庆年间吴省兰的《艺海珠尘》、清道光年间钱熙祚的《指海》、《守山阁丛书》等，但此类丛书在清代风行刊刻的诸多丛书中，仍属少数。《海山仙馆丛书》固然也收载了诸多传统的经史考证、人物传记、诗文别集。但由于编者潘仕成长期“帮办洋务，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有切身的感受和广泛的了解。因而，在收书范围上，突破传统的樊篱，收罗了不少中西科技文献，对西人科技著作尤为格外重视。在《海山仙馆丛书例言》中特别强调，“其书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亦有可观，不妨兼採。”“讲武之书，为当务所急；四夷纪录，亦足广见闻，固不嫌于人弃我取。”在《海山仙馆丛书》所收子目中，数学类书籍有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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